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問責條例

㈠ 什麼是官員問責制

所謂官員問責制，是指對政府及其官員的一切行為和後果都必須而且能夠追究責任的制度。其實質是通過各種形式的責任約束，限制和規范政府權力和官員行為，最終達到權為民所用的目的，是現代政府強化和明確責任，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種有效的制度。
實施官員問責制的重要意義：
有利於增強官員的責任心
第一，有利於增強官員的責任心
政府官員的權力和責任始終是同一事物的兩個面，在接受人民賦予權力的同時，就必須承擔應有的責任。但正像孟德斯鳩說的，「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移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見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官員是行政權力的把持者，也是行政資源的分配者，如果官員能夠不受嚴厲處罰地獲取較多的利益，低成本低風險地違法犯罪，那麼他們利用權力換取私利的慾望就會越來越大，不法行為也將日益頻繁，這勢必給國家和人民的財產造成損失。因此，要規范官員行為、防止違法亂紀，必須增強官員的責任心，建立系統完善的問責體系。在「官員問責」制下，不是只有貪污受賄的幹部才會受處罰，如果官員沒有懂得權力的真正含義，其權力沒有為民所用、所謀、所系，那就會因失責而受到責任追究。官員問責制「有權必有責，權責對等」的基本原則則很好地彰顯了對官員責任心的這一要求，有利於增強官員的責任心。
有利於完善幹部能上能下的選拔機制
第二，有利於完善幹部能上能下的選拔機制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的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尤其突出的是在領導幹部「能上」方面進行了不少大膽的嘗試，推出了許多積極的舉措。但是，在「能下」方面卻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在人事制度中「能上」與「能下」是緊密聯系、相輔相成的，「能下」的渠道不暢順，勢必影響「能上」工作的順利進行。建立健全官員問責制度，通過對領導幹部失職失誤行為做出硬性的制度約束，疏通「能下」的渠道，讓那些無所作為者下台，才能使那些有所作為、大有作為者上台，最終達到「能者上，庸者下」的目的，形成良好的能上能下、新陳代謝的用人機制。
有利於整肅吏治
第三，有利於整肅吏治
領導幹部是一種特殊職業，在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中，承擔著重要使命，要具備高度的敬業精神。已開始進入制度化操作層面的官員問責，正在沖擊太平「官念」。這種官員問責制給中國4000多萬名各級幹部的仕途平添了風險，使為官變成了一種高風險職業。只有恪盡職守，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時刻要有兩個意識：憂患意識和責任意識；時刻具備三個能力：學習能力、觀察能力、協調能力，做好各項本職工作，才能適應新的要求。而且在官員問責制的理念下，實現了用幹部、管幹部的部門從「權力主體」向「責任主體」轉變，誰用的幹部誰管理，幹部工作失誤、失職，用幹部和管幹部的部門負有連帶責任。這就促使幹部主管部門使用幹部必須堅持德才標准，選拔任用那些「靠得住、有本事、能幹事、干成事」的幹部，而且還要加強對幹部的日常管理，督促他們掌權為民，從而整肅了吏治，優化了官員隊伍。
有利於轉變政府職能
第四，建立實施行政問責制,有利於轉變政府職能，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塑造為民責任政府。
在一個強調法治、民主的現代國家，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都必須履行好自己的職責，盡其自己的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市場監督、宏觀調控的職能，同時又要求所有參與政府管理的行政官員必須具有負責精神行使權力，隨時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和問責，並承擔相應的責任。建立實施行政問責制，有助並有利於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在理順政府與企業、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公民的關系中明確政府及其行政官員應承擔的責任，從而提高其依法行政水平，實現政府及其行政官員職能職責的歸位、定位和正位，塑造一個守法、守責、守信、守時的當代責任政府。實施行政問責制，可以從源頭上對政府及其行政官員的權力、職責進行必要的約束和規定，防止和阻止其濫用、誤用公共權力的失職行為。同時，行政問責制還彌補了國家法律上的空白，不僅對行政官員的「亂作為」要問責，對「不作為」和「無作為」的也要問責，這樣，勢必能夠促進行政官員工作作風的轉變，提高責任政府的效率。
有利於進一步完善國家法律責任制度
第五，建立實施行政問責制，有利於進一步完善國家法律責任制度，加速行政國際化的進程。
實施行政問責制，是國際目前比較通用的做法。雖然，各國的具體情況不同，其問責的具體規定和操作方法也都有所不同。但是，在掌管公共權力的政府官員中有權必有責、違規違法必追究的這一點上則是共同的。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實施行政問責制，有利於加速行政國際化的進程，進一步完善我國的法律責任制度。行政問責制比責任追究制的含義在外延上更為寬泛。責任追究，是一種過錯追究；而行政問責，則不僅僅是過錯追究，而且還包括非過錯追究。因此，行政問責的指向是：亂作為、作為不力、不作為、無作為。也就是說，行政問責它不僅是指有錯、犯法要追究，同時也包括能力低下、推諉扯皮等也要追究。實施行政問責制的重大意義，既在於防患於未然，也在於懲前毖後。懲罰、處分只是行政問責的手段，而防患、預防才是行政問責的目的。行政問責制的實施，是我們在當今時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最好的制度載體。

