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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p法規

發布時間: 2022-01-25 18:00:05

A. 《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中代碼10180是什麼違法行為,罰多少

違法代碼 :10180

違法行為 :機動車不在機動車道內行駛的

違法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6條

第三十六條根據道路條件和通行需要,道路劃分為機動車道、非機動車道和人行道的,機動車、非機動車、行人實行分道通行。沒有劃分機動車道、非機動車道和人行道的,機動車在道路中間通行,非機動車和行人在道路兩側通行。

處罰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條

第九十條 機動車駕駛人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關於道路通行規定的,處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罰款。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處罰。

罰款金額:200元。



(1)mgp法規擴展閱讀:

交通違法代碼由四至五位數字組成,按交通法中通行原則進行分類,排列順序從左到右依次為一位行為分類代碼,一位計分分類代碼,二位數字順序碼。

第一位代碼:行為分類代碼,表示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所處的分類代碼;

第二位代碼:記分分類代碼,表示交通違法行為記分的分類代碼;

第三、四、五位代碼:順序碼,表示在同一行為分類中出現的行為的順序碼。

B. 土地資源管理的一些特點和幾個政策性的問題

1.建立土地管理協調機構

加拿大的土地資源管理涉及多個部門,此外加拿大又是一個聯邦國家,各省政府對土地資源的管理擁有相當大的權力。聯邦政府除直接管理部分國土資源外,主要是通過制定計劃和政策來指導聯邦土地資源的規劃、利用和保護,這些政策和計劃需要各部門的支持。由於土地資源管理涉及聯邦和地方政府以及政府內的多個部門,為協調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的關系和部門間的關系,加拿大組建了許多專門的政府協調機構。如加拿大土地利用委員會、聯邦政府土地利用委員會等。

「聯邦政府土地利用委員會」是為指導貫徹聯邦政府於1980年制訂並由國會公布的一個「政策書」——加拿大「土地利用指南」而設立的。目的是為協調土地利用政策,加強土地資源管理。指南有10條原則,分別對城市用地、農業用地、森林用地、不可再生資源土地、交通和通訊用地、水資源保護地、歷史遺跡地生物繁衍地、冒險性項目用地和其他區域性用地規定了聯邦政府的指導性意見。「聯邦政府土地利用委員會」由15個單位組成,這些單位分別是:環境部、農業部、漁業與海洋部等。環境部的一個副部長助理任委員會主席。

「加拿大土地利用委員會」的任務是協調聯邦政府與省政府之間在土地管理上的合作關系。這種關系由加拿大「土地利用指南」的第10條原則規定了各方應負的責任,省級土地利用的規劃,應有適當措施保證聯邦政府在土地和地方環境方面發揮積極的影響;聯邦政府在聯邦土地的良好農地用於農業、良好林地用於林、良好的其他土地用於相應適宜用途的同時,通過這個委員會的工作,也要保證這些用地政策能夠符合各省政府對土地利用的既得利益。

2.利用社會力量建立支持政府管理的信息系統

信息技術作為當代科學技術的先鋒,在資源管理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民辦各國都非常重視發展信息技術。在加拿大,「電子政府」是其管理的發展方向。在發展信息技術時,有幾個關鍵問題要解決,一是數據源,二是標准,三是經費。前兩者對於政府不成問題,但資金方面,由於數量太大,比較困難。在這方面,加拿大有獨到之處,採用「公私聯營」的方式,解決了資金不足的問題。例如加拿大在地理信息系統的建設中,政府非常注意與一些公司的合作,如DMR公司、Teranet土地信息系統公司和MGP信息系統公司等。政府提供數據,私人公司出資建立加拿大資源信息系統。這樣在加拿大就出現了一批半政府半私人的公司,既保證了信息的權威性,又為信息系統的建設開辟了新的途徑。

Teranet信息系統公司成立於1991年,是由安大略省土地部門與Teramira Holdings公司合並而成的,屬公私聯營性質,其目的是通過可行的聯營公司,建立合法而權威的資料庫,加快土地登記速度。合並之時,政府與公司各出資2900萬加元,其中政府是以1995年以來建立的資料庫為資本,而非現金。該公司從1996年開始盈利。目前公司價值5億加元,擁有職工800人。這樣政府相關人員減少了50%,節省了開支。經過幾年努力,建立了安大略土地登記信息系統(POLARIS),政府擁有50%的股份,擁有POLARIS的數據,同時也是用戶。其職責是嚴格執行土地登記法,並控制費用。公司負責管理資料庫,提供土地登記服務;支持數據的交流;實施市場信息服務。通過資料庫的商業化運營獲取利益。該資料庫可為律師提供信息服務,促進土地市場交易,有力地促進了電子政府。安大略省目前已有約400萬個城鎮小區建立有數字化地籍管理資料庫。

3.加強加拿大農地的保護

(1)基本情況

加拿大隻有7.5%的土地可作農用,這些土地集中分布在南部的狹長地帶,這一地帶也正是適宜人類生存、人口最集中的地區,大約聚集了全加拿大人口的90%以上。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城市擴張迅速,佔用了大量優質農田,同時地產投機商大量購買農地,他們將農地閑置拋荒,只是等待著土地價格上漲後再賣掉。許多規劃師和規劃專業學術團體以及市民團體紛紛呼籲,這種趨勢再發展下去會影響整個加拿大的食物生產能力。另外由於農民喪失土地的速度非常驚人,比例也非常大,在以傳統農業為主的地區,失去土地的農民的生存和就業問題不容樂觀。據魁北克省的估算,供養一個人大約需要1公頃的農地,魁北克省有6.4萬平方公里的農地,6萬平方公里農地才能滿足全省人口的食物需求。另一方面,全省的農場可以解決全省10%的勞動就業,每年有多達50億加元的稅收,這在區域和全省的角度都是很重要的經濟因素。因此從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農用地保護進入國家政策議程,到70年代中期,在一些省如安大略和魁北克省,農地保護一度成為各黨派和政治團體政治論壇的中心議題。一些省相繼制定了農地保護計劃,重點通過制定以自然要素為主的土地利用規劃,以阻止或減緩在高質量農地上的城市土地開發。其中最嚴格的有兩個省,首先是制定了嚴格的法律,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在1973年頒布了《農地委員會法》,1978年魁北克省頒布了《農地保護和農業活動法》,兩省在農地保護計劃中都成立了強有力的省級委員會。這兩個地域的農地保護計劃體系在全加拿大是非常重要的。在魁北克省,相對於全省380萬公頃耕地的總量,根據《農地保護和農業活動法》劃定的農業區共有650萬公頃,其中包括了大量的林地。

