條例錄音

A. 法律上有沒有規定「在法院不允許錄音」的條文

法律上有不允許錄音的條文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法庭規則》第十七條規定：全體人員在庭審活動中應當服從審判長或獨任審判員的指揮，尊重司法禮儀，遵守法庭紀律，不得實施下列行為：

（一）鼓掌、喧嘩；
（二）吸煙、進食；
（三）撥打或接聽電話；
（四）對庭審活動進行錄音、錄像、拍照或使用移動通信工具等傳播庭審活動；
（五）其他危害法庭安全或妨害法庭秩序的行為。

B. 請問錄音在法律上，能硬性證據使用嗎，正常錄音和偷偷錄音這兩個效果一樣嗎在法律上。

法律並不禁止不告知的錄音，也可以作為證據，但是如果有明顯引導對方做出有利於你的陳述，那證明力就大打折扣了，另外如果有刪減拼接是不能作為證據使用的

C. 最高院對錄音證據規定有哪些

《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68條規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或者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方法取得的證據，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對錄音證據而言就是說，如果錄音證據的持有者採用了侵犯他人隱私或者違反法律禁止性的規定，比如錄有他人隱私或在其工作或住所竊聽取得的錄音資料，仍然會被排除使用。但是，屬於民事訴訟證據規則第七十條規定的 「有其他證據佐證並以合法手段取得的、無疑點的視聽資料或者與視聽資料核對無誤的復製件」是有證明力的。要使該錄音證據成為判決依據，必須符合兩個條件：其一，錄音證據的取得必須符合法律的規定，錄音雙方當事人的談話當時沒有受到限制，是自覺自由的意思表示，是善意和必要的，是為了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和查明案件真實情況的;其二，該錄音證據錄音技術條件好，談話人身份明確，內容清晰，具有客觀真實和連貫性，未被剪接或者偽造，內容未被改變，無疑點，有其他證據佐證。

D. 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實施條例規定錄音錄像資料應什麼什麼什麼

考察我國錄音錄像制度的發展歷史， 可以發現其最初是由學界進行試點和推動的。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在2002 年 7 月至 2004 年 9 月以「訊問犯罪嫌疑人律師在場、錄音、錄像制度 ( 試驗) 項目」 在多地公安和檢察機關進行實證試驗研究。律師在場和錄音、錄像可以把偵查訊問活動置於現場監督之下，從制度層面遏制刑訊逼供等 訊問中的違法活動。同時，也可以證明訊問過程的合法性，固定犯罪嫌疑人的供述，避 免犯罪嫌疑人以存在刑訊逼供為由翻供，保證偵查人員免受無根據的指控。這一試驗的 根本目的是為了打破偵查訊問的封閉性， 強化對偵查權力的同步監督，促進司法公正， 提升訴訟效率。

實踐中最先採用錄音錄像制度的是檢察機關，其將該制度視為一種內部監督制約機制的改革舉措，主要目的是規范職務犯罪案件偵查訊問行為。2005 年 11 月 1 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通過了 《人民檢察院訊問職務犯罪嫌疑人實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的規定 ( 試行) 》，從其第 1 條的內容來看，實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主要是為了懲罰犯罪、保障人權和提升辦案質量; 第 13 條和第 14 條明確了在審查逮捕和審查起訴階段錄音錄像資料應當隨案移送; 第 15 條還規定了存在異議情況下的當庭播放質證。2006 年最高檢又相繼發布了 《人民檢察院訊問職務犯罪嫌疑人實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技術工作流程 ( 試行) 》和《人民檢察院訊問職務犯罪嫌疑人實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系統建設規范( 試行) 》。
錄音錄像制度最初適用的側重點集中在職務犯罪案件偵查階段。主要原因是監察體制改革之前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權由檢察機關行使，形成了一種自我偵查、自我 審查、自我監督的封閉模式，容易滋生權力濫用和權力腐敗。在此情況下，對偵查訊問等取證行為進行錄音錄像，能夠有效地發揮監督制約作用，是檢察機關自我監督的有效方式之一。

錄音錄像制度具有保障人權的價值， 其確立和推行契合了 2004 年將尊重與保障人權寫入憲法的大背景。隨著錄音錄像制度在刑事司法實務中不斷發展，2012 年 《刑事訴訟法》在第 121 條 ( 現第 123 條) 明確規定了偵查訊問錄音錄像制度: 「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可以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 對於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應當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根據這一規定，錄音錄像的適用范圍由職務犯罪案件擴展至全部刑事案件，並形成了一般案件任意 性適用和無期徒刑、死刑等重大案件強制性適用的梯度劃分。但在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中，根據最高檢的要求，仍然適用 「全部全程同步」原則，高於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一 般案件任意性適用的標准。錄音錄像制度的確立，不僅有益於維護司法公正、保障人權，還有利於 2012 年刑事訴訟法新確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實施。

