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法規分析

㈠ 關於法律的新聞並用上4個角度分析

媒體為了加強報道，經常會動用議程設置的手腕，所謂議程設置，美國傳播學家麥庫姆斯和肖認為，大眾傳播只要對一些問題予以重視，集中報道，並忽視或掩蓋對其他問題的報道，就能影響公眾輿論。而人們則傾向於關注和思考那些大眾傳播媒介注意的問題，並按照大眾傳播媒介確定的各個問題重要性的次序分配自己的注意力，安排問題的輕重次序，從而間接達到影響輿論，左右人們的思想和觀點的目的。美國傳播學家德弗勒給議程設置下的定義是：媒介似乎把我們的注意力導向某種特定的問題或爭端，這一效果就被稱為大眾傳播的議程設置功能。鑒於議程設置越來越廣泛且重要的影響，看到尋嬰事件的策劃，我們可能會首先將新聞媒體為了擴大影響推出議程設置看作是首因，而忽視了這次設置所帶來的真正的社會影響。其實，仔細觀察這起議程設置，我們會發現媒體歷來所慣用的手段，在這樣的社會話題里是很少的，感嘆之餘，也多了「媒體多些這樣的議程設置該多好」的企盼。還是在搜狐的主頁上，它首先打出「小文君你在哪兒？」的紅色顯目條幅，接著左上是以文君母親口吻模寫的痛苦心情札記，右上以天下母親名義發布的「尋人倡議書」，中間有整個事件的報道，從一個保姆怎樣拐走5個月大的嬰兒入手，到母親的痛不欲生，全國各地找尋孩子，看來讓人心酸。下面的內容更是震撼，有人竟然摩出了女嫌疑人保姆的畫像，供網友對認，如同照片一般逼真，還有分散在各地的好心網友發來的線索集納，這給筆者一個希望，彷彿隨著時間的推移，女嫌疑人最終必將因網友的線索給公安機關揪出來。頁面的最下方是網友發表的意見，達10頁之多。試問，在這樣的聲討壓力下，我們的公安機關還怎麼坐得住？嫌疑人還怎麼能在我們的視線中隱遁？再往深處想想吧！文君的母親只是一個小餐館的老闆，無後台可言，無足夠的資本打動所在地的公安部門，類似這樣的丟嬰事件不是自文君母親始，有多少的父母到現在還沉浸在失子的痛苦當中，或許我們的公安機關立過案，也找過，可尋嬰的困難終於讓他們無能為力，不了了之。而文君母親比他們幸運，通過媒體的這次議程設置，她的行蹤被我們關注著，輾轉上海，擠掉奶水這樣的細節，成了轉嫁於公安機關的壓力。所以，這次議程設置的影響是重磅的，沒有這樣的議程設置，哪會有什麼專家發布的危險預警表？哪會有好心網友的線索提供？哪會有國人祈禱的集體亮相？正是在這樣一次議程設置中，我們看到了中國人的團結、善良、懲惡揚善的民族心理，這是一次集體道德的曝曬，觀來讓人感動。一位平凡母親的淚水感動了中國人，一次正義的媒體行為感動了中國人，一次攜萬民之手討伐嫌疑人的行為感動了中國人，這種道德昌明、正義凜然、有著十足推行意義的行為難道不是我們應該感懷的嗎？如果還沒有這樣的機會讓我們釋放中華民族善良的集體感，真不知道還會有什麼樣的事情能讓我們感動

