司法端倪

㈠ 儒家思想对汉代司法的影响有哪些

浅谈汉代法律儒家化及其影响与意义
一法律儒家化的起源
1） 汉代是法律儒家化的起源法律儒家化一说从陈寅恪开始，见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但真正指出法律儒家化的起源于汉代的是瞿同祖，但他认为汉代已有端倪。美国学者布迪与莫里斯在其合著的《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中也附和法律儒家化的观点，他们指出，虽然法家思想中可能有一些内容为中国法律所保留，但在整个帝国时代，真正体现法律特点的是法律的儒家化。关于法律儒家化的原因，瞿同祖认为，在秦汉时代，中国法律是法家化的。在汉朝，法律本身是法家化的，因为法律不能被随意变化，从而采用了以经义决狱的方法。梁治平却认为，董仲舒的引经断狱往往不是因为当时缺少可资援用的法律规范，而是另有缘故。这缘故或者是法律秩序道德的不利，或者是人们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未能把握儒家的纯正精神，却很难归结为当时的法律是非儒学的乃至反儒学的。董仲舒援引经义都只是辨明事实，而不曾以经义否定成法。另外，汉代的大儒都写法律章句。儒家一直是法律的反对者，他们为什么对写法律章句感兴趣呢？究其因，这是他们以此对法律的适用施加影响，用儒家的思想观点左右法律的实施的积极方式。梁治平等学者认为，古代的律学，不论采取何种形式，其要旨在于发掘律文的道德意蕴，其结果，一方面是保证且深化了法律的道德化，另一方面是强化了古代法律的反系统倾向，通过儒法合流形成了一个法制多元主义架构。
2）封建法制史中的儒家思想的起源。
儒家思想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范，“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常理——即不可违反的真理，时时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范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于是经过战乱过后，秦因其商秧变法而产生的强大国力统一中国脱颖而出，秦统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给其带来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统治的残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统治者倾向于法家思想也同时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这一重创，到了汉代，经大儒董仲儒，才又将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为思想统治之工具。
二浅谈汉代法律的儒家化
法律的儒家化始于汉武帝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的开端，也正是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范围之大，历史之久以至其他思想都无可比拟。从法律到社会思潮，从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到家庭伦理甚至个人行为无处不及，也由此，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一直影响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1）汉代法律儒家化开端与背景
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是从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大一统思想并为汉武帝采纳，进而董仲舒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又为汉武帝采纳开始的。
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的原因在于经历了秦朝的苛政和楚汉之争的多年战乱后，汉初统治者着重于重建社会生产力，实行以修养生息为主的“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作为统治。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发展，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世大的发展和积攒，达到了“文景之治”的效果。而汉初分封的诸侯王也因此而势力强大起来，构成对中央集权的威胁，至此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对这种威胁已没有较强的约束力，而单纯依靠法家思想的统治又会引至秦朝灭亡悲剧的重演。因此，统治者急需一种比黄老思想更有力，比法家思想更温柔的手段来施行统治。这就孕育出顺应当时时代潮流的中庸化的思想，儒家思想。汉武帝提出“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的诏书，而董仲舒对以《春秋》大一统之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大德施教化，辅之以刑罚，即德主刑辅，为武帝采纳，至此儒家思想重登中国政治历史舞台。
董仲舒将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和法家的“三纲”结合，更系统地将“三纲”论述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思想赋之以阴阳家神秘化的表述结合起来满足统治的需要。也就是说董仲舒以儒家经典思想为基础，结合了法家、阴阳家和道家顺应天意、道法自然的思想并将儒家的家庭伦理、理想社会形态纳入了统治思想的范畴，进而在法律上影响了汉律以至历朝历代的立法和人文思想、生活习惯、道德规范，进而更使儒家思想法律化、制度化。
2）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1、在立法指导思想方面