隨後，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分別下發了關於錄音錄像制度的相關細化規定。2013 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於建立健全防範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第 8 條規定: 「……未依法對訊問進行全程錄音錄像取得的供述， 以及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應當排除。」 規定了對違反錄音錄像制度後果的制裁性排除措施。2014 年最高檢修訂了 《人民檢察院訊問職務犯罪嫌疑人實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的規定》，貫徹了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要求人民檢察院辦理直接受理偵查的職務犯罪案件，訊問犯罪嫌疑人時，應當對每一次訊問的全過程實施不間斷的錄音、錄像。2014 年公安部也印發了《公安機關訊問犯罪嫌疑人錄音錄像工作規定》， 對錄音錄像的范圍、內容、管理、使用、監督等做出較為詳細的規定，既有益於規范執法辦案和保障犯罪嫌疑人權利，也能夠保護偵查辦案人員。

隨著司法改革的不斷深化和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實施，我國錄音錄像制度已取得顯著成效並不斷發展完善，已成為刑事訴訟領域人權保障和司法公正的重要舉措。2018 年新制定的 《監察法》也吸收刑事訴訟法的經驗，明確對錄音錄像作出規定，並在適用范圍上有所拓展。

E. 錄音能作為法律依據之一嗎

可以的。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

第七十條一方當事人提出的下列證據，對方當事人提出異議但沒有足以反駁的相反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確認其證明力：

(一)書證原件或者與書證原件核對無誤的復印件、照片、副本、節錄本；

(二)物證原物或者與物證原物核對無誤的復製件、照片、錄像資料等；

(三)有其他證據佐證並以合法手段取得的、無疑點的視聽資料或者與視聽資料核對無誤的復製件；

(四)一方當事人申請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製作的對物證或者現場的勘驗筆錄。

(5)條例錄音擴展閱讀：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第六十三條 證據種類

證據包括：

（一）當事人的陳述；

（二）書證；

（三）物證；

（四）視聽資料；

（五）電子數據；

（六）證人證言；

（七）鑒定意見；

（八）勘驗筆錄。 證據必須查證屬實，才能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

第六十五條 舉證期限

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應當及時提供證據。 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的主張和案件審理情況，確定當事人應當提供的證據及其期限。

當事人在該期限內提供證據確有困難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延長期限，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的申請適當延長。當事人逾期提供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責令其說明理由。

拒不說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據不同情形可以不予採納該證據，或者採納該證據但予以訓誡、罰款。

F. 我國法律有沒有規定錄音能不能作為證據

錄音資料也可以作為證據使用。但要分情況而定。若是以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或者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方法取得的證據，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

如果未經相關當事人同意的錄音錄像資料沒有侵害到他人的合法權益，也沒有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則該錄音錄像資料可以作為定案的根據。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十條規定：

一方當事人提出的有其他證據佐證並以合法手段取得的、無疑點的視聽資料或者與視聽資料核對無誤的復製件，對方當事人提出異議但沒有足以反駁的相反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確認其證明力。

這更是明確了視聽資料在民事案件中運用的合法性。

但是依據2002年4月1日起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六十八條規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或者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方法取得的證據，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

(6)條例錄音擴展閱讀：

案情：

張某起訴李某民間借貸糾紛一案，審理中，張某在庭審中提交與被告李某的錄音一份，證明借錢給被告李某2萬元，同時提交銀行轉賬記錄，因兩人是朋友關系故未打欠條。

被告李某辯稱這是張某為感謝李某贈予的錢物，不是借款，雙方是贈予關系。

對於本案的電話錄音的證據，產生分歧：

第一種意見認為，電話錄音能夠證明雙方存在合法有效的民間借貸關系，可以採信。

第二種意見認為，電話錄音是在被告不知情的情況下，程序不合法，不應該採信。

評析：

進行電話錄音可能是是一種簡單有效的補充證據。由於電話錄音是在對方不知情或者不知道原告真實意圖，對方不會防範或者警惕性不強，因此取證比較容易。

但是具體在在庭審（僅指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認定錄音證據效力時，卻因為實踐中千奇百怪的情況，導致認定標准不一。所以認定錄音證據的效力，該符合以下幾個要求：

一、錄音對象的特定性。錄音對象必須是債務人或者說是債務承擔義務的一方。只有債務人的講話才能認定借貸關系的成立。

二、電話錄音應當真實完整。電話錄音的內容應該真實准確的反應債權債務的的內容。

三、電話錄音的取得方式不能違反法律法規。《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規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或者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方法取得的證據，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

