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法体系

Ⅰ 论述大陆法系民法

民法法系（CivilLawSystem），是指以古罗马，特别是以19世纪初《法国民法典》为传统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由于该法系的影响范围主要是在欧洲大陆国家，特别是法国和德国，且主要法律的表现形式均为法典，所以又称为大陆法系、罗马－德意志法系、法典法系。属于这一法系的除了欧洲大陆国家外，还有曾是法国、德国、葡萄牙、荷兰等国殖民地的国家及因其他原因受其影响的国家。例如，在非洲有埃塞俄比亚、南非、津巴布韦等；在亚洲有日本、泰国、土耳其等；此外还有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英国的苏格兰等。
民法法系是指起源于古代罗马法并自中世纪起，在西欧大陆各国以罗马法为基础形成的，以《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法律制度以及其他在这种法律制度影响下的国家和地区法律制度的总称。
民法法系的地理分布
民法法系是西方两大法系之一，它的分布范围极为广泛，以欧洲大陆为中心，遍布全世界广大地区。在探讨民法法系的分布范围时，首先要明确这一法系是以法国和德国为主的。

Ⅱ 论述民法概念

民法一词来源于古罗马的市民法（jus civile）。市民法最初仅适用于罗马市民,万民法（jus gentium）适内用于非罗马市民，后来容非罗马市民逐渐获得罗马公民权，两法的区别逐渐消失。公元 6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在位时，进一步汇总整理编成法典，到12世纪称为《查士丁尼民法大全》(见罗马法)。恩格斯说罗马法是“我们所知道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13页）。罗马法的理论体系对私有制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极大的影响，以至欧洲大陆都根据拉丁语（jus civile）分别将民法定名为 droit civil（法）、civil law（英）、 Zivilrecht（德）、граданское право（俄）,都有市民法律和公民法律的含义。日本明治维新时代修订法律从法语译为日语“民法”。中国古代法律文献原无民法一词，有关钱、债、田、土、户、婚等法律规范，都收在各个朝代的律、例之中，清朝末年至中华民国时期曾制订“民律”草案，后经修订于1929～1930年分编陆续公布时改称“民法”，这是中国法律历史文献上对民法一词的第一次正式使用。

Ⅲ 求试论中国民法体系与越南民法体系的异同。

ert

Ⅳ 论述民事权利在民法体系中的地位

民事法律行为行为，又称法律行为，是法律事实的一种，是指民事主体以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法律关系为目的，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依法产生民事法律效力的行为。民法通则第五十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可见其在民法中的地位及功能：
1、桥梁作用。民事法律关系通过主体为一定的法律行为来实现。
2、保障作用。没有法律行为民法的调整无从谈起。
3、可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多种多样的，除了物，还有可能是行为，权利、智力成果、人身利益等。
4、作为违法行为的相对行为。民事法律事实分为法律事件和行为，行为又分为法律行为和违法行为。

