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數字出版產業政策法規回顧與展望

『壹』 我國文化產業政策的缺失體現在哪

1、政策構建缺乏系統性。我國既有文化產業政策的出台不乏應急而生者，往往是在實踐中遇到問題後，未能通過深入的理論論證、只是進行簡單的經驗總結而制定出相應的對策，以至於不能形成較為完整、協調的文化產業政策體系。

盡管《文化產業振興規劃》和《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是兩部系統闡釋我國文化產業政策的綱領性的政策法規，但仍然有不少地方並不符合產業政策的基本理論，在嚴謹性和系統性方面有所欠缺。這種弊端在很多文化產業政策文本中都較為常見。

2、產業政策不完備，政策缺失現象依然存在。具體表現為：一是缺少一部全國性的文化產業政策法規。當前，我國文化產業迫切需要一部權威的《文化產業促進法》來引領文化產業的發展。

但迄今為止，我國還沒有出台這樣的法律。而反觀其他高度重視文化產業發展的國家，如韓國出台了《文化產業促進法》和《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日本則發布了《振興文化藝術基本法》等。

二是文化產業法律文本嚴重缺失。我國的大部分文化產業政策文本還停留在規范性文件的層面上，上升到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層面的政策都比較少，除《著作權法》、《專利法》、《廣告法》等少數幾部法律外，其它上升到法律層面的行業政策幾乎沒有。

三是在具體的文化產業行業管理中存在著政策缺失的現象，這一點在新興業態中表現的比較突出，尤其在電影分級制、電影後續產品的開發和保護、數字出版行業等領域表現得更為明顯。

3、對文化產業的扶持、保護力度較弱。毋庸置疑，文化產業極具發展潛力，其在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與此同時，當前我國的文化產業只佔到GDP的3.5%左右，尚屬於「幼稚產業」，仍處在產業發展的初期階段，需要加大扶持和保護力度。

但是，目前黨和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文化產業政策，對文化產業的扶持和保護力度還比較弱，主要表現在：

一是對文化產業的扶持力度偏弱。世界上如法國、英國、澳大利亞、日本、韓國等很多國家大都通過政府直接撥款資助，設立專項資金、組建發展基金等方式，來扶持與鼓勵文化產業的發展。目前，我國政府對一些文化產業也實行了各種扶持補貼政策。但補貼金額、補貼方式和補貼結構等方面，與法國、英國、澳大利亞、日本、韓國等國家還很大差距；此外，我國政府的信貸、稅收等政策對文化產業發展扶持力度不夠。

二是產業政策對國內文化產業的保護力度不夠。一般來講，一國產業政策對相關產業的保護可分為對進口的限制和對外資投資的限制兩個方面。目前，我國的文化產業政策無論是對國外文化產品的限制方面，還是對外資投資的限制方面，都存在明顯不足。近年來，我國政府出台了一些政策，對外資進入我國文化產業的各種事項都作了具體明文規定，但有些內容仍值得商榷，這對維護我國文化安全是很不利的。可以說，目前我國的文化產業政策還不能築起有效保護民族文化產業的屏障。

4、政策主體政出多頭，產業政策缺乏協調性。我國文化產業的主管部門有中宣部、文化部、工信部、廣電總局、旅遊局、體育總局、新聞出版總署等諸多部門組成，容易導致有利互爭、互相推諉、政出多頭等不良現象，嚴重製約相關產業發展。

這一點在網路游戲產業體現的尤為明顯，網路游戲的主管部門涉及中宣部、文化部、工信部、體育總局、廣電新聞出版總署等單位。工信部主管著網路游戲行業的技術開發，文化部擁有網路游戲的文化經營的審批權，廣電新聞出版總署負責網路游戲的出版，國家體育總局又主管著網路游戲中的電子競技部分。廣電新聞出版總署認為他們才是網路游戲審批的主管部門，而文化部則強調，網路游戲不經文化部審查，就不能正式進入市場，而工信部也不甘大權旁落，將網路游戲列入電子信息產業進行管理。這種惡劣的政策環境往往會導致文化產業政策難以統一，甚至互相沖突，使得文化產業未得其利，反遭其累。

5、政策變動太過頻繁，產業政策缺乏穩定性。所有產業政策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歷史條件發生了變化，相關政策就必須也隨之而變，文化產業政策也不能例外。但是，如若文化產業政策變動頻繁，甚至朝令夕改的話，就會讓文化產業管理者和從業者無所適從。因此，文化產業政策必須在一定的時間范圍內保持相對的穩定性，只有這樣才能促進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制定的文化產業政策已有上千個之多。其中，有一些政策保持了比較好的穩定性。但也有很多政策變化過於頻繁，讓文化產業管理者和從業者無所適從，這一弊端在網路、動漫等新興文化業態中表現的尤為明顯。

同時，很多文化產業政策目前還停留在口號上，缺乏針對性和可操作性。這些問題嚴重製約了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

『貳』 數字出版產業主要包括哪些方面的內容

目前數字出版產品形態主要包括電子圖書、數字報紙、數字期刊、網路原創文學、網路教育出版物、網路地圖、數字音樂、網路動漫、網路游戲、資料庫出版物、手機出版物（彩信、彩鈴、手機報紙、手機期刊、手機小說、手機游戲）等。數字出版產品的傳播途徑主要包括有線互聯網、無線通訊網和衛星網路等。數字出版產品的使用終端主要是電腦端：PC，Mac；移動端主要是：Android手機/平板，ipone，Ipad等。

中天新雲是一個數字圖書出版平台，提供完整的數字出版解決方案，包含了數字圖書製作、發布、銷售和應用等流程，幫助出版社、學校、教育及培訓機構、企事業單位等，用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最簡單的流程，開發、製作和發布互動多媒體圖書、教材、培訓資料等。

