條令條例歷史

A. 依法從嚴治軍歷史沿革

主席強調指出：「從嚴治軍是建設強大軍隊的鐵律。古語說得好，慈不掌兵。稀稀拉拉，鬆鬆垮垮，就不成其為軍隊，就打不了仗，更不可能打勝仗。」這就告誡我們，紀律是軍隊的命脈，必須依法治軍、從嚴治軍，用鋼鐵般的紀律來保證強軍目標的實現。

古往今來，從嚴治軍都被認為是兵家治軍之鐵律。歷代軍事家無不把嚴明紀律作為治軍之道、制勝之基。3000多年前，武王伐紂，拜姜尚為帥，姜尚出征前在帥府掛出「斬法紀律牌」，開列條款「十七斬」，令到法行，三軍用命，終在「牧野之戰」中以5萬兵力一舉打敗紂王17萬大軍。戰國時期，著名軍事家吳起就曾說過，「兵不在眾，以治為勝。」「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民族英雄岳飛治軍以軍紀嚴明著稱，素有「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之美譽，令金軍發出「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之慨嘆!明代屢勝倭寇的民族英雄戚繼光，也非常推崇「嚴號令」「明恩威」，要求兵士「擂鼓進軍，雖水火不卻步；鳴金收兵，雖金銀不貪」。他們之所以在血火交織的人類戰爭史上譜寫出壯麗篇章，無一不和他們從嚴治軍有著密切的聯系。

我軍作為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始終把從嚴治軍作為克敵制勝的法寶，從建軍初期制定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到後來頒布的一系列條令條例，貫穿了我軍令行禁止的嚴明軍紀。1935年4月，紅軍長征經過藏區時，毛澤東妻弟賀敏仁是個紅小鬼，跟著紅軍長征走到了藏區，有一天賀敏仁餓得實在受不了，就和幾個戰士跑到喇嘛寺找東西吃，沒找到，但看到有銀元和銅板，就拿了一些去買吃的東西，被發現後執行紀律槍決。對此，毛澤東只說了一句話:「紅軍就應該有鐵的紀律。」1937年，曾任旅長的黃克功對陝北公學女學生劉茜逼婚未遂，將其槍殺，經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審判，被判以死刑。有人提出國難當頭，人才難得，可讓他戴罪殺敵。黃克功也給黨中央、中央軍委寫信，要求從輕處理，戴罪立功。毛主席接信後，當即就給邊區法院院長雷經天寫信，支持法院判決，信中就講：「正因為黃克功不同於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與紅軍，對於自己的黨員和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厲的紀律」。1947年9月，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後，警衛團副連長趙桂良因為偷拿老百姓粉條被執行槍決。人們為他求情時，鄧小平說:「部隊作風紀律的好壞，關系部隊勝敗存亡，關系部隊的生命。一支部隊作風紀律壞了，就是這支部隊政治危機的開始，就等於給自己挖掘墳墓。」1949年5月25日，經歷了半個多月炮火洗禮的上海，終於迎來了解放後的第一個清晨，市民們驚奇地發現，蒙蒙細雨中，潮濕的馬路邊，躺滿了和衣抱槍的解放軍戰士。當夜攻入上海市區的第三野戰軍十萬大軍全部露宿街頭，讓國內外刮目相看。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鮑大可說：「我認為這是紅色中國的第一張『上海公報』。」年輕的民族資本家榮毅仁當時正准備從上海遷往香港，親眼目睹大軍睡馬路，遂改變主意決定留下來參加新中國建設，後來做出了許多貢獻，晚年成為國家領導人。由此可見，我軍之所以能夠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從勝利走向勝利，很重要的一條原因就是有嚴明的紀律作保證。

從嚴治軍是古今中外治軍之道的精要所在，依法治軍是現代軍隊建設的一般規律。作為中國軍隊，必須始終牢記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是強軍之基，保持嚴明的作風和鐵的紀律，確保部隊高度集中統一和安全穩定，使從嚴治黨、從嚴治軍方針落到實處，不正之風得到有效遏制，能打仗、打勝仗的戰鬥力標准牢固確立，為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加快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提供堅強保證。