Ⅳ 论民法的性质

论民法的性质
【内容提要】民法的性质集中表现为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市民社会是纯粹由个人作为主体参与的社会，是法律主体的生存之本。民法是私法，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仍然是法律的一种基本分类。民法体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
【关 键 词】民法/性质
【 正 文 】 民法乃一国法律体系中之基本法，与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共同构成一国之部门法体系，为最重要的法律部门之一。
一、民法的性质：市民社会的法 民法的性质表现在四个方面：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民法是私法；民法是实体法；民法体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其中，市民社会的法是民法性质的集中体现。
（一）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 通过对民法一词的语意与渊源考察我们已经得知，民法者，实乃市民法之简称也，而市民法者，当为市民社会之法也。何谓市民社会？社会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存在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依两种方式发生，一种是直接面对其他社会成员而发生，包括家庭成员，另一种是通过国家这一中介而发生。由此形成两种社会关系，前一种社会关系因直接发生于社会成员之间，故其有关内容取决于社会成员个人的意志，而后一种社会关系通过了国家的中介，国家必将其意志体现在其中。体现社会成员个人意志的社会关系当以个人或私人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而体现国家意志的社会关系当以国家或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由此，人所参与的全部社会关系不外乎此两种类型，而社会也就因此可以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证上划分为两种，一种为纯粹由个人作为主体参与的社会，即所谓市民社会，而另一种为有国家参与的社会，即所谓政治社会或政治国家。而规范政治社会关系的法律就是公法，它以保障国家权力的行使为目的。所以说，民法（市民法）是关于市民社会的法。
（二）民法是私法 “民法是私法”这一判断在今天已是学界之共识，然而这一共识的取得在我国却经历了艰难的过程。当然，在认识上有一个发展过程， 这是完全正常的。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尽管向无统一的标准，有利益说、效力说、主体说、统治关系说、意思说等，但自罗马法以来人们都承认将法作这样的划分，查士丁尼在《法学总论》中即指出：“法律学习分为两部分，即公法和私法。公法设计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则设计个人利益。”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公法就是关于政治权力的结构、 行使、效力等的法，而私法就是关于市民权利的取得、行使、效力、保护等的法。一般认为，私法即指民法或民商法，公法则包括宪法、刑法、行政法、各种诉讼法等。究其实，私法乃关于私权利与私人利益之法，正如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指出的：“私法是关于个人相互间的关系的法，所以观察个人相互间享有某种特定权利和负有之司法是否适合法律的秩序，就是私法规定的立法着眼点。私法所保护之法律的秩序，主要是该关系当事人之个人利益。
（三）民法是实体法 实体法与程序法也是法律的基本分类方法之一。其划分标准在于法律的内容是规定法律主体在社会关系中的本体性权利义务还是规定法律主体在以司法机关为主导的诉讼关系中的程序性权利义务，如属前者则为实体法，如属后者则为程序法。是故，实体法乃决定了法律主体在发生常态交往时的具体权利义务，程序法则决定了法律主体在发生异态交往时即纠纷状态时的诉讼权利义务。民法之内容在于规定私法主体在市民社会交往中具体的财产与人身方面的权利义务，所以民法属于实体法。
与民法这一实体法对应的程序法是民事诉讼法（包括仲裁法）。学者多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看作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或主法与助法的关系，自不无道理，然须注意，程序法自有其价值与生命，而程序公平与程序正义本身即为法律公平与正义之应有之义，切不可以主助关系而牺牲程序价值以求实体价值。
（四）民法体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 按照经典经济学家的分析，可以综合出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即：社会分工；身份独立；交换自由。而民法既是直接在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础上产生的，又反过来最直接地促进了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所以说民法体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
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的首要条件，正如经典经济学家所指出：“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民法的所有权制度就是私有制的法律反映，所有权是市民社会主体独立人格的物质前提和保障。而由所有权演变而成的他物权制度又进一步丰富了所有权的实现途径，促进了社会分工。
交换不仅须有身份平等的主体，而且须有贯彻这种平等身份的形式或媒体，使人们能将自己的自由意志充分体现在交换的形式与内容中，从而使产品和社会财产的流转能最大限度地符合人们的利益追求，使人们的经济活动最大可能地接近价值规律的要求。这便是民法的契约自由制度。
由此观之，民法的确是体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Ⅵ 论述我国民事行为体系

民事权利是民法里带根本性的重要问题。不论主张在民法中应以权利为本位、或以义务为本位，或应对权利义务并重，都必须重视对民事权利的研究。这种研究，有了民法就已存在。随着时代的发展，民事权利的种类，各种权利的性质和内容都在发展，这种研究工作也应随着发展，不应该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今天我们须要审查一下，在原来关于民事权利的理论中，哪些过时了、陈旧了，今天应该抛弃或改正，哪些地方需要补充，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在这种研究工作中，民事权利体系问题尤为重要。民事权利(传统的“私权”)的种类很多，各种权利的性质千差万别，我们必须把各种不同性质的权利加以整理分类，使之成为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体系。在这个体系里，不同的权利各得其所，各种权利的特点都能显示出来。这是建立民事权利体系的实益所在。其次，初学民法的人，对民法中的各种权利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就比较容易了解民法的全貌。从这一点说，对初学民法的人，最好先让他了解整个民事权利体系，而不宜于把各种权利作分散的讲授。

近年来，我国对民事权利的研究有很大的发展，对人格权的研究最为突出，对股权(股东权)和著作权的研究也受到重视。但是对各种民事权利只作分离的孤立的研究是不够的，必须把各种权利放在一个整体(民事权利体系)中来研究，才更好些。对个别权利的研究与对整体的研究结合起来，研究才能深入。

要把各种民事权利组成一个体系，首先有个分类的问题。分类就要有一定的标准。一般民法书都讲到的普通的分类是：依权利的内容分财产权与非财产权；依其作用分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与抗辩权；依其效力所及的范围分绝对权与相对权；等等。在这中间，最重要的是第一种，可以说这是一种基本的分类。因为作为分类的标准，“内容”是最重要的了。依第一种分类构建的权利体系，对我们认识民事权利的整体情况和各种权利的特性，最为便利。所以通常讲的民事权利体系，首先指的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体系。