㈡ 關於實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的暫行規定學習問答的圖書目錄

第一章 總則
1.什麼是問責?
2.什麼是問責制?
3.什麼是官員問責制?
4.實行黨政官員問責制的意義是什麼?
5.什麼是行政問責制?
6.行政問責制與責任追究制度有什麼區別?
7.行政問責制與引咎辭職有什麼區別?，
8.行政問責制與上問下責有什麼區別?
9.行政問責制與高官問責制有什麼區別?
10.實行行政問責制的意義是什麼?
11.制定頒布《關於實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的暫行規定》的目的和依據是什麼?
12.什麼是黨章?
13.《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14.什麼是黨內法規?
15.黨內法規與黨內制度有什麼區別?
16.《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監察法》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17.《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監察法實施條例》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18.《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19.《關於實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的暫行規定》的適用對象是什麼?
20.實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應當堅持的基本原則是什麼?
21.黨政領導幹部受到問責的，是否就可以免受紀律追究或者刑事追究?
22.黨員在受到問責的同時應當給予黨紀處分的，依照什麼規定處理?
23.行政機關公務員在受到問責的同時應當給予政紀處分的，依照什麼規定處理?
第二章 問責的情形、方式及適用
24.黨政領導幹部有哪些情形的，應當實行問責?
25.什麼是特別重大事故?
26.重大責任事故罪與自然事故有什麼區別?
27.重大責任事故罪與技術事故有什麼區別?
28.開展特別重大事故調查時應當遵循什麼程序?
29.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察的瀆職侵權重特大案件標準是什麼?
30.對於特大安全事故應當怎樣進行責任追究?
31.對於特大、重大責任事故責任人員行政處分應當怎樣進行分級審批?
32.對於在安全生產領域的違規違紀行為，應當怎樣給予處分?
33.實施行政許可應當遵守什麼規定?
34.什麼是行政強制措施?
35.什麼是行政強制執行?
36.什麼是群體性事件?
37.當前頻頻出現群體性事件的原因是什麼?
38.應對突發事件應當遵循什麼規定?
39.選拔任用黨政領導幹部應當遵循什麼規定?
40.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監督檢查的指導思想是什麼?
41.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監督檢查應當遵循什麼原則?
42.黨委(黨組)及其組織(人事)部門和紀檢機關應當怎樣對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進行監督檢查?
43.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監督檢查的對象是什麼?
44.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監督檢查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45.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監督檢查的方式是什麼?
46.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日常監督檢查應當遵循什麼規定?
47.怎樣強化領導班子內部對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的監督檢查?
48.怎樣建立健全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有關事項報告制度?
49.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的監督檢查應當怎樣堅持和完善組織(人事)部門與紀檢機關(監察部門)等有關單位的聯席會議制度?
50.怎樣加強組織(人事)部門幹部選拔任用工作的內部監督?
51.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監督檢查應當怎樣加強群眾監督和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
52.對違反幹部選拔任用規定問題應當怎樣進行調查核實?
53.對違反幹部選拔任用規定的，應當怎樣追究紀律責任?
54.在貫徹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方面出現問題的，應當依照什麼規定實行問責?
55.黨委(黨組)、政府以及黨委和政府的職能部門的領導班子和有關領導幹部應當怎樣對職責范圍內的黨風廉政建設承擔相應責任?
56.黨委(黨組)、政府以及黨委和政府的職能部門的領導班子、領導幹部在黨風廉政建設中應當承擔哪些領導責任?
57.哪些單位應當負責領導、組織對下一級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執行情況的考核工作?
58.黨員領導幹部違反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應當怎樣進行追究?
59.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應當遵循什麼規定?
60.什麼是失職、瀆職行為?
61.什麼是直接責任?
62.什麼是間接責任?
63.什麼是領導責任?
64.什麼是主要領導責任者?
65.什麼是重要領導責任者?
66.什麼是一般責任?
67.怎樣正確認定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
68.怎樣正確區分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
69.什麼是法定職責?
70.瀆職罪的主體包括哪些人?
71.什麼是黨組織負責人的失職、瀆職行為?
……
第三章 實行問責的程序
第四章 附則
……

㈢ 重慶市政府通過的暫行辦法實行官員問責制度的內容,主要體現了行政領導的哪些責任,

《政府部門行政首長問責暫行辦法》7月1日開始正式實施，這是一部以法定化的政府規章形式出台的「高官問責制」，標志著中國開始為官員問責建立法制保障。

《辦法》的問責對象包括重慶市政府各部門的行政首長，以及參照執行的部門副職、派出和直屬機構的「一把手」。被問責的7類18種情形包括：第一類，效能低下、執行不力，致使政令不暢或影響市政府整體工作部署的，包括未完成政府交付的工作任務等；第二類，責任意識單薄，致使公共利益或管理相對人合法權益遭受損失或造成不良社會影響的，包括瞞報、虛報、遲報重大突發事件，以及組織群眾大型活動，未採取有效防範措施導致重大事故發生等；第三類，違反法定程序，盲目決策，造成嚴重不良政治影響或重大經濟損失的，包括隨意安排使用財政資金或國有資產造成浪費或資產流失，以及重大建設項目發生嚴重質量問題；第四類，不依法行政或政治不嚴、監督不力，造成嚴重不良政治影響或其他嚴重後果的，包括機關效率低下、服務質量差、工作態度生硬，以及指使、授意工作人員弄虛作假騙取榮譽或進行違法違紀活動；第五類，在商務活動中損害政府形象或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包括在招商引資活動中不講誠信、在政府采購活動中不進行招投標的；第六類，行政首長本人在公開場合發表有損黨和政府形象的言論，或行為不檢、舉止不端，有損公務員形象，在社會上造成不良影響的；第七類，市人民政府認為應當問責的其他情形。根據不同的情形，被問責人將被分別追究取消當年先進評選資格、誡勉、通報批評、書面檢查、通過媒體公開道歉、停職反省和勸其辭職7種責任。