B. 陸軍的演變歷史

步兵是主要兵種，有的還有戰車兵、騎兵；主要使用木、骨、石質兵器，也有少量銅、鐵製冷兵器。古埃及的陸軍由重裝步兵、輕裝弓箭手、投擲手和散兵組成,按武器類型編為長矛隊、短劍隊、狼牙棒隊、投石隊。公元前6世紀以後,古希臘陸軍的基本作戰隊形和組織單位是由重裝步兵、輕裝步兵和騎兵組成的方陣,一般編十人隊、百人隊,最大的方陣達萬人。從4世紀開始，歐、亞一些國家的步兵地位下降，騎兵逐漸興起，成為陸軍的主力。騎兵身著重盔甲作戰，乘馬有了馬鞍、馬鐙、蹄鐵。10世紀末，歐洲的騎兵已完全主宰戰場，步兵人數雖多，但只起輔助作用。14世紀以後，歐洲各國軍隊陸續大量裝備火槍、火炮，陸軍內部結構有了新變化，步兵重新成為主要兵種，炮兵數量逐步增多。在西歐，城市的發展也促進了步兵的復興。這一時期，許多國家陸軍的基本組織單位是團，有的是旅。如西班牙陸軍編有團，每團轄12個連，每連編250人；瑞典陸軍編有旅，每旅轄3個營，每營轄4個連，每連編150人。17～19世紀，許多國家已正式將軍隊區分為陸軍和海軍。陸軍分為戰斗部隊、勤務部隊。戰斗部隊，主要包括步兵、騎兵和炮兵。有了機槍連和炮兵連、營、團的建制。拿破崙一世創立新型陸軍，改變以往的編制，建立由步兵、騎兵、炮兵組成的諸兵種合成師和專門的指揮機關。19世紀初，出現集團軍的編制。歐洲一些國家的炮兵和工兵發展成獨立的兵種，陸軍開始走向正規化，採取統一的組織編制，使用制式的武器裝備，頒布各種條令、條例，實行集中統一指揮。
因為現代戰爭是由制空權、制海權、制天權、制信息權組成，其主要核心在於信息。美國陸軍早就明白了這一點,所以在美國海軍空空兩大軍種開始信息化之後，陸軍馬上展開信息化行動。FCS是首次採用系統之系統的模塊化設計方式，由載人車(MGV)，無人車(UGV)，無人機(UAV)，網路(NETWORK)，以及士兵系統(SOLIDER SYSTEM)五大系統組成，而在每個系統中包含若乾子系統，子系統往往又作為二級系統包含他的子系統，如神經元一樣。要素與系統整體之間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形成了特定的結構，系統諸要素彼此之間聯系成一個統一的有機整體。例如： 人的身體就是一個大的系統，在這個大系統中，包含若乾子系統，每個子系統又都有其微系統，如神經系統由無數個神經元組成等。

C. 新版的三大條令是我軍歷史上的第幾版

第4版，貌似

D. 我國歷史上最早的戰斗條令是什麼

最早的軍事條令是戰國時期的《司馬法》。齊威王命大夫整理古司馬兵法，共150篇。《司馬法》不僅是我國最早的軍事條令，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軍事條令。
登壇必究
中國古代軍事類書性著作。明山陽(今江蘇淮安)人、武科進士、驃騎將軍王鳴鶴輯。萬曆二十七年(1599)刊行，《明史·藝文志》有著錄，現有萬曆刻本存世，40 卷,圖560餘幅，文100萬字左右。全書共分72類,內容包括天文、地理、謀略、選將、訓練、賞罰、敵情、海陸邊防、大江守備、攻守城池、陣法布列、艦船器械、人馬醫護、河海運輸以及文臣武將關於兵事的奏疏等。各卷大體以時代為經，依次排比，廣征博引，「本之六經以討其源，博之左國子史以談其變，考之武經七書以求其法，參之歷代將傳以驗其用，稽之近世名臣封事以采其識，旁及百家眾技、稗官小說以盡其能」（明黃克纘：《淮陰王羽卿兵法序》）。各類前均有作者按語，它不僅起到提要鉤玄的作用，而且反映了作者尋求歷史借鑒的思想。他從「國家多事」（明萬曆刻本《登壇必究》，下同）的形勢出發，主張「儲將」練兵，增選器械，信賞明罰，採取「一面清野練兵備之於陸，一面鳩工造舟御之於海」，以適應御敵抗倭斗爭需要。此書雖「專事匯集而鮮發揮」,但由於探源求全,對於後人研究中國古代軍事歷史有一定參考價值。書中所輯六壬、太乙、奇門、占候，祭禱等內容，多迷信不經之談。