这种分类以民事权利的内容为标准。所谓权利的内容是指因享有权利而受到保护的利益。随着社会发展，这种受保护的利益也在发展。某些“利益”不受保护了，这种权利也失去地位，如夫权；某些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提高了，这种权利的地位也应提高，如人格权；此外，有的权利的性质应该重新确定，如知识产权；有的权利应该给予应有的地位，如社员权。这样，今天有必要对传统的民事权利体系加以审查，依照今天的情况，重建民事权利的体系。

民事权利的内容，即其保护的利益，极为复杂，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增多，因而依这一标准对民事权利所作的分类，很难把一切民事权利网罗无遗。但不能因此而放弃这种分类，因为实在找不出一个更好的办法。现在只好仍用这种分类而把各种民事权利最大限度地网罗进去。[1]

依民事权利的内容对民事权利分类而建立民事权利体系，当然不是说不采用或放弃他种分类，也不是说依他种分类不能建立民事权利的体系。只是因为这种办法比较方便，特别对于初学民法的人员易理解与掌握，所以在论述民事权利体系时，大多先讲述这种体系，而后及于他种体系。本文则只讲述这种体系而不及于他种体系，特先说明。

二、民事权利体系的演变情况

在民法的历史中，民事权利体系经过了一个演变过程。对这一过程加以回顾，是有益的。但限于篇幅，不能作很详细的叙述，也不能对过去的各种体系逐一引述并进行分析或批评。

最初对民事权利只区分为财产权和非财产权(或人身非财产权)。在人格权还未受到重视，特别是一般人格权还未确立时，非财产权也只限于亲权、夫权、继承权等。后来才将人格权列入非财产权或人身权。后来又出现了新的权利，如无体财产权，将之纳入财产权的范围。民事权利体系由财产权与非财产权构成，这个办法实行了很长的时期，甚至直到现在。在这个体系下，即使出现了新的权利，也把它纳入这二者之中。例如股权(股东权)，将之归入财产权(股份所有权)，有人将著作权作为身份权而归入非财产权。后来，随着现实的发展，股东权中的非经济因素(如表决权)，著作权中的经济因素日益重要，简单地将这些权利归入财产权或非财产权都不妥当，于是就在财产权与非财产权之外，建立一类混合性的权利。但整个说来，这种体系仍是建立在财产权与非财产权的两分法之上的。这样的民事权利体系在民法著作中是最常见的，直到今天仍为不少学者所采用。

在采用这种体系时，有一个很重要的困难问题，这就是如何划分财产权和非财产权(或人身权)。起初，以有无金钱价值为标准来区分。后来，没有金钱价值的利益也可成为债权的内容(德国民法第241条以“给付”为债的内容，对“给付”的解释，已不以有金钱价值为必要。日本民法第399条则明定“虽不能以金钱估算者，也可以作为债权的标的”)，只好放弃这个划分标准。以后转而采取能否为权利人所处分为标准，但这个标准也不是绝对的。于是有的学者先给非财产权(人身权)下定义，然后把财产权界定为“其他一切权利为财产权”。例如日本《民事法学辞典》中说：“凡是与权利人的人格和身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权利为人格权和身分权，总称为非财产权；其他一切权利为财产权”(岩井万龟；《财产权》条)。

又有的学者索性不用“财产权”、“非财产权”这两个词，直接把私权划分为物权、债权与其他权利。例如日本学者穗积重远以作为私权内容的利益为标准将私权分为人格权、物权、能权(得有权)、债权、亲族权、继承权、无体财产权、社员权(《法律学辞典》第1084页)。但是在日本，民法中有许多条文里都明定了“财产权”一词(如第163、167、205、264、362、424、555、7l0等条)，要回避财产权一词是不可能的。于是有的日本学者在划分私权时不用“非财产权”一词，但不能不用“财产权”一词。

德国民法学者拉仑兹在“私权的各种类型”下面列举了人格权、具人身性的亲属权、对物支配权(物权)、无形财产权、债权、共同实施权(社员权)、形成权、无主物取得权、期待权、权利上的权利、反对权。这显然与单以“内容”(利益)为标准而作的分类有所不同(见其著作《德国民法总论》)，所以说这是私权的“各种类型”。

把民事权利确切地加以分类而建立一个体系，其困难不仅在于不可能网罗无遗，也在于对各种权利不易定性。同一种权利，有人认为具有某种性质、应归入某一类，有人则认为应归入另一类。现在还有人认为股东权应该是财产权的一种，即其一例。这样，有人就不得不认为，有某些权利属于所谓混合型或边缘型的权利，以回避这个问题。