平台擁有個性的發布模式，自由的跨平台發布選擇，確保採用最合適的運營模式。根據圖書的性質，選擇個性的發布模式，最優地展現圖書特點和內容。製作完成的數字圖書，可在桌面電腦（台式機、筆記本、超極本、一體機等）、各種移動設備（Android、iOS等系統的觸摸屏平板、智能手機）等各種終端同步發布和更新，確保涵蓋廣泛的圖書受眾。

『叄』 數字出版的完善法律制度

（一）完善數字出版基本法律制度
目前，我國尚未出台專門針對數字出版的法律和行政法規，《著作權法》中也未對數字出版行為進行規制，實踐中需要藉助《出版管理條例》、《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定》等出版領域基礎性的法律法規對數字出版行為予以規制。因此，在數字出版日新月異的當下，有必要在法律制度構建層面完善對數字出版行為的規制。一方面，以我國《著作權法》第三次修改為契機，在法律條文中明確數字出版物的作品屬性、明確數字出版保護的方式；另一方面推動數字出版專門性法律的出台，對數字出版行為的含義、數字出版權利人的權利范圍、數字出版涉及的特殊問題等作出更為細致、妥善的安排。
1．明確「數字出版」的含義
數字出版與傳統出版的差異最終體現在價值增值方式的變革。傳統出版價值的實現需藉助於傳統物質生產方式；而數字出版價值的實現則直接體現在數字化、網路化流程中。
這種逐步擺脫了物質載體和物理空間的數字出版方式，引發了出版行為在獲取、製作、發行方式上的變革，這種改變也直接突破了傳統出版的概念。在法律上界定「數字出版」的概念，應當關注如下幾個要素：首先，數字出版應當是一種合法的出版行為，即數字出版的本質還應當是出版，應當遵守我國出版領域的法律規制，包括出版主體的資質要求、出版物的審查要求和出版內容的限制性規定；其次，數字出版形成的數字出版物應當是經過編輯的、具有特定形態的作品，即數字出版行為區別於一般的互聯網服務行為，必須產生為著作權法肯認和保護的作品；最後，數字出版的概念必須突出數字技術和數字化傳播手段的特點，尤其是需要強調內容形式、內容製作和內容傳播的數字化特點。因此，筆者認為，參考新聞出版總署在《關於加快我國數字出版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所給出的概念，我們可以將「數字出版」界定為「數字出版是指利用數字技術進行內容編輯加工形成數字化作品，並通過數字化手段傳播的一種新型出版方式。」
2．明確「數字出版物」的屬性
當前數字出版的發展方向是由單純的作品數字化向數字化復合出版發展，多媒體的表現手段成為數字出版的發展趨勢。然而，多媒體的法律屬性一直沒有明確，著作權保護問題一直存在爭議。所謂多媒體，「是指以計算機系統為核心，融合了數據、文字和圖形處理以及音頻、通信等技術，從而具有將文字、數據、圖形、圖像、聲音等多種信息同時或交替表達、交流以及分析處理能力的結合體。」
簡而言之，多媒體應當具備多元素結合、信息技術輔助和互動式使用的特點，其包含的文本、圖片、聲音等元素本身可以成為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類型，但是對於這些元素的結合所形成的綜合體，著作權法沒有明確其應屬的范疇，對於一部分運用多媒體方式進行數字出版的出版物，一時在著作權法上難以找到恰當的所屬類型。有相當一部分的學者認為應當將多媒體作為一項新的作品類型加以規定和保護。這已經在一些國家或地區的立法中得到了體現，諸如日本的《量子媒介法》、德國的《信息和通信服務法》等。
在我國著作權法修改推進過程中，宜增設「多媒體作品」為一項全新的作品形式。在法律修改之前，可通過發布行政法規的方式，明確多媒體作品的定義和保護方式，並將符合多媒體性質的數字出版物納入到「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作品」的范圍。在法律尚未修改、行政法規尚未出台之前，對於多媒體類數字出版物可以參照著作權法中有關「匯編作品」的規定進行初步保護。
3．明晰「數字出版者」的權利
數字出版者是數字內容的傳播者，其主體包括傳統的出版商、技術提供商和平台提供商等，其對數字內容的形成和傳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直到數字時代的到來，傳播者從來沒有在著作權價值和功能實現過程中介入如此之深，發揮作用如此之大。正如上文提到，作為資金、渠道和技術的投入方，數字出版者作為數字出版過程中舉足輕重的一方介入到數字出版物的產生、數字出版物的傳播以及數字出版物的價值實現過程中。但是，與數字出版者在數字作品形成過程中所起作用不相符的是，我國在專門保護傳播者的鄰接權制度中，並沒有提出對於數字出版者的保護，甚至對於傳統出版者的保護也較為有限——僅規定了出版者的版式設計專有使用權，而且在我國的立法實踐和大多數學者的觀念中，版式設計專有使用權應該限於保護印刷版本整體，而不涉及原版的圖形標識。
在數字出版條件下，對於數字出版物中特定元素的使用相對較為便捷，數字流媒體成為出版的主流，數字出版物往往加入了互動性，在數字出版物進入使用者的終端時，會自動根據終端的情況（如，終端屏幕的大小、解析度、形狀）調整數字出版物的版式，使用者也可以根據自己的使用習慣調整數字出版物的布局，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僅僅對數字出版者提供「整體版式設計」的專有使用權，將不能有效反映對鄰接權人經濟投入的回報。因此，在著作權法進行修改過程中，我們應當將數字出版者的權利范圍予以擴大，在整體的「版式設計專有使用權」之外，賦予數字出版者以下一些權利：一是復合出版權，即數字出版者有權禁止他人以其數字出版物為藍本製作生成其他數字格式下的出版物的權利；二是內容再提取權，即數字出版者有權禁止他人以任何方式將數字出版物中的素材內容全部或核心部分實質性地、再現性運用於其他出版物中；三是反復利用權，即數字出版人有權禁止他人未經許可復制、傳播數字出版物的全部或核心部分內容。