《司馬法》是我國古代一部著名的兵書。相傳是姜子牙所寫，但到了戰國時已經散失。
根據《史記·司馬穰苴列傳》記載："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司馬穰苴，春秋末期齊國人。原來姓田，名穰苴，曾領兵戰勝晉、燕，被齊景公封為掌管軍事的大司馬，後人尊稱為司馬穰苴。
《司馬法》最早見於《漢書·藝文志》的禮類，稱《軍禮司馬法》，共計155篇。漢朝以後，在長期流傳過程中，該書多有散佚，至唐代編《隋書·經籍志》時錄為3卷5篇，列入子部兵家類，稱為《司馬法》，即今本《司馬法》3卷5篇的原型。
此書受到歷代兵家及統治者的高度重視。漢武帝曾"置尚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任，秩比博士。"司馬遷稱該書"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北宋元豐年間，《司馬法》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作為考試武臣、選拔將領、鑽研軍事的必讀之書。由於《司馬法》年代久遠，散失嚴重，所以對於該書的真偽、成書年代、作者等問題，歷代學者均有各種不同的看法，特別是明清以來，辯偽成風，《司馬法》成了一部爭議極大的兵書。有的認為《司馬法》是一部偽書；有的學者認為史書中的《司馬兵法》、《司馬穰苴兵法》、《司馬法》、《軍禮司馬法》是幾種不同的書；有的認為今本《司馬法》可分為兩部分，前兩篇為古《司馬法》，後三篇為《司馬穰苴兵法》。目前，國內學者一般認為今本《司馬法》不是偽書，歷史上的《司馬兵法》、《司馬穰苴兵法》、《軍禮司馬法》均包含於《司馬法》之中。作者為司馬穰苴及其追論者。盡管由於該書亡佚嚴重，155篇僅存5篇，內容不全，但它仍具有很好的軍事思想和很高的軍事價值。
《司馬法》論述的范圍極為廣泛，基本涉及了軍事的各個方面；保存了古代用兵與治兵的原則，包括夏商周三代的出師禮儀、兵器、徽章、賞罰、警戒等方面的重要史料。此外，還有很豐富的哲理思想，很重視戰爭中精神、物質力量之間的轉化和輕與重辨證關系的統一。對於人的因素、士氣的作用非常重視。
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武經七書」之一。戰國初齊威王令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並附春秋時齊國大將司馬穰苴兵法於其中，故又稱《 司馬穰苴兵法》。《漢書·藝文志》著錄《軍禮司馬法》155篇,入禮類。《隋書·經籍志》著錄《司馬兵法》3卷,司馬穰苴撰，入子部兵書類，其後各史志和目錄書多因襲此說。今本3卷,5篇,為《仁本》、《天子之義》、《定爵》、《嚴位》、《用眾》。另有逸文60餘條，1600多字。唐魏徵將其部分內容收入《群書治要》。宋刻《武經七書》本為現存最早刊本。流傳至今的各種註解本與翻刻本見於著錄者不下四五十種。
戰爭觀
《 司馬法 》按戰爭的目的，把戰爭分為正義與非正義兩大類。認為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誅暴扶弱的戰爭是正義的。所以,為安人而殺人,殺之可也；為愛其民而攻其國，攻之可也；為止戰而戰，雖戰可也。為擴大疆土或奪取財貨、恃國之大而凌辱小國之民的戰爭是非正義的。興兵作戰要「以仁為本」，若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而危有功之君的無道行為，天子即可集結諸侯各國出兵征伐，並制定了在九種情況下出伐的禁令。強調發動戰爭應以保護人民的利益為前提條件,「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在對敵政策問題上，提出「入罪人之地，無暴神只，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葯歸之」。把戰爭「罪人」和一般兵士相區別，同時主張優待俘虜，對其傷者進行醫護。不主張侵犯敵國民眾的利益,要求軍隊在進入敵區後，嚴格遵守紀律,以求得敵國民眾的同情與支持。這是中國最早關於對敵政策和群眾紀律的論述。備戰、慎戰是《 司馬法 》戰爭觀的一個重要思想。它認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搜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強調居安思危，常備不懈，每年借春秋兩次大規模的圍獵活動進行軍事操法訓練和檢閱，以示全國上下不忘戰並隨時准備應戰。在強調備戰的同時，又強調「國雖大,好戰必亡」,要備戰，但不可好戰。
治軍思想
《司馬法》認為，「治國尚禮，治軍尚法」,二者有著根本的區別,「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治軍尚法的首要問題是嚴明賞罰，書中列舉夏、商、周三代賞罰制度的異同，並詳細論述治軍立法的各種要則，強調申軍法、立約束、明賞罰是治理軍隊的關鍵所在。《司馬法》中含有大量的軍禮內容，大體可分為：出軍制賦，軍制(含車兵、步兵編制及兵器配備)，出師(含時令、宜社、造廟、事由、目的、軍中職事等)，旌旗，鼓，徽章，誓師，校閱搜狩,獻捷，獻俘，軍中禮儀，禁令，軍威，賞罰，止語，等等。這些軍制、軍法內容的規定，體現了以法治軍思想。在將帥修養方面，提出「仁、義、智、勇、信」五條標准。強調德才兼備，智勇雙全，以身作則，身先士卒，「敬則慊，率則服」。要謙讓、嚴明、果敢、負責、不諉過、能為人表率，這樣，才能使軍隊做到有禮有節，勇猛善戰。
軍事辯證法思想
《司馬法》的戰爭指導思想是建立在樸素的軍事辯證法思想基礎之上的。它強調對戰爭要全面考察，做到「五慮」，即順應天時，廣集財富，人和，地利，兵器精良。戰前既要周密計劃，戰中又要通達權變，注意偵察、洞悉敵方情況變化，對不同的敵人採取不同的打擊方法。要善於從眾寡、輕重、治亂、進退、難易、固危、先後、息怠、強靜與微靜、小懼與大懼等各種對立統一的關系中分析敵我雙方的情況，在此前提下決定作戰策略。強調輕重是相互為用、可以轉化的，要善於相宜而用，轉變力量對比，取得對敵優勢。對敵觀察要善於透過現象看清本質,做到「擊其微靜，避其強靜；擊其倦勞,避其閑窕；擊其大懼，避其小懼」。武器配備要長、短、輕、重、銳、鈍相雜，使之各發揮其特長而相互彌補其不足。對軍隊運動時休息與否、何時休息、休息時間長短諸問題也應掌握得恰到好處，「息則怠，不息亦弊；息久亦反其懾」等。
《司馬法》一向受到統治者、兵家和學者們的重視。它所闡述的以法治軍的思想和具體的軍法內容，為其後各時期制定軍隊法令、條例提供了依據。歷朝論證周代軍制和註解古籍者對《司馬法》多所稱引。宋代以來，該書被列為武舉應試的經典之一，傳播更加廣泛。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影響。但其泥古保守的思想則不可取。

