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pp
A. PP是什么职位
PP是英文（per procurationem ）的缩写，[拉丁语]由代表,经代理人；如职务：委托代理人等。
委托代理人，又称“受托人”。是指按照被代理人的委托行使代理权的人。代理人的一种。委托代理人可以是公民，也可以是法人；当委托代理人是公民时，他必须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
当委托代理人是法人时，所受托的事项必须符合其经营宗旨和业务范围。委托代理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两人以上，前者称为“单独代理”或“一人代理”，后者称为“共同代理”。
(1)民法典pp扩展阅读：
1、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
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
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
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
2、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诉讼代理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必须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
因为民事案件的当事人、法定代理人、法定代表人参加诉讼活动是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如果他们不能亲自参加诉讼或者需要他人给予法律上的帮助，则可以委托代理人进行诉讼，但这不会丧失本人亲自参加诉讼的权利。对于离婚案件，委托了代理人后，本人也应亲自出庭行使权利。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委托代理人
B. 跨国收养和涉外收养是同一个概念么
一、跨国收养法的概念
跨国收养法是指调整跨国收养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由干跨国收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有一定的法律规则协调和规范跨国收养行为，调整跨国收养关系，防止跨国收养权的滥用和国际拐卖儿童。干是，随着跨国收养的产生和发展，调整含有国际因素的收养关系的跨国收养法就应运而生。跨国收养法调整的对象为含有国际因素的收养关系，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未看，可以称之为涉外收养关系，或“超越国籍或国境的收养关系”。(余先予主编：《国际法律大辞典｝)，湖南出版社 1995年版，第 408页。)这种含有涉外因素的收养关系指收养的当事人、收养的内容和法律事实等因素中至少有一方面与外国有关系。我国大部分学者主张含有涉外因素的收养关系就是指：“收养人与被收养人，以及有关收养的法律事实等诸因素中，至少有一个因素是与外国相联系的。”(孟宪伟、王玉法：《涉外婚姻家庭与法｝)，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93页。)具体说未，作为收养关系当事人的一方或双方是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或者其住所或惯常居所在外国，按照广义的解释，只要收养人或被收养人具有外国国籍、无国籍或者其住所、惯常居所在外国，都属干跨国收养关系的范畴。而依海牙国际私法会议 1993年通过的跨国收养公约的狭义解释，只有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惯常居住地位干不同的缔约国才算跨国收养关系或涉外收养关系(See J.Doek et al.(eds.)，Children on the move，Martinus，Nijhoff publishers，1996，pp?82-84?)。此外，收养关系的权利义务产生、变更或消灭的法律事实发生干国外，也属跨国收养法调整的对象，如收养行为在国外完成，或收养关系在外国成立，或收养关系在外国解除等都可看作跨国收养法调整的范围。可见，跨国收养法所调整的收养关系所具有的国际因素或涉外因素不是单一的，即不仅仅只是一个环节上有外国成份，可以是多元的，也就是说，可以在收养的多个环节上都有外国成份，而构成跨国收养关系或涉外收养关系只要在一个环节上具有涉外或国际因素就足够了。含有涉外或国际因素的收养关系仍属干广义的民事法律关系，因而，从一定程度上说，以这种关系为调整对象的跨国收养法应是国际私法的重要板块。(See I Delupis，International Adoptions and the Conflictot Laws. Stockholm，1976，pp66-75;R. de. Nova，Adoption in Comparativ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Receil，196lpp75- 158)在大部分大陆法系国家，将包 含规定收养关系的家庭法作为民法典的一部分，法国、德国、瑞士、日本等均采用这种制度，在其国际私法中对涉外收养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噪美法系国家没有民法典，常以单行法的形式规定收养关系，但仍将其列入民事方面的法律规范之列，多以私法面貌出现;而社会主义国家大部分是以前苏联的模式为参照，把劳动关系、婚姻家庭关系从民法中分离出未，单独立法加以调整，在婚姻家庭法典中对收养关系加以规定，如苏俄的婚姻和家庭法典、罗马尼亚的家庭法典等，我国也是如此，将规范收养关系的法律单列干民法以外。不论对收养关系采取何种立法形式，大部分国家都在其国际私法中对涉外收养关系或跨国收养关系作了规定。可见，跨国收养法总体上属干国际私法范畴，但是，也不能忽视或否定其所表现出未的国际行政法、国际人权法、国际公法方面的某些特征。随着国际社会的收养立法强调以保护儿童最大利益为原则和强化公权力介入的机制，有学者也主张将跨国收养法划入国际行政法、国际人权法乃至国际公法之列。(See E. M. Hohnerlein，Internationale Adoption und Kindeswohl，Mullich，1988，pp9-11;J. H. A. VanLoon，“ The Increasing Significan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the Clarification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in Forty years on：The Evolution of Postwar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n Europe，Amsterdam，1990. pp. 101 et Seq)这种观点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跨国收养关系内在的属性，即最终成立的私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而只是从跨国收养法律规范中所体现的强调司法行政机关的介入和监督管理以及保护儿童人权的某一方面的特征来归类的，有以偏概全之嫌，未看到跨国收养法的固有属性和主导方面。从跨国收养法的对象、性质及其基本内容来看，它所表现出来的国际私法方面的特征最为突出，甚至可以说国际私法与跨国收养法是属种关系，国际私法涵盖跨国收养法。跨国收养法以含有国际因素的收养关系为调整对象，以规范跨国收养行为的实体法律法规和程序性法律法规乃至法律适用规则为内容，既不同干主要以国内收养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国内收养法，亦不同干调整以国家为主体的主权者之间的法律关系的国际公法，更不同干“限定内国行政机关的管辖权和内国行政法的适用范围的国际行政法”，(李浩培：《国际法的概念和渊源｝)，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4页。)也不同干“被确定为是处理保护受国际保证的个人和团体的权利不受政府侵犯以及处理促进这些权利发展的国际人权法。”((美)托马斯?伯根索尔著《国际人权法概论》，潘维煌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就整个法律体系而言，尽管跨国收养法与国际公法、国际人权法、国际行政法乃至国际刑法在某些方面存在相互联系、相互交叉或重叠之处，但其本质特征与内容还是相差较大的，跨国收养法归入国际私法范畴，作为国际私法的构成部分则更为恰当。跨国收养法是融实体性规范、程序性规范乃至仲突规范干一身的有机整体，是国际私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二、跨国收养法的渊源
正如其它各种法一样，跨国收养法的渊源也可以分为实质渊源和形式渊源两类。跨国收养法的实质渊源是指在跨国收养法规则产生过程中影响这种规则的内容的一些因素，如法律意识、正义观念、连带关系、社会舆论、阶级关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等。这些因素的共同点在干都具有法律以外的性质，它们是一些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社会学上的或者心理学上的事实，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属干其它社会科学的任务。而笔者所研究的主要是跨国收养法的形式渊源，即跨国收养法规则有其产生或出现的一些外部形式，也就是指跨国收养法规范的表现形式。这也是跨国收养法形成的依据或标志。由干跨国收养法的调整对象是超出国家或国籍领域的含有外国因素的收养关系，在其发展的进程中，逐渐产生了国际统一规范。这就决定跨国收养法的渊源具有两重性，即主要包括国内立法和国际立法两个方面，也有一些国家将国内法院的司法判例以及国际社会所通行的国际惯例视为跨国收养法的重要渊源。
(一)国内立法国内立法作为跨国收养法的渊源，是指各国制定的关于调整涉外收养关系的法律、法令、条例、规定等规范性文件。由干跨国收养活动与有关国家的利益密切相关，各国通过国内立法来协调跨国收养活动是一种比较普遍的作法。关于跨国收养的各国立法，有从简略趋干详备的倾向，这种国内立法常包含在民法典或单行的收养法中或并入国际私法典中，有的也在国籍法或移民法中加以规定。例如，《日本民法》第801条规定了在外国的日本人之间的收养方式，日本旧法例第 19条，新修改的日本法例第 20条都对涉外收养的要件及效力等作了规定，《日本国籍法》第 19条和第 23条对因收养而入籍或出籍作了规定;德国民法施行法第 22条对涉外收养的法律适用作了具体规定;荷兰采取单行立法的形式，《荷兰关于收养外国于女的法规》对涉外收养的条件、效力、程序和监管等问题作了非常详细的规定，共有 34条。芬兰 1985年颁布的《收养法》在第四章第19条至第24条、第五章的第25条至第27条和第七章的第37条至第 47条中对涉外收养的成立、批准、承认及撤销等作了更详尽的规定，此外，芬兰还在 1985年颁布了《关于芬兰跨国收养事务委员会的法令入新西兰 1965年《收养修正法》第 17条规定了域外收养的效力，原捷克斯洛伐克 1964年的《国际私法及国际民事诉讼法》第 26条、第 27条篇 41条对涉外收养的管辖权和法律适用作了具体规定;波兰 1966年的《国际私法》第 22条和《民事诉讼法》第110条对涉外收养的法律适用作了规定;瑞典有关跨国收养的立法相当完备，有1979年生效的《关于收养的国际法律关系条例》、1981年《外国收养认可条例》、1979年的《跨国收养协助法》 J981年的《跨国收养瑞典国内委员会规则》及 1985年的《瑞典国际儿童福利协会收养中心章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比利时民法第344条规定了“跨国收养的特殊里条件和效力以及承认在外国取得的收养亲子关系”;1979年的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 26条对涉外收养作了具体规定;阿根廷 1971年颁布的《收养法》在第五章中以专章共 5条规定了“海外收养的效力”赤国 1939年制定的《国际私法》第 35条对涉外收养的法律适用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意大利 1995年的《国际私法制度改革法案》第五章第 38条至第 41条对涉外收养的条件、成立、撤销及收养管理权与有关收养的外国裁决的承认等方面作了非常具体的规定;罗马尼亚 1992年《关于调整国际私法法律关系的第 105号法》第 30条至第 33条对涉外收养的实质要件、形式要件和效力的法律适用作了明确的规定卡D度 1956年的《印度人收养和抚养法》、1980年的《监护法膊nl 986年的《青少年保护法》都有关于跨国收养的条文;巴西 1979年的《未成年人法典》第sl条和第52条也属干跨国收养法的规范书利1988年颁行的《收养法》就有关于跨国收养的条文，1991年该国司法部第18703号修正法案又对跨国收养作了更具体的规定;保加利亚 1985年的《家庭法典》第 136条有关于跨国收养的规范;我国的涉外收养法律规范则见干 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第 ZI条以及 1993年的《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实施办法》中。可见，各国有关跨国收养的国内立法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存在干民法典中，有的在单行的家庭法典或收养法中，有的散见干国际私法规范中，还有在民事诉讼法中加以规定的，所有这方面的规定，构成了跨国收养法丰富的国内立法形式。
