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制定生態補償條例

A. 　水土保持生態補償法律制度體系構建

水土保持生態補償法律制度是指調整與水土保持生態補償有關的各種社會關系的規范制度的總和。從其性質上來講，屬於環境資源法律體系的部分。我國現行的水土保持生態補償的法律體系缺乏內在的協調性和合理性，缺乏整體的系統性和規范性，內容上也很不完善，因此需要進行系統的重構和完善。

一、水土保持生態補償法律體系

構建以憲法為依據、以環境保護法和自然資源法為主體、以單行法律、法規、規章以及其他規范性文件為補充的統一而科學的水土保持生態補償法律體系，是健全和完善水土保持生態補償制度的重要內容。在實踐中，應以可持續發展理念為指導，以我國的憲法為依據，以現行環境法律法規為基礎，比較借鑒國外循環經濟立法經驗，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完善我國水土保持生態補償法律制度體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應當把保護環境和維護生態平衡作為國家的一項基本職責加以規定，把實施科學發展作為基本國策加以規定，把公民的基本環境與生態權利及義務加以規定，從而為水土保持制度奠定憲法基礎和賦予最高法律效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

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地位提升到由全國人大制定，並上升到環境基本法，在基本法中把水土保持生態補償的原則、目的等以基本法的形式確定下來，明確公民的具體環境與生態權利和義務、對涉及水土保持的行政管理部門職責、糾紛的處理機制、法律責任等做出原則性規定。把自然資源有償使用的原則和生態效益補償制度確立為我國環境保護的基本原則和基本制度，將生態環境補償制度上升為環境保護法基本制度的范疇，使國家生態環境補償機製法制化。

相關環境保護法律制度

修改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土保持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等。對於已確立水土保持生態補償制度要進一步具體化、完善化，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和科學性。對其他資源保護和污染防治法增加水土保持生態補償內容，尤其是水土保持生態補償要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中，「環境影響評價能解決和滿足水土保持生態補償融入環境保護實踐所需各種條件，又具備獨特優勢和便利。」修改某些環境保護標准，在對水土資源系統生態服務功能的指標、監測手段、計量技術、補償標准等方面的研究取得進展，對水土資源系統生態服務功能損益的數量化標准較為統一後，修改環境保護標准中的某些環境質量標准，為水土保持生態補償的順利開展奠定堅實的技術基礎。

相關自然資源法律制度

資源產權界定是建立水土保持生態補償制度的基礎。要對佔有和利用資源的權利進行初始分配，從而確定誰應該負有補償的責任，誰應該具有被補償的權利。要進一步完善資源產權制度，建立以市場機制為主導的資源價格制度，構建科學合理的自然資源定價機制。在此基礎上構建科學的補償標准制度。改革現行的資源稅、費制度。重新界定資源稅、費的內涵和調節重點，增加生態價值補償功能；加強補償費的徵收與管理工作，從其中獲得的稅費收入直接形成水土保持生態補償基金，用於水土保持建設。完善《土地復墾條例》，明確企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當地居民等利益相關者在復墾中的權利與義務，借鑒美、德「復墾專項基金制度」，設立復墾專項基金。

配套法規、規章制度

「配套法規」指的是根據法律規定要求制定的與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規、規章、技術規范和標准、地方性法規等規范性文件的總稱。配套法規是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制定配套法規是立法工作的一個重要環節，也是法律有效實施的一個前提。現行的水土保持生態補償的很多重要的配套法規遲遲沒有出台，導致了水土保持生態補償制度的運行。

——制定完善地方性法規。由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根據本地區實際情況制定出台水土保持生態補償地方性法規。

——制定完善行政法規。由國務院根據全國水土保持生態補償的情況出台《國務院關於生態補償若干政策措施的規定（或指導意見）》。

——制定完善地方規章。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及較大市政府根據國家法律、地方性法規出台具體的實施辦法。

——制定完善行政規章。國務院各部門以補償相關法律為依據，以法律賦予的職責為依據，以《國務院關於生態補償若干政策措施的規定（或指導意見）》為指導出台具體的管理規定，指導部門的水土保持生態補償工作的順利實施。

二、水土保持生態補償的法律制度內容

（一）補償主體

主要包括下游對上游的補償、生態受益區對生態保護和建設區的補償、資源使用者對資源所有者和資源開發受害方的補償等。有些補償主體是比較明確和具體的，如礦產資源、水能開發的開發商、消費者及資源開發影響區、確定的受支援地區與支援地區；有些補償主體和受益程度是不明確、不具體的，如上游與下游、生態保護區與受益區。由於補償主體（補償方與被補償方）明確與否不同，建立和實施補償的方式、時間和步驟也不相同。