農地保護計劃的目的是保護優質的農地免於其他用途的開發。魁北克和不列顛哥倫比亞兩省劃定保護總量和保護區的主要標準是根據農地的質量,魁北克省還進行了土地分割控制,規定每個農產擁有的連片農地至少在100公頃以上。各省在確立農地保護目標時,也得到了其他方面的戰略支持。如在城市發展用地問題上,每個主要的城市地區首先是強調在現有城市區域充分利用存量土地。

(2)成立專門機構

有些省(兩個)為保護農地通常都成立有專門的管理機構,如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早在1973年就成立了省級農業用地委員會,制訂了《農業用地委員會法》。農業用地委員會是一個獨立於政府的執法與管理機構,其成員由政府指派,但按照《農業用地委員會法》的規定,必須具備相應的知識及管理經驗。《農業用地法》規定,保護區內的土地應優先用於農業,如要劃出保護區或改為非農用途,必須經農業保護委員會批准;農業保護委員會的決策必須公開、負責,必須讓公眾發表意見;各級政府在制定當地規劃及法規時必須考慮土地保護的重要性,支持農業的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必須避開良田,如無法避開,也要在設計和建造時將其對農業生產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

1978年魁北克省頒布了《農地保護和農業活動法》,成立了魁北克農地保護委員會。法律賦予了委員會很大的權力,委員會的使命是保證後代人擁有足夠的農業發展用地,它的職責是保護農地保護區。人們在農地保護區中從事其他非農活動,要向委員會提出申請。每一項申請首先要得到縣、鎮的批准並符合已有的各項程序,委員會請專業人員就提出申請的活動對農業的影響進行反復論證,最主要的標準是該項申請改變了土地用途後要有可見的實用性,要符合發展規劃和城市發展界限的規定。一項非農用途的申請要得到許可,還要證明在當地除了在農地保護區內沒有其他地方適合進行該項活動,委員會在做出決定時,出發點是服務於保護農用地和農業活動的目的,但也會考慮到地方的一些特殊因素。委員會對申請進行審核必須依據以下的准則和因素:該土地和附近土地的土壤潛力;土地可能的用途是以農業為目的;對該申請許可後,對已有的農業活動造成的影響,對附近土地上農業活動的可能影響;一些法律和法規對該項申請活動的限制,如對環境的影響,對牲畜的影響;保護農業合作社和農場經營的一致性;在當地對保護水資源和土壤資源的沖擊;為農業基礎設施的建造提供足夠的空間;由市鎮、聯合會、公眾團體和為公眾服務的機構等提供的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報告。

委員會可以依據的准則和考慮的因素:申請與發展規劃不一致,或者與縣、聯合會和委員會有關土地利用目標不一致;申請被拒絕後對申請者的影響。審批意見最終由委員會作出。如果申請被委員會否決,繼續上訴的結果一般仍是被否決。委員會有權對未經許可的非農活動進行制止。除此以外,委員會還對法律的執行情況進行監督,對政府涉及農地保護和農業活動的管理政策等提出建議。

委員會的委員和主席經選舉產生,定期換屆。委員會還僱用專職人員進行法律、專業咨詢。20多年來,委員會與各縣和鎮建立了牢固的關系,他們之間的合作是相當重要的,共同保證了農地保護計劃的實施。除此之外,法律還對提出申請的程序、審批程序、公告、罰則作了嚴格詳細的規定。

(3)劃定農業保護區,對農地用途改變進行嚴格限制

為了解決城市化進程對土地需求量急增所帶來的矛盾,強化土地資源管理,保護好耕地,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早在1973年制訂了《農業用地法》並建立了農業保護區。經過幾年各市鎮之間以及各市鎮與省的反復協調,至1978年,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被保護的農田涉及28個地區,農田儲量共有470萬公頃,佔28個地區總面積的4.7%,佔大溫哥華地區總面積的12.5%。被保護的農田包括了不列顛哥倫比亞全省農田總量(根據《加拿大土地清查》,包括農業用地的1等至4等)的近80%,在這些等級之外的許多質量很差的土地也被包含進來。政府對保護區內土地的使用和保護以法的形式作了明確的規定。

魁北克省在20世紀90年代對《農地保護和農業活動法》進行了修訂,進而對70年代劃定的農地保護區進行了修編。農地保護區是政府確定的在本地區內為農業需要保護的農業土地以及其他土地。至1998年,農地保護區的面積共634萬公頃,與70年代相比減少了16萬公頃,涉及1119個市鎮、94個縣、兩個大都市區。

為了保證農業活動優先,魁北克省法律規定了在農地保護區中受限制的非農業活動,除非委員會許可,以下活動是禁止的,包括:在土地上進行非農目的的活動(建住宅、商業、工業或基礎設施);砍伐糖楓林中的楓樹或利用糖楓林進行除楓糖生產以外的任何活動(除非由於森林管理的需要);影響了土地細分,即轉讓了一塊土地的所有權同時還擁有相鄰地塊的土地或被視為是相鄰地塊(兩個地塊被公共道路、鐵路、公共設施所分開被視為相鄰)的土地;移走表土。法律也規定了不需要通過委員會認可的情況,包括:一個主要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為自己、孩子或他的雇員建造住宅;農業合作社或合作者在其共同擁有的土地上,為其股東或成員建造住宅轉讓100公頃或以上的土地,他擁有剩餘的相鄰土地至少有100公頃的;擴建在法律開始實施以前建造的住宅;一個人擁有的土地由一些相鄰的非農業空閑用地組成,大於100公頃,在其上建造住宅的;土地由一個所有者轉讓給另一個所有者,連帶的已獲得的權利一並轉讓。

安大略省農用地約1243萬公頃。對農用地的保護也相當嚴格。《政策宣言》要求在總體規劃中單獨列出農用地,劃定農用地區域,闡明保護農用地、限制其改變用途的政策。為實施對農用地的合理利用和保護,安大略省還根據土地的耕作條件,將土地分為7個等級。1~3級土地適宜於常年耕種,適合所有或主要大田作物的生長;4級可以常年耕種,但不太適合大田作物生長;5級不適宜常年耕種,只適合種植牧草類作物;6級僅適合生長牧草;7級沒有農業價值。政策要求對1~3級土地實行嚴格保護,限制用途轉變。