(二)国际立法
在国际立法方面，由干全球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普及与交通运输事业的日益发达，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往未和交流日益频繁，随之而未的跨国收养不仅在数量上与日俱增，而且在范围上也在逐渐扩大，而每一个国家的收养立法大都是由其各自的立法机关立足其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发展的状况未制定的，对跨国收养作了不尽相同的规定，从而给跨国收养造成了法律仲突和障碍。为了促进跨国收养的顺利、健康发展，消除跨国收养的法律仲突或障碍，平等地保护内外国收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维护儿童最大利益，世界各国在跨国收养领域进行了积极的合作，签订了一系列多边条约和双边条约，使国际条约成为跨国收养法极为重要的渊源。
1.双边条约
两国之间为促进和保护两国公民互相进行收养而缔结的有关涉外收养的双边条约或司法协助协定在跨国收养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是跨国收养法的渊源之一。例如，澳大利亚与菲律宾在1981年签订的《关于跨国收养的合作议定书》，瑞典与菲律宾在1975年签订的跨国收养方面的条约，荷兰与菲律宾在 1975年签订的有关收养的双边合作条约，厄瓜多尔与瑞典在1976年签订的收养协助条约，挪威与菲律宾在 1982年签订的收养方面的双边条约，厄瓜多尔与加拿大 1984年签订的收养方面的合作条约，希腊与瑞典在 1983年至 1985年之间签订的一系列关于收养问题的双边条约，我国与西班牙、匈牙利、比利时等国家所签订的民商事方面的司法协助协定，等等，都是跨国收养法的重要渊源。尽管这些关于跨国收养的双边条约只对双方缔约国有约束力，构成缔约国之间盼‘特殊跨国收养皆，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但是，若双边收养条约中的某些规则被为数众多的双边条约普遍接受，也可能构成国际通行的作法而为许多国家所采用，构成具有一定广泛性或普遍性的跨国收养法的规则。
2.多边条约
关于跨国收养的多边条约，有区域性多边条约和世界性多边公约之分，不论何种形式的公约，它们都是跨国收养法的重要渊源。
(1)区域性多边条约
区域性的跨国收养条约是指区域性国家组织为协调成员国之间的跨国收养而签订的多边条约，最早的为 1928年美洲国家间的《布斯塔曼特法典》以及 1940年蒙得维的亚的《关于国际民法的公约》，都有关于跨国收养的法律规范。此外，1939年北欧国家在斯德哥尔摩签署的《关于婚姻、收养和监护的某些国际私法规定的公约》、欧洲理事会 1967年《关于儿童收养的欧洲公约》、美洲国家组织 1984年《美洲国家间关于未成年人收养的法律仲突公约厨n 1994年《美洲国家间关于国际拐卖儿童公约》，等等，都是跨国收养法的重要渊源。
(2)世界性多边公约
跨国收养法方面的世界性多边公约，主要有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与联合国通过的一些公约，具体包括海牙国际私法会议1956年的《抚养儿童义务法律适用公约》、1958年的《关于未成年人抚养义务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公约》、1961年的《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机关的权力及法律适用公约》 J 965年的《收养管辖权、法律适用和判决承认公约》、1980年的《国际非法诱拐儿童民事方面的公约》、1993年的《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约》等，以及联合国 1989年的《儿童权利公约》，是跨国收养方面具有普遍性的国际公约，是跨国收养法渊源中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法律规范。
此外，联合国大会的一些规范性文件也是跨国收养法的渊源之一，如联合国 1986年的《关于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特别是国内和国际寄养与收养办法的社会和法律原则宣言》就可视为跨国收养法的渊源。不仅如此，跨国收养法的渊源还包括国际惯例以及一些国家的判例等，如印度最高法院 1984年 2月关于 Lax mi Kant Pandey一案的判决就确立了印度跨国收养法的基本准则。(See Eliezer D Jaff.Intercountry Adoritions.The Netherlands.1995.p. 31)不同国家对判例是否可被作为跨国收养法渊源的态度不同，英美法系国家的判例如同国内立法一样，是跨国收养法的国内渊源;大陆法系国家因判例不能作为“先例”被普遍采用，因而很少有国家将判例作为跨国收养法渊源。我国同样不将判例作为法律渊源。但是，从整个国际社会未看，不应忽视判例对跨国收养法渊源的影响和作用。
由以上分析可知，随着跨国收养的产生与发展，以含有国际因素或涉外因素的收养关系为调整对象的跨国收养法也应运而生，井在国际社会法律统一化运动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虽然国际社会至今尚无统一的跨国收养法典，以后是否会出现也很难说，但不可因此而否认跨国收养法的存在，正如不能因为国际社会至今没有统一的国际私法典而否认国际私法的存在一样。跨国收养法是由调整跨国收养关系或涉外收养关系的有关国内法规范和国际法规范综合形成的有机法律体系，就其内容和范围来看，在其基本框架中，大体应包括跨国收养关系成立的实质要件规范、跨国收养关系成立的形式要件规范、跨国收养的管辖权规范、跨国收养的承认与执行方面的规范、跨国收养效力的规范、跨国收养的法律适用规范或仲突规范等一系列相辅相成的各种规范。随着跨国收养在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跨国收养法的统一化己成为跨国收养法发展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有关调整跨国收养关系的新的国际规范还会不断涌现。
C. 王卫国的科研成果
01.1995年至1998年，主持翻译美国法学名著《科宾论合同》。
02.1996年，主持国家土地管理局委托项目《我国土地权利的研究》
03.1996年至1999年，主持中澳机构合作项目《中国经济法改革：比较研究》。
04.1999年，主持与香港城市大学合作研究项目《法务会计》。
05.2002年，主持国土资源部委托项目《中国土地权利的法制建设》。
06.2004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财产法的理论重构》。
07.2005年，与Peter Ho教授共同主持与荷兰格罗尼根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的合作研究项目《中国农村土地登记和空间规划》。
08.2005年，受国务院商务部、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委托，主持《中国的反商业欺诈》系列科研项目。
09.2005年，受国务院国土资源部委托，主持科研项目《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流转：立法模式研究》。
10.2005年，主持与荷兰莱顿大学合作的《荷兰民法典》翻译和研究项目。
11.2006年，主持教育部“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大问题研究》。
12.2006年，主持荷兰外交部资助项目《荷兰民法典翻译与研究》。
13.2007年，主持国资委委托项目《国有企业改制中职工持股规范研究》。
14.2007年，主持国家开发银行委托项目《开行参与中小金融机构重组的法律问题研究》。
15.2008年，主持中国法学会2008年部级法学研究重点课题《金融机构破产研究》。
16.2008年，主持国务院法制办委托项目《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立法专家建议稿》。
17.2009年，主持北京市平谷区委托项目《平谷区农村综合改革方案研究》。
18.2010年，主持中国保监会委托项目《保险法律体系建设研究》。
19.2010年，主持国家开发银行委托项目《开发银行中间业务法律风险分析》。
20.2011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银行破产风险处置和重整法律制度研究》。
21.2012年，主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委托项目《强制性标准和法规关系研究》。 01．《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专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再版，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02．《中国民法》（合著，佟柔主编）
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
03．《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合著，王家福主编）
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项目，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年-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
04．《商法案例评析》（合著，江平主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05．《中国土地权利研究》（专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获司法部“九五”期间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06．《科宾论合同》（上、下册）（译著，合译）
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1998年版
07．《商事法学·经济法学》（副主编）
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教材，法律出版社1998年、1999年版
08．《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招生考试教程》（上、下卷）（合著）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09．《中国证券法破产法改革》（王卫国、Roman Tomasic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0．《商法学》（副主编）
高等法学院校法学主干课教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002年修订版
11．《破产法》（专著）
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
12．《商法概论》（主编）
新编成人高等法学系列教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3．《经济法》（主编）
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教材，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14．《商法、经济法》（主编）
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教材，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15．《商法》（主编）
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法学教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6．《中国土地权利指南》（王卫国、王广华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7．《中国土地权利的法制建设》（王卫国、王广华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8．《法务会计基础教程》（王卫国、赵荣信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9．《改革时代的法学探索》（文集）
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0.《改革时代的法学探索》
