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法律法規

❶ 注重黨內法規同國家法律的銜接和協調構建以什麼為根本

注重黨內法規同國家法律的銜接和協調構建應該以黨建為根本。這句內話的原句是要完善黨內容法規制定體制機制，注重黨內法規同國家法律的銜接和協調，構建以黨建為根本、若干配套黨內法規為支撐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提高黨內法規執行力。

黨建是指黨的建設。黨的建設包括：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制度建設、反腐倡廉建設、純潔性建設等，具有鮮明的黨性和實踐性，指導黨在不同時代、不同情況下的工作與活動。

拓展資料:

黨建，即黨的建設的簡稱。黨的建設即馬克思主義建黨理論同黨的建設實踐的統一，馬克思主義黨的學說的應用。黨的建設包括三個方面的含義：一是研究黨的建設的理論科學；二是在馬克思主義黨的學說指導下所進行的黨的建設的實踐活動；三是作為理論原則與實際行動兩者中介的約法規章。

❷ 為什麼這么重視法律,你對法律的認識

法律通常是指由社會認可國家確認立法機關制定規范的行為規則，並由國家強制力（主要是司法機關）保證實施的，以規定當事人權利和義務為內容的，對全體社會成員具有普遍約束力的一種特殊行為規范（社會規范）。法律具有以下作用：
1、法律的中國出台的法律明示作用主要是以法律條文的形式明確告知人們，什麼是可以做的，什麼是不可以做的，哪些行為是合法的，哪些行為是非法的。違法者將要受到怎樣的制裁等。這一作用主要是通過立法和普法工作來實現的。
2、法律的強制執行力來機械地校正社會行為中所出現的一些偏離了法律軌道的不法行為，使之回歸到正常的法律軌道。像法律所對的一些觸犯了法律的違法犯罪分子所進行的強制性的法律改造，使之違法行為得到了強制性的矯正。
3、對於法律的預防作用主要是通過法律的明示作用和執法的效力以及對違法行為進行懲治力度的大小來實現的。法律的明示作用可以使人們知曉法律而明辨是非，即在人們的日常行為中，什麼是可以做的，什麼是絕對禁止的，觸犯了法律應受到的法律制裁是什麼，違法後能不能變通，變通的可能性有多少等等。
4、維護社會秩序，保障社會群眾的人身安全與利益。

❸ 基本廉正法律法規有哪些

五、廉政法律、法規概述
（一）、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干准則
為進一步促進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結合黨員領導幹部廉潔自律工作實際，制定本准則。
總 則
執政黨的黨風關系黨的生死存亡。堅決懲治和有效預防腐敗，是黨必須始終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是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重要保障；是新時期從嚴治黨，不斷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的重要內容；是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基本要求；是正確行使權力、履行職責的重要基礎。
黨員領導幹部必須具有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定信念，實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必須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必須在黨員和人民群眾中發揮表率作用，自重、自省、自警、自勵；必須模範遵守黨紀國法，清正廉潔，忠於職守，正確行使權力，始終保持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必須弘揚黨的優良作風，求真務實，艱苦奮斗，密切聯系群眾。
促進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必須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的方針，按照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的要求，加強教育，健全制度，強化監督，深化改革，嚴肅紀律，堅持自律和他律相結合。

