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爾特規章
1. 唐朝政府對商業活動有哪些管理制度
匠籍制
唐朝為民間私營手工業者建立有專門的戶籍，稱為「匠籍」,每三年編造一次，對各地手工業者建立起詳備的檔案資料。同時不準工商業者改行，子弟要世襲匠籍，實行嚴格的人身控制和管理。
團頭火長制
對民間手工業者又按地區劃分，實行准軍事編制和管理，凡工匠，以州縣為團，五人為火，五火置長一人，團設有團頭一人。政府征發和役使手工業者，則直接下貼（通知）給團頭。團頭則要率領團內工匠准時服役，不得有誤。若有延誤，法律上有著明確的治罪條例。被征發服役的手工業者，要服每年二十日（若屬閏月之年，則為二十二日）的正役和正役之外的其他加役。正役為無償勞動，加役給予一定報酬，但所得報酬太低，對民間工商業發展不利。
市籍制
對在各級市場內陳列店肆固定經營的工商業者，建立有專門的「市籍」。市籍詳細登錄入籍工商業者的所有財產，作為徵收戶稅（一種資產稅）的依據。
供進簿制
將某些地方的部分絲織巧匠確定為專司織造、專司進貢的專門戶，並登入於供進簿，建立有專門戶籍，進行特別控制。
租庸調制
租庸調制是唐朝前期的農業稅收制度，與當時的土地制度——均田制配套實行。
地稅制和戶稅制
唐前期，與租庸調並行的還有兩種稅收：地稅和戶稅。除貧窮的下下戶外，工商業戶都要交納地稅。戶稅制工商業戶也以資產多寡被區分為上下九等，按等交稅。
兩稅制
對行商交納兩稅的特別規定，兩稅制下，工商業戶也有交納兩稅的義務。
商稅制
商稅主要包括商品交易稅和商品通過稅等。安史之亂前，商稅稅種很少，稅率很低，不是重要的國家稅收，民間工商業者負擔不重。安史之亂爆發後，王朝財政極為緊張，開始大規模徵收商稅，工商業者的負擔比以前有了大幅增加。
商品生產的官樣制
唐王朝規定，各類商品的生產和銷售要符合「官樣」，即官府制定的商品質量標准和規格標准。嚴禁不符合官樣標準的行濫、短狹商品入世交易。商品質量規格的官樣制，有其合理性，也有其限制性。
商品銷售的入市交易制
民間工商業生產的商品或者商人販運來的商品，必須在官市中進行交易才算合法，並要遵守若干市場管理制度。
商品流通的公驗、過所制度
唐王朝規定，商人從事商品運輸行走各地，必須持有公驗或過所。公驗或過所，由商人向有關政府部門申請，經細致審查後批給。在運輸商品途徑政府設立的各類關卡時，商人要出示公驗或過所並接受檢查。公驗、過所制度是對商品流通領域進行管理的制度，雖有合理性，但是申請困難、批給謹慎、檢查嚴格，相當程度上增加了商品流通的難度。
具體管理上的行會制度
唐朝已經產生工商業行會組織，但行會的行頭由政府指定，對政府負責。行會和行頭也很少有自主權，甚至不能規定本行商品的質量和規格。
民族貿易制度
對與周邊少數民族間的民族貿易，唐王朝制定有嚴格的政策和制度。官方互市和朝貢貿易由王朝政府一手操控，有關管理十分嚴格。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民間貿易，必須在由政府設定的互市場所或指定的特殊區域內，而且必須在政府「互官司」或有關官吏的具體管理下進行，不許私自進行交易，不許破壞邊境秩序和邊境安全，必須遵守各種規定和制度，如只能使用帛練、蕃彩進行交易，不許大規模進行糧食交易，不許金、銀、銅、鐵、錢、武器等「禁物」流入周邊民族地區等。
海外貿易制度
國家間的朝貢貿易同樣由王朝政府一手操辦。以廣州為中心，集中在東南沿海之地的市舶貿易也處在政府的嚴格管理之下，並實行政府優先購買政策。大致在唐玄宗以前，政府購買由嶺南節度使負責，完成後才允許民間貿易。玄宗即位後，設置「市舶使」一職，由市舶使與嶺南節度使共同掌理市舶貿易，負責政府優先採購、徵收關稅以及禁絕珍異等，並一直持續到晚唐時期。唐王朝政府對海外貿易的嚴格管理，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海外貿易的正常發展。
2. 自我管理的含義是什麼
自我管理方面的經典教材《自我管理必讀12篇》對自我管理的定義如下：
關於自我管理的工人協作的最早主張是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傅立葉、畢舍、勃朗和無政府主義的精神之父蒲魯東提出 來的。馬克思早在《論猶太人問題》中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只有當人認識到自己的『原有力量』並把這種力量組織成為社會力量因而不再把社會力量當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開的時候……人類解放才能完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頁）。工人階級的聯合體將要取代資產階級社會的政治機關（參看《哲學的貧困》）。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第48章）中解釋了物質生產領域中的自由觀念：「……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而且是「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
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克魯泡特金、勒克律、馬拉特斯塔）闡發了以自治團體的聯合來取代國家的思想。基爾特社會主義提供了工人的縱向聯合主張。工團主義主張由工會進行管理，這是對先鋒隊政黨的領導權要求的一種重要的替換物。然而，獨立的工會的正常作用似乎是維護工人利益和培養工人的共同意志，而不是監督那應當獨自負責決策的自我管理機構。一切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無論成功與否，從巴黎公社到波蘭的團結工會，多少自發地創造了一些自我管理機構。特別重要的是南斯拉夫的實際經驗，那裡自我管理的初步形式（與自由化的黨政治制度並存）創立於20世紀50年代初期。