西南政法大学学了学术文库 3，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1.《中国民法典论坛（2002-2005）》（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2.《破产法——原理·规则·案例》（王卫国，朱晓娟等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3.《荷兰民法典》（第3、5、6编）（主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4.《破产法精义》（专著》
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25.《民法》（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精品系列教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6.《商法》（主编）
高等教育法学应用教材，中国政法大学2007年版
27.《荷兰经验与民法再法典化》（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8.《经济法学》（王卫国、李东方主编）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9.《商法》（第二版）（主编）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0.《民商法新观察》（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1.《21世纪中国民法之展望——海峡两岸民法研讨会论文集》（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2.《合同法》（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3.《银行法学》（主编）
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34.《企业与公司经营管理人员法律知识读本》（王卫国、李东方主编）
全国“六五”普法推荐读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5.《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法律风险及对策研究》（王卫国，李化常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6.《金融法学家》（第一辑至第三辑）（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至2012年连续出版
37.《法大民商经济法评论》（第一卷至第八卷）（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至2012年连续出版 01．《试论民事责任的过错推定》，《法学研究》1982年第5期
02．《论合同的强制实际履行》，《法学研究》1984年第3期
03．《损害赔偿社会化与西方侵权法危机》，《外国法学研究》1985年第3-4期合刊，获西南政法学院科研成果奖
04．《现代民法的因果关系理论》，《外国法学研究》1986年第4期
05．《论民法与商品经济》，《法学研究》1987年第3期
06．《民事责任竞合之比较研究》，《外国法学研究》1987年第4期
07．《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法律问题》，《政法论坛》1988年第2期
08．《规范协同论》，《法律社会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09．《产权明晰化与企业非国有化》，《法学》1988年第10期
10．《所有权转换探析》，《现代法学》1989年第1期
11．《不可抗力概念的立法与学说考察》，《外国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
12．《瑞典新〈货物买卖法〉的主要特点》，《比较法研究》1992年第2-3期合刊
13．《企业重整制度之立法范例比较》，《外国法学研究》1993年第1期
14．《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学的观念转变》，《现代法学》1993年第4期
15．《公司资本论》，《特区法制》1993年第3期
16．《民法学者的哲学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17．《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结构——功能特性》，《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4期
18．《论合同无效制度》，《法学研究》1995年第3期，获《法学研究》百期优秀论文奖
19．《超越概念法学》，《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3期。收入《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中国改革成果通报》和《21世纪中国发展论坛》
20．《论重整制度》，《法学研究》1996年第1期，获中国政法大学宪梓优秀科研成果奖
21．《法国治理企业困境的立法和实践》，《外国法译评》1996年第4期
22．《商业保障与新破产法》，香港《中国透视》1996年8月号
23．《中国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法学》1998年第3期
24．《论重整企业的营业授权制度》，《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1期，获中国政法大学校庆论文奖
25．《现代企业制度中的法人产权》，《对外经贸企业管理》1998年第2期
26．《论法学家的人格》，《民主与科学》1998年第1期
27．《中国电信业立法建议研究报告》（与盛洪、余晖合著），张曙光主编《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二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28．《企业拯救制度在中国的采用：比较概观》，王卫国、Roma，n Tomasic主编《中国证券法破产法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9.《金融欺诈对商事立法的挑战》，陈光中主编《金融欺诈的预防和控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30．《产权的法律分析》，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1．《依法保障和促进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经贸导刊》2000年第2期
32．《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求是》2000年第4期
33．《中国入世与法制建设》，佟志广等主编《中国与WTO：权威专家话入世》，西苑出版社2000年版
34．《消费者群体在法律制度中的地位》，《工商行政管理》2001年第21期
35．《债务重组与企业脱困》，邵宁、周放生、熊志军主编《中国企业脱困报告》，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1月版
36．《略论新破产法起草的几个目标》，《政法论坛》2002年第3期
37．《中国企业债务重组的替代方法研究》，周放生主编《国企债务重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8．《论经济法之当代命运》，王卫国著《改革时代的法学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39．《市场规制法律制度的一般原理》，李昌麒主编《经济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40．《经济体制改革回顾:以《商法》为聚焦点》，《法人》2004年Z2期
41．《让与担保在我国物权法中的地位》（与王坤合著），《现代法学》2004年第5期
42．《探索造福农民的城市化模式》，《中国改革报》2004年12月14日
43．《新破产法草案与公司法人治理》，《法学家》，2005年02期
44．《论普通债权质押的风险防范》（与胡利玲合著），《人民司法》，2005年08期
45．《安全生产法律体系亟待完善》，《劳动保护》，2006年02期
46．《关于土地调控的三点意见》，《中国土地》，2006年10期
47．《新破产法:一部与时俱进的立法》，《中国人大》，2006年17期
48．《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若干法律问题探讨》（与潘修平合著），《现代法学》2009年04期
49．《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主要问题及研究路径》，《安徽农业科学》，2008年01期
50．《<物权法>激发企业生存新生态》，《中外管理》，2008年01期
51．《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之展望》，《中国法律》，2009年01期
52．《中国的保险法律制度》，《中国法律》，2009年03期
53．《挂钩型理财产品若干法律问题研究》（与潘修平合著），《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05期
54．《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质押制度研究》（与潘修平合著），《法学杂志》，2009年10期
55．《累计认购期权(Accumulator)理财产品若干法律问题研究》（与潘修平合著）河北法学，2009年12期
56．《中国破产法的特点与程序正义》，《中国法律》，2011年第5期
57．《现代财产法的理论建构》，《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01期
58．《中国经济特区立法的经验》，《中国法律》，2012年第4期
59．《政法委要转变职能》，《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2期 1．Some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of China
Juridik Tidskrift (Stockholm), Vol. 1989-1990, No.5
2．TheLeg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A Cultural Survey
Juridik Tidskrift, Vol. 1990-1991, No.4
3．TheLegal Character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Venture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Law Review (Vancouver),Vol.26 (1992), No.2
4．BusinessProtection and the New Bankruptc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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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raulentConct and Punitive Damages in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Law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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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doptingCorporate Rescue Regimes in China:A Comparative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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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orporateGovernance and the Draft Bankruptcy Law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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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Land Use Right -- LegalPerspectives and Pitfalls for Land Reform”, “Developmental Dilemmas: Land reform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edited by Peter Ho, published byRoutledge (US and Canada),1st ed. 2005.