首先，董仲舒提出了君权神授思想，将皇权神化。认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皇帝是百姓与上苍的中介，可以代天行赏或行罚。皇帝的至尊权威不受任何侵犯，并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最严厉的刑罚。凡是侵害皇帝个人和皇权统治的行为均视为最严重的犯罪，均构成“死罪”。如“欺漫”、“诋欺”、“诬”、“诽谤”甚至“腹诽”和“阿党”，等罪名。即皇帝个人代表了国家意志。这与以后儒家强调皇帝的权威是分不开的，而董仲舒则利用神化将其合法化。 本来法律是用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儒家化的汉律则首先赋予皇帝特殊的人格，不受任何限制。其至尊地位，在法律上规定任何侵犯皇帝言行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的罪以行，甚至心理活动都不可以，如“腹诽”罪即在心里诽谤朝政。这正是儒家重视内在修养这一特点在立法上的表现，而儒家化后的汉律也将心理因素做为犯罪与否和犯的是什么罪的依据。
其次，董仲舒提出了“德主刑辅”的思想。他主张以教育和法律的手段相互补充，减少肉刑，给犯罪者以改过机会，而非将其处死做为处罚目的。以德教为主，兴办学校，提倡儒家教育，把犯罪苗头从心理上消灭掉。而刑罚只是辅助之作用，而不象秦朝统治以刑罚多、刑罚重，一味强调“刑以杀为威”，并且以刑罚做为目的而忽视教育的作用。这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吸取了秦朝残酷统治的历史教训，结合西汉初年统治阶层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取其中间位置的德主而刑辅，即不单纯采取法家单纯的苛刑重典不近人情的惩罚目的学说，又不单纯的以教育为唯一方式，而是采取了儒家所谓中庸之说有主有辅。孔子的刑罚教育目的学说在这里发挥了极大作用。孔子的认为教育以德礼教化百姓，便可达到“礼仪之邦”无为而治的目的。因此以德礼教育为主，刑罚为辅即可将统治推向仁政。所以在汉朝的立法上比秦朝更倾向于统治阶级利益的维护和家庭伦理观念的约束。其思想实质便是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这便引出了——礼律融合，三纲五常的尊卑思想指导立法或者说是指导了法律的价值取向。
第三，“三纲五常”思想的形成。三纲二字最早见于《韩非子》这一法家著作，而“三纲五常”连用则是在董仲舒之后的《白虎通义》中。不过对“三纲五常”作全面、系统论述的还是董仲舒，可以看得出董仲舒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结合了法家、阴阳家及道家之说，并为之所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顺命》中说“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于天子，子受命于父，君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这种思想指导在很多汉律的条文都体现了这一思想根源，也使“三纲”除了做为一种道德规范外，更成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行为规范。 “五常”之道是董仲舒在汉武帝一次策问中提出，其服务对象主要是维护大一统政治局面，他说：“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王者修饰，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外，延及群生也”（《汉书·董仲舒传》）。可见“三纲”是用以约束臣民，而“五常”则延及范围包括君主，以礼区分社会等级的尊卑制度和行为标准，而“仁、义、礼、智、信”则是整个社会的伦理本位和道德价值标准，其中君主的表率作用亦不乏其中。
董仲舒是以重道义，轻功利的思想来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统治者讲求仁政，而对百姓施以德教、礼教，淡化功利之心。至此，由董仲舒根据儒家思想构建的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和价值雏形取向便初步显现。
2、在律法方面的表现第一,刑事立法方面。在刑事立法的原则上，与现代不同，汉朝的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年龄与现代大有区别，它将年龄划分为三段，即幼年、成年、老年，只有成年而未步入老年的人才负有刑事责任能力，而根据《汉书、刑法志》记载，“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既衰，亦无暴逆之心”，而七、八岁或以下的孩童又稚气未脱不明世事，皆无刑事责任能力。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规定了卑幼匿尊长不负刑事责任。尊长匿卑幼除死罪上请减免外，不负刑事责任。儒家的家庭、宗族伦理观念在这里以法律原则的形式得以明确表达。该原则抛弃了法家“一断于法”的观点。而是从个人与家庭的伦理纲常关系直接演变成了国家社会管理职能的法律手段。 “先告自除其罪”原则，这象现代法律中的自首情节，但不尽同，现代自首情节只做为一个可减免的酌定情节，不至于因自首而免除刑罚，但在汉律中先告自免其罪原则就带有儒家注重内省内修的成份。对于一个犯了罪的人，儒家认为这是内修出了问题，只要能够“先告”则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因此也就可以免除对其的刑罚。也就使之近乎法定情节。
“先请制度”原则，两汉时期公侯其子嗣和官史俸禄在三百石以上的在法律上都享受有罪“先请”的特权，凡经上请，一般都可以减刑或免刑。
“造意”与“非造意”的原则。在汉律立法中开始在“故意情节”中区分出“造意”与“非造意”，而究其思想根源，仍直指儒家的注重的心性之区分，“造意”即指犯罪前即有谋化、策动如何实施犯罪行为，即蓄谋；而“非造意”则指事先无计划预谋的故意犯罪行为，从而可以看得出，而区分的目的直指主观恶意的程度，而主观恶意则直接表现了其心性的“恶”与“善”的区分。第二,刑罚方面，汉朝多次减轻刑罚，与秦朝广泛使用死刑连以肉刑为主的刑罚制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并且为封建法制形成“笞、杖、徒、流、死”五刑制度奠定了基础。在刑罚上，汉代不依靠司法程序，而在儒家“三纲”“五常”的思想指导下，礼法合并，崇尚忠孝，对君要忠，对尊长则以孝为先，即百善孝为先。以礼治代替法治的儒家思想在法律“引礼入律”后的结果。其直接后果是将法律的行为与后果对等这一法律内在价值破坏无遗。