（二）補償標准

包括充分補償和必要補償。從經濟學角度來講，水土保持生態補償中的充分補償是指補償的價值至少不得低於由於水土流失和生態環境惡化造成的全部經濟損失或為防治水土流失而採取水土保持措施所必須的費用。據中國水土流失與生態安全科學考察專題研究初步成果，全國因水土流失造成的經濟損失，2000年為1887億元，全國水土保持措施的生態服務價值2004年達4.8617萬億元，可見水土資源損失和生態破壞造成的經濟損失是巨大的；水土保持的生態服務價值也是巨大的；但實際上，由於環境破壞所帶來的經濟損失很難直接、准確地計算，充分補償難以做到，因此，從實際情況來看，水土保持生態補償包括其他補償都適宜採取必要補償的標准，具體的補償數額要根據支付能力、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等多種因素綜合考慮。

（三）補償方式

水土保持生態補償方式包括政策補償、資金補償、實物補償、智力與技術補償等政策補償主要是對特殊的區域，如水土流失嚴重地區、老少邊窮地區、革命老區實施特殊的優惠政策，包括稅賦優惠政策，拍賣等政策；資金補償主要有中央財政轉移支付、項目支持、徵收水土保持生態補償稅（費）用於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態保護；實物補償主要是對農戶實施水土保持或生態環境保護政策（如退耕還林、退牧還草、免耕、坡改梯後造成的損失進行物質上的補償，如糧食補貼、化肥、除草劑以及機械設備等物質補償；智力與技術補償則是對水土保持措施實施後，組織技術人員推廣配套知識和應用技術，如舍飼圈養、水土保持耕作措施等。

（四）補償原則

受益主體明確的，按照「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對受益者徵收水土保持生態補償專項基金，用於水土流失治理。對有明確的受益載體的上下游或區域間實施直接補償。無明確受益載體的，通過政府強制徵收稅費等方式，運用財政轉移支付實現補償，支持治理區水土保持生態建設。目前，以財政轉移支付形式應用較多，補償方式較為單一，國家或地方政府有關部門由於補償主體不明確，採取財政轉移支付，來激勵水土保持和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

三、創新水土保持生態補償法律制度

（一）制定《生態補償法》及《水土保持生態補償法》

考慮到法律出台的程序性和生態補償工作的急需，建議分三步走：首先，在法規正式出台前，急需出台《國務院關於生態補償若干政策措施的規定（或指導意見）》；在此基礎上，制定出台《水土保持生態補償條例》；在相關條件成熟時，出台《水土保持生態補償法》。在法律中明確補償主體受益人、自然生態（作為資產狀態的資源與生態）、社會（作為資源生態載體的區域）；補償對象為受到損害或者威脅的主體，包括資源與生態本身、企業等；補償資金來源以及補償模式等。

（二）建立水土流失生態風險基金制度

比如礦產資源的開發使得礦區以至更大范圍面臨水土流失和生態破壞風險，有些風險是無法預測的，也是礦產資源的開發者根本無力承受的。這時，這種風險必然轉化為一種由政府和社會承受的風險。建立水土流失生態風險基金可以防患於未然。風險基金來源於礦產資源開發者、地方財政收入或專項資金以及財政轉移支付資金等；其使用應有嚴格的條件限制，主要適用於預防無法預測的水土流失生態風險，由於不可抗力原因導致的生態風險損失；使用的范圍應限定為礦產資源開發者沒有能力承擔的部分。

（三）建立補救性水土保持生態補償制度

有些開發建設項目的可行性方案，需要先期進行環境影響評價。通過環境影響評價可以明確資源開發項目面臨哪些生態環境風險，需要有哪些水土保持的治理項目。為此，開發者根據發展生態環境規劃、項目所處環境區域的狀況、環境影響評價對生態環境保護的要求，建立環境治理恢復保證金，用於資源開發過程對環境污染和破壞的治理與恢復。

