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對條例

A. 司法部辦案程序規定有哪些

您好：
司法部辦案程序規定
一、政策起草和宣傳
1、擬訂司法行政工作方針、政策，起草有關法律法規草案，制定部門規章，制定司法行政工作的發展規劃並組織實施。
2、負責全國監獄管理工作並承擔相應責任，監督管理刑罰執行、改造罪犯的工作。
3、負責指導、監督司法行政系統戒毒場所的管理工作。
4、擬訂全民普及法律常識規劃並組織實施，指導各地方、各行業法制宣傳、依法治理工作和對外法制宣傳。
5、負責指導監督律師工作、公證工作並承擔相應責任，負責港澳的律師擔任委託公證人的委託和管理工作。
二、監督管理和調節
1、監督管理全國的法律援助工作。
2、指導、監督基層司法所建設和人民調解、社區矯正、基層法律服務和幫教安置工作。
3、組織實施國家司法考試工作。
4、主管全國司法鑒定人和司法鑒定機構的登記管理工作。
三、參與國際司法事務
1、參與有關國際司法協助條約的草擬、談判，履行司法協助條約中指定的中央機關有關職責。
2、指導司法行政系統的對外交流與合作，組織參與聯合國預防犯罪組織和刑事司法領域的交流活動，承辦涉港澳台的司法行政事務。
3、負責司法行政系統槍支、彈葯、服裝和警車管理工作，指導、監督司法行政系統計劃財務工作。
4、指導、監督司法行政隊伍建設和思想作風、工作作風建設，負責司法行政系統的警務管理和警務督察工作，協助省、自治區、直轄市管理司法廳(局)領導幹部。
5、承辦國務院交辦的其他事項。

B. 司法部頒布的關於加強監獄安全管理工作的若干規定是什麼

簡稱三十五條

C. 司法部關於廢止《司法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於加強對法律咨詢服務機構管理的若干規定》

司法部在2009年，2002年，2001年，2000年分別廢除了很多相關的部門規章，規范性法律文件。其中，2009年共廢除12件，2002年共廢除324件，2001年廢除《律師資格考試辦法》這1件，2000年共廢除63件。
所以有很多文件都被司法部廢止的，你要說清楚你需要的這三部規范性法律文件的全名。否則很難查找。另外，如果是太早之前的文件，現在也未必能夠查到。