，董仲舒由“五常”之道所倡导的重道义轻功利思想，直接影响了汉代统治者重农轻商，形成了仕、学、农、工、商的阶级秩序，进而在民商立法上产生了很大的导向作用。如汉代在财产法律制度的立法方面其取向并不重视规范市场秩序而是在交易合同方面依惯例或民间习惯，因此商人的社会地位极低（连马车都不可以用）。汉代身份法律制度方面也多是将儒家的伦理纲常观点制度化，道德法律化的表现。汉律划分了社会等级制度，最上层是特权阶层，即皇室亲属均封为贵族，还有军功爵位制，官吏等级制，按照军功大小不同可分为二十等爵位，爵位也可以钱粮换取；官吏按职位高低赋以不等的俸禄，平民可以通过学习或辟举的途径成为官吏；而犯罪也会使爵位、官职受到削减。家庭制度上 “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家长制在汉代家庭法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在汉律中对家长不孝或触犯父权者，要处以极刑，而家长殴打晚辈则一般不受法律管辖。在婚姻立法方面汉律规定了“一夫一妻多妾制”，男女之间在婚姻家庭权利上得不到真正的平等，妇女只能“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老来从子”。在继承方面，财产的继承与现代区别不大。
可见，汉律在民商法律中倾向于宗法家庭立法，重视伦理纲常的制度化家庭化，道德法律化，而轻视了商业秩序的制度化、规范化，这与儒家重义而轻利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3在司法制度方面
汉代司法制度已拥有较完备的司法机构和诉讼程序，但在诉讼方面有几点较明显的封建礼教色彩。重大疑难宗件的最后裁决权，由皇帝独揽，特别是涉及“先请”宗件则一律奏请皇帝，君权神授，君为臣纲的董氏儒家思想又次体现出来。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规定卑幼不可告发尊长，否则以不孝论处，则体现了父为子纲的伦理观，在这里，伦理纲常、礼制大于法律。 “春秋决狱”它是指在审判案件时，如无法律明文规定，则以儒家经义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如董仲舒的《春秋决事比》，“比”是汉代的一种法律形式，类似判例法，以及《春秋决狱》232事等等，都可以看得出汉代在司法断案在无律可引时便完全以儒家思想定夺。 三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影响与意义 1） 法的失败与儒的胜利，法律儒家化的原因。第一，法的胜利。从儒家学说与法家学说的内容本身，我们就能看到这两个派别后来的遭遇。秦国采纳了法家所提倡的那种充满活力，并具有残酷性的理论，从而在与诸侯国的竞争中，取得胜利，并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封建集权制国家。法家所倡导的法变成帝国全境通用的法律。公元前213年，强制推行“焚书坑儒”政策，凡不属于法家的著作以及秦国历史以外的所有历史书籍，一概焚毁。焚书坑儒标志着法家学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第二，法的失败与儒的胜利。令人惊讶的是，法家的胜利颇为短命。公元前210年，秦朝覆灭后，汉朝国对于秦朝所保留下来的官僚政府体制进行了改造和重建。与此同时，另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是：历史出现翻转，儒家学说取代法家学说，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到公元前100年，儒家学说已开始获得作为正统官学的承认。从此以后，法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派别，在中国社会消失了。法家与儒家在秦朝与汉朝短短几年中出现翻盘这实在让人回味，还是让我们先看看什么是法的本质思想。第三，法的本质思想。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新学”。所谓“新学”是相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礼治”主义的“旧学”而言的。“新学”与“旧学”的分歧归结为“法治”主义与“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的分歧。法家的“法治”主义有其特征：主张干涉而反对放任；排斥“人治”主义而独任“法治”主义；排斥“礼治”，不承认自然法的存在；主张国家至上，社会团体甚至血缘亲属团体的利益都得服从君主的国家利益；反对徒任“势治”。法家的思想以“唯物论”为出发点，常常注意此时此地的环境，又深信政府万能，而不承认人类个性的神圣。它的政治主张严格的干涉，但干涉须以客观的“物准”为工具。这一“物准”就是被视为“规矩、权衡”的法律，不容许统治者任意的论心定罪。人们只有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才能得到自由和平等。“法治”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物治”，所以又称“法治”主义为“物治主义”。一方面，是用客观的标准如规矩、权衡、斗量、尺寸等物一样的客观的、人设的、固定不变的法来衡量所有的人；另一方面，是把人当物来治理。也就是把人当成可以用固定的、客观的规矩、尺寸等“物准”去准确无碍地衡量的东西，而不考虑人的特殊能动性。同儒家的“礼治”相比，法家的“法治”反对宗法等级制和世袭制，要求平等守法，并且主张制订和公布成文法，凡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第四，儒的胜利，法律儒家化的原因。儒法的本质不同在于所以说“礼治”和“法治”，其主要分歧不在于制裁手段，而在于行为规范的内容本身。也就是讲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异”的差异行为规范与一断于法的统一行为规范之间的分歧。同“德治”相比，“法治”主义轻视或完全否认道德教化的作用，这和儒家多数主张人性善而法家主张人性恶有关。法家的“法治”主义，首先值得称道的即是它把握住了历史进化的法则，并且顺应历史进化的法则来创造，反对保守和空想。它的“实践精神”和“功用主义”都由此而产生。