3. 商會給會員榮譽稱號有哪些
摘要 什麼類型的商會 職能部門設置不盡相同的
4. 商會有哪些頭銜
什麼類型的商會 職能部門設置不盡相同的
下面是一些資料 希望對你的問題有所幫助
商會 商會是指商人依法組建的、以維護會員合法權益、促進工商業繁榮為宗旨的社會團體法人。
商會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實現資源優化配置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是實現政府與商人、商人與商人、商人與社會之間相互聯系的重要紐帶。
商會一般具有以下四個法律特徵：公益性、民間性、自律性、法人性。
商會是商品經濟的必然產物。商會萌芽於歐洲封建社會的商人行會，即商人人基爾特。法國是世界上最早成立商會的國家，是近代商會的發源地。
商會是指有獨立的經營單位、事業單位或由自由商人、企業職員等自願組成，保護和增進全體成員既定利益的非營利性組織。
商會種類：一種典型的商會是行業協會，是由同一行業的企業法人、相關的事業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法自願組成的、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社會團體。其宗旨是加強同行業企業間的聯系，溝通本行業企業與政府間的關系，協調同行業利益，維護會員企業的合法權益促進行業發展。另一種商會是地域性的，通常由某地區企業公司、公務人員、自由職業者和熱心公益的公民所自願組成的組織。
國際商會
國際商會（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ICC)成立於1919年，發展至今已擁有來自130多個國家的成員公司和協會，是全球唯一的代表所有企業的權威代言機構。
國際商會以貿易為促進和平、繁榮的強大力量，推行一種開放的國際貿易、投資體系和市場經濟。由於國際商會的成員公司和協會本身從事於國際商業活動，因此它所制定用以規范國際商業合作的規章，如：《托收統一規則》、《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國際商會2000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等被廣泛地應用於國際貿易中，並成為國際貿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國際商會屬下的國際仲裁法庭是全球最高的仲裁機構，它為解決國際貿易爭議起著重大的作用。
當人們一提到《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就不可避免地會聯想到國際商會．這是因為，長期以來，不同國家和地區對於國際貿易術語有多種不同的解釋，而國際商會則把國際貿易術語解釋予以統一規范，制訂、普及和推廣使用解釋通則，作為自己的主要職能之一。因此，首先簡要介紹一下國際商會的情況。
1.國際商會的性質
國際商會是為世界商業服務的非政府間組織，是聯合國等政府間組織的咨詢機構．國際商會於1919年在美國發起，1920年正式成立．其總部設在法國巴黎。
國際商會的基本目的是為開放的世界經濟服務，堅信國際商業交流將導致更大的繁榮和國家之間的和平。
目前，國際商會的會員已擴展到100多個國家之中，由數萬個具有國際影響的商業組織和企業組成，已在59個國家中成立了國家委員會或理事會，組織和協調國家范圍內的商業活動。
2．國際商會的職能
國際商會主要職能有四個：
（1）在國際范圍內代表商業界，特別是對聯合國和政府專門機構充當商業發言人；
（2）促進建立在自由和公正競爭基礎上的世界貿易和投資
（3）協調統一貿易慣例，並為進出口商制定貿易術語和各種指南
（4）為商業提供實際服務．服務包括：設立解決國際商事糾紛的仲裁院、協調和管理貨物臨時免稅進口的ATA單證冊制度的國際局、商業法律和實務學會、反海事詐騙的國際海事局、反假冒商標和假冒產品的反假冒情報局、為世界航運創造市場條件的海事合作中心和經常組織舉辦各種專業討論會和出版發行種類廣泛的出版物。
3．國際商會的組織機構
國際商會的組織機構包括：理事會、執行局、財政委員會、會長、副會長及前任會長和秘書長、所屬各專業委員會和會員、會員大會，此外還沒有國家特派員。國際商會現下屬24個專業委員會及工作機構。這24個專業委員會是：
國際商會一聯合國、關稅和貿易總協定經濟咨詢委員會。國際貿易政策委員會。多國企業和國際投資委員會，國際商業慣例委員會，。計算機、電報和信息政策委員會，銀行技術和慣例委員會，知識和工業產權委員會，環境委員會，能源委員會，海運委員會，空運委員會，稅務委員會，有關競爭法律和實務委員會，保險委員會，銷售、廣告和批售委員會，國際仲裁委員會，國際商會國際局，國際商會仲裁院，國際商合國際商業法律和實務學會，東西方委員會，國際商會／中國國際商會合作委員會，國際商會國際海事局，國際商會海事合作中心，國際商會反假冒情報局．
有關委員會的情況如下：
（1）國際商業慣例委員會
該委員會的職能是：就目現代化的運輸技術的使用、自動信息處理的增長以及市場不穩定諸因素造成的商業慣例變化提供建議；對影響國際貿易的各種法律的差異提出解決意見；積極參加其他有關國際團體。特別是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的工作。