4.政府在防止土地退化方面所採取的措施

加拿大沒有真正的沙漠,只有2.6萬平方公里的沙丘,不到其全國國土面積的0.3%,但很大一部分國土處在乾旱、半乾旱地帶,沙塵暴和旱災的危害不斷,特別是位於中南部的馬尼托巴、薩斯喀徹溫和艾伯塔幾個以草原為主的省份,由於風蝕,每年至少損失1.61億噸表土,每年風蝕對於幾個草原省份農牧場造成的損失高達2.49億加元。

受20世紀30年代美國大平原地區風沙塵暴的影響,為了應付本地頻繁的沙塵暴、普遍的乾旱和棄耕問題,為了保護土壤,防止土地大面積退化,1935年,根據加拿大國會的一項法規,成立了大草原地區農場復墾管理局。最初的目的比較單一,只是為了控制土壤流失,但是,後來的職責范圍得到了迅速的擴大:「保障馬尼托巴省、薩斯喀徹溫省和艾伯塔省乾旱與沙塵暴影響地區的復墾,並在上述地區開發、創辦農場行業、林場、水源、土地利用以及國土整治等那些能夠盡可能保證經濟安全的體系」。大草原地區農場復墾管理局不僅是一個領導機構,同時也為應付早期沙塵暴戰役提供了大量的人力和設備。

自20世紀30年代開始,聯邦政府和省政府都啟動了大批土壤保護項目,大部分計劃和項目都是通過農場復墾管理局實施的。1983年,農場復墾管理局發表了一份題為「加拿大大草原地區土地退化和土壤保持問題」的報告。報告認為,大草原地區面臨的最大威脅就是風蝕、水蝕、鹽鹼化和土壤養分損失等問題。這項評價為該地區後來的大批土壤保持項目奠定了基礎。非政府組織和其他集團為此也做出了巨大貢獻。

20世紀90年代末期加拿大實施了國家水土保持計劃(簡稱水保計劃),為期3年,2000年3月31日結束。這是聯邦政府和省政府共同實施的項目,除了傳統的一些土壤方面的問題以外,該計劃著重強調與水問題有關的各種環境問題。重點涉及河岸地改造和草場改良兩大目標。為了保護人畜、野生動物以及灌溉水源,首要的問題就是制定最佳的土壤保持和河岸地管理方案。為此,在河岸地區開展了多項以涉及維護或改善水質為目的的牲畜和耕作管理等內容的一系列活動。特別要提及的是,加拿大大草原地區農場復墾管理局負責提供技術資料,提供與河岸地管理及水質保護有關項目的支持,並為城鎮當局和當地非政府組織提供資金支持。大部分項目都與生產者、土地使用者以及社區直接合夥實施,鼓勵合作夥伴優先考慮未來水土保持項目,支持他們優先開展河岸改造項目。加拿大全國撥出1000萬加元,研究農業土地利用對於水質的影響。政府公布,從1995年聯邦預算中撥給加拿大改革與農村發展基金的6000萬加元中,劃出經費支持水保計劃。該項計劃目的在於支持加拿大的可持續農業開發。大草原地區通過農場復墾管理局,已經向合格機構撥出300萬加元,實施水土保持項目,重點是水質問題。艾伯塔省已投入120萬加元,解決農家肥管理和河岸階地的管理等一些基礎性問題。

「永久保護計劃」是1989年專為大草原地區各省頒布的一項3年計劃。根據衛瑟等人(1996年)的資料,根據加拿大土地分類,屬於過度地帶4級、5級、6級的土地被確定為選擇利用的土地。政府出資鼓勵農民種植適宜的農作物。「永久保護計劃」讓加拿大政府花費7400萬加元,但該計劃的效益遠遠超過原有投資。除了政府獲得一定的效益外,社會得到的效益規模更大。1996年估計,該項目1993年一年帶來得收益是1180萬加元,相當於政府糧食保險、農民固定基金及其他費用的總數,其他的效益如減少了土壤退化,提高了水質,增加了野生動物棲息地,節約了地方政府用於清理公路導洪、排水系統的風積、洪積泥沙的費用。「永久保護計劃」的獨到之處在於,它有一套激勵機制,和它所建立的報賬制度,已經納入計劃設計之中。特別需要提及的是,大草原地區的任何一戶農民,如果他們選擇長期的合同,改變每年種植作物的土地利用方式,進行多年飼草種植或造林經營,他們都有資格申請財政支持。起步階段,每公頃支付50~125加元不等,這要看農民簽定的是10年還是21年的種草或是造林合同。待人工草場或人工林地植被建立以後,根據市場同類土地的標價,所有款項一次付清。允許農民繼續使用合同承包的土地放牧或打草。「永久保護計劃」證明了它深受廣大農民的歡迎,並及時得到擴大,現已擴大到包括不列顛哥倫比亞部分地區在內的其他地區。合計起來,「永久保護計劃」已經成功簽定了1.5萬份合同,其中64%屬於21年的長期合同,共有521998公頃過度地帶的季節性糧食生產地已經轉換成多年生產的飼料基地或其他用途。毋庸置疑,廣大的農民最終會從這一項目的實施中獲取巨大的收益。政府認識到,農民參與類似項目,就是看激勵機制是否適當可行,所以,所有合同中都有一款「例外條款」,允許那些他們自己認為有必要終止合同的農民,根據現行的償還條例,撤回合同。決策者們完全明白,有必要監督項目的實施,以保證農民確實在其土地上發展人工草場或者開展人工造林。

