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典效率

❶ 论商法的主要特点

商法的特征主要有四：

1. 保护营利性

所谓保护营利性，是指商法对依法追求营利的商事活动采取鼓励而非压制、保护而非打击甚至积极创造条件而非消极抵抗破坏的态度。恰如学者所言，“商事法与民法，虽同为规定关于国民经济生活之法律，有其共同之原理，论其性质，两者颇不相同。盖商事法所规定者，乃在维护个人或团体之营利，民法所规定者，则偏重于保护一般社会公众之利益。”[7]

商法的保护营利性，既是商的营利性本质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商事活动正常开展、维持商事秩序健康稳定的必然需求。法律发达国家的商事法律制度中，体现其保护营利性的规定颇多。如在德国商法中，商事给付的报酬请求权的成立不以交易双方当事人事先的约定为必要前提，其商法典第354条第1款规定，在从事其营业时为他人处理事务或提供劳务者，即使无约定，仍可以就此按在该地点为通常的数额请求佣金；并在涉及保管时，请求仓库使用费。再如法国1953年9月30日法令商业场所租赁法律制度中，对商业承租人给予了特别保护，其一方面在商业租约到期后享有租约延展权，或在被剥夺租约延展权时有权要求给予补偿，以弥补其由于迁移商业资产而带来的顾客量方面的损失；另一方面商业承租人还可以在主要活动之外附带从事其他的辅助性或补充性活动，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完全改变他所从事的活动，而毋须事先得到出租人的同意。[8]

不可否认，我国现行相关法律制度中也存在一些体现保护营利性的规定，如依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而金融机构借款则须根据借款期限等情况支付利息。但亦须看到，我国相关商事法律制度中体现保护营利性的规定相当不健全、不完善，这给商事实践带来了诸多不便甚至损害，必须引起足够的注意与重视。

2. 自主性

所谓自主性，是指商法有自己的发展动力、自己的发展规律和自己的发展轨迹。学者对此进行了正确总结，“整个商法体系都处在一种演化的过程之中，这一过程表现为在数个世纪中不断地把过去展现于未来，表现为一种自主的发展。”[9]

商法发展的自主性主要来源于受其调整的“商”的客观性和自主性，“商”实践的营利性与营业性先天地排斥外界的过多干预，“商”实践中规则的形成、内容及其遵守，也更多地来自“商”实践主体——商人的自发的平等、公平、信用等理念以及“商”实践内在的营利、快捷、安全等需要。商规则产生、发展的历史即为明证，“先有交易，后来才由交易发展为法律------这种通过交换和在交换中才产生的实际关系，后来获得了契约这样的法的形式”[10]，在这一过程中，“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11]。“从实质上看，商法是，或者至少应该是有理智的商人们的共同意识。这个法律部门相对来说不受政治和其他感情方面的压力的影响。”[12]商法“是为所有王国和联合体的权威所认可的习惯法，而不是由任何君王的王权所确立的法律”[13]。

商法从习惯到习惯法，再到法律的过程，呈现为一种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不能否认“自觉”的重要意义，其可以构成对“自发”的一种整理与提升，但其不能完全脱离更不能背离“自发”的内容与本质。德国最高法院于1923年指出，“贸易交往不仅对个别消费者，而且对整个民族承担着满足不断变化的生活和经济利益需要的使命，为完满达到这目的，贸易交往应尽量少受强制法律规范的制约，而主要按自身的规律和需要发展。”[14]商法自主性的重要表现和内在要求就在于，商法规则的制定、内容、形式等，须建立在对商实践的需要和规律的正确把握基础上，盲目、恣意甚至违背商实践客观规律的商法规定必将构成对商实践的阻碍或损害，并最终被商实践的伟大力量所淘汰。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和足够的尊重。