㈡ 關於新聞法規的一些案例

我國著名化學工程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家鏞，年逾八十但身體尚好。2005年1月26日，《中華讀書報》刊載文章及照片報道陳家鏞已於2004年8月15日逝世。隨後2005年2月2日《中華讀書報》刊登《致歉聲明》後，《科學中國人》雜志社又在2005年第3期第75頁《2004：隕落的巨星(續)》一文中以文字配發照片報道陳家鏞去世。陳家鏞認為此事完全擾亂了他全家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也給自己帶來極大的精神痛苦，為此他以《中華讀書報》和《科學中國人》雜志社兩家媒體為被告分別向北京市崇文區人民法院和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被告恢復名譽、消除影響並賠償其精神撫慰金5萬元。
備受關注的陳家鏞院士因被誤報逝世狀告《科學中國人》雜志社案，今天一審有了結果。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判決《科學中國人》雜志社向陳家鏞賠償精神撫慰金3萬元，駁回陳家鏞恢復名譽、消除影響的訴訟請求。
法院認為，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二款規定「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侵害他人隱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權為由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科學中國人》雜志社作為《科學中國人》的出版發行單位負有對文章內容進行審核的義務，其未經審核即刊文報道陳家鏞去世，並配有陳家鏞的照片，該報道嚴重失實，足以造成對陳家鏞人格利益的侵害。

相關鏈接

近年來，媒體及記者頻頻同法院「親密」接觸，北京市海淀法院僅今年上半年就審理了15件新聞侵權案，其中針對「新聞失實」原因提起的侵權訴訟達80%以上。而在這15件案件中，除了兩件被撤訴和調解外，作為被告方的媒體全部敗訴。

名詞解釋

新聞侵權：是指新聞報道主體違反新聞法規和其他法律規范，通過新聞傳播媒介，在新聞采訪、寫作、編輯、發表過程中，以故意捏造事實或過失報道等形式，向公眾傳播內容不當或法律禁止的內容，從而侵害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人格權，造成不法侵害的行為。

㈢ 新聞法律法規有哪些

《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抄著作權法》，《出版管理條例》，《音像製品管理條例》，《印刷業管理條例》和《計算機軟體保護條例》，這些是核心的，《憲法》《刑法》裡面也有相關規定，還有其他的例如《關於進一步推動新聞出版產業發展的指導意見》《互聯網站從事登載新聞業務管理暫行規定》《廣播電視管理條例》等等，可以到中國法律法規庫裡面找一下。

具體的新聞法律目前還沒有。對於新聞工作者主要以新聞出版署指定的規章為主。如《新聞記者證管理辦法》、《報刊記者站管理辦法》《圖書出版管理規定》《出版管理條例》《報紙管理暫行規定》等。

㈣ 什麼是制定一切新聞法規和規章的根本依據

遵循新聞規律是製作新聞法規和規章的根本依據。

㈤ 求助：關於新聞法規

這起案件需分開來講：
名譽權是公民、法人享有應該受到社會公正評價的權利和版要求他人不得非權法損害這種公正評價的權利。
1、李某對此事添油加醋捏造了一段笑料，說王每日出工資10元，請曾代己受過，如果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王某可以起訴他侵犯名譽權，要求停止侵害並進行相應的賠償，包括賠禮道歉等等。
2、宣傳人員把這個故事整理成簡報，上報市普法辦，假如普法辦只是將這個簡報做成內刊的話，也不存在侵權行為。
3、寄給報社，並且見報。你可以對著新聞侵權的構成有四個要素來考慮看看： 新聞作品已經發表；新聞作品有違法性。比如失實的新聞作品造成了損害性後果，包括財產損失、人身及精神損失；新聞作品有可指認的對象。比如寫出王某所在單位、家庭住址乃至姓名等。新聞媒體和新聞作者的過錯。如果滿足這些條件，它是侵權了的。
個人意見，如有不對的，請多多指正。