廉潔從政行為規范

第一條 禁止利用職權和職務上的影響謀取不正當利益。不準有下列行為：
(一)索取、接受或者以借為名佔用管理和服務對象以及其他與行使職權有關系的單位或者個人的財物；
(二)接受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禮品、宴請以及旅遊、健身、娛樂等活動安排；
(三)在公務活動中接受禮金和各種有價證券、支付憑證；
(四)以交易、委託理財等形式謀取不正當利益；
(五)利用知悉或者掌握的內幕信息謀取利益；
(六)違反規定多佔住房，或者違反規定買賣經濟適用房、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
第二條 禁止私自從事營利性活動。不準有下列行為：
(一)個人或者借他人名義經商、辦企業：
(二)違反規定擁有非上市公司(企業)的股份或者證券；
(三)違反規定買賣股票或者進行其他證券投資；
(四)個人在國(境)外注冊公司或者投資入股；
(五)違反規定在經濟實體、社會團體等單位中兼職或者兼職取酬，以及從事有償中介活動；
(六)離職或者退休後三年內，接受原任職務管轄的地區和業務范圍內的民營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和中介機構的聘任，或者個人從事與原任職務管轄業務相關的營利性活動。
第三條 禁止違反公共財物管理和使用的規定，假公濟私、化公為私。不準有下列行為：
(一)用公款報銷或者支付應由個人負擔的費用；
(二)違反規定借用公款、公物或者將公款、公物借給他人；
(三)私存私放公款；
(四)用公款旅遊或者變相用公款旅遊；
(五)用公款參與高消費娛樂、健身活動和獲取各種形式的俱樂部會員資格；
(六)違反規定用公款購買商業保險，繳納住房公積金，濫發津貼、補貼、獎金等；
(七)非法佔有公共財物，或者以象徵性地支付錢款等方式非法佔有公共財物；
(八)挪用或者拆借社會保障基金、住房公積金等公共資金或者其他財政資金。
第四條 禁止違反規定選拔任用幹部。不準有下列行為：
(一)採取不正當手段為本人或者他人謀取職位；
(二)不按照規定程序推薦、考察、醞釀、討論決定任免幹部；
(三)私自泄露民主推薦、民主測評、考察、醞釀、討論決定幹部等有關情況；
(四)在於部考察工作中隱瞞或者歪曲事實真相；
(五)在民主推薦、民主測評、組織考察和選舉中搞拉票等非組織活動；
(六)利用職務便利私自干預下級或者原任職地區、單位幹部選拔任用工作；
(七)在工作調動、機構變動時，突擊提拔、調整幹部；
(八)在幹部選拔任用工作中封官許願，任人唯親，營私舞弊。
第五條 禁止利用職權和職務上的影響為親屬及身邊工作人員謀取利益。不準有下列行為：
(一)要求或者指使提拔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親屬以及身邊工作人員：
(二)用公款支付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親屬學習、培訓、旅遊等費用，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親屬出國(境)定居、留學、探親等向個人或者機構索取資助；
(三)妨礙涉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親屬以及身邊工作人員案件的調查處理；
(四)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特定關系人收受對方財物；
(五)默許、縱容、授意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親屬以及身邊工作人員以本人名義謀取私利；
(六)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親屬經商、辦企業提供便利條件，或者黨員領導幹部之間利用職權相互為對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親屬經商、辦企業提供便利條件；
(七)允許、縱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本人管轄的地區和業務范圍內個人從事可能與公共利益發生沖突的經商、辦企業、社會中介服務等活動，在本人管轄的地區和業務范圍內的外商獨資企業或者中外合資企業擔任由外方委派、聘任的高級職務；
(八)允許、縱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異地工商注冊登記後，到本人管轄的地區和業務范圍內從事可能與公共利益發生沖突的經商、辦企業活動。
第六條 禁止講排場、比闊氣、揮霍公款、鋪張浪費。不準有下列行為：
(一)在公務活動中提供或者接受超過規定標準的接待，或者超過規定標准報銷招待費、差旅費等相關費用；
(二)違反規定決定或者批准興建、裝修辦公樓、培訓中心等樓堂館所，超標准配備、使用辦公用房和辦公用品：
(三)擅自用公款包租、佔用客房供個人使用；
(四)違反規定配備、購買、更換、裝飾或者使用小汽車；
(五)違反規定決定或者批准用公款或者通過攤派方式舉辦各類慶典活動。
第七條 禁止違反規定干預和插手市場經濟活動，謀取私利。不準有下列行為：
(一)干預和插手建設工程項目承發包、土地使用權出讓、政府采購、房地產開發與經營、礦產資源開發利用、中介機構服務等市場經濟活動；
(二)干預和插手國有企業重組改制、兼並、破產、產權交易、清產核資、資產評估、資產轉讓、重大項目投資以及其他重大經營活動等事項；
(三)干預和插手批辦各類行政許可和資金借貸等事項；
(四)干預和插手經濟糾紛；
(五)干預和插手農村集體資金、資產和資源的使用、分配、承包、租賃等事項。
第八條 禁止脫離實際，弄虛作假，損害群眾利益和黨群干群關系。不準有下列行為：
(一)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釣譽的「政 績工程」；
(二)虛報工作業績；
(三)大辦婚喪喜慶事宜，造成不良影響，或者借機斂財；
(四)在社會保障、政策扶持、救災救濟款物分配等事項中優親厚友、顯失公平；
(五)以不正當手段獲取榮譽、職稱、學歷學位等利益；
(六)從事有悖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的活動。
第二章實施與監督
第九條 各級黨委(黨組)負責本准則的貫徹實施。主要負責同志要以身作則，模範遵守本准則，同時抓好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的貫徹實施。
黨的紀律檢查機關協助同級黨委(黨組)抓好本准則的落實，並負責對實施情況進行監督檢查。
第十條 各級黨委(黨組)要加強對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方面的教育，將本准則列為黨員領導幹部教育培訓的重要內容。
第十一條 各級黨委(黨組)要認真落實黨內監督的各項制度，通過貫徹實施民主生活會、重要情況通報和報告、巡視、談話和誡勉、述職述廉、報告個人有關事項以及考察考核等監督制度，加強對黨員領導幹部執行本准則情況的監督檢查。
黨員領導幹部參加民主生活會和述職述廉，要對照本准則進行檢查，認真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
黨員領導幹部應當向黨組織如實報告個人有關事項，自覺接受監督。
第十二條 黨員領導幹部組織實施和執行本准則的情況，應列入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和幹部考核的重要內容，考核結果作為對其任免、獎懲的重要依據。
第十三條 黨員領導幹部違反本准則的，依照有關規定給予批評教育、組織處理或者紀律處分，涉嫌違法犯罪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
第十四條 貫徹實施本准則，要堅持黨內監督與黨外監督相結合，發揮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人民群眾和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

