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法規定要式買賣

『壹』 羅馬法注重對法律條文解釋

據材料「要式買賣必須嚴格按照規定的程序」可知，材料描述是羅馬法注重程序和形式，④正確；調動相關知識可知，羅馬法以嚴格程序維護社會秩序，②正確；①③無法從材料中體現，排除．
故選D．

『貳』 讓與擔保制度的羅馬法

在羅馬法的最初階段，所有權是物權的唯一存在形態，因此，作為取得物的信用的手段，除了利用所有權，別無他法。信託是當事人一方用市民法上的轉讓方法，如要式買賣或擬訴棄權，移轉其物的所有權於他方，他方則憑借信用，在約定的情況下，仍把原物歸還物主。在羅馬法上，信託是一種相當普遍的制度，它的目的並不是專門用於擔保債權。借用、擔保、寄託甚至夫權的取得、奴隸的解放和遺產的繼承等都廣泛採用信託方式。該制度自身存在難以克服的缺陷，從而最終走向衰落，其缺陷主要是：
1、讓與擔保的標的物通常是要式物，需要以要式買賣或擬訴棄權的方式移轉，這就大大限制了信託擔保的范圍。
2、債務人在償還債務前，標的物所有權已移轉給債權人，如果債權人背信棄義，將擔保物轉讓給第三人，則債務人最多受信託之訴（actioficia）的保護，不能依物件返回之訴追還原物，在債權人喪失給付能力而破產時，該擔保物即被享有擔保權的債權人扣押出賣，抵充欠款，從而使債權人蒙受損失。
3、擔保物無論價值高低，都只能向一個債權人作擔保，使債權人失去了利用該擔保物向其他人借貸的可能，不利於充分發揮擔保物的價值。
由於上述缺陷的存在，信託擔保方式到羅馬帝國時期隨著要式買賣的廢棄而逐步走向衰落，優士丁尼皇帝編纂法典時，質押和抵押完全取代了信託。

『叄』 在羅馬法的相關法律規定中，物權取得的方式有哪些，取得的條件是什麼

（一）原始取得和付來取得
（二）市民法的取得方式
主要有：要式買賣、擬訴棄權、取得時效、分割裁判、公賣和法定取得。
（三）萬民法的取得方式
主要有：交付、先佔、添附、加工和孳息。
1、要式移轉物以交付方式轉讓的，市民法當然不予保護，但經濟發展以後，大法官根據實際需要，使受讓人享有所有權的利益，即大法官法所有權。大法官法不公然否認市民法所有人的資格，但授予受讓人以抗辯權，以駁回市民法所有人有訴求；
2、遺產佔有，這是為了避免市民法遺囑方式的缺陷，在共和國末葉由大法官法規定，凡呈示有七人印章的密封遺囑，遺囑中的繼承人就可享有佔有遺產的權利了。
3、無力清償債務人經大法官裁定將其財產交由債權人佔有變賣。
4、家屬、奴隸和牲畜給他人財產或人身造成損害，如家長、家主不願意賠償損失，又不肯把家屬、奴隸或牲畜委付給受害人，則由大法官裁定將該家屬、奴隸或牲畜交給受害人處理。
5、危險房屋可能損害鄰居的，鄰居有權要求房屋所有人修理或提供擔保，如房屋所有人拒絕，即可起訴由大法官將房屋裁交鄰居佔有。
除上述五種外，大法官因執行元老院的決議或皇帝的敕令而將財產所有權授予市民，也屬於大法官法的所有權取得方式。

『肆』 古羅馬法對當今社會的影響

都說古希臘給人類留下了哲學,希伯來人給人類留下了宗教,而古羅馬人版給人類留下的是法律.
其實呢權,古羅馬留下的法律被西方人認為是僅次於聖經的.當時西方大部分國家的法律都是照著羅馬法律沿襲下來的.
羅馬法律在中世紀後期和近代的歐洲的制度和觀念起著統治和影響門神制在日本和中國清末和國民初期的法律制度,都是受到了羅馬法律的影響.還有英國和美國的法律看似獨立,其實都是借鑒了羅馬的法律.
可見羅馬法律對社會的影響,有一句話說的好,羅馬一共3次征服世界,第一次是武力,第二次是宗教,第三次是法律.