四、完善水土保持生態補償的法律責任體系

（一）建立與行政獎懲掛鉤的行政責任體系

進一步完善政府生態環境保護目標責任制，明確規定政府具體的環境保護目標及其評價指標體系、評價辦法，以及未達到環境保護目標應承擔的法律責任，特別是政府及其領導人的法律責任。通過完善立法，明確規定法律責任，並依法追究法律責任，有效約束政府各種濫用權力的行為，促使政府把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結合起來，為環境行政執法營造良好的宏觀環境。通過完善立法，明確政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政府其他工作部門的關系以及各自的分工和許可權，確立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在環境行政執法體系中的主體地位。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擁有法律法規規定的監督管理職權，政府和其他工作部門不得干預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對具體案件的查處，同時政府及其他工作部門必須密切配合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的執法工作，否則要承擔法律責任。要建立健全環境行政執法的責任追究機制，擴大社會監督的有效途徑。在繼續落實和完善現行的行政處罰聽證和復議制度、環境稽查制度的基礎上，我國還應當在法律中規定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強化環境行政執法的司法監督。通過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廣泛賦予社會公眾出於環境保護的公益目的提起訴訟的主體資格，尤其是針對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的行政不作為和消極作為的公益訴訟，從而將這些環境行政違法行為置於司法監督之下。

（二）建立基於公民生態權利的民事責任體系

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四條規定了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返還財產，恢復原狀，修理、重作、更換，賠償損失，支付違約金，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等十種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四十一條還規定「造成環境污染損害的，有責任排除危害，並對直接受到損害的單位或者個人賠償損失。」《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等其他的環境保護法律法規中也都有類似規定。由於水土流失而給人類帶來的災難是一種特殊的侵權行為，因此，即使適用於一般侵權行為的責任形式，也未必適用於承擔環境民事責任的方式。如返還財產雖然是普遍適用的侵權民事責任方式，但是，它一般是指不法行為人應按照所有人的要求返還其非法佔有的財產，且財產的原物依然存在。顯然這不適合作為環境侵權的民事責任方式，因為環境侵權的受害人並不是其財產遭到侵佔，而是其身體或財產受到污染和侵害。此外，修理、重做、更換和支付違約金是典型的合同民事責任方式，也不適用於環境侵權。結合有關環境保護法律法規的規定以及司法實踐，並按照其是否具有積極性防治功能的性質，我們把民事責任歸於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恢復原狀，以及賠償損失。

（三）加大處罰力度，強化刑事責任

我國水土流失嚴重的問題始終得不到很好解決的一個關鍵就是處罰力度太輕，對破壞行為不能形成威懾力。因此要強化環境刑事責任，加大對生態環境違法犯罪的打擊力度，擴大環境責任主體承擔環境刑事責任的范圍，把環境犯罪的客體由對人身和公私財產的重大損害擴大到對環境要素的生態價值破壞。完善1997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章第六節中有關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的規定。按水土保持生態補償的要求，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立法完善，主要是完善其立法目的，要從保護生命、健康和財產安全轉向包括生態系統的保護。修訂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雖然將環境犯罪獨立出來進行規定，但生態保護的指導思想並沒有貫徹始終，這明顯體現在環境犯罪的構成要件上。有些罪名注重保護的是人身和財產，對生態利益的損失沒有納入考慮的范圍。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規定，「違反國家規定，向土地、水體、大氣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放射性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危險廢物，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嚴重後果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按犯罪的構成要件，構成該罪的客觀方面的必要條件是「嚴重的危害後果」，表現為公私財產的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後果，即該罪的結果要件只是人身和財產。這一規定反過來說明若沒有人身傷亡和財產重大損失，即使造成了重大環境污染也不構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這與該罪設立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公民的環境權益，包括清潔、舒適的環境權益和合理開發利用並可持續發展的環境資源保護權益等相違背的。還有一些罪名如非法處置進口固體廢物罪、擅自進口固體廢物罪、盜伐、濫伐林木罪等環境犯罪的規定也有類似的問題。所以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主要是修改其立法目的。

我國現行的制度運行機製表現為適應計劃經濟體制的行政強制實施的特徵。水土保持生態補償制度本質上是一種經濟激勵機制，是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為基礎的。在設計水土保持生態補償制度的運行機制中應逐步轉向行政強制與經濟刺激相結合，並輔以行政指導機制和公眾參與機制，充分利用市場配置資源的手段，從而為水土保持與社會經濟的科學發展提供良法保障。

B. 生態補償條例的介紹

生態補償條例（Ecology compensation rul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rdinance）是國家強制性要求對生態資源、環境開發、利用而必須補專償、維護生態平衡的屬法規。

