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經濟特區城市管理綜合執法條例
A. 目前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的法律依據是什麼
城市管理行政抄執法,簡稱城管執法。
其工作職責:對市容環境衛生、城市規劃管理(無證違法建設處罰)、道路交通秩序(例如處罰攤販違法佔路)、工商行政管理(無照經營處罰)、市政管理、公用事業管理、城市節水管理、停車管理、園林綠化管理、環境保護管理、施工現場管理(含拆遷工地管理)、城市公共設施管理、等城市管理的各方面進行綜合行政執法。
其執法依據是1996年頒布的《行政處罰法》、以及各城市頒布的地方性法規。
B. 垃圾分類處理工作中,城市管理綜合執法部門可以承擔哪些職責如何履行好這些
摘要 城管在垃圾分類工作中的責任,2019年4月11日這些問題隨著垃圾分類工作的... 全市城管執法部門的主要工作職能是依據市、區、街各級責任對轄區各個部門
C. 如何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體制
進一步深化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體制改革
【閱讀提示】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改革十多年來,取得了顯著成效,但同時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有必要總結經驗得失,繼續把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體制改革向前推進。專題組通過總結各地的成功經驗,分析存在的問題及原因,提出建議:提高立法層次;完善執法體制;加強機構和隊伍建設;解放思想,擴大公眾參與,創新執法模式。
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成立了以陳冀平副主任為組長的專題組。2013年6月,專題組召開座談會,聽取了有關部門負責同志的情況介紹,並與部分專家學者進行了交流,2013年7月,專題組赴上海市、江蘇省南京市兩地進行了調研,深入基層考察,充分聽取意見建議。
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體制改革工作情況及存在的突出問題
上海、南京兩地結合本地實際,不斷完善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體制,大力加強隊伍建設,著力解決深層次矛盾,努力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兩地都把立法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海市早在2000年就出台了《上海市城市管理綜合執法暫行規定》,並於2012年根據新的形勢和問題制定《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執法條例》,在理順體制、規范行為、提高效能、完善監管等方面作出了具體而明確的規定。南京市經過近兩年時間深入細致的調研,於2012年出台《南京市城市治理條例》,以城市治理作為立法理念,把理順和轉變政府職能作為立法的切入點、著力點和關鍵點,為部門之間的職權沖突設置了科學化、法治化的解決渠道,進一步明確了城管綜合行政執法涵蓋的內容,規范了執法行為,構建了綜合行政執法體制。
兩地在認真開展執法人員培訓的同時,注重加強制度建設,約束執法人員的行為,努力打造政治堅定、業務精湛、作風過硬的高素質城管綜合行政執法隊伍。上海市專門聘請政風監督員對城管綜合行政執法工作進行明察暗訪,並定期開展社會測評活動,聽取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市民群眾和新聞媒體的意見建議,將評議結果作為區縣績效考核的重要依據。南京市先後細化了23項制度和工作規范,對執法隊伍的許可權、身份、責任等事項進行較為全面系統的規定,同時市總隊堅持每天督察,對各區大隊、中隊的執法績效和隊伍管理定期檢查。