（二）完善數字版權許可制度
1．完善准法定許可制度
法定許可制度是一種非自願的許可制度，是著作權取得過程中對授權許可制度的重要補充，其更多地體現為經濟上、效率上的考量。正如波斯納所言，在一般情況下，市場是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最為有效地手段，但是在市場決策成本高於法律決策成本的情況下，資源配置問題應由法律制度來解決。
法定許可制度的出現正是為了解決版權保護和版權價值實現之間的不匹配，通過國家法律強制性的介入來實現利益最大化。我國著作權法定許可制度在著作權法中有明確的規定。
著作權法第23條、第33條第2款、第40條第3款、第43條第2款、第44條對為實施九年制義務教育和國家教育規劃而編寫出版教科書、出版者權的法定許可、表演者權的法定許可、錄音錄像製作者權的法定許可和播放者權的法定許可等情形進行了規范，授予了相關的傳播者無需經權利人授權而享有使用作品的權利，但需要其支付相應的報酬。在這五種法定許可中，有一種顯得比較特殊，即對於出版權的法定許可，在作者通過事先聲明保留的情況下，法定許可制度將不可適用，對於這種不是很徹底的法定許可制度，有學者稱之為「准法定許可制度」，也有學者認為應當被認作「默示許可制度」，在本文中筆者將其稱為「准法定許可制度」以便於論述。
根據數字出版海量授權需求以及價值實現特性，應當拓寬數字出版權的「准法定許可制度」適用的情形、適用作品的類型，同時改良授權條件的形成方式和適用條件。首先，應當拓寬「准法定許可制度」的適用范圍，其不應僅僅限於紙質這種有類型，應當實現紙質與數字化樣態之間的雙向互通，實現紙質媒介與數字化媒介的相互轉載、摘編許可。即數字出版條件下的「准法定許可制度」應當適用於紙質媒介之間、數字化媒介之間和紙質媒介於數字化媒介之間相互轉化的各種情形。其次，應當擴大「准法定許可制度」適用作品的類型，現有制度僅僅適用於文字作品等平面作品表現形式，對於多媒體集合形式的數字出版物而言，將這種轉載、摘編行為拓寬到錄音製品、錄像製品、攝影作品、計算機軟體等作品形式將是真正發揮「准法定許可制度」價值的必然要求。再次，應當借鑒「出版公告制度」，將授權條件的確定更加公開化、公平化，即在法律中明確規定，數字出版商「應當在提供前公告擬提供的作品及其作者、擬支付報酬的標准。自公告之日起30日內，著作權人不同意提供的，數字出版商不得提供其作品；自公告之日起滿30日，著作權人沒有異議的，數字出版商可以提供其作品，並按照公告的標准向著作權人支付報酬。數字出版商提供著作權人的作品後，著作權人不同意提供的，數字出版商應當立即刪除著作權人的作品，並按照公告的標准向著作權人支付提供作品期間的報酬。如果無法找到作品的著作權人的，可以將報酬支付給相關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最後，限制「准法定許可制度」的適用條件，尤其是應當明確所使用作品應在超過第一次出版的盈利周期之後才能適用法定許可制度，這樣才能保證前一次出版行為的經濟利益得到充分保障，也能確保法定許可制度這種非自願許可行為不會過度侵犯授權許可這種自願許可行為的利益邊界。但是，具體時間限制性條件的確定，應當經過充分的論證，有學者認為這個時間規定為半年為宜，但筆者認為可以更短。
2．倡導知識共享許可協議
權利人取得權利的途徑往往有兩條，一條是通過授權許可這種自願許可方式獲得，另一條是通過法定許可、強制許可等非自願許可方式獲得。目前，我國數字出版非自願許可制度較為滯後、適用條件較為嚴苛，如何拓寬授權許可的通道和途徑、創新授權許可的方式將成為現階段解決數字出版商內容需求旺盛和授權效率低下的矛盾的必由之路。考察現有的權利授權模式，主要有直接授權、間接授權和默示許可這三種類型，這些授權形式大多是封閉式的授權模式，造成權利擁有者長期處於待價而沽的狀態，而權利需求者則面臨著無米下鍋的信息不對稱狀態。權利擁有者和需求者之間的上述關系不利於授權許可活動的開展和版權交易的繁榮。
為解決上述難題，一種被稱為知識共享許可協議（Creative Commons協議，簡稱「CC協議」）出現在人們視野中，這為數字時代知識共享和傳播帶來了福音，同時也為數字出版的授權模式探索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借鑒。廣義上講，CC協議是授權要約模式的一種，是由知識共享組織於2002年12月發布的一系列著作權許可協議構成，供廣大社會公眾免費自由使用。該協議目的在於幫助文學創作者、藝術家、曲作者等創作者在自己創作的作品上標識自己作品的權利狀態，並向其他使用者提示自有使用的范圍。該協議由「署名」、「非商業性使用」、「禁止演繹」和「相同方式共享」等元素構成，根據特定的規則組合後CC協議主要有六類核心許可協議，分別是：「署名—非商業使用—禁止演繹（by-nc-nd）、署名—非商業使用—相同方式共享（by-nc-sa）、署名—非商業使用（by-nc）、署名—禁止演繹（by-nd）、署名—相同方式共享（by-sa）和署名（by）。」
以「署名—非商業使用—禁止演繹（by-nc-nd）」協議為例，其是指他人只要註明作者的姓名並與作者建立鏈接，就能合法使用並與他人共享該作品，但是使用者不能對作品做出任何形式的修改或者商業性質的使用。在作者創作完作品後，可以選擇 CC 協議所提供的任何一種範本，在完成選擇之後系統將會生成三種表述方式的許可協議，分別是普通文本、法律文本和元數據，提供給作者在不同情況下進行使用。
自2002年以來發布，CC許可協議以來，知識共享組織已對其進行了三次版本修訂，目前最新的版本（CC協議3.0版本）更新於2007年初，4.0版本的公開討論正式在進行中。