1937年開始實施的「公共牧場計劃」主要目的是為了恢復嚴重侵蝕的土地。目前已有14.5萬公頃的劣質地改造成了草地。「公共牧場計劃」是農場復墾管理局在大草原地區實施的最大的計劃之一,也是實施期限最長的土壤保持項目。整體來說,過去幾十年來,草原牧場開墾的比率穩步下降,數量可觀的過度地帶的耕地已經永久性地退耕、還林還草。總的原則就是,不宜耕種的土地全部退耕,用於發展養牛牧場。據觀察,植被群落的多樣性,既易於全面恢復植被,又可抵抗大旱。普遍認為,在大草原地區實施最佳土壤保持和河岸地管理措施,是保護人畜、野生動物和灌溉水源的最基本措施。大部分農民和小鄉鎮、社區都已認識到良好環境管理的必要性。目前實施的所有項目都要求農村的土地擁有者(土地承包人)繼續維持或新辟野生動物棲息地。流域地區要保持良好水質,就需要經常控制地表徑流,控制河岸地區牲畜自由通行,減少牲畜在河岸地區滯留的時間。因為,每一條流域都有其獨特的問題。農場復墾管理局的工作人員在幫助土地使用者和鄉村、社區確認適宜措施、方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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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鋼化前擋能否做DOT認證

DOT認證制度即聯邦機動車輛安全標准(FMVSS)。DOT認證是強制性認證,即所有在美國銷售的機動車及配件產品都必須通過DOT認證,擁有DOT標志。

關於DOT認證

DOT是美國交通運輸部(United Stated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的縮寫,總部位於華盛頓。美國交通部作為美國政府的職能部門,主要是發展和完善與交通和運輸相關的法規,以滿足環境和國防的需要,同時交通部也是其聯邦政府中的一個基礎部門,擔負著制訂和管理有關政策和項目,從而保護並提高交通運輸系統服務的安全,適當及有效性。Goman團隊所知道的交通部的組織機構龐大,職能部門繁多,涉及各個領域的事務,下設聯邦公路管理局,鐵路運輸管理局,聯邦航空管理局,海運管理局,總檢查官辦公室等部門,在全美擁有六萬名雇員。

美國交通部的職責是制訂交通法規,對進入美國的各種交通工具和運輸的危險品做出一系列的規定,頒發相關認可證書。

根據DOT要求,出口美國的交通車輛(轎車、卡車、拖車、巴士、摩托車等)及其零部件(制動軟管、制動液、燈具、輪胎、安全帶、座椅、頭盔、三角警告牌等)必須到美國交通部進行注冊審核,方可進入其市場。

用DOT縮略詞為符號表示加貼DOT標志的產品符合有關US.DOT指令規定的主要要求(FMVSS MGP),並用以證實該產品已通過了相應測試合格/或製造商的測試聲明,公眾號跨境電商高文,真正成為產品被允許進入北美市場銷售的通行證。

Goman團隊呼籲有相關產品的賣家,想辦法做好DOT認證,因為有關法規要求加貼DOT標志的工業產品,沒有DOT標志的,不得上市銷售,已加貼DOT標志進入市場的產品,發現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要責令從市場召回,持續違反有關DOT標志規定的,將被處以高額的罰金被迫退出市場。

亞馬遜選品策略建議

大家在做汽配類產品的時候要區分產品是通用型還是非通用型。

對非通用型的產品,需要准備產品適配性數據,在亞馬遜後台通過第三方資料庫上傳。上傳適配性數據會增加產品的曝光率,提高非通用產品曝光轉化率,以及減少退貨率。因為亞馬遜用戶可以在亞馬遜虛擬車庫(Garage)中上傳車的型號和年份等資料,在搜索汽車零部件時,在搜索欄下方會出現「filter results(過濾結果)」選項,點擊後只有符合用戶車型的產品會被篩選下來。

所以非通用型產品的適配性數據上傳至關重要,當然賣家也需要准確了解自己產品適合的車型和年份,從而可以減少差評率和退貨率。

G. .mpg是流媒體格式的視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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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流媒體格式,只不過並不是每一種編碼的mp4都能在手機上播放,mp4的一代標准大多數手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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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寫一篇如何規制酒後駕車的論文。一千字左右

摘要: 刑事司法對於規制醉駕行為之罪名「爭」多「論」少,洞見其症結乃是處罰醉酒犯罪的刑事立法過於粗疏所致。醉駕肇事行為的定性,依託原因自由行為之法理,結合醉駕行為人所處限制行為能力或無行為能力狀況之不同,區別對待,力求主觀罪過之精確認定。基於完善立法的考量,可在交通肇事罪中增添加重情節條款,將醉駕、飆車、無證駕駛等情況作為交通肇事罪加重處罰情節,以達至一舉多得之功效。
關鍵詞: 醉駕行為;交通肇事;醉酒犯罪;公共安全