『伍』 羅馬法的羅馬私法的基本內容

人法是對在法律上作為權利和義務的主體的人的規定,包括自然人、法人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以及婚姻家庭關系等內容。
(1)自然人
羅馬上的自然人有兩種含義：一是生物學上的人，包括奴隸在內；二是法律上的人，是指享有權利並承擔義務的主體。
自然人必須具有人格，即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資格。奴隸因其不具有法律人格，不能成為權利義務主體，而被視為權利客體。
羅馬法上的人格由自由權、市民權和家庭權三種身份權構成。三種身份權全部或部分喪失叫「人格減等」。羅馬法規定，只有年滿25歲的成年男子才享有完全的行為能力。
(2)法人
雖然沒有明確的法人概念和術語，但有初步的法人制度。羅馬法上法人分社團法人和財團法人兩種。前者以自然人的集合為成立的基礎，如宗教團體；後者以財產為其成立的基礎，如慈善基金。
法人的成立必須具備三個條件：(1)必須具有物質基礎；(2)社團要達到最低法定人數（3人以上），財團需擁有一定數額的財產，數額多少沒有嚴格規定；(3)必須經過元老院的批准或皇帝的特許。
(3)婚姻家庭法
實行一夫一妻的家長制家庭制度。
古羅馬所稱的家或家族是指在家父權下支配的一切人和物的總和，包括家父、妻、子女、奴隸、土地。家的特點是以家父權為基礎。共和國後期，家父的權力逐漸受到限制
羅馬法的婚姻有兩種：，即」有夫權婚姻」和「無夫權婚姻」。 物法在私法體系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是羅馬法的主體和核心，對後世資產階級民法的影響最大。物法由物權、繼承和債三部分構成。
(1)物權
羅馬法上所說的物，范圍極廣，泛指除自由人以外存在於自然界，對人有用並能滿足人需要的一切東西。它不僅包括：有形物體和具有金錢價值的東西，還包括無形體的法律關系和權利。
物的分類主要有：要式轉移物，略式轉移物；有體物，無體物；動產，不動產；主物，從物；特定物，非特定物；有主物，無主物；原物，孳息等。
物權是指權利人可以直接行使於物上的權利（其范圍和種類皆由法律規定，而不能由當事人自由創設），其中所有權為自物權，其他的為他物權。
物權的種類主要有五種：所有權、役權（地役權、人役權）、地上權、永佃權、擔保物權（質權、抵押權）。
(2)繼承
羅馬法中的繼承分為遺囑繼承和法定繼承，遺囑繼承優於法定繼承。
早期採用「概括繼承」的原則，後來逐步確立了「限定繼承」的原則。
關於法定繼承人的順序以及遺囑繼承的方式等問題，羅馬法上均有較完備的規定。
(3)債
在羅馬法中，債是物法的一個重要內容。羅馬法中債的發生原因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合法原因，即由雙方當事人因訂立行為而引起的債；一類是違法原因，即由侵權行為而引起的債，稱之為私犯；
此外，准契約和准私犯也是債發生的原因。
羅馬法根據債的標的和標的物不同，對債進行了詳細的分類，主要有：特定債和種類債、可分債和不可分債、單一債和選擇債、法定債和自然債。
羅馬法還對債的履行、債的擔保、債的轉移、債的消滅作了詳細規定。 訴訟分為公訴和私訴兩種。
公訴是對直接損害國家利益案件的審理；
私訴是根據個人的申訴，對有關私人利益案件的審理。私訴是保護私權的法律手段，相當於後世的民事訴訟。
在羅馬法的發展過程中，訴訟程序先後呈現出三種不同的形態：法定訴訟、形式訴訟、特別訴訟。

『陸』 羅馬法的規定

羅馬法可謂近現代各國民法學的源頭，羅馬法早在城邦時期就確立了許多非常重要的法律思想和現代各國民法所援用的法律制度，並且羅馬法很早就有了國際私法的概念，所謂國際私法，就是在國際民商事法律關系中，如何適用法律的法律。當然了，說起來有點饒口。

主要包括:自由權、市民權和家庭權

我們先來看自由權。自由權是作為自有人所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而只有奴隸，不享有這種自由權。

羅馬法上的自由人（liberi）,包括生來自由人和解放自由人兩種。

生來自由人（ingenus），是指出生就獲得自由權，而且未曾喪失過自由身份的人。基於兩種原因，可以成為生來自由人：一是出生，二是皇恩。

古羅馬系講血統主義的國家，所以，自由人的後代也是自由人，而不論其父母為生來自由或解放自由。而對於父母一方不是自由人的，則從其母，只要出生時其母為自由人的，則其為自由人。而到了後來，由於戰爭對於兵源的需求，以及受希臘哲學關於人生而自由思想的影響，改為規定只要其母在受孕期間一度為自由人的，則其為自由人。