9. “The Changchun Approach: A NewScheme for Debt Restructuring in China”, “Law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Mainland and Taiwan”, edited by Pitman B.Potter, Institute of Asian Research,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006,ISBN 0-88865-764-1, page 87-99.
10. “National Report for the People’sRepublic of China”, Chapter 6 of “Commencementof Insolvency Proceedings”, Oxford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InsolvencyLaw Series, Edited by Dennis Faber, Niels Vermunt, Jason Kilborn, and TomasRichter, published by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164-193.
11.“Restructuring Modern Property Lawon a Theoretical Basis”, “Towards aChinese Civil Code --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Lei Chen & C.H. (Remco) Van Rhee, published by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Leiden. Boston, 2012, pp.109-151.
D. 国际私法调整方法
无论是作为一个部门法，还是作为一个部门法学，国际私法都有着悠久历史。一般认为，完整国际私法的理论体系产生于中世纪，其标志就是巴托鲁斯提出的“法则区别说”。尽管如此，国际私法尚有诸多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争议。德国著名法学家康恩（Franz Kahn）曾指出，国际私法是从书名页开始就存在争议的学科。[1] 在我国，对国际私法的研究也存在同样情况。旧中国国际私法学领域如此，[2] 现在也是如此。[3] 但国际私法的所有各类争议，首先是从国际私法的对象及方法开始的，也正是基于对国际私法对象和方法问题的认识不同，学者们在国际私法范围问题上也形成了自己的认识。
笔者拟从技术革命对国际私法的影响这一角度，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理论分歧现状
从以下关于国际私法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学者们在国际私法对象及方法问题上的分歧。
德国学者努斯鲍姆在其《国际私法原理》一书中指出：“国际私法，或冲突法，从广义上讲，是处理涉外关系的私法的一部分。”新中国第一本统编《国际私法》教材也认为：“国际私法是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的部门。”[4] 这一定义是从国际私法调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着眼的。
德国学者马丁。沃尔夫则认为，国际私法就是“在同时有效的法律体系中，决定哪个法律体系应该适用于一些特定的事实”。[5] 我国李浩培先生也认为，国际私法是“指在世界各国民法和商法相互歧异的情况下，对含有涉外因素的民法关系，解决应当适用哪国法律的法律。”[6] 这一定义是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来考虑的。
英国学者切希尔和诺斯认为，国际私法是在处理涉外案件时判定：第一，法院在什么条件下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第二，应适用哪国法律来确定各类案件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第三，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承认外国判决，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外国判决所赋予的权利可以在英国得到执行。[7] 显然，这一定义是从司法角度并结合国际私法的内容或规范来进行的。
另外，还有其他四种代表性的定义：（1）“国际私法是以直接规范和间接规范相结合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并解决涉外民商事法律冲突的法律部门。”[8]（2）“国际私法是以涉外民事关系为调整对象，以解决法律冲突为中心任务，以冲突规范为最基本的规范，同时包括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的规范、避免或消灭法律冲突的统一实体法规范、以及国际民事诉讼与仲裁程序规范在内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9] 这两个定义认为国际私法是国内法的一个部门，而且，国际私法的规范包含统一实体法；（3）“国际私法是以涉外民事关系为调整对象，以确定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为前提，以解决法律冲突问题为核心，由法律适用规范、规定外国人民事地位规范所组成，并通过国际民事诉讼和仲裁程序进行司法保护的一个独立的部门法。”[10] 这一定义也认为国际私法是国内法的一个部门，但统一实体法规范不是国际私法的规范；（4）“国际私法是调整国际交往中所产生的民事关系的国际法的一个部门。它是规定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规范，调整不同国家之间法律冲突的、确定国际民事关系双方当事人具体权利和义务的冲突规范、统一实体规范，以及解决国际民事争议的诉讼程序和仲裁程序规范的总称。”[11] 这一定义与第（2）和第（3）的主要不同点在于，它强调国际私法是国际法的一个部门。以上四种定义都是从综合角度来考虑的。
可见，关于国际私法的对象问题，虽然学者们都认为是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或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但在调整对象的范围上，则存在差别。一种主张国际私法的对象是所有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另一种则主张国际私法的对象只是会产生法律冲突的那部分涉外民事法律关系。
基于对国际私法对象的认识，理论界关于国际私法的方法问题，同样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国际私法的方法包括直接调整方法；[12] 另一种则认为国际私法的方法只有或主要是间接调整方法。[13]
与对国际私法对象和方法问题的认识相对应，关于国际私法的范围问题，理论界也分别有不同主张：（1）国际私法的范围仅局限于冲突规范。持这种观点的可以德国、奥地利、瑞士、北欧国家以及日本等国为代表；（2）国际私法由管辖权规范、冲突规范和外国判决及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规范构成。这是以英国、美国、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的主张；（3）国际私法的范围包括国籍规范、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规范、冲突规范及国际民商事管辖权规范。这是以法国和意大利为代表的拉丁法系国家的看法；
二、基于技术革命的影响所形成的认识
一般认为，法律的调整对象是社会关系参加者的意志行为，即人与人关系中的意志行为。[14] 在认识法律的调整对象时，一般应注意的是：社会关系只有表现为通过人们的意志而形成的思想关系时，才能成为法律的调整对象；并非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法律的调整对象。法律的调整对象是已被法律调整的或客观上要求法律调整的具体的意志社会关系。或者说法律的调整对象是客观上能够“接受”法律调整，而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又有必要对之进行法律调整的意志社会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调整的对象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某些社会关系可能会从生活中消失，或者虽未消失但已丧失进行法律调整的必要，而某些新社会关系产生，则迫切要求法律对其予以调整。法律调整对象的主要发展倾向是扩大和加深。这里所说的“扩大”，是指法律调整对象范围的扩大。而“加深”则是指对法律调整的质的要求提高，即要求法律上有更为准确、系密的规定，要求法律的可操作性进一步增强。
同样，在国际民商事领域，社会发展的最直接的结果可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的范围呈不断扩大趋势并需要相应的部门法对其进行调整；其二是国际社会对以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为调整对象的部门法（即国际私法）所提出的质的要求也有不断提高的趋势。这样，以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为对象的国际私法，只有顺应国际民事法律关系发展的现实，才能较好地服务于各国的对外政策，才能维护或重构国际民商事交往秩序。
从国际层面出发，对涉外民商事关系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可作如下归纳：
在13世纪以前的漫长岁月里，各国间民事交往的数量极少，国际私法产生的基本条件尚未具备。即使古罗马时期就出现了所谓的“万民法”，[15] 但有学者认为，“在罗马之世，绝无国际私法之存在。”[16]
从13世纪开始，人类科技水平才有了较大提高，某些国家的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开始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国际民事交往在量上有了一定变化。13世纪以后，由于造船业的发展，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国家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中心。但当时的国际贸易是相当有限的。[17] 新航路开辟后到16-18世纪，国际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
总之，在13-18世纪中叶，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范围主要局限于外国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婚姻家庭、财产继承等问题；客体主要是动产和不动产，涉外合同与涉外货物运输保险才开始萌芽。
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并引起了产业革命，其最主要的后果之一就是使国际经济贸易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到19世纪70年代，第一次技术革命给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带来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是受第一次技术革命影响较大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人和法人；其客体主要是农产品，工业品和半制成品所占比例较小；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所涉及的领域看，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范围已经有了较大变化。这一点可以普通法系国家早期的国际私法著作为佐证。如威斯特莱克（Westlake）1858年《国际私法》（第二版）所讲的内容依次为：自然人的身份及能力与监护问题；结婚、离婚与准正；动产继承；破产；动产与不动产；管辖权的一般概念；国内与国际管辖权；契约；债务的转移和消灭；住所；国籍；外国公司；外国判决与程序等内容。[18] 戴赛的《冲突法》于1896年首次出版，可以说，该书是对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70年代国际私法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调整情况的总结。戴赛在其著作中主要讲了自然人的身份、能力、住所和国籍问题；法人国籍、能力及破产问题；婚姻家庭关系及继承问题；侵权行为以及各种合同关系等问题。[19]