当然，确定一种权利的性质(属性)而将其归类，与一个国家的法律规定有密切关系。例如英美法从前不承认著作权中的人身权为著作权法保护对象，有的国家明白规定著作权是财产权，学者就只好将著作权归入财产权了。

不论多么困难、多么复杂，将纷繁的民事权利尽可能地分类，建立一个适当的体系，终究是必要的，不可回避的。这个道理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本文仍试图建立一个民事权利的体系。

三、一个民事权利体系的概观

本文试图在我国民法里，建立一个这样的民事权利的体系。我国现在还没有民法典，但这并不妨碍建立一个民事权利体系。这个体系首先以民事权利的内容(被保护的利益)为标准，必要时也以其他方面为参考，把民事权利体系划分为以下五个大类：(1)人格权，(2)亲属权，(3)财产权，(4)知识产权，(5)社员权。

本文尽可能地为每类权利寻求它的固有属性，使各类权利之间有所区别，而避免所谓“混合权利”(例如说“继承权”是财产关系与身分关系交错的权利，“著作权”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结合，等)的说法。

这样的分类也并不是什么创新，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整理而成。这个体系打破了传统的两分法。这一点已不用再说，两分法实在无法确切地安置像知识产权和社员权这样的具有复杂内容的权利。

本文不用“人身权”、“身分权”这些沿用已久的名称，也不用在我国沿用已久的“人身非财产权”(来自苏联)一词。“人身权”不能表示现在“人格权”的意义和范围。“身分权”一词里的“身分”有点中世纪法律用语的气味，用来表示现代的民事权利，很不确切，容易引起误会(正是由于这种误会，有人把“著作人”当作一种“身分”而将著作权归入身分权。)。

把人格权单独列出并放在民事权利体系的第一位，这已是多数学者所采用的办法。其意义不必多说。

财产权的名称必须保留。在人类社会仍有赖于财产制度而存在和发展的今天，在市场经济正在我国建立和发展的今天，对这方面的民事权利必须予以重视。

知识产权离开财产权(摈弃“无体财产权”这个概念)和人身权(摈弃“著作人身权”这个概念)而独立，不仅因为它确有独立成为一个大类的价值，也因为在国际公约和国际组织中，它早已有了独立的地位，再不能使其附属于他种权利。
社员权应该独立，不仅因为公司法中的股权(股东权)已非财产权所能包容，还因为民法从个人法向团体法发展的形势要求这样做。

Ⅶ 民法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论文

这个好说，按照你的要求完成
这个俺会

Ⅷ 论述我国的民事权利体系。

不是道是论文还是简述
http://wenku..com/view/a62896f90242a8956bece403.html
看这个吧

Ⅸ 论民法。

“民法”一词源于罗马法的市民法（Jus civile）。1868年，日本学者津田真道将荷兰语“Burgerlykregt”译为“民法”。 在明治之初，学者箕田麟祥翻译法国民法典（Code civil）时采用“民法”一词。德国民法典叫“Bürgerliches Gesetzbuch”，罗马法“Juscivile” 、法国“code civil”直译都是“市民法”，荷兰语“burgerlyk ”与德语bürgerlich”都是“市民的”的意思，相关法律都可译为 “市民法”（注：参见〔日〕星野英一《民法的劝解》，第70—71页。岩波书店，1998年。）。日本虽译为“民法”，但民法理论均承认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即市民法。“民法”一词清末传入我国。新中国民法理论因不承认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更不承认市场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民法公法化，因此不讲民法是“市民法”，也不使用“市民”一词。从语源分析，我国民法也是市民法。

市民社会，在古代西方是指市民的共同体——国家，是指政治社会。中国古代和欧洲中世纪，不存在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市民社会。中世纪末期，出现了从事商品经济的市民阶层，即第三等级。从19世纪开始，“市民社会”被用来专指从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种种政治性支配下获得解放的近代市民阶层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一个“脱国家脱政治的领域”。市民是平等自由的、具有独立人格的财产所有者。调整市民间关系的法被称作市民法，是由私的所有、合同、法的主体性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注：参见〔日〕吉田克己《现代市民社会的构造与民法学的课题》，《法律时报》69卷6号。）。