3. 发展性

所谓发展性，是指商法较其他部门法表现出更为明显的能够顺应实践的发展及其需要而适时、及时地作出相应变化调整的特点。正如卡多佐引用一位英国法官的话所言，“商人法，不是固定的和僵硬的，它的生长并没有因为被装进法典而受到了抑制；用首席大法官柯克伯恩伯爵在古德温诉罗伯特(Goodwin v. Robert L. R. 10 Exch. 346)一案的话来说，它能够被延伸和扩大来满足贸易的需要”。[15]

商法的发展性主要由“商”的本质所决定，商活动主体是一群善于权衡利弊、精打细算、趋利避害的商人，他们极富投机意识和创新精神，其从事商活动的唯一目的就是营利，对于利润可谓目光敏锐行动快捷。在商的世界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利润。这种利益驱动机制及其带来的快速、敏捷、超前性，在商人的商活动实践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商人总能创造出五花八门样式繁多的方式获取利润，这也要求调整“商”的商法规则必须随形势发展快速更新有关规定，否则将成为商实践发展的绊脚石。

商法发展性的最重要也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各国商事法律的修改频率。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必须随社会生活、经济基础等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或调整实属正常且必要，但商事法律的修改变化之快表现尤为突出。以日本商法典为例，其自施行以来，已经经过35次修改或补充，是日本大型法律中修改、补充次数最多的法律。商法发展性的另一重要表现就是大量商事单行法的制定。商事实践共性很强，但并不因此否认个性的存在，实际上随着商实践的复杂性、专业化、专门化的增强，制定商事单行法以分别规制已属不得已而必要且必然之举。如法国存在商法典，但又不得不颁行大量单行法，如1917年工人参加股份公司法、1919年商业登记法、1925年有限责任公司法、1930年保险契约法、1935年票据统一令及支票统一令、1936年海上物品运送法、1942年证券交易所法等等，同时对商法典作了相应的修改。

商法的发展性使得那种试图通过严密逻辑推演规定诸多概念制度构建封闭自满永久适用商法体系的想法完全成为一种幻想，也要求我们必须保持对商事实践足够的观察力和敏感性，适时对现有商法规定进行相应修订，从而在商法的稳定性和发展性中间寻求合适的平衡点。

4. 国际性

所谓国际性，是指相对于民法、刑法等其他部门法，各国商法规则在内容、形式等方面具有更高程度的共通性或一致性。对此，威廉·米歇尔曾言，“每一个国家，甚至还可以说每一个城镇，都有它自己的一种商法，但所有这些商法都不过是同一种类的各个分支而已。在每个地方，商法的主要原则和最重要的规则都是一样的，或者说是趋于同一的。”