19世纪70年代后，出现了一系列的技术发明。如汤姆士炼钢法、蒸汽涡轮、内燃机车、气钻、发电机、远距离输电、电灯、电车、电话、无线电、从炼焦煤中提取氨、苯和人造燃料等。这些技术和发明的运用，被概称为第二次技术革命。这次技术革命，极大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特别是海上运输业的发展，从而使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20世纪以前，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量上的变化。即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在总量上大为增加，有关国际货物买卖、运输、保险、支付等有了空前发展；其二是主体上的变化。即法人数量和种类有较大增加；其三是所涉及的领域扩大。即自由竞争的加剧也促进了技术、专利发明、科学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对这种变化，有学者将之概括为三点：由于法人在国际交往中作用的增长，法人的国籍、地位和能力问题，以及涉外代理和破产关系，也随之增长；由于银行在国际交往中作用的增长，随之发展了信贷关系和票据关系；由于国际间文化和科学技术交往的发展，涉外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关系也随之发展起来。[20]
20世纪50年代，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发展和利用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开始，[21] 人们一般将之称为第三次技术革命。此次技术革命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影响可归纳为宏观方面和微观方面。宏观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其一是出现了一系列新型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在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补偿贸易和许可证贸易；在涉外合同领出现了新的外民事承揽合同关系，如对外来料加工和来件装配等；在涉外法人问题上出现了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以及外商独资经营等；在国际货物运输上出现了新的运输形式和方式，如运输形式上多采用集装箱运输，运输方式上则大量采取多式联运方式；此外，在合同领域还出现了咨询合同关系。其二是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在量上进入“爆炸阶段”。即在这一时期，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无论在总量上，还是在某一具体领域，其发展速度已非已往任何时候所能比拟。微观上的影响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发生了一系列显著变化。其主要表现为中、小企业公司、法人重显活力，成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新力量；联合企业和跨国公司大量出现；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人和法人成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二是对涉外法律事件和法律行为的影响，如就涉外侵权而言，出现了许多跨国环境污染问题。三是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工业制成品超过了初级产品客体；用于国际流通的产品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伴随国际技术转让的发展，无形客体已超过有形客体。
到20世纪90年代，人类经历的一次意义深远的重大技术革命就是互联网络、移动电话的广泛运用。它不仅是人类通讯方式的改变，而且将导致经济运行方式和人们交际方式的变革，以及社会组织方式和结构的改变，它正逐步改变着整个经济和社会的面貌，人类从此进入信息时代，[22] 这就会更进一步促进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譬如，电子商务（E-commerce）的发展速度呈逐年递增的态势。在1996至1997年间，通过国际互联网络进行的商事贸易（business-to-business trade）每6个月增长2倍，但1998年则是每3个月或每4个月增长2倍，有人预计到2003年，网上贸易额每年将达到1300亿美元。[23] 但国际互联网络在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法律问题。[24]
通过以上我们不难看出，随着技术革命的进步，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或国际民事法律关系）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当然，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发展变化的原因和条件并不仅仅是技术革命，但我们绝对不能忽视技术革命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发展变化所起的直接作用）。国际私法只有顺应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保障或推动国际民商事交流的发展。
从国际私法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国际私法总是在随着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发展变化而作适时的调整。
国际私法在其产生之初，直到19世纪末，其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主要采取的是间接调整方法。这一历史阶段，国际私法完成了从“学说法”到“制度法”的过渡。无论是在“学说法”还是在“制度法”阶段，国际私法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主要采取的是间接调整方法。但即使在这一阶段，也存在用直接调整方法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情况。如在判定某一外国人（包括外国法人）在内国是否具有相应的民事活动权利时就必须用直接调整方法。
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迅速发展，其所涉及的范围急剧扩大，而间接调整方法本身存在缺乏针对性、可预见性等方面的缺陷，因而就有了以其他方式来顺应对迅速发展着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进行调整的需要。也正因为此，这一时期就产生了大量的以直接方式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统一实体法规范。[25] 这类统一实体法规范能避免或直接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因而能克服冲突规范缺乏针对性和可预见性的缺陷。此外，部分国家还提出和制定了所谓“直接适用的法律”，其目的在于，为了组织和保护一国的社会、经济和金融结构，使一切与法院地国家有充分联系因而会影响法院地利益的交往关系均受其调整。[26]
因此，对国际私法的方法问题，我们认为，应当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但这并不能说直接调整方法完全可以取代间接调整方法。因为，从目前的情况看，规定直接调整方法的统一实体法规范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所涉及的领域及普遍效力上，都是相当有限的。而且，对某些领域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如涉外婚姻家庭关系的调整，仍然将主要或完全以间接调整方法来进行。所以，同作为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手段，间接调整方法和直接调整方法在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过程中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从国际民商事交往的实际看，这种现象将存续相当长的时期。
三、结语
基于前述，我们认为，对国际私法的范围问题，我们一方面要立足于国际私法这一部门法的传统及其本身所固有的特色；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兼顾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发展的现实。
我国国际私法泰斗韩德培先生曾提出“机翼论”的观点。他认为：“国际私法就如同一架飞机一样，其内涵是飞机的机身，其外延是飞机的两翼。具体在国际私法上，这内涵包括冲突法，也包括统一实体法，甚至还包括国家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而两翼之一则是国籍及外国人法律地位问题，这是处理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前提；另一翼则是在发生纠纷时，解决纠纷的国际民事诉讼及仲裁程序，这包括管辖权、司法协助、外国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这就形象而科学地勾画出了国际私法的范围。[27] 首先，该观点肯定了国际私法的传统性，即肯定了冲突法在现代国际私法中所仍然具有的地位；其次，该观点科学揭示出国际私法的发展规律，指明了现代国际私法的发展现状。即国际统一实体法和“直接适用的法律”已成为国际私法规范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该观点也注意到了国际私法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关联性和系统性，即认为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有关的规范和与解决涉外民事法律争议有关的规范均为国际私法的规范。
综上，我们可以认为，国际私法是以国际关系中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为调整对象并拥有独特调整方法的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如同宪法、民法、经济法等构成国内法体系一样，国际私法与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等则构成国际法体系。如果将法学学科体系划分为国内法学体系和国际法学体系的话，那么，以国际私法为研究对象的国际私法学就是国际法学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学。既然宪法学、民法学和经济法学都是法学学科中的独立的二级学科，那么，国际私法学与国际公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也都应当是法学学科中独立的二级学科。因此，若将国际公法学、国际私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三者硬性捆绑，并由此建立一个所谓的“国际法学”，然后将该“国际法学”作为一个与国内法学中的宪法学、民法学和经济法学等相并列的二级学科，且以此否认国际公法学、国际私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在法学学科中二级学科的地位，显然是违背科学规律的。
注释：
[1] 从国际私法的历史看，主要名称有： 法则区别说（Theory of Statutes）、私国际法（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国际私法（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冲突法（Conflict of Law），除上述几个较为普遍使用的名称外，还有“法律选择法”、“民法施行法”、“法例”、“外国法之适用”、“涉外私法”、“国际民法”、“国际民商法”等，国际私法理论上争议之激烈，由此可见一斑。
[2] 参见陈顾远著：《国际私法总论》（上），会文堂新记书局，1936年1月第四版，第49~113页。
[3] 80年代初，我国学者关于国际私法的对象、方法、范围以及国际私法学的体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激烈的讨论。之后，许多学者根据他们对国际私法的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分别形成了具有相应特色的国际私法学体系。现在，学者们在这些问题上仍然存在较大分歧。也正因为这样，2000年国际私法学会的年会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国际私法的基本理论问题。参见《中国国际私法2000年年会综述》，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6期，第122-124页。
[4] 参见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9月第一版，第8页。
[5] 参见马丁·沃尔夫著，李浩培、汤宗舜译：《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1988年 月第一版，第22页。
[6] 参见《中国大网络全书·法学》，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84年9月第一版，第228页。
[7] See Cheshire & North‘s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Butterworths London， 1992， 12th ed.， pp.7-8.