與此同時，CC協議的本地化工作也在不斷的推進，2006年3月29日，中國大陸版2.5版CC系列許可協議在北京發布，CC中國大陸項目官方網站也開通運營。
如今，網易、搜狐、騰訊等門戶網站以及專業視頻網站在網頁終端或者手機終端上陸續開辟了「公開課」平台，這些公開課平台提供了大量包括耶魯、牛津、斯坦福在內的多所著名高校提供的免費教育資源，極大地便利了公眾對於高質量、低成本學習資源的獲取。這些公開課平台所使用的資源就是國外採取CC協議發布的開放教育資源（Open Ecational Resources, OER）。可以說，CC協議引入中國後已經影響著中國人文化消費生活，並將有助於繁榮我國的文化產業。實踐證明，在數字出版過程中倡導開放式的版權自助服務協議，採用CC協議這種知識共享型的許可協議，將能夠有效保障作者版權的保護和價值的實現。
3．賦予集體管理組織延伸管理權
數字出版帶來大量頻繁的版權貿易需求，這種高頻率的海量版權授權需求催熱了人們對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追捧，尋求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的突破成為了人們解決數字出版授權困境的主要途徑。「著作權集體管理是指一定的社會組織對著作權人不便自己行使或難於事先的權利進行的統一管理。它是通過代表著作權人的集體管理組織，授權作品的使用者使用該組織成員的作品，並收取著作權使用費分配給著作權人的一種社會行為。」
各國著作權法中對集體管理的權利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權利人將權利授權集體管理組織行使；二是著作權法規定某些權利強制由集體管理組織行使；三是延伸性集體管理。
在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賦予了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行使代為簽訂許可使用合同、收取並轉付使用費以及代為進行訴訟的權利，這些以授權為基礎而衍生的著作權集體管理職能在數字出版條件下將很難適應現實需要，引入延伸性集體管理已經成為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進一步完善自身職能、權利人更加充分地實現作品價值、出版商更加高效地實現獲權的必由之路。
「延伸集體管理，即集體管理組織在向使用者授權許可使用時，不僅有權許可會員的權利，還可以許可非會員的、但法律規定適於集體管理的權利。非會員可以事後不同意集體管理組織的授權，從而禁止使用者進行相關的利用。」
延伸性集體管理制度的建立能夠賦予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在未得到非會員的授權的情況下，有權與使用者簽訂的一攬子有效的許可合同，但是應當向非會員分配報酬，同時在非會員事後明確拒絕該種延伸管理的情況下這種管理將無效。這種延伸管理制度是一種受到嚴格約束的制度，權利人具有較為通暢的「退出機制」，不必擔心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對權利人權利造成損害或者使集體管理組織形成不合理的壟斷地位。在數字出版條件下，面對海量的信息傳播、瞬息的傳播速度、廣域的傳播空間，內容授權工作開展若仍然依賴一對一事先授權模式，集體管理制度的優勢將盪然無存。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面對井噴式的作品創作環境，要做到全面的事先獲權自然不可能，但是使用者在數字出版條件下仍需要擁有一條無風險、能夠簽訂一攬子協議的授權通道，退一步講能夠找到一個通過向特定主體繳付許可使用費從而得以合法使用作品的渠道，以降低出版的侵權風險。在這種情況下，賦予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對於非會員權利的延伸管理權顯得格外重要。而且作為全國性的、特定領域內唯一的非營利性著作權管理組織，理應承擔起非會員報酬的收取和轉付這項工作。當然，延伸管理制度的建立是有條件的，必須建立在較為完善的集體管理制度基礎上，一方面集體管理組織必須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且運作成熟良好，另一方面集體管理機制較為完善，如建立了成熟的許可費收集分配機制、完善的數字處理技術、高水平的國際協調能力等。
因此，在醞釀建立延伸性集體管理制度之初，我國必須出台更為詳細的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對版權的授權、版稅的收取以及版稅的分配等內容予以更為具體的規定，以建立起更為完善的集體管理制度。
（三）完善數字版權轉讓制度
數字出版的出現，完美地實現了技術與藝術的結合，也為兩者的聚變提供了能量釋放的平台，使得傳統出版內容獲得了價值增值的全新通道。「著作財產權的財富性和商品性意味著利益分配和交易的必然性；而著作財產權的傳播性和實用性則體現了交易的可行性。」
數字出版本身藉助了數字技術、利用數字平台，從而繁榮了數字版權轉讓市場。在實現數字版權價值增值的過程中，數字版權轉讓是一種重要的實現方式，完善出版物版權轉讓，促進版權轉讓市場的繁榮，將成為構建新時期數字出版法律制度必須關注的問題。
1．推進版權轉讓公共服務市場化、信息化