而法律擬制主要系基於皇恩，所謂皇恩浩盪啊，按照羅馬法規定，皇帝是最高統治者，他可以將自由賜予奴隸，在古羅馬，由於只有自由人可以戴金戒指，因此，基於皇恩的自由權又稱為「金戒指權」。但在這種情況下取得自由權的奴隸，尚不能擺脫其原主人的恩主權。

解放自由人，是原來主人所解放的自由人，即法律擬制自由人。羅馬法上賦予主人的恩主權，是連皇權也無法剝奪的，因我羅馬法上認為，恩主權是私權，皇權不能幹涉。

古羅馬的市民權類似於今天的公民權或者國籍，包括公權和私權，選舉、被選舉權屬於公權，其實，和我們現代的政治權利、民主權利一樣。由於羅馬的官職都是榮譽性的，所以，被選舉權又被成為榮譽權（jus honorarium）。我們重點看私權部分。

私權，包括婚姻權、財產權、遺囑能力和訴訟權。說到訴訟權，我們可以結合一個恩主解放奴隸的例子來予以說明：

案例：恩主解放奴隸的時候，有一種訴訟的方式，就涉及到訴訟權問題，而按照法律規定，奴隸是不具有訴訟權的，也就是說，奴隸沒法去起訴了，那麼，如何通過起訴的法律規定來解放奴隸呢？這時候，恩主就請一個人作為奴隸的辯護人，一起到長官那裡去，由那個人裝做起訴恩主，問恩主是不是要解放這個奴隸，恩主予以認可…… 到後來，手續簡化了，恩主直接和奴隸過去，就讓長官的侍衛扮演這個辯護人角色來解放奴隸。如果用非起訴手段私自解放奴隸屬於略式解放，略式解放的後果早期不為市民法所承認，但後來，只要恩主找夠了證人，也可以通過略式解放合法滴解放奴隸。
羅馬法把羅馬境內的居民分為市民、拉丁人和外國人三類，所謂市民權都專屬羅馬市民享有。市民法是適用於羅馬市民之間的法律，對於羅馬市民與非羅馬市民、非羅馬市民之間，適用萬民法（國際私法的起源）。古羅馬市民身份可以基於出生和入籍獲得，而入籍又分為獎賞與恩賜。

獎賞，凡外國人告發羅馬官吏的貪污賄賂而使之定罪的，可獎賞告發者以羅馬市民資格。公元前111年，又規定把這種獎賞擴大到拉丁人。此時的拉丁人實際上指古羅馬社會中介於市民與外國人之間的自由人，因享有權利的多少，分為三等：古拉丁人、殖民地拉丁人、優尼亞拉丁人。外國人，指羅馬市民以及拉丁人以外的友邦人民。在羅馬法中，與羅馬處於交戰和不友好狀態的國家的人民，被稱之為敵國人。

恩賜，軍伍大會或皇帝可以個別地或集體地授予居民以市民權。

家族權，指家族團體成員在家族關系中所處的地位和所享有的權利。由於羅馬家族成員有的享有完全的權利能力，有的不享有，因此，根據他們權利之不同，可以分為自權人和他權人。他權人，指處於其他市民的權力支配之下的市民。這種權利，在羅馬法上分為家長權、夫權和買主權。

家長，實際上指家父，在古羅馬，能夠成為家父的，只有長子（頭生子）以及長子的長子（也許我的理解有誤）。家父對於家庭成員具有支配權，他可以將家庭成員賣為奴隸，也可以讓他成為自由人等等。包括其子之妻，都處於其支配下，也包括其子或其他家庭成員的財產。如果無子繼承，則可以收養和認領，然後取得家父權。

夫權，和中國封建時期的綱常之說有點相似了。基本就是說，丈夫可以支配妻子。另外，古羅馬的婚姻—華麗滴分為有夫權婚姻和無夫權婚姻，以及姘合。

買主權，我覺得和家長權以及自權他權構成一個非常有趣的體系。買主權在兩種情況下產生。第一，羅馬法上長期無僱傭契約，因此人們通過買賣方式出賣勞動力，家屬被家長出賣後，就要處於買主的支配之下。第二，在羅馬法上，家屬無獨立人格，如果家屬侵害了他人權益，家長為避免賠償損失，往往將致害的家屬給受害人任其處理，使之處於受害人的買主權之下。