[8] 参见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一版，第22页。
[9] 参见李双元著：《国际私法（冲突法篇）》，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一版，第33页。
[10] 参见张仲伯主编：《国际私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第18页。
[11] 参见钱骅主编：《国际私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第一版，第22页。
[12] 参见刘仁山主编：《国际私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第6页。
[13]参见刘仁山主编：《国际私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第5页。
[14] 参见孙国华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一版，第227页。
[15] 虽然在公元前242年，罗马帝国就设置了外事大法官，专门处理在罗马的外国人之间和外国人与罗马人只因交换关系所产生的实际问题，并由此逐渐形成了一套规范，称为万民法（jus gentium）。但无论在数量、内容上，还是在适用范围上，万民法都是非常有限的。而且，罗马法学家所关心的万民法，通常有两重含义：一是万民法的实际意义，即指罗马法中既适用于罗马公民也适用于在罗马的外国人的那部分法律；二是万民法的理论涵义，即罗马法学家所认为，自然理性是为全人类而制定的，在全世界各国人民中应予一律遵守的规定。公元212年颁布的安东尼尼宪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将罗马公民权赋予一切异帮人以后，万民法与市民法之间的区别就已无实际意义了。
[16] 梅仲协著：《国际私法新论》，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6月第三版，第23页。
[17] 在赫·赫德和德·普·韦列著的《意大利简史》中有这样的记载：“从14世纪开始，‘夫兰得尔大帆船’每年两次从威尼斯扬帆出发，载着香料、糖、胡椒和其他东方产品，取道直布罗陀海峡和安普敦港口和布鲁日。它们在那里载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木材和皮货、英国的羊毛、夫兰德尔的呢料和法国的酒驶回。其他东方的货物则用马驮，越过阿尔卑斯山，供应德国城市。”
[18] See John Westlak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William Maxwell & Son， 3nd.， 1880.
[19] 戴赛在其《冲突法》中所阐述的合同的有关问题涉及动产、不动产、买卖、租赁、运输、共同海损理算、票据、利息等关系以及合同中的代理、效力、履行、解释和解除等问题（See A. V. Dicey， the Conflict of Law， 1st ed.， 1896）。这与1804年《拿破伦民法典》所涉及的合同关系相比，其范围无疑要广泛得多。
[20] 见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教研室编：《国际私法论文集》，1984年8月，第28页。
[21] 钱学森认为：“像电子计算机，遗传工程、激光技术，核能、核技术，航天技术，海洋工程等等，这些都是技术革命，所以，新技术革命不是单数，而是复数，是一个新的技术革命群。”《关于新技术革命的若干基本认识问题》，载1984年4月2日，4月9日《世界经济导报》。
[22] 对以互联网络和移动通讯的运用为标志的技术革命究竟是第三次革命的继续，还是一次独立的新技术革命，目前尚无定论。
[23] 如加拿大1997年网上贸易额为8亿加元，加拿大有关机构于1998年估计，到2001年前，网上贸易将增加到327亿加元。See Electrionic Commerce and Canada‘s Tax Administration（A Report to the Minister of National Revenue from the Minister’s Advisory Committee on Electronic Commerce）， 1998， p.4.
[24] 譬如，伴随EDI（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的广泛应用，在合同、侵权以及管辖权等方面，就产生了许多新的冲突法问题；在国际服务贸易领域，诸如国际旅游、跨国银行、国际投资公司及其他金融服务、国际电话服务、国际视听服务、国际咨询服务、广告及设计等服务、维修及保养和技术指导等售后服务等，都将产生诸多新法律问题。
[25] 如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工业产权领域，有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886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1891年《关于商标注册的马德里协定》；在国际货物运输方面，有1901年《关于统一若干船舶碰撞规则的公约》和《关于统一海上救助规则的公约》、1924年《关于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定的公约》、1929年《关于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在国际支付方面，有1930年《关于统一汇票和本票的日内瓦公约》、1931年《关于统一支票法的日内瓦公约》。此外，这一时期还产生了一定数量的国际贸易统一惯例。二战后，国际统一实体法大量产生，这一点在国际贸易领域尤为明显。 参见赵承壁编著：《国际贸易统一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7-13页。
[26] 参见韩德培著：《国际私法的晚近发展趋势》，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8年），第14页。
E. 比较我国合同法与CISG的区别和联系
一、合同的订立
如果比较 CISG 第二部分“合同的订立”( 第 14 条 － 第 24 条)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章“合同的订立”( 第 9 条 － 第 43 条) ，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合同法对于 CISG 规定作了相当充分的借鉴和吸收。比如，关于要约是否具有拘束力以及要约是否可以撤销，这是合同缔结法统一化过程中遇到的最为困难的问题之一，因为不同国家的做法并不一样。CISG 第 16 条等规定反映出了调和不同见解的意图，第 1 款以要约可撤销为原则，不过，它对这一原则作了限制。中国原来的民法理论受德国民法理论的影响，承认要约的形式拘束力[4]290，目的在于保护受要约人的利益，维护正常交易的安全。不过，中国合同法并没有明文规定要约的形式拘束力，而是参考了 CISG，规定了要约的撤回及撤销，惟对此作了若干的限制( 中国合同法第19 条) 。
如果我们注意到中国合同法“总则”与“分则”的结构，就会明白，该法规定的合同的订立并不限于买卖合同，而是对于所有的合同都可以适用的。
二、合同解除
( 一) 根本违约
根本违约( fundamental breach) 的思想被中国合同法接受了，体现在第 94 条第 2 － 4 项。但是，与 CISG 第 25 条相比，二者有一些差异。其一，CISG 第 25 条对于根本违约的构成作了限制: “除非违反合同一方并不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中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这在中国合同法中是没有的。对于这一差异，有的学者指出: “我国法律规定对根本违约的判定标准不如《公约》那么严格，没有使用可预见性理论来限定根本违约的构成，只是强调了违约结果的严重性可以成为认定根本违约的标准。这实际上是抛弃了主观标准，减少了因主观标准的介入造成的在确定根本违约方面的随意性以及对债权人保护不利的因素。”（注：参见王利明: 《合同法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44 页; 王利明: 《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87 － 288 页。中国学者对于公约第 25 条“可预见性”要件的理解，在公约起草时便已有同类观点存在。Schlechtriem 教授对此指出，这个概念更容易被错误地理解为主观归责因素。由于这里最决定性的问题是对合同以及约定的义务的解释，所以最终涉及的就是对每一项义务违反所产生的影响的证明和举证责任。参见[德]彼得·施莱希特里姆: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评释》，李慧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8 页。）其二，对于所违反的合同义务，CISG 没有进一步要求，只强调其结果（被违反的义务是( 用德国法术语) 主要义务( Hauptpflicht) 抑或是附随义务( Nebenpflicht) ，是给付义务( Leistungspflicht) 抑或是保护义务( Schutzpflicht，参照德国民法第 241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 ，是无所谓的; 附随义务( 或许宜称为附加义务) 也可能对债权人如此重要，以至于它可能决定合同“应存续抑或解消”。Vgl． Peter Schlechtriem，Internationales UN － Kaufrecht，4． Aufl． ，2007，Rn 114．）;中国合同法第 94 条第 2 项和第 3 项强调了违反的是“主要债务”，同条第 4 项则未再要求“主要债务”，中国的学说解释亦承认在个别场合，附随义务违约亦得构成根本违约，发生解除权[5]462。
( 二) 协议变更或者终止合同
