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豁免條例
A. 集體豁免的概念
屬於集體豁免范圍的限制競爭協議自動被免除限制競爭的責任。
B. 英國留學精算碩士是肯特好還是赫瑞瓦特
一、肯特大學的精算碩士專業:
肯特大學的精算科學碩士研究生項目(Applied Actuarial Science - MSc)是肯特大學最具特色、最有吸引力的學位課程。
肯特大學擁有極高的教學質量(大部分課程由著名精算師主講)與豐富的實踐環節,英國精算師協會承認肯特大學研究生的學分,肯特大學的精算科學碩士畢業生可以免試部分科目取得精算師職業資格。
肯特大學精算專業的課程設置與英國精算師協會(the Institute and Faculty of
Actuaries)的精算師國際職業資格考試的科目完全一致。同時,根據肯特大學與SunGard公司的獨家協議,肯特大學可以開始專門的課程讓學生學習PROPHET精算軟體,讓學生們在正式入行之前就已經掌握了職業所需,也讓肯特大學的精算畢業生有很大的優勢。
下面來總結介紹一下肯特大學精算專業的優勢:
1.雄厚的師資實力
現有十六位資深精算師擔任本科或碩士教學,涵蓋壽險,財險,養老金和投資等領域,超過其他任何一所英國大學。
2.獲得英國精算考試科目豁免權
肯特大學是三所被英國精算協會完全認證( fully accredited)的大學之一,畢業生可以獲得多門精算考試科目的集體豁免權或單科豁免權。
3.非凡的職業前景
在2013年畢業的精算學碩士研究生中,94%在半年內找到了工作,而且工作不完全局限於保險精算領域,還包括了會計,銀行和運籌管理。
4.理論結合實際的軟體學習
提供業界領先的精算軟體PROPHET的學習,為以後的實習和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
5.活躍的精算社團
當地的Invicta精算社團給學生提供了良好的精算學習研究和尋找工作的平台,應用精算學國際碩士課程為學生提供了成為精算師的最佳途徑。
二、赫瑞瓦特大學的精算碩士專業:
院系優勢:赫瑞瓦特大學統計學與金融數學系是國際認證的精算教學與研究的領先機構,在全英同領域中享有極高的聲譽,其精算數學、金融數學、概率和統計學方面的研究評5分(英國5分制測評最高分)。
專業課程:
赫瑞瓦特大學的精算學碩士課程,是被英國精算學院和精算協會聯合指定的行業資格考試同步課程,此專業的學生在成功通過碩士學習之後,將有機會獲得免去多達9門的精算師資格考試。主要課程有Statistical
Methods、Financial Mathematics、Stochastic Modelling、Time Series Analysis、Survival
Models、Life Insurance Mathematics、Risk Theory、Economics、Finance and Financial
Reporting、PFinancial Economics等。
赫瑞瓦特大學精算專業碩士申請要求:
學歷與專業要求:數學和統計學等相關專業等同於英國2:2榮譽學士學位的國內大學學士學位。
語言成績要求:雅思6.5分或托福網考90或托福機考233或托福筆考577。
學費:10225英鎊/年(人民幣約11萬元)。
獎學金:對申請精算數學與統計學本科學位課程的優秀學生,提供少量名額的獎學金。
C. 知識產權中為什麼會產生反壟斷法
內容提要: 知識產權制度的功能在於通過賦予專有權利使得研究、開發的利益獲得內部化,從而促進創新和技術進步。但對權利的濫用也可能妨礙市場競爭和經濟效率的提高並最終背離了知識產權制度建立的初衷。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的再調整有助於彌補知識產權法價值功能上的不足和界定知識產權行使的適當邊界。該制度的引入對塑造公平競爭的法制環境,為我國民族工業贏得生存、發展空間有著特別的意義。
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的關系,近年來得到學術界比較熱烈的關注和討論。但現有研究結論中也存在著含糊或舛誤之處。其一是將知識產權界定為「合法的壟斷(權)」。立論者並沒有明確這是何種意義上的「壟斷權」。從文義上看,如果是財產權意義上的壟斷權,為什麼不將其他的財產權形式統統稱為壟斷權?如果是反壟斷法意義上的壟斷權,為什麼會有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的再調整?其二是認為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僅在例外情況下才適用反壟斷法的規定。這種觀點多來自於對日本等國的反壟斷法認為該法不適用於行使知識產權法規定的權利的行為的法律條文的片面理解。這種理解與美、歐、日本的反壟斷立法、執法現實並不一致。其三是沒有從理論上梳理反壟斷法對行使知識產權行為調整的界限。大凡探討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關系的學者,都會提到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於1995年聯合發布的《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和歐共體委員會1996年通過的《技術轉讓協議集體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5條第3款的第240/96號條例》,為什麼國外規制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立法等會集中在知識產權許可領域?從上述三點疑問看,知識產權的性質,知識產權法與反壟斷法的關系都有著進一步澄清和解釋的必要。筆者在本文中試圖從知識產權許可角度對知識產權的性質、反壟斷法規制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的理論基礎加以梳理,對反壟斷法和知識產權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過程中的相互關系、反壟斷法調整知識產權許可的適用邊界等問題加以分析、論證,希望在此基礎上對反壟斷法律制度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行為中的基本功能作出合適評價,進而對我國相關制度建設產生借鑒意義。
一、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許可調整的理論基礎