我這邊給你附上《司法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於加強對法律咨詢服務機構管理的若干規定》的全文。
為加強對法律咨詢服務機構的管理，滿足社會對法律服務的需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和《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司法部關於加強法律服務機構統一管理的請示的通知》（國辦發<1985>82號）的有關規定，現對法律咨詢服務機構的設立及管理，作如下規定：
一、名稱
法律咨詢服務機構的名稱，按行政區劃、字型大小、業務性質和組織形式的順序組成。未經司法部審查同意和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不得使用「中國」、「全國」、「中華」、「國際」等字樣。
設立法律咨詢服務機構，符合成立公司條件的，稱為「……法律咨詢服務公司」；不具備成立公司條件的，稱為「……法律咨詢服務部（社、所）」。
二、性質
法律咨詢服務機構是向社會提供法律咨詢服務，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企業法人。其經濟性質按登記管理法規的有關規定核定。法律咨詢服務機構必須與主辦單位在人、財、物等方面徹底脫鉤。
三、成立條件
成立法律咨詢服務機構必須具備下列條件：
1．八名以上專職人員。其中至少五名是已取得法律專業大專以上畢業文憑者；或已取得律師資格者；或實際從事法律專業工作（包括在公、檢、法和行政執法機關工作以及從事法律教學、研究工作）五年以上者。符合上述條件的離、退休幹部按國家有關規定執行。
2．有固定的辦公地點和必要的辦公條件。
3．自有資金三萬元以上（成立公司的須十萬元以上）。
4．有健全的財會制度。
四、經營范圍
法律咨詢服務機構可以提供下列法律服務：
1．解答法律詢問；
2．代為草擬、審查、修訂有關法律事務的文書；
3．擔任法律顧問；
4．代理非訴訟法律事務。
五、審批、登記和監督管理
1．審批及登記
申請成立法律咨詢服務機構，應首先經設立該機構的主管部門審核後，向當地司法行政機關申請。由當地司法行政機關逐級審查同意後報省、自治區、直轄市司法廳（局）批准。正式批文應通知申報單位並報司法部備案。申請成立全國性的法律咨詢服務公司，須報司法部審批。
法律咨詢服務機構應於申請批准後三十日內，持司法行政機關批准件，按分級登記管理的有關規定，向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申請登記注冊，取得《企業法人營業執照》。法律咨詢服務機構應於登記注冊後，將開戶銀行及帳號報原登記主管機關備案。
申請成立和申請登記法律咨詢服務機構，均應提交下列文件：①主管部門審核同意的文件；②申請報告；③章程；④主要負責人的身份證明和組成人員的學歷、職稱和資歷證明；⑤業務活動場所使用證明；⑥資金信用證明或驗資證明；⑦其它必要的文件。
法律咨詢服務機構要求變更登記事項，應當向原批准機關提出申請，獲得批准後三十日內，向原登記主管機關申請辦理變更登記。
法律咨詢服務機構的終止，應報原批准機關審批，並於稅務、債務和其它有關事宜清理完畢後，向原登記主管機關辦理注銷登記。
法律咨詢服務機構的設立、名稱變更或終止，均須在省級以上報刊上公告。
2．管理
法律咨詢服務機構應接受司法行政機關和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的管理，並按規定分別交納管理費和登記費。
法律咨詢服務機構的成員（包括已經取得律師資格的成員）受本機構的指派從事咨詢活動時，一律不得使用律師名義，不享有法律規定的律師的各種權利。
法律咨詢服務機構不得聘用兼職人員。
法律咨詢服務機構於每年1月31日前要向批准其成立的司法行政機關報告上一年度的業務開展情況及工作總結，應當接受工商行政管理、稅務、財務和審計等有關部門的監督檢查；並應按登記管理法規的有關規定接受原登記機關的年度檢驗。
3．處罰
對於違反以下規定之①、②、③、④項的，由司法行政機關根據情況分別給予警告、撤銷機構的處分；對於違反以下規定之①、②、⑤、⑥項的，由工商行政機關根據登記管理法規的有關規定，給予警告、罰款、停業整頓、沒收非法所得、扣繳、撤銷營業執照的處罰：
①未經批准和登記擅自開業的；
②超出核準的經營范圍的；
③以律師名義進行活動的；
④因不稱職給當事人造成重大損失的；
⑤未按規定辦理變更登記、注銷登記及年度檢驗的；
⑥違反其他登記管理法規的；
六、經費管理
法律咨詢服務機構提供法律服務，暫按照《律師收費辦法》收取費用，不得超標准收費。
法律咨詢服務機構的營業所得，應依法納稅，其稅後利潤，按一定比例設立發展基金、風險基金、社會保險基金、福利基金等。
法律咨詢服務機構的人員工資標准，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司法廳（局）商有關部門確定。離、退休人員從事法律咨詢服務的個人收入，應按國務院有關規定執行。
七、本規定下發前已設立的法律咨詢服務機構，應在本規定下發之日起六十日內，向司法行政機關和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補辦批准和登記手續。在補辦過程中，各地司法行政機關和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必須嚴格按照本規定重新審查，對於與本規定不符的法律咨詢服務機構，應予整頓或撤銷。
八、本規定未盡事宜，應按有關法律和規定辦理。
九、本規定自下發之日起執行。

D. 《司法部調犯工作規定》的具體內容是什麼

應該的不好調的

E. 中國司法部發出的條例需要人大審批嗎，或者說人大和司法部的關系

不需要，你理解錯了，人大頒布的屬於法律，不會叫條例。一般只有國務院公布的行政法規才會叫條例，國務院法制辦並入司法部，承擔部分行政法規的起草工作，公布徵求意見稿。

F. 為何由司法部制定外國人管理條例司法部只是個司法部門，人大才是立法機關，這個有點看不懂了！

司法部只是公布徵求意見稿，根據立法法規定，國務院可以制定行政法規。你忘記了國務院可以行政立法，條例。由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總理簽署國務院令正式公布施行。