從共和國末期開始，家長權和夫權逐漸收到限制，僱傭契約的出現使得僱傭勞動也不再用買賣方式……因而將家屬給受害人處理的情形也日益少見，在優帝一世（或曰查士丁尼一世）時徹底消除。而到優帝一世時，他權人的地位改進至近乎享有完全的權利能力了，也就是說幾乎享有完全的人格了。

與他權人相對應的概念就是自權人。也就是不受上述家長權、夫權、買主權支配的人就是自權人。

花絮：有網友提出從此看出中國古代人權比羅馬進步一點，但中國古代人權也好不到哪裡去，比如主人可以任意殺害僕人或者奴隸，種種限制基本相當於不存在。而中國的家法：休書、逐出家門，都與羅馬法中家長任意處置家庭成員類似，特別是沒什麼名分的家屬，連蘇東坡都把丫鬟送人且能傳為佳話。

人格變更是羅馬法上的一項特有制度，羅馬法規定，具有完全人格的人必須享有自由權、市民權和家族權。一個人因某種原因，使這三種權利喪失一部分或全部，或者喪失某一種而取得另外一種，這種情況就叫人格變更，分為人格大變更、中變更和小變更。

人格大變更，實際上指喪失自由權而淪為奴隸，一般原因有三種：因犯罪被剝奪自由；被家長或債權人出賣到國外為奴；降服外國人違反禁令的。而人格大變更，實際上是人格的消滅或者法律上的死亡。

人格中變更，指羅馬市民喪失市民權而成為拉丁人或外國人。由於羅馬的家族權以市民權為前提，因此，喪失市民權就當然喪失家族權。其與人格大變更的區別，在於變更後是否仍保有自由權。發生人格中變更的事由有三：受刑事宣告而被剝奪市民身份的；羅馬市民加入外國籍；拉丁人或外國人加入羅馬國籍而取得市民資格的。

人格小變更，指喪失原有的家族權而取得新的家族權，權利人原來享有的自由權和市民權不便，因而在法律上仍然享有完全的人格。發生小變更有三類：1、自權人變為他權人；2、他權人變為他權人；3、他權人變為自權人。

結合前面講的人格權部分，我們可以看到，發生人格變更的時候，相應財產會發生變化，如自權人變為他權人時，其財產即歸其權利人所有；又或會導致身份上的變化，如婚姻有有夫權到無夫權，由家長變為家屬等等。

在羅馬法上，除了人格變更外，名譽減損也是用來變更權利能力范圍得一種制度。所謂名譽減損，就是在保全自由權、市民權和家族權得前提下，使一個人的權利能力受到某種限制。

古羅馬社會非常重視名譽，一個人名譽之好壞，影響他參與各種社會活動的資格。所謂名譽減損，就是在保全自由權、市民權和家族權得前提下，使一個人的權利能力受到某種限制。實際上有點類似於現在的信用制度了。

名譽減損有三種：

第一種，不能作證（intestabilis）：所謂不能作證，不是不能在法庭上作證，而是喪失做證人或者請他人為自己做證人的資格，因為在古羅馬，很多交易都需要證人的證明，比如古羅馬的交易，必須由一名司秤、若干證人，交易雙方在集市日，以天平、象徵貨物和對價的物體、並高聲呼叫交易內容才能成立。恩主解放奴隸的略式也是如此，需要5名證人。可以想見,不能作證是多麼嚴重的懲罰! 不能作證的原因有二：證人事後拒絕作證明的；用文字侮辱他人的。

第二種，喪廉恥(infarmia）：.這種名譽減損比不能作證稍輕。原因有：由於法院判決；法律規定的事實。喪廉恥分為直接喪廉恥和間接喪廉恥。
直接喪廉恥，是由執政官或者監察官根據事實，在選舉或者戶口登記時作出決定，將其不列入選舉名單，或在戶口登記簿上作出記載，當事人對此不得申訴。直接喪廉恥具有實效性，羅馬執政官任期一年，監察官任期為五年，他們任期滿後，任期內所作喪廉恥決定要由新任長官重新決定是否有效。
而喪廉恥的法律效果是：喪失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相應的服兵役的權利也被剝奪；訴訟權受到限制，不能為家庭外的人作訴訟代理人，也不能請他人作代理人；如妻子與人通姦，即使當場抓獲，也無權殺死姦夫或對之起訴（汗……）；《優尼亞婚姻法》禁止元老院醫院及其子孫與喪廉恥的婦女結婚。