❷ "效用最大化"的概念 习惯法符合效率原则吗

继发表《外部效应的百年演进》后，我收到几位读者朋友的来信，与我探讨关于习惯法的问题。我知道，国内一些经济学学者、法学学者、尤其是所谓“法与经济学”的学者，正在凝聚对习惯法机制的兴趣，而他们的研究也日渐深入，似乎要形成一股学术潮流。有见及此，我决定把原先只写一篇的文章，扩充为四篇，较详细地谈谈我所知道的“法与经济学”。第一篇谈习惯法是否符合效率原则，第二篇从合约的角度谈，第三篇从侵权的角度谈，第四篇从国际商业银行破产清算的角度谈中国商法与国际商法的接轨。习惯法（common law）是否符合效率原则是“法与经济学”一大话题。很多学者认为，起源自英国，后在美国及其他英联邦国家和地区普及的习惯法，是一种以市场机制为归依的法律体系。这些学者推断，经过漫长的试错过程，习惯法判决最终向增进“社会总效益”的方向靠拢。然而，所谓“衡量社会总效益”，是个说起来轻巧、做起来几乎不可能的主张。早年最著名的是英国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他提出了改进社会的标准，即实现“最多数人的最大效用（Greatest Number with Greatest Utility）”。但这是什么意思呢？假设社会上总共有三个人{A,B,C}，他们的效用分别是{1,2,3}，那么把社会的效用改变为{0,1,9}，算不算实现了“最多数人的最大效用”？看总和是这样，但看个体不是，所以没有标准答案。把社会效用改变为{2,3,0}又如何？也没有标准答案。假如社会的初始效用状态是{-1,2,3}，即A是个效用为负（不幸福）的人，那么把他消灭，把社会的效用状态变为{ ,2,3}，又算不算社会改进？天知道！不要小看这个简单的模型。这个模型清楚说明，近两百年来围绕“最多数人的最大效用”的严肃争论，注定是徒劳无功的。边沁的口号，实际上是一句空话，它可以被任何人利用，借来为任何社会改进方案作依据。继边沁原则后，人们又广泛讨论了“帕累托（Pareto）原则”，即社会改进的标准，应该是在不损害任何其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让某些人的利益得到改善。帕累托原则避免了一个人的效用与另一个人的效用的比较（interpersonal comparison），在学术上被认为是一个大进步。问题是社会上几乎没有什么改进是完全找不到受损个体的。波斯纳法官（Richard Posner）把问题简化，说既然“效用最大化”的概念几乎不可能操作，不如退而求其次，以衡量“财富最大化”为检验习惯法是否有效的标准算了。这是说，把人与人之间在支付能力上的不公，看作是一种既定的约束。谁出的钱多，就把谁的效用认作最大。这一标准容易操作，但缺陷也不言自明。法庭判决对资源的配置有重大影响，习惯法体制下的判决，能让资源逐步向有高效的方向靠拢吗？从一些案例看，习惯法确实有这个功能。最典型的是在民事侵权法中逐步形成的原则，这些原则确实能使得资源配置达到最大的效用。但从美国的情况看，法庭向企业和厂商分配的民事责任比重越来越大，企业和厂商则将这不必要的责任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从而违反了本来应该符合的效益原则。这个趋向，很可能是由于美国的法官是由政党任命、他们的判决因而收到政党取向左右的缘故。这个因素意义重大，将在第三期讨论。还有一些学者，如塔洛克（Gordon Tullock），并不认为习惯法比条文法（statute law）好，理由是习惯法中的陪审员制度以及多方共同负担诉讼费用的安排，使得诉讼成本大幅度上涨。塔洛克清楚地论证道：习惯法法庭错判的比例相当高，而陪审员制度大大鼓励了明知自己违法的人故意搅浑水的倾向。概括地说，用以衡量习惯法是否有效的标准，无论是边沁、帕累托还是波斯纳，他们的标准都有大缺陷；而习惯法的判例，也显示资源配置可能朝着低效的方向迈进；再加上错判率高，且有鼓励人们多打不必要的官司的效果，“习惯法符合效率原则”的论断是不可靠的。

❸ 法对效率的促进作用

答：现代社会的法律，从实体法到程序法，从根本法到普通法，从成文法到不成文法，都有或应有其内在的经济逻辑和宗旨：以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方式分配资源，并以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保障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使用。这里仅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法律怎样和应当怎样促进效率。

（1）通过确认和维护人权、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进步。在基本意义上，效率就是生产力的进步。而生产力的进步不能没有人权的保障与推动。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有三个，即劳动者（人）、劳动资料（物）和劳动技能（智）。只有这三个要素得到保护，并且能够得到自由的结合，生产力才能发展。

（2）承认并保障人们的物质利益，从而鼓励人们为着物质利益而奋斗。“利益”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实用的社会概念。利益，就是人们企求满足的一种要求，愿望或期待。依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满足既被当作人们需要的实现，进一步又是新的需要的起点和契机，因而追求利益是人类最一般、最基础的心理特征和行为规律，是一切创造性活动的源泉和动力。既然利益的不断实现和追求是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动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那么，承认和保护人们的利益，使之成为一种权利，从而激励人们在法的范围内尽其所能地实现物质利益，使之成为一种权利，从而激励人们在法的范围内尽其所能地实现物质利益，就成为人类之所以需要法律的一个重要理由。人类在追逐物质利益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对立和摩擦。这种对立和摩擦会造成资源的浪费甚至是巨大的浪费。因此，法在承认和保护人们的物质利益的同时，还要权衡和调节各种利益冲突，以便把对立和摩擦减少到最低限度。法的整个运行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各种利益进行平衡、选择、取舍，并通过权利和义务对这些不同利益进行权威性、规范性调整的过程。