現代性已從古典工業社會的輪廓中脫穎而出,形成一種嶄新的「風險社會」形式。[1 ] 以交通運輸為例,社會為快捷而選擇了現代交通工具,在不遺餘力的發展中一定程度上容忍了其帶來的損害風險。當然,在這一過程中,社會也試圖運用規范制度以將風險控制在「允許」、「容忍」的范圍內,以實現社會和諧發展之目的。近年來,伴隨著我國汽車保有量的爆發性增長,交通肇事帶來的嚴重危害後果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以2008 年公安部的統計為例,2008 年我國共發生道路交通事故265204 起,直接財產損失10. 1 億元。因交通事故導致73484 人死亡,304919人受傷。嚴重的後果一再挑戰公眾的「容忍」底線,其中,醉酒駕車肇事更是人神共憤,對其刑事規制乏力也就被廣泛詬病。分析現行刑法對醉駕規制手段的缺陷,探求應對之策略,無疑是理論界面臨的迫切課題。
一、當前刑事規制醉駕肇事行為之困境
我國刑法第18 條第4 款規定:「醉酒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該條款簡明扼要地規定了醉酒行為人應當對其醉酒期間實施的符合犯罪構成的行為承擔刑事責任。但對行為人醉酒期間之責任能力喪失亦或明顯減弱的情況下能不能構成犯罪、構成何種犯罪(故意或過失)以及能否減輕其刑事責任的問題卻缺乏規定,充其量只是以自然法感和刑罰功利性目的實現為基礎,規定醉酒人犯罪的可罰性,多有「事後諸葛」之嫌。由於缺少詳細法理支撐,造成了目前醉駕肇事司法認定的疑惑和混亂。
(一) 可罰的醉酒類型範圍尚未明確
我國刑法僅規定了醉酒人犯罪的可罰性,卻缺少詳細界定醉酒犯罪行為人之類型。廣義之醉酒包括生理醉酒、復雜醉酒和病理醉酒三種。而在實際司法操作中,為證明是何種醉酒類型,就需要解析行為人在醉酒期間的精神資質並推斷其刑事責任能力。對此,有觀點認為,由於復雜醉酒是生理醉酒與病理醉酒的中間狀況,而且復雜醉酒人的辨認和控制能力只是削弱並非完全喪失,故刑事責任可適用生理醉酒予以解決,而病理醉酒可歸類於精神病人刑事責任之認定當中,亦沒有在法條上區分之必要。[2 ] 然而,否定具體區分醉酒刑事責任類型的理由亦是以行為人在醉酒期間的精神資質區分為基礎的,同「因」卻逆「果」,有邏輯之謬。更為重要的是,區分醉酒類型之目的在於防止「一刀切」的刑罰擴大化。通說認為,病理醉酒狀態(尤其是首次) 的行為人應為無刑事責任能力人,如追究刑事責任是過分苛責的,司法實務中一般將其做暫時性的「精神病」對待,但立法之遺漏使實務操作有違罪刑法定原則之嫌。進而需要思考的是生理醉酒之後同樣處於無責任能力狀態下的行為人是否應當承擔完全刑事責任,處於限制責任能力狀態下的行為人又該承擔何種程度的刑事責任,理由又為何? 由此推斷,行為人在醉酒狀態下的刑事責任能力之有無問題無法在動用刑罰的合理性論證過程中予以迴避,此為限制刑罰權恣意的重要環節。
另一方面,我國刑法沒有細化行為人醉酒是自願性還是非自願性。非自願性醉酒多表現為被脅迫、受騙等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預見之原因所引起的情形。參照英國立法,對非自願醉酒的限制較嚴格。如果被告人明知其喝的是酒,他不能僅僅因為自己低估了飲酒量或者喝酒對其的影響而宣稱醉酒是非自願醉酒。只有在被告人沒有意識到他正在飲用酒類飲料,或者在特定的案件中一個人因為服用了醫療處方上的葯物(假定含酒精) 而陷於醉態,才是非自願醉酒。[3 ] 以醉酒駕車為例,非自願性醉酒對醉酒本身絕無認識,事前亦無駕駛車輛造成損害之故意與過失的主觀心態,而在其後若醉酒駕車,並在無責任能力狀態下實施了危害行為,則應當不承擔刑事責任;如若是處於限制責任能力下實施的,需依據實行行為的情形認定主觀故意或者過失,進而明確刑事責任輕重。由於我國刑法規定的闕如,使復雜情況過於簡單化,具體到醉駕肇事的主觀方面,也就難免眾說紛紜了。
(二) 醉駕肇事認定罪名之困境
刑法上醉酒規定之粗疏,不僅體現在應罰的醉酒行為人范圍尚未明確上,亦體現在所指向的構成要件之認定上。在目前公開的判例中,醉酒駕車肇事行為人在司法審判上亦涉及「交通肇事罪」抑或「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罪名爭議。① 雖然各案例中的具體情況不盡相同,然而對於行為人醉酒實施行為之主觀方面分析的爭議卻從沒停息過。一種觀點認為,交通肇事罪的一個核心概念就是「肇事」,從本來意義上,「肇事」既有過失引起事故的含義,也存在故意挑起事端的意思。而現實生活中的酒後駕駛行為造成的交通事故,很多場合更可能是故意放任所為。[4 ]此種觀點認為,醉駕行為在法律上明令禁止、輿論反復聲討的情況下仍層出不窮,體現了行為人對危害風險是可以認知的,而對危害結果是否發生采無所謂之態度,即並不反對危害風險的現實發生,與間接故意的放任心態相契合,從而在定罪上偏向「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認定。此種觀點從重塑法秩序價值、著力維護法益出發,若交通肇事罪仍以行為人主觀過失為構成要件,則主張對醉駕行為規制予以提前並配合重罪量刑,即不以危害結果是否發生為啟動追訴刑事責任的要件,而以交通肇事之過失結果犯變更為抽象危險犯,只要發現醉駕行為即可認定造成了法所不允許的危險,沒有實現即為未遂,若實現了危害風險則成立既遂,量刑提高至10 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在當前,對於醉駕行為重罪重判的觀點是具有廣泛的民意基礎的。而在其支持之聲音以外,還存有另一種觀點,認為應堅守刑法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醉駕行為人之主觀方面仍然是過失,其對於醉酒行為的危害結果雖具有認識,但是輕信其有能力避免危害結果的發生,且在主觀上並不希望結果真實發生,與間接故意之對危害發生持無所謂的心態相去甚遠,是故在定罪上仍然堅持以「交通肇事罪」認定,而對於交通肇事發生之後具有規避責任的行為,如逃逸過程中又造成人員傷亡或重大損失的,可根據具體情況再做判斷。[5 ]
對於醉駕行為人主觀方面認定的觀點爭鳴,雜糅了刑罰目的、刑罰實施效果等刑事政策的考量因素。但由於缺少對醉酒狀態下行為人的刑事責任能力與實行行為應罰性之分析,故有將行為人對醉酒的態度與行為人對醉酒後的實行行為的態度相混淆之虞,重新陷入功利性認定酒後行為構成犯罪之穴臼,使得對醉駕的處罰更多地受到自然法感的牽扯,而出現同類案不同罪,多種觀點爭論難息的狀況。
二、醉駕肇事主觀方面認定之釐清
