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法規
❶ 關於漢代所有法律原文和釋義
呂雉在維護西漢王朝的統治上是起過積極作用的。因為當時楚漢戰爭結束，西漢王朝建立，但西漢王朝的根基還很不穩固，幾個建立功勛的異姓王自恃功高，意欲震主，劉邦的龍椅左右微晃。漢王朝內外交困，危機不斷，正是呂雉協助漢高祖劉邦果斷出擊，及時採取措施，剪除了一些威脅性很大的異姓王，消除了隱患，排除了危機，穩定了天下。從客觀來看，呂後的一生對漢朝和中國歷史有更值得重視的貢獻。劉邦死後，政權實際掌握在呂後手中，即位的惠帝多病不聽政，惠帝死後，先後由惠帝後宮二子為帝，都很年幼，呂後以女主稱制，直到去世，「號令一出太後」。她統治16年間，相繼重用蕭何、曹參、王陵、陳平、周勃等開國功臣，「無一非高帝注意安劉之人」，維護和延續了漢朝的統治。所以《史記》把她列入《本紀》以記其事。呂後所做的第二件大事，是進一步推行「無為而治」的黃老之術。呂後委政蕭何、曹參，以無為為治，從民之欲，從不擾亂。當時頒布的法令中規定，（一）作優裕法，規定中上層功臣和官吏犯法的全受寬容不入獄。（二）實行減刑，如將判服舂米4年勞役刑的婦犯減為供給宗廟3年柴薪等。（三）頒贖罪法，凡判死刑的可買爵贖免。（四）免去妨害吏民的法令，廢除挾書律。從此，吏民可以自由抄看《詩》、《書》、《禮》、《易》、《樂》、《春秋》等歷史文化典籍。秦末以來長期珍藏的古書開始現於人世，為漢初文化復興之肇始。（五）廢除三族罪、妖言令。從此，即使犯重罪也不株連父族、母族、妻族，也不再以言論治罪。漢法已修改得相當寬容，相當開明。（六）弛商賈之律，也就是實行工商自由的經濟政策。所以司馬遷稱贊說：「孝惠皇帝、高後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後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無為而治和法制改革的結果。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呂後掌控政權的16年中，「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從而全面地為文景之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❷ 春秋時期的法律制度
春秋時期的法律制度
（一）春秋戰國是中國古代社會從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的時代。社會的基本特點是「禮崩樂壞」，封建制逐步確立。
儒家是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中最早形成、最有影響的一個最大的學派。孔丘是儒家的創始人，其貢獻在於提出並建立了以「仁」為核心、以「復禮」為目的的思想體系，作為整個儒家的理論基礎，並構建了儒家法律思想的體系。孟柯沿襲孔丘的思想體系，荀況對孔丘的思想發展較大，是儒法合流、禮法統一的先行者。
儒家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維護「禮治」，即要求建立以家庭為本位、以倫理道德為中心、以宗法等級為基礎的法律制度和意識形態，要求以「禮」作為指導立法和司法的基本原則。提倡「德治」，即認為法律僅僅是確立和維護「君臣父子」等道德准則的輔助手段，主張「教化」，反對不教而殺；在法律和道德的關繫上，相對來說，輕視法律及其強製作用，重視道德感化作用。重視「人治」，即指重視統治者個人尤其是最高統治者在治理國家過程中的決定作用，提倡「聖賢」治國，主張將立法、司法權集中於「英明」的君主手中。
法家是戰國時期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利益、主張「以法治國」的一個學派。法家主張「變法」、要求「以法治國」「一斷於法」。法家學派的鼻祖是戰國初期的李悝。
（二）春秋末期的法律制度發生重大變革，就是鄭、晉兩國最早出現的「鑄刑鼎」事件，公布了以保護私有財產為中心的成文法律。「鑄刑鼎」事件的出現，標志著中國古代成文法的產生。
1．春秋末期，首先創製成文法的是鄭國的子產。公元前536年，子產「鑄刑鼎」，將法律條文鑄在鼎上，公布於眾。這是中國古代第一次公布法律。此舉遭到晉國大夫叔向他的抨擊。
2．公元前503年，鄭國執政殺鄧析而用《竹刑》。《竹刑》原為鄭國大夫鄧析所私自編撰，並無法律效力，後經國家認可，才具有法律效力。
3．公元前513年，晉國大臣趙鞅、荀寅將該國法典鑄在鐵鼎上，公布於眾。但遭到了孔子的反對。
4．鄭、晉兩國相繼鑄刑鼎的事件是中國法律歷史上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法律事件。它宣告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中國奴隸製法律形態的結束和成文法的誕生，標志著中國古代法律步人了一個新的時代。
（三）鄭、晉兩國的成文法之後，戰國時期新興地主階級紛紛登上各諸侯國的政治舞台，進行變法改革，制定成文法，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成文法運動。成文法運動的發祥地三晉地區的魏國，產生了成文法運動的豐碑《法經》；在秦國，出現了成文法運動的集大成者《秦律》。
（四）《法經》
《法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的封建成文法典，它是戰國時期魏國李悝制定的，是成文法運動的結晶，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