孫子兵法
【簡介】
《孫子兵法》又稱《孫武兵法》、《吳孫子兵法》、《孫子兵書》、《孫武兵書》等，是中國古典軍事文化遺產中的璀璨瑰寶，是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內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贍，邏輯縝密嚴謹。作者為春秋末年的齊國人孫武（字長卿）。一般認為，《孫子兵法》成書於專諸刺吳王僚之後至闔閭三年孫武見吳王之間，也即前515至前512年。全書分為十三篇，是孫武初次見面贈送給吳王的見面禮，事見司馬遷《史記》：「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有用兵如《孫子》，策謀《三十六》的說法。
《孫子兵法》成書於春秋末期，是我國古代流傳下來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軍事著作，在中國軍事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其軍事思想對中國歷代軍事家、政治家、思想家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其已被譯成日、英、法、德、俄等十幾種文字，在世界各地廣為流傳，享有「兵學聖典」的美譽。
【概述】
孫武原是齊國人，後來輾轉到吳國。當時適逢公子光政變。在被吳國聘為將軍以前，曾經蟄伏20年之久。後，姬光即位，伍子胥聽說其才能，向吳王推薦，當時，孫武就帶著這13篇晉見吳王，獲得重用。後，吳王進攻楚國，將領就是孫武。
《漢書·藝文志》記載：「兵權謀家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八十二篇中的十三篇著於見吳王前；見吳王後又著問答多篇。晚至唐代，流傳的孫子兵法共三卷，其中十三篇為上卷，還有中下二卷。《孫子兵法》注家杜牧認為，曹操將八十二篇孫子兵法刪節為十三篇；但其他注家認為十三篇出自孫子本人，不是曹操刪節的結果。
目前認為《孫子兵法》由孫武草創，後來經其弟子整理成書。
《孫子兵法》全書共十三篇。《計》講的是廟算，即出兵前在廟堂上比較敵我的各種條件，估算戰事勝負的可能性，並制訂作戰計劃。這是全書的綱領。《作戰》主要是廟算後的戰爭動員。《謀攻》是以智謀攻城，即不專用武力，而是採用各種手段使守敵投降。《形》、《勢》講決定戰爭勝負的兩種基本因素：「形」指具有客觀、穩定、易見等性質的因素，如戰鬥力的強弱、戰爭的物質准備；「勢」指主觀、易變、帶有偶然性的因素，如兵力的配置、士氣的勇怯。《虛實》講的是如何通過分散集結、包圍迂迴，造成預定會戰地點上的我強敵劣，最後以多勝少。《軍爭》講的是如何「以迂為直」、「以患為利」，奪取會戰的先機之利。《九變》講的是將軍根據不同情況採取不同的戰略戰術。《行軍》講的是如何在行軍中宿營和觀察敵情。《地形》講的是六種不同的作戰地形及相應的戰術要求。《九地》講的是依「主客」形勢和深入敵方的程度等劃分的九種作戰環境及相應的戰術要求。《火攻》講的是以火助攻。《用間》講的是五種間諜的配合使用。書中的語言敘述簡潔，內容也很有哲理性，後來的很多將領用兵都受到了該書的影響。