第三章 附 則
第十五條 本准則適用於黨的機關、人大機關、行政機關、政協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中縣(處)級以上黨員領導幹部；人民團體、事業單位中相當於縣(處)級以上黨員領導幹部。
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含國有和國有控股金融企業)及其分支機構領導人員中的黨員；縣(市、區、旗)直屬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的科級黨員負責人，鄉鎮(街道)黨員負責人，基層站所的黨員負責人參照執行本准則。
第十六條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黨委，中央直屬機關工委、中央國家機關工委，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黨委，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黨委，可以依據本准則，結合各自工作的實際情況，制定具體規定，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備案。
中央軍委可以根據本准則，結合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的實際情況，制定具體規定。
第十七條 本准則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負責解釋。
第十八條 本准則自發布之日起施行。l997年3月發布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干准則(試行)》同時廢止。

二、美國的廉政建設
（一）、權力法治日趨完善

美國的腐敗由猖獗走向溫和、並長期穩定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恐怕還在於讓相互沖突的利益或利益集團間相互競爭及公共部門間的制衡掣肘，從而達到權力的平衡。

1、三權分立，彼此牽制

美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實踐中主要體現為三權分立、代議制、政黨政治、利益集團政治、新聞自由和公民權利等。美國政府機構包括立法、行政、司法三個系統，每個系統起著各自的作用，同時又相互制約，它們是直接的政策制定者。國會有立法權，總統對國會通過的法案有權否決，國會又有權在一定條件下推翻總統的否決；總統有權任命高級官員，但須經國會認可，國會有權依法彈劾總統和高級文官；最高法院法官由總統任命並經國會認可，最高法院又可對國會通過的法律以違憲為由宣布無效。實行分權與制衡的原則，使國會、總統、法院三個部門行使權力時，彼此互相牽制，防止權力過度集中導生的腐敗。

2、把權力分散，在沖突中求平衡

美國除了將立法、行政、司法三權進行分立外，還注意將權力分散。美國的「立國之父」從一開始就意識到個人容易受到權力的腐蝕，自我控制是很不牢靠的保證；要防止權力濫用導致腐敗，必須對權力進行監督和制衡。因此設計了一系列的如「自動糾錯機制」等體制和制度，讓各種社會力量如政黨、利益集團、媒體同樣參與政策制定，讓政治生活表現為多個權力中心相互作用的過程和結果。到了19世紀後半葉，美國國會頒布了「利益沖突法」。「利益沖突」的含義是，利益沖突的人參與決策，或做出決定。「野心對付野心」的結果是權力的平衡，從而進一步防止權力過分集中而產生的腐敗，同時也利於社會各界對權力的監督。

3、大規模地進行立法建設，出台了一批廉政法律法規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水門事件」後，美國大規模地進行廉政法律制度建設，出台了一批廉政法律法規。其中著名的包括：

《海外反腐敗法》。這是美國1977年制定的一部單行法，旨在禁止美國公司向外國政府公職人員行賄，是目前管制美國企業對外行賄最主要的法律。1977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在一份報告中披露，有400多家公司在海外存在非法的或有問題的交易。這些公司也承認，自己曾經向外國政府官員、政客和政治團體支付了高達30億美元的巨款。這種情況引起美國民眾的擔心。同年，美國國會通過《海外反腐敗法》，旨在遏止這一趨勢。《海外反腐敗法》實施以來，成效顯著。該法嚴厲的處罰措施和嚴格的內部會計制度要求，構成了對美國公司的全方位約束。公司一旦捲入其中，商譽損失更是驚人。因此，該法律的實施，重建了公眾對市場的信心並有力維護了美國企業跨國經營商業道德。

關於財產申報規定。 1965年頒布了《政府官員及雇員道德操行准則》，對各類高級官員及其配偶、子女的財產申報作了規定。1978年美國國會又頒布了《政府行為道德法》，該法規定在聯邦政府各系統內建立個人財產申報制度，並對政府官員離職後的從業行為作出了詳細規定。1989年，老布希政府對該法進行了修訂，頒布了《政府道德改革法》，將官員離職後從業行為受限的范圍擴大到國會議員和國會高級官員，對行政部門官員離職後行為的限制條款也作了修改，還規定中下級官員也要申報個人及親屬的財產。1992年，聯邦政府道德署頒布了《行政部門雇員道德行為准則》，在禮品、利益沖突、濫用職權、兼職、職外活動等多方面作出了詳細規定，並附有大量實例。這是一部跨部門的法律，是對前兩部法律的進一步細化和完善，集中體現了從政的道德要求和行為規范。1985年的《政府工作人員道德准則》規定不得以任何形式用公職做私人交易。美國法律還規定，去職的政府官員在離職後一年內不得回原工作部門為別人從事游說活動，違反者要受到刑事處分。

禁止外國貪官入境令。美國是一個法制社會，尤其注重對隱私權等個人自由權益的嚴格保護，這反而給貪官撐起了一把安全的保護傘。但近年來，美國當局在實踐中認識到，不少外逃貪官已經並正在對美國社會產生毒害，並損害其國家利益。如果美國成了貪官的藏身之地，肯定會對美國的國際形象產生不好的影響。正是基於這樣的背景，美國總統布希2004年頒布一項禁令，禁止任何外國貪官及其家屬進入美國。