一般認為，「版權公共服務是以維護公共利益為目的，依據法律規定由版權行政管理機構或政府授權的其他組織在公共領域內圍繞版權在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過程中產生的經濟關系所提供的各種服務」，提供上述服務的機構就是版權公共服務機構，一般包括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版權協會、作品登記機構、版權代理機構、版權保護中心、版權交易中心等。版權公共服務可以包括貿易輔助、糾紛解決、信息支持、教育宣傳等內容。我國版權公共服務起步較晚，專門針對數字出版版權轉讓的公共服務更是寥寥無幾。完善的版權公共服務能夠極大地提高版權轉讓的效率、降低版權轉讓的風險，進而大大促進版權交易市場的繁榮。
因此，高質量的版權公共服務、健全的版權中介服務機構、完善的版權公共服務體系將能有效實現版權交易環境的優化。完善版權公共服務，我們需要根據數字出版的特性作好以下兩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完善市場化運營機制。「十二五規劃」明確指出，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要「堅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業、一手抓經營性文化產業，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有機統一。」在宏觀上，通過將一部分競爭性、經營性強的數字版權公共服務項目推向社會，節約資金投入到其他基礎性數字版權公共服務中去，在堅持非營利性的基礎上，引入多主體的競爭機制和多元化的激勵機制，以提高服務的質量、創新服務的內容、擴大服務對象。在微觀上，在版權公共服務機構內部引入現代化的管理理念和市場化管理模式，「將董事會制度引入其治理機制。董事會的成立，改變了傳統由政府全盤管理和運作公共服務機構的做法，使政府從繁忙的日常工作中解脫，也使公共服務機構的管理向更加專業化、更具效率的方向發展，大大改善了公共服務機構的組織治理機制和管理效率。」
另一方面，完善信息化運作機制。數字出版條件下，版權面臨著巨大的挑戰，版權服務也面臨著巨大的變革。首先，版權服務需求產生變革。面對數字出版需求的海量信息和快速傳播，版權的權利類型復雜化、權利主體擴大、侵權幾率增大、網路取證困難。版權公共服務機構承擔的基礎性版權服務將極大延伸，全新的版權服務內容將大量涌現，只有利用版權信息化運作機制才能有效面對信息化對版權服務帶來的沖擊。另一方面，版權服務提供方式產生變革。依靠網路進行版權宣傳教育、交易平台建設、信息披露傳遞，不僅大大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而且方便了權利人的參與和社會的監督。所以，在具體建立版權公共服務機構的過程中，要以國家推動電子政務發展為契機，積極將信息上網，推動無紙化、電子化、信息化運作，以便於數字版權貿易的開展。
2．搭建轉讓平台，延伸服務的環節和層次
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巨大交易風險已經極大地限制了版權轉讓市場的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對於數字版權轉讓而言，我們需要為其搭建一個更為透明、更為可靠的版權轉讓平台，為轉讓雙方提供更加全面的版權信息、更加安全的交易環境，從而降低交易風險、提升交易效率。版權轉讓平台應當能提供「四個環節兩個層次」的服務來滿足社會的需求。
版權轉讓平台提供的服務貫穿版權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四個環節，在創造環節，服務內容主要集中於鼓勵創作，通過營造全社會崇尚知識、保護知識產權的氛圍來激發作者創作的熱情；在運用環節，主要通過交易平台運作、版權評估等方式為版權運用提供便利，通過集體管理組織實現權利的全面保護；在保護環節，主要通過集體維權、糾紛解決等方式提供支持；在管理環節，指導企業進行版權經營管理，制定企業版權戰略，提供版權知識培訓等服務。上述「四個環節」的服務應相互銜接相互配合。總的來說，以版權交易中心為主體構建起版權轉讓平台，並提供相應的版權轉讓服務，將進一步滿足數字出版對於版權授權的需求。版權轉讓平台在數字出版過程中提供的服務可分為基礎性版權服務和其他版權服務兩個層面，基礎性版權服務主要屬於保障性的基本服務，市場化能力較弱，不宜推向市場，基本上靠政府財政支持，如版權交易平台搭建、版權糾紛調解；其他版權服務，如版權訴訟代理，可以引入市場化機制減少政府財政在此領域的支出。這種不同層次的劃分，有助於我們在優化交易環境過程中，更加有效地利用國家資金，並引導社會對數字版權轉讓的投資熱情。同時，版權轉讓平台的服務功能應當加強，建立以作品的創作、傳播和使用全過程的版權轉讓平台，並且提供多功能、多范圍的版權綜合服務技術支持將能夠極大推進版權轉讓的實現，有助於版權轉讓市場的健全。
近年來，我國版權交易中心發展迅猛，版權轉讓平台發展勢頭強勁，但是在數量增加的基礎上，應當更加註重質的提升，尤其是自身重點區域、重點行業的優勢的培養。目前，僅北京一個地區就已經出現三家版權交易中心：北京國家版權交易中心、中國人民大學版權交易中心和北京國際版權交易中心。
因此，當前亟需對於同質性、業務相近的版權交易中心進行整合，力爭在全國范圍內建成若干個區域性、行業集聚、實力雄厚的版權交易中心。「一個權威的、在線的版權交易平台，將會極大地方便數字版權交易。到時候作為版權買賣雙方只需要在這個平台上選取版權然後付費就可以了，讓這個平台承擔版權審查和信息明確的工作，這樣就會使得版權交易規范化。」
由行業內較有影響力的組織牽頭搭建數字版權交易平台成為一種有益的探索。如為了幫助報紙和廣播公司等媒體從手機及其他無線設備的新聞服務中獲得更多利潤，美聯社決定成立一家數字版權交易中心。該版權交易中心將代理會員媒體的報道、照片及視頻的許可談判事宜。除抽取大約20%的管理費外，其他一切版權收益均歸會員媒體所有。