C. 礦產資源開發生態補償機制如何建立

礦產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尤如一把雙刃劍，在對經濟發展起到巨大推動作用的同時，也對生態環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和破壞。 礦產資源生態補償是指對礦產資源開發過程中造成的生態破壞進行賠償和對生態環境進行治理恢復。完善的礦產資源生態補償制度能夠有效減少和遏制礦產資源開發利用過程中對環境的破壞。然而，我國礦產資源生態補償雖已開展多年，卻進展緩慢。 目前，我國礦山環境治理面臨的問題包括礦山復墾率低，環境治理未納入企業職責范圍；礦產資源生態補償沒有形成真正的法律制度；資金籌措欠缺良性運行機制，專項資金來源單一；環境治理和生態恢復所需資金沒有納入補償費支出范圍，且徵收標准低；專項資金無法滿足生態修復實際需求等。 對於如何建立礦產資源開發生態補償機制以及如何改變礦產資源生態補償步履蹣跚局面，中國礦業大學（北京）教授胡振琪認為，隨著《生態補償條例》立法的啟動，我國應當加快在礦產資源生態補償領域立法和政策的統一。以《生態補償條例》為核心，建立健全配套的法規體系。國家層面應分別制定《礦產資源生態補償保證金管理辦法》等單行立法及實施細則，地方也要結合各地的實際情況具體制定各地的實施辦法，以使生態補償實踐有充分的法律依據。 同時，由於我國行政管理機構設置中存在的按資源要素分工的部門管理模式，強化部門利益、弱化統一監管很容易出現部門分割，難以形成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因此必須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礦山環境治理與生態恢復行政部門間的協調機制。 我國資源開發的歷史特點決定了礦山生態環境的破壞既有歷史的「舊賬」，又有不斷產生的「新賬」。過去，礦山企業開採的利潤都上繳國家，企業只負責生產。因此，過去企業產生的生態損害「舊賬」要企業自己背負顯然是不合理的。 胡振琪認為，過去計劃經濟條件下產生的礦山生態損害應由國家作為補償者承擔補償與修復責任。可以通過設立「廢棄礦山生態恢復治理基金」，逐步恢復治理過去計劃經濟條件下產生的礦山生態損害，實現對過去生態損害「舊賬」的補償與修復。基金的主要來源之一是向正在生產的礦山企業徵收廢棄礦山生態補償費。根據相關研究，生態補償費的標准應為噸礦售價的1％以下，其實質是由生產礦山主為當代和祖輩礦業開采所造成的生態損害歷史「舊賬」給予一定補償或義務性贊助。同時，改革現行的礦山企業成本核算體制，將礦山企業的生態環境補償與修復費用納入礦山企業成本。在現行的礦山企業成本核算體制中，礦山企業的生態環境補償與修復費沒有納入礦山企業成本，企業對破壞生態環境的恢復治理成本沒有內部化，不利於調動礦山企業的積極性，也不利於促進礦區生態環境的修復，應進行改革。 我國礦山多數位於偏僻山區，地理位置遠離經濟發展中心，整治出的土地商業價值相對不大。一些專家認為，為克服這一矛盾，可以考慮將礦山復墾與效益較高的建築用地復墾或工業用地復墾進行同步銷售，使復墾後開發土地的收益能夠彌補礦山復墾的虧損。也就是探索礦山治理項目的資源化和市場化途徑，建立煤礦區復墾和高效益復墾同步銷售機制。

D. 森林生態補償 誰受益誰補償原則

黨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高度重視生態補償機制建設。2005年，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首次提出，按照誰開發誰保護、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加快建立生態補償機制。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通過的「十二五」規劃綱要就建立生態補償機制問題作了專門闡述，要求研究設立國家生態補償專項資金，推行資源型企業可持續發展准備金制度，加快制定實施生態補償條例。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要求建立反映市場供求和資源稀缺程度、體現生態價值和代際補償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全國人大連續三年將建立生態補償機製作為重點建議。2005年以來，國務院每年都將生態補償機制建設列為年度工作要點，並於2010年將研究制定生態補償條例列入立法計劃。根據中央精神，近年來，各地區、各部門在大力實施生態保護建設工程的同時，積極探索生態補償機制建設，在森林、草原、濕地、流域和水資源、礦產資源開發、海洋以及重點生態功能區等領域取得積極進展和初步成效，生態補償機制建設邁出重要步伐。

E. 生態補償條例的主要內容

生態補償條例將明確實施生態環境補償的基本原則、主要領域、補償辦法，確定相關利益主體間的權利義務和保障措施，並以此為依據，進一步細化流域、森林、草原、濕地、礦產資源等各領域的實施細則。