美國禁令的發布，對那些已經逃到美國或准備逃到美國的貪官必然產生巨大的震懾作用。美國政府態度的轉變將迫使貪官權衡風險，已經逃到美國的貪官則對這個禁令可能產生的後果感到驚恐。根據布希的命令，美國已經拒絕一大批拉美國家的貪官入境，美國的反腐特別行動小組也已開始清理在美的貪官的財產，並可能將他們驅逐出境。

美國這一禁令，讓准備出逃的貪官不得不考慮他們的腐敗成本和風險，因為在本國冒著風險將錢帶到美國後，人和錢能否安全地落在美國都是未知數。而那些已經逃到美國的貪官知道這個禁令後必定會惶惶不可終日，理由很簡單，美國的特別行動小組已經開始清理貪官的財產，他們很可能被趕出美國。回到他們本國後，被他們揮霍的贓款無法悉數退還，面臨的又將是更加嚴厲的懲罰。

縱觀美國的權力法治，不難看出具有如下特徵：一是強調權力分散和平衡，嚴防權力過度集中產生腐敗。二是廉政立法大多是預防性規定，而不是懲罰性規定，是一個以事前防範為主的廉政立法體系。這反映出美國社會對治理腐敗的基本態度是避免腐敗事件的發生，防患於未然。三是各類法律規定細密到位。立法對事項規定的非常具體，使每個公職人員都能「對號入座」，可操作性和適用性很強，實踐中也容易落到實處。四是各類法律規定非常全面而周全。美國的聯邦和州兩套立法系統都非常重視用法律來規范公職人員的行為，行事時都有法可依、於法有據。僅聯邦制定的公職人員規則就達4萬多頁，對政府官員個人財產申報及乘坐公車、吃請受禮等都作了具體規定。

（二）、注重實效的廉政措施

美國在反腐敗中，採取了許多具體的廉政措施。這些措施綜合了各種反腐敗力量的優勢，有利於確保反腐敗斗爭的實效性。

1、加強行政改革，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美國提倡「小政府，大社會」。強調政府行使權力的核心是制定社會各方面的政策。通過政策引導國家和社會發展方向，而不是參與管理社會各項具體事務。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鼓勵社會各界為國家創造財富，另一方面又減少了腐敗現象。

2、加強財務控制和審計。美國政府把加強財務監督作為反腐敗斗爭最倚重的措施之一。首先其預算和財務運作情況應依法全部公開，接受公眾監督。機關的各種資金和基金均由銀行代管而不是由機關財務人員直接管理，銀行按程序和機關出具的證明劃撥資金。此外，議會總會計師辦公室也負責監督機關資金運作情況。這種多重監督方式使挪用、貪污公款的案件很難發生。

3、確保反腐敗機構的獨立執法能力。美國實行多黨制，講究權力制衡，執法工作也不例外。為了確保執法工作的公正性，不受政治勢力的影響，美國的反腐敗機構具有相當的獨立性。一旦這種獨立性受到侵害，政府便迅速採取新措施予以保護。

4、實行公開制度。美國制定了許多法律來提高政府決策的透明度。其中最有名的是政府陽光法案。《信息披露法》規定：「美國的公民有權看到除法律特別禁止的所有聯邦或州政府的文件，而且實現這種權利無需任何必要的理由和請求。」《陽光政府法》規定，聯邦政府的50個機構和委員會的會議必須公開舉行，所有的會議都公開進行，電視台進行現場直播，選民可以自由參加旁聽；在政府辦公樓的秘書辦公室和經理辦公室里，可以索要到任何材料。所有政府機構的電話、上下班時間、地址、電子郵件地址都很齊備，甚至還有美國總統的聯系地址、電話和電子郵件地址。在財務公開方面，1978年，在行政、立法、司法三個體系建立了財務公開制度。1989年廉政改革法案進一步完善了財務公開制度。

5、制定行為准則，規范行為。美國的行為准則包括行政行為准則和廉政行為准則。行政行為准則由行政程序法明確規定，是政府官員在履行公務時必須遵守的程序和行為標准。對違反有關標準的行為，當事人可以向聯邦院提出訴訟。廉政准則是各部門從廉政角度制定的，適用於本部門工作人員行為准則。對違反准則觸犯法律的按美國聯邦法律的要求，均要交由司法部門向法院提起訴訟，由法律審理後依法作出刑事處罰判決。

6、多途徑強化對權力的監督。有效的輿論監督。在新聞自由方面，美國有一條法則：除非能證明媒體存在著實際的惡意，否則對公職人員的報道即使不準確，也免受司法追究。美國的輿論監督以有關政務公開和公民知情權的有關法律和法規為依據，從而確保了輿論監督的有效實施。

