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媒體法律法規

㈠ 中國現行的法律、法規是否有規范記者行為的

沒有專門對記者的立法 新聞法尚在制定過程中

報道失實可以提起侵權訴訟

㈡ 我國關於大眾傳媒的法律有哪些

不知你講的「大眾傳媒」具體含義是什麼，也不知你要哪方面的管理規定，給你一堆先看看：

【著作權（版權）類】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2001年10月27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
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
音像製品復制管理辦法
計算機軟體保護條例
信息網路傳播權保護條例(2006)
互聯網著作權行政保護辦法(2005)
計算機軟體著作權登記辦法(2002)
出版文字作品報酬規定(1999)
著作權質押合同登記辦法(1996)
作品自願登記試行辦法(1994)
錄音法定許可付酬標准暫行規定(1993)
演出法定許可付酬標准暫行規定(1993)
報刊轉載、摘編法定許可付酬標准暫行規定(1993)
計算機軟體著作權登記收費項目和標准(1992)
著作權行政處罰實施辦法

【出版管理類】
出版管理條例
內部資料性出版物管理辦法
電子出版物管理規定
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定
出版管理行政處罰實施辦法
音像製品出版管理規定
音像製品管理條例
新聞出版統計管理辦法

【印刷管理類】
印刷業管理條例
印刷品承印管理規定
印刷業經營者資格條件暫行規定
《設立外商投資印刷企業暫行規定》

【記者管理】
報社記者站管理辦法
新聞記者證管理辦法
外國記者和外國常駐新聞機構管理條例
新聞記者業務職稱暫行規定

【廣告管理類】
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
印刷品廣告管理辦法
廣播電視廣告播放管理暫行辦法

【市場管理類】
訂戶訂購進口出版物管理辦法
外商投資圖書、報紙、期刊分銷企業管理辦法
圖書質量保障體系
圖書質量管理規定
新聞出版行業標准化管理辦法
關於印發《標准出版管理辦法》的通知
關於修改《出版物市場管理規定》的決定

【廣播電視電影管理類】
廣播電視管理條例
電視劇管理規定
廣播電視設施保護條例(2000)
廣播電視無線傳輸覆蓋網管理辦法
境外電視節目引進、播出管理規定
中外合作製作電視劇管理規定
電視劇審查管理規定
音像製品內容審查辦法
衛星電視廣播地面接收設施管理規定
互聯網等信息網路傳播視聽節目管理辦法
廣播影視節（展）及節目交流活動管理規定
廣播電台電視台審批管理辦法
城市社區有線電視系統管理暫行辦法
廣播電視視頻點播業務管理辦法
廣播電視節目製作經營管理規定
廣播電視節目傳送業務管理辦法
廣播電視站審批管理暫行規定
境外機構設立駐華廣播電視辦事機構管理規定
境外衛星電視頻道落地管理辦法
廣播電視編輯記者、播音員主持人資格管理暫行規定
廣播電視設備器材入網認定管理辦法
有線廣播電視傳輸覆蓋網纜線安全防範管理辦法
有線廣播電視傳輸覆蓋網安全管理辦法
赴國外租買頻道和設台管理暫行規定
廣播電視節目出品人持證上崗暫行規定
電影管理條例
電影審查規定
電影劇本（梗概）備案、電影片管理規定
電影片進出境洗印、後期製作審批管理辦法
《電影企業經營資格准入暫行規定》的補充規定
《外商投資電影院暫行規定》補充規定二
中外合作攝制電影片管理規定
廣播電影電視立法程序規定
外商投資電影院暫行規定
《外商投資電影院暫行規定》的補充規定
廣播電影電視行業統計管理辦法
廣播電影電視系統內部審計工作規定

【執法類】
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行政執法證管理辦法
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行政許可實施檢查監督暫行辦法
廣播電影電視行政復議辦法