但其缺陷也即其失败的原因除了本文第一部分第2节的社会原因以外，其内在原因还在于过分忽略了“礼”、“德”、“人”和“法”在政治上互相依辅的作用。“法治”主义昙花一现，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礼治主义、人治主义久已深入人心，而共同和“法治”主义为敌。“法治”主义虽一时占上风，但最终被“礼治”主义学说所征服。二是法家极端强调国家利益，而轻视个人利益，虽能救一时之弊，但不能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不仅是“法治”主义思想在汉以后不发达的原因，也是法律和法学不发达的原因所在。其实，无论是儒家强调的德治还是法家强调的法治，历史上都是君主的工具，其重心不在于“德”或“法”，而在于“治”。德、法其实都是“术”，“治”才是目的。而传统中国的“治”是君主的治，是治民的“治”。民主即是民治，而不是治民。因此，民主时代必须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德治、法治。要实现从治民到民治，也许我们非得在儒法两家之外另辟蹊径，在传统意义上的德治、法治之外谋求另类思维。
2）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影响与意义
1、汉代法律儒家化的思想构成了中国封建统治思想的基础。汉律儒家化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历朝历代统治者无不礼法并用，只是礼法何重何轻根据各历史时期的社会情况有所不同，可“三纲五常之道”成为行为规范的核心这一点照搬不误，引礼入律直至清律都未有改变，如“亲亲得相首匿”等。儒家思想不仅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思想，更直接将其经典条文化，法律化，“三纲五常、纲常伦理”近乎成为指导中国封建社会人们行为规范的习惯法，君权、父权、夫权、成为封建社会的权力核心，而法律对其维护倍至，“仁、义、礼、智、信”则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这与封建制社会的经济基础基本适应。但到封建制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有些内容已不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时有少部份改动，但其思想核心部份即“三纲五常”之道，“纲常伦理”之说和“阴阳天人”之论均未受到动摇，如清律中的“秋审”和家庭制度等。 2、汉代法律儒家化的思想导致了法家作为独立思想而消失，成为儒家思想的一部分。在汉代法律儒家化后，法家思想作为独立的思想逐渐消失，但其并没有被消灭，而是深入了儒家思想的精髓，逐渐成为儒家思想的一部分。在汉代以后各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及其后世传人也要受此大环境的影响，在其思想深处某一派学说占主导地位，但并不影响其他学说在其思想中的存在。宋代大儒朱熹是个重刑主义者，他在湖南任上亲自上阵捉获数千农民打入牢房。而且扣押了宁宗即位颁发的大赦令，直到杀死十几名起义农民领袖后，才予以公布。儒法两家思想已经溶入他的血液里，只不过时代需要他以儒者的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瞿同祖认为“秦汉之法律为法家所拟定，纯本于法家精神。”以其源自是李悝、商君、李斯之法。自汉代开始的法律儒家化，制律者多为“儒家”，如贾谊、陈宠、公孙宏、郑冲、崔浩等等，陈寅恪也说：“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造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以立法参与者的出身来论法律的性质是不可靠的，商鞅、李斯的法律未必“纯本”于法家，贾谊等的法律也未必就反映了“儒家”精神。特别如后世的朱元璋、洪秀全所立之法并不必然代表他所出身的阶级一样。况且，上述诸儒生，本身也多有法家背景，王充即指出“法律之家亦为儒生。” 许多方面儒法是相通的，只是其主张作为治国手段时的次序不同。法家主张法高于道德教化，因为他们不相信道德教化能“禁暴止乱”；而儒家主张在于礼教优先于法或刑，“出礼则入刑”，刑是实现礼义教化的保障。并不能说儒家反对法律手段，或法家反对道德教化手段。这只是一个优先选择的问题。可以看得出，汉代法律儒家化后，法家思想已经深入儒家思想的精髓，并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3、汉代法律儒家化的法律思想构成了中华法系的基础。中华法系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其他四个分别是：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和印度法系，其中印度法系和中华法系都已经解体，现存的共三大法系。中华法系在历史上不但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而且对古代日本、朝鲜和越南的法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华法系开始形成于秦朝及汉代初期，其明显的标志就是汉代初期的法律儒家化，直到到隋唐时期才真正成熟。最初的国家与法产生于夏朝，以后经商朝到西周时期逐渐完备。经过春秋战国时期法律制度的大变革，成文法在各国颁布，到秦朝时中华法系有了雏形。在汉代初期法律儒家化后的思想逐渐成为了封建统治主流思想。此后，经过东汉，以及三国两晋南北朝长达八百多年的发展，到隋唐时，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都很成熟，自成体系了。代表性的法典就是保存至今的《唐律疏议》，这是中华法系完备的标志。唐朝以后，宋元明清各朝都以此为蓝本创制自己朝代的法律制度。日本所学的正是隋唐的法制，至今日本还用的省（相当于中国的部）、地方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府、道都是学习隋唐法制的结果。到清朝末年，在修律的过程中中华法系宣告解体，同时建立了中国近代法制的雏形。中华法系的特点有：第一，法律以君主意志为主。第二，礼教是法律的最高原则。第三，刑法发达，民法薄弱。第四，行政司法合一。从这四个特点中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法律儒家化的影子。