㈥ 清政府制定了哪些新聞法規，清末新聞法律制度的特點是什麼

近代報刊的蓬勃發展是清末新聞法規①出台的重要背景。盡管報刊古已有之，但新聞法的誕生卻是近代以後的事情。由於以邸報為代表的古代報刊，主要由朝廷獨家掌控，所載內容無非是詔令章奏、官吏升降，既無時論，也無社會消息。其內容既無涉平常百姓，與國家政治更無針砭，因此，對於這類報刊很少有管制的必要，更不可能出現專門的法律。在清代，對報刊的管理大都援用「大清律例」中禁止「造妖書妖言」的條款。其中規定：「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眾者，皆斬」，「凡妄布邪言，書寫張貼，煽惑人心，為首者斬立決，為從者，斬監侯」，「各省抄房，在京探聽事件，捏造言語，錄報各處者，系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里。」[1](P6)而舶來的近代報刊其主要特徵在於傳播新聞信息和發表時事評論。隨著近代報刊功能的轉變，加之近代新聞事業的迅猛發展，迫使清政府改變了視報紙為洪水猛獸的態度，轉而開始關注和創辦近代報刊，使之為政府所用。
這個時候，清政府一方面開始官辦報紙，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將陳寶琛，黃遵憲所辦的強學會改為官書局，並由總理大學堂大臣孫家鼐主事出版《官書局報》、《官書局匯報》。籌備立憲期間，更有不少的大臣官員紛紛提議籌設官報或者上奏談論官報，如御史趙炳麟請令會議政務處籌設官報局；憲政編查館大臣奕劻等奏辦理政治官報酌擬章程；湖南試用道李頤陳言安內攘外非整治報館不可；福建布政使尚其享請於京師及各大通商口岸設立報館；黑龍江巡撫周樹模奏創辦黑龍江官報等[2](P12)。另一方面清政府開始關注新聞法的設立，「報律」一詞首次在政府的官文書中出現了。光緒二十四年(1898)六月，孫家鼐因籌辦《上海時務官報》事奏稱：「本月十六日工部主事康有為轉傳軍機大臣，面奉諭旨，『將籌辦官報事宜與孫家鼐說』。……至報律，由康有為譯采各國律例，交臣送呈御覽，恭候欽定，臣以為康有為所籌，事尚可行，請俯如所請，謹具摺奏明。」[3](P28)六月二十二日(1898年8月9日)，康有為上《請定中國報律折》，明確地提出了設立新聞法的要求，「臣查西國律例中，皆有報律一門，可否由臣將其譯出，凡報單中所載，如何為合例，如何為不合例，酌采外國通行之法，參以中國情形，定為中國報律。……並由總理衙門，照會各國公使領事，凡洋人在租界內開設報館者，皆當遵守此律令。各奸商亦不得借洋人之名，任意雌黃議論，於報務及外交，似不無小補。」[4](P334)針對康有為的奏摺，六月二十九日(1898年8月16日)光緒上諭：「所著論說，總以昌明大意，決去壅弊為要義，不必拘牽忌諱，致多窒礙。泰西律例，專有報律一門，應由康有為詳為譯出，參以中國情形，定為報律，送交孫家鼐呈覽。」 [3](P28)由此，這就成為了中國著手制定新聞法的開始。不過因同年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發生戊戌政變，主張變法維新的人士或被捕或流亡，翻譯泰西報律，以應研訂中國報律的計劃自然也就成了水中之月。但根據上述記載，可以看出當時光緒指定康有為定報律的主要目的非為管制新聞，而是欲仿照西方報律，制定近代的新聞法。在之後新聞法規的實質制定過程中也說明了這一點。如光緒三十三年(1907)十二月，民政部與法部的會奏稱：「報館之設，原以開通風氣，提倡公論為主，其言論所及，動與政治風俗相關，東西各國，主持報務者，大都為政界知名人士，而政府亦復重視報紙，籍以觀眾意之所歸，惟是言論過於自由，則又不能免越檢逾閑之慮，故各國皆有新聞條例之設，用以維持正義，防制訛言，使輿論既有所發抒，而民聽亦無淆惑，意至善也。」「中國報業，萌芽伊始。京外各報，漸次增設，其間議論公平，宗旨純正者，固自不乏，而發行漸多，則不免是非雜出。若不詳定條規，申明約束，深恐啟發民智之樞機，或為籍端牟利惑世誣民者所波累，而正當之報紙，轉不足以取信於士民。」[3](P32)
再次呼籲新聞法規的制定，已經是到了清末新政的前夕，清末新政為開啟近代新聞立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環境，也使新聞法的制定成為了現實。光緒二十六年(1900)，鄭觀應將其名作《盛世危言》修訂為八卷本，第三次印行。他在《日報上》一文中增添了一段有關新聞法制的闡述，並明確提出了報律問題：「中國現無報律，而報館主筆良莠不一，恐如以上所言，當道因噎廢食，則外國報顛倒是非，任意毀謗，華人竟無華報與其爭辯也。故將英國、日本報律譯呈盛杏蓀京卿，奏請選定頒行，准人開設，俾官商各有所遵守。」[5](P347)其後，汪康年在給瞿鴻潟的信中也建議：「近來風氣趨變，宜速定報律。令准民間開設報館，如有不協，皆以報律從事。」「如此則報館多，多則彼此相角而是非以辨析而愈明。」「知照各國各使，無論任何人在我國界內辦報，皆照報辦理。」「欲設日報者可以不必掛洋牌，而忠於國家之論日益多。」 [6](P64)次年，管學大臣張百熙將制定新聞法規的呼聲傳輸到朝廷之上，在其應詔上疏中要求清廷「粗定報律」：不得輕議宮廷；不得立論怪異；不得有意攻訐；不得妄受賄賂。此外，「宜少寬禁制，使得以改革立論，風聞紀事；不然，則恐徒塞銷售之徒，不足問讒慝之口。」[7](P227)光緒三十二年(1906)，在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回國後所呈遞的《奏請以五年為期請行立憲政體折》中，更為明確地提出應迅速制定集會、言論、出版三項法律，「集會、言論、出版三者，諸國所許民間之自由，而民間亦以得自由為幸福。然集會受警察之稽查，報章聽官吏之檢視，實有種種防維之法。非若我國空懸禁令，轉得法外之自由。與其漫無限制，益生厲階，何如勒以章程，咸納軌物。宜採取英、德、日本諸君現行條例，編集會律、言論律、出版律、迅即頒行，以一趨向而定民志。」與此相呼應，報界也發出了要求制定新聞法規的呼聲。1903年10月上海《申報》發表社論，擁護清廷制定報律：「考東西洋各國所出各報，必經官吏核明，始行刊布，其於謗議泄露，亦皆懸為厲禁。中國未有報律，故終無法以處之。必欲整頓各報，非修訂報律不可。」[8]1905年8月12日到23日，香港《有所謂報》發布鄭貫公撰寫的長篇論說《拒約須急設機關日報議》，內雲： 「報律不能不先以定也。立憲之國，固有公同認可之報律，舉凡報社，莫不珍重而恪守之。吾國自來無所謂報律者，只有官場勢力而已。今言報律，將從何起?曰：由吾報社自采其合於文明公理者，定其方針。查報律之大要，最重道德，而道德有公私之分，公德有害，報可聲罪以除之也，無論政界、學界、農工商界、及種種社會，皆可評論也。惟個人私德，無關於世者，不能誣捏妄揭也。記者又監督政界及代民鳴不平之特權，惟不能煽亂以壞治安也，又不能造謠以惑人心也，又不能侈譚猥褻以誨淫也，此其要略大綱也。今辦拒約之報，尤當以最文明之引導，以為一般社會之警鍾。歷觀外強自帝國主義之政術發明，專伺野蠻之暴動，以插其藉端償欲之足，而施其酷腕，強權世界，公理泯然，此不可不慎之又慎也。矧今日不銷美貨以為抵制之舉，實逼於強權而無可如何之策，上下社會，共表同情，公憤所在，激變最易。若報紙而不以文明善法為鼓舞，誠恐暴動一起，則大局不可收拾，而抵制之前途，必陷於恐怖之悲境，揆諸理固不合，對於勢又不宜。故曰：報律不能不先認定也。」[9](P52-53)