F. 如何建立橫向生態補償體制和機制

如何建立橫向生態補償體制和機制？
好的生態不是免費午餐
試想一下，如果四川水土流失嚴重，上海人將面對什麼樣的黃浦江？如果內蒙古沙塵四起，北京人還能見到純凈的天空嗎？
「我們現在也注意有很多不同的說法，比如說自然、資本、生態補償以及生態服務定價或者綠色預算、核算等。這些概念有一個共同點，其基本的理念就是—環境是有成本的，並且應該把它加入主流的決策過程。它不僅關系環境本身，還事關決策。」巴基斯坦環境保護部原部長阿明說。
如何在自然資源定價的基礎上，通過跨區域的合作方式，從交易成本的角度解決共有自然資源的定價問題？在6月26日召開的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2015年年會「綠色政策工作坊—橫向生態補償的體制機制」主題論壇上，這是與會專家關心和討論的話題。
「青山綠水」與「金山銀山」需要生態補償守護
今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明確提出健全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科學確定生態保護者與生態受益者的權利和義務。加快形成生態損害者、賠償受益者、付費保護者得到合理補償的運行機制。在《意見》中也明確提出，要建立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引導生態受益地區與保護地區之間通過資金補助、產業轉移、人才培訓實施補償。
「生態補償在中國不是新事物，已經研究跟實踐差不多十多年的時間了。」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副院長、總工程師王金南說，所謂「上游青山綠水餓肚皮，下游吃香喝辣要減肥」。長期以來，資源過度開發，生態系統退化嚴重，環境污染觸目驚心，資源環境壓力前所未有，嚴重威脅著中國的可持續發展。
「綠水青山要守住，金山銀山要建設。」王金南認為，生態補償機制是「青山綠水」保護者與「金山銀山」受益者之間的利益調配機制。
2005年，中國出台「十一五」規劃，首次提出按照誰開發誰保護、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加快建立生態補償機制。「十二五」規劃綱要則提出，設立國家生態補償專項資金，推行資源型企業可持續發展准備金制度，加快制定實施生態補償條例。十八大報告明確要求，建立反映市場供求和資源稀缺程度、體現生態價值和代際補償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
「雨果有句名言，"地球上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一個時機已經到來的想法"。」阿明說，「如果看一下環保領域，可以說生態補償的理念已經成熟了，它的時代已經到來。」
在巴基斯坦，環保部門嘗試把環境問題轉化為經濟問題，通過對環境退化進行成本核算。阿明舉例說：「紅樹林是有價值的環境資源和資產。在印度洋海嘯之後，許多紅樹林都受到了嚴重破壞。為此，我們建立了面向未來的紅樹林這樣的合作項目，來研究紅樹林這樣的自然資源真正的經濟價值。」他還了解到，英國政府每年的年度預算都有綠色預算，也就是跟環境相關的預算，研究哪些自然資產是需要考慮的、會帶來怎樣的影響，並對成本和效益進行對比和計算。「關鍵是如何將這種理念和實踐在發展中國家變為主流。」
生態補償與公眾期待還有差距
如何以最低的資源、環境成本確保自然資源可持續利用？將資源、環境成本納入各項經濟分析和決策過程，改變過去無償使用自然，並將環境成本轉嫁給社會的做法，這絕非易事。
「生態補償這一問題討論了很多年，說來容易卻做起來難。」王金南表示，在綜合考慮生態保護成本、發展機會成本和生態服務價值的基礎上，採取財政轉移支付或市場交易等方式，對生態保護者給予合理補償，是明確界定生態保護者與受益者權利義務、使生態保護經濟外部性內部化的有效制度。
王金南表示，目前，我們國家要建立生態補償機制，必須關注為什麼要補、誰補誰、補多少、怎麼補、資金從哪兒來、效果如何等六大環節。「生態補償目前存在管理多元化、政策碎片化，責任主體、分工不明確，管理交叉等問題。」他坦言，中國生態補償與公眾期待還是有差距。目前，中國各類生態保護補償政策和資金已達到相當規模，但一些政策未進行梳理與整合，導致現有的各類生態保護補償政策存在交叉或重復現象，對生態保護的引導還有待進一步完善。
「我試著想找到過去十年市場在生態補償中扮演的角色，然而遺憾的是並沒有看到。」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齊曄說，就建立健全生態補償機制來說，目前中國呈現雙重市場失靈的特徵，因此必須建立生態補償的市場，並且保證它高效、正常的運轉。
市場與政府須「雙輪驅動」
「雲南的撫仙湖有超過200億立方米的蓄水量，其市場價值卻少得可憐，使用價值也很低。但是另一方面，它的存在價值卻很大，中國不能失去這樣大規模的高質量湖泊。要保住這樣的湖泊，政府必須作為。」齊曄認為，市場本身並非生態補償最重要的工具，政府在資源分配方面，更應該扮演好創造市場、並保證市場公平的角色。
齊曄表示，在推動生態補償過程中，要注意層次分明，讓市場有所作為，還要讓政府發揮其能力、承擔起責任；需要設立機制，讓不同的區域形成協同效應。「政府的角色是創造市場，並保證市場能夠扮演其公平、恰當的角色，特別是在資源分配方面。」
在王金南看來，在生態補償上，我國應建立市場補償機制和政府補償機制的「雙輪驅動」機制。目前，我國生態補償機制存在一些問題，如管理多樣化、重復補償等現象，政策沒有形成長效機制等。他建議，今後要從國家、省、地區三個層次建立生態補償協調機制，加快推動生態補償立法與技術規范制定，推動橫向生態補償，加快建立生態保護補償長效機制。
王金南建議，繼續加大對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補償力度，逐步提高其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建立生態保護補償效果評估制度，完善生態保護補償績效考核機制；對於一些重大工程，建議適當整合渠道並將補助期限延長，確保相關居民順利轉產。