一般認為,知識產權法是調整因知識產品而發生的社會關系法律規范的總和,知識產權是知識財產法律化、權利化的表觀,在性質上屬於無形財產權。 [1] 作為無形財產權,知識產權人對其權利的客體享有的權利並不多於其他形式財產權人相應的權利,相反,知識產權的行使還有合理使用、臨時過境使用、強制許可等制度限制。所以,如果從權利人對其權利客體的專有性角度將知識產權界定為知識產權人對其知識產品的壟斷權,同樣可以將其他形式的財產權界定為壟斷權,從這種意義上對知識產權的性質加以界定並沒有特別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認為:知識產權與任何有形和無形財產一樣適用相同的原則,既不特別受到反托拉斯法的審查,也不特別受到懷疑,而是適用統一的標准和法律原則。這種觀點的提出反映了反托拉斯執法部門對知識產權性質認識上的深化,避免了將擁有知識產權直接視為壟斷或直接判定為具備市場支配地位的做法。
但是,知識產權客體的無形財產性質和權利的排他性特徵使得其行使過程中必然與反壟斷法發生關聯。從權利客體上看,作為知識產權客體的無形財產具有不可損耗性、可復制性等特點,對同一項知識產品的利用並不妨礙其他人作相同的利用。為了保證知識產品利用的效率,國家通過知識產權法要求權利人公開知識產品內容但賦予了權利人排他性實施、許可、轉讓等專有權利。權利客體無形財產的性質和權利的排他性特點決定了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可能進入到反壟斷法的審查范圍。因為,在知識產權許可過程中,權利人可以通過簽定不同類型的許可證協議,來限制不同的被許可人實施專利的范圍和區域,進而會產生分割市場的實際效果。而促進商品、服務、資本等經濟要素的自由流動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也是保證反壟斷法所維護市場機制正常運作的基本需要。在實施許可協議的簽定時,權利人還可能基於權利授予方的有利地位,在使用費收取上採取差別取價、概括或整批授權並回收使用費等做法,或者對被許可方的生產數量加以限制、固定被許可方的銷售價格、在技術改進方面訂立對技術改進的限制條款或回授條款以及在授予權利的同時附加搭售條款等等。這些行為都可能產生排除或限制競爭的不良後果,從而會受到反壟斷法的關注。另外,權利人還可能通過一些與知識產權許可協議內容相關的策略性行為達到限制競爭的目的,如針對競爭對手提起不必要的專利訴訟等。所以,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主要是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由於進入到市場交易和市場競爭領域,其權利行使的方式、方法影響到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往往會進入到反壟斷法的調整范圍。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認為,市場是知識產權和反壟斷法的交匯點,知識產權行使中的限制市場競爭效應是反壟斷法對相應行為進行調整的理論基礎。
二、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中的協調與沖突
在20世紀初期以前,知識產權人在行使權利時幾乎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這種狀況隨著知識產權立法的發展、完善(如在知識產權司法中確立了權利濫用的原則)和反壟斷法的出現而有所改觀。 [2] 專利權人權利行使的范圍受到專利法和反托拉斯法的雙重界定。如從美國立法情況看,美國聯邦法院分別在1917年和1948年發展出「專利權濫用」和「著作權濫用」的原則。1988年美國國會還通過了調整知識產權濫用的專門立法《專利權濫用修正法》。同時,美國國會1890年通過了謝爾曼反托拉斯法和1914年通過的克萊頓法都可以對專利許可行為進行調整,其中克萊頓法更明確規定在從事搭售或其他排他性行為進行反托拉斯法調整過程中不論特定商品是否授予了專利。1977年的《國際經營活動中的反托拉斯實施指南》、1988年的《國際經營活動中的反托拉斯實施指南》、1995年的《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還對專利許可行為的反托拉斯法規製作了特別規定。
在對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的調整過程中,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之間相互協調和補漏,體現了法律調整上的一致性。首先,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有著共同的精神、價值追求和進行協調立法的共同理論基礎。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都以促進技術創新和增進消費者福利為目標,都必須保證商品、技術和研究開發市場相互之間的平衡和市場競爭秩序的維持。而且,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可以在公共政策的理念之下進行協調,因為從知識產權法的司法實踐中發展出來的知識產權濫用原則本身就體現了公共政策的要求,如創新政策、競爭政策、表達自由政策等。 [3] 而反壟斷法作為公法,是競爭政策的重要載體。其次,從具體法律制度看,無論是知識產權法,還是反壟斷法,在立法中都沒有排斥另一方法律的適用,相反採取了「積極禮讓」或者容納對方的法律規范等做法。如在反壟斷立法中,日本、我國台灣地區的反壟斷法等都明確規定了反壟斷法不適用於依據知識產權法行使權利的行為。在知識產權法中,許多國家在許可證貿易協議的禁止條款中都規定了對搭售等壟斷或限制競爭行為的禁止。再次,從對具體行為的調整看,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相互補漏,共同界定知識產權行使的合適范圍。如在反托拉斯法制訂前,無論是否涉及專利,維持轉售價格在普通法中都被視為是有效的約定,但在反托拉斯法制訂後,此項行為被視為當然違法,按照《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的規定,利用專利維持轉售價格也要受到反托拉斯執法部門的嚴格審查。
但是,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行為過程中,也存在著沖突之處。如盡管就精神和價值追求而言,兩法之間存在著根本上的一致性,但是也存在著私法與公法性質上的不同,存在著對執法機關而言的保護私權、私益,還是保護公權、公益的兩難選擇。在美國專利法院成立前,審理知識產權上訴案件的區域性上訴法院之間對專利有效性的觀點就分立為兩派:一派認為專利是技術進步的核心,另一派則主要把專利看作是抑制競爭的工具;在專利法院成立後,人們又傾向於認為專業性法院比普通法院更可能認同其所負責實施的那個法律制度從而對一方當事人進行偏袒。 [4]