本文原文
清末籌備立憲期間，新聞法規的制定進入了實質性的階段，從1906年至1911年清政府先後制定了一系列專門適用新聞事業、或與新聞事業有關的、或含有調整和規范新聞事業條款的法律，其中專門適用新聞事業的有《大清印刷物專律》(1906年7月頒布)、《報章應守規則》(1906年10月頒布)、《報館暫行條規》(1907年9月頒布)、《大清報律》(1908年3月頒布)、《欽定報律》(1911年1月頒布)。這些新聞法規是在清政府全面變法修律，吸收西方法律理論，引進西方法律原則，通過移植、重新構建中國新型的法律體系的背景下進行的。當時刑律民律以及商律等主要法案，都是經由沈家本、伍廷芳所主持的法律修訂館，聘請專家進行編纂。晚清的法案主要由各部院、法律修訂館、憲政編查館起草，同時憲政編查館對於草案具有核訂權，是實質意義上的立法機關。從現有掌握的資料來看，起草法案最多的法律修訂館沒有參與新聞法規的制定過程。《大清印刷物專律》由商部、巡警部、學部會定；《報章應守規則》由巡警部擬定；《報館暫行條規》由民政部擬定；《大清報律》由商部擬具草案，巡警部略加修改，由民政部、法部會奏，交憲政編查館議復。從這點看這些新聞法規多屬部訂專章，只有《大清報律》是經過了比較繁復的立法程序，最後交由憲政編查館核訂。這一方面說明了清政府在制定《大清報律》的審慎態度，另一方面也說明了除《大清印刷物專律》之外其他幾部新聞法規在制定過程中的倉促。
光緒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初二，光緒帝就《御史王步瀛奏請速訂報律頒行》諭令商部擬具報律草案，妥籌辦理，商部提出草案後，由巡警部酌為修改。當時法律修訂館正式開館(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初一日)才半年多，其主要工作重在刪削舊律，內容分為刪除、修改、修並、續纂，清末大規模的修律工作並沒有完全展開。而這個時候光緒就諭令部院制定報律，說明其對報律的認識和重視。
光緒三十二年(1906)六月，清政府頒布了作為中國歷史上關於新聞出版的第一個專門法規——《大清印刷物專律》。由於當時中國的整個立法修律工作都是在岡田朝太郎、松岡義正、岩谷孫藏等一大批日本法學家的協助下依日本法律為藍本完成的。故該專律取法於日本明治二年(1869)先後頒布的出版條例和新聞紙印行條例。該專律雖然包括了對新聞事業的管理，但重點並不在新聞事業。另外，在《大清印刷物專律》頒布的3個月後就頒布了《報章應守規則》，這一點也說明《大清印刷物專律》重在對一般出版物的管理，而對於報業管理則需要單獨的立法。