『肆』 上海張江數字出版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有限公司怎麼樣

簡介：上海張江數字出版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有限公司成立於2005年06月01日，主要經營范圍為從事數字出版、文化領域的投資管理，數字出版技術的研發、技術轉讓，計算機軟、硬體的製作、銷售，會務服務，廣告的設計、製作、代理、利用自有媒體發布，停車場（庫）經營等。
法定代表人：楊輝
成立時間：2005-06-01
注冊資本：500萬人民幣
工商注冊號：310115000894547
企業類型：有限責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資或控股的法人獨資）
公司地址：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丹桂路835、937號輔樓（2幢）102室

『伍』 數字出版行業有前景嗎

你好，據前瞻產業研究院的分析報告顯示，2012年，我國數字出版實現營業收入1935.5億元，較2011年增加557.6億元，增長40.5%，佔全行業營業收入的11.6%，較2011年提高2.1個百分點。電子書、數字期刊、數字報紙的營業收入增長52.6%，超過數字出版整體增長速度。以網路動漫和在線音樂為代表的新型數字內容服務形態發展迅猛，營業收入增速高達291.2%。 進入「十二五」時期以來，通過進一步完善產業政策體系、拓展新聞出版公共服務數字化體系建設、布局園區建設、構建多樣化內容投送平台、大力發展移動互聯網、完善標准體系建設和版權保護等工作，我國數字出版產業正在朝著持續、健康、穩定的方向發展。而且數字出版與傳統出版業相比，具有高效環保、海量儲存、快捷搜索以及服務便捷等特點，在過去的幾年中得到了快速的發展。
另外，我國《新聞出版業『十二五』時期發展規劃》提出：到「十二五」期末，我國數字出版總產出力爭達到新聞出版產業總產出的25%。而目前這個數值僅為11.6%，這其中仍蘊含著較大的市場空間。因此整個行業發展前景不錯，個人只要跟上步伐快速成長就會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望採納~~

『陸』 數字出版環境下，出版產業將如何發展

2019年中國數字出版行業規模突破9900億元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以及人們生活習慣的改變，數字出版用戶規模不斷上升，數字出版業市場規模不斷擴大，2015-2019年，中國數字出版業穩步上升。根據《2018-2019年中國數字出版年度報告》顯示，2018年國內數字出版產業整體收入規模為8330.78億元，比2017年增長17.8%，前瞻估計2019年中國數字出版行業營業收入突破9900億元。

數字出版產業新趨勢

——數字內容精品化趨勢日益明顯

數字內容產業正在加快向精品化發展。無論是網路文學、網路游戲，還是知識付費、短視頻等領域，都逐漸認識到深耕內容才是提升價值的根本關鍵。

數字內容產品在娛樂屬性之外，融入了更多的文化內涵，更加註重思想性和藝術性。受眾對數字內容的關注點逐漸回歸到內容質量本身，一批優秀現實主義題材作品成為年度現象級IP;《我在故宮修文物》等一批包含人文情懷的節目走紅於網路，在抖音短視頻平台上，書畫、傳統工藝、戲曲等傳統文化成為播放熱點。

主管部門把關趨於嚴格和人們的審美趣味提高，推動數字內容平台增強導向把關意識和精品生產意識，逐步完善內容審核機制，調整內容建設重點，網生內容正在逐漸擺脫唯點擊率、唯播放量的不良風氣。

2)媒體融合邁向縱深發展

政務媒體、主流媒體遵循移動優先原則，採用微博、微信、短視頻等新興媒體形態日益普遍;今日頭條為代表的基於演算法的新媒體平台和以抖音為代表的短視頻平台加大了對政務媒體、主流媒體的引入。

截至2018年底，抖音短視頻平台入駐5724個政務號和1334個媒體號，逐漸成為政務媒體和主流媒體官方信息發布的重要環節。

「兩微一抖」
已成為媒體布局的新標配。主流媒體採用短視頻、網路直播、H5、VR全景等新形式，豐富信息呈現方式，拓展傳播渠道，進一步提升媒體傳播力、引導力、公信力。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正在從過去的產品融合、渠道融合，逐漸演變為平台融合、生態融合，邁向合二為一的一體化發展新階段。我國全面推進縣級融媒體中心建設，為媒體融合發展，特別是地方縣級媒體融合帶來新機遇和新契機。

3)人工智慧技術應用場景日益深化

人工智慧技術越來越多地應用於內容的創作、審核、流量預測、運營、推薦、交互等方面。人工智慧技術在優化出版流程方面正在發揮更大作用，將大大提升出版效率，實現出版流程的智能化。人工智慧技術在人機交互層面的應用不斷深化。如人工智慧可應用於為文學作品中的人物角色賦予虛擬形象和情感表達，豐富閱讀體驗。

未來，人工智慧在提升IP價值方面將發揮更大作用。目前已有視頻平台將AI技術應用於IP運營過程中，包括運用AI技術進行影視劇作品的選角、流量預測、宣傳推廣等，大大提高了IP運營效率。在劇本改編環節，運用AI技術對內容價值點進行深挖，從而進行劇本的完善。網路文學企業開始嘗試將人工智慧應用於作品的IP價值評估。

4)5G將為出版融合創新提供廣闊空間

2019年6月，工業和信息化部發放5G牌照，包括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和中國廣電四家企業，標志著我國正式步入5G商用元年。

5G將極大提升信息的共享效率和傳遞能力，對出版業選題策劃、生產傳播、消費等各個環節都帶來深遠影響，為出版業融合創新開拓更加廣闊的想像空間與實踐路徑。

5G將為新技術、新媒體、新業態在出版領域的應用提供更加便利、順暢的條件。大數據、雲計算將成為出版傳媒業的標配技術。虛擬/增強現實技術在出版傳媒領域的真正落地，真正實現沉浸式體驗，「3R」技術(VR、AR、MR)將成為游戲、新聞媒體、數字教育等領域的研究和投入的重點。

5G環境下富媒體特別是視頻內容佔比將大幅提升。5G將激發更加多元的數字內容消費需求，也將催生更豐富多元的數字內容呈現、產品形態和服務模式。如何藉助5G東風，把握5G時代下的新需求提升資源整合能力，進行產品創新開發、業務布局和商業模式探索，成為出版單位推進融合發展、打造競爭力的重中之重。

——更多數據及分析請參考於前瞻產業研究院《中國數字出版行業商業模式與投資戰略規劃分析報告》。

『柒』 數字出版的概念，內容，發展模式，理念。前景

2007年的數字出版行業可謂風生水起，出版行業推進數字出版的積極性高漲。中國社會科學院近日發布的「2008年文化藍皮書」指出，我國數字出版潛在市場巨大。未來五年，將有超過30%的手機用戶通過手機閱讀電子書和數字報，由圖書館等機構用戶采購的電子書、數字報的銷售規模將達到10億元，由網民和手機用戶帶動的電子書、數字報內容銷售及廣告收入將達到50億元。