㈢ 中國新聞界網路媒體公約的條約細則

一、作為公約單位，無論是一個媒體單位，還是其相關從業人員，都應遵守新聞媒體所應有的職業道德，服從國家制訂的有關新聞媒體的政策法律法規，遵循新聞媒體所具有的基本准則和基本規律。
二、各公約單位，都應充分發揮新媒體速度快、容量大、多媒體、可交互、可檢索等特點，牢牢確立「媒體」意識，牢牢樹立「為網友服務」的觀念，爭取在全社會的新聞信息傳播中，同報刊、廣播、電視一樣，發揮應有的、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三、各公約單位應充分運用好以網際網路為標志的一系列高技術成果，結合自己實際，面向市場，走專業化道路，加強信息內容建設，搞好信息服務，努力成為新世紀網際網路上中文信息建設的主力軍，為通過網際網路向全世界傳播中國文化、中國文明，為促進中國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和信息產業的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四、各公約單位應充分發揚新聞媒體之間的長期友好合作傳統，取長補短，共同發展；
五、各公約單位應充分尊重相互之間的信息產權和知識產權，呼籲全社會尊重網上的信息產權和知識產權，堅決反對和抵制任何相關侵權行為；
六、各公約單位鄭重約定，凡在此公約上簽字的新媒體，可以用自己獨家發布的擁有產權的信息，同其他新媒體擁有的同樣的信息交換，各新媒體無論規格高低，實力大小，實行信息產權面前人人平等。
七、各公約單位根據第五條和第六條，可以在自己的網站頁面上摘用其他公約單位網站上的新聞和信息，但是必須註明出處，並為對方報紙做鏈接：
八、若某公約單位對其網站上的某些信息有特殊規定，則其他公約單位應遵守其規定，包括按照該公約單位的要求，給予經濟補償；
九、各公約單位約定，凡不屬於此公約的其他網站，如須引用公約單位的信息，應經過授權，並支付相應的費用。使用時，或註明出處，或建立鏈接；
十、此公約從簽約之日起生效。如情況變化，可酌情修改；
十一、各公約單位簽約自由，退約自由。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五日

㈣ 中國有什麼法律是管媒體的

中國現在沒有新聞法，靠政府直接管制媒體言論。

㈤ 有哪些與限制媒體有關的法律條文

中國沒有新聞法，正因為沒有明文，所以媒體的限制是無形的，很強大很隱蔽。
同時，對於個人隱私的保護也是缺乏的明確規定的。但是對於個人名譽權等具體人格權，民法通則和最高院解釋還是有一些規定的。

㈥ 中國媒體法律的重要組成部分

主要有《版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世界版權公約》《 民法通則專》
新媒體采編屬相關法律法規 ，在國內新媒體發展的過程中，政策法規的出台以及管理體系的調整可以說是在匆忙之中啟動的。特別是互聯網的跨媒體特徵，給原來按照行業界限劃分的管理體制帶來了挑戰。新媒體面臨的法律環境是比較復雜的，僅僅針對互聯網的相關法律法規就有數十個，其中有憲法與法律，有司法解釋，有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部門通知，還有地方法規和行業規范。而面對新媒體不斷涌現的新應用，已有政策法規還將繼續調整、修改，新的法規還會不斷頒布。作為新媒體從業人員，需要對這些政策法規有面上的了解，樹立相應的法律意識，這也是避免觸碰管理和法規紅線，保障媒體正常運行的基本要求。