緊接著，清政府又頒布了《報章應守規則》。該規則只是對報紙所登內容做了原則性的規定，基本是禁止性條文，其主旨在於八個「不得」，僅僅149個字。共9條。[10](P30)關於《報章應守規則》的頒布時間，一般認為是1906年10月16日[11](P406)。但根據1906年10月13日的《申報》的《本館接警部頒發報律九條專電》②來看，頒布時間應該是1906年10月12日。假如是1906年10月16日頒布，那就是說巡警部提前4天就將未頒布的《報章應守規則》交由報館，對於頒布法律這樣十分嚴肅的事情，巡警部絕少可能這樣做，因此10月16號之說不大合理。而如果該規則在10月12日公布，於10月13日登載在報紙上，還是較為合理的。
之後，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八月由民政部擬定的《報館暫行條規》在《報章應守規則》的基礎上做了許多具體性的補充。第三條至第六條概括了《報章應守規則》的八個「不得」，而其餘條款主要是就報紙的開設批准事項，以及發行人、編輯人、印刷人等做出規定，還有就是對違犯條規者的處罰規定。但仍如其第十條所說的那樣，「以上所定系暫行條規，俟報律編成奏准後，應照該律辦理。」[12]
在《大清報律》正式頒行之前，報律尚未制定完成的情形下，即先行頒布了《報章應守規則》、《報館暫行條規》。這都是為了適應當時新聞事業迅猛發展，加強新聞事業管理的需要而做的臨時之舉。從《報章應守規則》、《報館暫行條規》這兩部新聞法規的內容上看也反映了這種臨時性。
光緒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十九日頒布的《令民政部、法部會同妥訂報律之上諭》：「諭軍機大臣報律關系緊要，前據民政部具奏僅系《報館暫行條規》，所有應行編纂之報律，著民政部，法部迅速會同妥訂，奏明辦理，毋再延緩，經憲政編查館嚴定，厘為四十五條，請通敕各省一體遵行。」[13](卷8，P706)十二月，民政部與法部會奏：「查此項報律，先經原設商部擬具草案，由原巡警部酌為修改，共成四十六條。當以事關法律，非詳加討論，不易通行。」會奏還對當時外報占報業中很大比例的實際情況進行了分析和考察，並特別強調報律的制定工作應當咨商外務部。「京外報館，由洋商開設者，十居六七，即華商所辦各報，亦往往有外人主持其間，若編定報律，而不預定施行之法，俾各館一體遵循，誠恐將來辦理分歧，轉多窒礙，迭經咨商外務部，體察情形，妥為核覆。」當然，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政府在外強面前奴顏婢膝的嘴臉。會奏還建議：「各項法律正在修訂之際，尚未悉臻完備，若將此項報律遽為訂定，一時恐難通行，擬應暫從緩議。」同時，還對《報館暫行條規》的頒行做了解釋說明，「報章流弊漸滋，不可不亟為防閑之計，故先將該律草案，摘要刪繁，擬成暫行條規。奏明試辦。」會奏主張對報律的制定工作應當採取慎之再慎的態度，以期達到「務其寬嚴得中，放之皆準，以為推行盡利之地」[3](P32)的目的。
由於光緒帝毋再延緩的訓示以及不少大臣的條陳催促，民政部與法部將擬訂的報律草案由原來的四十六條修改成四十二條，附則三條，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十二月十三日即交憲政編查館進行覆議。兩天之後，憲政編查館便將議核報律之事上奏光緒帝。奏章中首先強調了報紙的地位和作用，「環球各國，莫不注重報紙，凡政府之命令，議院之裁決，往往經報紙之贊成，始得實行無阻。」比較俄羅斯，瑞士，挪威等國運用刑律來鉗制報業發展，中國則主張「符合言論自由之通例」。奏章總體肯定了報律草案，「檢閱原案四十二條，蓋折衷於日本新聞條例，酌加損益，尚屬周密」。但因「逆黨會匪……籍報紙之風行，逞狂言之鼓吹」，奏章認為：草案中對違反第十四條第一款詆毀宮廷、第二款混淆政體、第三款擾害公安的行為，僅以二十日至二年監禁、附加二十元至百元罰款的處罰尤顯輕縱，主張對其情節較重者仍照刑律治罪。從該奏章可以看出，雖然憲政編查館認為報律草案「尚屬周密」，但由於革命黨人籍報紙鼓吹革命，其勢正盛，故主張對原報律加以修正，即行奏請公布實施[10](P35)。光緒三十四年(1908)二月，《大清報律》正式奉旨頒布實施。
當時的報刊對報律制定等相關內容的報道也從另一方面反映了報律的制定情況。1908年2月26日，《東方雜志》第五卷第一號的一段記述「先於光緒三十一年准商部咨送擬報律會商具奏，當經原設巡警部酌為增改，以租界外埠多相關涉，咨送外務部會覆在案。嗣以拿辦中華報館主事彭貽孫等一案，臣部以報律關系重要，未易旦夕告成，而報章流弊漸滋，又不可不亟為防閑之際，是以一面酌定約束報館規則，行令內外城巡警總廳遵照辦理；一面復經請旨飭下修律大臣纂訂報律於三十二年九月八日具奏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這說明早在光緒三十一年即1905年時，就已完成了報律(《大清報律》)草案的制定工作，之所以沒有頒布實施，是因為清政府注意到「報律關系重要，未易旦夕告成」，常與租界外埠多相關涉，因此在制定報律時尤為慎重。