目前主要工作有：
1）通過《擔保統一規則》草案
2）支持和推動國際商會的INCOTERMS（國際貿易術語）的普及和推廣；
3）出版所有權保留的第二個指南。
4）出版代理合同示範本
5）討論電子數據交換（EDI）系統方面的法律和商業方面的問題等；
6）討論國際租賃貿易方面的問題。
(2)銀行技術和慣例委員會
該委員會的職能是:
在國際銀行實務中推動使用自動信息處理技術，並起草新的統一規則。在必要時修訂有關托收、跟單
信用證等的現行統一規則；與商業管理委員會及其他有關國際團體一起工作，發起旨在獲得更為廣泛的銀行法和技術知識的活動。
目前主要工作有：
1）修訂《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400號》
2）就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的解釋發表意見，並對案例進行研究等；
3）准備保證書的標准格式。
(3)國際仲裁委員會
該委員會的宗旨是發展並促進利用仲裁的方式解決國際商業爭議。
目前主要的工作有：
1）審查有關多方當事人仲裁的問題；
2）審曾國際商會仲裁示範條款和與仲裁條款有關的管轄權問題
3）修改國際商會關於技術鑒定規則等
4）出版國際商會裁決書的摘要；
（4）國際商會仲裁院
該機構是通過仲裁方式解決國際商事爭議的重要組織。每年都有來自經濟、政治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的當事人、仲裁員和律師參與國際商會的仲裁。截止1991年底，仲裁院正在審理的案件達750件，其中333件為1991年新受理的案件。每一個國家委員會都可以向仲裁院推薦一名委員。截止1991年12月31日，仲裁院已經擁有48個不同國籍的委員。《國際商會調解與仲裁規則》刊登在國際商會第447一2號出版物
（5）國際商會國際商業法律和實務學會
該會創立於1979年，其目的是培訓國際商業法方面的人才，並在職業律師和學者們之間架起橋梁，以期互通信息。主要開展如下活動；
1）組織培訓討論會，以擴大國際貿易法律及在解釋和執行國際合同中發生糾紛的知識；
2）加強學術單位與國際貿易商之間就一些特殊方面問題研究的聯系
3）組織對國際貿易法的研究工作。
學會的學術委員會由國際商會指定的40名成員及來自世界各國的84名訊員組成。為包括律師們在內的以及其他有興趣發展國際商業法律的人士提供論壇。
目前的主要工作有：
1)完成正在進行的項目。
2)組織關於國際商事仲裁和國際合同的研討會
3)培訓起草和執行國際合同的談判人員等；
4)完善仲裁員制度。
（6）國際商會／中國國際商會合作委員會
該委員會創立於1991年6月，旨在加強作為世界范圍內的業主代表的國際商會和作為推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商業國際化民間組織的中國國際商會之間的合作。
合作委員會將注重研究和討論經濟貿易的政策性問題，如恢復中國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環境保護、國際貿易政策等；將在專業領域特別是貨物暫准進口、商事和海事仲裁、國際貿易慣例。銀行業務、知識產權、翻譯出版等方面加強了解和合作．1992年6且和9月在中國舉辦國際貿易慣例研討會和銀行跟單信用證實務研討會。合作委員會的成員分別是國際商會和中國國際商會的高級代表。
5. 耶林是哪個學派的
《法律中的目的》，《法律：實現目的的手段》，或者將德文直譯為《法律中的目的》——這就是耶林給他最後的偉大著作所定的題目。用這個標題，他宣布了一項原則，這項原則如果從來不是無效的——事實上，這項原則持續的運作是他的命題的主旨——，那它也從來沒有——或許曾被邊沁所維護——被如此明確地闡述過，並且它總是被法律人所遺忘，無論是那些普通法國家的還是那些或多或少繼承羅馬法的國家的。每一門藝術和科學都必須有其恰當的原則，憑借它它們才能發揮作用，並正當地反對來自外部的無理干涉，無論它是來自平常人的還是不相容的思想領域的。但是，每一特殊領域的工作者都太容易忘記，他們的分支只不過是生命與知識之樹的一個分支。任何人類活動從其他人類活動中的徹底分離遲早都將意味著衰退與消亡。或者，換句話說，不同領域的區分是勞動的分工，並且勞動的分工是社會合作的一種形式。遲早每一組勞動者都必須提供出它的工作的描述，並且必須從整個人類中尋求新的權威。法律已經在其中發現自身的隔離在我們的法學院與承當或容納類似藝術、人文或人文學科的院系之間的分離中是相互對應的。
現在介紹給講英語的世界的耶林的著作是否是法律哲學，或者他是否有資格被稱為哲學家，這是一個留給那些建構了法律哲學之定義——符合他們自己和其他人的要求——的人們的問題。這樣一個充分的定義可以在本系列的較早一卷中找到。[2]耶林本人對於他缺乏一般哲學之早期訓練表示了遺憾，假裝貶低它的近來的學校已經不得不按照他的話來做。但是，如果關於任何課題的最好的思想——並不單純是技術性的——都可以被稱為其哲學，那麼毫無疑問耶林是第一流的法律哲學家，是關於法律，德國所造就的自薩維尼以來最偉大的思想家。
耶林不僅僅是個法律哲學家。與他的大多數同胞相比，他更為清楚地把握住了法律與其他社會規則模式之間本質的區別，但是，他同時也看到了從其他社會因素中孤立出來的法律研究是不可能富有成效的。他對於法律之實證特徵的堅持基本上與奧斯丁的態度是一致的，但是他所關注的是功能的問題，而不是形式定義的問題；並且雖然他一直沒有失去與歷史方法和精神的聯系，但他最終的目標是我們習慣於稱為的審查性法理學（censorial jurisprudence），或者說立法的理論。甚至這對他來說只是社會功能之較大理論的一部分。因此，在他的第二卷中，他轉而避開法律，並開始進行道德與社會習慣和習俗的考量，甚至屈尊到對於交談和語言之意義的詳細討論。