㈡ 西方语境下的治理理论是什么

西方影响的这个什么东西啊，这个应该是比较一个零食，或者是一个当地人研究出来的东西。

㈢ 古代是怎么惩治贪官的

夏商周

对贪污罪的规定自国家伊始就有，中国古代国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4000多年的夏王朝，从古人留下的史料中能寻觅到夏朝法律的踪迹，令人赞叹的是当时已经有了惩治贪污贿赂的规定。夏朝对犯“昏”、“贼”、“墨”三罪的都要处以死刑。
其中“昏”指自己做了坏事而窃取他人的美名，“贼”指肆无忌惮地杀人，而“墨”指的就是官员违法乱纪。夏朝这一对官员违法乱纪的处罚规定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刑事法律中对贪污犯罪的最早规定。
夏以后是商，商朝制定了官刑，其中把对官吏贪赃枉法的惩罚作为主要内容之一，要求官员不得贪求财物美色。
商之后的西周制定了一部重要的法典《吕刑》，规定了司法官员的5种职务犯罪——“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中的“惟货”和“惟来”分别指敲诈勒索，行贿受贿和接受请托，贪赃枉法。

汉朝
官吏若贪赃枉法，禁子孙做官。
汉朝官吏的贪污受贿犯罪活动种类愈加繁多，大致有受财枉法（即收受他人的财物而歪曲法律）、监守自盗（即利用职权窃取自己执掌、管理的国家财物的行为）、挪用公款公物、卖官鬻爵等。
法律对贪污受贿的官吏往往处以重刑，包括免官、禁锢、徒刑直至弃市。禁锢指子孙禁止做官，这种禁止往往能沿袭三代。而弃市指判处死刑。

唐朝
收受贿赂一尺绢 得挨杖责一百下
《唐律疏议》首先以国家大法的形式把有关惩治贪赃犯罪的规定作为法律固定了下来。首先在总则性质的《名例律》中规定了“六赃”，即6种非法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然后又将其中牵涉官吏的犯罪专门规定于《职制律》中。主要包括：
受财枉法，即官吏收受当事人的贿赂而枉法裁判的，收受贿赂一尺（唐代计算赃物时先把它折算成绢数）杖责100下，一匹杖责加倍，15匹可判处死刑。
受财不枉法，即官吏虽收受当事人贿赂但并没有枉法裁判，此种情况下，一尺杖责90下，两匹加倍，30匹要被遣送到指定的边远地区并强制服劳役3年，即“流”刑。
收所监临，指主管官员收受其管辖范围内的钱财货物的行为，收受一尺受荆条鞭打40下，一匹加倍；8匹要剥夺人身自由一年并强制劳动，16匹加倍，50匹流放2000里。
坐赃，即官吏利用不正当手段获取本不该属于自己的利益，获利一尺受荆条鞭打20下，一匹加倍；10匹的判处徒刑一年，20匹加倍，最高判处徒刑3年。

宋朝
贪赃官吏连坐制，累及上司和子孙。
宋朝对贪污犯罪沿用了唐朝的大部分规定，同时在有些方面加重了量刑。并且对犯罪官吏实行连坐制，即一个官员犯贪污罪，其上司和曾举荐过他的官员都要受到处罚，有时甚至要影响子孙的仕途。

元朝
贪银不足半两的按法律免去官职
元代对贪污行为的法律规定较为全面，但与前代相比，在量刑上要宽大得多。
贪赃枉法的，贪银不足半两的，按照法律免去官职；半两至5两的，受荆条鞭打47下；5两至10两的，受荆条鞭打57下；10两到25两的，杖责77下；50两以上的，杖责107下。贪赃不枉法的处罚则更为宽大，贪银150两才杖责107下并免去官职，不再聘任。

明朝
严刑峻法治污吏，情节严重者处死。
明太祖朱元璋执政后对贪官污吏的惩治较唐宋更严、更彻底，制定了一系列严刑峻法，重典治吏，严惩污吏。处罚原则主要有：对情节严重的处以斩刑、绞刑；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罢免官职，永不聘用。
这些规定主要集中在《大明律》中：监守自盗，满40贯即处绞刑；贪赃枉法（收受贿赂从而歪曲法律），满80贯处绞刑；贪赃不枉法（虽受贿但并未歪曲法律），满120贯杖责100下，流放3000里。