CISG 第 29 条第 1 款规定，合同只需双方当事人协议，就可更改或终止。类似的规则在中国合同法中规定在第 77 条第 1 款和第 93 条第1 款。二者的差异是，CISG 第29 条第2 款规定，规定任何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必须以书面做出的书面合同，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但是，一方当事人的行为，如经另一方当事人寄以信赖，就不得坚持此项规定。中国合同法对于合同的协议变更或者解除，并没有规定类似的规则。但是，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有特别的约定，要求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的协议须采取书面形式，该约定仍有效力。另外，依中国合同法第 36 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该规定也可以适用于当事人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协议，最终的效果，与 CISG 相去不远。
( 三) 解除通知的生效
依 CISG 第 26 条及第 27 条，解除合同的声明须向相对人发出通知，方始有效。依通常解释，该 通 知 不 以 送 达 为 生 效 要 件[6]48。依Schlechtriem 教授的观点，从 CISG 第 26 条及第27 条本身的措辞和制订者们的本意出发，应该确认意思表示是从发出时生效的。尽管他本人从法的应然性角度出发，赞同 Neumayer 的观点，即形成权性质的意思表示不应当被视为在受领 人 完 全 没 有 知 晓 的 情 况 下 就 可 以 生效[6]109。而依中国合同法第 96 条第 1 款，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在这一点上，中国合同法与 CISG 存在差异。
( 四) 解除的法律后果
中国合同法第 97 条和第 98 条的规定与CISG 第 81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的规定基本上是一致的。差异体现在，CISG 规定“如果双方都须归还，他们必须同时这样做”。中国合同法没有这样明文的规定，学者解释上主张，可以类推适用合同法关于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规定( 第 66条)[5]263。
CISG 第 82 条规定了买方丧失宣告合同无效或者要求卖方交付替代货物的权利。类似的规则在中国合同法上并不存在。在学者解释上，学者指出，《德国债务法现代化法》废止了原来民法典第 350 －354 条，于第 346 条第 2 款规定了以作价偿还来代替返还，解除权并不消灭。德国法的这一转向，殊值重视。我国《合同法》就上述问题，未设明文规定，可以视为法律漏洞，在填补漏洞时，宜取法德国新法做法，不以因解除权人的事由使受领的标的物严重毁损灭失或者其他事由不能返还，作为解除权消灭的原因，而应当肯定解除权人仍保有其解除权，但行使解除权后须对受领的标的物作价偿还[5]484。
三、违约责任与免责
( 一) 关于先期违约
CISG 第 71 条和第 72 条是对先期违约( an-ticipatory breach) 的规定，同时，第 71 条也吸收了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 Unsicherheitseinrede) 的内容[6]256。在中国合同法中，一方面规定了不安抗辩权，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发端于普通法的先期违约制度。与 CISG 相比，一个形式差异在于，中国合同法并非规定在并排的两个条文，而是在不同的地方，规定了这两个制度，分别是第 68条、第69 条、第94 条、第108 条。
由于混合继受了两个法系的相似的制度，所以，中国合同法上述条文的解释适用遇到了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这里存在一些冲突或者不和协，特别是对于默示的拒绝履行场合的解除，是否需要经过催告及合理期限，在第 94 条第 2 项的规定上没有反映出来。在学说上，有见解主张宜采体系解释方法，对于94 条 2 项中“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情形，在解释上应参照第69 条，进一步要求解除权的发生以“催告”为前提[5]462。这一解释结论，如果对照 CISG第72 条的规定，也可以进一步获得印证。
( 四) 要求特定履行
关于特定履行( specific performance) ，CISG采取折衷方案( 第 28 条) ，以“法院没有义务做出判决，要求具体履行此一义务”为原则，以“法院依照其本身的法律对不属本公约范围的类似销售合同愿意这样做”为例外。CISG 第46条规定了买受人的履行请求权，第 62 条规定了出卖人的履行请求权。中国合同法第 107 条作为违约责任的一般条款，并列规定违约方“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肯定非违约方有履行请求权，在通常解释上，非违约方原则上有选择救济方式的权利，法院对于非违约方的选择有一定的裁量权。中国合同法第 109 条规定了金钱之债的债权人的履行请求权，第 110 条规定了非金钱之债债权人的履行请求权。这种区分，虽然可以从形式上能够分别对应于 CISG 第46 条和第62条，从实际内容上看，似乎没有鲜明的受 CISG影响的痕迹。
中国合同法第 110 条针对非金钱债务规定了三种排除履行请求权的情形: ( 1) 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 ( 2) 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 ( 3) 债权人在合同期限内未要求履行。与之相比，CISG 虽未作相似的规定，但通过解释，也可以获得相似的效果。比如，学者指出，在 CISG 中在货物交付原始不能场合并不妨碍合同成立，由此引发是否可能就不能的给付请求履行的问题，不过，参照CISG 第 46 条第 2 款和第 3 款，有排斥对于出卖人过酷且不合理的要求交付代替货物以及要求修理的意旨，故应解释为，对于不能义务的履行请求不予承认[7]22。
中国合同法第 111 条针对质量不符合约定，规定了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其中的“修理、更换、重作”属于强制履行的表现形态[8]314，被称作“补救的履行请求”[5]543。CISG 第 46 条第 2 款规定了更换，同条第 3 款规定了修理，并分别规定了相应的请求权要件，前者要求“此种不符合同情形构成根本违反合同”，且要求“必须与依照第 39 条发出的通知同时提出，或者在该项通知发出后一段合同时间内提出”; 后者要求“必须与依照第 39 条发出的通知同时提出，或者在该项通知发出后一段合同时间内提出”。与之相比，中国合同法第 111 条的规定比较富有弹性，“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救济方式，这里的“合理”一词，其实也是在赋予裁判者以裁量权。另外，修理、更换、重作，作为强制履行的表现形态，也要适用《合同法》第 110 条对履行请求权所做的限制[5]546，包括“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场合( 第110 条第3 项) ，排除债权人的履行请求权。值得探讨的是，《合同法》第 110 条第3 项与《合同法》第 158 条所规定的检验期间( 瑕疵发现期间) 的关系。我个人初步的意见是，二者所规定的属于同一类性质的问题，可将前者理解为一般规定( 在总则部分) ，将后者理解为特别规定( 在分则部分) ，并依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解决( 三) 减少价款
CISG 第 50 条规定了减价 ( price rec-tion) ，就此规定，是理解为对于大陆法继受自罗马法的减价之诉( actio quanti minoris) ，抑或理解为合同改订的一种情形，抑或理解为普通法( common law) 中的一种损害赔偿，看法并不统一。大陆法圈的文献倾向于持“合同的一部解除”或者合同改订的观点加以说明; 而在普通法圈中，一方面引用大陆法圈的见解，又以之可以通过本来的损害赔偿加以处理，对于减价规定的设置表示怀疑，这样的文献也是存在的。不过，也有学者提示，从 CISG 对于条文的安排来看，减价( 第 50 条) 被放在合同解除( 第 49 条) 与出卖人的一部不履行( 第51 条) 之间，故将减价放在合同的一部解除( partial avoidance) 的位置上，也是可能的[7]24。
中国合同法在总则第 111 条规定了“减少价款或者报酬”，在立法体系安排上，将减价规定在合同法总则，而不是像德国民法第 441 条规定在“买卖”部分（注：对于德国新债务法的规定，Zimmermann 教授不无遗憾地指出，鉴于新债务法起草人的总体目标是尽可能地将对于隐蔽瑕疵的责任统合进规范违约的一般制度，看到在新的德国民法典中保留着分裂着的减价规定，真是让人吃惊。See Reinhard Zimmermann，TheNew German Law of Obliga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pp． 115 － 116．）。中国的学说对于减价的探讨尚不多见，既有的探讨将减价权理解成为一种形成权，同时认为与其将减价权建构在“一部解除”思想之上，不如建构在“合同变更”思想之上[9]21。
( 四) 损害赔偿