（3）确认和保护产权关系，鼓励人们为着效益的目的占有、使用或转让（交换）财产。财产权利的承认（产权关系的明确）是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的前提。只有人们获得了对资源的占有权和使用权，物有其主，并有权排除他人对自己财产的侵犯或夺取，财产所有者才有信心和动机投入资源，发展财富。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是以财产权为核心的。法在确认财产权的同时，还要创造财产权有效利用的机制，其中最主要的是为财产权的转移提供保障和便利。如果说财产权的法律确认和保障是有效利用资源的必备条件，那么，财产权的可转移性（即从一主体向另一主体转移）就是有效利用资源的充分条件。

（4）确认、保护、创造最有效率的经济运行模式，使之更有效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下，不同社会和国家也许有不同的经济运行模式。但就当代社会而言，最佳模式是市场经济模式。市场把生产者和经营者置于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境地，为人们施展才能创造了广阔的场所，同时也使资源能够从低效益利用向高效益利用流转；市场经济中的宏观调控使市场中的竞争摆脱盲目状态，减少生产和经营中的偶然性、任意性、风险性及其他浪费资源的现象。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经过二十多年的锐意改革，我国原有的国家集中过多、统得过死，扼制商品经济、忽视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等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运行模式已经发生重大变革，但经济发展中的深层问题远未根本解决，因而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模式在我国全国范围内形成，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

（5）承认和保护知识产权，解放和发展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首先是解放和发展科学技术，这在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尤为突出。法在这方面的作用主要是：第一，把科学技术活动及其成果宣布为权利，使“智慧的火焰加上利益的燃料”，推动人们进行创造性活动，创造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近代以来各国的经验表明，凡是法律承认知识的价值，保护知识产权的地方，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社会生产力蒸蒸日上；反之，社会生产力则徘徊不前。第二，组织和协调科学技术的发展，明确科学技术发展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和计划，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完善科技奖励制度，细化科技活动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实现科技——经济一体化。

（6）实施制度创新，减少交易费用。在制度创新中，法律制度的创新是非常重要的。法律，特别是经济法、民商法和民事诉讼法，通过以效率为中心的制度改革和建构，为经济主体设定最有效率的交易模式和诉讼程序，保证人们以最可靠、最安全、最简便的手续，最少的时间、精力和物质耗费，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这也是对于效率的推动与促进。

