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規律機能
『壹』 刑法兩大機能平衡的理由
我覺得目前我國刑法的兩大機能即保護機能與保障機能是不平衡的!保護機能遠遠強於保障機能!雖然近年來保障機能有所加強,但是還是遠遠不夠的!
『貳』 請教各位大蝦,刑法的三種機能
保障機能、保護機能、規范機能
障機能是指通過限制國家刑罰權的任意行使,來保障國民版的自由的機權能(即「作為犯罪人的大憲章」的刑法的機能);保護機能,是指保護法益即受法律保護的利益的機能;規范機能是指通過明確規定犯罪和刑罰,給公民以明確的行為准則,控制國民的行為的機能。
『叄』 罪刑法定原則的機能
保障機能自從和罪刑法定原則共生以來,畢竟只有不足二百年的生命歷程,與具有長達數千年歷史的保護機能不可同日而語,仍需要精心呵護和照料。由於 「刑罰實際上是雙刃器。它通過損害法益來保護法益」 ,公民個人自由權利與國家刑罰權相比,明顯處於劣勢:國家刑罰權所保護的社會秩序既然往往被視為大多數社會成員自由權利的象徵,那麼,國家在保護大多數社會成員自由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的名義下,將刑罰的利刃很容易地指向公民個人自由權利。因此,罪刑法定原則所倡導的保障機能,在現代社會里不僅有繼續存在的必要,而且理應受到更多的關注和強調,而這恰恰是罪刑法定原則歷史價值之所在。罪刑法定原則的價值不容否定,在我們今天中國強調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時代背景下,尤為顯得緊迫和必要。
我國第一部刑法典(即1979年刑法)沒有明確規定罪刑法定原則,盡管其立法精神是傾向於罪刑法定原則的,但在第79條明確規定了類推制度。 1997年修訂後的現行刑法,從完善我國刑事法治和保障人權的需要出發,明文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同時廢止了類推制度,成為我國刑法修訂和刑法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刑法第3條明確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量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在法律上確認了罪刑法定原則作為刑法基本原則的地位。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和刑法近代化作出了再次努力,其意義非常重大和深遠。馬克思曾經指出:「法律是肯定的、明確的、普遍的規范,在這些規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 理論的、不取決於個別人的任性的性質。法典是人民自由的聖經」 .因此,刑法在通過懲罰違犯社會生存條件的行為來保護其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的時候,它是以肯定的、明確的、普遍的規范將一定的行為規定為犯罪,而不取決於個別人的任性,法典(尤其是刑法典)應該是人民自由的聖經。
貫穿1997年刑法修改始終的一條主線,就是確立罪刑法定原則並且全面貫徹落實其各項具體要求,表現在:
1、廢除了原刑法第79條規定的類推制度。罪刑法定原則要求刑法只能用刑罰懲罰明文規定為犯罪的行為,對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的行為不得處罰。而類推制度恰恰是懲罰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的行為的,盡管我國曾經對類推制度的適用作了嚴格的控制,但從其本質上講,是與罪刑法定原則完全對立的。要實行罪刑法定原則,第一件工作必然是廢除類推制度。1997年刑法修改引起世界矚目,不僅是因為確立罪刑法定原則,更是因為再次廢除類推制度。
2、再次明確刑法在溯及力問題上採取從舊兼從輕的原則。從舊兼從輕的原則,也就是確認刑法原則上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但在有利於被告人的情況下,才允許刑法有溯及力。原刑法也曾經明文確認這一原則,但在隨後頒行的一系列單行刑事法律中,卻出現了容許刑法具有溯及既往效力的「有條件從新原則」、甚至「從新原則」。我國現行刑法再次明確從舊兼從輕的原則,依照罪刑法定原則所體現的法治精神要求,也就意味著今後頒行的單行刑事法律在溯及力問題上不能再採取允許刑法溯及既往的從新原則。
3、在犯罪的法定化和刑罰的確定化方面取得了巨大進展:與1979年刑法相比,現行刑法條文由原來的192條增加為452條,凈增加260條,其中分則部分的條文增加了247條。分則條文增加主要是對各種具體犯罪的構成要件進行了詳細規定,分解了投機倒把罪、流氓罪和玩忽職守罪三個「口袋罪」,具體罪名從一百多個增加到四百多個,體現了罪刑法定原則對犯罪構成要件明確化的具體要求。另外,所規定的每個具體罪名之後都有明確的法定刑,至少有一個包含多個刑種或刑期的量刑幅度等等。