耶林的理論對於說英語的國家的法律和社會思想的價值並不少於對他的祖國和歐洲大陸的。但是，它被構建的形式很大程度上是以他的智力環境和他自己的成長過程為條件的，從中終其一生他都在解放自身。英語讀者往往傾向於認為，對於可能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項他沒有必要一再重復，或者以不成比例的時間來處理。這部分地歸因於從來不能被令人滿意的建構的徹底性，除非基礎已被完全檢測過；部分地歸因於對於細節的強烈興趣，對它甚至以犧牲形式和體系為代價；但是，很多時候也歸因於他對教條提出了抗議的事實，從這一教條中他只有下大力氣才能解放自己，並且他從來沒有感覺到掌握和壓力。
因此，在比較德國的法律發展中採用的不同課程時，對比普通法國家的可能是有價值的。
在英國，王室法院的法律並不是大學研究的對象。我們能夠到處追蹤到中世紀的邏輯對於法律概念之形成的影響，我們可以到處發現自然法則的參考對於支持以自己方式行事之論證的幫助，但是坦白地說，我們的法律——就其一般意義而言——的大部分仍然是非學術性的。在此，存在著巨大的收益。如果我們喪失了民法研究賦予的方法的優勢，我們就保留了舊瓶裝新酒的危險，我們就避免了引進了與事實關系不大的學說。王室法院和會所的假設案例討論會和讀會（the Moots and Readings of the Inns）是英美法律人的大學——如果我們想到一般文化，它或許是范圍狹小的學校，但是，它也是每時每刻都與實踐和生活相接觸的學校。或許存在著形式主義、擬制和人為；但是通過這些並且藉助這些，人們的需求實現了。耶林的命題或許已經一再被我們自己的法律所闡明了。在許多其他因素模糊不清的發展中，目的是昭然若揭的。對於禁止限制繼承的地產權所給出的形式推理是無法令人滿意的；而關於發揮作用的目的則是毋庸置疑的。約因學說（the doctrine of consideration）如何被採納仍然是討論和研究中的問題，但是非正式協議的可執行性則是對實踐需要的一個讓步，並且人們或許懷疑，實踐的要求在對付約因缺乏時擴展可執行性的拒絕上最為重要。如果我們追問，為什麼我們的法院找出《用益法》（the Statute of Uses）的漏洞，真正的答案並不是說一種使用權不能被另一種使用權所產生（這甚至在形式上也不是全部的真相），而是說英國人沒有用益和信託就不能生活。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並不是所有的都與普通法相處融洽。它可以開辟新的天地；它仍然可以處於體現了商人法（the Law Merchant）之大部分的十八世紀；但是它不可以否認曾經被接受的。[3]刑法、證據法、不動產法和夫妻法的最為糟糕的部分被不可改變地確定下來了。法律顯示它自身與現代生活的需要之不適應越多，它的捍衛者將其視為理性之完美的傾向也就越明顯。17世紀對於挽救了英國之自由的形式主義的拖欠的債務，已經被18世紀的自滿以高額的代價償還了。它需要邊沁這樣的天才來使人們再次認識到，法律是為人制定的，而非人為法律。自從他的時代以來，立法一直足夠積極，並且他所抗議的弊病的大部分已經被祛除或緩解了。但是，在法律與共同體的生活之間的脫離所造就的大量不幸仍然存在。不再具有任何實際價值的規則和判別仍然苟延殘喘，只要它們曾經存在過。法律仍然是非常深奧的學問。立法改革已經使得它更具適用性，但是並非對門外漢更為清晰，律師與法官時常沉浸在具體案件的細節之中，很少有時間去想想法律存在的更為廣泛的目的。公共政策已經被正確地描述成一匹未馴服的野馬：但是有些時候實在沒有其他的；並且悲哀的是沒有受過訓練的騎手。
德國法律發展的過程一直是極為不同的。只有最為朦朧的政治統一體，沒有共同的立法機關，沒有共同的司法體系，只有通過羅馬法的繼受才在其地方法的發展中保持了完整的多樣性。因此，學術性的法律，大學中的法律教學變成了德國的普通法，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本土的和地方的法律，並進一步介入到那些地方法保持沉默的地方。
它所遵循的是，可以發展法律的場閾在於大學而非法院：「精通法律」的人是教授或寫作者，而不是法官和律師，前者階層對它的影響是我們這些在法官立法傳統中成長起來的人很難理解的。這些情況有著在其他自由研究中維護法律並通過與它們相聯系發展法律的優勢；但是，它們削弱了它對於實際需要的及時滿足，並阻礙了在法律與道德和政治科學的原則之間劃出清楚的界線。羅馬法律文本大部分是不能適用於現代情況的；但是，它被假設為潛在於具有普遍適用性的原則中的正確解釋可以在它們中被找到。然而，一方面，按照現代用法看來，18世紀的「自然法」或「自然權利」體系主要是一個最終來自於羅馬法的原則的一般表述，但是這種將它們與先驗理論的結果相適應的渴求中，往往伴隨著對文本的篡改和歪曲。18世紀末19世紀初哲學的激變動搖了自然權利學說的基礎，學術的和歷史的研究的精神——在法律領域薩維尼是最主要的代表——堅持文本的如實解釋，從長遠來說，這必然與它們對於現代生活的適應性不相符合。