❹ 论我国商法体系构建的科学化

商法是民事法律或私法中的重要板块，它调整的是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极为重要的商事贸易关系。我国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来，历经了计划经济、商品经济直至建立初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三大基本经济制度。高度的计划经济时期，真正的商事贸易极度匮乏，因此，我国商法中的单行法大多数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步颁布实施或完善的。在现阶段，我国商法的发展现状存在关于民商合一的争议、商法“泛公法”化以及“商法典”的颁布争议。民法与商法在我国现阶段基本上属于调整民事关系的“基本法”与“重要补充”的关系；而商法在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又使得其呈现出“泛公法”化的重要特征；商法典是否颁布也在我国目前模糊的商法界限中争议颇多。
由于商法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商法典的颁布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就显得异常重要，我国商法正在向着法典化、独立化的方向发展。我国商法的未来发展，并不取决于民法和商法的关系问题。我国商法现存的法典化形式足以确保我国商法的独立发展。我国商法的未来发展应当关注以下两个问题的解决：即商法观念的独立化问题和商法制度的整合问题。毋庸置疑，商法在未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将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可以预见的是，我国商法将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完善、成熟。
商法在世界法制史上发展成为一种全新的法律体系，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中世纪末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日益壮大。16、17世纪，随着欧洲中央集权国家的强大，欧洲诸国将在各国商人之间普遍适用的、具有国际性的各种商事习惯、商事规范纳入本国的国内法，从而开始了近代商事立法。法国路易十四时期颁布的《商事条例》（1673）和《海事条例》（1681）就是世界上近代最早的两部商事法令。
在我国，至今没有颁布民法典，因此也就更谈不上商法典。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逐步实行了私有财产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以此为基础，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期间，不仅没有适用商法的需要，而且连商法的观念都被社会遗忘了。
如今我们所能够感觉到和谈论的“商法”，则是随着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法律现象，它只是涉及规范商事活动的诸多商业活动法的综合体，而我国实际上并不存在名为“商法”的法律。在现阶段，我国商法中呈现“民商合一”、商法的“泛公法”化、商法各单行法的“法典化”、“修正式进步”等发展现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发展完善的需要，中国商法体系的发展呈现独立化、内部整合的趋势，相信商法典的颁布也将变为现实。
一、 我国商法发展现状
（一）我国法律制度中的民商合一 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活动中商业行为的急剧增多、个人合法权益得到保护，促使我国的“商法”步入快速发展进程。由于涉及“商法”的法制建设处于长期的停滞状态，从理论和实务上讲，在我国，法学界常说的“商法”只能在“民商合一”的体制范围内进行思考。但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我国民商法制度采取的是民商分立的模式，无论是立法形式上还是运行机制上，均采民商分立。实际上，笔者认为，民商分立还是民商合一，是关于民法典与商法典的关系问题的论点；民商分立是指在民法典之外另行制定商法典的模式，民商合一是指就民商事关系仅制定一部统一的法典，对于不能合并到民法典中的有关商事的规定，另行制定单行法规。
大部分法律界人士认为，我国实行民商合一的制度。因为在我国的立法史上，立法者一般不分商事和民事，通过颁布法律建立保护民事权利和维护私权利秩序的统一的私法制度，民商法构成我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而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上，民法是规范社会生活、经济秩序的基本法，而商法则是对民法的有效补充。
在逐步完善民法体系、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过程中，我国不仅颁布有民法通则、继承法和合同法，而且先后颁布了海商法、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证券法等具有提高效率和维护交易安全特点的单行法，这是我国民商法获得发展的重要事实，它们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没有民法典，我国的民法和商法均是以单行法的形式出现的，但民法的理念、原则和基本制度则已经渗透到我国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我国所谓的“商法”除了单行法的表现形式外，由于基础薄弱，其理念、原则和基本制度并没有被社会普遍接受，尤其是商法理论的研究则更是捉襟见肘。
在20世纪80年代推行改革开放后十余年，即开始建立私法制度之时，我国法学界法律体系中民法和商法的界限就不是清楚的，而这个时期又有长期存在的民法和经济法之争，商法似乎已经被人们所忽视。其实，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所谓的商事交易规则的创制，只不过这个法制进程并没有让人们真正认识到商法在我国的存在。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颁布的《经济合同法》规定有买卖、仓储、保险等多种交易制度，若视其为商事交易的法律，一点也不过分；特别是该法所规定的“买卖”、“保险”，更属传统意义上的“商行为”。为了满足国际经济交往的商业需求，在1985年，我国颁布了《涉外经济合同法》，其所包含的法律内容也应当是名副其实的“商行为法”。然而，在长期的法学研究中，我们却很少称那个时期所颁布的《经济合同法》和《涉外经济合同法》（甚至后来颁布的《合同法》）为“商法”，因为从当时的法学理论上来讲，它们太不像“商法”而更像“民法”。实际上，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立法者将许多原本应当属于商法规范的交易制度，诸如货物买卖、保险等，通过以民法通则为核心的民事立法来调整，民法的影响力颇为巨大；只是在后来，我国颁布的有关商事活动的法律多了，人们才习惯性地将海商法、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证券法、信托法等称为“商法”。