數字出版蘊含巨大潛在市場

雖然以紙質媒介為代表的傳統圖書仍在當今的出版業中占據主導地位，但隨著全球信息化進程的推進以及信息技術向各個領域不斷延伸，我國數字出版產業迅速發展，數字出版理念逐漸深入，技術不斷完善，形態日益豐富，受眾迅速增加，數字出版產業的發展勢頭強勁，並日益成為我國出版產業變革的「前沿陣地」。

據idpf數據顯示，2007年美國全年電子圖書渠道銷售額達到3180萬美元，約合2.2億人民幣，同比2006年增長23.6%。經過多年發展，我國數字出版行業的產業規模也不斷擴大，數字出版整體規模從2000年的15.9億元人民幣發展到2006年的200億元人民幣，到了2007年，其市場整體規模更飆升至300億元人民幣。

2008年，隨著網路及手機普及率的持續提升及3g的到來，中國數字出版行業的發展被業內普遍看好。更有預測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網路出版的銷售額將佔到出版產業的50%；2030年，90%的圖書都將出版網路版本。可以說，數字出版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朝陽產業。

信息化沖擊傳統紙媒出版業

數字出版形態不斷創新，在電子書的基礎上形成對其他領域的擴張，包括從電子書到數字報紙，從電腦閱讀到手機閱讀，未來將在手機上形成隨身「書報亭」，通過這個隨身的書報亭來管理雜志、圖書，給讀者一個有沖擊力的閱讀體驗。

作為一個新興的產業，數字出版所表現出的強勁發展勢頭和巨大產業潛力不容忽視。相對的，傳統出版業也由此面臨數字化技術帶來的巨大挑戰。傳統出版業如何依靠數字化信息和數據佔領未來市場、謀求新盈利和發展模式，成為擺在他們面前的重大問題。

一方面，圖書出版單位總體規模相對較小，而在未來的競爭中，經濟實力將決定企業的話語權。另一方面，互聯網發展賦予了「內容為王」概念以新的含義，但幾乎所有的圖書出版社在圖書資源數字化整合集成過程中，扮演的只是電子圖書出版資源提供者。全國電子圖書市場的大部分份額掌握在少數幾家非傳統出版單位的電子圖書出版商手中。這一點也使得傳統圖書出版社在未來的市場控制力上的弱勢。同時，在數字平台上，傳統的出版企業也已經失去占據網路平台品牌的先機。

數字出版發展尚存三大難題

我國數字出版市場雖已取得巨大的進步，但中國整體的數字出版產業還受到現有的技術條件、閱讀習慣和版權等問題的制約。

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版權問題。數字出版領域的版權糾紛由來已久，且呈愈演愈烈的趨勢。2007年「七位知名作家狀告書生」和「400位學者狀告超星盜版」一度成為業界關注的焦點，數字版權問題也成為業界的焦點話題。

『捌』 數字出版的發展方向

「十一五」期間，我國數字出版的產品形態基本顯現，主要包括電子圖書、數字報紙、數字期刊、網路原創文學、網路教育出版物、網路地圖、數字音樂、網路動漫、網路游戲、資料庫出版物、手機出版物等。
《2013-2017年中國數字出版行業商業模式與投資戰略規劃分析報告》顯示，數字出版總產出由2006年的213億元擴張至2010年的1058.4億元，手機出版、網路游戲和網路廣告儼然已經發展成數字出版產業的三大巨頭；產業融合逐漸深入，在數字化浪潮的推動下，原本嚴格區分的行業邊界愈發模糊，內容提供商、技術提供商和渠道運營商之間的相互融合越來越深入。
大眾傳播領域不斷發展，傳統信息傳播方式已經發生改變，新媒體傳播方式快速搶占市場份額，互動成為數字出版產業快速發展的基礎；數字技術在出版領域的應用越來越廣泛，內容的編輯、製作、印刷復制、發行、傳播和消費都與技術進步緊密相關。
雖然中國數字出版行業發展較快，但與國際發達國家相比尚有一定差距，產業鏈各環節贏利模式尚不清晰，這主要源於行業缺乏相應標准、技術與內容錯位、數字出版內容知識產權得不到保護。數字出版以低價優勢將閱讀者從圖書館、書店拉到電子設備終端，而低價不僅歸功於從紙張到硬碟的成本下降，更源於著作人的收益被變相壓榨（著作價值不應隨介質改變而改變）。
為了數字出版產業健康發展，中國政府部門加大了對數字出版業的支持與立法的力度，中國數字出版「十二五」規劃指出，數字出版已經成為新聞出版業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出版業發展的主要方向，也是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力發展數字出版產業，已成為中國實現向新聞出版強國邁進的重要戰略任務。同時，數字出版產業相關基地紛紛設立和行業協會聯盟的成立加強了社會對數字出版知識產權的保護，加快了數字出版行業標準的建設進程，數字出版業的發展已是大勢所趨。中國出版業界將更多的目光轉向數字出版，這一方面來自於數字出版本身所具備的潛力，另一方面則來自於國家對數字出版發展的高度重視和政策支持。此外，讀者閱讀環境、閱讀方式和閱讀需求的改變都在不斷增加著數字出版的市場容量，同時，由於網路與生俱來的特質，網路科技的日益發展使得數字出版相對於傳統出版具有極大的優越性，孕育著更加廣闊的發展前景。

『玖』 數字出版行業發展好嗎

伴隨著經濟的高度發展、信息技術的提高和應用普及，尤其是年輕一代讀者的成長，我國國民的閱讀習慣和環境發生了明顯變化。從2010 年4 月公布的「第七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的結果來看，人們的閱讀習慣正從「紙質閱讀」向「電子閱讀」轉變，電子閱讀以「普及性、經濟性、便捷性、互動性、音畫性」的特徵，開創了一個全新的閱讀時代。據2010 年統計，我國網民數量已達4.2 億人，每天上網時間總和超過10 億個小時，巨大的網民人數和巨大的上網時間孕育著巨大的市場前景。因此，我國的數字出版產業在短短幾年內突飛猛進，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呈現出產值屢創新高、手機出版異軍突起、電子閱讀器風生水起、數字出版盈利模式不斷創新等發展態勢。