兩地城管綜合行政執法部門努力轉變執法理念,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杜絕野蠻執法、暴力執法。積極開展社區走訪、上門溝通、零距離服務活動,與企業和居民交流,聽取意見建議,認真解決大家反映強烈的問題。通過發放宣傳資料、拍攝專題片等方式,讓社會各界進一步了解和認可城管綜合行政執法工作。
全國各地許多城市也都有類似的做法和成功的經驗。隨著改革的推進和各地不斷地探索,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體制逐漸成熟。但從各地情況來看,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的法律保障機制不健全。目前,城管綜合行政執法的依據主要是各單行法律法規,規定分散、條目眾多,城管綜合行政執法機構的職能定位不明確,城管綜合行政執法的法律依據和法律地位經常被質疑。《行政處罰法》和《行政強製法》對執法的規范性和程序性都有很高的要求,但缺乏保障行政執法實效性的手段,且程序復雜、時間較長,無法對違法行為進行及時查處,影響了執法效率,催生了以罰代改現象。
(二)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機構和其他部門之間的執法許可權配置不合理。一是執法職責劃轉不規范。一些地方對如何劃分綜合執法機構與職能部門的職權,並未經過嚴格論證,帶有較大的隨意性,有的部門往往將那些費力大、獲利小的棘手管理事項,當做包袱甩給綜合執法機構。二是城管綜合行政執法部門的執法事項過多,內容龐雜,使執法人員感到力不從心。城管綜合行政執法范圍涵蓋14類城市管理領域,涉及幾百項具體事由(如北京市城管綜合執法涉及300餘項,上海市城管綜合執法行使170項事項的處罰權),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城管的職能不斷增加。
(三)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機構與相關部門缺乏有效的溝通協作渠道。城管綜合行政執法部門與相關部門之間依然存在職能交叉、職責不清的情況,重復執法、多頭執法、空白執法的現象依然存在。一是有些管理領域雖然採取了綜合執法,但相關部門的執法職能和隊伍仍然存在,有些部門將行政執法權劃轉給綜合執法機構,卻未將相關執法力量和技術支持(技術人員、機構、設備等)轉移,使得對一些違法行為的查處管轄權歸屬難以界定。二是綜合執法機構行使的是從有關部門分離出來的執行性職能,但其中某些執法事項不能單獨處理,需要得到相關部門的支持配合,如違法建築案件的查處通常都需要規劃部門、公安部門等的配合,而在日常執法中,這種請求往往被視為「麻煩」而被推諉或拒絕,影響了執法效能。
(四)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隊伍建設和整體素質有待進一步提高。按照法律和國務院的相關文件明確規定,城管綜合行政執法人員應是公務員,但許多地方因為行政編制名額有限,都是行政與事業混編、混崗,一些地方仍然沒有參照公務員管理,給隊伍建設、人員管理、工資福利待遇等方面帶來了許多難題。為了應對大量的執法任務,各地普遍聘請協管人員,但協管人員幾乎沒有經過執法培訓,不具備執法資格,參與執法過程中不規范、不文明的現象時有發生,影響了執法的嚴肅性。
進一步深化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的建議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城市化進程逐漸加快,城市的規模不斷擴大,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正發生著深刻的變化,這些都對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我們認真總結各地經驗,深入分析存在問題的原因,進一步深化改革,逐步完善城管綜合行政執法體制。
(一)提高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的立法層次。城市管理具有相當的綜合性、復雜性和艱巨性,但改革十餘年來,一直沒有統一的立法,造成城管綜合行政執法的法律地位尷尬、職權混亂,產生眾多的矛盾和問題。經過多年的探索,北京、上海、南京、深圳、長沙等地積累了一定的立法經驗,國外也有許多立法可資借鑒,因此制定國家統一規范的城管綜合行政執法的專門法律或行政法規,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通過全國性的專門立法,明確城管綜合行政執法機構的性質、編制、職能、協調機制和執法手段、標准,建立執法行為的規范、責任追究制度,消除城管執法法律缺位的窘境。