第三種：污名（turpitudo）：有污名者，是指因其行為卑劣，受人蔑視，為社會輿論所不齒。
由於這種名譽減損即非由法律規定，也非由長官宣告之法律上喪廉恥，所以又稱事實上的喪廉恥。對有污名者的權利能力的限制，是不準他們擔任需要誠實信用的職務，如監護人、保佐人、證人等。而在婚姻方面，在婚姻由家長作主的時代，通常子女無權拒絕家長包辦的婚姻，但如果未婚夫是有污名的人，則他可以反對。

個人認為，羅馬法上的名譽減損，對於我們建設現代信用制度有非常重大的啟示意義。雖然其規定可能過於落後，但給予一些人以污名或者喪廉恥稱號，或能極大程度提高社會整體信用水平以及道德基礎。

『柒』 試論羅馬法所有權制度的發展

早期羅馬法即羅馬市民法從所有權移轉方式上，把物分為「要式移轉物」和 「略式移轉物」。依羅馬市民法規定，凡要式移轉物所有權的移轉必須採用「要式買賣」和「擬訴棄權」的方式才能發生移轉所有權的法律效力，僅有當事人的合意和物件的交付，不能發生法律效力。所謂「要式買賣」又叫「曼兮帕蓄」（man lipation），是羅馬法移轉所有權最古老的方式。採用「要式買賣時，當事人主要是羅馬市民必須親自到場，並由已達婚齡的市民五人出場作證，另由一已達婚齡的市民為司秤人。買賣時，由司秤人持秤，買受人一手持標的物或其象徵物，一手持銅塊說，「依照羅馬法律，此物應歸我所有，我是以此銅塊和秤買來的」。說畢，以銅塊擊秤，隨即交給出賣人，買賣就告成立，買受人立即取得所有權。[1]「擬訴棄權」則是一種模擬確定所有權的訴訟形式以取得所有權的方式，其當事人必須為羅馬市民且須親自到場，標的物須為羅馬物，其要求比「要式買賣」更為嚴格。其具體方法為：買賣雙方當事人持買賣標的物或其象徵物，親自到裁判官（法官）前，買受人充原告，出賣人充被告，偽稱訴訟，由原告手持標的物或其象徵物，並聲稱：「依羅馬法，此物為我所有」。裁判官則問被告（出賣人）:「你對原告的主張有無異議。」出賣人不提出異議或是默不作聲，裁判官便裁定該物為原告（買受人）所有，買賣就告成立。[2]其實，這里所謂的原被告之間並無真正的糾紛，二人早已有默契，僅是走過場而已，只不過是藉助這種方式來達到移轉所有權的合法性。由此可見，早期羅馬法對形式主義的關注超過了實質內容。如果有一個固定形式被遺漏或誤用，轉讓過程便失去效力。相反，如果所有程序和儀式已正確進行完畢，則轉讓是否反映了當事人的真實意思，法律並不重視。質言之，在早期羅馬法移轉所有權的兩種方式中，只要按照固定格式做出相應行為，說出相應語言，即可發生權利移轉的結果。可以說，形式是權利變動的最終力量，沒有形式的買賣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形式不能產生權利變動的結果；當事人的意思對於權利變動不起作用，它被外在的形式所淹沒。至於權利移轉基於何種原因而產生，不在法律關注的視野之內。一言以蔽之，只要當事人履行了法定的要式行為即可，履行此行為的原因無關緊要。換言之，在移轉所有權的過程中，當事人的意思雖然不可或缺，但當事人的意思只是形式出現的動因，它不能決定和改變形式，更不能決定所有權變動的效力；只要符合法定形式的所有權變動才有效，只有法定形式才能夠決定所有權的歸屬形態和內容。
「要式移轉物」和「略式移轉物」移轉所有權方式的區別體現了當時羅馬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在羅馬國家的早期發展階段，農業佔比較重要的地位，因而「要式移轉物」均為與農業生產生活關系密切的物，主要有義大利的土地（開始是拉丁姆地區的土地）、義大利土地上的房屋、義大利耕地的地役權、奴隸以及用來牽引或負重的家畜即牛、騾、驢等。根據羅馬法，對於此類物必須以「要式買賣」或「擬訴棄權」等方式移轉所有權。
（一）法律關系的主體狹隘