三、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許可的特殊調整
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有著精神和價值追求等方面的一致性,也存在著內在的沖突與緊張。考慮到知識產權制度的積極社會功能,反壟斷法在調整影響到市場競爭機制運作的知識產權行為時,既原則上適用反壟斷法的規定,又制定了一些豁免措施,表現出對行使知識產權行為的特殊規制。具體而言,體現在如下方面:
第一,反壟斷法僅調整會產生限制市場競爭效果的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不產生限制競爭效果的行為不屬於反壟斷法的調整范圍。如發明人在獲得一項專利後,可以對其專利產品或專利方法行使製造、使用、銷售等專有權利,在這種情況下,不管專利權人是否具有支配市場的力量,都不會產生反壟斷法上的問題。反壟斷法主要調整知識產權許可中可能限制競爭的行為。
第二,反壟斷法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行為時,對知識產權法明確規定屬於知識產權人的權利范圍的行為,不再進行調整。如根據美國專利法的規定,專利權人可以在不同的區域內,分別授權給不同的人使用其所有的專利,由於專利法已經明文規定這一項權利,因此美國法院一般均視本項規定屬於反托拉斯法適用例外的規定,允許專利權人在授權契約中規定被授權人所可以使用的專利的區域。 [5] 顯然,如果僅按照反壟斷法的一般理念,這種做法屬於反壟斷法所調整的劃分地區市場的限制競爭協議范疇。
第三,許可方在知識產權許可協議中出於維護自己的品牌的需要或者為了確保最低回報等目的對被許可方所作的產品質量、價格、生產數量等限制並不當然違反反壟斷法,如歐共體委員會通過的《技術轉讓協議集體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5條第3款的第240/96號條例》中的白色條款部分中規定的要求被許可人就被許可的產品生產必須符合最低要求的質量規范、被許可人有義務生產最低數量的產品或對被轉讓技術進行最低次數的使用活動、被許可人有義務盡最大努力使用被轉讓的技術等條款均被視為不產生限制競爭影響的條款。這也是美國、日本等國的通行做法。此種限制的目的在於保證知識產權人獲得足夠的利益回報。
第四,反壟斷法在評價已經構成典型的限制競爭行為的知識產權許可協議條款時,仍然會進一步考慮到該行為對維護知識產權人的利益、促進技術創新等正面價值,而不是僅僅套用反壟斷法中的通行做法。如1996《技術轉讓協議集體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5條第3款的第240/96號條例》列入黑色條款的內容的行為數量較1984年的專利集體豁免條例和1988年的技術秘密轉讓集體豁免條例的數量已經大為減少,並且涉及到技術轉讓的傳統上屬於當然違法的限制競爭協議如價格約束、禁止競爭、禁止出口、限制客戶等行為雖然被列入了黑名單,但仍然可能通過個別申請獲得個別豁免。 [6] 在美國反托拉斯法執行中,司法部在20世紀80年代前,對知識產權許可協議採取較為嚴格的執法,以70年代的「九不」原則為代表,將搭售、轉售對象限制、轉售價格維持、強制性整批授權等行為一律視為不法,但到80年代中期以後,司法部開始更多地用「合理原則」 評判這些限制,考慮知識產權的特殊性及其正面價值。維持轉售價格等行為在反托拉斯法執法中一直適用「本身違法」原則,但在涉及知識產權的場合,法院僅在商品投入流通渠道,並且為零售商擁有所有權後,才不得繼續維持轉售價格。
第五,反壟斷法適用時會考慮到許可人的市場地位以及是否同時是被許可一方的競爭者。如在搭售協議中,銷售者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力,是考量協議是否違法的重要因素,在其他限制條款中,如果許可方同時參與競爭,則協議性質可能由縱向限制競爭協議轉化為橫向限制競爭協議,將適用更為嚴格的反托拉斯法審查。
四、反壟斷法調整知識產權許可的制度對塑造公平競爭法制環境的正面價值
從以上論述可以得出結論,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盡管有保障知識產權人合法權益,以達到鼓勵技術創新進而實現消費者福利的功能,但如果對知識產權過度保護也可能誘使權利人濫用權利從而阻礙後續的技術創新活動或擾亂了市場競爭秩序,因而知識產權法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必須考慮到競爭政策等多項公共政策的需要。公共政策考量對於抑制知識產權濫用,平衡先發和後法的技術創新者、技術創新方和技術使用方、經營者與消費者等多方的利益,促進社會實質公平和社會整體效益的實現等都有積極作用。此外,國外規制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法律制度對塑造我國公平競爭法制環境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
從完善我國國內立法角度看,在知識產權立法方面,我國在短短二十年間走完了西方幾百年才走完的立法路程,知識產權保護已經達到了較為成熟的保護水平。造成這種高水平知識產權保護立法既有內在的動因,也有外在的壓力。如有國外學者認為,「中國引進知識產權法的根本動機是來自對外開放政策的驅使,中國需要對外貿易,吸引外資以及從西方獲取迫切需要的技術和設備。」 [7] 國內學者則認為,「與其說是來自知識產權保護自身的需要,毋寧說是由於外來經濟和政治壓力的結果。」 [8] 中、外技術力量對比的失衡甚至引起了「警惕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移植的陷阱」的呼籲。 [9] 相反,在反壟斷立法方面,雖然反壟斷法被相繼列入八、九、十屆全國人大立法規劃,但至今尚未出台。缺乏反壟斷法作為知識產權正當行使的監護者,這樣的法律制度是不完整的,既不利於引導知識產權人正當行使自己的合法權益,形成對自己或他人行為的合理預期,也不利於知識產權許可法與被許可方締結權利義務較為平衡的的契約,以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同時,知識產權權人濫用享有專利權所形成的優勢地位,還可能妨礙技術進步和經濟效率的提高,從而背離了知識產權制度建立的初衷。
從應對國際競爭角度看,由於我國目前主要是技術輸入國,許多民族工業處在成長階段,科技投入不足,科技成果匱乏,在比較高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下,就可能面臨國外企業的知識產權使用費追索和知識產權訴訟(如我國DVD產品在國外打開市場後所面臨的巨額知識專利使用費追索和2003年我國最大的電信設備製造商華為技術有限公司面臨的全球最大的網路設備製造商思科系統公司和思科技術公司的起訴)。在華跨國公司還可能在知識產權許可中通過拒絕許可、搭售、價格歧視、掠奪定價、過高定價等方式達到打擊競爭對手、獲取高額壟斷利潤的目的。怎樣規制濫用知識產權進行限制或不正當競爭的相關企業,達到平衡保護知識產權許可方和被許可方的利益,為民族企業贏得一個公平的發展空間,都是我國將來的反壟斷法典的重要使命。