《法經》共有《盜法》《賊法》《國法》《捕法》《雜法》《具法》六篇。《盜法》和《賊法》是關於懲罰危害國家安全、傷害他人及侵犯財產的法律規定。《囚法》（也稱《網法》）是關於囚禁和審判罪犯的法律規定。《捕法》是關於追捕盜賊等的法律規定。《雜法》主要是關於盜賊以外的其他犯罪與刑罰的規定，起著具體加減作用。
《法經》的基本特點是：保護新興地主階級的私有財產和人身安全；維護君主專制制度和封建統治秩序；體現法家重刑輕德的思想；開創編纂成文法典新體例。
（五）商鞅在秦孝公重用下，實行變法，對秦國法律制度進行重要改革，主要內容有：
1．改法為律。商鞅對《法經》做了許多重要補充，以《法經》為藍本創立了秦國的法律體系。
2．重農獎功，富國強兵。頒布墾草令、分產令等，實施廢井田、開阡陌的土地政策，從法律上確認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為獎勵軍功，頒布《軍爵律》，這對廢除世卿世祿制有重要意義。
3．明法重刑。制定了一系列的執行重刑的具體措施，主要有族刑連坐、行刑重輕、不赦不宥、刑用於將過和獎勵告奸等。
商鞅變法為秦國的政治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商鞅的法律理論與實踐都為秦朝各代君主所接納，以至直接影響到秦的「法峻刑嚴」，為封建法律的嚴酷
❸ 中國古代各個王朝的法典
1、《新律》
新律指我國歷史上曹魏政權的法律。魏明帝時，鑒於漢朝律令繁雜，在太和三年（公元229年）下詔改定刑制，作《新律》十八篇，也叫《魏律》、《曹魏律》。
三國時期，吳、蜀雖制定過一些科條，但沒有編纂出系統的法典。曹魏的《新律》是三國時代最有影響、最具代表性的法律，是一部系統的法典。
2、《泰始律》
由於《魏律》內容繁雜，早在司馬昭執政時即命賈充、羊祜、杜預、裴楷等人參考《漢律》及《魏律》來修編新法律。
晉武帝泰始三年（267年)完成編纂工作，次年頒行全國，此即《晉律》。因於泰始年間頒行，又稱《泰始律》。
3、《開皇律》
《開皇律》是隋代第一部法典，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國家憲法。隋文帝開皇元年(公元581年）命高熲等撰定新律，同年頒布，是為《開皇律》。
開皇三年又命蘇威、牛弘等重修，刪繁就簡，成12篇，即名例、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斗訟、詐偽、雜、捕亡、斷獄，共500條。「自是刑網簡要，疏而不失」。（《隋書·刑法志》）。原文已失傳。
《開皇律》廢除前代的鞭刑及梟首、轅裂等酷刑和孥戮相坐之法，更定刑名為笞、杖、徒、流、死五種，並定「八議」，還將北齊時的「重罪十條」改為「十惡」大罪，規定在《名例》篇中，對後世法律影響很大。
5、《大明律》
《大明律》是明朝的主要法典。它是中國法制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法典。它草創於金戈鐵馬的戰爭時期，完成於重典治國的洪武年代。
這部大法不僅繼承了明代以前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的歷史優點，是中國古代法律編纂的歷史總結，而且下啟清代乃至近代中國立法活動的發展，為中國近現代的法制建設提供了一些寶貴的借鑒。
5、《永徽律》
永徽律是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頒行的法典。永徽初，長孫無忌、李勛、於志寧等根據《貞觀律》撰成，計12篇，500條。內容基本與《貞觀律》相同。
唐統治者為了確保法律適用的統一，使執法官吏懂得每一條文的精確含義，發揮法律的效能，永徽三年，又詔長孫無忌等人撰寫《疏議》，對《永徽律》逐條逐句進行解釋。
永徽四年撰成奏上，共30卷，附於律文之後，同時頒行，與律文具有同等效力。律與疏合在一起，稱《永徽律疏》，後世稱《唐律疏議》。
是唐律發展到完備階段的標志，也是宋、元、明、清、各代制定和解釋法律的藍本。對越南、日本等國的封建法律也有很大影響。是我國現存最早最完備的封建法典。
6、《朝律》
《朝律》是西漢中期立法活動成果之一，別名是《朝賀律》，主要是朝賀制度方面的專門法律。
西漢中期立法活動成果之一。漢武帝時期趙禹制定的《朝律》6篇，又名《朝賀律》，主要是朝賀制度方面的專門法律，它進一步規范了臣子朝見君主的禮儀。
《九章律》、《傍章》、《越宮律》、《朝律》，統稱為「漢律六十篇」，構成了漢律的基本框架。
7、《宋刑統》
宋太祖建隆四年（公元963年），時任工部尚書判大理寺竇儀主持立法，是年7月制定完成了《宋建隆重詳定刑統》，簡稱《宋刑統》，由宋太祖詔令頒行全國。
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年）頒布《大中刑律統類》， 將《唐律疏議》的條文按性質拆分為121門，然後將「條件相類」的令、格、式及敕附於律文之後。
這種將律、令、格、式、敕混為一體，分門編排的體例，改變了自秦、漢以來的法典編纂的傳統，開辟了新的立法形式，後人簡稱該形式為《刑統》。
《大中刑律統類》的立法模式為後世效法，五代至宋，「刑統」取代「律」，成為主要的法典，如《同光刑律統類》《大周刑統》。
宋朝沿用該立法模式，頒布了《宋刑統》，並由大理寺刻板印刷發行全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刻板印行的法典。
《宋刑統》和唐律一樣也是十二篇，除了個別要避諱的字外，內容和唐律基本一致，可見唐律對於《宋刑統》巨大影響。除了大量本朝的詔敕外，也收錄了唐朝的一些法令和詔敕，作為參考。
五刑制度也沿用了唐律的規定，其他有關定罪量刑的規定如議、請、減、贖等也和唐律相同。但宋朝的刑罰也有了一些變化，如凌遲刑的開始合法化就是在宋仁宗時期。