《大清報律》頒布實施後，「各報館不遵行，外人所設者尤甚。」[14](P265)宣統元年(1909)九月十七日，《民政部上奏請修正報律條文折》對《大清報律》第七條和第四十二條提出了修改意見。主張實行事後追懲制，以及認為京城報館的違法事宜不應當由巡警廳辦理，因為巡警廳既然是行政機關，對於報館的違法事宜就只有行政檢查權，而沒有審判權，審判權應當歸屬各級審判廳[15](P1039-1040)。民政部的這兩條修改意見，後又由民政部會同法部和修訂法律大臣，交由憲政編查館再行考核，憲政編查館在覆核後，於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具奏，交由資政院議決。後由軍機處再行議覆，憲政編查館在覆核後，「於文義未協之處逐條釐正」[10](P37)，將民政部會奏的四十一條，附條四條，改為律文四十條，附條五條，在經過軍機大臣、資政院就該律第十一條和第十二條展開了一場舌戰之後，於宣統二年(1910)十二月二十九日將修正後的《大清報律》更名為《欽定報律》頒布實施。
通常認為：清末這五部新聞法規的制定頒行是一個前後更替的過程，然通過對報律制定期間的上諭和奏摺，以及當時報刊對報律制定相關內容的報道分析對比，發現清末新聞法規制定的代表之作——《大清報律》雖然頒布時間較晚，是清末頒布的第四部新聞法規，但是其制定時間卻早於第一部新聞法規《大清印刷物件專律》。從商部於1905年提交《大清報律》草案，至1908年《大清報律》頒行，《大清報律》的制定歷時近三年，這主要源於清政府對於制定一部較為成熟實用的新聞法規的審慎態度。而清政府之所以採取這樣一種態度：一是由於當時外人在中國辦報十分普遍，為了避免以後產生過多過分的糾紛爭執，在制定過程中須反復徵求各部門的意見，並參考多國新聞法規；二是由於當時其他各項法律都還處於修訂階段，還未頒行，為了使新聞法規與其它法規不致發生沖突，只好留待其他各項法律制定完備，再行頒布《大清報律》。以《大清報律》為代表的清末新聞法規的制定頒行，它標志著中國近代新聞法律制度在封建統治的末年建成，同時也標志著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的初步法制化。