㈦ 有沒有什麼法律條文約束新聞媒體

那肯定不行。
其實限制應該是挺多的。至少下面這些是被禁止的：
1、不道德的、不健康的；
2、侵權的——包括但是不限於侵犯名譽權、隱私權、肖像權、著作權的；

㈧ 媒體與司法的關系

近年來，隨著媒體自身活力的增強，審判公開原則的逐步落實以及司法腐敗現象的較為嚴重，被稱為「第四種權力」的媒體對司法的監督力度不斷加大，媒體與司法的關系也日益顯得復雜化。在當代中國，新聞媒體對有些涉及權力部門或地方豪強的個案的監督有助於司法權的公正行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司法的不公,但同時因我國的媒體與司法的關系尚處在一個較為無序的情況下，更引人注目的卻是這兩者關繫上的緊張與不和諧。回過頭來我們也必須看到，媒體與司法的終極關懷近乎於一致，都是圍繞社會公平、正義和道德的歸復與實現，都致力與我國的法治建設。那麼如何讓這兩大社會力量形成一種良性的互動關系，對中國這樣一個法治建設無論在硬體還是軟體上面都比較落後的國家來說顯得相當重要。為此，當前媒體與司法界之間積極的關系要繼續保持，不合理的方面要努力克服，同時無論是媒體界還是司法界都有必要借鑒國外有關這方面的寶貴經驗，從而為我所用，共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法治社會。媒體與司法的相互關系涉及到社會生活中兩種基本價值：新聞自由與公平審判，實踐多稱之為媒體監督與獨立審判。兩者之間既有內在統一的一面，又有對立沖突和過分親合的一面，筆者討論的主要是對立沖突和過分親合的一面，論述其產生的原因及一些具體的表現，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以及兩者達到和諧統一對現實社會的意義。