(二)完善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體制。一是明確中央有關部門作為城管綜合行政執法工作的主管部門,以便統一研究相關政策,推動和規范工作。二是科學界定市、區(縣)、街道三級城管機構的職權,構建屬地管理機制,建立城管綜合行政執法網路,形成既縱橫交錯,又緊密聯系、反應迅速的執法體系。三是合理劃定城管綜合行政執法的職權范圍。具體而言,專業技術性強的執法事項不適合劃轉;金融、海關、國稅等垂直管理部門的職責,政府部門基本的、固有的職責,法律明確規定只能由某行政機關行使的職責不能劃轉。除此以外的其他城市管理職責應當劃轉給綜合執法機構。四是建立和完善公務合作制度,主要包括:規劃編制合議制度、信息與資源共享制度、聯合執法制度、行政協調制度、行政協助制度、聯勤聯防制度等,加強相互之間的協調配合和職能銜接,及時解決共同面臨的問題。
(三)加強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機構及隊伍的規范化建設。一是明確城管綜合行政執法機構的法律地位。城市管理屬於社會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城管綜合行政執法機構履行行政職能,行使執法權力,屬於政府的執行性行政機構。二是加強對城管綜合行政執法隊伍的建設和管理,實行統一的行政執法人員錄用、考核、培訓、交流與迴避制度。加強業務培訓,提高執法人員的法律素質、業務素質和執法水平,建立持證上崗制度,並配備與執法任務相匹配的裝備和設施。三是設立城管綜合行政執法專項經費,嚴格執行罰款與收繳分離的法定原則,避免以罰代改,樹立規范執法、文明執法的良好形象。
(四)解放思想,創新機制。一是突出以人為本,建立公眾參與的工作機制。充分發揮社區居委會作為基層性群眾自治組織的積極作用,動員轄區內的社會組織和居民群眾參與城市管理;加強信息公開,通過召開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形式,保障公眾在城市管理中的知情權、建議權、決策權和監督權,實現城市管理工作由政府部門、社會組織、市民群眾共同參與的機制。正視協管人員存在的合理性,明確其作為城管綜合行政執法的輔助執行力量的法律地位,並將其作為政府治理的適度社會化、社會治理中的公民自治的體現,同時堅持嚴格篩選、強化執法培訓。二是轉變執法理念,正確處理管理與服務的關系,通過服務於群眾、服務於被管理對象,從而達到管理的目的,以服務促管理,以管理強服務。三是創新執法模式。逐步推行行政執法方式的多樣化,嘗試引入體現相對人與執法主體雙方合意的柔性執法方式和工作機制,盡可能通過指導、引導、協商、教育等溫和方式化解城市管理中遇到的問題,從源頭上更有效地預防和減少違法行為的發生。
(資料來源:《人民政協報》)
D. 國務院《城市管理行政執法條例》什麼時間頒布,實施
《城市管理行政執法條例》不存在,
2017年5月1日實施的是《城市管理執法辦法 》
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令第34號 2017年1月24日發布 。
E. 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管理綜合執法法原文
不存在該法。關於此法的說法純屬造謠!
F. 深圳市寶安區城市管理綜合執法大隊,深圳市寶安區城市管理綜合執法局是
jxe兩個招考要求都是一樣的,專業不限,男,都是6人,本科及以上,工作經驗不限,分開招錄,有可能:1是可能不同單位提出的申請,比如鄞州區區級的城管部門,還有下屬的街道城管部門
2是可能為了分組吧,人數分散點。
這個招考要求都一樣的,報名時要看清職位要求uqt
G. 誰知道有關 城市管理綜合執法 相關的 國家級法律法規
《城市管理執法辦法》
背景:《城市管理執法辦法》是為了規范城市管理執法活動而制定的部門規章。
執法范圍:包括住建、環保、工商、食葯、交管、水務等領域與城市管理相關部分的行政處罰權。該辦法填補了此前20餘年城市管理執法規范的缺位。