到位的監控手段。美國的道德署、檢察長辦公室等政府監督機構，在對政府官員事前監督的問題上，手段多樣。如芝加哥市政府道德委員會要求每一位與政府官員打交道的工程項目承包商、代理商，在會見官員之前必須在道德委員會填寫注冊表格，將會見的目的、內容、所代表的公司名稱、游說工程項目、工程項目資金等內容填寫清楚，並交納200美元注冊費，其目的就是為了跟蹤調查。如果發現會見人沒有填寫注冊表格，委員會可以自發現之日起，對其處以每天2000美元的罰金，並通知政府取消該會見人與政府的合作項目。

❹ 制定法律法規需要注意的事項有哪些

主要是各方利益的協調，這是社會契約論的主要觀點
細節上文字措辭也很重要，注意發言法語的應用

❺ 開公司要注意什麼法律法規

需要注意《公司法》的相關要求規定。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一條規定：為了規范回公司的組織和行答為，保護公司、股東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制定本法。本法所稱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國境內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從事經營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遵守社會公德、商業道德，誠實守信，接受政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承擔社會責任。公司的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不受侵犯。

(5)注重法律法規擴展閱讀：

公司設立的相關要求規定：

1、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規定，由董事長、執行董事或者經理擔任，並依法登記。公司法定代表人變更，應當辦理變更登記。

2、公司向其他企業投資或者為他人提供擔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規定，由董事會或者股東會、股東大會決議；公司章程對投資或者擔保的總額及單項投資或者擔保的數額有限額規定的，不得超過規定的限額。

3、公司職工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組織工會，開展工會活動，維護職工合法權益。公司應當為本公司工會提供必要的活動條件。公司工會代表職工就職工的勞動報酬、工作時間、福利、保險和勞動安全衛生等事項依法與公司簽訂集體合同。

❻ 古代哪些國家重視法律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夏商周到明清四千多年，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發展脈絡清晰，有因有革，內容豐富，特點鮮明。歷代立法中國古代自國家出現後，統治階級就開始通過國家機關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經過幾千年的發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沿革清晰、特點鮮明的法律體系。

夏商周

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隸製法律，以習慣法為主，禮刑並用。它體現了王權與族權的統一，滲透了神權思想。

夏代
夏代是中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其法律總稱為「禹刑」。《周禮·秋宮·司刑》註：「夏刑大辟二百，臏刑三百，宮刑五百，劓刑各千。」中國古代的刑與法含義相同，刑罰的出現，標志著夏代法律制度已經產生。

商代
「湯刑」是商代法律的總稱。《尚書·盤庚》記載：「以常舊服，正法度」。商代已具有成文法律，在古文獻中有明確記載，並在考古發掘中得到證實。商朝的刑法嚴酷，有死刑、肉刑、流刑、徒刑等。卜辭中，有象徵殘酷刑罰的文字；《簡書·康誥》載：「罰蔽殷□，用其義刑義殺。」戰國時荀子亦說：「刑名從商。」

周代
西周的法律制度因於夏、商，到了西周更趨成熟。《呂刑》中對犯人施行五種刑罰的規定長達三千條；同時，明確規定了罰金等級和贖刑制度等。
春秋戰國春秋時期，奴隸製法制解體，各諸侯國的法律制度發生重大變化，成文法陸續頒布。鄭國執政子產「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左傳·昭公六年》杜預注），鄧析編訂「竹刑」。晉國亦「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限制了舊貴族的特權，促進了封建生產關系的發展，標志著奴隸制的瓦解。
戰國時期封建制確立。各諸侯國陸續頒布了以保護封建私有制為中心內容的封建法律。其中，魏國李悝在總結各國刑法典的基礎上制定《法經》6篇，即《盜》、《賊》、《囚》、《捕》、《雜》、《具》。《法經》是以刑為主，諸法並用的第一部封建法典。秦國統治者奉行法家學說，任法為治。公元前359年，商鞅以《法經》為藍本，改法為律，制定《秦律》6篇。此外，秦還頒布了大量法令。秦漢秦統一六國後，秦始皇把秦國的法律推行全國，第一次建立起全國統一的封建法制。1975年12月，湖北雲夢出土的睡虎地秦簡，其中有《秦律二十九種》、《法律答問》、《封診式》3類法律文書，其內容涉及農業、手工業、商業、徭戍賦斂、軍爵賞賜、官吏任免以及什伍組織等社會生活各個領域，說明秦代「莫不皆有法式」的說法是信實的。秦代法律以酷烈而著稱於世，刑罰種類繁多，手段也極為殘酷，有死刑、肉刑、徒刑、笞、籍沒收孥等，對罪犯往往數刑並施。

西漢
西漢，蕭何以《秦律》為基礎，製成《九章律》，確立以律、令、科、比為形式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質乃外儒內法，正如漢宣帝所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漢書·元帝紀》）。這種思想構成了封建法律的理論基礎，一直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奉行。

三國兩晉南北朝

三國兩晉南北朝這一時期各朝都編纂法典。曹魏對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制定《魏律》18篇，並改漢具律為刑名，冠於全律之首；規定五刑，使刑名進一步規范化；保護貴族、官僚、地主等8種權貴人物在審判上享有特權的「八議」也正式上升為法律制度，充分體現了「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這是中國古代刑法的重要發展。其後產生了諸如《晉律》、《北齊律》等。《北齊律》首創「重罪十條」（亦稱「十惡」）；北魏、南陳法律中規定的官吏可以官抵罪的「官當」制度，對後世的封建法典皆有重大影響。