D. 縱向限制競爭協議的積極作用
在1964年的考恩斯騰公司和格魯恩迪克公司訴歐共體委員會一案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是說明縱向限制協議有利於企業進入外國市場。特別在經濟上還沒有達到完全融合的歐共體內,一個成員國的商品或者服務要進入另一個成員國,生產商一般得花費比進入國內市場更大的投資。因為他們不僅需要投入市場調研費、廣告費、基礎設施費等各種費用,而且還得克服國際貿易中許多不可見預見的風險,如匯率風險。德國格魯恩迪克公司和法國考恩斯騰公司在1957年訂立獨家銷售協議的時候,德國和法國之間當時還存在進出口許可證制度。因此,為了能夠進口格魯恩迪克的產品和取得進口許可證,考恩斯騰公司甚至不得不賄賂法國的政府官員。這說明,考恩斯騰公司在法國經營德國格魯恩迪克公司的產品存在很大的風險。如果這些產品在法國市場上銷售不利,或者不能取得進口許可證,考恩斯騰公司在推銷格魯恩迪克產品方面的廣告費以及其它投資就得不到回報。因為這種投資存在著風險,它們在經濟學上被稱為沉沒成本,即可能得不到償還的成本。
然而,縱向限制競爭協議則可以為企業進入外國市場提供一定的保障。在考恩斯騰公司和格魯恩迪克公司訴歐共體委員會一案中,格魯恩迪克作為德國的一家電器生產企業,如果不是因為它在1957年和法國的考恩斯騰公司訂立了獨家銷售協議,它當時就不可能進入法國市場。二戰期間,德國佔領法國四年,法國人憎恨德國人,從而不願購買德國產品。而考恩斯騰公司作為格魯恩迪克公司的獨家銷售商,因為其經濟收益與格魯恩迪克的產品在法國的銷售有著直接的關系,他們自然會大力推銷格魯恩迪克公司的產品。另一方面,考恩斯騰公司也只有在和格魯恩迪克公司訂立獨家銷售協議的情況下,即在格魯恩迪克公司保證不向法國其它企業授予銷售權的情況下,才能保證它在銷售格魯恩迪克的產品中得到一個可觀的利潤。如果沒有這個獨家銷售權的保證,考恩斯騰公司就不可能經營格魯恩迪克公司的產品,格魯恩迪克的產品從而也不會進入法國市場。 考恩斯騰和格魯恩迪克一案中的縱向限制主要表現為縱向的地域限制,即格魯恩迪克承諾,除了考恩斯騰公司之外,它不會向任何其它法國企業提供商品。考恩斯騰則承諾,不得經營與格魯恩迪克產品相競爭的其它商品。此外,格魯恩迪克還承諾,不允許它在德國的銷售商向法國轉售商品。這個地域限制被稱為是絕對的地域限制。這種限制雖然被歐共體委員會和歐共體法院視為是違法行為,但是它在經濟學上具有很大的合理性。
可以想見,如果格魯恩迪克允許多家法國企業經營自己的產品,考恩斯騰公司為推銷格魯恩迪克公司的產品而進行的廣告宣傳或者建立的消費者咨詢處就會同時使其它的銷售企業的受惠。因為所有的銷售商都希望能夠搭別人的便車,在這種情況下,考恩斯騰就不會為格魯恩迪克的產品開展推銷活動,更不會花費很多的投資開展這種活動。然而,要避免這種搭便車行為,生產商必須在一定地域內給個別銷售商獨家銷售產品的權利。隨著被授予了獨家銷售權的企業得到了地域保護,成為這個地域內獨家銷售這種產品的企業,這個企業就不僅會努力推銷這種商品,而且也會盡量減少商品的運輸成本和交易成本,其結果就不僅有利於擴大商品的銷售,而且也有利於擴大這種商品的生產,此外還有利於消費者。 在美國反托拉斯法中,關於縱向限制競爭協議的成文法主要是《謝爾曼法》第1條和第2條。美國最高法院在其1911年關於邁爾博士醫葯公司訴約翰. D. 帕克父子公司一案的判決中,依據謝爾曼法第1條認定縱向價格約束是違法行為。法院指出,生產商與銷售商之間如果訂立固定轉售價格的協議,這個協議會妨礙銷售商之間的價格競爭,其結果就是如同這些銷售商之間訂立了固定價格的卡特爾。 禁止縱向約束的成文法規還見於《克萊頓法》的第3條。它指出,在商業交易中,不管一種商品是否被授予專利,如果這個商品是在美國司法管轄的地域內所使用、消費、零售、出租、銷售或者訂立銷售合同,只要該合同是以買方不與賣方的競爭對手進行交易為條件而固定價格或者給與折扣或者回扣,如果該行為實質上會減少競爭或者旨在形成商業壟斷,這個交易是非法的。
為了避免和減少法律的不穩定性,提高當事人對案件後果的可預見性,美國司法部在1985年1月23日還發布了一個《縱向限制指南》。 這個指南是依據美國最高法院適用合理原則對一些縱向限制競爭協議所做的判決而制定的,特別是依據了美國最高法院1977年關於大陸電視公司訴西爾維尼亞公司一案的判決。 指南分析了縱向銷售地域約束、客戶約束、排他性約束以及搭售協議,分析了它們的經濟效益以及對市場競爭的影響。但是這個指南沒有涉及縱向價格約束。指南指出,所有的縱向約束,包括具有推動競爭的縱向約束,都會直接或者間接地對價格發生影響。但是,這並不意味它們都得適用本身違法的原則。指南明確指出,它的法律依據是謝爾曼法的第1條、第2條以及克萊頓法的第3條。 德國的反對限制競爭法明確地對縱向限制競爭協議做出了規定。但是,與該法中關於橫向協議的第1章不同,關於縱向限制競爭的第2章沒有總則性的規定,也沒有普遍禁止的原則。它除了在第14條中對縱向的價格約束以及其它交易條件的約束做出禁止性規定外,其它的排他性約束包括限制使用商品、獨家銷售、獨家購買以及搭售,都是通過第16條採取了濫用監督的法律措施。僅當這些排他性約束使相關市場的競爭受到實質性的損害,聯邦卡特爾局才會宣布此類協議在法律上無效。由於縱向的價格約束和縱向的其它交易條件約束在德國並不多見,德國學者指出,對排他性約束的濫用監督是反對限制競爭法中關於縱向限制競爭協議的核心內容。
此外,《反對限制競爭法》第15條規定了出版物的價格約束可以從第14條的禁止性規定中得到豁免。第17條和第18條對知識產權轉讓協議中的限制競爭性約束做出了規定。 歐共體條約第81條第1款不區分橫向限制競爭協議和縱向限制競爭協議。因此,如果生產商和銷售商之間的買賣協議可能影響成員國之間的貿易,並且以妨礙、限制或者扭曲共同市場上的競爭為目的,或者具有這樣的後果,這個協議是違法的。如果一個縱向協議涉及下列內容:(a)直接或間接地固定購買或者銷售價格或者其它任何交易條件;(b)限制或者控制生產、市場、技術發展或者投資;(c)分割市場或者貨源;(d)對相同情況下的交易對象適用不同的交易條件,由此置其於不利的競爭地位;(e)要求交易對方接受在本質上或者在商業慣例上均與合同標的無關的附加條件,並將此作為訂立合同的前提條件,便可以認定這個協議是違法的。除了上述禁止性規定,歐共體條約第81條第3款的豁免規定同樣也適用於縱向限制競爭協議 。