但是,如果考慮到1997年刑法修改工作理論准備嚴重不足的情況,刑法理論界在有關類推制度保留或者廢除爭論的深度和廣度,竟然都遠不及上個世紀初沈家本與張之洞論戰水平,考慮到在上個世紀初在沈家本主持下我國曾經謀求過刑法近代化的歷史事實,對照現行刑法,不難看出:中國刑法近代化的再次努力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對中國刑法來說,近代化仍然任重道遠。集中體現在,作為近代刑法實質性標志的罪刑法定原則,是中國刑法近代化的起點,其法律地位的確立仍然存在著種種不足和遺憾。
首先,現行刑法第三條開宗明義地從正反兩方面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這種貌似全面和辯證的表述方式,與費爾巴哈的否定句表述方式相比,恰恰失卻了罪刑法定主義所一再強調的限制、規范和控制國家刑罰權、保障公民自由權利的法治精神和價值底蘊,沒有賦予現行刑法以近代刑法必然蘊含的保障機能,使刑法成為全體公民的自由大憲章。認識水平仍然與刑法學界普遍存在的通行觀點相一致,僅僅停留在將罪刑法定原則理解為犯罪與刑法由國家法律明確規定的近乎望文生義式的表層,沒有全面正確地理解和把握罪刑法定原則的含義。
第二,現行刑法第二條仍然沿用原刑法條文表述刑法的任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任務,是用刑罰同一切犯罪行為作斗爭……」,一切就是所有,就是一個不落,這就更加明確地表明現行刑法全然沒有貫徹近代刑法理念-刑法調整范圍有限性,不僅無法看到近代刑法所要求的保障機能的身影,恰恰相反,能夠讀出的卻是讓類推制度萬壽無疆的唯恐一個犯罪分子漏網的政治心態。
第三,現行刑法第十三條沒有按照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對犯罪只作形式上的定義,仍然基本沿用原刑法第十條規定關於犯罪的實質性定義,即「一切……危害社會的行為,……都是犯罪」,以致不得不繼續保留任意性極大的「但書」,即「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罪刑法定原則在犯罪的概念上就已然被大大打了折扣。這一做法也使得刑法學界對犯罪基本特徵的概括描述仍然陷於邏輯矛盾境地不可自拔,依然把處於不同層次的特徵並列起來,依然將社會危害性視為犯罪的「本質特徵」,將刑事違法性與應受刑罰懲罰性當作法律表現和法律後果方面特徵。罪刑法定原則的必然要求是,犯罪取決於刑法的規定性,犯罪特徵只在於其刑法性質的特殊性,凡是被刑法分則明文宣布為犯罪的違法行為就已經不再是一般的違法行為,而獲得犯罪的性質,這就使得犯罪行為與一般民事或者行政違法行為劃清了界限。這個界限完全取決於不同性質法律的明確規定,而不是由法官對行為的危害程度大小加以認定,從而排除定罪上的任意性
『肆』 刑法的機能和刑法的作用能等同么
不能,機能包含刑法的作用以及在實現這一目標中的能動表現,屬於刑法法律內的要素
刑法的作用更多是社會意義上的,例如遏制犯罪等
『伍』 簡述刑法的機能
刑法是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是掌握政權的統治階極為了維護本階內級政治上的統治和經濟上的利益,根容據其階級意志,規定哪些行為是犯罪並應當負刑事責任,給予犯罪人何種刑事處罰的法律。刑法有廣義刑法與狹義刑法之分廣義刑法是指一切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包括刑法典、單行刑法以及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責任條款。狹義刑法是指刑法典。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陸』 如何理解刑法的機能
刑法的機能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1)刑法保護機能。即刑法為保護一定的社會關系不受犯罪侵害而制定和頒布,刑法通過宣布一定的危害行為是犯罪並通過對犯罪人適用刑罰,來實現對社會關系的保護。(2)刑法保障機能。刑法保障任何公民只要沒有實行刑法所規定的犯罪行為就不受國家刑罰的干預,對於構成犯罪的,也只能依法適用與其犯罪相適應的刑罰。(3)刑法評價機能。刑法以法律的形式確定犯罪與刑罰的關系,通過適用刑罰,來實現對犯罪行為的否定性評價和譴責。
『柒』 刑法的機制是什麼
在刑法體制中,各構成要素之間相互聯系和作用的關系及其功能。
『捌』 刑法的機能是指
在罪刑法定語境中,刑法的機能具有特定的含義,是指以罪刑法定為基本原則,重視保護個人權專利的現代民屬主國家刑法的機能。當代日韓兩國的刑法將刑法的機能分為刑法的本質的機能和刑法的具體機能。後者包括預防機能、保護機能和保障機能。在我國,1979年刑法體現和強化了刑法的保護機能
『玖』 刑法的功能