羅馬法形式主義特徵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其主體狹隘，在其早期階段其主體主要是羅馬市民，即享有羅馬市民權的人。由於享有市民權的人只是羅馬居民中的一小部分，其主體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依早期羅馬法的規定，羅馬市民身份的取得基本上採取血統主義原則，故出生為取得市民身份的最基本的方法，根據市民法的規定以出生而取得市民身份的條件為：(1)父母皆為羅馬市民者，其中不管出生於羅馬國內或國外，皆為羅馬市民；(2)父母身份不同，其婚生子女身份從父，非婚生子女從母，而在當時的羅馬，父母皆為羅馬市民或父母任意一方為羅馬市民者人數極少，因而通過出生方式取得市民身份的人也相應很少。[3]據史家考證，羅馬共和國初期，羅馬成年公民只是其居民人數的四分之一。[4]市民權也即公民權，為羅馬市民專有的權利，包括公權和私權，公權指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私權則指結婚權、財產權、遺囑權和訴權等。事實上，即使在羅馬部族內部，最初僅有奴隸主貴族享有完全的市民權，是市民法的主體，平民則不得享有市民法上的權利。後來經過斗爭，平民的市民權在《十二銅表法》中才得以規定。羅馬市民也即羅馬公民，享有完全市民權，最初僅限於羅馬部族居民（包括原來的氏族貴族和平民），後來市民權逐漸被授予羅馬部族外的居民，羅馬市民的范圍有所擴大。在羅馬對義大利的征服及在向義大利外的擴張過程中，羅馬統治者賦予了不同地區的居民以不同的權利，根據是否享有市民權或享有市民權的多少，可以將羅馬境內的人分為羅馬市民、拉丁人、外來人和奴隸。拉丁人是介於羅馬市民和外來人之間的自由人，按照享有權利的多少，可以分為古拉丁人、殖民地拉丁人和優尼亞拉丁人三個等級。古拉丁人是指羅馬城市附近拉丁姆地區的居民，後來擴大到義大利境內的所有拉丁人。由於古拉丁人同羅馬人同種族、同語言、同文化和同宗教，所以羅馬人授予他們除被選舉權以外的全部市民權。到公元1世紀，全體居住在義大利的拉丁人都被授予了公民權，古拉丁人這個類別不再存在。殖民地拉丁人是指羅馬殖民地的居民，它們沒有羅馬市民的公權和結婚權，但享有財產權、遺囑權和訴權。優尼亞拉丁人是指沒有依法定方式解放的奴隸，它們沒有公權和結婚權，只享有私權中的部分財產權、部分遺囑權和訴權。就財產權而言，優尼亞拉丁人的遺產不能由繼承人繼承，也不能以遺囑的方式處分，在其死後，遺產歸其原來的主人所有。外來人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范圍不同，最初指不屬於羅馬部族的人，後來指既不在羅馬城市，又不在義大利的人，包括外省人和外國人。外省人指居住在羅馬建立的行省的居民，外國人又分為與羅馬保持友好關系的友邦人與羅馬呈敵對關系的敵國人，外來人指與羅馬保持友好關系的友邦人。公元212年，羅馬皇帝卡里卡拉帝授予帝國境內的所有自由民以市民權，從此，外來人也取得了市民權，外來人便專指沒有羅馬國籍的人。至於奴隸，在羅馬法上是權利的客體而非主體，自不待言。
可見，早期羅馬法即羅馬市民法的主體開始時就是限定為羅馬市民的，而廣大的外來人（其中包括拉丁人）則被排除在市民權主體之外。只是在公元212年羅馬帝國境內的所有外來人都獲得羅馬公民（市民）權之後，才逐漸取消了這種限制。羅馬法的主體之所以如此狹隘有限，與羅馬早期為一個地域狹窄的奴隸制蕞爾小邦密切相關，由於當時農業是其主要的經濟部門，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佔主導地位，因而整個社會基本上是封閉式的，對外來人是持排斥態度的，其權利也只能為本城邦的一小部分居民所享有。羅馬國家與別的古代國家的情況大致相同，是從部落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傳說在羅馬國家形成之前，羅馬共有3個部落，每個部落下有10個胞族，每個胞族下又有10個氏族，羅馬社會靠血緣關系聯接在一起。[5]盡管國家是建立在以地域和財產原則劃分居民的基礎上，不再依靠血緣關系來維持，但古代國家還是不可避免地保留了一些原始社會的痕跡。正如梅因所言：「在古代世界中，一個社會的本地公民常常自以為是由於血統而結合在一起的，他們反對外來人主張平等權利，認為這是對於他們生來固有權利的一種篡奪。」[6]因此，初生時的羅馬法律具有很強的封閉性，羅馬人不願意把獲得法律保護的權利賦予外來人。