德國歷史學派的典型學說——法律是由有點神秘地構想的民族意志決定的產物——對於考察法典編纂和立法的計劃產生了立即的效果。法律的成長被視為一種類似於自然過程的事物，其中立法者不能也不應該予以干涉；對它而言最可能被允許的就是對於現存慣例和習俗之體現的民族意志給出更為清晰的表述，或者在細節上進行矯正。文明世界對於歷史學派欠下了一項巨大的債務，因為它為傑出的和耐心的調查提供了幫助，並且它在德國和其他地方繼續的偏愛的學說已經降到了地面上：德國更有理由為它防止過早的法典編纂而表示感謝。但是，它的法律概念必定在實際結果上是無效的，首先是因為它處於民眾參與制定和適用法律處於最低限度的國家之中。對於所有的實際目的，公眾意志不得不被視為屬於立法者、法官和有學問的法律人（首先是後者）的，只有在他們那裡才能找到有意識地表達。無疑，通過奠定於民族個性上的重要性，歷史學派刺激了德國法律的古代習俗的調查，並支持了本土法之重建和復興的夢想；這一趨勢在現代帝國法典中有著重要的實際效果。但是為了眼前的目的，不得不再次依賴羅馬法的文本。在所有現代學術資源的幫助下，它們受到了嚴格的審查：主要的概念在它們中被發現，並且推論必須以嚴格的邏輯從這些概念中推導出來。概念必須是合理的，如果不是要考慮實際的需要，至少要考慮法律哲學的要求；它們也必須與文本相一致。這一工作具有非凡的敏銳性、獨創性和辛勞性，並帶來了最為豐碩的成果；毋庸置疑，沒有薩維尼與他的追隨者的工作，現代德國的帝國法典將是不可能的。
但是沒有耶林，它同樣是不可能的。因為他所反叛的這個方法從根本上是不健全的。它只能通過某種類似善意的欺騙的東西起作用。雖然自然權利被拋棄了，但是必定存在對類似自然權利學派的傳統做法的回歸。根本概念必須具有它自身所必需的說服力，並且它必須是當前的文本，或者至少是文本暗含的，或者與文本相一致的。無意的欺騙是不可避免的；你必須將你的法律概念放進你想要得出它的結果之中；你必須將非自然的意義放在文本之上，以使它與概念相一致。最糟糕的是，在渴求滿足哲學和學說的要求時，實際的考量被忘記或故意忽略了。「法律」，薩維尼的得意弟子貝特曼－霍爾維格（Bethmann－Hollweg）說，「是純粹科學的對象，純粹科學是決不關注適用或適用性的問題的」。[4]在當下這部著作中，耶林有理由排斥普赫塔關於立法者可以剝奪習慣法在法院的執行性，但不能剝奪其作為法律的性質的學說。當英語法律人了解到普赫塔關於代理人原則的部分無遺囑和真正代表權的絕對不可想像的原則問題的斷言[5]時，他們在理解耶林在其他地方對普赫塔之「概念法學」（Begriffjurisprudenz）的冷嘲熱諷便是沒有任何困難的。
耶林自己也是在這樣的學派中成長起來的，他在致力於他的《羅馬法的精神》（Geist des romischen Rechts）的第一部分時，就與他的老師普赫塔分道揚鑣了。（如他所理解的）它是一件必須將羅馬法作為現行法來處理的事，另一種則在其歷史發展中來理解它；它的方法以及它的歷史對於所有時代都是有價值的，但是羅馬法的規則並不具有普遍的有效性。「通過羅馬法但要超越它」（through Roman Law but beyond it）是在他的眼中所總結的羅馬法對於現代世界之意義的訓言。因此，他的觀點更多地指向了當下與未來。《羅馬法的精神》沒有完成。隨著工作的進行，他越來越感受到他的計劃強加給他當前腦海中的思想話語以束縛。在《羅馬法的精神》最後一部分（第三部分的第一分部）中，他對於將法律處理為邏輯類型體系的拒斥，以及他的目的作為法律中的決定因素的觀念——「受保護的利益」作為法律權利之本質——開始引人關注。但是，他不能再滿足於在古代法的批判之偽裝下來闡明基本的學說。
因此，他開始寫作《法律中的目的》，公正地說，這是一部將德國法律思想從《學說匯纂》（Digest）和哲學體系之篡奪的鐐銬中解放出來的著作。數不清的永恆價值已經在那些嚴厲的監工之下被完成了：只是為了他們，耶林的著作本身是不可能被完成的。但是，回歸當前的現實，並撤銷薩維尼置於立法中之禁止的時刻到來了。
關於耶林的學說對社會科學研究者和那些關心社會和法律問題的人們——無論是作為思想家還是實踐者——的意義是無須贅述的。他對於「概念法學」與作為法律和立法理論中之最後語詞的羅馬法的「書面理性」（written reason）的拒絕，使得他拋棄了19世紀早期和中期的個人主義，並且他奠定社會效用的重點為「集體主義」——在廣義上使用，戴雪教授（Professor Dicey）[6]曾這樣用過——提供了一種動力和理由，這種集體主義已經成為我們自己的時代的最為典型的趨勢，並且是一種尚未失去效力的力量。這就是耶林的學說所產生的最引人注目的和直接的後果。無論如何，它是他為我們自己的時代所得出的實際結論，並且無論我們是否接受，它至少是耶林預見到這一趨勢之緊迫性的功勞，在他寫作的時候，這一趨勢僅僅開始為人所知。對於我自己而言，我相信對於當前的需要，這一「集體主義的」趨勢是合理的，它的危險性往往不應被畏懼和誇大。但是，在我看來，通過將耶林的學說與邊沁的相比較，似乎由耶林所構想的社會效用原則並不是與個人之主張的應得評價不一致的，並且實際上是為其所需要的，而邊沁的學說也能夠改造為徹底的專制主義來使用。
但在轉向這一比較之前，我想先把注意力放在由耶林的主要立場而來的更為普遍的類型的某些實際考量上。
一方面，作為由目的決定的法律的概念將會加強我們對於法律的尊重和信賴。我們應當相信，在大多數情況下它保持著其力量，因為它對於人類需要的最為共同的措施施加了影響。我們應當准備著在共同基礎上滿足改革或革命的需要。我們不應該將我們的法律描述為不容違反、不可改變的原則的封閉體系；我們不應該將它塑造為完美的理性作品。與此相反，我們應當承認人類制度必須滿足人類需求的主張。不過，我們有信心斷言，這一主張在法律制定中從未被完全無視過。我們應當依賴一項強有力的推定，至少在其主要輪廓上，我們的法律適合並已經適合那些需求。在顯著之惡被指出來作為立即法律改革之要求的地方，我們應該追問法律未曾被考慮到是否是確定的，拒絕善好理由的干預將會損害到更高的和更為廣泛的需要。只有以這種方式，現行法律秩序才能預防草率的主張，不論它是奠基於利己主義還是同情心之上的。