刑法的功能,是指刑法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與其他法律相同,刑法的終極目的仍然在於規范社會關系,保證社會關系能夠在有序的環境中予以發展。具體而言,刑法的功能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保護功能刑法的保護功能是指刑法對社會關系的維護作用。在社會生活中,國家、團體、社會、個人均享有各種權利,不同主體根據自己的權利與其他主體發生聯系,形成有序的社會關系。這種有序的社會關系又是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對於破壞這種關系的人予以刑法上的制裁,從而保證社會關系的良好運作,便是刑法的一個重要功能。刑法的保護功能,是通過懲罰犯罪行為予以實現的。犯罪是最為嚴重的違法行為,國家對此類行為施以刑罰的懲罰,能夠對犯罪行為予以打擊和壓制,使受到犯罪行為侵害的社會關系予以恢復;在被侵犯的社會關系不能得到恢復的情況下,對犯罪人予以非常痛苦的報應性懲罰,使其認識到自己的行為侵犯了他人的權利,在今後的社會生活中,應當尊重他人的權利;對於哪些對社會關系有最大威脅的人,採取適用死刑的手段,徹底地予以排害,從而保證社會關系的安定。與此同時,通過對實施犯罪行為的人進行懲罰,也滿足並進一步激發了人們的正義感,向公眾昭示權利的不可侵犯性和法律秩序的不可破壞性,從而產生警戒、教育作用,維護社會關系的安定。刑法的保護功能,是刑法的原始使命決定的。刑法從產生那天開始,就是以懲罰犯罪為其使命的。刑法完全是因為懲罰犯罪而存在,其內容也完全是圍繞犯罪而展開。因此可以說,沒有懲罰犯罪的需求,就沒有刑法存在的必要,通過懲罰犯罪而維護社會安定,是刑法的首要功能,也是最主要的功能。我國刑法的保護功能,在立法上作出了明確規定。我國刑法典第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任務,是用刑罰同一切犯罪行為作斗爭,以保衛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保護國有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根據此條的規定,我們可以看出,刑法是通過懲罰犯罪行為達到保護社會秩序的目的的。二、保障功能(一)保障功能的含義刑法的保障功能是指刑法所具有的保護沒有犯罪的人不受刑法追究以及犯了罪的人不受法外追究,從對國家的刑事追究權力予以適當限制,以保障公民合法權利不受國家非法侵犯的作用。如前所述,刑法以懲罰犯罪為己任,在實踐中往往會導致國家刑事追訴權的膨脹和濫用,進而侵害公民的合法權利。與此同時,鑒於刑法所使用的是非常嚴厲手段,一旦濫用,就會對公民的權利產生至巨的傷害。因此,如果國家的刑事追訴權不能予以適當限制,每一個公民均會被刑罰懲罰的陰影所籠罩,生活在不安的環境之中,其生活品質一定會大大下降,本來所嚮往的快意人生,就會變得索然無味。再從刑法的目的上看,懲罰犯罪就是為了使公民獲得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如果這種懲罰反而使公民產生新的恐惶與不安,也有違於刑法的本意。所為了避免此種情況出現,社會公眾也強烈要求國家在懲罰犯罪時應當有所節制,不得為了懲罰犯罪而惘視公民的合法權利。勿庸置疑,刑法的保障功能自刑法產生之時業已存在,但同樣不可否認,刑法保障功能是隨著人們對社會、國家、公民之間關系認識的深入而逐漸被重視的。在帝王言出法隨、官吏擅斷罪刑的年代,刑法的保障功能幾乎被完全忽略,成為刑法發展史上的黑暗時期。直到資產階級大革命前夕,當人們認識到國家必須實行法治的方法進行統治、公民的權利需要特別予以保障之時,刑法的保障功能才被慢慢突顯。在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之後,刑法的保障功能又隨著法治與人權概念的日益成熟而發揚光大,到目前,已經成為現代刑法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價值取向。(二)刑法保障功能的要求既然刑法具有保障公民權利的功能,那麼如何才能將這一功能在實踐中予以實現呢?在理論上和實踐中應當注意如下兩個方面:其一,在刑事立法活動中,應當堅持刑法的最後手段性原則,凡是沒有必要使用刑法手段處理的行為,不要輕易予以犯罪化。這樣,就能保障刑法懲罰的是那些真正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在刑事領域給予公民盡可能大的自由空間。因此,那種發條繁雜、公民動輒得咎的刑事立法,是刑法保障功能的觀念相悖的,也是我們的刑事立法所不倡導的。其二,在刑事司法活動中,國家不得對沒有構成犯罪的人進行刑事追究,也不得對構成犯罪的人進行法外追究,即對於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的行為,不得定罪判刑;對於構成犯罪的行為,必須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進行追究,並且在追究的過程中必須保障其人格的尊嚴和其他合法權利。在此意義上,可以說刑法既是懲罰犯罪的工具,也是保障非犯罪公民的武器,還是保障犯罪公民合法權利不受國家權力過度干擾的一個屏障,其意義實在非同小可。除了在觀念上樹立刑法保障的觀念之外,在制度上同樣需要予以貫徹執行。在現代國家的刑法乃至國際社會的有關人權保障的文件中,均明確規定了一個原則—罪刑法定。就刑法的兩個基本功能的關系來看,懲罰與保障相結合已經成為現代刑法的指導原則,二者相輔相成、不可或缺、不可偏廢。在理解和運用時,不能過分強調任何一個方面而忽視另一個方面:過分強調刑法的懲罰功能,就會陷入專制司法的泥潭,過分強調保障功能,則會削弱刑法存在的根基。因此,對於刑法規定為犯罪的行為,應當依法進行懲罰,不能借口刑法的保障功能而放縱犯罪;同樣,對於沒有構成犯罪的行為,也不能動用國家的刑罰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