重慶市法制辦有關人士認為，問責辦法引起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關鍵在於抓住了當前人們十分反感的「官場惡習」，這些「不作為」或「作為不當」的惡習除非釀成大禍，否則很難上升到法律、紀律監督的層面，但這些問題恰恰損害了政府形象、干群關系和決策效率。因此重慶市出台的問責制度規范辦法，從過問的角度，是在我國現有的法律監督和法律監督之外開辟的第三條監督通道；從追責的角度，是在現有的法律責任和紀律責任之外的第三種政治責任。

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副教授、重慶市政府法律顧問楊明成認為，從張文康、孟學農的悄然引退到馬富才、剛占標的引咎辭職，表明了責任政府的理念已付諸實踐、深入人心。但「官員問責」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有問責之事，無問責之法。重慶市出台的官員問責制度實際上第一次將問責制上升為制度層面上的強制規定，是在問責制度方面一次突破性的探索，因此有著廣泛的借鑒意義。

從輿論情況看，重慶市制定政府規章強化行政首長問責制受到群眾的歡迎。重慶市一家咨詢類外資企業員工曾小姐將之稱為「百姓制約行政官員」的辦法。她說：「啟動問責程序簡單易行，公民舉報、新聞曝光、工作考核結果等以及司法機關、相關行政單位提出問責建議都可以。以前我在一些政府部門辦事經常被踢皮球，今後我可以對部門工作態度差服務差進行問責。」私營企業主程遠說，有的政府部門找理由對企業進行重復收費，希望問責制的實施夠解決這些問題。

不過，也有部分人認為責問制很好，但不知能否真正達到效果。新華網的一位網友說，重慶市日前又陸續出台了11類重大行政決策聽證制度、20類政務信息公開制度，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權。相信在這樣的配套制度保證下，問責制度不會是「一紙空文」。

一些接受采訪的重慶市行政部門的幹部認為，我國現行的法律制度、紀律制度還不盡完善，導致對政府官員的履職情況和施政效果很難量化，而這一問責制度有較強的震懾力，例如嚴重失職的行政官員將被勸辭職。因此勢必促使政府的工作責任製得到切實落實，促進政府執政水平的不斷提高。

重慶市政府法制辦的調查表明，重慶市部門「一把手」普遍認為，問責制的實施可能會在如何處理大膽創新和依法行政的關繫上增加了一定難度，但在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則下實事求是、開拓創新，也是大勢所趨。

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副院長王學輝教授說，建立責任政府正成為中國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從不問責到問責，再到以法制保障問責，靠法律和制度約束領導幹部的行為，體現了中國政府依法行政的決心。

㈣ 問責條例的問責對象及責任追究范圍有那些

根據《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第四條 黨的問責工作是由黨組織按照職責許可權，追究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幹部的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
問責對象是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
第六條 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幹部違反黨章和其他黨內法規，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予以問責：
(一)黨的領導弱化，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黨中央的決策部署沒有得到有效貫徹落實，在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中，或者在處置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發生的重大問題中領導不力，出現重大失誤，給黨的事業和人民利益造成嚴重損失，產生惡劣影響的;
(二)黨的建設缺失，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組織生活不健全，黨組織軟弱渙散，黨性教育特別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薄弱，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落實，作風建設流於形式，幹部選拔任用工作中問題突出，黨內和群眾反映強烈，損害黨的形象，削弱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
(三)全面從嚴治黨不力，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管黨治黨失之於寬松軟，好人主義盛行、搞一團和氣，不負責、不擔當，黨內監督乏力，該發現的問題沒有發現，發現問題不報告不處置、不整改不問責，造成嚴重後果的;
(四)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不力，導致違規違紀行為多發，特別是維護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失職，管轄范圍內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團團伙伙、拉幫結派問題嚴重，造成惡劣影響的;
(五)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管轄范圍內腐敗蔓延勢頭沒有得到有效遏制，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突出的;
(六)其他應當問責的失職失責情形。