8、《大清律例》
《大清律例》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部法典。《大清律例》的制定工作，開始於順治元年，經過順治、康熙和雍正三朝君臣的努力。
到高宗乾隆皇帝即位時，命王泰為律令總裁官，重修《大清律例》，在經過乾隆御覽鑒定後，正式「刊布中外，永遠遵行」，形成清朝傳世的基本法典。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大清律例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宋刑統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朝律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新律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泰始律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永徽律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開皇律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大明律
❹ 有關法律的古代名言
1、罪疑惟輕，功疑復惟制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尚書·大禹謨》
2、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尚書》
3、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尚書·大禹謨》
4、治國無其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衰。——《唐·歐陽詢·藝文類聚》
5、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國語·晉語七》
6、有法而行私，謂之不法。——慎到
7、有法而不循法，法雖善與無法等。——沈家本
8、唯奉三尺之律，以繩四海之人。——唐·吳兢《貞觀政要》
9、為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人臣者援私以為公。——《管子·君臣上》
10、37、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商君書》
11、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墨子·法儀》
12、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老子》
13、太平之世不立刑。——康有為
14、設若上無道栓，則下無守法。——葛洪《抱朴子·判子》）
15、設而不犯，犯而必誅。——曹操
16、賞厚而刑，刑重而威，必不失疏遠，不違親切。——《商君書》
❺ 清朝的法律是什麼
《大清律抄例》是中國封建襲社會最後一部法典。清朝的傳世基本法典《大清律例》的制定工作，開始於乾隆元年，經過順治、康熙和雍正三朝君臣的努力，到高宗乾隆皇帝即位時，命三泰為律令總裁官，重修《大清律例》，在經過高宗御覽鑒定後，正式「刊布中外，永遠遵行」，形成清朝的基本法典。
❻ 簡述商鞅的型無等級和以刑去刑的思想
1、刑無等級是先秦法家倡行法治。刑罰不論等級、貴賤、親疏的主張。商鞅認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史記·商君書列傳>）。針對「刑不上大夫」的禮治，提出「壹刑」：取消貴族特權，勵行法治。《商君書·賞刑》：「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
韓非進一步提出：「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有度篇》）。以法為本，事斷干法，否定奴隸主貴族「禮有差等」的舊傳統。「刑無等級」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的要求，為建立封建法制提供了思想基礎。
2、以刑去刑是指對犯罪用重刑懲處，使人畏刑而不敢犯法，從而達到不用刑罰的目的。這是先秦時期法家重要的法律思想，以商鞅．韓非為代表。商鞅主張「禁奸止過，莫若重刑」。其「重刑」的含義，一方面是「刑多而賞少」、「先刑而後賞」、「重刑輕賞」，另一方面是．加重輕罪的刑罰，這樣才能"以刑去刑，刑去事成」。
(6)君臣法規擴展閱讀
法家思想
商鞅在變法之爭時提到的「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就成為了秦國政治的指導原則，使秦國領先於山東六國。其次，商鞅執法不避權貴、刑上大夫表明了他堅決貫徹了法家的這一主張。最後，法家還有一個共性就是，商鞅一樣抱著法家「明法」的態度和精神來推行政治改革，讓百姓知曉法律。
獨立思想
商鞅獨立的思想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商鞅主張全農的經濟政策，為此他頒布了《墾草令》，制定出二十種重農和開墾荒地的辦法。一方面直接或間接的刺激農業發展，一方面打壓工商業。其次，商鞅主張重刑厚賞。
商鞅認為人的本性是趨利畏罪的，只要重刑厚賞，就可以很好的治理人民，使國家安定。為此商鞅一方面制定嚴酷的刑法治理人民，一方面重賞立信。第三，商鞅主張重戰尚武，具有軍國主義思想。最後，商鞅主張國家應統一民眾的心智，制定統一的制度，實現統一的目標。