實施時間:《城市管理執法辦法》於2017年3月30日正式出台,自2017年5月1日起實施。
(7)深圳經濟特區城市管理綜合執法條例擴展閱讀:
主要內容
一、規范執法范圍。城市管理執法的行政處罰權范圍依照法律法規和國務院有關規定確定,並應當同時具備與城市管理密切相關、多頭執法擾民問題突出、專業技術要求適宜等條件。
二、加強隊伍建設。推行執法力量下沉,提高城市管理執法人員素質,規范協管人員行為。
三、加強執法保障。統一執法制式服裝和標志標識,加強財政保障和執法裝備配備,推進數字化城市管理平台的應用。
四、規范執法行為。嚴格按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開展執法活動,落實重大執法決定法制審核、執法全過程記錄和執法公示等制度,對行政相對人優先採用教育、勸誡、疏導等方式予以糾正。
五、加強協作和配合。建立健全城市管理協調機制、信息互通共享機制和案件移送報告制度,提高執法效能。
六、加強執法監督。建立投訴、舉報等制度,嚴格法律責任。
H. 《深圳經濟特區數據條例》有何值得關注的地方
近日,深圳在數字經濟領域先行示範,進一步落實了綜合改革試點,制定並公布《深圳經濟特區數據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將於明年1月1日起實施。作為國內數據領域首部基礎性、綜合性立法,《條例》對我國探索發展數字經濟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為大灣區數據要素便利流通起到引領作用。具體而言,《條例》有以下三類十大亮點。
一、明確數據權益,在制度層面保障數據便利流通
亮點一:率先明確數據的人格權益和財產權益。
數據是數字經濟的核心基礎,而在法律上確定數據權益則是構建起數據要素市場的必要前提。《條例》第三條、第四條分別確認了自然人在個人數據上的人格權益,以及數據處理者對數據產品和服務的財產權益。
一方面,有利於以保護人格權的路徑,加強對個人數據保護力度,構建起高於財產權的個人數據保護框架,防止大數據、人工智慧、演算法等新一代信息技術侵犯個人隱私,危機人之為人的基本尊嚴;另一方面,承認數據產品和服務的財產權益,為數據處理者投入資源、積極交易提供製度支持,有利於加快構建有序流動的數據市場格局。
亮點二:探索建立數據交易制度。
數據的價值在於流動,而數據交易是數據流通的基本方式。探索建立數據交易制度是《條例》的一大亮點。一是明確數據交易范圍。第五十八條規定可以交易的范圍為「合法處理數據形成的數據產品和服務」;二是提供數據交易配套支持,側重數據市場培育。數據市場是新興領域,需要各方力量有尤其是政府發揮能動作用加以扶持培育。
《條例》在草案基礎上,設立市場培育一節,規定了政府和市場各方主體在培育數據市場中主要任務,引導市場主體通過依法設立的數據交易平台進行數據交易,支持數據價值評估、數據交易模式創新,促進數據資源高效流通。三是注重數據市場公平競爭。引入《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反壟斷法》等競爭法中相關概念,保障數據市場規范有序發展。
亮點三:建立數據領域公益訴訟制度
只有法律長了牙齒,才能夠更好保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數據侵權行為具有高度隱蔽性,受侵害主體往往難以察覺其數據權益被侵犯,即便察覺,由於取證難,出於維權成本的考量,難以對侵權企業形成有效制約。
為解決當前數據維領域權難的現狀,《條例》第九十八條建立數據領域公益訴訟制度,規定有關組織、人民檢察院可以就違規進行處理數據致使國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受損的行為,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訴訟;人民檢察院還可對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致使國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受到損害的履行數據監督管理職責的部門,提出檢察建議,並進一步提起行政公益訴訟。
二、保護個人數據安全,高標准全方位防止數據濫用
亮點四:確立個人數據處理五大原則。
數字經濟尚處於發展的探索和起步階段。這一時期中不僅有數字創新產品服務的百花齊放,也充斥著一些諸如過度收集個人信息、強制索要用戶授權等惡意攫取個人數據行為,對個人信息隱私保護造成嚴重威脅。