全球環境基金主席石井菜穗子說，應當通過市場機制補償生態發展，通過國家、政府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實現生態補償長效性。
「國家關於加快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明確提出四種不同的補償方式：資金補助，產業轉移，人才培訓，還有共建園區。可能某些專家認為，從制度上建設來看，這樣一種補償很難實現一體化。但是在中國的現實情況下，完全機制化的補償辦法還在形成過程中，在此情況下，我想採取多樣化的辦法，體現補償的要求也有一定的作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經濟二局局長尹艷林說。
給公眾一個深入自然的理由
中國氣象報記者 趙曉妮 楊春竹 通訊員曾居仁
6月底的貴陽花溪國家城市濕地公園一派綠意，風一吹，雲和水都在動。
「我們要給公眾一個理由，讓公眾理解為什麼要去自然，為什麼要去森林，為什麼要去濕地。」
在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2015年年會上，北京林學會副理事長王小平表示，需要挖掘生態保護和治理的價值，提高公眾參與度，「挖掘、保護、恢復和發展」。
韓國首爾國立大學教授、韓國生態旅遊協會會長金星一亦有同感。講起韓國的恢復森林政策，金星一認為有三個因素保證該政策的成功實施，首先便是強有力的領導，「歷屆總統都非常支持森林恢復，將水資源、森林資源保護作為政府優先的任務」；其次是在經濟方面的協同增效，讓所有資源都能夠參與進去；第三是新村運動，「就是老少參與，所有人皆是其中的一員，實現環保和節能」。
當然，生態治理並非易事，比如太和江的恢復就經歷了艱難歷程。太和江橫穿蔚山市，而蔚山是韓國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城市，從1960年到2000年，城市以驚人的速度擴張，到2000年出現了很多工業園，人口急速增長，經濟發展迅猛。
「但城市發展是有代價的，那裡的河流已經變成了死河。」金星一說，「於是他們投入大量資金進行恢復，我曾與一個官員聊天，他說他們投入了10億美元進行修復和改造。」
2002年，蔚山市開始治理太和江，首先截污阻排，阻斷污水流入太和江，疏浚8.8公里的淤泥帶，拆除混凝土河堤，建成綠色堤岸，徵收河兩岸44萬平方米土地，建成了沿江步行道、足球場、公園和自行車路。除了巨額資金，金星一認為，公眾參與是推動太和江恢復成功的關鍵，公眾負責清潔、植樹、運營等。「現在我們看到鳥和魚又回來了，人們甚至在太和江里舉辦游泳比賽。」他頗為感慨，「一條死河變成游泳舉辦地，成為最富饒的候鳥聚集地，十分不易。」
「從機制和體制上我們能做什麼呢？比如說綠色義工的組織、綠色假期、綠色志願者等，這些活動由誰組織？」王小平提出，在倡導公眾參與這方面，專業的協會組織在凝聚共識、聚合力量和行動方面不能缺席，要讓專業的人去干專業的事情。
王小平說：「我們不能抱怨說，我們的森林這么好，為什公眾不來。實際上，城市長大的孩子對森林有恐懼心理。今年通過森林大篷車進城市公園活動，可以幫助孩子和家長去學習和理解。另外，在法律層面，我們去年發起了一個中小學生課外活動的計劃，要求中小學生每年要有百分之十的時間與自然相關。」他認為，除了不斷完善體制機制，應提供良好的基礎設施，為公眾提供便利，順勢引導，讓大家感受到「我應該到大自然中去」。
專家暢談：生態補償應注重資源整合
中國氣象報記者楊春竹 張靜
在以「綠色政策工作坊—橫向生態補償的體制機制」為主題的生態論壇上，巴基斯坦環境保護部原部長阿明，艾卡特環境與投資集團主席、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委會專家約翰·福格齊,清華大學—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齊曄，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院助理教授薩雅吉·博斯，哥斯大黎加火山山脈發展基金會理事長菲利普·卡拉佐，全球環境基金主席石井菜穗子等嘉賓展開對話。
「生態補償不僅事關環境本身，也事關各行各業的決策。」阿明認為，現在對於生態補償有不同的說法，比如說自然、資本、生態補償以及生態服務定價或者是綠色預算、核算這樣一些概念有一個共同點，基本的理念就是環境是有成本的，並且應該把它加入主流的決策過程。他是從政治角度來看生態補償的，這需要可行的綠色增長目標，需要重視環境，更需要謹慎保護環境，而不是出賣環境。
約翰·福格齊強調，中國是一個人口流動非常大的國家，因此必須有更好的穩定性、可持續性，這樣才可以保護環境，同時解決一些社會問題。
齊曄針對中國在生態補償方面出現的雙重的市場失靈這一問題開出的葯方是，要有一個市場，並保證它高效、正常運轉。同時，政府必須作為，要讓市場發揮作為，要建立機制，讓不同的區域形成協同效應，保證市場能夠扮演其公平、恰當的角色，特別是在資源分配方面。
薩雅吉·博斯談到生態補償機制體制的時候，特別想到了中國的諺語—飲水思源。他說，對中國來講，實行增加生態補償的機制非常重要。城鄉的人口流動，只要使用了良好的生態補償機制，城鄉人口的流動是可以解決的。中國目前處在一個過渡期，未來在GDP中服務業占的比重和消費會增加，所以生態補償非常重要。
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副院長、總工程師王金南認為，要從市場發展的角度來做好生態補償，建立生態補償三大維度，建立國家層面的橫、縱向補償機制，明確如何補、誰補誰，補多少。如，以生態環境的正負外部性定標准，建立輸血和造血雙輪驅動，從政府、市場化受益者、生態善心者，實現補償資金多渠道，同時，實現生態、社會、經濟的三方發展。今後，應從國家、省、地區三個層次建立生態補償協調機制，加快推動生態補償立法與技術規范制定，推動橫向生態補償，加快建立生態保護補償長效機制。
菲利普·卡拉佐強調，應重視生態良性發展，注重整合資源，注重自然資源的利用，通過建立基金會，推動生態保護，組織土地所有者積極參加森林的保護，建議加強合作，在政策、法律層面上實現互動。