G. 司法部條例最終就會一定實施嗎

2009年11月17日，司法部下發了《關於加強監獄安全管理工作的若干規定》。該規定根據《監獄法》和監獄管理的有關要求，從安全警戒設施管理、獄政管理、罪犯勞動管理、警察隊伍管理、信息報告及處理等方面制定了35條監獄安全管理工作詳細規定，明確了具體要求和工作措施。至於具體的每條內容，去需要可發你郵箱，在這里發出來不太符合規定！

H. 司法部關於監獄安全管理的相關規定

2009年11月來17日，司法部下發自了《關於加強監獄安全管理工作的若干規定》。該規定根據《監獄法》和監獄管理的有關要求，從安全警戒設施管理、獄政管理、罪犯勞動管理、警察隊伍管理、信息報告及處理等方面制定了35條監獄安全管理工作詳細規定，明確了具體要求和工作措施。至於具體的每條內容，去需要可發你郵箱，在這里發出來不太符合規定！

I. 司法部關於《罪犯工傷補償辦法》是什麼性質

《罪犯工傷補償辦法》由司法部制定並發布。屬於部門規章。

一、《罪犯工傷補償辦法》具體規定了監獄罪犯在勞動中致傷、致殘或者死亡時的具體補償辦法。

監獄雖是刑罰的執行機關，不是社會企業，但仍有責任保障罪犯在生產勞動中的人身安全，對在勞動中傷亡的罪犯應予以必要的補償。關於罪犯在服刑期間因勞動所受傷害，對其補償應主要適用的法律依據應該為《監獄法》、《罪犯工傷補償辦法》。

1、我國《監獄法》第72條規定：監獄對參加勞動的罪犯，應當按照有關規定給予報酬並執行國家有關勞動保護的規定。

2、第73條規定：罪犯在勞動中致傷、致殘或者死亡的，由監獄參照國家勞動保險的有關規定處理。

3、《罪犯工傷補償辦法》 第7條規定： 罪犯在下列情況下致傷、致殘或死亡的，應當認定為工傷：

（一）從事日常勞動、生產或從事監獄臨時指派或同意的勞動的。

4、《罪犯工傷補償辦法》第9條規定： 罪犯的工傷認定結論由監獄作出。

5、《罪犯工傷補償辦法》第10條規定： 罪犯因工負傷，由監獄組織生產安全、勞動管理和醫療部門的人員按照國家有關標准和程序，對因工傷殘罪犯的勞動能力和傷殘等級進行鑒定。

二、罪犯在監獄勞動中致傷、致殘所引起的國家賠償，應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規定的程序處理。

1、《罪犯工傷補償辦法》規定:「罪犯在勞動過程中發生傷、殘或死亡事故，罪犯所在監區應當及時向監獄提出工傷申請報告。監獄應當在收到報告的30日內完成調查取證工作，作出是否認定為工傷的決定，並通知罪犯本人或家屬。

2、如果拒不作出工傷認定的，當事人可以向其上級主管部門提出申訴，如果仍不予以理會的。屬於行政不作為，可以依法提出行政訴訟，並可以要求進行賠償。

3、如果該行政訴訟不被受理，按照高院行政審判庭2005年作出的《關於罪犯在監獄勞動中致傷、致殘所引起的國家賠償如何救濟問題的答復》明確提出：《關於監獄對罪犯在勞動中致傷、致殘所作的醫療費、補償金等處理行為的性質如何認定以及對該行為不服如何救濟問題的請示》收悉。經研究，答復如下：罪犯在監獄勞動中致傷、致殘所引起的國家賠償，應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規定的程序處理。