㈤ 如何完善政府官員的問責制

給你個論文（節選）

中國行政問責制完善的對策

1.明確行政責任

具體來說,要進一步明確各級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工作中的責任,使他們知道自己的具體許可權和責任。因為,「當任何人都不知道誰應負責任的時候責任就等於零」[5]。各級政府機關要以列寧所說的「一定的人對所管的一定工作完全負責」[6],以及鄧小平所說的「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事歸誰負責,必須由他承擔責任,責任要專」、「各負其責,決不能互相推諉」[7]為指南,將本單位的責任細化、量化到單位內部的每個崗位和每個人。「權力和責任必須一目瞭然。官員的『明顯責任』原則必須發揮作用。」[8]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各負其責、各司其職。
2.強化異體問責機制
其一,加強權力機關問責。在中國加強人大的問責功能是異體問責一個最為關鍵的突破口,當務之急是要把各級人大對於政府和政府工作的監督問責權力細化、具體化和強化。細化和具體化是指要通過法規制度的形式使這樣的監督問責范圍明確、渠道清晰並具有可操作性。比如,人大機構對政府行為監督問責的直接作用——審查權、建議權和否決權,必須明確規定應用的方式和運作機制。強化則是指這樣的監督問責必須通過增強人大在行使其權力時的獨立性和權威性來予以大力加強。比如黨和國家的領導機構要自覺地尊重和維護人大機構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各級人大為實施監督問責功能所需的資源必須得到保障,例如專職人大代表的比例應予增加,常任人大代表應配置相應的工作人員、辦公場所和設備,等等。人大在啟動問責制過程中,除了行使上述質詢權、調查權、罷免權和撤職權之外,今後還需要進一步建立不信任投票制、彈劾制以及主要責任人引咎辭職制等,以切實增強人大監督問責的手段和力度。
其二,加強司法機關問責。司法機關是一種重要的問責主體,它對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問責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剛性問責。當行政權力侵犯公民的合法利益時,司法問責顯得尤為重要,只有追究官員的法律責任,才能從根本上震懾那些不負責任和觸犯法律的官員。司法問責既是最有力度的問責手段,也是其他問責主體的最後屏障。加強司法問責,就要建立檢察機關與黨政紀檢監察機關的工作協調機制,加大法院對行政行為進行司法審查的力度,將其他規范性文件這類抽象行政行為也納入司法審查范圍,並且追究行政人員在行政訴訟敗訴案件中的責任。
其三,加強新聞媒體問責。新聞媒體監督問責的作用是巨大的,「只有在公共輿論面前,所有的權力才會變得沉默,所有的偏見才會消失,所有的特權利益才會被取消」[9]。可是,在中國的新聞媒體監督尚未制度化和法制化的情況下,一些地方政府為了維護自身利益想方設法阻止新聞媒體對有關政府工作進行采訪、報道,從而影響了新聞媒體監督作用的發揮。為此,要通過加強新聞立法以法律形式明確規定新聞媒體的監督權、審稿權、批評權、報道權和調查權以及侵權責任等,為新聞媒體問責提供可操作性的程序和法律保障,使新聞工作者能更好地依法履行監督職責。同時,作為新聞媒體本身也要及時報道,不能報喜不報憂,不能扭曲事實。
其四,加強社會公眾問責。隨著公眾民主意識的增強,社會公眾成為異體問責的另一重要主體。要加強社會公眾的問責,保證其監督的有效性。具體而論,必須確立公民的行政問責主體地位,以法的形式加以確定和保護;必須健全公民行政問責的程序,解決公民如何問責的問題,根據公民具體問責事項,明確規定問誰、誰處理、答復時限、處理過程、賠償標准等問題,確保公眾行政問責作用的發揮;必須建立健全公益訴訟制度,為社會公眾問責提供有利條件;必須健全人民舉報制度,培養公民的參與意識,採取措施充分調動全體公民監督的積極性。還可以通過建立讓老百姓反映社情民意的政府網站,監督各級政府行政部門是否「有作為」。

3.構建完善的行政問責法律體系

首先是制定《行政問責法》。行政問責制適用的法規、條例比較多,散見於各種政策文件中。這其中既有黨的條例,又有政府的規定;既有由中央部門出台的,也有不少是由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但都沒有達到法的高度。因此,要在認真總結全國各地推行行政問責制的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適時啟動制定《行政問責法》的工作,以法律的形式對行政機關公務人員的責任以及承擔責任的各種方式予以明確。尤其是要嚴格區分:哪些屬於政治責任、哪些屬於經濟責任、哪些屬於道義責任;哪些屬於紀律責任、哪些屬於法律責任;哪些屬於直接的主要的領導責任、哪些屬於間接的次要的領導責任。根據責任性質、情節輕重、社會危害程度的不同,承擔責任的方式也不同。有些只要作一般的處理就行了;有些需要進行黨紀、政紀處分;還有一些需要進行刑事處罰。對此,都需要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確規定。
其次是修改完善某些法律、法規和政策。現行的某些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由於制定得比較早,已經不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不利於行政問責制的順利推行。如《黨政領導幹部辭職暫行規定》中一些相關規定就與《公務員法》的一些規定不一致,對此,必須進行修改,使之相互吻合一致。各地也要根據《公務員法》、《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和《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的精神,結合本地的具體情況,制定具有操作性的有關行政問責的實施辦法或實施細則,對行政問責的適用對象、范圍、標准、程序等作出具體明確的規定,使行政問責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再次是嚴格執行法律規定。「如果法律不能被執行,那就等於沒有法律。」[10]對於行政問責制而言,同樣如此。我們不但要制定健全有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使行政問責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而且要不折不扣地狠抓落實,使行政問責制的有關規定真正落到實處,防止出現不應有的偏差。尤其是在實施行政問責制的過程中,要將通報批評、書面檢查、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降職等一般的問責方式,與紀律處分、刑事處罰等問責方式嚴格區分開來。這三個不同層次的問責方式,適用於不同的情形,在實踐過程中既不能相互混淆,也不能相互代替,尤其是不能用引咎辭職等一般的問責方式代替黨紀、政紀處分,甚至代替應當受到的刑事處罰。同時,要做好三者之間的相互銜接工作。