此外，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奴隸，甚至享有市民權的婦女以及處於家長權之下的家子也被排除在羅馬法主體之外。依羅馬法規定，奴隸在法律上是權利的客體而非主體；羅馬婦女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尤其是在羅馬法初期未取得法律主體的資格，其為法律行為須在監護人的同意下進行；在羅馬，處在家長權之下的家子都不能成為法律關系的主體，獨立地實施法律行為。可見，在羅馬具備法律主體資格的人只佔其人口的一小部分。總之，早期羅馬法的主體非常有限。與此相適應，就羅馬法所有權制度而言，在早期羅馬法階段，其所有權主體也同樣非常有限。
（二）法律關系的客體范圍窄小
羅馬法在其形式主義嚴重的時期，其客體范圍非常狹小，這也是其形式主義特徵的顯著表現。就其所有權客體而言，在羅馬古代社會中，土地是非常重要的生產資料，法律一般都對土地的所有權予以嚴格的保護，但即便如此，早期羅馬法的土地所有權的客體范圍也是非常狹窄的。換言之，在早期羅馬法階段，不是羅馬境內的所有土地的所有權都能平等地得到法律的保護。在羅馬法的早期階段即羅馬市民法階段法律僅調整義大利土地的所有權（最初只限於拉丁姆地區，范圍更為狹窄），而大量的外省土地則不是市民法所有權的客體。其時羅馬國家的土地被分為兩個部分，即義大利土地和行省土地。羅馬人在義大利境內擴張時，採用賦予被征服地區的居民以完全的市民權或將該地區的土地分配給羅馬市民的方式，從而使義大利境內的土地全都具有了「羅馬地」的資格，對於這一部分土地，羅馬市民可以私有，受所有權制度的保護。但對義大利以外設立的行省土地（被授予「義大利邦」的除外）則由羅馬國家公有，任何人包括羅馬市民在內只能行使佔有權或用益權而不能享有所有權，佔有者或使用者應向國家交納賦稅。換言之，羅馬行省的土地不在羅馬市民法所有權的保護范圍之內，其所有權最初只受裁判官法，後來又受萬民法的調整，先後形成裁判官法和萬民法所有權。然而裁判官法所有權畢竟只是事實上的所有權，依羅馬市民法規定，事實所有權人不享有法律上的所有權，僅享有訴訟上的「抗辯權」，這對保護當事人的權益無疑極為不利；後來在最高裁判官法的基礎上形成的萬民法所有權雖然較之裁判官法所有權更能得到法律的保護，但市民法依然不承認其所有權，一旦有人依市民法向萬民法求法律的保護。可見，萬民法所有權制度對所有權人的利益的保護仍不充分。這反映出早期羅馬法的客體范圍十分狹小，之所以如此，同早期羅馬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前已論及，早期羅馬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奴隸制小邦，農業是羅馬最普遍的產業，也是最關鍵的部門，有著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與此相適應，其財富表現形式主要為土地等農業生產資料，而動產相對來說價值並不大，因而其時的羅馬法主要關注於土地，對土地的保護格外重視，因為土地是農業社會的主要生產資料，而採取嚴格的形式主義有利於加強對土地的保護。
（三）形式重於實質內容
形式重於實質內容是羅馬法形式主義的實質特徵，即在羅馬法中法律行為的形式是決定性的因素，而內容則是次要性的因素。英國法史學家梅因在談到羅馬法的這個問題時指出，「儀式不但和允約本身有同樣重要性，甚至比允約更為重要」[7]。如果一個固定形式被遺漏或誤用，法律行為便失去效力。相反，如果所有程序和儀式均已正確進行完畢，即具有法律效力，至於法律行為是否反映了當事人的真實意思，法律在所不問。具體就羅馬法所有權制度來講，前已論及，早期羅馬法即羅馬市民法從所有權移轉方式上，把物分為「要式移轉物」和「略式移轉物」。而依羅馬市民法規定，凡「要式移轉物」有權的移轉必須採用「要式買賣」和「擬訴棄權」的方式才能發生移轉所有權的法律效力，當事人僅僅憑借自身的意思不能導致所有權的移轉，他們必須將外界因素引入自己的交易過程中，交易必須通過這些外界因素公開化。易言之，在羅馬法看來，一個法律行為是否有法律效力取決於該法律行為的外部形式，而其實質內容則無關緊要。正如英國羅馬法專家巴里．尼古拉斯教授所言：「原始制度注重對形式的使用，法律後果並不是產生於單純的協議或者簡單的意思表示。如果要創設或者轉讓某一權利，必須實施某些特定的行為，或者使用指定的話語。這種行為或者話語就是形式，法律後果就是由這種形式創造的，如果形式沒有得到遵守，或者沒有完全遵守，就不產生任何法律後果。相反，如果有關形式得到遵守，但存在意願方面的缺陷（如錯誤或者惡意），法律後果仍然產生。形式既具有實質性意義，又是充分的條件。」