因為縱向協議與橫向協議相比對經濟發展有著更積極意義,歐共體委員會依據歐共體理事會1962年第17號條例所發布的集體豁免條例中,大多數是涉及縱向的限制競爭協議,如1983年的《獨家銷售協議集體適用條約第81條第3款的第1983/83號條例》, 1983年的《獨家購買協議集體適用條約第81條第3款的第1984/83號條例》,1988年的《特許專營協議集體適用條約第81條第3款的第4087/88號條例》。歐共體委員會1999年發布的《縱向協議和縱向協調行為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1條第3款的第2790/99號條例》,是關於縱向協議集體豁免的一個綜合性條例,而且也是這方面最重要的規定。該條例於2000年1月1日生效,2000年6月1日開始適用。它不僅適用於獨家銷售、獨家購買和特許經營,在沒有例外規定的情況下還適用於其它類型的縱向協議。根據該條例的第3條,一個縱向限制競爭協議涉及的市場份額如果不超過相關市場的30%,協議可以得到豁免,這反映了歐共體委員會對限制競爭協議的豁免中注重經濟分析。
為了協助歐共體及其成員國的機構、各種團體以及企業能夠更好地理解和掌握這個關於縱向協議的集體豁免條例,歐共體委員會於2000年5月24日還通過了一個《縱向協議集體豁免條例適用指南》。這個指南雖然對歐共體法院和成員國法院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但在實踐中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它不僅解釋了歐共體委員會的縱向協議集體豁免條例,而且在許多方面發展了這個條例。在縱向限制競爭協議方面,比較重要的還有歐共體委員會1996年1月31日發布的《技術轉讓協議集體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1條第3款的第240/96號條例》。

E. 中國刑法條例
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一編總則
第一章刑法的任務、基本原則和適用范圍
第一條為了懲罰犯罪,保護人民,根據憲法,結合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具體經驗及實際情況,制定本法。
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任務,是用刑罰同一切犯罪行為作斗爭,以保衛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保護國有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第三條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
第四條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
第五條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
第六條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別規定的以外,都適用本法。
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船舶或者航空器內犯罪的,也適用本法。
犯罪的行為或者結果有一項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的,就認為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犯罪。
第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本法規定之罪的,適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規定的最高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作人員和軍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本法規定之罪的,適用本法。
第八條外國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規定的最低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適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處罰的除外。
第九條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罪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所承擔條約義務的范圍內行使刑事管轄權的,適用本法。
第十條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罪,依照本法應當負刑事責任的,雖然經過外國審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國已經受過刑罰處罰的,可以免除或者減輕處罰。
第十一條享有外交特權和豁免權的外國人的刑事責任,通過外交途徑解決。
第十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本法施行以前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不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如果當時的法律認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總則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按照當時的法律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適用本法。
本法施行以前,依照當時的法律已經作出的生效判決,繼續有效。
F. 未成年人享有的權利 12個
生存權、
發展權、
受保護權、
參與權
受教育權
姓名權
肖像權
名譽權
榮譽權
隱私權
受撫養權
刑事豁免權
不受歧視權
.....
G. 中國足協制度有哪些缺陷
是不懂足球的人,一步步毀了中國足球。足球不是開幾個會,搞幾次封閉訓練就能解決問題的,教練都不知道是誰,排陣容的時候,中方排一個,外教排一個,官員們再排一個,哪個國家的足球是這么搞的。
eg:1.杜伊和本土教練,原來的女足也這樣
2.足協的官員原來是搞政治的,用那套來搞足球肯定不行
3.中國人都知道,改年齡存在於各個年齡段的國家隊,足聯要求隊員改了年齡去打U17,U20等,其實我們派出去的都是超齡球員,這個體制還體現在青少年選秀,這樣下去,好苗子都沒球踢肯定放棄了。
4.聯賽太差,英格蘭這么點地方有20級聯賽,而我們這呢?