清朝
贪官一旦被举报，革职抄家再处罚。
清代的基本法律《大清律例》以明代的《大明律》为蓝本， 也规定了官吏监守自盗（今天意义上的贪污）和受赃（受贿）等罪。清朝官员贪污，只要被参奏，首先就是被革职，查出端倪之后就被抄家即没收所有家产，然后再根据查实的犯罪情节分别给予不同程度的刑事处罚。
除了刑事处罚之外，对于贪污但涉案不深的官吏则可采取行政处罚，包括革职、停止提升、经济赔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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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虽然各朝代都有倡廉与惩腐的法律与举措，而且有的惩腐的法律相当详备而酷烈，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封建专制下的腐败问题。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封建社会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有权立法，也可以随时破坏法制，帝王对官员首先要求是“忠”，其次才是“廉”。第二，古代惩贪律令也有特权法色彩，往往是“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有时法律明确规定达官显贵犯罪享有“先请”、“八议”等，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权，缺乏公平、公正，其效力自然要大打折扣。第三，立法严而执法宽。越到各王朝的后期越是如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致使法律变成一纸空文，贪官横行，腐败蔓延，成为导致政权覆灭的主要因素。现将刊载于甘肃省纪委《党风通讯》中的这篇文章(题目及文中内容有改动)推荐给大家，以期古为今鉴，对我们今天的反腐倡廉工作有所裨益。

一、“三风十愆”罪。

这是商初的官刑。官刑是针对官吏专门制定的刑罚，以警戒公卿百官。此系商朝总结夏朝灭亡的教训而制定的法律。“三风”即巫风、淫风、乱风，是存在于官僚阶层的三种不良风气。“十愆”(愆〔qiān〕的意思是过失)是三风的具体表现，包括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殉于货、色，恒于游、畋(畋〔tián〕的意思是耕种或狩猎)，侮圣言，逆忠直，远耆(耆〔qí〕的意思也指老)德，比顽童等，即：经常在宫中舞蹈；随便在官府等处狂歌；贪得财富、美色；迷恋游乐、狩猎；蔑视圣人教导；拒绝忠直之言；疏远德高望重的长者；亲近奸nìnɡ〕的意思是用花言巧语谄媚人)小人；等等。这些不良风气，“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所以，对此处罚很重，“臣下不匡，其刑墨”，就是说官员若不匡正国君，就要在脸上刺刻印记并涂墨。以后，“三风十愆”罪以各种刑名散见于各代法律，如各朝代选官吏时往往要考察被选拔者是否有恋财、好色、嗜赌、贪杯、玩物丧志等不良嗜好，有不良嗜好者不能入仕。李悝的《法经》规定，太子赌博经两次笞劝无效则更立(改立他人)。对太子尚且如此严厉，对一般官吏自然不会宽松，那些惯于游山玩水、精于吃喝乐舞、沉溺于酒绿灯红的官吏，势必难以像如今某些官员那样潇洒自在。

二、职务连坐。为商鞅变法时首先实行，汉武帝时归入特制的“见知故纵之法”。此法是对国家官吏实行连坐，上对下、下对上均承担连坐责任，实行责任追究。如果对自己的上级或下级官吏的违法乱政行为知而不举则坐以同罪。东汉沿袭西汉法律，如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下诏：“长吏赃满三十万而不纠举者，刺史、二千石以纵避为罪。”是说对赃官之贪行，刺史、郡守都负有纠举之责，如果失职，也要受到惩处。明朝规定，属员贪赃，主管连坐。清朝贪官受惩，连坐属员。这一法律对防止官吏互相袒护、互相包庇而乱政害政起了很大作用。有此法，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老好人主义”就行不通。

三、保任连坐。即被推荐和任命的官吏犯罪，推荐和任命者须连坐。此法在秦、唐、宋等朝代均实行。《史记·范睢列传》载：“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宋史·刑法志》记载，宋朝防止官员贪赃枉法有两种办法：一是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作保。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有贪赃行为的官员转正。宋朝还有试用官员犯罪两次就除名的规定。二是某官员犯贪赃罪，其上司、曾荐举过他的官员都要受到处罚。此类法律给用人失察者亮起了“红灯”，促使推荐和任命官吏者尽可能对被举荐者的人品、才学、德行、能力进行全面的了解，有利于防止在任用官吏上的徇私舞弊行为，保证官吏的素质。

四、犯令、废令罪。1975年出土的云梦《秦简·法律答问》里写道：“令曰勿为而为之，是为‘犯令’；令曰为之弗为，是为‘废令’也。”即法律要求做的不做或法律不允许做却做了的，均属违法犯罪行为，该受惩罚。此法《秦律》首先实行，以后唐、明等朝均设其罪。可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和令不行、禁不止，在中国古代是轻则丢官、重则掉脑袋的罪行。