J. 司法部關於基層法律工作者改革的近幾天的新聞

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陰影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除障礙
2013年1月1日，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施行後，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第一類訴訟代理人，也是專業訴訟代理人，使基層法律工作者看到了司法體制改革的曙光，感受到了基層法律服務所生存發展的希望和空間。然而在具體的執行中，受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的影響，作為享有審判權的人民法院仍然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行為存在著歧視性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在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中的諸多觀點。正是由於有吳博士觀點作支撐，作者在深圳市福田區法院代理北京等地的當事人承辦申請執行事務時，才遭到拒絕。
細探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和理論依據，作者發現這個批復的出台是司法體制改革的一次大倒退，且引用的是已經失效的或需要修訂的部頒規定，它的出現使無數有作為、能夠為「非轄區」當事人提供優質服務的基層法律工作者陷入了尷尬的境地。
為了基層從事法律服務的同行能夠正常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為了司法部高層能聽到最底層的聲音，作者從四個方面諫言，希望司法部決策層能夠及時作出反應，以消除司復[2002]12號批復產生的陰影。
一、從深圳兩級法院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不同做法，看兩級法院法官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規定的差別執行。
2011年3月以來，在山西省原平市南城法律服務所執業的作者，開始為以北京人為主的17名出借人，遠赴深圳市的兩家法院承辦被告為深圳市三家私營公司的民間借貸糾紛案，案件總量為54件，涉案金額為986萬元。由於該案有其特殊性和復雜性，作者先後在深圳兩家基層法院進行了4批次的訴訟，到2013年5月17日，四批次判決書全部發生效力。兩批17案已經中止執行，准備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破產還債。
2013年9月2日，當作者持北京市、內蒙古自治區等五省市區16名委託人簽發的授權委託書、本所的專用函和本人執業證，再次踏進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立案樓，代理這些當事人承辦37件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執行事宜時，被負責承辦執行案件窗口的女法官告知，因基層法律工作者不能代理非本轄區外的案件而拒絕接受相關訴訟文書。
此前，在深圳市福田區、羅湖區法院無論是起訴當初的代為立案、出庭代理訴訟，包括前兩批17個案件的申請執行，都沒有因為作者是一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以下簡稱法律工作者）而被拒之門外。
作者向這位女法官再三說明為這些當事人代理訴訟，並不是第一次來深圳，且已經生效的這37案判決書上的共同委託代理人就是本人。然而，這位法官依然堅持她執行的正是新《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
而作者的觀點正好與之相反。作者認為，既然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已經通過立法確立了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地位，就不應當看著已經過時的老黃歷，再拿已經失效的批復作擋箭牌。況且，十年前司法部一個批復怎麼能對抗立法機關的規定，任憑怎麼解釋都無濟於事。這位法官還為作者支招說，可以由當事人推舉訴訟代表人親自前來法院立案，以解決法律工作者代理權受限的問題。
由於作者在福田、羅湖區法院分別代理的前兩批共17件案件已經中止執行，將進入破產還債程序，作者帶著草擬的相關訴訟文書來到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請教。並與立案庭接待法官探討進入破產還債程序法律工作者能否享有代理權時，接待法官請示領導後明確答復，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不會受到限制。
在深圳這座高度開放的城市，兩級法院審查立案的法官對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兩種截然不同的做法，說明深圳市中院的同志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有正確的認識，業務素質更過硬，同時反映出執法者對新施行法律的理解仍存在著不同認識。
為了爭取37案執行階段的代理權，作者再次返回福田法院與這位法官交涉。承辦法官認為自己無權決定，請示負責立案審查的領導。這位領導很負責任，不僅與作者進行了溝通，還給深圳市中級致電了解了法律工作者代理權的問題，確認作者所反映的情況屬實後，又給其他基層法院打電話了解對類似情況的做法。最後女法官作出答復依然是，中院是中院的做法，基層法院就這么做，並以龍崗、羅湖區等法院都是這種做法為由拒絕。
作者提出是否可以給個書面答復，該法官答復可以，但須領導給出編號。等了好大一會兒，該法官告訴作者，已請示領導不能給予書面答復，也拒不接收相關訴訟文書。為了說服作者，這位法官還拿出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以下簡稱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作為其拒絕的依據。
兩方各執一詞，僵持不下，其直接後果便是影響當事人權利的實現。為了節省資源、節約時間，徵得委託人代表同意後，作者與深圳市一家規模律師事務所簽訂了《委託代理合同》，將這批37案的執行事務轉交當地律師代理。
作者代理的訴訟案件，真正符合「本轄區」條件者少之又少，也沒有被拒之門外。這是作者本人從業24年來，因法院執行司法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第一次被法院剝奪訴訟代理權。
二、其實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當時引用的條文已經失效，卻在之後的十餘年間仍大行其道，且產生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整個行業的良性發展。
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不顧法律工作者當時已經走向法律服務市場的現實，援引的又是已經過時、失效，且存在立法技術缺陷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主要問題是：