例如在他人住宅中安裝竊聽設備獲得的錄音，一般會被認定為侵犯公民的住宅權而無效。

綜上，在本案中，該錄音符合以上要素，可以採信。

G. 法律對錄音證據的效力有規定嗎

人民法院對視聽資料，應當辨別真偽，並結合本案的其他證據，審查確定能否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嚴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

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一條，人民法院對視聽資料，應當辨別真偽，並結合本案的其他證據，審查確定能否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證據必須查證屬實，才能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

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十二條，調查人員調查收集計算機數據或者錄音、錄像等視聽資料的，應當要求被調查人提供有關資料的原始載體。提供原始載體確有困難的，可以提供復製件。提供復製件的，調查人員應當在調查筆錄中說明其來源和製作經過。

(7)條例錄音擴展閱讀

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十四條，當事人應當對其提交的證據材料逐一分類編號，對證據材料的來源、證明對象和內容作簡要說明，簽名蓋章，註明提交日期，並依照對方當事人人數提出副本。人民法院收到當事人提交的證據材料，應當出具收據，註明證據的名稱、份數和頁數以及收到的時間，由經辦人員簽名或者蓋章。

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十四條，人民法院進行證據保全，可以根據具體情況，採取查封、扣押、拍照、錄音、錄像、復制、鑒定、勘驗、製作筆錄等方法。人民法院進行證據保全，可以要求當事人或者訴訟代理人到場。

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三條 證據包括：

（一）當事人的陳述；

（二）書證；

（三）物證；

（四）視聽資料；

（五）電子數據；

（六）證人證言；

（七）鑒定意見；

（八）勘驗筆錄。

證據必須查證屬實，才能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

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二條，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

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除特殊情況外，可以吸收他們協助調查。

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九條，在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的過程中，人民檢察院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

現有證據材料不能證明證據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檢察院可以提請人民法院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也可以要求出庭說明情況。經人民法院通知，有關人員應當出庭。

H. 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准則錄音

中共中央近日印發《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准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為全面從嚴治黨樹立了道德高線和紀律底線，備受各界關注。

黨建領域專家學者普遍認為，修訂後的兩大黨規，把黨的十八大以來治黨管黨的實踐成果轉化為道德和紀律要求，通篇貫穿著「全面」與「從嚴」兩個關鍵詞，吹響了全面從嚴治黨新的號角，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彰顯一種堅強決心——與時俱進完善黨內法規，切實解決管黨治黨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

日前公布的今年中央第二輪「巡視清單」顯示，「管黨治黨不嚴」是被巡視單位的一大共性問題——有的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落實不到位，有的對違規違紀問題查處不及時，有的黨的領導弱化，有的沒有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

「一些黨員和黨組織黨的觀念淡漠，組織渙散、紀律鬆弛，已成為黨的一大憂患。」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主任謝春濤指出，與此同時，現行一些黨內監督法規制度已不能完全適應新形勢下全面從嚴治黨的需要，有必要加以修訂和完善。

現行《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干准則》僅對黨員領導幹部提出規范，未能涵蓋8700多萬黨員，適用對象過窄;「8個禁止」「52個不準」均為負面清單，缺少正面倡導;一些內容與「廉潔」主題沒有直接關聯，主題不夠突出。

而現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則存在著紀法不分的突出問題，許多條款與刑法等國家法律規定重復。「這實際上是降低了對黨員的要求，無法體現黨的先進性，導致了『要麼好同志，要麼階下囚』的現象。」謝春濤說。

為把黨規黨紀的權威性、嚴肅性真正在全黨樹立起來，中央自去年下半年著手對上述兩部關聯度較高的黨內法規先行修訂。今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了修訂後的准則和條例。

「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態度在此次修訂中得到充分體現。兩個法規回答了『全面，覆蓋到何種程度』『從嚴，嚴格到什麼份上』等問題，彰顯了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決心，釋放了越往後執紀越嚴的信號。」謝春濤說。

樹立一條道德高線——修訂後的准則成為黨執政以來第一部堅持正面倡導、面向全體黨員的黨內廉潔自律規范

專家普遍認為，這次對准則的修訂「動作很大」，無論法規的名稱還是內容都有較大變化，形成了黨執政以來第一部堅持正面倡導、面向全體黨員的黨內廉潔自律規范，也向全體黨員發出了道德宣示，對全國人民作出了庄嚴承諾。

《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干准則》經修訂更名為《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准則》。

「從『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幹部』到『中國共產黨』，從『廉潔從政』到『廉潔自律』，都體現了『全面』二字。」中國社科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高波指出，新准則將適用范圍擴大到全體黨員;其中，對黨員領導幹部的自律規范，不再限於「廉潔從政」，而是擴展到「廉潔用權」「廉潔修身」「廉潔齊家」等方面。