五、谎报、虚报政绩罪。自报、指使下属或授意他人谎报、虚 报均属此列。此罪《唐律》收入《诈伪》篇，《明律》归入“奸党罪”，清代则入《大清律》，虚报政绩，“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是明令禁止的，触犯者要受到严厉处罚。

六、禁锢。所谓禁锢，就是中国古代对犯罪官吏本人及其亲友终身禁止做官的制度。禁锢属于资格刑，它剥夺的是犯罪人的政治权利。早在《左传》中就有禁锢的记载，从汉至隋，禁锢都作为赃罪的附加罪而存在。东汉本初元年(公元146年)下诏：“赃吏子孙，不得察举。”即贪官子孙不得当官，可见贪官之贪行，要影响到子孙的前程。晋律中规定官吏贪污，罪不至死者，虽遇赦，仍禁锢终身，有时被禁锢的人，即使解除禁锢仍不能与平民享有同样的权利。后世各朝改禁锢为“永不叙用”。

七、请托说情罪。《唐律·职制》“有所请求条”明确规定，没有使用财物而仅靠人情向主管人员求办某事，也要禁止。“监临势要”(非主管人员)替别人请托，只要开口，就要杖一百；如果枉法，和“监临主司”(主管人员)同等处罚。《大清·律》对说情受钱者，则“计赃从重论”。这对拉关系、走后门、说情风均起到遏制作用。

八、奸党罪。这个罪名为朱元璋首创，载于《大明律》。有人 说此罪名是“明祖猜忌臣下、无弊不防所定之律”，但从其包含的内容来看，对于整肃政风有积极的意义。如向皇上进谗言、借刀杀人、蒙蔽圣上、交结朋党、拉帮结伙、破坏朝纲等均属奸党罪，犯此罪本人处斩，妻、子为奴，财产没收。

九、重刑治腐。从量刑上看，对官吏犯罪的法律惩罚重于常人。贪赃受贿的刑事责任远比盗窃为重。在《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可看出，在秦朝，“通一钱者，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魏书·张衮传》里记载，北魏时，监临官(主管和执行管员)“受羊一只，酒一斛者，罪至大辟”，即死刑。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定律：“义赃(徇私贿赂)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 ”唐律则规定，监临主司(主管官员)受财枉法，受贿相当于一尺绢的，要判处杖刑一百，并 且一匹加一等，十五匹判处绞刑。而常人(普通百姓)盗窃，即使五十匹，只是流放服役而已。唐律还规定，官吏间接受财物也要处刑。如官员在其管辖范围内收受百姓财物、牛羊瓜果等供馈，或向百姓借贷财物，役使人力等，均以贪污罪论处，以防止官吏对下属及百姓吃拿卡要、敲诈勒索。惩腐最严厉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大明律》对官吏贪污、受贿等罪所定的条目多而详，而且往往要处以凌迟、挑筋、剥皮实草等酷刑。属员贪赃，主官连坐；父祖贪赃，子孙连坐。清朝将惩贪治吏作为治理国家的“第一要务”，对贪官多“赐令自尽”，连坐属员。有学者对唐宋明清四朝正七品官月俸数与当时的贪污受贿数额作过比较，结论是当时官吏贪污受贿相当于正七品官一个多月甚至低于一个月的俸禄，就要被绞杀。

十、不赦贪官。中国古代的法规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固定下来的法律条文；另一类是封建帝王颁发的诏、敕(敕〔chì〕的意思是告诫或自上命下之 词)、诰、旨、上谕等，后者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封建帝王出于种种原因，常常大赦天下以示仁政，但历览古代大赦史，罕见赦及贪官污吏者。唐王朝是历史上下诏大赦最频繁的朝代之一，但都不赦赃官。唐太宗于贞观四年颁布赦令，罪无轻重，包括死罪在内皆赦免，但赦令中特别申明：枉法受财之赃官不在赦列。“安史之乱”后唐由盛转衰，唐肃宗以天下未定颁布赦令：天下囚徒，凡死罪者减为流放，流放罪以下一律赦免，但亦申明官吏贪赃枉法者不在赦免之列。尔后文宗、宣宗、懿宗、禧宗等皇帝的大赦令中，均特申官吏犯赃不予赦免。宋王朝亦确定官吏贪赃为不赦之罪，还将赃官定为与“十恶杀人者”同罪。金世宗完颜雍也明确规定：“吏犯赃罪，虽令赦不叙。”