由於羅馬人既不願放棄舊有的市民法，又想用法律解決社會中新出現的問題，為恰當地解決好二者之間的矛盾，羅馬人於公元前367年設立最高內事裁判官，授予其頒布告示的權利，允許他們在一定范圍內自由裁量，從而在不改變市民法的情況下隨時應變，後來在其發布的告示中逐漸形成了裁判官法。就所有權而言，裁判官法的重要意義在於突破了市民法所有權移轉方式上的形式主義要求，形成了「裁判官法所有權」，該所有權是一種事實上的所有權，凡是依市民法得不到保護的所有權，均可請求裁判官予以保護，比如那些沒有遵守「曼兮帕蓄」式和「擬訴棄權，式來進行移轉所有權的，就可以採用之。裁判官法所有權的具體保護方法有兩種：一是在合法所有人（賣主）對事實所有人（買主）提起訴訟，對物的所有權發生爭論時，允許事實所有人提出「買賣成交的抗辯」；二是承認事實所有人在其「善意佔有」受到侵害時，以時效已完成為理由而取得合法所有權，使事實所有人可以享受到所有權人的一切權利，這樣就彌補了非依市民法取得方式不能取得所有權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民事流轉的困難局面。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裁判官法所有權制度突破了市民法規定的所有權移轉的繁瑣要求。後來隨著最高裁判官法的發展，至羅馬共和國末期，裁判官法所有權便成為獨立於市民法所有權的一種特殊所有權制度。盡管裁判官法所有權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市民法的形式主義要求，但裁判官法所有權畢竟只是事實上的所有權，依羅馬市民法規定，事實所有權人不享有法律上的所有權，僅享有訴訟上的「抗辯權」，這對保護當事人的權益無疑極為不利。同時裁判官法對於市民法的狹隘民族性並無任何突破。因為市民法採取屬人主義原則，所以僅保護羅馬市民的利益，而外來人則基本上無任何權利。但公元前3世紀以來，羅馬開始發動大規模的對外戰爭，隨著疆域的不斷擴大以及對外交往的日益增多，市民法主體的狹隘性因而越來越成為社會發展的障礙。於是在設立最高內事裁判官經驗的基礎上，羅馬又於公元前242年設立最高外事裁判官，由其專門負責審理羅馬市民與外來人之間以及外來人與外來人之間的糾紛。其後羅馬又在最高外事裁判官告示的基礎上形成了萬民法。就所有權而言，萬民法所有權則更是突破了市民法形式主義的藩籬，作為萬民法所有權的移轉方式不但不拘形式，而且其主體也不限於羅馬市民，只要是自由人都可進行所有權的移轉，受讓方即可取得法律上的所有權，而不像裁判官法上的所有權那樣，受讓方僅取得事實上的所有權。羅馬萬民法上的所有權最常見的移轉方式為交付，即無須履行復雜的儀式，只要進行簡單的交付就能產生所有權的移轉，並得到法律的保護。以後隨著萬民法和市民法區別的消亡，羅馬法所有權移轉的形式主義更是大為淡化。到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時期（公元527年至565年在位），移轉所有權不再需繁雜的儀式和手續等外部形式，只要有當事人的合意和物件的交付，即發生所有權的移轉。查帝法典中說：「要式移轉物和略式移轉物的區分太古老，應予以廢除。廢除無益的含糊不清的區分，使得所有地方的同樣的物被歸入同一類。」[9]
總之，羅馬法所有權法律制度經歷了由重形式到不重形式的發展歷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羅馬法在不斷克服形式主義的同時，並未使其內容簡單化，相反羅馬法的內容卻日臻系統和豐富，以致達到了世界古代法的頂峰，從而給後世法律以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