商鞅的思想在商鞅死後經過發展逐漸形成一門學派，名為商學派。商學派經過建立、開拓、發展、定型和後勁五個階段，配合秦的歷史，逐漸成為主宰秦國乃至秦朝的思想主流。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商鞅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刑無等級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以刑去刑
❼ 唐朝的立法與行政是怎樣的
能否依法行政，是現代社會中人們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健康文明的重要標志。其實，在古代社會中，能否依法行政，也是決定一個國家是否健康文明發展的關鍵。隋唐封建社會的文明昌盛，尤其是「盛唐氣象」的形成。就與當時的統治者重視法制建設，注意寬猛相濟，妥善處理禮法關系，君臣帶頭守法，以及維護法律的統一與穩定，有很大的關系。
隋唐時期的法制建設，在中國古代法制史上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中華法系」是世界上著名的法系之一，而唐律，被稱為「中華法系」的代表。這一時期，無論是立法形式、法律內容及司法實踐等方面，都有不少可以垂鑒後世的東西。
隋唐時期的統治者，比較重視立法工作。並注意總結借鑒前代的立法經驗與技術，使這一時期的法律形式達到空前完備的程度。
早在隋唐之前的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都有過不少大的立法活動，並前後繼承革新，南北融合，一脈相承，為隋唐的法制建設奠定了可資借鑒的良好基礎。
隋唐的統治者，對立法工作比較重視。其中以修律為主的大的立法活動，進行過多次。如隋朝開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剛一即位，就命大臣高熲等總結魏晉南北朝以來的立法經驗，修定新律，強調要「取適於時」，貫徹寬簡原則，刪除前代殘酷的刑罰。開皇三年（583年），隋文帝在審閱刑部的奏報時，發現律文還是太嚴密，又命蘇威、牛弘等大臣更定新律，這就是垂範後世的《開皇律》。《開皇律》在篇章體例上繼承了《北齊律》「法令明審，科條簡要」的特色。到了煬帝即位時，由於在實際貫徹中已經出現法制混亂、刑罰濫酷的情況，為了標榜寬刑，又命牛弘等人更修新律，於大業三年（607年）頒行，即為《大業律》，基本上是《北魏律》的復舊，在立法技術上遜於《開皇律》。
唐朝的法律基本承襲隋朝的《開皇律》。同時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不斷加以調整完善。大的立法活動，至少有10多次。其中前期的立法活動，以修律為主，兼及其他法律形式；後期的立法活動，以編敕（皇帝下達的詔敕）和刑律統類（類似法律匯編）為主。
隋唐時期的法律形式，以律為主，同時還有令、格、式等。對於律、令、格、式的解釋，史籍所載還不完全一致，綜合各種解釋，可以作一個大概的界定。①律。律是關於定罪量刑的法規，但涉及的范圍相當廣泛，不僅僅限於刑事方面。從唐初法制的指導思想及唐律的規定來看，律在4種法律形式中最為穩定，地位也最高。②令。令是關於國家各種制度的法規，幾乎包括了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各個方面的制度，如均田制、賦役制等，都由令規定。③格。格是皇帝對國家機關分別頒行的，以及因人因事隨時發布的敕，經過整理匯編的法規，故又稱敕格。如唐太宗貞觀十一年（637年）刪定武德年間以來的敕格，定留700條，以尚書省諸司為篇名，其中有關諸司日常公務、留在司內施行的稱為「留司格」；唐高宗永徽年間特頒發州縣實施的稱「散頒格」。④式。式是國家機關的辦事細則和公文程式。其篇目比令更為繁多。國家的一切公務，都須依據令、格、式的規定進行。違背令、格、式以及其他犯罪行為，一律按「律」的規定斷罪量刑。因此，這4種法律形式構成唐前期的立法的整體，以此處理國家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問題，是封建法制協調發展的反映。
除了律、令、格、式外，皇帝的制敕，在唐代法律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唐律《斷獄》篇規定，「制敕」斷罪，是「臨時處分」，必須經匯編後確定為格的，才能引為斷罪的正常依據，否則要負刑責。但是，制敕既能臨時處分斷罪問題，便是這一原則的例外。事實上，制敕對一切問題都可隨時專斷，這是君主專制制度的必然。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制敕雖未被定為一種法律形式，但其法律效力卻高於其他任何法律形式。
還需一提的是，唐代的法律中，還有一部《唐六典》。開元十年（722年），唐玄宗親自書寫六條：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命大臣以《周官》為指導和模式，加以制定。《周官》是《周禮》的原名，大概是後人編撰的周朝的官制，分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分別主管治（唐玄宗寫成「理」是為了避高宗李治的名諱）、教、禮、政、刑、事六個方面的政務。由於這種分類法相當繁雜與困難，所以承擔此任務的大臣前後花了六七年時間，才於開元十六年（728年）完成。由於唐玄宗早已手書六條，故稱《六典》。《唐六典》是系統地記載規定唐朝官制的政書，主要內容是關於國家機構的設置，人員編制、職責，以及官員的選拔、任用、考核、獎懲、俸祿、退休等方面的制度規定。有人考證後認為，《唐六典》在唐代不曾頒行，卻又曾行用。說它不曾頒行，是指它制定後的200年問從未明詔頒行；說它又曾行用，是因為它是初唐百多年政治、經濟、文化等歷史經驗的總結，其內容多見諸於中唐以前的史實，它是這一時期簡化了的綜合性的「史錄」，在開元、天寶以後的長時期內，被唐人奉為不刊之典。