G. 生態補償條例的議案提出

關於要求自治區盡快出台
生態公益林保護與建設補償條例的議案（摘要）
自治區十屆人大四次會議第7號議案
覃周平等11名代表提出:
保護和建設生態公益林是維護和改善生態環境、保持生態平衡、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有效途徑。多年來，各地及有關部門十分重視生態公益林建設工作，落實封育措施、明確管護人員、落實管護責任、發放補償資金、開展效益監測，生態公益林建設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還存在不少的困難和問題：一是生態公益林保護區的群眾大多數都是貧困人口，目前由於給予農民的補償過低，導致他們的生活無法保障，從而出現亂砍伐生態林和水源林現象。二是由於尚未有《生態公益林保護與建設補償條例》出台，明確生態公益林保護區群眾的利益、責任和義務。
建立生態公益林效益補償機制，一是明確生態公益林保護的權、責、利，實現利用資源創造經濟價值的利益再分配，把保護生態公益林和生態環境資源的生態價值通過價格體現出來。二是為了有效地協調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關系，改變過去生態公益林保護區群眾為封山育林及造林，投入多反而獲利少，而江河下游的群眾不用投資來封山育林、造林也同樣享受利益的不平等的現狀。三是通過對生態公益林保護區群眾的封山育林、造林等進行補償，進一步改善生態公益林保護區貧困群眾的生產生活條件，從而調動他們保護和建設生態公益林的自覺性和積極性。四是有條例明確責、權、利後，對於生態公益林保護區的一些貧困群眾亂砍伐生態林和水源林的現象就比較好處理。為此建議自治區從如下的幾方面內容考慮，盡快出台《生態公益林保護與建設補償條例》。
一、盡快建立自治區級生態公益林效益補償基金制度，並將自治區級公益林生態效益補償基金列入年度財政預算。
二、擴大生態公益林補償資金的來源。
三、從解決生態公益林保護區貧困群眾的生產生活困難問題入手，適當提高生態效益補償標准。
四、採取多種生態公益林效益補償形式。
附議代表: 黃瑞瓊 周武紅 曹凌 張寒 農紹林 張日奎
莫文珍 羅紹英 黃有吉 盧家壽
來源：選舉聯絡工委 責任編輯：葉紅