應該說傳媒和司法、新聞自由和公平審判的關系問題雖然是現代法治社會中的一個恆久性問題，但在中國，它只是最近才在尖銳的程度上浮現於社會實踐，並為人們所關注。他們既有沖突，又有內在的一致性。沒有絕對的言論自由，也沒有絕對的司法獨立，平衡二者的關系是不斷調整的過程。只有使之達到良性互動，才能更好的促進我國的法制建設，保證公民權利的實現。
媒體與司法各自的定義與定位
我們在討論媒體與司法的關系時，必然涉及到社會生活中的兩種基本的價值，從法治發達國家的實踐來看，稱之為媒體的新聞自由和法官的公平審判，從當今中國實踐看，人們更習慣的是媒體監督和獨立審判的提法。那麼媒體和司法是怎麼定義的又是如何定位的呢？
媒體一詞是英文medium的中文翻譯，它具有媒體、工具等意思，作為專有名詞，它最早用於傳播學領域，特指報紙、廣播、電視、網路等宣傳工具，又稱「傳媒」即「傳播媒介」。新聞媒體的功能主要有三項，一是宣傳功能；二是引導功能；三是監督功能。我們在討論媒體與司法的關系時可以看到使兩者產生聯系的主要功能應該是監督功能。
新聞自由在我國雖未見諸於憲法文字，但它以表達自由為根據，並且應該是表達自由的必然延伸。而媒體的輿論監督是表達自由和新聞自由發生作用的客觀結果。媒體監督是指報紙，刊物，廣播，電視等大眾傳媒對各種違法違紀行為所進行的揭露、報道、評論或抨擊。媒體對司法的影響很大程度上都是通過輿論監督來實現的。
公平審判是法律的正當程序在司法領域的體現，其基本含義是法官在做出裁判（如決定被告有罪或無罪）時，應該處於公正無偏的立場，不應受到法庭外的力量、信息或在審判中未予承認的依據影響。在司法方面，中國憲法規定的是獨立審判，即第126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獨立審判最終也是為了達到公平審判的目的，在民主法治的國家，公平審判是法官全部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點，也是審判工作的靈魂和生命所在，是法官必然的價值追求。
兩者內在的一致性
（一）兩者價值追求的統一性
司法與媒體的最終價值都在於追求社會公正。司法通過依靠公眾同意的公共准則——法律來解決糾紛，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利，以追求法律上的公正；媒體則通過激發公眾內心的價值標准——道德來評判是非，批評侵犯者的侵犯行為，以追求道德上的公正。正是由於司法與媒體能統一於公正這一價值目標，因而各法治國家均將司法獨立與傳媒自由作為基本價值予以肯定。
（二）司法需要傳媒介入
首先，從制度設計考慮，媒體監督是遏制腐敗的有力武器；原因是，由於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對權力加以制約。但這種以權力制約權力的制度設計有一致命缺陷：一旦掌權者進行權權交易，就會出現「官官相護」的局面，人民只能被當權者玩弄於股掌之間，為此，還需要依賴另一種監督模式，即廣泛的公開的社會輿論監督，藉此尋找一種終極控制權。媒體監督雖然是一種軟監督，但由於有它的介入，會促使權力制約機制生動活潑起來，因此，任何社會都不能對輿論監督的作用等閑視之，再跋扈的當權者也要對媒體監督畏忌三分。
其次，作為司法制度的核心內容，審判公開的一項應有之義就是允許媒體進行報道。在審判活動中，法官代表國家對各種糾紛進行判斷和裁決，其判斷和裁決的運作過程與結果，不僅事關當事人在權利義務方面能否各得其所，更與能否有效地維護社會秩序，實現全社會的公平和正義休戚相關。同時，公允的報道必將司法活動置於陽光之下，從而實現公正。
再次，新聞媒體對司法活動進行監督也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的需要。在司法程序中被追究責任的人是以弱者的身份出現的。當他們在司法程序中受到不公正甚至是非法的待遇時，媒體極有可能成為他們最有力量的同情者和聲援者。
由此可見，就對司法活動本身的作用看，媒體介入的價值應當是以外在的力量幫助和促進司法機關實現司法公正為目標，這與司法機關遵循自身的程序規律追求司法公正是殊途同歸。
兩者過分親合的一面