隋唐特別是唐朝法律的基本內容和特點，表明這一時期法制建設經驗的成熟。因此，唐律不僅對後世，就是對當時周邊國家，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隋唐是封建社會高度發展時期。這一時期的法律（包括律、令、格、式等形式的法律），尤其是唐朝的法律，其主要內容，是從各個不同的方面，來維護封建統治，鞏固統治基礎，保持經濟社會的穩定與發展。①鞏固封建君主專制政權。這是唐律的首要內容。具體體現在各個方面的法律條文中。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嚴厲鎮壓謀反、謀大逆、謀叛等危及封建政權的犯罪；確保皇帝個人的絕對安全和尊嚴；確保皇帝獨攬一切軍國大權。②維護封建等級制度。如規定官員、貴族依法享有種種特權；嚴格劃分良、賤，在婚姻、訴訟等方面加以嚴格區別等。③維護封建家庭的綱紀倫常。如確保尊長的權威；在婚姻關系中確保丈夫的優越地位；嚴懲親屬相奸等。④維護封建剝削的經濟基礎。如明確規定均田法和租庸調法；嚴懲脫戶、漏口、相冒合戶、私人道等行為，以保證國家控制充足的勞動力與納稅者。⑤保證封建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如要求官吏必須堅守崗位，依法辦事，忠於職守；必須廉潔奉公，嚴懲利用職權營私舞弊、貪贓枉法的行為；要求監臨主司或監臨主守這些握有實權的官吏，必須恪守禮法，辦事必須實事求是，嚴禁悖禮、詐欺以及弄虛作假；嚴懲對軍政事務的擅權、瀆職行為。⑥保衛封建國家安全，懲治一切不利於封建統治的行為。如強調封建國家的安全和經濟利益不受侵犯；維護社會的治安秩序，嚴懲強盜、竊盜，懲治斗毆、傷、殺，嚴懲放火、決堤，維護城市和市場管理秩序等。除此之外，在唐律中還對其他一切可能的犯罪行為，作了概括性規定，使違禮入律的所有行為，都無一能逃法網。
如果仔細研究一下唐律的具體內容，就可發現，它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首先，是「一準乎禮」。唐律的首篇《名例》指出：「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這里的德，主要是指君主要以「寬仁治天下」，要注意「以民為邦本」；禮，主要是指以封建綱常對臣民進行教化。德禮與刑罰相比較，前者是本，應為主；後者是用，應為輔。但德必須以禮為理論指導，並付諸實踐。而以禮為准，賦予法的形式，或者說以禮入法，禮法結合，這個過程在漢朝便已開始，魏晉南北朝不斷加以發展，日趨完善。唐律則是這種發展與完善的典型。比如，唐律總的精神就在於貫徹封建「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無論是《名例》篇還是其他各篇，都是如此。被認為是極其嚴重的十惡大罪，懲罰的都是直接危害封建「三綱」的行為。再如，唐律律條中，不少本來就是禮的內容，直接以禮入律。「八議」（議親、故、賢、能、勛、貴、勤、賓）、「三赦」（幼弱、老耄、憨愚者犯罪可寬容）、「同居相為隱」（即「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等），這些原則本來就是封建禮教的內容，在唐律中就是法的規定。依據禮的精神而制定的其他律文，更是隨處可見。又如，唐律藉助《疏議》引用儒家經典，充分闡發封建禮教的「義理」，而《疏議》具有與律條同等的效力，使禮教廣泛滲透並指導律條的運用。正因為禮與律如此密不可分，才使得兩漢以來，歷久不衰的引經決獄成為多餘，從而宣告終結。這也說明了唐朝封建法制的成熟。
其次，是寬簡、劃一、持平。寬是寬大，簡是簡約。寬大主要指立法內容方面，基本要求是盡量輕刑，盡可能使人不致陷入犯罪，或犯罪後得到較輕處理；簡約主要指立法形式要簡明，盡可能使百姓了解法律的內容，也使司法官便於掌握。劃一，是要求法律條文精神要前後一致，該重則重，該輕則輕，不能法令不一，前後矛盾，使官民都有空子可鑽。持平，就是定罪量刑尤其是量刑的規定不偏頗，比較適中，這在唐律的「五刑」（笞、杖、徒、流、死）及其加減中，體現得較為明顯。
再次，是法律保持相對穩定。唐玄宗曾說：「法令不能經常變，經常變就煩瑣，官吏記不住，又前後矛盾，執法之吏就會鑽空子，營私舞弊。」這一思想在唐前期基本得到貫徹。唐初由房玄齡等人主持制定的律、令、格、式，終唐太宗在位之世，都無變更。當然，客觀形勢的發展變化，要求對某些不合時宜的內容進行修改，這是正常的。但是，修改法律一般按嚴格的程序進行，否則，要算違法犯罪行為，予以懲處。尚書省審議修改法律，須召集七品以上京官進行討論，作出決議，奏報皇帝裁定。
還有，是立法技術空前完善。一部法典的立法技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情況。唐律是在初唐封建統治秩序相對穩定，經濟、文化蓬勃發展的情況下制定的。它充分運用前代王朝的立法經驗，吸取過去的律學研究成果，以名例篇為綱，其餘11篇為目，篇章結構井然有序，將人們各個方面不利於封建統治的種種行為，甚至是設想可能的行為，盡量納入。正如《名例》篇首疏議所說，唐律做到了「章程靡（無）失，鴻（大）纖（小）備舉」，而律文只有502條，的確「簡約」。《名例》篇與其他各篇之間的律條相互呼應，綱舉目張，在同一篇中的各條之間，以及同一條中的各項之間，彼此關照。全部律條緊密相扣，可說是「滴水不漏」。至於律條的文字簡要，概念明確，用語確切，邏輯嚴謹，疏議的理論深度和文字功夫等，在中國古代法典中，無疑是空前的。後世的封建立法，有些地方有所改進，有些則一直未能企及。