准則修訂過程中，突出重點、刪繁就簡，堅持正面倡導、重在立德向善，將「8個禁止」「52個不準」等負面清單內容移入同步修訂的紀律處分條例，使現行的18條、3600餘字的准則，濃縮成8條、309字的自律標准。

針對全體黨員，准則圍繞如何正確對待和處理「公與私」「廉與腐」「儉與奢」「苦與樂」的關系，提出「四個堅持」;針對黨員領導幹部，准則圍繞「廉潔」二字，從公僕本色、行使權力、品行操守、良好家風等四個方面，提出更高要求。

「條款、字數少了，但微言大義，緊扣『廉潔』主題，重申黨的理想信念宗旨、優良傳統作風，展現了共產黨人的高尚道德追求，很有『經典感』。」高波認為，這是一條既面向全體黨員，又突出關鍵少數，看得見、摸得著、易懂易記易執行的高線。

釐清一份負面清單——刪除70餘條與國法重復內容，增加「拉幫結派」等違紀條款，條例修訂充分體現紀法分開、紀在法前、紀嚴於法

10月16日，中央在相關案件通報中使用的一些新提法尤為引人注目：周本順「不認真落實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楊棟梁「進行非組織政治活動」，潘逸陽「不如實向組織說明問題」，余遠輝「隱瞞不報個人有關事項」。

這些「紀言紀語」充分體現了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實踐成果，而這些成果又轉化為紀律要求，納入到了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

以問題為導向，新修訂的條例增加了拉幫結派、對抗組織審查、搞無原則一團和氣，非組織活動、不如實向組織說明問題、不執行請示報告制度、不如實報告個人有關事項，權權交易、利用職權或者職務上的影響為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謀利，侵害群眾利益、漠視群眾訴求、強迫命令、辦事不公、侵害群眾民主權利，黨組織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不力、工作失職，生活奢靡、違背社會公序良俗等違紀條款。

條例的修訂，除上述「一增」外，還有「一減」「一整合」。

「一減」即刪除了原條例中70餘條與法律法規重復的規定，代之以黨組織和黨員必須「模範遵守國家法律法規」，黨組織和黨員「違反國家法律法規」「都必須受到追究」等專門規定，以實現黨紀與國法的既相互分開又有效銜接。

謝春濤認為，紀在法前、紀嚴於法將使黨員在突破法律「底線」前先觸碰到黨紀「底線」，跌倒後就不會摔大跟頭，本質上體現了對廣大黨員的愛護。

「一整合」即將現行條例規定的10類違紀行為整合修訂為6類，分為對違反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行為的處分。

「現行規定界限模糊，中間難免留下縫隙，彈性較大。這次把紀律具體化、細分化，相當於『勾縫』，覆蓋面更大，覆蓋得更嚴實，讓黨員有了更明確的遵循。」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教授戴焰軍認為，這些變化無不體現了一個「嚴」字。

傳遞一個明確信號——黨內法規不是「橡皮泥」「稻草人」，要嚴格按照準則和條例辦事，把黨規黨紀刻印在全體黨員心上

立德向善，立規懲惡，准則和條例的出台，進一步扎緊了管黨治黨的「籠子」，下一步關鍵是要落到實處。

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審議通過兩項法規時明確提出，各級黨委要擔當和落實好全面從嚴治黨的主體責任，各級紀委要全面履行監督執紀問責職責，領導幹部要發揮表率作用，帶頭維護黨規黨紀的嚴肅性和權威性，保證把紀律和各項黨內法規執行到位。

高波認為，貫徹落實好准則和條例，關鍵要做到「學、思、踐、悟」四個字。「學」就是既學習法規文本，又領會其中深意;「思」就是將現階段工作實際與兩大法規「對表」，明確下一步的工作思路;「踐」就是要在實際工作中嚴格按照準則和條例辦事;「悟」就是在「學、思、踐」中形成共識，並用來進一步指導實踐。

「兩項法規的修訂，堅持以黨章為遵循，是黨章關於廉潔自律與紀律要求的具體化。」謝春濤認為，應以學習貫徹落實兩項法規為契機，喚醒廣大黨員的黨章黨規黨紀意識，樹立起黨章的權威，把黨規黨紀刻印在心上。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楊偉東指出，准則和條例作為黨內法規，都是「帶電的高壓線」，絕不能成為「橡皮泥」「稻草人」，執行起來不能搞特殊、不能有例外，特別是黨員領導幹部要發揮表率作用，敢於擔當、敢於較真、敢於斗爭。

條例規定，各省、區、市黨委可根據本條例，結合各自工作的實際情況，制定單項實施規定。專家們建議，應加快配套制度建設，著手修訂完善其他黨內法規，探索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