4.培育新型行政問責文化

首先要以正確的理念引導新型行政問責文化。當前的行政問責文化建設首在問責理念建設。要利用「善治」理念引導問責文化建設。善治的本質特徵在於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因而,應當充分發揮社會多元主體對政府工作進行責任追究的作用,充分發揮公民、第三部門和私人部門在治理網路中對政府問責的作用,促進行政問責文化的建設和完善。還要樹立法治理念,推動行政問責文化建設。即樹立法治觀念,形成依法問責的行政問責文化,破除行政問責過程中的「權力崇拜」文化。[11]
其次要以深入的教育塑造新型行政問責文化。行政問責文化教育一方麵包括對政府工作人員進行深入持久的職業道德、職業素質和行政問責教育。通過這種教育提升公務員的公共道德、職業道德水平和業務水平,深化其對行政問責制的認識;另一方面也需要對公眾進行行政問責教育,使其正確認識和對待行政問責,提升其參與行政問責的積極性,使全社會形成一種健康、向上、民主的行政問責文化氛圍。

5.健全政府績效評估機制

一要拓展政府績效評估主體范圍。要從多元主體的角度對政府官員及其工作人員進行全面系統的評估,只有這樣,才能建立健全民主考評機制和公共責任機制。要拓展政府績效評估主體范圍,就得協調各績效評價子系統的功能和作用的發揮,減少主體之間的摩擦,形成和諧統一的政府績效評估主體體系,實現政府績效評估的外部評估與內部評估有機統一,有利於促進同體問責與異體問責相結合,促進問責主體明確化。政府績效評估的外部評估包括:政黨評估、國家權力機關評估和公民、社會團體、社會輿論機構、中介機構評估;內部評估包括:政府機關內部評估、人事部門和審計機關評估。
二要規范政府績效評估程序。政府績效評估作為一種對政府官員政績實現程度進行考量的問責機制與模式,其實質也是一種變相問責的過程。完善績效評估程序是落實追究政府官員政績實現程度的根本保障,只有在對政府官員的政績進行科學、真實、公平、公正的評估基礎上才能真正地問責。所以,通過規范績效評估程序,確保程序設計一環緊扣一環,才能緊扣問責制邏輯主線來確保問責機制的落實,從而促進問責程序無隙化、長效化和制度化。
三要確定科學的政府績效評估指標體系。必須充分發揮績效評估的導向、推進、激勵和監督作用,科學確定政府績效指標體系,並按照績效指標的要求和內容進行問責。不僅要評估和問責政府及其部門的經濟績效,還要評估和問責政治績效、文化績效和社會績效。按照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黨的建設的戰略目標及一系列戰略部署,以「五個建設」為框架構建績效指標體系,將「五個建設」工作全部細化為可量化的績效指標,明確「五個建設」的重點目標責任,緊密聯系政府組織的職能定位。同時,確立科學的政府績效評估指標,還要注意幾個結合:當前指標與戰略指標的結合;通用指標與特色指標的結合;業績指標與成本指標的結合。

㈥ 問責追責區別

【法律分析】
1、問責是追責的前奏，也就是說對於某個錯誤，先進行調查核實，核實後就是追責，顧名思義也就是追究責任。問責指的是調查核實的那一步，追責是指追究責任那一步。

2、問責，本身是個舶來品。 問責是追究政府官員的責任，意即權責對等，是政治文明的體現，要建立責任政府，需要建立完善的行政問責制，最近的一系列問責事件，反映了高層治理官員隊伍的決心。

3、追責，是指通過偵_、起訴、審判活動，查究特定人因實施刑事法律所禁止的行為而依法應承擔的法律後果。追究刑事責任的目的在於消除犯罪行為對社會造成的危害，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和法律秩序。

【法律依據】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 第三十七條 違紀行為有關責任人員的區分：

（一）直接責任者，是指在其職責范圍內，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自己的職責，對造成的損失或者後果起決定性作用的黨員或者黨員領導幹部。

（二）主要領導責任者，是指在其職責范圍內，對直接主管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對造成的損失或者後果負直接領導責任的黨員領導幹部。

（三）重要領導責任者，是指在其職責范圍內，對應管的工作或者參與決定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對造成的損失或者後果負次要領導責任的黨員領導幹部。

本條例所稱領導責任者，包括主要領導責任者和重要領導責任者。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 第四條 黨委（黨組）應當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加強對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問責工作的領導，追究在黨的建設、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幹部的主體責任、監督責任、領導責任。