古代一些统治者也重视人民群众对官吏的监督。如明朝在动员社会力量治理官员方面很有特色，《明史·刑法志》记载，“揭诸司犯法者于申明亭以示戒”。设立“申明亭”，将犯轻罪官吏的犯罪事实公之于众，以示惩戒。还允许民众将害民恶吏“绑缚赴京治罪”，各级官府“敢有阻拦者，全家族诛”。这些做法对贪官污吏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㈣ 端倪维尔是传销吗

传销是国家禁止的非法行为。是否属于传销，需要司法机关予以认定，但你可以根据判断的回标准进行答初步设别。标准供参考：

《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明确规定下列行为，属于传销行为：

(一)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对发展的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滚动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包括物质奖励和其他经济利益，下同)，牟取非法利益的；

(二)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的；

(三)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

㈤ 什么叫做异地审判是不是和受审人的籍贯相关

异地审判:权宜之计不能代替制度建设
2006年12月27日 08:12:49 来源：燕赵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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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高官腐败案件的审理效果而言，异地审判不失为排除地方干扰的一种有效司法制度安排。但是从长远看，异地审判并非司法制度发展的最终方向，对抗不当干涉司法的关键并不在异地审判，而在于增强司法体制和司法机关的“抗干扰能力”

2006年底，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两位副部级高官———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有杰、安徽省原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分别被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在湖北荆州、山东济南接受审判。据悉，两案都是“一个审判模式”：先由中纪委查办，然后交给最高检，最高检指定下面省级检察院反贪局具体办理，公诉人以省检为主、市级检察院配合，两地的中院都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异地审判。(《民主与法制时报》12月25日)

近年来，异地审判成为高官腐败案审判中的一个有趣现象，从马向东、胡长清、王怀忠，到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湖北省原省长张国光、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一批高官都是在异地审判的模式下被绳之以法的。据了解，从辽宁“慕马案”开始，90%以上的高官腐败案件开始实行异地审判。如今，最高法、最高检已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异地审判的司法模式，并大有进一步推广和制度化的趋势。

在当下中国，由于地方权力错综复杂，司法体制纠缠于各种干扰束缚之中而无法独立，下级法院往往在审判中受制于地方党、政和人大，难以形成足够强大的司法权去抗衡，所以异地审判成为我们在现有体制内寻求到的最佳选择。它通过法律上规定的“指定管辖”这种例外方式，以“避让”的迂回技巧有效减少了地方权力的干扰，排除了地缘人际关系网的束缚，从而降低了案件侦破和审理的难度，有助于司法审判的公正；不仅如此，异地审判还能促使办案人员免受来自腐败高官关系网的危险，有助于办案人员的人身保护和执法保障。因此，就高官腐败案件的审理效果而言，异地审判不失为排除地方干扰的一种有效司法制度安排。

但是，我们是否可以由此推理：只要审判受到阻力，案件就具备了某种异地审判的可能呢？对于受到干扰最多、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民告官”案件，是否更应该从整体上实行异地审判？而对于具有危险性的重大刑事案件，出于对司法系统和证人的保护，是否也应该实行异地审判？如果据此推而广之，那么法律之下的异地审判又何其之多！体制内的例外方式一旦成为我们如获至宝的奉行法则，这对当初的制度设计者而言该是何等的反讽，对国家的司法制度和社会法治而言又是何等的悲哀。

笔者丝毫不否认异地审判在追求司法公正方面的巨大功效，但理性告诉我们：这并非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且不说因为缺乏相应的制度规范，对于哪些案件、哪种情况适合异地审判，对于异地审判中的检、法两家的配合与协调，对于异地侦查、异地起诉、异地羁押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任何环节的疏忽都可能影响这一制度功能的发挥；且不说异地审判消耗的经济成本和司法成本之高，并面临着司法效益的流失和诉讼效率的递减；且不说官员异地办差也可能遭受更大的阻力和威胁。排除这一切，笔者最担心的反而是，普遍化的异地审判，极可能导致当地司法机关的职能萎缩和公信力下降，导致司法权在地方权力结构中的式微，并可能进一步弱化司法机关对地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影响到整个国家司法系统的良性成长。

从长远看，异地审判并非司法制度发展的最终方向，对抗不当干涉司法的关键并不在异地审判，而在于增强司法体制和司法机关的“抗干扰能力”。如何从实体制度上确保审判的独立性，让司法权的行使强大到足以抵制各种干扰，如何保障司法所赖以运转的人、财、物等司法资源不为地方所制约，如何真正在现有的环境中寻求司法独立的突破性进展，才是我们制度建设的本原目的。（傅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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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司法考试匿名能

司法考试是公平公正公开的考试，没有办法匿名。

㈦ 为什么有的人认为，文在寅并没有控制韩国司法的能力

因为来韩国的司法体系复杂，并源且系统庞大，加之韩国总统的任期只一届，在一届的任期里不可能对司法体系进行很大的变动，充其量就是变换几个主要的管理司法首领，而每个领导对下面人员的掌控都是有限的，所有说文在寅并没有控制韩国司法的能力也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