5.黑哨,假球,足協假如管的嚴一點完全可以避免。
6.選洋帥,拿了那麼多的撥款,估計都被足協內部人員花完了,捨不得花大錢請洋帥,都是一些3流教練。
7.開展的活動及基礎設施太差。試問我們周圍有多少地方可以踢球
————————足協七宗罪
H. 投標卡是什麼
Cartel - 卡特爾 (企業聯合)
卡特爾是一群獨立生產者的聯合體,目標是固定價格、限制供給和限制競爭。卡特爾是被大多數國家的反壟斷法禁止的組織/行為。
(一)卡特爾是競爭者之間的橫向聯合行為
卡特爾管制是各國反壟斷法的支柱之一,而且,從各國反壟斷法的實踐來看,卡特爾管制是居第一位的,即其實際發生量和執法機關查處量都遠遠高於其他限制競爭行為。但是,理論界對卡特爾的界定卻不盡相同。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認為卡特爾既包括橫向聯合行為(橫向協議),也包括縱向聯合行為(縱向協議);二是認為卡特爾僅指橫向聯合行為。
本文采第二種觀點,即卡特爾是處於同一經營階段的競爭者之間的合同、協議等聯合行為,是一種橫向聯合行為。之所以采這種觀點,首先,經濟界一般持此觀點,在制定法律政策時應予以尊重;其次,立法中用卡特爾一詞者(如德國等)一般都采此觀點;最後,橫向聯合行為具有高度的違法嫌疑性,是各國管制的重點,也應是我國著重予以管制的重點。
(二)卡特爾管制中排除縱向聯合行為的考慮
縱向聯合行為是指處於不同經營階段的經營者之間的聯合。縱向聯合行為對於競爭機制利弊兼有,但一般而言是利大於弊。縱向聯合行為的主要弊端是限制了品牌內部的競爭,但同時使得生產者能夠更好地管理銷售渠道,鼓勵經銷商有效地促銷商品,提高銷售制度的效率,從而增加了品牌之間的競爭,會產生更大的利益。甚至,不少人認為縱向聯合行為都應當是完全合理合法的,因為它創造和提高了效率。
縱向聯合行為即使產生一定的限制競爭問題,由於替代競爭的存在,一般也都可以通過市場競爭予以消除,不需要執法機關進行干預。所以,大部分國家對其管制都較為輕松,並大量予以豁免。如歐共體委員會所發布的集體豁免條例中,大多數是涉及縱向的限制競爭協議。對於反壟斷經驗不足的我國來說,應該集中執法資源對付更嚴重的限制競爭問題,而不是縱向聯合行為。
只有當縱向聯合行為的當事人一方具有相當大的市場勢力時,才會造成較嚴重的限制競爭問題,才需要執法機關進行干預。但這更多應該從企業濫用市場優勢地位的角度進行干預,不宜在討論卡特爾管制時一並討論。
(三)卡特爾的主要形式
綜合卡特爾的實際表現和各國立法、司法實踐,卡特爾的主要形式有以下三類:
1.合同或協議。合同和協議的含義不盡相同,合同當事人的需求是相反相成的,協議當事人的需求是平行相同的,一般而言協議的含義比合同更廣泛。但就意思表示的一致性(合意)和對當事人的約束效果而言,協議與合同並無二致。卡特爾不必具備民法上合同的要件,只要一方向另一方承諾限制自己的行為自由就足矣。大量的卡特爾採取的都是不具備合同要件的協議。
2.協同行為與君子協定。協同行為與合同或協議的區別在於,當事人間對卡特爾行為雖有所合意,但各當事人具有完全決定自由,不具備約束力。各國司法實踐中一般要求協同行為應具備三個要件:第一,競爭者之間本應相互獨立的經營活動被一致的行為或事實上的合作所取代;第二,前期有過各種形式的可能達成合意的接觸,如會議、討論、交換信息等;第三,目的在於排除未來的不確定性,限制市場競爭。君子協定是口頭的合同或協議,由於其表現形式和查證方式與協同行為類似,所以一般都將二者一並討論。學界對於協同行為的規定頗有微詞,認為可能導致執法機關對市場的粗暴干預。
3.行業協會等經濟社團的決議、建議。除了會員大會的有效決議外,行業協會等經濟社團的決議、建議很難說是其會員的合意,如理事會甚至秘書長依章程或會員大會授權所做的行為。但是,考慮到這些決議、建議對其成員和市場的實際影響力,應該納入卡特爾管制的范圍之內。
二、作用與評價:卡特爾一定是壞的嗎?
亞當·斯密曾說過:「同行業的經營者們即使為娛樂或消遣也很少聚到一起,一旦他們聚會,結果往往是陰謀抬高價格、損害公眾。」這句話一針見血地表明了人們對卡特爾的普遍懷疑態度。但是,卡特爾一定是陰謀,一定應受譴責嗎?這是個需要認真對待和分析的問題。
(一)卡特爾的積極作用
卡特爾作為企業參與競爭的一種方式,有時是必要和積極的。為確保在現代市場上進行競爭,競爭者有時需要進行聯合,激烈的競爭正在推動走向復雜的聯合,因為合作有時比競爭更有助於提高效率、促進社會福利。很多卡特爾是有益的,是促進競爭的,可以提高效率、降低風險、創造新的產品或銷售方式,可以為昂貴的創新活動提供資金、降低成本,可以幫助處於困境的行業早日復甦,等等。
具體而言,下列卡特爾的作用主要是積極的。
1.標准化卡特爾。指經營者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提高效率,統一商品規格或型號的共同行為。統一商品規格或型號有助於企業從事大規模生產和標准化生產,有助於提高原料、質量管理的效率,也將促進企業在產品質量、價格等方面的競爭。
2.開拓型卡特爾。指經營者為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或提高效率,共同研究開發商品或者共同開拓市場的行為。開拓型卡特爾可以發揮參與企業的比較優勢,實現優勢互補,提高產品研發和市場開拓的效率,可以從事任何一方都沒有財力單獨進行的活動。