一、1991年9月20日由司法部頒布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總則部分第六條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所應當立足基層，主要面向本轄區內的政府機關、群眾自治組織、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承包經營戶、個體工商戶、個人合夥組織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務，服務方式力求便民利民，及時有效」，根據該條的規定，已經明確定位為「主要面向本轄區」，而沒有限定非本轄區。卻在分則部分的第二十四條第四項出現「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限制性的規定。
從立法技術層面看，如果分則部分的規定違反總則部分的規定，應當作為無效條款來看待，卻在當時缺乏立法法指引的情況下，加上擬稿人、審稿人法學理論的欠缺或疏忽，才作出如此不嚴謹的規定。因為法律服務業本身包括訴訟代理服務業務。事實上，當年中國的法學人才已不再匱乏，司法部應該有一批法學專家、法律專業人才。如果當時有人能夠意識到它的副作用，以及立法技術上存在的缺陷，只要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發布之前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刪除便可。
當然，我們不能忘記這項規定出台的歷史背景是法律工作者照樣拿著政府的工資、使用著政府的經費，穿著與公安、司法助理員一樣的警服，還從事著非法律服務工作，其工作性質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同時應當肯定，當時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正方興未艾，多數法律服務工作還處在「摸著石頭過河」階段，出台「工作細則」在特定時期確實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制定的基礎是，1987年5月30日由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根據暫行規定第九條「鄉鎮法律服務所實行『有償服務，適當收費』」的原則。……那時還沒有全面推行「兩不四自」。
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司法部當初的本意已經是鼓勵、扶持這個行業的發展，而不是進行打壓、限制它生存、發展的空間。
之後，司法部又倡導「不佔編制、不要經費」，提出法律服務所走「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道路，其意圖正是為法律服務所走向市場創造條件。當時對法律服務所代理訴訟業務加以限制，更多的顧慮可能來自對法律工作者業務能力的擔心。
三、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發布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本辦法自發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5月30日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同時廢止」，那麼到2000年4月1日之後《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這部曾經指導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建設、發展的部頒規章便失去存在的基礎。
《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這部新制定的部頒規章最具劃時代意義的做法是，將「鄉鎮法律服務」變更為「基層法律服務」，兩字之差確實是一種進步。按照常識和發展的眼光，曾與《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相配套的細則、解釋，如不修改重新發布便將作廢。
十分遺憾的是，就在新規頒布實施9個月之後，司法部竟不當引用效力待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在2002年12月10日，以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
這份批復是「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
根據邏輯學大提前錯誤，其推出的結論必然錯誤的基本原理，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效力待定或失去存在基礎的情況下，作出「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結論肯定錯誤。
然而，正是因為這個批復的存在，將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影響了十餘年，給工作優秀、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的卻是災難性後果，它束縛了有能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手腳。其間，江蘇省司法廳《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否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的請示》(蘇司辦2002)69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經過長期深入的調研，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發現，「2013年1月1日起實施的新《民事訴訟法》第一次在法律層面上確定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訴訟代理人的地位，明確規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可以被委託為訴訟代理人代理案件。但司法部於1991年針對政府撥款的法律服務所而制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卻依舊未改，仍令行於當今自收自支的合夥製法律服務所」。孔維克委員同樣認為，「這一限制性的規定與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工作者列為訴訟代理人的立法精神相悖。」
綜合評價這個批復，不僅沒有起到規范法律服務市場的作用，沒有給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工作便利，反而給沒有執業資格的其他人員代理訴訟留下了存活的空間。從現實意義看，它的存在將制約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的順利實施、成了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的拌腳石，是司法體制改革的大倒退。
三、吳兆祥博士對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及性質所持之觀點，既沒有考慮法律工作者產生的歷史背景，更沒有發現《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缺陷，也忽視了已經步入成熟的法律服務所對社會所作出的貢獻，更沒有從發展的眼光正視民事訴訟法作出的新規定，所發言論頗具消極意義，對法律工作者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產生的影響深遠。希望吳老能夠更新觀念，重新定位法律工作者在民事訴訟活動中的地位。