針對這一現象,《條例》在明確規定自然人對其個人數據享有人格權益的基礎上,進一步確立了處理個人數據的「合法正當、最小必要、知情同意、准確完整和確保安全」等五項基本原則。
亮點五:充分尊重自然人數據處理自決權。
圍繞上述五項基本原則,《條例》構建起對個人數據進行人格權益保護的基本框架,其中「告知-同意」制度的建立是一大亮點。與《條例(徵求意見稿)》相比,《條例》正式稿不僅將個人數據處理中「公開透明」原則改為「知情同意」,並且將之前個人數據處理中涉及告知與同意的部分單列成節,確立「告知-同意」制度,提升個人數據知情權與自決權在《條例》中的重要地位。
另外,就一般個人信息「告知-同意」的基礎上,對於敏感個人數據、生物識別數據和未滿十四歲的未成年人個人數據的處理上,《條例》還作了更加嚴格的明示同意要求。
亮點六:打出個人數據保護組合拳。
在數字經濟這一新興領域,個人數據面臨著紛繁多樣的數據侵權之虞。《條例》在總結既往案件經驗的基礎上,對濫用個人數據現象給予逐一回應,打出了個人數據保護的漂亮組合拳。
《條例》就APP通過「不全面授權就不讓用」的方式收集個人數據的現象,規定了APP不得「任性」拒絕向用戶提供服務;就大數據「殺熟」,加大了處罰力度;就APP導致的「繭房效應」,賦予自然人拒絕個性化推薦的權利;就「人臉識別」「指紋驗證」「聲音解鎖」「虹膜識別」等生物識別技術的濫用,確立了嚴格的生物識別數據處理規則等。
三、公共數據共享共治,推動數字經濟領域協同監管
亮點七:明確更廣的公共數據內涵。
盡管《數據安全法》提及「政務數據」,但未就「政務數據」給予明確定義,僅規定了國家機關為履行法定職責時收集、使用數據的合法合規義務。
《條例》則在第二條第五款明確規定「公共數據」是指公共管理和服務機構在依法履行公共管理職責或者提供公共服務過程中產生、處理的數據。因此,《條例》所稱公共數據不僅包括公共事務管理活動中收集、產生的數據,還包括公共事務服務中收集、產生的數據,其范圍比數據安全法中「政務數據」更加廣泛。
亮點八:以負面清單形式確立公共數據共享原則,建立公共數據共享、開放、利用制度。
政府各部門所掌握的公共數據資源蘊藏著巨大價值,通過合理開發利用不僅可以便利市民生活,還可以大力促進數字經濟整體發展。《條例》著眼於公共數據安全合理使用,建立了有關公共數據共享、開放和利用制度。
一是設計了公共數據治理的頂層框架,要求政府建立城市大數據中心,實現對全市公共數據資源統一、集約管理。
二是以負面清單形式確定了公共數據共享范圍,即除清單中規定的數據外,其餘數據應當共享,盡可能的擴大了公共數據共享范圍,實現「以共享為原則,以不共享為例外」目標。
三是首次明確公共數據開放不得收取任何費用,提高自然人、法人與非法人組織參與公共數據開放的積極性,促進公共數據的充分利用。四是強調政府部門對公共數據的利用。《條例》用單獨一節規定政府部門對公共數據的利用,建設智慧政府,有助於充分挖掘公共數據的潛力,鼓勵市場主體進入數據市場,促進公共數據的充分利用。
亮點九:政府與市場協同參與數據治理。
《條例》確立了以市網信部門和市政務服務數據管理部門為主,統籌協調各相關部門的監管框架。其中,市政務服務數據管理部門就公共數據管理負責,其他涉及個人數據保護、網路數據安全、跨境數據流通等事務由市網信部門牽頭負責。明確不同監管部門的職責分工,有利於促進相關監管部門之間形成合力,加大對違規處理數據行為的執法力度,全力保障相關主體的數據權益。
在數據安全管理方面,《條例》設計了較為完善的數據處理者對數據的安全管理制度,有利於推動市場主體參與到全市數據治理當中。
亮點十:與相關制度規范形成數字經濟領域監管合力。
雖然在規制數字經濟領域中的不正當競爭和壟斷行為方面,《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能夠提供一定規范依據,但所提供製度工具相對較少,且並未有對數據市場進行有針對性的規定。
《條例》第四章第三節單獨強調數據市場主體公平競爭義務,能夠起到更好維護數據市場的秩序,促進其健康穩定發展的作用。同時,在法律責任部分加大了對數據領域反競爭行為的處罰力度,其上限達到了五千萬元。該制度安排抓住了數據這一數字經濟治理肯綮,通過規制數據處理行為,直接處罰該領域的反競爭和濫用行為,與競爭規則形成監管合力,進一步充實了數字經濟和平台經濟治理工具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