注釋：
①本文使用的「清末新聞法規」的概念是一個泛稱，它主要包括光緒三十二年(1906)《大清印刷物件專律》、光緒三十二年 (1906)《報章應守規則》、光緒三十三年(1907)《報館暫行條規》、光緒三十四年(1908)《大清報律》、宣統二年(1911)《欽定報律》。
②該稿件內容：「北京專電雲警部現頒應禁報律九條：一詆毀宮廷。二妄議朝政。三妨害治安。四敗壞風俗。五內政外交秘密者，不得揭載。六詞訟未經定案，不得妄下斷語，庇護犯人。七發人私隱，毀人名譽。八錯誤失實，即需改正。九欲開報館，須呈報總廳批准再開。按九條中除三四五及八九等條，為報館所理應遵守外，余條均與立憲國言論自由之意大相刺謬，容著論以發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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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康有為著.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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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汪貽年.汪穰卿先生傳記[A].黃瑚.中國新聞事業發展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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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民政部奏請修正報律條文折[A].大清法規大全(二)[C].台北：考正出版社，19

㈦ 請從新聞法規的角度對案例進行分析 ，廣電總局通報貴州衛視違規播出選拔節目

社會責任論

㈧ 如何理解新聞法規和新聞職業道德的關系

新聞法制與職業道德
1、道德：是由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是評價人 們思想行為的善與惡、榮譽與恥辱、正義與非正義、 公正與偏私、誠實與虛偽等問題上的觀念、原則和規 范的統一體。道德依靠社會輿論、傳統習俗和人們的 信念力量。以保證人們對它的遵守。 職業道德：是人們在職業活動中所遵守的道德行為准則。
2、與新聞法制的區別與聯系
聯系：同屬上層建築，本質一致。維護社會穩定、人類文明進步； 區別： （1）新聞法制以國家意志出現，確定性、程序性、制裁性； 職業道德以社會意志出現，沒有明確的制裁性； （2）新聞法制有嚴密的邏輯結構，以權力為主；職業道德以義務 為主； （3）新聞法制具有強制性，以他律為主； 職業道德具有誘導性，以自律為主。

㈨ 目前中國有沒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新聞法律法規

1、中國沒有系統的新聞法部門。2、相關記者法律、法規有《新聞記者證管理辦法》、《報刊記者站管理辦法。3、國外的新聞法在國內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