在我國，法院除了具有國家司法機關的一般屬性外，還要接受黨的領導，它的審判活動不僅要符合國家法律，還要符合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這也是我國法院與西方憲政國家法院的本質性區別。作為黨的"喉舌"，新聞媒體在接受黨的領導，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黨的中心工作服務方面與法院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宣傳和報道法院的工作，共同樹立良好的司法形象也就成為新聞媒體一項義不容辭的責任。加上法律事件本身又是現今人們關注的熱點，而法院無疑可以成為這類新聞報道的一個重要來源，且能夠給予司法上的權威說詞，使這類新聞報道以及相關欄(節)目更具有專業性。因此，現今一些傳媒十分熱衷於為法院開辟專欄、專版，也樂意派出編輯、記者登門為法院采寫宣傳稿件或采編宣傳節目。法院在一定程度上也願意作這方面的投資，因為能在新聞媒體上以良好形象頻頻出現，對摘取各項榮譽桂冠實在是大有好處。這樣一種親合關系，不排除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即宣傳法律、樹立司法形象、營造法制環境。但從嚴格意義上講，由於雙方都不同程度違背了各自"天然的"職業守則而致實現這一目標的基礎實際已不穩。客觀真實是新聞媒體的生命，但處在一種親合關系中，新聞媒體往往失去了自我的判斷力，對法院提供的稿件和新聞素材一般都不予置疑，尤其對各種數據，基本都是按法院提供的照登，不加審核，有時為了突出宣傳力度，甚至還幫助弄虛作假，刻意拔高。坦率地說，靠做書面文章獲得的"美譽度"助長了一些法院的投機意識，也助長了一些法院急功近利的浮誇風。這時的新聞媒體實際在一定程度上也變相充當了法院宣傳部門的"喉舌"。
媒體與司法之間的沖突
在當代中國，媒體的影響力很大。傳媒代表著某種較高權威的令受監督者不可忽視的信號。因此，傳媒監督也很容易變為一種權力干預，一種破壞司法獨立的力量。
（一）中國傳媒監督司法的不平衡性
在我國，媒體都具有官方或半官方的性質，是黨和政府的「喉舌」，重要的「宣傳工具」，媒體的根本任務是宣傳貫徹黨和政府的各項方針、政策。因此，這種官方與半官方性賦予了媒體以很強的政策導向性，受政治環境影響大，在必須嚴格貫徹正面宣傳引導為主的同時又依託強大的政治權威為後盾，具有了解決糾紛的能力，影響力大。這樣一來，一些即將進入司法程序或正處於司法程序中的未決案件，經其具有傾向性的報道評論後，就已為最終審判結果定下了基調。在這一過程中，媒體對司法的監督「成功」大多不是媒體報道而自動實現的，而是因為媒體報道後得到有關領導的重視並作了批示後才實現的，所以，這種所謂的監督，與其說是媒體監督的結果，不如說是領導干預的結果，從實質上來說是其他權力藉助媒體對司法權力的侵犯，是人治權威對司法獨立的法治原則的踐踏。
（二）中國傳媒「監督」司法的弊端
任何一種不受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專制腐敗，權力必須受到監督和制約，司法權力也不例外。運用得當的媒體監督對實現社會公正，推進民主進程，培育法治精神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但是，媒體監督的功能被不恰當地運用後，就蛻變成了「媒體審判」。即「媒體在報道消息、評論是非時，對任何審判前或審判中的刑事案件，失去其客觀公正立場，明示或暗示，主張或反對處被告罪行，或處何種罪行，其結果或多或少影響審判」，從而干擾了司法公正。具體來說，中國傳媒監督司法的弊端有如下幾個表現：第一，即前面所論述的我國媒體的官方色彩所帶來的領導「批示」的介入會直接間接地對司法官員施加某種壓力，這就難免造成程序的扭曲以及實際裁決者的不適格，從而導致理性化司法過程的缺失。長期以來的地方保護主義、行政干預，使得我國司法不獨立，法院不得不屈從權勢，而法院的這種妥協勢必造成民眾的不滿，從而形成惡性循環。第二，能夠引起社會輿論普遍關注的案件常常是涉及政治、道德的問題。如果過分的強調社會輿論對司法機關活動的監督，有法律問題道德化、政治化的危險。第三，由於新聞是「自由」的和「無限」的，使它的觸角伸得的很長，並且由於媒體的影響和滲透無所不在，而法官本應是冷靜的，理性的居中裁判者，媒體傳播的與案件事實相關的事實，即使是客觀的，比如犯罪嫌疑人的前科，其有罪供述等事實都可能對法官造成先入為主的影響。更何況凡是訴諸法律的案件往往是矛盾尖銳化的產物，而媒體所具有的主觀的、激情的和煽動的傾向，極易調動社會和公眾的情緒，而當公眾的情緒形成強大的社會公意合流時，實際上就把法庭推向了社會，法官的獨立和理性就不存在了，法律的權威和理性也不存在了。第四，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出於對經濟利益的追逐，媒體往往在吸引公眾「眼球」上大做文章，而一些法制觀念淡薄的媒體人員就「嘩眾取寵」地進行報道，這就導致了許多與事實不符的細節趁虛而入。