紀委應當履行監督專責，協助同級黨委開展問責工作。紀委派駐（派出）機構按照職責許可權開展問責工作。

黨的工作機關應當依據職能履行監督職責，實施本機關本系統本領域的問責工作。

㈦ 結合行政學原理簡述我國官員問責制的益處

問責制在我國民主政治進程中的作用(圖)
2008-10-06 09:26:41 來源: 北京日報 網友評論 0 條 點擊查看 問責制：走向常態、剛性

特邀嘉賓：

毛壽龍（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劉 春（中央黨校研究生院副院長、教授）

喬新生（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陳雄飛（司法部副研究員）

問責制是政治文明建設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建設責任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的一個重要途徑

主持人：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一些官員因重大責任事故被「問責」，有人形象地稱2008年為「問責年」。怎樣看待問責制在我國民主政治進程中的作用和意義？

毛壽龍：自2003年以來，行政問責廣泛地應用於公共行政領域，這顯示出中央致力於建立「責任政府」的堅定決心。在中央的強力推動下，不少地方政府相繼出台了問責制度，強化了官員的責任意識。從近年實施的情況看，問責制確實達到了推進責任政府建設、促使掌握公共權力的官員忠實履行職責的目的。

陳雄飛：如果從我國政治文明建設的進程來看，問責制度可以看做是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建設責任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的一個重要途徑。行政問責在我國自啟動以來，無論對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民主政治和社會進步，還是對重塑政府責任和形象都具有積極的作用和深遠的意義。我國行政問責制的實施導致一批官員被追究責任，此舉贏得了社會各界的一致肯定，民眾拍手稱快。

另外，從制度設計和目前各地行政問責的實踐經驗看，這一制度不僅有利於避免行政權力在國家政治制度體系中異化，確保政府的政治責任，也有利於避免政府職能的官僚化，優化公務員隊伍、密切干群關系、促使行政管理者認真履行職責，有利於約束公務員和其他行使行政職能的主體，促使他們真正對人民負責。

行政問責制的重心不應該僅僅放在責任追究方面，而是要注重預防失責行為發生

主持人：如何全面理解問責制？

陳雄飛：我國當前對行政問責的理解和適用還處於初級階段，比如將問責簡單等同於領導引咎辭職、等同於上級對下級吏治的整頓、等同於出現事故後的懲罰舉措。上述舉措其實在古代封建社會甚至奴隸社會就已經實行，如果將現代意義上的問責制簡單等同於上述舉措，顯然還沒有真正觸及問責制度的根本意義。

理解問責的含義，首先要從政治高度理解。我國的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就決定了我國的政府機構是責任政府。在我國，人民代表大會不僅是立法機關，而且是權力機關，行政機關是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行政機關對權力機關負有嚴格的政治責任。我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落實人民當家作主權力的根本保證是責任政府體制，即人民代表大會向人民負責的體制和其他國家機關向人民代表大會負責的體制。行政問責制度是實現責任政府的必要手段。

全面理解問責制，還要在觀念上加深對行政問責制度的深層理解。實際上，行政問責並不僅僅是讓政府官員事後為其行為承受相應的責任。行政問責制的重點在於預防政府官員失職失責行為的發生，時刻提醒政府官員注意自己的言行，及時化解政府官員失職失責行為產生的不良後果。就此而言，行政問責制的重心不應該僅僅放在責任追究方面，而是要注重責任預防。要有效地防止相關責任的發生，就需要實行制度性、常態性問責。制度性、常態性問責意味著行政主體必須按照制度規定，依照程序接受問責主體（立法機關、上級行政機關、公眾等）經常性的質詢、聽證等，經常向有關方面匯報工作，對問責主體的詢問要做出及時而令人滿意的答復等等。

問責制要通過程序保障官員在責任面前人人平等

毛壽龍：就形態來說，問責制主要有兩種，一是行政性問責，一是程序性問責。前者的依據是行政性的，每一個官員的責任比較模糊，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問責往往取決於領導人的意志，被問責的官員，往往處於十分消極被動的地位，是免職，還是引咎辭職，還是其他處分，都由上級來確定。與此不同，程序性問責的依據都是法律性的，每一個官員的責任都非常明確，都有充分的法律依據，是不是被問責不取決於臨時性的行政決策。行政性問責往往是責任政府運作的開始，但要使責任政府穩定而有效地運轉，就需要進一步走向程序性問責：完善責任制度的法律基礎，通過程序保障在責任面前人人平等，盡可能減少問責過程中的「丟車保帥」、「替罪羊」問題。

行政問責謹防異化為「丟卒保車」的手段

主持人：在問責制執行過程中，為什麼會出現一些人所說的「丟車保帥」的情況？

喬新生：有時我們看到，一些官員剛剛調任某個地方，結果因為發生特大安全生產事故而引咎辭職；有的地方官員在沒有安全監管義務的情況下，卻由於事故重大，不得不辭去現任職務。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原因當然很多，但我覺得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國還缺乏具體的公務員工作細則，黨政機關幹部職責還不清晰、崗位還不明確。從表面上來看，黨政官員職責重要，但仔細深究就會發現，一些地方領導幹部的具體職責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一個地方出現重大安全生產責任事故之後，上級官員往往根據安全生產事故的社會影響，決定罷免官員級別的高低。一些地方黨政官員非常重視安全生產責任，但無職無權，在提高安全生產方面難以有所作為；少數官員雖然具體負責安全生產責任，但由於缺乏必要的人事權和財權，很難改變生產現狀，所以，發生安全事故之後，他們只能飲恨成為「替罪羊」。所以，如何做到權責對等，也是今後完善問責制的一個課題。