如前文所述,醉駕行為出現規制乏力之重要因素在於刑事法自身「陣腳混亂」,由於沒有對醉酒狀態下行為人刑事責任能力狀態與實行行為關系做出明確法理梳理,從而出現遇到「醉酒」就忽略特定狀態下刑事責任能力之具體認定,直接判定主體適格。按照最高法院《關於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 條將「酒後、吸食毒品後駕駛機動車輛」而「致一人以上重傷,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的」,直接規定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這樣就逆向確定了行為人主觀罪過的存在且罪過形式只能為過失;對於為何能夠對醉酒後的肇事行為認定為犯罪,逆向尋求答案為基於刑法第18 條第4 款的規定;而刑法總則規定對醉酒行為人處罰的法理依據何在,再度逆尋答案為刑罰目的之需要,那麼既然為了更好地實現刑罰目的,為何不以更為嚴苛的「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來規制醉駕肇事行為,就出現了以醉駕行為人主觀是故意還是過失之爭議的表象,將行為人對「醉酒」與「行車」兩個分開階段的行為模糊為「醉酒行車」之統一行為項下予以考察其主觀心態,造成了司法爭議上的簡單盲目化和雙方觀點誰也說服不了誰的混亂現象。是故,釐清醉駕行為人之主觀方面,應當撇除表象而追本溯源,從行為人在醉酒狀態下的行為責任能力程度認定,以及支撐處罰特殊狀態下之實行行為的法理依據為著手。
(一) 醉駕行為人之責任能力狀態
以現代醫學和司法精神病學的觀察、研究表明,在生理醉酒狀態下,人的生理、心理和精神變化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為興奮期,一般在飲進的酒精飲料中純酒精量達20~40 毫升後急速出現,此時飲酒者自製能力有降低,愛與人爭論,情緒不穩定且易於激動;第二時期為共濟失調期,多在飲酒量較大時出現,醉酒人此時呈酩酊狀態,言語增多,口齒不清,步態不穩,辨認能力降低,共濟運動趨於失調即控制行為能力明顯減弱;第三時期為昏睡期,在飲進的酒中所含純酒精量達到100 毫升以上時,飲酒者可出現酣睡、知覺喪失、昏迷等表現,嚴重時可因呼吸中樞受損害而死亡。[6 ] 而依據我國對於機動車駕駛員酒精在血液中的含量認定,酒精含量大於或者等於20mg P100ml 、小於80mgP100ml 的駕駛行為為飲酒駕車;車輛駕駛人員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於或者等於80mgP100ml的駕駛行為為醉酒駕車。機動車駕駛員血液中的酒精濃度高低亦與飲酒人自身身體素質有關, ② 從而有可能出現自認為頭腦清醒之行為人,比頭腦已經糊塗之行為人具有更高的酒精血液濃度之情形,是故在醉駕行為過程中,行為人兼具有限制行為能力、無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轉向無行為能力以及無行為能力轉向限制行為能力四種責任能力狀態的可能性。其對於行為人刑事責任之相關影響將在下文分析之。
(二) 原因自由行為理論能否適用醉駕肇事行為
當醉駕行為人處於限制行為能力或無行為能力之時,其所實施之行為是否可因其行為能力瑕疵而影響刑事責任的承擔,是無法迴避之問題。據此,大陸法系之原因自由行為理論對於其已有詳細之探討。原因自由行為系指行為人故意或過失,使自己陷於無責任能力狀態,並在無責任能力狀態下造成符合構成要件的結果。[7 ] 行為人使自己陷入無責任能力或者限制責任能力狀態之行為,稱為原因行為;而在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狀態下實施的符合犯罪構成的行為,稱為結果行為。基於行為人對於設定原因行為具有自主決定之能力,故以原因自由行為相稱。該理論之孕育旨在作為「責任與行為同在」原則的例外,通過追溯行為人製造限制或者無行為能力之主觀惡性,達到規制醉酒人犯罪刑事責任的目的。然而隨著理論細化,其理論自身亦圍繞著如何解決「責任與行為同時存在之行為所指為何」[8 ] 之核心問題展開討論,主要包括以下幾種觀點[9 - 12 ] :其一,間接正犯構造說。這種觀點側重於從原因行為入手,類比間接正犯理論,利用原因行為尋找實行行為的主觀依據,並堅持實行行為與責任能力同時存在的原則;其二,行為意思決定說。這種觀點側重於從結果行為入手,某種程度上忽視行為與責任同時存在的原則,以結果行為溯及行為人在原因行為時的最終意思決定能力,即以事前之控制力指代整體行為的責任考察;其三,相當因果行為說。這種觀點認為只要原因行為和結果行為之間具有相當因果關聯與責任關聯,就可以追究原因自由行為的責任。基於原因自由行為之相關論點仍在不斷爭論發展當中,論點間的交鋒已超出本文主旨范圍,在此不做贅述。而在醉駕肇事案件中適用原因自由行為理論,其意義在於區分了「醉酒」與「駕駛」兩個階段的行為,相較我國相關內容之法理,對於明晰行為承載之主觀責任更具貢獻。
(三) 主觀責任之分類確定
原因自由行為理論作為論證特殊狀態下的實行行為應罰性之法理,應當得到肯定。只是正如否定原因自由行為應罰性之觀點所指摘的那樣,「心神喪失後與喪失前的心理關聯性已完全斷絕,不能想像在正常精神狀態下所作的決定,在心神喪失時能有意識地依原定的計劃進行。倘若仍能依計劃進行,即可證明心神未喪失,行為人自不能免除刑責;如謂已心神喪失,即應無責任」[13 ] ,面對__否定論的質疑,原因自由行為無法令人信服地予以釋疑,不免遺憾。但是對於認定醉駕行為之責任認定已為足夠。由於行為人可能在結果行為階段處於限制行為能力或無行為能力,故在原因行為設定之時與結果行為具有相當因果聯系時可適用原因自由行為論證行為人之主觀責任關聯,而在相當因果聯系並不明顯時即可直接認定行為人之主觀責任。此為相當因果行為說之優勢所在,筆者也持此種觀點,即結合行為人醉酒後所處之行為能力與原因自由行為之法理共同研析。
1. 醉駕行為人處於限制行為能力狀態。該類行為人在結果行為開始時,處於限制行為能力狀態直至實害結果的發生。行為人此時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之能力,僅是醉酒使得其觀察或控制能力降低,處於非正常行車之狀態。正是基於其尚未完全滅失行為能力,是故支撐實行行為之主觀故意與過失是存在的,並應結合先前飲酒行為區分為故意飲酒+ 故意行為、故意飲酒+ 過失行為、過失飲酒+ 故意行為、過失飲酒+ 過失行為四種情形。前者對自陷於限制行為能力之狀態具有故意與過失兩種心態,而在處於該狀態之後的實行行為亦存在故意與過失之心態,既包括原先之故意在限制行為情形下較難予以扭轉,也包括新生之故意心態亦或對危害發生之過失心理。