另一方面，我們不應該反對對此類主張的任何置若罔聞。如果我們放棄——因為我相信我們必然這樣做——任何實證法律體系都不應無視於其影響的特定機制意義上的自然權利的概念，我們將不能創立任何神聖的並免於批評和攻擊的法律規則。因為如果對法律之目的特性的信賴是樂觀主義的一種理由，那麼這就是無批判的樂觀主義；法律在任何時候都能完全成功地滿足它所服務的目的，這並不是耶林的學說，並且對於法律人和立法者的理性有限性，它也是沒有答案的。其次，如果在任何時刻法律都必須要顧及目的，那麼這樣的法律肯定會是不可能的。法律的目的體現於必須獨立發展的法律概念之中，它們不能在每一個環節都被要求來符合特殊的需要。否則，體系性和確定性將會是無法實現的。但是，這一法律的自治性——如果僅僅因為邏輯的過剩或不足——將導致法律與生活需要之間的分歧，這是不時地需要矯正的。此外，在共同體中一時是這個階級，一時是那個階級占優勢，這導致了與獲得或尋求政治權力的其他階級之利益不一致的目的的提升。最後，無論是經濟條件還是觀念和理想的變化都會帶來對於法律——在其他物質的或道德的條件下——不能充分滿足的目的的新啟示。因此，如果法律在根本上被質疑不能滿足或不能再滿足人類的需要，那麼它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拒絕屈從於任何批判，即使是其最為根本的原則；它只能堅持這一質疑應有將有力地證據。究竟這一變化能夠或應該由司法判決或法律理論實現多少，並且立法者的介入在多大程度上被需要，這是一個在法律領域中因關於先例之約束力、制定法特徵以及司法解釋之廣義或狹義自由不同而不同的問題。在德國法學家中，耶林是獨自，或者說幾乎是獨自表示了對於邊沁著作的欽佩的；在他們的天才品性、深刻但並非無條件的樂觀主義、對於自然權利學說的厭惡，以及保持與生活事實之聯系的決心上，兩個人有著許多的共同點。他們兩個都對那些看起來很迂腐的觀念表現出探究性的特質，邊沁是在其為了標示區別而進行的詳細分類和對於創造語詞的愛好中，耶林則是在通過了解其來源而揭示語詞的內在意義之可能性的更為天真的信念中。但是，這些僅僅表面的格調。在根本上，兩者都強調了其法律之功能的概念。
但是，耶林擁有兩項很大的優勢。首先，邊沁的非歷史的意嚮往往使他只看到過去與當下的愚蠢和不公正的記錄，並使得他認為，通過功利原則的識別與應用，一個新的天堂和一個新的世界是可以被創造出來的。雖然注意到了歷史學派的片面性，但是耶林卻充滿了歷史的精神，並且他認為功利原則在人類事務中一直是發揮著作用的，雖然是無意識的。其次，邊沁因其功利性質的特定的和站不住腳的理論而妨害了其學說，這一理論認為，人類活動的唯一目的最終訴諸於快樂的追求和痛苦的避免，並且自稱要建立一個關於快樂與痛苦之總合的計演算法，這應該為倫理和立法提供一項標准。
這正是阻礙邊沁在德國哲學界獲得承認的最為重要的原因。賦予他在英格蘭和講英語的世界中的影響力的並不是他的快樂主義，而是他對於目的的敏銳認知，這一認知是理性人渴望其實行的，並且是為了落實改革所必然實行的。它不需要一項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理論來說服人們，在刑法中、證據的合理規則中、從對合同之陳舊限制中解放出來的人們將進一步渴求目的。痛苦與快樂的計演算法是一種人們可能接受或是拒絕的，但在改革的價值中沒有什麼區別的上層建築，只要他們把握住了法律是他們的僕人而不是他們的主人這一思想。耶林拒絕快樂主義和幸福主義；因為他認為人類性質拒絕它們；並且他發現在確定相互競爭的目的之優先性時，並不存在像邊沁的計演算法那樣的捷徑。
我們必須記住，這本書只是個片斷，並且他從來沒有想要回答「什麼是目的？」這一問題（在第四章末尾表明）。但是如果他已經這樣做了，那就意味著這一問題的答案已經作為目的的概念形式而不是其內容被確定了。事實是，為了對作為普遍有效的目的之優先性設定出一個次序，我們將會回歸某種極為類似「自然權利」的事物；就像邊沁的最大幸福原則那樣，它確實不自覺地逆轉向了那一學說。通過參考某些其它標准，我們不能衡量目的的價值，並且因此，對於這一標準的尋求是虛幻的。我們所能要求的只是這樣一種概念，即它們的相互關系將會與人之道德意識相一致。這一人們之間不相同的意識或許提出一項倫理理論的問題；但是就個人的實際生活，甚至更就立法者的任務而言，這一一致要遠遠比分歧更重要。
在某種意義上，邊沁是個個人主義者，而耶林的概念是一種社會效用。對於邊沁而言，所有目的都是個人的快樂與痛苦：社會不過是個人的總和，並且功利只是取決於他們的快樂與痛苦的總和。確實如我們所知，耶林的著作如此關注社會對於個人本位動機之利用的展示，並且在個人與社會之間估價的平衡顯示了個人對其偏好的滿足的平衡，人們或許會獲得這樣的印象，實際上他的社會效用只不過是個人功利的總和。確實，他在任何地方都沒有明確指出這一概念，但是他在第二卷對於邊沁的批判使我認識到，他已經拒絕了這一結論。他在那裡所說的愛國主義看起來是與他僅僅將愛國主義作為許多當前或未來的個人之福利中的一種利益的看法是不一致的。
此外，邊沁作為一名個人主義者，比在實踐的意義上更是惡名昭彰的，因為他認為取消限制會極大增加人類的幸福，包括了財富分配的高度平等。耶林並沒有這種確信。確實，他正確地贊賞了合同和財產作為社會機制之杠桿的價值，但是，他拒絕承認僅僅因其是不受某些具體缺陷影響的合同，就認為每一個合同都有強制力的進路：他贊同基爾特的規章與干涉者的壓制；他明確指出，財產權是建立在社會效用之上，並且必須為社會效用考量而讓路的。這是個原則之應用，而不是原則本身上的差異，並且邊沁對於財產和財產繼承權之限制的信賴的觀點表明，他並不是個堅定的個人主義者。然而，為了實踐的目的，邊沁的直接影響力主要在19世紀早期的個人主義，而耶林則可能會被完全視為標志這個世紀結束的集體主義的先驅。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情況恰恰相反。一旦對邊沁主義者（the Benthamite）而言，他的個人主義所依據的經濟假說是不完善的，並且為了實際政治的目的，個人主義便崩潰了。如果無限的合同自由並不能造就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實際的物質福祉會作為主要的考慮因素），如果很有可能這一幸福能夠通過調控與干預而提升，那麼邊沁的功利主義不僅許可，而且要求個人主義應該為最具有可行性的集體主義讓路。戴雪教授已經正確地注意到了集體主義對邊沁所欠下的債務。[7]現在可以確定的是，耶林會贊成現代立法在這一方向上的一般趨勢，並且可能已經承認了它的大部分細節。