古代山水正因為唐律是集歷代封建法典之大成，且有以上特點，故對於後世的封建法制有極大的影響，並且及於東亞鄰國。
唐之後的五代時期，受唐律影響比較顯著的法律如《大梁新定格式律令》，其卷數與篇目同《唐律》完全一致。宋朝唯一的律《宋刑統》，幾乎是唐律的翻版，甚至原文照抄《唐律疏議》，只是將每篇律條分為若干門，在律條後附有關的敕、令、格、式，以及「起請條」，對刑制有所改革而已。元朝在司法實踐中，也經常引用唐律作為依據。明朝洪武初年制定的《明律》，篇目與唐律一樣，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更修明律，才改為30門，分吏、戶、禮、兵、刑、工六律，仍以《名例律》為第一。《清律》採取明律的體例，但內容及原則基本因襲唐律。
唐律對東亞鄰國的法律也深有影響。在日本，有信史可考的《大寶律令》，有律文6卷，其中有11篇的名目與次序，一如《唐律》，律文內容也多相似。在朝鮮，當時的典章制度，大抵都仿照唐朝法律。此外，在越南和西域諸國的古代法典中，也可尋出與唐律的源流關系。所以，如果說《羅馬法》和《拿破崙法典》是西方奴隸制和資本主義社會中具有世界意義的法典，那麼，唐律至少在東亞鄰國的封建法典中具有典型意義，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當然，唐律對於東亞鄰國封建法典的深遠影響，是唐朝全部政治、經濟、文化對這些國家產生深刻影響的一個具體方面和必然的結果。
在司法方面，對司法機構、訴訟制度、審判制度以及監獄管理等方面，都有比較明確、嚴格的規定。隋唐比較開明的君臣，也都注意審慎用刑，賞罰分明，不徇私情。同時，也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以至濫用刑罰的情況。這些，從正、反兩方面對當時社會發生著影響。
司法制度與執法的實際情況，是法制建設的重要一環。隋唐司法制度總的說來是健全的；在法律的具體實施中，則有好的方面，也有不良的時候。
隋唐時期的司法機構，中央以大理寺、刑部為司法機關，御史台也參與司法工作。大理寺是最高審判機關，負責審理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對徒、流的判決，須送刑部復核，對刑部移送的地方死刑疑案，有重審之權，死罪的判決須皇帝批准。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機關，負責復核大理寺及州、縣必須上報的徒刑以上案件，在審核中，如有可疑，徒、流以下案件駁令原審機關重審，死刑案件移交大理寺重審。御史台只是中央監察機關，在司法方面主要是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審判活動，遇有重大疑案，也參與審判或受理有關行政訴訟的案件。唐時，對大案、疑案，通常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的長官會同審理，稱「三司推事」。必要時，皇帝還命令刑部會同中書、門下二省集議，以示慎重。較次的案件，或各地發生的不便解送京師的大案，則派三司中的副職及其下屬前去審理，稱「小三司」。唐朝地方司法，由州（郡）、縣行政機關兼理，但屬吏較前增多。州設法曹參軍（或司法參軍），受理刑事案件；設司戶參軍，受理民事案件。縣設司法佐、史等，協助縣令處理民、刑案件。縣以下鄉官、里正、坊正、村正等，對有關婚姻、土地等民事案件也有一定調解或裁判權，不服者可上訴至縣重審，刑事案件則直接由縣審判。
訴訟制度比較嚴格。唐律規定，告訴必須由下而上，從縣、州到中央依法定程序上訴，一般不許越級上訴，否則，要處罰。司法機關應受理而不受理者，也要處罰。有嚴重冤案被壓抑不能正常申訴者，可以向皇帝直訴，但有一些相應的防範措施。為了防止濫訴和嚴懲誣告，規定告訴必須註明年月，指陳事實，不能稱疑（即自己不能確定是否實有其事），與事實不符，匿名告人，都有罪，誣告者則要反坐。對謀反、謀大逆、謀叛罪，任何人都必須揭舉告發。對有些犯罪，則根據情況，有一些限制，有時告了反而獲罪，主要是為了貫徹「親親得相為隱」、「卑為尊隱」、「奴為主隱」等禮教綱常。
審判制度比較嚴密。唐律規定，司法官在審訊時，必須首先弄清案件，仔細考察被訊對象的言辭、表情和陳述的理由，反復進行比較、考核、驗證，了解有關事實。如果事實仍然不夠明確，不能判斷，而必須拷訊者，應立案，與有關人員共同拷訊，否則，要受懲處。罪狀、證據已經明確，犯人即使不招，也可根據事實進行判決。在定罪量刑時，既不許「人人罪」，即把無罪斷成有罪，輕罪斷成重罪；也不許「出人罪」，即把有罪判成無罪，重罪判為輕罪。否則，也有相應的懲罰。司法官斷罪時必須嚴格依據律、令、格、式的正文，對於皇帝臨時就某人某事而發布的「敕」，凡是未經編入永格者，不得引用作為「後比」，如果任意引用出了差錯，也要負相應的責任。為了防止司法官因親仇而故意出、人人罪，規定了相應的迴避制度。對於司法中的「拷訊」，也有嚴格限制，如拷囚不得過3次。總數不得過杖200，拷滿200仍不招認者，取保暫放；依法應享有議、請、減者，均不得拷訊。孕婦犯罪應拷訊者，須等產後百日再拷，違者分別處徒、杖刑罰。案件審理完畢，凡是判處徒刑以上的人犯，應對囚犯本人及其家屬宣告判決的具體罪名，允許其「服辯」，即申訴對判決的意見。如果不服，應認真進行復審。對死刑罪犯，更為慎重，其判決必須奏報皇帝，定罪執行死刑前，還要3次或5次奏報，得到皇帝的許可，才可執行。婦女犯死罪而懷孕者，須待其產後百日方能執行。