陳雄飛：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問責做秀甚至問責異化。問責的目的不僅僅是追究責任，更是為了預防，為了問題的真正解決。但是目前問責多是局限在引咎辭職、免職階段，對於如何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以及如何真正解決問題涉及的往往很少。事情過後，往往是一切照舊。另外，一些地方的問責僅僅為了暫時平息民憤，或者轉移公眾注意視線，對一些責任人明降暗升、另外委以他任等。在這里，我們並不是說有了問題的人不能復出，但是至少應該有一個合理的程序和更加嚴格的考核機制，而不是這邊說免職，那邊馬上重新任命，將問責作為一次對公眾的做秀。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政府部門出於淡化事件影響的考慮，將問責之後的免職、辭職作為替代刑事責任的理由，這樣，行政問責就異化為「丟卒保車」的手段。

毛壽龍：官員問責在我國尚待形成一整套成熟健全的制度或機制，現在有的地方官員，雖然按照某一問責辦法被問責，如給予行政處分，但並不影響其升遷，致使這種問責的效果受到質疑，給群眾的印象是處分並不重要，只要他有關系，照樣陞官；還有的官員，雖然「引咎辭職」或被撤職，但很快又復出，而復出的程序又不公開，致使社會上議論紛紛。在這個問題上，既要防止對那些被問責的官員一棍子打死，永世不得翻身，也要防止過快地讓其復出，甚至讓其憑不正之風將問責的效果虛化。對於那些確有所長，或者在實踐中重新贏得社會尊敬的，應當通過公開的方式，特別是通過群眾選舉的方式，允許其重新參政。特別是對於主動引咎辭職的領導幹部，可以予以適當安排，並建立跟蹤機制，對進步較快、在新的崗位上作出成績的，可根據工作需要予以提拔使用，努力形成領導幹部既能上能下又能下能上的良好局面。

主持人：官員被問責原因多種多樣，問責方式也各有不同，辭職、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那麼請問，問責的標准究竟是什麼？

喬新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只有「免去職務」的概念，沒有「引咎辭職」的概念；在法律規定的范圍之外，才有「引咎辭職」的問題。換句話說，所謂「引咎辭職」，不是上級黨政機關主動要求黨政官員辭去職務，而是黨政官員在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之後，主動承擔行政倫理和社會倫理責任。現在一些黨政幹部雖然「引咎辭職」，但是，職務消費待遇不變，久而久之，就會出現「引咎辭職」隨意性的現象，「引咎辭職」的行政倫理和社會倫理功能就會大大削弱。

問責制如何走向更加完善？

陳雄飛：問責制在我國發展的歷史還不長，總的來看，這一制度是好的，要持之以恆地堅持。但在實行的過程中，還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這也是我們今後完善的方向和重點。

一、目前我國行政問責還沒有專門的、完善的成文法。問責的主要法理依據主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第八十二條、《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以及《關於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這三種規范性文件中只有《公務員法》屬於真正意義上的法律，其它兩種規範文件雖有一定的約束力，但只能算是執政黨的內部紀律規范。

二、我國各級政府和政府部門之間的有些職責不夠清楚、許可權不夠明確，在追究責任時，相關部門相互推諉，出現誰都有責任，誰又都沒有責任的情況；以至於在問責中，問責客體具體應當承擔什麼責任，模糊不清。

三、問責程序不健全。目前我國沒有明確的問責啟動程序，問責機制如何啟動往往取決於行政領導的意志，沒有規范可供遵守。目前問責的處理程序也不健全。比如當前我國人大的問責職能雖有法律規定，但是如何在問責程序啟動之後，執行聽取報告、質詢、調查、罷免、撤職、撤銷等問責環節，在法律上仍然缺乏可操作的程序。

四、目前的問責主體和問責范圍過於狹窄。現有的問責還僅局限於行政機關內部的上級對下級同體問責，缺乏人大、政協、民眾等異體問責，更缺乏對上級的問責。僅僅是同體，僅僅是上級對下級，這樣的問責制度顯然難以實現責任政府的目的。在問責的范圍上，行政問責一般僅停留在人命關天的大事上，且一般僅限於安全事故領域。行政問責事由只是針對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的違法行政行為，而不針對無所作為的行政行為。問責一般只針對經濟上的過失，而對政治等其他領域的過失卻不問責，問責的環節也多局限於執行環節而少問責決策和監督環節。

主持人：如何以問責制為突破口，積極穩妥推進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幹部人事制度改革？

喬新生：中國當前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所涉及到的問題千頭萬緒，過去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職權劃分不明，出現重大安全責任事故之後，地方政府官員承擔更多的責任。前幾日國家技術監督檢驗總局局長的「引咎辭職」，標志著中國行政問責制度正在發生悄悄完善，「刑不上大夫」的現象正在改變。

完善問責制是政治文明建設的必然要求

劉春：當前在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中，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公職人員的問責機制，既是政治文明建設的必然要求，也是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途徑。