其一,在故意飲酒+ 故意行為之情形下,飲酒之故意弱化於實行行為之故意,行為人自陷入限制行為能力狀態可能僅為最終完成實行行為的步驟之一,也有可能是在故意酗酒階段無犯意或持A 犯意,而在實施醉駕行為時形成B 犯意,是故前者之原因行為與結果行為之間在犯意連續之時關系緊密,前心態可被後行為之主觀心態吸收。例如,行為人為了實施傷害而故意酗酒並陷入醉態,但實施醉駕行為時產生了殺人的故意,此時,直接依照行為人在醉駕實行行為時之故意心態認定行為人故意殺人罪的刑事責任。
其二,在故意飲酒+ 過失行為之情形下,基於行為人處於限制行為能力,不可能對自陷行為之事前惡意在認識或控制能力僅為一定程度削弱的狀態下,轉變為對危害結果持否定態度之過失,只可能存在自陷行為時無犯意或持A 犯意,而行為人在實現行為階段對B 結果持過失之心態。此時之原因行為為結果行為發生之始然,若無原因行為則無結果行為,可適用原因自由行為理論,若故意醉酒為實施A 犯罪,則應認定為A 犯罪未遂並與過失之犯罪B 共同處罰。例如,行為人為殺A 壯膽而酗酒,在前往作案現場時因醉駕肇事致路人B 死亡,則行為人應構成故意殺人罪(預備) 和交通肇事罪;若故意酗酒時無犯意,僅僅因醉駕過失引起結果的,則以過失犯罪認定之。
其三,在過失飲酒+ 故意行為與過失飲酒+ 過失行為之情形下,雖然行為人對於陷入限制行為能力為過失,但因為行為人處於責任能力有所限制的狀態,故對醉駕引起的結果仍以通常的方法予以考察,行為人在醉駕時對危害結果持故意態度的,則以故意犯罪認定,反之,行為人對危害結果持過失之心理的,則以過失犯罪認定。
2. 醉駕行為人處於無行為能力狀態。此時行為人已喪失辨認或控制之能力,在此種狀態下行為人主觀不應具有刑法意義上的主觀故意或過失存在,即實行行為與責任是相脫節的。然而,從自然法感出發又需要對故意或過失陷入無行為能力之行為進行應罰性衡量,應當適用原因自由行為理論論證在自陷行為之時對於實行行為之主觀認識程度。基於此,也應分為故意飲酒(故意行為) 、故意飲酒(過失行為) 、過失飲酒(過失行為) 三種情形。前者為自陷於無行為能力狀態下之主觀意願,括弧中為行為人對後續實行行為在自陷行為實施時所持之態度。其如同琴鍵之黑白,白鍵為原音,黑鍵為加強音,單個鍵均不能涵蓋和弦之音域,是故需兩鍵同時按下,方可求得「應罰」之音律。
其一,在故意飲酒(故意行為) 之情形下,行為人追求陷於無行為能力狀態並對駕車行為具有認識,而採取希望或放任之態度時,其主觀應當綜合認定為故意。在故意心態中,直接故意之態度較為顯見,而持間接故意之放任態度需要綜合認定。
其二,在故意飲酒(過失行為) 之情形下,如甲到餐館用餐,故意飲醉(因心情不好想要酩酊大醉) ,甲沒有意識到他稍後必須開車回家,就在回家的途中撞死乙。甲在處於原因設定之時,追求無行為能力狀態為故意,卻並沒有開車撞死人之故意,只是其對即將開車上路可能會出事的結果是應當預見卻沒有預見的,具有疏忽大意之過失。[14 ] 在這種情形下,其主觀罪過應當綜合認定為過失。同時,行為人對於結果行為亦可能持過於自信的過失,如具有多年安全醉駕「經驗」的行為人「意外」地造成了事與願違之結果,基於其深信自身能夠避免危險結果,故在主觀上也應當綜合認定為過失。需要注意的是,在行為人故意陷入醉酒並在實行行為階段完全無行為能力的情況下,其對於結果行為之主觀認定為間接故意還是過於自信的過失是較為困難的。例如,同樣造成了人員傷亡,如若是行為人第一次醉酒行車即被推定為持放任態度之間接故意,那麼似乎難以解釋上述習慣性醉駕之行為人為什麼不是基於輕信自身能力而成立過於自信之過失。[15 ] 否則會演變成為認定主觀惡性小之過失取決於越軌行為的發生次數以及經驗之積累,顯然違背邏輯。過於自信之過失作為交通肇事類案件的行為人主觀方面是廣泛而真實存在的,需要結合行為人醉酒之具體成因,醉酒中實施危害行為時之言行,對於危害行為及危害結果發生後的反應,酒醒後及案發後的反應等綜合分析,才能做到區分情況認定。[16 ]
其三,在過失飲酒(過失行為) 之情形下,行為人對於自陷於無行為能力之狀態為過失,故並不存在其對於醉酒駕車的後續行為具有主觀故意的狀況,而只能在原因__設定階段出於疏忽大意的過失或者過於自信的過失,故在主觀上應綜合認定為過失。
3. 醉駕行為人由限制行為能力發展為無行為能力。酒精對責任能力的影響常有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醉駕行為人在駕駛途中亦可能出現行為能力之轉變,如在開始駕車時為限制行為能力而在一定時間之後發展為無行為能力狀態,並最終在該狀態下造成危害結果之發生,則該行為人的責任能力應如何認定? 理論上的分析認為,只要是在限制行為能力之狀態下實行行為已經進行了的,出於無行為能力狀態下的後行為雖然在主觀認識上與前者發生斷絕,但是實質上後行為的相關行為樣態與前者具有同一性,那麼就不必以原因自由行為為媒介,而可直接認定責任,[17]即以限制行為能力狀態下的故意與過失統領限制行為能力以及無行為能力階段行為之主觀認定。
4. 醉駕行為人由無行為能力轉向限制行為能力。醉駕行為人在實現行為開始階段中處於無行為能力狀態,而由於突發事件轉化為限制行為能力狀態之情形在現實當中也存在。如行為人於無行為能力狀態下醉駕,肇事後猛然刺激神經,從而在「酒醒」狀態下駕車逃竄又連撞數人的,可依兩種不同階段的行為分別處理,即前者無行為能力狀態下的行為依照前述2 之情形判斷,而後者「酒醒」實為仍處於限制行為能力狀態之下,是故考慮其重新獲得有限的認識能力或者控制能力即可直接認定主觀是故意還是過失。③ 據此分析,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對醉酒駕車,肇事後繼續駕車沖撞,放任危害後果的發生,造成重大傷亡,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應當依照刑法第115 條第1 款的規定定罪處罰。」[18 ] 此認定是符合此類行為人主觀特徵的。
三、醉駕規制之刑事立法完善
交通肇事類犯罪之認定屢被爭議並非偶然,從上文分析可見,對於醉駕行為之主觀認定出現「故意派」與「過失派」之爭,均失之於絕對。醉酒駕車僅為社會生活之白描話語,而行為人之刑事責任在進入醉酒狀態出現的限制行為能力與無行為能力中該如何認定才是理論分析的焦點所在。故並非醉駕就不能認定為「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只要故意飲酒至無行為能力之前對實行行為持故意之心態抑或行為人處於限制行為能力時之主觀出於故意,即可認定之。而在其餘之情形下均應認定為主觀為過失交通肇事犯罪。但是,精細的分析仍然抑制不了司法實踐為達至功利性效果的沖動,只有補足我國刑事法規對於交通肇事類犯罪的立法缺失才能最終實現規范判定此類犯罪的目的。