隋唐
隋唐這是中國封建社會諸種制度包括法律制度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隋朝制定的《開皇律》在封建法典中佔有重要地位。唐代尤為重視立法建設，唐太宗時，制定《唐律》12篇，500條。高宗永徽年間，編定《唐律疏議》30卷，永徽四年（653）頒行全國。唐律把「十惡」特標篇首，律文全面反映了唐代社會的等級劃分，明確規定了社會各等級的不同身份、地位、權利和義務，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唐律》和《唐律疏議》是中國歷史上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對中國封建法律的發展影響極大，對亞洲一些國家亦有一定影響。

宋代

宋代《宋刑統》是宋代的基本法典。它是以五代時後周的《顯德刑統》為基礎修改而成的。宋朝全面強化封建專制主義，皇帝可隨時頒布□令作為斷罪處刑的依據，詔□成為最重要和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編□成為宋代最經常最重要的立法活動。宋代正式出現「典賣」制度的法律規定。

遼代
遼代大規模地編纂法典，開始於興宗時期。重熙五年（1036年），參照唐律修訂太祖以來法令，正式編定《新定條例》547條，又稱《重熙條制》，頒行全國，成為遼代基本法典。道宗咸雍六年（1070年），又以「契丹、漢人風俗不同，國法不可異施」為由，對《重熙條制》進行刪修增補，編成《咸雍重定條例》789條，簡稱《咸雍條制》。這部法典對契丹、漢人同樣適用，是遼代法律進一步漢化的標志。

金代

金代初期推行女真本族的法，後來佔有遼及北宋地區後又兼用遼法和宋法。到金熙宗時，「以本朝舊制，兼采隋、唐之制，參遼、宋之法」，制定金朝第一部成文法典《皇統制》，這是金朝立法之始。後海陵「又多變舊制」，制定《續降制書》與《皇統制》並行。金世宗即位後曾頒行《軍前權宜條》，大定五年（1165）命有司復加刪定，與前《制書》兼行。大定十九年乃制定《大定重修條制》頒行，《大定重修條制》是對熙宗、海陵以及世宗初年所定法典的綜合整理而成，對統一法制起重要作用。到金章宗所完成的《泰和律》，標志著金朝立法的完備。

元代

元世祖忽必烈統一中國後，頒布了《至元新格》；元英宗時制定了《大元通制》。元代法律的基本內容依循唐律，形式上仍沿用宋代的編□，但改□為「條例」或「條格」。元朝的法律具有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雙重特點。

明清

明、清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兩個朝代，在法律上亦反映出封建社會後期的時代特點。明、清法規以律為主，律外有誥、例、令、條例、則例、會典等。

明代
明太祖總結歷代統治經驗，把「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治亂世用重典」等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制定了《大明律》、《明大誥》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大明律》是明代最主要的法典。它改唐律12篇為7篇，即在名例律之下按六部官制分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改變了隋唐以來的封建法律體系結構。《明大誥》共4篇，是以詔令形式頒發的，由案例、峻令、訓導三方面內容組成的具有教育作用和法律效力的特種刑法。這是中國古代法律制度上前所未有的。明代還加強了經濟方面的立法，主要有鈔法、錢法、稅法、鹽法等。

清代
清代制定的《大清律例》，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它的篇目與《大明律》相同，在沿用唐、明五刑的基礎上，又增加了許多新的刑罰及民族壓迫條款。在刑罰和訴訟方面，清律規定滿人享有各種法律特權。清朝還頒布了用於少數民族地區專有特定內容的單行法律，如《回律》、《番律》、《蒙古律》等。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清律中調整經濟關系的內容也大為增加。