《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第十一章作者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撰文（以下簡稱吳文）認為，「基層法律工作者主要業務包括代理參加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活動。但是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司法部（司復[2002]12號）《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規定：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這是在代理訴訟業務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的主要區別。（見吳文P117第20行至第28行）
作者認為，吳兆祥博士可能沒有認真研究中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史，也忽略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更沒有根據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仔細梳理新法與舊法的關系，上位法與下位法的不同效力，更沒有質疑該批復是否合規有效，因此才直接引用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因而才作出「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訴訟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結論。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還指出「這次《民事訴訟法》修改之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是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見吳文P117倒數第1行至P118第1行）
作者認為，這種觀點很值得商榷。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對「公民代理」的范圍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是在司法部部頒規章已有明確規定的前提下，執意要把基層法律工作者劃入「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顯然是對取得執業資格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執業行為的不尊重，或者說是對基層法律服務整個行業的岐視，也沒有將司法行政機關核發的《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當回事。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最後指出「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訴訟代理人，就其訴訟法律地位而言，是仍然作為公民代理，還是成為一種獨立的代理人類型尚需進一步研究。（見吳文P118第1行至第4行）」
作者認為，從吳兆祥博士的說法可以看出，吳兆祥博士顯然是對全國人大的立法沒有信心。既然最高立法機關已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同一層次的訴訟代理人，說明雙方在訴訟中的地位平等，功能相同，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所不同的是，律師就是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還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只因各自取得資格的渠道、條件不同，核發證件的部門不同，而稱謂有別。但發證機構都是在各級司法行政機關領導下的兩個工作機構。若再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看成「公民代理」，顯然與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和立法本意相悖。
試想，如果司法部、國務院法制局及最高立法機關真得採納了吳兆祥博士提出的以上意見，在修改《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或更高級別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條例》、《基層法律服務法》時，真將其觀點溶入其中，那麼在未來的十到二十年內，基層法律工作者將再無出頭之日。最為直接的後果便是使得最高立法機關作出的基層法律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的民事代理訴訟地位變成一紙空文。
為此希望吳兆祥博士能實身處地考慮一下基層法律工作者面臨的現實困難，在《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再版時，將第十一章的內容進行適當調整，以免繼續以誤傳誤，成為各級法院法官阻礙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代理訴訟的擋箭牌。
四、要改變人們的偏見，最終須從頂層設計著手，取消這些不適時宜的規定。在新規一時難以出台的情況下，最為便捷的做法是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廢止司復[2002]12號批復，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健康發展掃清障礙。
自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施行以來，基層法律服務業本來已經步入了正軌，法律工作者的隊伍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正如吳博士稱言「2000年12月24日，司法部組織了首次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資格統一考試。2000年底，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共有工作者總數達到121904人，比1999年底增加2182人，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達到57561人，占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的47%。」（見吳文P117倒數第6行至第2行）
然而，2002年12月10日由司法部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卻如當頭一棒，給正在處於發展時期的法律服務業戴上了「經箍咒」。
就是這么一個龐大的服務群體，多數同志完全能夠勝任民事訴訟代理業務。卻讓他們各自為陣、劃地為牢，只能在自己所持執業證確定的執業機構所轄區域內從事代理訴訟業務。
就此河南律師馬玉峰認為，司復[2002]12號批復，對法律工作者的執業地域進行限制，即「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如果雙方當事人不在法律工作者執業的轄區內就無權代理案件。那麼就明確禁止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地辦案，成為好些律師、法官的利用品。