H. 生態補償條例的政策歷史

我國在建立生態環境補償政策體繫上邁出了重要步伐。1998年修改的森林法提出，「國家設立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基金，用於提供生態效益的防護林和特種用途林的森林資源、林木的營造、撫育、保護和管理」。為保證退耕還林工作順利推進，2002年國務院出台了《退耕還林條例》，對退耕還林的資金和糧食補助等作了明確規定。2008年修訂的《水污染防治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對水環境生態保護補償機製作出明確規定：「國家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等方式，建立健全對位於飲用水水源保護區區域和江河、湖泊、水庫上游地區的水環境生態保護補償機制。」2010年12月25日，經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修訂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土保持法》，其中第三十一條作了補充性規定，即「國家加強江河源頭區、飲用水水源保護區和水源涵養區水土流失的預防和治理工作，多渠道籌集資金，將水土保持生態效益補償納入國家建立的生態效益補償制度。」在鞏固現行生態補償法律制度的基礎上，進一步豐富了生態補償的內容。
各地在推進生態補償試點中，也相繼出台了流域、自然保護區、礦產資源開發生態補償等方面的政策性文件。浙江省頒布的《關於進一步完善生態補償機制的若干意見》，是省級層面比較系統開展生態補償實踐的突出事例。 近10年來，中國先後啟動實施了退耕還林、退牧還草、天然林保護、京津風沙源治理、西南溶岩地區石漠化治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護區、甘肅甘南黃河重要水源補給區等具有一定的生態補償性質的重大生態建設工程，總投資達7000多億元。同時還開展了大規模的水污染治理工作，加大環保基礎設施建設，累計安排用於重點流域水污染治理和城鎮污水垃圾處理設施建設投入的資金有2000多億元。 杜鷹指出，目前我國生態補償機制還存在著補償范圍不明確、補償標准不科學、補償模式比較單一、資金來源缺乏、政策法規體系建設滯後等問題。我國將加強生態環境補償機制立法建設。

I. 西部大開發的工作重點是什麼

據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部署，2000年3月中旬國務院西部地區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正式成立並開始工作。西部開發辦2000年重點抓好四個方面的工作:一是認真做好西部開發的總體規劃;二是抓緊制定促進西部開發的政策措施;三是加快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四是加強西部地區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2014年將全力推進西部大開發不斷邁向深入。發改委指出，要開展西部大開發"十三五"規劃前期研究，加快推進交通、水利等重點基礎設施建設;積極承接國內外產業轉移;發展科技文化和民生事業;支持內陸、沿邊地區開發開放。

當前，西部地區已經進入全面小康的攻堅期、社會矛盾的多發期、轉型發展的加速期和改革開放的突破期，必須以更大的決心、更強的力度、更有效的舉措，全力推進西部大開發不斷邁向深入。做好2014年西部大開發工作，要緊緊圍繞中央關於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總體部署，研究制定深入推進西部大開發的政策性文件，開展西部大開發"十三五"規劃前期研究;加快推進交通、水利等重點基礎設施建設，啟動實施新一輪退耕還林工程;推進特色產業發展，積極承接國內外產業轉移;發展科技文化和民生事業，不斷提高群眾生產生活條件;支持內陸、沿邊地區開發開放，增強支撐全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西部大開發的工作重點是堅定不移把西部大開發擺在區域發展優先位置，切實完善和落實差別化的經濟政策。進一步細化實化新一輪西部大開發政策措施，落實差別化經濟政策。抓緊完善西部地區鼓勵類產業目錄，推動盡快出台實施。啟動"十三五"規劃編制前期研究工作。繼續督促落實國務院已批復的重點區域發展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