歷代行政法規

中國古代統治者也用法律作為管理行政機構和官吏的一種手段。歷代都制定了一些關於行政機構設置、職掌和官制的行政法規。中國古代雖然把各種律令混合制訂在一起，但唐以後也有單行的行政法典。
先秦夏代適應奴隸制的需要，隨著權力機構的建立，產生了最初形態的行政法制。商代，「齊之以禮，齊之以刑」，禮法構成商王朝行政法的重要內容。但是，夏、商時期對政府機構的管理基本是以習慣法為主，「以言代法」，以吏代法。
西周時期的《周禮》（亦稱《周官》）中載有《六官》、《六典》之篇。《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考工記》6篇。《六典》即治典、禮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官各掌一典。其中，治、教、禮、事四典實為行政法的內容。從此，奠定了中國古代行政法的基礎。
秦漢秦代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統一封建國家，加強了對政府機構及官吏的管理。《秦律》中的《置吏律》、《效律》等是關於職官建制、任免、銓選、考核之法；《內吏雜律》是關於京官政務之法規；《行書律》是有關公文規定的法規；《傅律》、《田律》、《金布律》、《徭律》以及《工律》等，是有關經濟、手工業的行政管理法規，內容十分豐富，充分顯示了統一封建國家行政管理制度的特色。
漢代確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和職官法，尚書台六曹體制的建立，奠定了整個封建社會六部制度的基礎。漢代對各種機構的員額和職權都有明確規定。如對皇帝的詔令必須忠實執行；官吏泄漏機密者，要免職；官吏受賄或保管官府財物自盜者，定罪後仍再犯者，要處死等。
隋唐宋元行政法的重大發展是在隋、唐。隋、唐將晉代就正式列為國家法律的「違制」律改為「職制」。它是對各級官吏違反編制及失職行為的處分規定。唐代編纂的《唐六典》是中國古代最早的較為完整的行政法典。它按照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制，明確規定了國家各級行政機構的規范、官吏的編制、職責許可權以及對官吏選拔、考核、獎罰等行政管理制度。典律分野是《唐六典》的一大發展，「律之正罪，典以范政」，是中國古代行政法發展的結晶。唐以後，宋代有官修法典《慶元條法事類》，元代有《元典章》等。宋、元行政法典仍以六部為例，仿《唐六典》，它與前代有別的是注重官吏法的修制和民族行政法的制定，因而具有其特色。
明清兩代是中國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高度發展的時期。它集歷代行政法之大成，對行政法典法規的制定更為系統化、規范化。明清仿《唐六典》制定了《明會典》與《清會典》。「會典」之名始於明代，即典章會要之意。《明會典》體例以六部官制為綱，分述各行政機構的職掌和事例。其記載有關章典制度，凡明史所未載者，會典均有交待。萬曆《御制重修明會典序》中說：「輯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鴻綱細目，燦然具備。」《清會典》記載了清代開國至光緒各級行政機構的職掌、事例和活動原則。它採用以官為典，以職立官，有典有例的分合序列。清代的官員都得以會典來執法。正如《續修大清會典序》中所說：「會典所載，皆百臣奉行之政令。」
司法審判機關中國古代司法、行政往往不分，行政機關兼行審判權，審判權受皇權左右，成為中國封建司法制度的一個基本特點。
先秦秦以前沒有專設司法機關，只是設官理刑。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因古代兵刑不分，往往軍事長官又是司法長官。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先後設置掌握獄訟的最高法官，秦稱「廷尉」，齊稱「大理」，楚稱「廷理」。
秦統一的秦王朝建立後，「廷尉」列為九卿之一，作為中央司法機關的長官，負責審理皇帝交辦的案件和地方移送的疑難案件。秦地方無專門的司法機關，郡守、縣令兼行審判權，可自行處理一般案件。
漢代中央仍以廷尉（又稱大理）為最高司法長官，地方司法機關與秦基本相同。漢在司法制度方面也有一些變化，尚書台設立後，其中的三公曹（西漢時）、二千石曹（東漢時），亦掌有一定的司法權，分割了廷尉的一部分職權。
三國兩晉南北朝這一時期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襲漢制，又有所發展。中央司法機關一般仍稱廷尉。北齊沿稱大理寺，機構日趨擴大。這一時期的地方司法機構仍與行政機構合而為一，司法權由郡太守、州刺史和縣令等各級行政長官掌握。
隋唐以大理寺主管審理、判決朝廷百官犯罪與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及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為中央司法行政機關，主管司法行政，負責審核大理寺及州縣審判案件。御史台為中央最高監察機關，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動，亦參與某些案件的審判。唐朝時，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書、御史中丞共同審理，稱作「三司推事」。隋唐時期的地方的司法仍由行政機關兼理。
宋代司法機關不斷擴大，職權分散。於中央司法機關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宮中增設審刑院，掌審議大理寺上報的案件。宋神宗時，取消審刑院，其職權劃歸刑部。地方司法仍由州（與州同級的有府、軍、監）和縣兩級行政機關兼理。
遼代司法體制，契丹部落很早就設有世襲決獄官，由軍事首領夷離堇兼理司法。契丹國建立後，於太祖神冊五年（920年）置夷離畢院，以夷離畢為北面官，「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專掌契丹等北方少數民族行政與司法事務。遼太宗以後，又仿效唐宋制度，置大理寺、御史台等南面官，「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調、車馬之事」，專掌漢族地區行政與司法事務。因此，其行政及司法制度都分為兩個系統。
遼聖宗時期，開始任用漢人執掌司法，試圖縮小契丹與漢人司法制度的差異，消除民族隔閡。
金代初期沒有專門司法機構，各級軍政長官兼理司法。熙宗改革後，司法制度大多仿效漢制，但又具有民族特色。中央設刑部、大理寺、御史台等司法機構，其官員分別由女真人、漢人、契丹人擔任，並設譯史充當翻譯，以解決斷案中語言不通的問題。地方仍沿襲宋制，由行政機關兼理司法。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各路設提刑司，作為中央的司法派出機構，執掌司法事務。
元代統一全國後，於中央設刑部、御史台，並將大理寺改為大宗正府。泰定帝時，將審判權分別歸刑部和地方政府。蒙古人犯罪，只由宗正府審理。元代州縣兼掌司法，路則在總管府下設立推官，專理刑獄。
明清兩代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日益強化，司法權更趨集中、完善。於中央設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稱「三法司」，分典刑獄。都察院掌糾察，刑部主審訊，大理寺主掌復核，成為專司駁議的慎刑機關。對重大案件實行「三司會審」，清稱「九卿會審」，標志著皇帝對司法權的嚴格控制。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亦握有廣泛的司法權。清代專門設立了承審滿人訴訟的司法機構，並將司法管轄深入到少數民族地區，中央理藩院專設理刑司，負責對少數民族案件的審判。