(一) 相關立法建議之評析
1.對交通肇事罪進行立法修改之建議。有觀點認為,交通肇事罪之主觀心態應當包括間接故意,醉駕之行為人對危害結果是放任還是排斥的態度很難在其意志不清的情況下予以認定。是故在明知不當為而為之的情況下,應判定為故意,但是畢竟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的發生並不是追求的態度,因此不能認定為直接故意,而是間接故意。[19 ]此觀點將對交通肇事罪之構造產生巨大改變而不僅只表現為增加了一種主觀罪過,是不足以採信的。首先是故意僅選擇間接故意在條文表述上之不便。其次是行為人對危害結果之故意態度容易與行為人對違反交通運輸法律法規行為本身之態度相混淆。行為人對於交通法規之違反完全可能是明知故犯,即眾多明知不當為而為之的行為將嚴重壓縮甚至實質上排除了認定行為人主觀過失之心態。第三,僅為「攘外」並未「安內」,即依據違反法益之特殊性撇除其他罪名對規制交通肇事類案件具有更為直觀的意義,但對於例如醉駕行為的行為人主觀方面是持間接故意還是過失仍沒有在交通肇事罪內部予以解決。
另一方面,有觀點主張,可以單獨針對醉駕行為,在交通肇事罪中增設特別條款,並適當提高交通肇事罪的量刑幅度。[20 ] 我們認為,這是比較中肯性之意見。目前刑法中對於醉駕行為認定刑事責任僅依照總則第18 條第4款以及最高法院相關司法解釋第2 條中的內容確定為構成交通肇事罪,只要行為人沒有逃逸行為,普通交通肇事依法量刑為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的屬於「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也僅處3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應當說,僅僅將「酒後駕車」作為「定罪情節」在評價體繫上是殘缺不全的:其一,在第一量刑幅度中,在同樣導致「死亡1 人或者重傷3 人以上」的情況,是否屬於「酒後駕車」在量刑上沒有任何差異。其二,在第二量刑幅度之中,即「死亡2 人以上或者重傷5 人以上」的「情節惡劣」的交通肇事案件之中,是否屬於「醉酒駕車」在量刑上沒有任何區別。[21 ] 特別「是以往,交通肇事罪作為過失犯罪,70 %以上被法院判處緩刑,有的法院達90 %以上。因此,實_______踐中,往往給民眾產生一種錯覺,出事賠了錢,就能了事」,[22 ] 直接讓刑罰規制醉駕行為出現威懾力不足的情況。故可在交通肇事罪中明確分列醉駕行為條款,並以低門檻配以高量刑,在普通交通肇事案件中發現系醉酒駕車的科以「特別惡劣情節」檔位之刑罰幅度,若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的配以最高檔位量刑。
2. 設立中間罪名之建議。由於醉駕行為的危險性,有觀點提出,在交通肇事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間還缺少一個過渡的罪名。即可在罪名的設定上,將其設定為危險犯、行為犯,如只要喝了酒,汽車一啟動就可以處罰。[23 ] 此種觀點以擱置前述兩罪在主觀方面之爭議,而著手解決醉駕行為本身的需罰性問題。問題是由於類似之行為犯原為行政處罰之科處范圍,若將其全部入刑,有刑法萬能主義之傾向。《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 條規定的科處醉駕行為也包括暫扣、吊銷機動車駕駛證和罰款、拘留等手段。保留對醉駕行為的處罰層次性,有利於增加行為人悔過自新的機會,以及減少社會「抗葯性」的程度,刑罰之猛葯若廣為適用,則在未來只有更為嚴苛之處罰才能維護秩序價值,而無舒緩之可能性。
(二) 我們的主張
以最高法院2009 年9 月9 日公布的兩起醉駕肇事判例為標本,以「依法嚴懲醉酒駕車犯罪」為政策導向,實務中出現了治亂用重典的傳統思維導向。實務中有人提出:「對於醉酒駕車犯罪,以後可能不用再爭論以交通肇事罪還是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了———以用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懲治醉駕犯罪,基本成為了共識。」[24 ]但事實上,如果對醉駕行為完全從功利性的刑事政策考量,只簡單考慮嚴重後果而不明晰和充分細化行為人故意或過失將自身處於限制行為能力或無行為能力狀態下的實現行為應罰性,可能有動搖主客觀相統一的刑事責任原則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根基之虞,畢竟處於完全喪失辨認和控制能力的醉酒人犯罪與未醉酒人犯罪主觀苛責性還是有很大不同的。
是故,刑法理論應重新釐定風險社會下的間接故意和過於自信過失界限,刑事政策應當以法的合目的性與合穩定性為宗旨,刑事司法應以醉酒行為階段之應罰性著手,仔細認定行為人主觀過錯。就立法完善而言,為避免醉駕行為主觀認定的困難,我們主張,完全可以在交通肇事罪的基礎上,將醉駕、飆車、無證駕駛等情況作為交通肇事罪加重處罰情節,對這些「馬路殺手」設置可達10年以上直至無期徒刑的重刑。如此立法,可收到一舉多得之功效:一是適應了風險社會強化刑法規制的需要,滿足了社會嚴厲懲治醉駕等危險駕駛行為的期待;二是淡化了間接故意與過於自信過失在量刑上的巨大差異,避免司法糾纏於主觀方面而猶疑不決;三是統一法律適用,純化「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堅守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使執法機關的罪名適用少一些隨意性。只有那些明顯表現出故意的醉駕肇事行為才以「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認定;四是減少社會公眾對「同案不同罪」、「同案不同罰」的選擇性執法之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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