監獄的設置和管理，也比較完善。中央設有大理寺獄，關押皇帝敕令逮捕和朝廷犯罪的官吏。在京師，有京兆府和河南獄，關押京都地區的罪犯；在地方，各州、縣都設有監獄，囚禁當地犯人。各監獄均設有專職的掌獄官，負責監獄管理。同時，對在押人犯應如何監禁，應上何種刑具，均有詳細的規定。
從具體的司法實踐看，隋唐時期比較開明的君臣，都十分注意依法行政辦事，維護法律的統一、公正，賞罰分明，不徇私親。如隋文帝開皇前期就是如此。唐太宗則更是以此作為治國安天下的一項基本原則，他尤其強調執法要審慎，不肯輕易給人下結論，死刑三復奏、五復奏，就是由他提出並訂入刑律中的。隋文帝、唐太宗及其他一些帝王也常常親錄囚徒，一旦發現冤濫，即刻昭雪。對於親貴犯法之人，也能做到依法懲處，不肯以私情壞公法。在君主以身作則的帶動下，這一時期出現了不少受到贊譽的循吏、良吏，如高熲、狄仁傑等，都能堅持「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原則，執法不阿權貴，同時注意防止嚴刑濫罰，平反冤假錯案。這些都對當時的法制建設以及整個社會的穩定、安寧與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封建盛世在這一時期出現，與他們在這方面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但是，這一時期的某些君臣，在某些時候，又因各種因素所致，有法不依，執法不嚴，賞罰不公，甚至隨意變更法律，實行酷吏統治。如隋文帝末年，以及隋煬帝時期，往往將法律撇在一邊。任意定罪論刑，濫加賞罰，以致「以殘暴為能幹，以守法為懦弱」，使當時的法制尤其是司法制度遭到嚴重的破壞，從而加速了隋朝的滅亡。唐朝的有些時期也有嚴重破壞司法制度的行為，如武則天當政時，為了防止李唐宗室反抗，任用來俊臣、周興等酷吏，濫刑濫殺，造成無數冤假錯案，嚴重威脅到統治集團的安危，也給百姓帶來災難。到了唐後期，由於藩鎮割據，各自為政，他們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任情刑殺，中央根本無力過問。宦官擅權，朋黨之爭，誣陷人罪，法外施刑，乃至大開殺戒，也成為常事。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著唐王朝的衰亡。
隋唐法制史中，有許多可以垂鑒於後世的東西，如重視法制建設，注意寬猛相濟，處理禮法關系，君臣帶頭守法以及維護法律的統一與穩定等，都不乏現實意義。
重視法制建設，是國家安定、富強的必要條件。現代社會中的一些人，往往以為在古代社會，包括封建社會，是根本沒有什麼法制的，全憑帝王一人獨斷，興盛衰亡，全在帝王一人賢明與否。其實不然，只要翻開幾千年中國史，稍作仔細一點的研究，就不難得出結論，帝王的賢明與否固然重要，但封建法制的建設狀況，也與王朝的興衰息息相關。秦的發家，靠的是商鞅變法，以及改法為律，健全法制，商鞅個人雖死，但秦法未敗。漢代的興盛時期也是與法制建設的良好時期相一致的。與之相反，凡是衰弱乃至衰亡的王朝，或者王朝的某個時期的衰弱，又都是與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壞有關，而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壞，又必然引起或加劇王朝的衰弱或衰亡。隋唐王朝的統治者，尤其是開國的和開明的統治者，對此是有比較清醒的認識的，作為封建帝王，他們當然迷信個人在歷史上的扭轉乾坤的作用；但同時，他們也意識到人民力量的厲害，意識到協調規范各階級、階層利益關系的重要，而法律，正是上升為國家意志的統治階級的意志。作為統治階級的意志，它可以代表統治階級的利益、願望和目的，自然有利於統治階級；作為國家意志，它又是代表了全體人民的利益和願望，是協調各種關系的權威力量。正因為如此，總的來說，隋唐時期的統治者，較此前歷史上其他王朝的統治者，更為自覺地重視和加強法制建設。這在這一時期重大的立法活動，法律形式的空前完備，以及法律內容、原則的豐富與貼近實際需要之中，都可以明顯地反映出來。而這一時期社會的空前繁榮發展，自然與重視和加強法制建設的保障作用分不開。
注意寬猛相濟，是中國古代的一條基本治國方法，也是法制建設應遵循的一條基本原則。所謂寬，就是指政平刑輕；所謂猛，就是指政陡刑重。寬猛相濟，是指要根據不同時期的情況，該輕時用輕刑，該重時用重刑，交替使用，互為補充。當年諸葛亮治蜀，用的是以猛濟寬。因為在他之前的蜀國，是刑網疏闊，政令廢弛，人們不知道害怕刑罰，需要用重典治理，而且10年不赦一人，終於使蜀國得到大治。而隋唐王朝，在各自建國之前，接收的都是刑網嚴酷、民不聊生的政權底子，所以應該以寬濟猛。故隋朝的立法，本意和內容都是禁網疏闊，刑罰輕減，果然收到顯著成效。而隋末刑制大壞，其嚴酷程度幾乎令人不敢相信，故到了唐高祖初起兵後，一切廢除，只是約法12條。建唐以後制定律令，也依照刑網疏闊的《開皇律》為藍本，直到《貞觀律》、《永徽律》以至《開元律》，基本貫徹了這一宗旨。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趨於適中，以更好地適應治國安邦，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文化的需要。到唐後期分裂割據，地方割據勢力濫用刑罰，必然又激起民變，加深了社會動亂的程度。