以上這些原因成為司法獨立、司法公正道路的擋路石，導致媒體與司法關系的混亂，從而做出了事實上的「媒體審判。」
媒體與司法關系的合理構建
在中國社會，媒體與司法自身的發育都遠未成熟，都處於探索與改革之中。所以，我們應對司法與媒體的關系進行合理的構建，從而實現司法獨立和傳媒自由的平衡，並依法加以保障、引導和監督。對此我們要做到以下幾點：
（一）健全新聞輿論的監督環境
良好的新聞輿論環境是新聞媒體有序、高效、合法、公正地行使監督職能的前提。具體表現如下：
第一，保持新聞輿論的相對獨立性，拓展媒體監督司法的行為空間。媒體作為一種輿論的承載工具，它代表的應是大眾的觀點與意見，是相對獨立的，不應成為任何其他的附屬。中國媒體既要擔負著傳播主流意識形態的使命，又要擔負著輿論監督的使命，目前應逐步放開對後一使命的種種限制，擴大媒體的行為空間。具體來說，就是要使媒體有多元體系。例如：要建立以各級黨委和政府的機關報為主，以社會各集團的報刊為輔，以民報為補充的多元體系的辦報格局；大力發展廣播電視，網路傳媒等多種傳媒手段。多元格局能調動廣大人民進行輿論監督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拓寬信息源，將一切腐敗現象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充分發揮其「第四種權力」的作用。當然這並不是媒體在行使新聞自由、新聞監督權利的時候可以不負責任的發表言論，而是應該在國家憲法和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進行。
第二，完善和落實審判公開制度。我國司法過程的封閉性過強，司法專橫現象導致了對傳媒權益的漠視。這在很大程度上隔絕了傳媒的信息源，限制了傳媒對司法的滲透能力。而且一些司法機構往往還特別排拒傳媒的介入，以技術化的理由擋御傳媒對司法過程具體狀況的了解。所以，應該完善和落實司法公開制度。具體措施如下：（1）凡公開審理的案件均應准予媒體采訪報道；（2）司法機構通過新聞發言制度等方式，建立與媒體對活的常規渠道；（3）依法應予公開的司法文件均應允許媒體機構查閱；（4）建立裁判理由說明制度，並在判決書上公開；（5）對在社會上有重大影響的案件，司法機構應給予媒體某些特殊便利，配合媒體適時報道進展情況。
第三，新聞單位應配備專門的法律事務人員，同時還應該提高記者等媒體人員的法律素質，以免對司法活動產生不必要的重大誤解。經過專門的法律事務人員或者說高素質的記者群對即將刊發的文章進行審查，防止可能影響司法獨立或者侵權的報道流向社會。在美國和法國都設有類似的專門人員或專門制度。
第四，保證媒體正當履行職責的行為不受限制或追究，給媒體監督營造寬松的言論環境。我們在處理新聞侵權案件時應借鑒美國的經驗，堅持以下幾條原則：其一，把能夠提起名譽權訴訟的主體劃分為兩類：一類是普通公民，另一類是國家公務員和其他公眾人物，對後者的起訴權加以嚴格限制，除非原告能夠證明媒體報道有明顯實際的惡意和捏造事實的行為否則將不可能獲得法律救濟。其二，在處理名譽權糾紛時，無論起訴者是普通人，還是公務員或公眾人物，都不能要求媒體新報道的所有細節完全真實，媒體只要做到基本情況真實就屬於正當履行職責。
（二）新聞監督司法的合理界限
新聞自由權和其他權力一樣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一旦被濫用，超過限度，就會走向其反面。因此對媒體監督這把「雙刃劍」應當給其劃定一個合理的界限，使之在這個限度內發揮其作用。具體而言，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立案、偵查、起訴和審判的任何階段，新聞媒體都可以對案件進行報道，但傳媒不得超越司法程序搶先報道，更不得發表具有傾向性的評論，對司法機關的審判活動施加壓力。
第二，傳媒對報道的案件進行評論，要努力作到了解案件的全貌和問題實質。應堅持客觀公正原則，媒體報道應注意給各方當事人同樣的機會與條件，同樣的信息量，不能有偏頗。對於案件審判中運用法律、法規有不同的理解時，不要輕率發表肯定或否定的結論性意見，可先在內部提出，待達成共識後於適當的時間予以發表。
第三，不得對司法人員進行惡意的人身攻擊和人格侮辱，不得故意捏造事實歪曲報道。否則，依法追究直接負責人的法律責任。