3.專業化卡特爾。指經營者為促進生產經營合理化而進行專業化分工協作的行為。專業化卡特爾兼有節約成本和規模效益的好處,有助於提高原料、質量管理的效率。
4.中小企業卡特爾。指中小企業為提高經營效率、增強競爭能力締結的卡特爾。中小企業卡特爾有利於市場力量之間的平衡,進而促進競爭,防止剝奪中小企業行為的發生。
5.不景氣卡特爾。指在經濟不景氣期間,經營者為制止銷售量嚴重下降或生產明顯過剩的共同行為。不景氣卡特爾屬緊急避難行為,有助於幫助行業早日復甦。但應嚴格限制其適用范圍,必須處在經濟不景氣期間適用,同時必須是商品市場價格低於平均生產成本,致使該行業的企業難以維持生產或者生產過剩時才能適用。
(二)卡特爾的消極作用
卡特爾會限制正常的市場競爭,使得市場上原本相互競爭的經營者之間的消失或受到嚴重限制,限制或減少了參與者在價格、質量、產量、服務或者創新等方面獨立進行競爭的能力和熱情。卡特爾使得參與者不經競爭就獲得優越的市場地位,並傾向於對消費者和其他經營者進行剝奪或排斥。這些都嚴重損害競爭機制,導致效率低下和消費者福利的損失。
具體而言,下列卡特爾的作用主要是消極的。
1.價格卡特爾。指經營者共同確定、維持或者變更商品價格的行為。價格競爭是最基本的競爭方式,因此消除或限制價格競爭的卡特爾是最嚴重的限制競爭行為,是被各國首當其沖進行管制的卡特爾。
2.數量限制卡特爾。指經營者聯合限制市場上商品的產銷量的行為。其目的在於通過限制產銷量操縱市場價格。
3.分割市場卡特爾。指經營者為限制競爭聯合劃分彼此銷售或采購的區域、客戶或產品的行為。分割市場卡特爾使得經營者在相關市場取得了類似獨占的地位,人為限制甚至消除了相關市場的競爭。
上述三種卡特爾限制競爭的目的和效果如此明顯,以至於被稱為「赤裸裸的剝削行為」。
4.限製革新卡特爾。指經營者之間限制購買新技術或新設備的行為。限製革新卡特爾限制了企業改進品質、提高產量、提高效率、開拓未來市場的能力和激勵。
5.聯合抵制卡特爾。指經營者以限制競爭為目的聯合起來不與其他競爭對手、供應商或者客戶進行交易的行為。
6.串通投標卡特爾。指投標人之間相互串通,損害招標人利益的行為。
(三)如何評價卡特爾的好與壞
我們已經看到,有促進競爭的卡特爾,有限制競爭的卡特爾。但是,這種區分只是相對的,很多卡特爾都同時具有雙重作用,既有促進競爭的作用,也有限制競爭的作用。例如,專業化卡特爾一般能促進競爭,但它帶來的產業集中化對競爭的威脅也不可忽視。卡特爾的作用還因情境的不同而不同。比如,一般來說對購買設備等投資進行限制是不合理的,但在經濟不景氣期間這種限制是合理的。同時,社會文化觀念的不同,也會影響到對卡特爾的評價。因此,評價一個卡特爾是好是壞,需要根據具體情況從總體上進行把握和分析,要將其限制競爭的消極作用與促進競爭積極作用進行比較權衡,根據其對競爭的總體作用進行評價。
三、原理與原則:如何管制卡特爾?
(一)堅持克制態度,以維護市場競爭機制為追求
一般而言,法律是保護權利的,法律系統確定權利是否受到侵害以及侵害的程度,然後盡力阻止這種侵害或使受害人得到賠償。而包括卡特爾管制在內的反壟斷法卻是特殊的,反壟斷法以保護市場競爭機制為首要目標,對個別經營者和消費者的保護只是其附帶功能。保護競爭機制是個相當含糊和不確定的目標,不像權利那樣有比較明確的界限,所以卡特爾管制的政策傾向相當強。卡特爾管制不是直接干預企業的經營行為,而是防止其濫用。卡特爾管制要維護而不能破壞那些保證市場有效運行的條件,包括穩定貨幣、開放市場、財產權、合同自由、個人責任和政策的連續性等。
卡特爾管制要保持克制,一般而言,競爭能夠比政府幹預更好地保護自身。一些卡特爾產生的限制競爭效果,如果在合理的時間內通過市場競爭能夠消除掉,就不需要政府介入管制。正如當我們不小心將手劃個小傷口時,一般不會去看醫生,甚至不進行簡單的包紮,因為人體自身具有一定的免疫和自我保護功能,傷口很快會自動癒合。和長期依賴葯物會損害人體的免疫力和抵抗力類似,過多的管制也會損害競爭機制。卡特爾管制中應當對市場保持敬畏,更多依靠和相信市場的力量解決卡特爾問題,而不是迷信管制能解決一切問題。只有當卡特爾造成了嚴重的限制競爭結果,僅靠市場的力量無法予以消除時,對卡特爾進行管制才是必要的。
也有一些人認為,政府在市場競爭中只應當充當「守夜人」的角色,不應干涉自由競爭。因為,正如存在「市場失靈」一樣,也存在「政府失靈」,管制機構常常成為被管制者的俘虜。然而,他們沒有看到,僅僅保護競爭自由不受政府權力的威脅是不夠的,因為威脅不只來自政府。當然,他們的忠告應受到重視。
(二)堅持濫用原則,平衡合同自由和競爭自由
目前各國卡特爾管制立法有禁止原則和濫用原則兩種分野。所謂禁止原則是指立法對卡特爾原則上予以禁止,只對特例予以豁免。而濫用原則是指立法對卡特爾原則上准許,只有其合法地位被濫用,嚴重限制競爭時才予以禁止。正如上面分析的那樣,有促進競爭的卡特爾,有限制競爭的卡特爾,卡特爾不一定是壞的。所以,本文認為我國卡特爾管制立法應採取濫用原則,管制的目的不是試圖消滅卡特爾,而是控制有害行為。