很明顯，他贊同這一大范圍的讓渡活動，首先，從個人到自決的社會，然後再從社會到國家。他並未對國家活動的增加設定任何的限制。此外，從他在第八章對於馮·洪堡（von Humboldt）和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的批判中可以明確看出，他無法界定一個在其中國家干預是非法的個人自由的領域。但同樣明確地是，他並未得出這樣的草率結論，認為在社會效用的主張面前，所有個人的權利在最終訴諸上都必須消失。相反，他承認國家權力之限制和法律作為個人自由之保障的問題是個現實問題，這阻擋了他的道路並且是他所不能完全解決的。他不能解決它，也就是說，在自然權利的支持者聲稱找到了任何時期任何情況下都是善好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和方案的意義上，他是不能解決它的。並且，他堅持在這一意義上該問題是不能解決的，它就是他所說的「永遠流變」（ever fluid）的問題，是在不同時期不同條件下都會獲得不同答案的問題，這看起來是正確的。但是，承認存在問題是對在自然權利學說中值得保留的價值的一種讓步，即它堅持個人的現實和價值。盡管他拒絕了將法律和社會僅僅作為派生物的努力，但同時，他明確指出了將社會作為唯一現實的某種趨向。邊沁的學說——一方面否定自然權利，另一方面則將社會機制僅作為提高幸福感受之總和的工具，對於個人這一感覺的存儲沒有價值；例如，它沒有回答多數壓迫少數的主張的問題，如果一旦多數人對幸福的增加的滿足凌駕於被壓迫者的痛苦量之上的。
據說，耶林通過他的理論性的功利主義，保留了作為實踐的理想主義者的身份。這一說法正確地強調了他的社會哲學的兩個方面；但是，它不應該誤導我們，使我們認為在兩者之間存在不一致。柏拉圖既是個功利主義者，也是個理想主義者，他的例子應該告誡我們要反對將功利主義與享樂主義混淆在一起。在其真正意義上，功利主義不過是對於將人類活動的任何部分隔離並認為他與其結果相分離的拒絕，是對於最終理想可以是彼此無關或敵對的信念的拒絕。正是通過他對於這一真理的堅持，耶林的著作已經並將繼續在深化法律與法律科學的發展中發揮最大的作用，並將它們帶進與人類活動的其他部門與知識的正確關系之中。
6. 騎士文學中，騎士信條是什麼行為舉止要求是什麼
騎士信條
憐憫——騎士似乎本身便有對弱小憐憫的精神，他們不為自己的強大而驕傲，也不為對方弱小而悲哀。憐憫也許只是單純的憐憫，希望自己能夠保護弱小。
榮譽——對於一些騎士來說，榮譽是高於一切的。這裏說的榮譽包括了騎士自身的驕傲、尊嚴在內的很多東西。傷害一名騎士的榮譽，比奪去他的生命更殘酷，「榮譽即吾命」。
英勇——勇氣是騎士戰斗的源泉，是騎士血液中的一分子。一手持劍，一手持盾，一邊向敵人行標準的戰士禮，一邊無所畏懼地吟嘯沖鋒，這似乎已經成了騎士的標准像。
精神——由於騎士團本身就是與宗教結合的產物，所以信仰對騎士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每天早上起床後只能望著灰濛蒙的天空發呆，他倒寧願面對一個帶著聖光的神祗來低吟。
犧牲——一名騎士，可以為他守護的一切毫不猶豫地作出犧牲。這種無私的奉獻讓騎士團在敵人面前無所畏懼勢如破竹。其實這種精神在我國先秦時期相當盛行，然而隨著時間的飄搖、人心的浮躁終不可覓。
謙遜——一名騎士有他驕傲的資本，也有他謙遜的理由，二者沒有任何沖突。他們對自己的力量有足夠的信心，也知道體現這種力量的途徑在於行動，而不是自大的話語和輕視的目光。
公正——一名騎士之所以受人尊敬，不但在於他強大的力量，更在於其高尚的情操，公正對於他們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誠實——一名說謊的騎士是不可思議的，騎士對自己誠實，對他人誠實，對一切誠實。哪怕說謊能讓他輕松地逃避某些懲罰，他們也會乾脆地選擇誠實，因為「說謊」這種行為在一個騎士的大腦中完全沒有概念。
7. 世界歷史上最早的一一部有關保險的法規是
【人類保險思想的萌生於保險的萌芽】
1、外國最早的保險思想產生於處在東西方貿易要道上的古代文明國家,如古巴比倫、古埃及、古羅馬、古希臘等.《漢莫拉比法典》是一部有關保險的最早法規；基爾特製度即行會制度,是一種原始的合作保險形式.到了中世紀,這種行會制度特別盛行,歐洲各國城市陸續出現各種行會組織,並在此基礎上產生了相互合作保險組織.
2、人類保險思想的萌生.自有人類以來,各種自然災害、意外事故就時常威脅著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為了尋求防災避禍、安居樂業之道,在古代社會就萌生了對付各種自然災害、意外事故的保險思想和一些原始形態的保險做法,這在中外歷史上都有記載.
中國是最早發明風險分散這一保險基本原理的國家.遠在公元前三四千年,中國商人即將風險分散原理運用在貨物運輸中；歷史悠久的各種倉儲制度是我國古代原始保險的一個重要標志；鏢局是我國特有的一種貨物運輸保險的原始形式.鏢局是一種類似保險的民間的安全保衛組織,其經營的業務之一是承運貨物.商人交鏢局承運貨物,俗稱「鏢碼」（相當於保險標的）.貨物須經鏢局檢驗,按貴賤分級,根據不同等級確定「鏢力」（相當於保險費率）,據此收費簽發「鏢單」（相當於保險單）.貨到目的地,收貨人按鏢單驗收後,在鏢單上簽注日期,加蓋印章,交護送人帶回,以完手續.鏢局的這些手續與現在保險的承保手續大致相同.