作者認為，在推進城鄉一體化的今天，鄉鎮、城區街道基層法律服務要發展、要生存，就應當適應市場需求，根據客戶的需求提供服務。作為市場主體的基層法律服務所，不應當拒絕非區域當事人的服務請求，同時也沒有理由拒絕為非區域當事人提供服務，如此做法勢必剝奪了法律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當今交通、通信如此發達，對基層法律服務的「執業區域」限制事實上已成為不可能。
再則，法律服務所既不是行政機構，也不是公安派出所，更不象派出法庭的職能，也沒有任何上撥經費，它不會將有服務需求又送上門的客戶拒之門外。
作者認為，這樣規定並沒有實際意義，反而制約了服務所的業務來源，給並不景氣的法律服務所帶來生存壓力。無須諱言，業務開展較好的法律服務所沒有一家不越過這條「紅線」去執業。而沒有能力代理訴訟，信用度不高的法律工作者，即便將法律服務所設在當事人的家門口也沒人敢用。
作者所在的法律服務所，如真嚴格司復[2002]12號批復的規定，可能早已關門停業，改行另謀生路。事實上，全國多數地區的法院包括北京市，並沒有因為非轄區當事人委託的案件而限製法律工作者出庭代理，就連深圳市兩級法院也是如此。因此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確實沒有存在的價值和必要。
多少年來，為了法律服務所的生存與發展，無數的法律工作者、新聞工作者、法學界專家奔走呼籲，撰文立說，試圖改變法律工作者當前的命運。列舉如下：
2008年6月4日，《記者觀察》雜志記者張鵬在《10萬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面臨存廢之爭》一文中，指出「法律工作者認為，國家既然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頒發了「准生證」，就應當允許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這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最基本的生存權和工作權！」
2008年6月1日以後，部分省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要求與司法部高層領導人就「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問題進行對話，卻至今沒有下文。因為法律工作者沒有自己的行業協會，無法通過上級協會向司法部高層表達訴求。
當年4月3日，作為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代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區蜀漢法律服務所主任李雙德與司法部公證律師工作指導司基層法律服務處處長蔣建峰，探討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和《基層法律服務法》的立法。然而，直到今天司法部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法院辦理訴訟業務中的障礙。反而因為法院引用了司法部並不適當的批復，而使得法律工作者被拒之門外。
在法律服務所摸爬滾打過、已取得律師資格的河南黎光律師事務所律師馬玉峰，客觀評價道「法律工作者來自於鄉村，法律工作者由於生在農村，同情弱者的觀念較強，代理案件有著相當強的責任感，忠實於法律，忠實於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代理費的收取低廉，有些優秀的法律工作者的水平不亞於律師。由於法律工作者服務基層，紮根基層，案源業務不斷的擴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發揮著作用」
為了讓基層法律服務業能有健康發展的空間，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在今年的全國政協會上提案指出，「由於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經常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他們卻不得不面臨著『斷奶』又『斷糧』的窘境。」為此建議，「司法部廢止1991年9月制定的《鄉鎮法律工作者業務工作細則》，制定新的法律工作者業務管理辦法以適應新的法制環境，擴大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服務范圍和領域，讓這個群體能夠在跨區域的競爭服務中得到鍛煉提高，給基層百姓提供更多的選擇」
湖北省京山縣坪壩法律服務所主任王偉，深深感到，「在農村，離開了法律約束的經濟活動矛盾重重，成功的很少；離開了法律指導的改革問題多多，多半失敗」，為此在《當前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業面臨的困境及出路探討》一文中呼籲，「司法部應借鑒《律師法》和《公證法》的起草和頒布過程中的經驗，盡快通過立法的形式，將有些內容已過時的司法部59號令和60號令修改後上升為行政法規或法律，確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依法執業。或者由司法部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律師法》第十四條和第四十六條進行修改，然後作出立法解釋，將基層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業務上升到法律許可的范圍，這也是當前基層法制建設的當務之急」
參與過北京市海淀區司法局和中國政法大學律師學研究中心《北京地區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現狀及對策研究》調研工作的中國政法大學碩士研究生朱桐桐，發表專著建議制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法》。……
當然，希望廢除法律服務所之聲也不絕於耳。
2013年4月8日，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處向社會發布《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的修訂草案，使作者很興奮。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時代可能就要結束。
根據上級司法行政機關的安排，作者撰寫了《只有成為市場主體，才有更大生存發展空間》文章，忻州市司法局領導曾來所進行調研，對作者的提法和一些做法給予肯定，作者所持觀點或許能為高層立法有所幫助。
根據《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出台一部新規需要經歷的程序或步驟可能還會太多。為了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造成的陰影，作者建議，可否考慮由某個省級司法廳就是否繼續執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向司法部作出請示，由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予以撤銷司復[2002]12號批復，或以已經過時為由不再適用此批復作出批復。
司法部如果能及時出台這樣一個新批復，便可解決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訴訟代理的問題，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清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