由此可见，在新中国数十年的法制建设过程中，民法固有的理念、精神、原则和制度几乎影响甚至包容了我国民商事立法的所有内容。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活动方面基本上是在实行民商合一的法律体制，可以预见，独立的商法制度在短期内较难形成。
（二）我国法制进程中商法的“法典化”
尽管存在“民商合一”的现状，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的法制化的进程中，“商法”也以国家立法部门所颁布的有关商事活动的单行法“法典化”的独特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笔者认为，虽然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中施行“民商合一”的法制体制，但相对独立的商法还是在逐渐脱离民法领地的过程中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发展。自“商法”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形态逐渐清晰以来，买卖、票据、行纪、承揽、运送、保险、海商等即被作为主要的商行为规定在商法之中，由此构成了我国商法初级形态中的商业活动法。
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我国加快了商事领域的立法步伐，立法机构先后颁布了海商法（1992年）、公司法（1993年） 、票据法（1995年）、保险法（1995年）、证券法（1998年）、合同法（1999年）、信托法（2001年）和投资基金法（2003年）等。另外，在逐步完善社会主义法制进程中，我国在1986年还颁布了体现法治下的市场经济的 “企业破产法”，该法适用于国有企业（从事商事交易的国有企业）法人的条款规定被称作具有里程碑意义。
事实表明，在改革开放后的数十年经济建设中，我国颁布的有关海商、公司、票据、保险、证券、信托和投资基金等内容的法律，为我国建立起商事主体、交易和秩序的法律制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法律所包含的原则、已经建立或者试图建立的制度，具有明显不同于民法的原则和制度的特点，甚至有些制度的差异导致民法原则和制度在商事活动领域的“不适用”。例如，保险法所称“保险合同”已经完全实现了格式化，附加合同成为保险法上的合同制度的普遍现象，民法上的合同自由原则几乎被抛弃。甚至，保险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有其自身的特有内涵，利用“民法”上的原则和制度是难以解释的。事实上，这些被称之为“商法”的法律和民法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这些法律似乎等同于大陆法系国家所称的“商法”，它们的客观存在基本上能够成为我国存在“商法”的理论上的事实依据。
但由于大陆法系的商法是因为历史的原因而形成的，而在我国法学界，因为欠缺商法传统以及商法历史，更因为学术上无相应理论基础甚至仍然争论商法和民法的关系，致使人们无法真正看清楚我国“商法”的边界。我国商法的范围或者外延到底在哪里，仍然是存在疑问的。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商法正处在一个快速的发展阶段，不断涌现的商法“法典化”的单行法即是例证。 （三）我国商法的“泛公法”化
关于公法的概念，目前在法学界还没有统一的解释。有学者认为凡是规定私人之间事情的就是私法，反之则为公法。商法从根本上来讲，应该是属于私法的范畴，然而，随着市场经济活动的深入发展，商法也逐渐呈现“泛公法”化的发展现象。相对于“私法味”较浓的民法来讲，商主体承担较民事主体更高的注意义务，商事行为的外部约束对于交易的安全更有意义，而这些都需要借助国家公权力来得到更好地落实和贯彻。 在我国，为了保证经济健康发展、社会稳定，商事立法中越来越多地体现政府经济职权色彩和干预意志、调节个人与政府和社会间经济关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法的明显属性。例如商业登记制度、商业帐簿制度，公司法中的公司组织形态、公司章程的法定记载事项、公司股份转让与公司合并的条件与程序等规定；海商法中的船舶登记、运输单证、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船舶抵押权等规定；保险法中的责任准备金、再保险、保险代理人与保险经纪人、保险业的监督管理等规定；破产法中的和解整顿、债权人会议、破产财产范围、债务清偿顺序等规定，均属公法性质的规定。笔者认为，商法的公法化，在性质上主要还是限于国家公权力对商事活动的消极干预，即设定商主体必须遵循的强行法制度，以限制商主体的意思组织和加重商主体的法律责任。从建立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环境的角度来讲，商法的公法化不应当倡导国家公权力对商事活动的积极干预。 由于我国商法在建构其制度的过程中吸收了更多的、不规则的国家公权力积极干预商事活动的公法内容，所以从我国商法的单行法内容可以看到，国家公权力介入商事活动更加积极和主动，呈现出泛公法化的特点。例如，我国保险法规定有保险业的监管机构——保监会及其监管权限，并详细规定有保险业监管机构的监管内容和方式，以法律的形式授权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保险业进行全面的监管；证券法规定有证券交易的监管，以法律的形式授权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证券交易进行全面的监管。这些都是我国“商法”单行法中所体现的“泛公法”化。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的经济制度所建立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种经济制度中，存在“宏观调控、经济调整”等许多特有的经济现象，这就是支持我国商法呈现“泛公法”的经济基础。这种商法的“泛公法”化也必将在今后的法制进程中进一步得到体现。
（四）我国商法的“修正”式发展
由于我国的商法（或者说是商法单行法）脱胎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初的构建过程中，因此我国已经颁布的“商法”存在或者遗留着诸多计划经济的痕迹或者不尽合理。而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使得其中的很多条款急需整改甚至废除。例如，我国1995年颁布的保险法规定，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定。这是国家公权力积极干预企业自主经营的典型事例。而且，我国建设市场经济法制的经验不足，更加缺乏“商法”的原则和制度设计的经验。除个别的“商法”如海商法，因为吸收国际经验的缘故，其不足相对较少外，涉及公司、证券、票据、保险、信托等法律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对这些法律、法规进行深刻的修正，然后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将成为我国的商法发展的特有现象。 我国商法的“修正”式发展，本身意味着我国商法的发展过程存在曲折，修正商法的目的显然是要完善欠缺妥当性的法律规范。修改法律，无非是法律规范的价值再发现的结果，是立法者对法律规范的价值判断的优化选择。我国已经修正过的“商法”，有公司法和保险法等。通过修正，公司法和保险法都体现了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社会观念变迁的需要，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其更加成熟。