健全和完善問責制的主要內容應包括：首先，問責的責任主體制度。即由誰來啟動和實施官員責任追究的體制和機制。問責制的實施保障，首先是須具備完善的問責責任主體制度。現代問責制的實行是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問責制的完善必須體現鞏固和完善民主政治的目標，體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在這個意義上，就需要將問責制的完善與黨內民主的健全和民主政治的建設步伐相聯系相協調。而不能將問責制簡單地等同於上級懲罰下級。固然，在行政問責制下，須強化上級監督下級的責任，但根本上是為實現向人民負責的目的。所以，在強化上級黨委和政府的問責責任的同時，為建立問責的長效機制，也須運用已有的其他制度資源來健全官員問責制。例如，人民代表大會依照憲法和法律對各級政府的各項監督職權，人民政協通過協商問責對各級公權機構的監督，人民團體依法進行政治參與的監督，都需要進一步加強。

其次，問責的對象。問責的對象即向誰追究責任的問題。問責就需要嚴格劃定責任對象范圍。也就是哪些人需要承擔公共權力不當使用或者未盡職責的責任。在這方面，近年來的問責對象主要是針對行政官員，但考慮到現實的公共權力格局情況，問責對象的范圍並不僅限於此。一般來說，問責對象的劃定，需要按照權責相一致的原理來進行。授權的范圍有多大，就應當在多大的范圍內問責。否則，若問責與現實的職責格局不符合，則難以起到問責的真正作用。我國的問責制正在不斷建設中，這是需在實踐中進一步明確的問題。

第三，問責的事項。即問責事由范圍的確定。這也是需要進一步科學界定的重要問題。現實中看到的較多的是對社會生活造成直接損害的公共事件。對造成社會普遍不滿和震動的事件肯定要問責，但也必須看到，其中也有一個科學界定問題，從制度化的角度，可以進一步確定根據事件的嚴重程度，而採取不同的問責措施，以提高問責的規范性和制度化的程度。

第四，問責的方式。問責的方式手段，是問責制中的重要內容。方式手段真正落實了，問責制的意義才能真正體現出來。近年來，一些公共事件的責任人，由於有關部門的不盡責，風頭過後最終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和追究，依然逍遙於「問責」之外。這種現象極大地影響了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感，也挑戰了問責制的嚴肅性。這種現象的出現和問責手段方式的不落實有直接的關系。所以，強化問責手段措施的落實，依然是完善問責制過程中的重要任務。

陳雄飛：完善問責制，一要完善問責的相關實體和程序法律規定，實現問責的制度化。問責的實體性法律規定是要明確規定問責的事項和理由，明確規定公務人員的各自職責，明確黨政之間，不同層級之間，正副職之間的責任劃分。問責的程序性法律規定就是指問責的方式、步驟和證據規則等問題。官員問責的一般程序主要包括立案、調查、官員辯護、公布調查結果、提出處分意見和做出處分決定。官員問責程序的主要制度具體包括迴避制度、聽證制度、申辯制度、救濟制度、公開制度、說明理由制度等。

二要按照問責的本意落實問責主體和問責范圍。問責是由授權產生的，即人民給政府授權，政府給官員授權，官員對人民及其政府負責，政府則通過官員對人民負責。因此，官員有責任首先向公眾報告他們的行為，公民有權利要求制裁那些瀆職官員。此外，按照國家制度的設計，人大、民主黨派等機構具有領導和監督作用，他們當然也有權問責。問責的本意是為了促進責任政府、法治政府，使政府決策和行為更加科學、合理，因此問責的事項不應僅僅局限在已經發生的重大安全事故方面，而應進一步拓展，問責的介入時間也不應局限在事件已經發生之後，可以拓展到決策和監督環節，比如對一些重大事項進行質詢、聽證等。

同時，還要堅決避免問責做秀、問責異化，通過外部監督避免問責的副作用。通過政府透明、政務公開，把政府及官員置於公眾監督之下。公眾知情，就可以知道誰對公眾負責，誰沒有對公眾負責，就可以質疑和追究失職行為。立法機關、民主黨派和司法機關，尤其是我們的執政黨更應該承擔起各自的責任，通過行政問責制度，凈化公務員隊伍，保證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實現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憲法法律至上。（主持人：王君琦）

近年關於問責制的文獻、法規

2002年的《幹部選拔任用條例》，對領導幹部引咎辭職作了明確規定。

2004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黨政領導幹部辭職暫行規定》(中辦發〔2004〕13號)規定：黨政領導幹部因工作嚴重失誤、失職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影響，或者對重大事故負有重要領導責任等，不宜再擔任現職，本人應當引咎辭去現任領導職務。

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

2008年2月中央提出關於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提出「健全以行政首長為重點的行政問責制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規定：「領導成員因工作嚴重失誤、失職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社會影響的，或者對重大事故負有領導責任的，應當引咎辭去領導職務。」「領導成員應當引咎辭職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適合擔任現任領導職務，本人不提出辭職的，應當責令其辭去領導職務。」

㈧ 重慶市政府通過的《暫行辦法》實行官員問責制度的內容，主要體現了行政領導者的哪方面責任其具體內容是什

具體內容沒有，中心思想有一個：
面子文章哈，寫一個 貼貼金，撈點政績。各位官友 別當真，大家該怎麼請繼續，你們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