资本主义是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社会，被称为是“天赋人权、人赋国权”的社会，其理论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近代的市民社会”，始自1790年的产业革命，到19世纪末进入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时期，资本主义民法在立法上虽然规定人人平等，但具体规定并不平等，家长制被保留下来，妻、未成年人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均受封建的家长制的限制，经济上也不享有独立的平等的所有权，不能独立订合同，但较古代市民社会和中世纪专制等级社会进步。近代市民社会的基础是家庭资本主义经济，必然保留家长制。随着家庭经营向现代化大生产的过渡，家长制逐渐削弱并最终崩溃。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的市民社会”，现代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公司制使家长制丧失了存在的经济基础，民法逐步得以修改，逐渐实现了法律上的平等。特别是二战之后，美、英、法、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法，基本消除了性别、种族歧视，市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基本实现。日本是封建传统比较顽固的国家，在民法实行100 年之际（1898年7月16日施行）， 社会各界关于修改民法及其他法律中对妇女的歧视条文的呼声很高。学者认为日本虽进入现代市民社会，但尚未真正建立起现代的市民社会（注：参见〔日〕吉田克己《现代市民社会的构造与民法学的课题》，《法律时报》69卷6号。）。

社会主义是否是市民社会？社会主义民法是否是市民法？这些有待取得共识。一些人持怀疑态度，说到底是怀疑发展市民社会是发展资本主义，将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市民社会，是商品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既然市场经济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市民社会也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疑虑是没有必要的。不仅如此，社会主义要发展民主、依法治国，均应以成熟的市民社会为基础。就此而言，社会主义更应发展市民社会。社会主义要发展市民社会，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继承了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中的合理因素，批判了其错误方面。继承黑格尔的合理因素，主要是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均将市民社会看作是私人利益的体系，认为个人是市民活动的基础，也重视在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的作用。但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马克思作出了与黑格尔截然不同的结论，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依附于国家，而马克思认为国家以市民社会为基础。马克思指出：“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 它们是国家的 condito sinequa non（必要条件）。但是在黑格尔那里条件变成了被制约的东西，规定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被规定的东西，产生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它的产品的产品。”（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2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马克思又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相对分离的，法国革命已将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解放出来，但他又认为仅有政治解放还不够，还必须废除私有制，实现社会解放才能达到人类的真正解放。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当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马克思认为只有政治解放，即市民社会从封建的政治国家中解放出来还不够，还必须废除私有制，实现社会解放，而社会主义恰恰是废除了私有，实现了市民的社会解放。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更是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国家。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因此，财产权不完全是私的财产权，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国有企业，社会主义主要是国有企业加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但这不妨碍社会主义的个人与法人成为市民，因为他们都可以享有独立的财产权。从私的所有发展到独立的财产权，是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一个区别，也是资本主义民法与社会主义民法的一个区别。就市民的平等地位而言，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根除了家长制，男女平等，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另一个不同，也是社会主义民法的特点。但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即国家均有矛盾。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存在广大市民与垄断财团的矛盾，实质是工人阶级与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对立的，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另一矛盾是由前一矛盾决定的，即受垄断财团控制的国家官僚机构与市民社会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就是广大市民与垄断财团、与国家及其官僚机构进行斗争，使国家经济、政治活动的中心由垄断财团控制、国家中心主义和官僚中心主义发展为以市民活动为中心，这一发展趋势具有积极意义，甚至可以说有走向社会主义的意义。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即国家的矛盾，是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所致，是该体制的遗留问题。计划经济否定市民社会，企业受制于国家计划，依附于政府，没有独立的法人格。改革开放之后，实行法人制度、实行公司制，但计划经济体制不可能即刻根除，只能逐步加以消解，现在，行政部门对企业财产的控制、对企业干部的控制，尚未使企业真正独立，这就决定我国民法的任务及其他相关法律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确立企业享有独立的财产权，就是要建立有效的现代企业法律制度，保证按民主的程序选任企业干部。尽管矛盾不同，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发展，共同趋势都是从国家中心或官僚中心发展到以市民活动为中心。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不同市民社会的矛盾决定着民法的任务。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就必然是调整私人间关系的法，即私法。私法除民法外，还有商法。民法为一般私法，商法为特别私法。我国以往的民法理论，由于不承认市民社会，因此，不承认民法是私法，关于民法的定义，被说成是调整平等社会关系法律规范的总称。这样的定义无非是指出了调整对象和一堆法律规范，与调整对象同语反复，没有太大区别，学理上也未与商法相对区别，是从法规范的外观解释法，没有揭示出民法的社会基础，没有揭示出民法的本质。从本质上给民法下定义，应解释为“民法是市民社会的一般私法”。

Ⅹ 举例论述民法的价值体系

难道是你们的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