如果卖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约中的任何义务，受方可以按照公约第 74 条至第 77 条的规定，要求损害赔偿( CISG 第 45 条第 1 款 b项) 。如果买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约中的任何义务，卖方可以按照第 74 条至第 77 条的规定，要求损害赔偿( CISG 第 61 条第 1 款 b项) 。CISG 第 45 条第 1 款 b 项所规定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所基于的原理是，卖方担保其对于合同义务的履行。该责任并非基于过错、在卖方控制下的特定情事的存在或者关于履行的特别合同担保，而只是由于不履行合同义务而产生责任。如果不履行是由于第 79 条所谓的无法预见的客观障碍，则不产生损害赔偿义务（注：See Huber in: Peter Schlechtriem ed． ，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 CISG) ，2nd Edition ( in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Geoffrey Thomas，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Art． 45 Rn 37 － 38． Vgl． auch Müller － Chen in: Schlechtri-em / Schwenzer ( hrsg． ) Kommentar zum Einheitlichen UN － Kaufrecht，5． Aufl． ，2008，Art． 45 Rn 8．）。在 CISG 第 61 条第 1 款，违约亦无须是由于买方的过错，尽管人们须意识到存在着依第 79 条和第 80 条免责的可能（注：See Hager in: Peter Schlechtriem ed． ，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 CISG) ，2nd Edition ( in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Geoffrey Thomas，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Art． 61 Rn 2．）。CISG 就违约方损害赔偿责任的发生，不以过错为要件，但有免责的可能，这种规定在中国被称为“严格责任”，并被认为是合同法的发展趋势，进而影响到了中国《合同法》的起草[10]45。对此，虽有中国学者从立法政策立场提出反对意见，（注：参见崔建远: 《严格责任? 过错责任?》，载《民商法论丛》第 11 卷，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90 页以下; 韩世远: 《违约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8 页以下。）《合同法》第107 条最终并未将“过错”作为违约责任或者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在这点上，应该承认中国合同法确实受到了 CISG 的影响。
CISG 第 74 条规定确定损害赔偿范围的可预见性规则( foreseeability) ，这一规定被中国合同法第 113 条第 1 款完全吸收。CISG 第 75 条规定的替代交易场合的损害赔偿计算方式、第76 条规定的未从事替代交易场合依时价计算损害赔偿的方法，在中国合同法中虽未明确规定，在中国实务中的做法，也是大致相当。CISG第 77 条规定的减轻损害规则，中国合同法第119 条的规定与之大致相当。
( 五) 免责
CISG 第 79 条规定的免责事由是“不能控制的障碍”( an impediment beyond his control) ，中国合同法规定的免责事由则是“不可抗力”( force majeure) 。后者被定义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第 117 条第 2款) ，而 CISG 所用的不是 and，而是 or。因而，中国合同法上的免责事由被限定得严格。CISG 第 79 条第 5 款规定，“本条规定不妨碍任一方行使本 CISG 规定的要求损害赔偿以外的任何权利”。这包括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中国合同法第 94 条第 1 项规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因而，二者在这点上是共同的。
四、买卖合同
( 一) 买卖的标的物
CISG 所规定的买卖的标的物，正如其名称所反映出来的，是货物( goods) ，同时 CISG 又明确排除供私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货物、经由拍卖的销售、根据法律执行令状或其他令状的销售、公债、股票、投资证券、流通票据或货币的销售、船舶、船只、气垫船或飞机的销售、电力的销售( CISG 第 2 条) 。
中国《合同法》所规定的买卖的标的物是有体物，并不包括权利。这里的有体物，并不以动产为限，尚包括不动产。当然，土地不能成为买卖的标的物( 只是土地使用权可以流转) ，故这里的不动产主要指房屋之类建筑物。这里的买卖，既可以是商事买卖，也可以是民事的买卖，包括消费者为买受人的买卖。拍卖只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买卖。
( 二) 卖方的义务
卖方的义务( CISG 第 30 条、中国合同法第135 条、第 136 条) 、出卖人交付标的物的地点( CISG 第31 条、中国合同法第 141 条) 、出卖人交付标的物的时间( CISG 第 33 条、中国合同法第138 条、第 139 条) 等，中国合同法学习了 CISG。
( 三) 出卖人的物的瑕疵担保统合入违约责任
中国法是大陆法系大家庭中的一员，因而，起源于罗马法的出卖人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便很容易被想当然地以为存在于中国法中。这一问题，在中国统一的合同法之前，学说上存在分歧。中国合同法第 153 条规定了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质量要求交付标的物。出卖人提供有关标的物质量说明的，交付的标的物应当符合该说明的质量要求。第 155 条规定，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买受人可以依照本法第 111 条的规定要求承担违约责任。第111 条是合同法总则“违约责任”章中的一个条文，它规定: “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 61 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对于中国合同法的上述规定，尽管有个别学者认为瑕疵担保责任在中国合同法上相对独立，它与一般的违约责任竞合，买受人可以根据个案择一而主张[11]，主流的学说则主张出卖人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在中国合同法上已被统合进了违约责任，中国法奉行的是违约责任“单轨制”，而不是违约责任与瑕疵担保责任并存的“双轨制”[12]。中国合同法的这一立场，实际上是学习了 CISG。违反 CISG 第 35 条第 1 款而质量不符的情形，既可以包括有瑕疵的履行( peius) ，也可以包括给付他种物( aliud) ，且均可因瑕疵通知期间的徒过( 错过责问 Rügeversaeumung) 而“治愈( geheilt) ”[6]123。同样，依中国合同法第 158条，买受人怠于将标的物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不存在另外追究出卖人一般违约责任的余地。在中国合同法之后，同为大陆法系一员的德国民法，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也已实现了这种统合[13]79 －121。
CISG 第 35 条对于标的物在数量、质量、规格、包装方面的符合性作了专门规定，对此，中国合同法并没有完全照搬，而是分散地作了规定。换言之，在中国合同法上，买卖标的物的合同符合性并非集中地规定的，而是分散的。其中，对于质量的符合性，规定在第153 条、第154条( 指引向第 62 条第 1 项) 、第 155 条( 指引向第 111 条) 、第 168 条、第 169 条等。对于数量的符合性，虽然没有像质量那样明确规定了出卖人的相关义务，但从其他条文可以看出，合同法还是作了相关的要求的，体现在第 158 条、第162 条以及第 72 条等。对于所谓“规格”，合同法没有专门的规定，而是体现在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 比如第 153 条) 或者凭样品买卖( 第169 条) 。合同法没有像 CISG 那样使用“通常使用的目的”和“特定目的”，但在第 169 条规定了凭样品买卖出卖人的买受人不知道样品有隐蔽瑕疵的，即使交付的标的物与样品相同，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的质量仍然应当符合同种物的通常标准。这里的“通常标准”概念，在功能上与 CISG 所谓的“通常使用目的”相当。对于包装，中国合同法第 156 条照搬了 CISG 第 35条第 2 款第 4 项。
CISG 第 38 条规定了买方检验货物的时间。中国合同法第 157 条的规定并不完全一样，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在没有约定场合的及时检验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中国合同法没有进一步区分情形详细规定，而是作了简化处理。这一做法并不意味着中国合同法的起草人认为 CISG 的规定不合理，而是考虑到了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便于使立法通过的考虑，在一些规定上删繁就简。
( 四) 风险负担
中国合同法第 142 － 149 条是关于买卖标的物风险负担的规定，这些规定显而易见是受到了 CISG 的影响，但又有所变化。
中国合同法吸收 CISG 的地方体现在: 规定了风险移转的交付主义( 第 142 条，CISG 第 69条第 1 款) 。规定了一些特别的规则，包括: 债权人迟延场合的风险移转( 第 143 条) 、在途标的物买卖中的风险负担( 第 144 条，中国法缺少但书) 、第一承运人规则( 第 145 条) 、特定地点规则( 第146 条) 。中国合同法规定了出卖人按照约定未交付有关标的物的单证和资料的，不影响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的转移( 第 147 条、CISG 第 67 条第 1 款后段) 。并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的，不影响因出卖人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买受人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 第 149 条，CISG 第 70 条) 。
中国合同法第 148 条规定: 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这一规则以CISG 中是没有的。这一条是参考美国统一商法典作出的规定[14]229，但是，该条与统一商法典第 2 －510 条相比，也不是完全一样的，而是作了若干改动。
由于 CISG 中不存在标的物交付原始不能场合合同不成立的规定，该合同仍得有效成立，出卖人不交付标的物只是构成违约[6]36，故CISG 中的风险负担制度，被认为是与以双务合同概念为媒介的履行牵连关系机制无关[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