2010 年新聞出版產業分析報告表明，2009 年我國數字出版總產值達到799.4 億元，比2008 年增長50.6％，數字出版實現了跨越式發展，總體經濟規模首次超過傳統出版物。在數字出版內部，手機出版的營業收入已超過傳統的網路游戲，占數字出版全部營業收入的24.2％，位居首位。新聞出版產業的總體格局在技術進步的帶動下已發生改變，初步形成了北京、上海、浙江、廣東等數字出版產業集聚區。

2010 年5 月，新聞出版總署批准建立全國第一個數字出版基地———上海張江國家數字出版基地。2008年，上海市數字出版產業實現銷售收入123 億元，遠遠超過傳統出版，約佔全國的1/5。2009 年增長50％，達到185 億元，佔全國的1/4 左右，而這其中，張江基地貢獻了90 億元的產值。張江模式迄今已結出了累累碩果，在提高區域經濟發展質量、促進出版結構轉型上凸顯成效，更為全國各地數字出版基地的未來摸索出一條道路，成為全國數字出版的領跑者。2010 年8 月，新聞出版總署又批准虹口園區為上海國家數字出版基地延伸園區。

人們普遍認為，數字時代「內容為王」，誰掌握了數字資源，誰就掌握了發展的主動權。鑒於此，2009 年中國出版集團的「中國數字出版網」工程被列入第一批國家信息化試點。人民出版社爭取到3.4 億元的國家財政拔款，打造公益性的「中國共產黨思想理論資源資料庫」傳播平台。中南出版傳媒集團與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合作打造一個面向全球用戶的專業數字出版與運營平台，同時，該集團還與中廣傳播集團公司開展戰略合作，將建立一個融數字廣播、互聯網、通信網為一體的教學平台。安徽出版集團將開通「時代」網上教育平台，推出全國第一份教育類手機彩信報。陝西出版集團與國家圖書館合作，建立國內最權威、最完整的音視頻資源資料庫，等等。

為適應出版業發展趨勢，推進新聞出版產業升級，推動我國向新聞出版強國邁進，2010 年，新聞出版總署下發《關於加快我國數字出版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到「十二五」末，我國數字出版總產值力爭達到新聞出版產業總產值的25％，形成8——10家各具特色、年產值超百億元的國家數字出版基地和產業園區，傳統出版單位到2020 年基本完成數字化轉型，把數字出版產業打造成新聞出版支柱產業。

然而，在數字出版繁榮的形勢下，人們也注意到一些明顯的問題。在2009 年我國數字出版799.4 億元的總產值中，手機出版和網路游戲的營業收入在數字出版營業收入中所佔比重為71.3％，數字期刊、電子書和數字報紙（網路版）三者營業收入所佔比重不足3％；數字出版收益內部結構不平衡，數字出版在我國傳統出版業中的收益微不足道；緣於價格昂貴和版權意識差，正版電子書銷售慘淡；音像製品和電子出版呈現萎縮態勢，未來發展前景令人擔憂。

雖然人們普遍認為，數字出版是大勢所趨的歷史發展潮流，但許多有識之士特別關注數字出版當前面臨的六大困局：一是我國數字出版標准至今沒有統一，仍然處於全面混戰狀態。二是數字出版資金投入巨大，但其盈利模式尚在探索。三是數字出版產學研尚未有機融合，致使我國數字出版人才奇缺。四是數字出版產業鏈各環節聯系不緊密，內容提供商和技術提供商各自為陣，尚未找到合理的耦合方式。五是數字出版的版權之爭將愈演愈烈，在現有的法律框架內，難以協調作者、出版社和技術提供商三者的利益關系。2011 年3 月，鬧得沸沸揚揚的網路文庫與作家們的版權之爭就是例證。六是數字出版面臨嚴重的盜版和非法下載，侵權問題對作者和出版社都是一個嚴峻的挑戰。

文章來自：中國產業研究報告網

『拾』 中國數字出版業在發展途中所遭遇的困境有哪些

目前，我國數字出版產業正處於初期的高速發展階段，轉型過程中應該注意：

1. 優質內容乏善可陳，創新不足。數字世界，信息完全開放對等，消費者只會對引起自己興趣的優質產品產生購買慾望。創新將是數字出版未來一段發展時間的主要核心關鍵詞。
2. 法律保護問題。法律環境和版權保護亟須加強；侵權盜版現象嚴重；執法和監管方式亟待加強；手機成本監管亟待加強。
3. 技術標准難以統一；缺乏統一平台下的技術與資源交流。
4. 企業層面的問題。發展方向不明；領導不重視、認識不足，企業缺乏信心；
5. 缺乏復合型數字出版人才；產品缺乏競爭力；產業鏈斷裂；產業鏈利益分配不均衡。
6. 還應該注意政府對行業的支持和要求，監管機制不全。
7. 缺乏全數字化流程的操作，沒有一個統一健全的機制。
8. 傳統出版社對自己產業鏈的有效整合，形成一個全新的數字出版產業。
9. 數字出版產業要首先考慮方向。傳統出版對風險比較敏感，但數字出版的決策層要學會如何快速想明白：方向對不對、選點准不準，而不是因為算不清楚投資回報率就先袖手旁觀了。

與傳統出版業產業鏈相比，數字出版產業鏈的最大特徵是設備製造商和技術提供商的地位凸顯。它的另一特點是簡化了出版流程，縮短了流通環節，使讀者可以通過互聯網從出版社網站、光碟、智能手機、掌上電腦、電子移動終端等許多地方方便、快捷、直接地獲取到數字內容資源。
出版從傳統的物流轉變為信息流，從單向傳遞轉變為雙向互動，從以產品為主轉變為以產品和服務為主。服務為主，必將是出版社未來必不可忽視的一個發展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