3、保險的萌芽.在各類保險中,起源最早、歷史最長者當數海上保險.正是海上保險的發展,帶動了整個保險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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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什麼是中世紀行會制度
中世紀行會制度是指同一行業的手工業者或商人，為保障本行業的利益而建立的封建性團體。
行會有嚴密細致的章程,對內保證會員權利義務均等,對外實行壟斷。通常所說的行會，主要指手工業行會。
西歐的行會，產生於12～13世紀城市公社起義時期。13世紀時，巴黎大約有100個行會,到14世紀中葉，行會數增至350個左右。當時,西歐行會最普遍、最發達的是在一些一萬多人口的中等城市，而在只有一二千人口的小城市，以及對外貿易發達的口岸大城市，行會則不普遍。
手工業行會 產生 中世紀市場狹小並具有地方性，城市手工業者為了排除彼此間的競爭和農村手工業產品的競爭，也為了抵制封建領主的壓榨勒索，便逐步聯合起來加強自己的力量與地位，他們因襲農村公社的傳統，按照不同行業組織了行會。
一個行會的會員，包括本城操同一行業的所有匠師。匠師是小生產者，有自己的作坊和生產工具，有幫工和學徒各二三人。學徒經過三至五年升為幫工；幫工經過二至三年可以升為匠師，獨立開業，成為行會會員。這樣形成了匠師—幫工—學徒的封建行會等級制度。匠師本人參加勞動，但對學徒、幫工有程度不同的剝削。行會由會員選出若幹人組成領導機構，這些人成為行會的上層分子。
9. 怎樣理解商法的獨立性
所謂商法的獨立性，至少涉及對三個問題的認識：一是是否存在形式上的商法或商法典；二是商法能否作為獨立的部門法存在；三是商法與經濟法的關系，是商法包容經濟法抑或經濟法包容商法。
一、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形式商法的獨立性問題
資本主義經過近百年的發展，商事活動的規模和程度都得到了空前的發展。表現為：第一，人的普遍商化和商化的人。商人直接成為工業家，商人企業化而進入生產領域；生產者直接成為商人，並直接為商業進行大規模生產。第二，商業職能與生產職能融合為一。商業了職能已從交換過程向生產領域滲透，商業職能不再局限於買賣，也向代理、采購、倉儲、運輸、居間、零售等職能發展。第三，商人特殊階層及其特殊利益的進一步消失。與之相適應，出現了「從身份到契約」的立法趨勢，要求削弱身份在商事活動中的影響，統一市場行為立法。
二、民法與商法的區分：實質商法的獨立性問題
1.商法有獨特的調整對象。商法調整的是商事關系，包括商事交易關系和商事組織關系。
2.商法有獨特的調整方法。與民法注重自由和公平不同，商法更注重營利。
3.商法有獨特的調整原則。為了保證商法的營利性，商法確立了商主體法定原則、維護交易安全原則、促進交易迅捷原則和保障交易公平原則。
4.商法有相對獨立的體系和結構。自法國制定商法典以後的近百年中，各國商法典所包含的內容雖然有所不同，立法形式也有差別.
三．從民商法到經濟法的跨越：商法與經濟法的關系問題
1．從兩者歷史發展階段的原因來看，民法、商法、經濟法相繼出現。
2．從兩者性質和理念來看，商法是屬於具有公法因素的私法，強調商人間的平等，商事交易的自由、效益和安全；經濟法是具有私法因素的公法，自由、平等、公平、效益、安全、秩序等法律價值理念被側重於從公法的角度去闡釋，經濟法更強調社會整體經濟效益，反對暴利和私權絕對。
3．從兩者的基點和作用過程來看，商法立足於確認和保護商人的地位和利益，強調商人的營利性；經濟法的基點是國家整體經濟結構的多元化和經濟資源的合理分配，強調社會經濟利益的整體平衡性。
4．從兩者的內容和制度來看，商法主要規定商人的地位、組織形式、商事交易行為規則和行為後果、商事登記、商號、商業賬簿等，並形成了總則、公司法、證券法、票據法、保險法、破產法、海商法等商法制度；經濟法主要規范商事活動中的 競爭關系、經濟資源配置關系、社會保障關系、產業發展 與調整關系等，形成了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社會 保障法、產業調整法、財政與稅收法等法律制度。
10. 自我管理的名詞解釋
（self-management）
從狹義上說，自我管理指工人直接參與各個企業的基本決策。生產資料實現了社會化（歸工人團體或整個社會所有）；工人在較小的團體中直接地而在較大的團體中則通過他們在工人委員會的代表決定生產和收入分配的基本問題；技術業務管理歸他們主持、監督。從廣義上說，自我管理是整個經濟的民主組織形式，由若干級委員會和大會構成。各個企業的主要工人委員會向整個部門和整個經濟的上級機構派遣代表。在每一級上，自我管理機構是負責方針的制定、實施和相對獨立的企業之間實行協調的最高權威。
在最廣泛的意義上，自我管理是社會主義社會在經濟、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基本結構。在公共生活的一切領域（教育、文化、科學研究、醫務等等），基本決策掌握在根據生產原則和地區原則組成的各級自我管理委員會和大會手中。在這個意義上，它越出國家的范圍。自我管理機構成員從自由選舉中產生，對他們的選民負責，可以罷免和輪換，沒有任何物質特權。這就結束了傳統的國家、作為統治上層人物的官僚政治、作為異化的權力范圍的專門的政治。保留下來的職業專門人員和管理人員，只是自我管理機構的雇員，完全從屬於前者。自我管理涉及一種新的社會主義類型的民主。與議會民主相比較，它不局限於政治，而是擴及經濟和文化；它強調分權管理、直接參與和為了最低限度的必要的協調而授權。政黨喪失了它們的統治職能和寡頭政治結構；它們的新使命在於教育，表達不同的利益，制定長遠規劃和尋求群眾對這種規劃的支持。
關於自我管理的工人協作的最早主張是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傅立葉、畢舍、勃朗和無政府主義的精神之父蒲魯東提出 來的。馬克思早在《論猶太人問題》中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只有當人認識到自己的『原有力量』並把這種力量組織成為社會力量因而不再把社會力量當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開的時候……人類解放才能完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頁）。工人階級的聯合體將要取代資產階級社會的政治機關（參看《哲學的貧困》）。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第48章）中解釋了物質生產領域中的自由觀念：「……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而且是「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
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克魯泡特金、勒克律、馬拉特斯塔）闡發了以自治團體的聯合來取代國家的思想。基爾特社會主義提供了工人的縱向聯合主張。工團主義主張由工會進行管理，這是對先鋒隊政黨的領導權要求的一種重要的替換物。然而，獨立的工會的正常作用似乎是維護工人利益和培養工人的共同意志，而不是監督那應當獨自負責決策的自我管理機構。一切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無論成功與否，從巴黎公社到波蘭的團結工會，多少自發地創造了一些自我管理機構。特別重要的是南斯拉夫的實際經驗，那裡自我管理的初步形式（與自由化的黨政治制度並存）創立於20世紀50年代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