妥善處理禮與法的關系，是隋唐法制建設中最有特色的一條經驗。禮與法的關系，同樣也是中國古代政治家治理國家時非常重視，又一直難以處理好的一個問題。這與古代儒家和法家不同的治國主張的影響也有關系。西漢武帝以前，似乎法家及主張以法為主治國的理論與實踐占上風，這有成功的範例，也有慘痛的教訓，秦朝的興與亡，同時證明了這兩條，到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禮教在治國方略中漸占上風，與之相應，以「春秋決獄」（即以儒家經典定罪量刑）為方式的禮、法結合的實踐也開始進行。一直到魏晉南北朝，禮與法都在不斷地摩擦、碰撞之中漸趨統一。到了隋唐，特別是唐朝，則基本完成了這一結合的過程，故出現了「一準乎禮」的唐律。所謂「一準乎禮」，不是說全部禮教都直接成了法律條文，而是說法律條文中滲透了禮教的基本原則和精神。這樣的結合與統一，當然對統治階級治國安邦是非常有利的，同時對社會的文明進步，也是有利的，當然有時也有害。由此引出一個問題，就是唐律到底是寬還是嚴？有人說寬，因為它的確比前代的刑罰有明顯的輕減；有人說嚴，因為它把本來只是違禮的言行，變成了違法的言行，把本來不受法律制裁的言行，變成了要受法律制裁的言行。這兩說，當然都有道理，但又都只是看到問題的一個方面，而不是全部。綜合起來看，唐律的確是寬嚴適中，當然這里有個立場問題，評價的標准問題。我們只能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待歷史問題。唐律的實踐效應，也證明了它在那個時代，是寬嚴適中的，有利於社會文明進步的，不然的話，它不會對後世及東亞鄰國產生那麼深遠的影響。
君臣帶頭守法，是唐朝法制建設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這里指的君臣，並不是所有君臣，或君臣的所有言行。但相對前代而言，唐朝守法的君臣要多一些。在封建社會，君是至高無上的，法律的興廢，人臣的生死，往往在君主的一言之中。我們常講封建社會也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好像這里包括了一切人，其實仔細品味一下，這里沒有包括皇帝。皇帝在任何時候都是例外的，他是集立法權、司法權於一身的最高統治者。在這種君主專制體制下，皇帝本人的素質如何，他對待法律的態度如何，直接關繫到法制建設的成敗。隋唐時期法制建設卓有成效，首先與皇帝注意帶頭守法執法有直接關系。這裡面有許多可以使人信服的事例，在古籍中多有記載。法制破壞嚴重之時，與皇帝本身的不守法有很大關系，這同樣也有許多事例。而皇帝之下的眾多臣子，對待法律的態度也很重要。有一支良好的執法隊伍，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證法律的正確貫徹實施，有時，還可阻遏帝王的一些違法行為。開皇時期、貞觀時期、開元時期，就是因為皇帝本人注意帶頭守法，臣子中又多是依法辦事之人，才使得朝政清明，國家復興、興盛和中興。否則，即使有再多再好的法律，也不會自然生出良好的成果來。這涉及到一個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話題，即人治與法治的關系問題。我認為在這一對關系中，起始和最終起作用的，還是人，不是法。因為法由人定，法由人來執行。只有到了人人自覺守法成為習慣之時，才可以做到法治優於人治或決定人治。這是一個運動的過程，不能只截下一段來加以論證。
維護法律的統一和穩定，也是隋唐法制過程中一條成功的經驗，其中也有失敗的教訓。這個道理很明白簡單，法不統一，人心不服；法不穩定，人難適存。因此，隋文帝也好，唐太宗也好，以及其他一些開明的君臣也好，都經常強調這一條。當然強調統一與穩定，不是不要調整與變革，只要實際情況發生變化，需要加以變通或變革時，就應該變通或變革，但這同樣要依法定程序進行，否則，就會引起混亂。隨意變更，朝三暮四，是歷代包括當代法制建設的大忌，切不可等閑視之。
❽ 宗法制對歷代法律制度有哪些影響
宗法制度以嫡長子繼承製為核心.
概況:中國古代維護貴族世襲統治的一種制度.至周代逐漸完備.夏商周三代是在原始社會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原始社會基本的社會關系就是血緣關系.這種社會結構在國家誕生以後被較為完整地保留下來.所以夏商周是一種部族國家.其政治制度帶有濃厚的部族色彩.形成了以宗法制為核心的政治體系.宗法制由原始社會的父系家長制直接演變而來的.周王自稱天子.王位由嫡長子繼承.稱為大宗.其餘庶子有的被分封為諸侯.對天子為小宗.在本國為大宗.其職位亦由嫡長子繼承.大.小宗的關系不僅是家族等級關系.也是政治隸屬關系.後世地主階級長期利用這種制度.以鞏固政權.神權.夫權.
宗法制即宗教法規.是一種權利繼承製度.將君位的承傳用嫡長子繼承製的形式確定下來.完善和鞏固分封制.防止貴族之間因為權力的繼承問題發生紛爭.宗法制下的等級尊卑觀念非常嚴格.等級森嚴.尊卑有序.它以血緣關系為紐帶.以君臣關系為綱紀.保證了貴族在政治上的壟斷和特權地位.維護貴族統治貴族集團內部的穩定和團結.世襲制.分封制和分封制一起.構成了夏商周時期的政治制度的主體.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❾ 利立浦特王國有哪些特別的法律和風俗
利立浦特國地理位置：在凡迪門蘭的西北方。
利立浦特人：小人國，身高六英寸左右，只有普通人的十二分之一，性情善良，國王賢明，國泰民安。
利立浦特國王：至高無上的皇帝，舉世擁戴，無所畏懼的君主高爾伯斯脫·莫馬蘭·愛夫拉姆·戈爾迪洛·舍芬·烏利·古，領土廣被五千布拉斯魯格，邊境直抵地球四極。
利立浦特國王的財政大臣佛林納：佛林納是利立浦特國王的一個寵臣，對於國王他一味阿諛奉承，他會想方設法讓其開心。反過來對人民卻趾高氣昂，看不起平民，認為他們比自己低級。
用「在繩子上跳舞」來選拔官員。
藍紅綠三色絲線其實是影射英國政府當時濫發綬帶和勛章的事。在英法，政府每年都授予一些有功人員綬帶和勛章，以藍綬帶為最高，紅綬帶次之，綠綬帶其次。在英國自16世紀亨利8世以來，按照《名譽授勛法》規定每年得到藍綬帶的不超過10人，紅的不過15人，綠的不過2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