第四，傳媒監督應盡量保護公民的隱私權。公民有不願公開或讓他人知悉個人秘密的權利。即使有些行為不符合道德規范，只要不違反法律規定，沒有侵犯他人權利，傳媒沒有必要干預公民的私生活。
現階段，要處理好新聞監督司法的合理界限，除了上述幾點注意事項的要求以外，還要強化職業道德要求，加強管理，廉潔自律，杜絕對司法機關提供各種形式的「有償新聞」，尤其要防止媒體成為司法機關自我宣傳的「擴音器」。而法院可以制定新聞媒體合理運作的內部規則，建立新聞發布制度等等，這樣一來為法院審判提供了方便，也為媒體的合理介入提供了規范性限制，使之有章可循。
解決媒體與司法沖突的域外經驗的借鑒與具體措施
應該說傳媒和司法、新聞自由和公平審判的關系問題雖然是現代法治社會中的一個恆久性問題，但在中國，它只是最近才在尖銳的程度上浮現於社會實踐，並為人們所關注。因此，從制度原理上探求解決沖突的實際可行的標准，有必要借「他山之石」，吸取法治發達國家在這方面的制度實踐的經驗。在這方面，美國有長久的制度實踐，並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可以適當地借鑒美國的做法，具體措施如下：
（一）基於固有層面的原因而導致的新聞自由和公平審判之間的沖突，是我們在制度設計上需要著重考慮和權衡解決的。媒體與司法出現的沖突帶有一定的必然性。首先，媒體依靠憲法賦予的公民知情權和言論自由的權利要求進行報道，而司法背後的力量是落實公民獲得公正審判的需要，兩者矛盾沖突實質上是兩種公民權利之間的沖突。因此，關鍵在於，如何在制度運作中保持合理的張力，在新聞自由和公平審判之間尋求一個合適的度。例如，在美國，為協調媒體與司法的關系，美國司法界鼓勵媒體在自願的基礎上，與法庭和律師簽署各方都能接受的協議，確定采訪和報道刑事案件的准則。通過協議，媒體既可以在獲取報道素材方面得到司法部門的支持和幫助，又可以盡量避免因不當報道而受到法律的制裁。
（二）基於人為層面的因素而導致的新聞自由和公平審判之間的沖突，是我們在現實生活中需要正視並努力加以避免和克服的。盡管任何制度運作都難免受到人為干擾，新聞自由和公平審判之間的潛在沖突，應該說大量地是可以通過媒體、司法等方面的自我約束和一般常識來避免的。具體來說，可通過對媒體進行事先約束以及訴諸司法程序兩種方式來解決：其一，諸如美國，為了防止媒體發表可能極大影響訴訟進程和結局的信息，法院可以附條件的簽署「司法限制言論令」 ；其二，就是通過程序方法來保證媒介和公眾不幹預審判。這些方法包括：（1）延期審理，直到媒體偏見的危險消除後再行審理。（2）或者通過變更管轄的方法將案件移送到其他地方的法院審理。通過易地審判以消弭傳媒的不當影響是美國通行的做法。這樣的目的就是為了讓被告離開媒體，離開輿論渲染的案發地，以便被告可以得到一個相對公正的審判。我國的刑事訴訟亦可以借鑒這樣的做法。（3）如果以上各種方法仍不能消除新聞媒體對合議庭成員的影響，法院可以決定對他們實行封閉隔離，直到案件審結為止。比如在美國，對於一些特別重大的案件，法官可以決定隔離陪審員。對一些影響很大且可能被媒體大肆炒作的案件，為保障司法權的獨立行使，我國也可以適當借鑒美國封閉隔離的做法，以保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獲得公正審理。
（三）對於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如果確有證據證明媒體的審前報道造成了對被告人不利的判決結果，那麼，即應啟動審判監督程序予以變更。我國由於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生效判決的再審程序，故司法實踐中對確有證據證明媒體的審前報道可能對被告人造成了不利判決結果的，可以啟動再審程序重新進行審理。

注釋：
1、趙中頡 ：《法制新聞與新聞法制》 法律出版社 2004年1月版
2、宋克明 ：《美英新聞法制與管理》 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8年3月版
3、俞燕敏等：《無冕之王與金錢——美國媒體與美國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2000年版
4、張志銘：《傳媒與司法的關系—從制度原理分析》，載《中外法學》2000年第1期。
5、賀衛方：《傳媒與司法三題》，載《法學研究》1998年第4期。
6、顧培東：《論對司法的傳媒監督》，載《法學研究》199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