卡特爾就其本質而言,應歸於合同的范疇。根據合同自由原則,只要是基於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經營者有權自由進行交易和聯合,有權以卡特爾的形式參與競爭。這也是競爭機制的內在要求,資源配置和消費者需求的最終滿足都是通過一個個具體的交易行為達成的,正是無數經營者之間自由的交易構成了市場競爭的基本內容。因此,交易行為和競爭機制是相輔相成的,也就是說合同自由和競爭自由是相輔相成的,合同自由是自由競爭機制的基礎,自由競爭機制是合同自由的舞台。但同時,合同自由和競爭自由又是對立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每個合同都是限制競爭自由的合同,合同當事人的競爭自由受到了合同義務的限制。一般而言,合同對競爭自由這種附隨限制是合理和應當容忍的。但當經營者濫用這種合同自由,對競爭構成嚴重的限制和損害時,就應當對這種濫用行為予以制止。采濫用原則,能夠較好地平衡合同自由和競爭自由。而禁止原則對合同自由的限制過多,對競爭機制有損,也更容易導致執法機關濫用職權。
根據濫用原則,卡特爾原則上都是合法的,只有在執法機關證明它的合法地位受到濫用,產生嚴重限制競爭的後果時才予以禁止。這也從根本上否定了立法中對某些卡特爾適用「本身違法原則」的做法,任何卡特爾的合法地位是否受到濫用,都要經過認真的分析、嚴謹的證明才能下結論。在立法中,為提高執法效率,對於價格卡特爾等通常會產生嚴重限制競爭後果的行為可採用「可辯駁的推定主義」,即如果這些卡特爾的參與人不能基於正當的理由進行有效的抗辯,執法機關就可以根據初步調查結果推定其違法。為防止執法機關濫用權力,適用「可辯駁的推定主義」的卡特爾必須在立法中明確、完全列舉出來,不能用概述的方式表達,沒有明確列舉的卡特爾不能適用「可辯駁的推定主義」,而對企業正當抗辯理由並不以明確列舉的為限。
采濫用原則,就不應再規定所謂卡特爾豁免制。豁免實質上是一種許可,許可只有被許可事項在法律上受到一般禁止時才有必要,是對自由的一種限制措施。根據濫用原則,法律原則上允許卡特爾存在,也就不需要執法機關再對卡特爾進行豁免。授予執法機關對卡特爾的豁免權,是對合同自由和競爭自由的粗暴限制。比如,很多立法規定,經營者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提高效率,統一商品規格或形式、共同研究開發商品或者市場的共同行為要經過執法機關的豁免才可執行,經營者竟然連共同進行產品研發這種有百利而無一害的行為的都要經過執法機關批准,難道不是對自由的粗暴干涉嗎?當然,如果卡特爾參與人不能確定自己的行為是否涉嫌構成濫用,可以申請執法機關予以確認。這種確認申請應當是自願的而不能是強制的,執法機關的決定是一種行政確認行為不是一種行政許可行為。合法卡特爾,即使不經過申請確認程序,依然是合法的。
I. 排他性銷售的排他性銷售的作用
1964年法國Consten公司和德國Gründig公司訴歐共體委員會一案可以說明,排他性銷售協議有著明顯的經濟效益。首先,這種協議可以改善商品流通。因為一旦訂立了這種協議,生產商在某個國家或者某個地區的市場銷售就交給了一個固定的企業,這不僅使生產商不再需要同眾多的銷售商就形形色色的交易條件進行談判,從而可以克服在跨國銷售中因語言、法律或者其他差異而引起的困難,而且還可以降低交易費用,從而有利於推動商品流通和國際貿易。特別是對中小生產企業來說,訂立獨家銷售協議常常是它們進入某個市場或者參與市場競爭的有效方式,有時甚至是唯一的方式。
排他性銷售協議也有利於擴大商品的銷售。因為根據這樣的協議,協議產品在一個地區內只有一家企業進行銷售,該銷售商的盈利就完全取決於他對這個產品的銷售。在這種情況下,銷售商就會努力進行市場調研,為擴大銷售採取各種積極措施,例如發布廣告、承擔售後服務或者採取其他的促銷手段,其結果就不僅增加了銷售商的收益,而且也可以擴大生產,為生產商增加收益。
排他性銷售協議不僅有利於生產商和銷售商,而且也利於推動市場競爭。這是因為獨家銷售有利於改善商品的分配,提高生產商和銷售商的經濟收益,從而就會刺激更多的生產商和銷售商訂立這種銷售協議,其結果就是推動了不同品牌產品之間的競爭,特別是有利於引入外國的新產品。其結果就是可以擴大消費者的選擇,給消費者帶來了更大的社會福利。
當然,排他性銷售也會出現嚴重限制競爭的情況。如果供貨方在相關市場上佔到了30%以上的份額,或者銷售商在其銷售市場上佔到了30%以上的份額,這種排他性銷售制度因為會關閉相當大范圍的市場競爭,這個縱向限制對競爭的損害程度就是非常嚴重的,這個縱向限制從而就可能被視為是違法的行為。除了考慮當事人的市場份額,還得考慮縱向限制涉及的交易額以及影響市場競爭的程度等。歐共體《縱向協議和縱向協調行為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1條第3款的1999年第 2790號條例》第4條(b)規定,一個縱向協議如果限制買方的銷售地域或者客戶,這種協議原則上不能得到豁免。但是,如果這種協議是禁止買方在賣方的或在賣方為其他銷售商保留的獨佔地域或者專有客戶進行主動銷售,且這種限制不影響買方在自己的獨佔地域進行銷售的情況下,該限制可以得到豁免。
根據歐共體委員會2000年5月24日發布的《縱向協議集體豁免條例適用指南》第50節的解釋,主動銷售是指銷售商在他人的獨佔地域內建立商店或者開辟銷售渠道。如果銷售商在他人的獨占銷售地域僅僅發布廣告,或者是通過媒體或者網路推銷產品,這種做法被視為被動銷售。根據該指南第51節關於電子商務的規定,任何銷售商都有使用英特網進行廣告宣傳和銷售商品的權利。因為英特網是接觸消費者和客戶的合理方式,英特網上的銷售不得被視為主動銷售。然而,如果銷售商向潛在的客戶主動發送電子郵件,這種行為得被視為主動銷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