主要特點

中國古代法律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點：

國家主義
古代中國實行專制主義的統治，奴隸社會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會的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實行個人獨裁統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審判官。歷代法律都以皇帝個人意志的形式表現出來。律的制定雖由朝臣具體完成，但批准權屬於皇帝，歷代帝王都凌駕於法律之上。除律外，皇帝還可根據需要隨時發布詔、令、格、式等。「法自君出」，進一步鞏固和強化了皇權。

禮法結合
在中國古代法律中，禮佔有重要位置，「為政先禮，禮為政本」，禮既是道德規范，又是法律規范。秦始皇以法治國，西漢初期大體上是「霸王道雜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思想成為主導的政治思想，以其為基礎逐步形成了以禮法合流為基本特徵的封建法律思想體系。維護「三綱五常」成為封建法典的核心內容，德主刑輔、禮刑並用成為法制的原則。從「引經決獄」，實行秋冬行刑，到「十惡大罪」和「八議」的規定等，許多法律內容都是以儒學的等級倫理關系作為定罪或赦免的標准，並為歷代統治者所尊奉。

法定特權
中國古代法律從維護等級制度出發，賦予貴族官僚以各種特權。西周法律有「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的規定；漢代有「先請」之制，對犯罪的貴族官僚的審理，要先奏請皇帝。魏律根據《周禮》的「八辟」規定了「八議」。至隋、唐，封建特權法相因沿襲又不斷發展，《唐律》規定的「議」、「請」、「減」、「贖」、「官當」等按品級減免罪刑的法律制度是集中的表現。唐之後，宋、元、明各代法典均將其作為重要內容加以肯定。

諸法合體，司法隸屬於行政，無獨立審判權
中國古代法律最早表現為禮刑並用，之後形成諸法合體的封建法典。從戰國李悝著《法經》始，至秦、漢、唐、宋、明、清諸律，都是以刑法為主，兼有訴訟、民事、行政等方面的內容。這種諸法合體混合編纂形式，貫穿於封建社會各朝代。
在封建專制主義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統治者和司法官，直接控制司法大權。地方的審判權完全歸屬各級行政長官，中央雖設有專門司法審判機關，但其活動為皇帝（君權）所左右，監察、行政機關也可審理案件，審判機關往往不能獨立行使職權。封建社會並無獨立審判權，審判機關只是皇帝及受皇帝控制的行政機關的附庸。這種行政兼理司法的制度，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

❼ 注重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制定與實施

法律法規的制定與實施能夠為科技成果轉化提供有力的支持。發達國家均版制定了大量相關法律權、法規和政策，從組織機構、合作方式、資金籌集與運用、中介服務、成果推廣與轉化、知識產權等各方面對各參與主體的行為進行規范，對有可能損害他人和國家利益的行為予以約束和制止，充分調動和提高各主體的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有效保證了科技成果轉化的快速、有序進行。提高政策可操作性和抓好政策落實是我國政府在政策建設方面的努力方向。我國現行與技術創新相關的法規數量雖不少，但大多數僅原則性地強調技術創新，缺乏可操作的實施辦法。未來，我國應該加強科技成果轉化方面的相關立法，不能僅局限於《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這一部法律，要針對科技成果的特點進行細致有效的設計，並對在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法律糾紛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

❽ 如何學法律應該注重哪方面的

看你是想專業化一點還是業余實用一點。
專業化就從法理學和憲法學開始，然後再是刑法、民法、行政法，之後再延伸下去。
業余實用可以採用案例輔助學習實用法條，再針對自己感興趣的延伸。

沒什麼需要特別注重的，不像新聞注重及時、准確。學久了之後，可以多部法律結合起來看。

❾ 注重黨內法規同國家法律的銜接和協調構建以什麼為根本

注重黨內法規同國家法律的銜接和協調構建應該以黨建為根本。

這句內話的原句是要容完善黨內法規制定體制機制。

注重黨內法規同國家法律的銜接和協調。

構建以黨建為根本、若干配套黨內法規為支撐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提高黨內法規執行力。

(9)注重法律法規擴展閱讀：

中國法律體系已基本形成 換屆後的十屆全國人大提出，本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立法工作的目標是「基本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立法重點將是「提高立法質量」。

法工委有關負責人稱，基本形成即在初步形成的基礎上。

將每個法律部門中支架性的、現實亟須的、條件成熟的法律制定和修改完成。

法律清理是立法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新中國成立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先後於1954年和1979年兩次作過具有法律清理性質的決議。

198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新中國成立以來至1978年底制定的134件法律進行了一次全面清理。

宣布已經失效的有111件，繼續有效或者繼續有效正在研究修改的有23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