❺ 商法明考试 ，试题 速度谢谢

B D A B D A C B C C
个人理解，不一定准确 明天我也考商法。。

❻ 2019超星尔雅商法的思维完整满分答案

为什么没有答案

❼ 为什么民法注重交易安全，而商法注重效率

各司其职

❽ 商法和经济法的区别

商法和经济法的区别：

1.法律性质不同。经济法属于公法，商法虽有公法性但本质是私法。因此回经济法以国答家利益为本位，而商法是以商主体的利益为本位，经济法的目标性较强，而商法的国际性较强。

2.二者基础理论不同。经济法的基础理论是社会整体本位，即着重于国民经济的全局，而商法是建立在商事主体利益本位之上的。

3.调整对象不同。经济法调整国家在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商法则调整的是商主体在商事活动中形成的商事关系。

4.调整的机制不同。商法着重采取自律性的非权力性的机制，而经济法多采用他律性的权力性的调节方法。

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即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商法的调整对象是商事关系。商法主要包括公司法、保险法、合伙企业法、海商法、破产法、票据法等。

❾ 商法的特点

商法的特点：商法调整行为的营利性；商法调整对象的特定性；商法规范较强的技术性和易变性；商法的公法性；商法的国际性。

商法的原则：商主体法定原则（类型法定、内容法定、公示法定）；公平交易原则（地位平等、诚实信用）；交易简便、迅捷原则（交易简便、短期实效、交易定型化）；鼓励交易原则（维护交易的有效性、对于有过错的交易行为最大可能的使其有效、通过其他原则如短期实效、意思自治等原则） 。

(9)商法典效率扩展阅读

商法的种类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根据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1997年2月23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

（1999年8月30目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1999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0号公布自2000年1 月1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决定》修正根据2001年3月15目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❿ 有人说商法和民法是两个法律部门,你同意吗详述理由

同意。
在此，我就说三点：
第一，划分法律部门的依据是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
第二，就各自专理念而属言，民法讲究的是形式平等，对所有人的、给予平等的机会，而商法讲究效率和效益，比如短期时效。
第三，不管是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离，不是立法技术的问题，也不是什么立法理念的巨大差异，只是历史传统造成的。
具体的你可以看看商法教材，我是大二上的，不太记得，就知道人大出版社的商法教材有详细论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