E. 我軍61年頒布的《步兵戰斗條令》內容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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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軍步兵戰斗條令

我軍61年頒布的《步兵戰斗條令》內容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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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11

中央軍委於1961年5月頒布了《合成軍隊戰斗條令概則》和《步兵戰斗條令》，1963年5月頒布了《合成軍隊軍師戰斗條令》和《合成軍隊團營戰斗條令》。1962年以後，各軍兵種依據《合成軍隊戰斗條令概則》制定的《空軍戰斗條令》、《海軍戰斗條令》以及炮兵、裝甲兵、通信兵、防化兵、工程兵、鐵道兵等軍兵種戰斗條令也相繼頒布。這些條令的頒布，為全軍平時訓練、戰備和戰時作戰提供了依據。
劉伯承元帥譯校外軍條令
研究軍事學術和搞好軍事翻譯工作的入口處在哪裡？被譽為「軍事翻譯家」的劉伯承元帥認為，應該從條令入手。他把條令看作是過去作戰經驗的結晶，是未來戰爭制勝的指南。因此，在他的翻譯生涯中費精力最多的就是翻譯條令。
1930年至1931年初，劉伯承參加和主持翻譯了《蘇軍步兵戰斗條令》。1933年在反「圍剿」的緊張斗爭中，他又摘譯了蘇軍《步兵戰斗條令（第一部）》中關於「對空防禦動作」一節、《蘇聯紅軍野外作戰條令》中的游擊隊動作部分，選譯了《蘇聯紅軍司令部野外勤務教令》。在紅軍長征途中，他一直珍藏著長達300餘頁的《蘇聯紅軍司令部野外勤務教令》，1935年八、九月間，他又續譯了這部教令的剩餘部分，將它奉獻給紅軍官兵。
1938年12月，蘇聯紅軍頒布了新的《步兵戰斗條令（第一部）》。為吸取蘇聯紅軍的作戰經驗，戰勝日本侵略者，劉伯承與左權合作翻譯了這部條令。他在翻譯和介紹蘇聯紅軍戰斗條令時，特別注意弄清這些條令產生的背景和條件，從中體會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軍事思想和研究蘇聯紅軍戰勝德國法西斯的作戰經驗，並且緊密結合我軍建設和作戰的實際，精心撰寫「前言」、「後記」、「附言」。引導大家從我軍作戰的實際出發，靈活地運用這些條令。
新中國建立後，劉伯承擔任軍事學院院長，工作非常繁忙，仍然親自校譯條令。尤其感人的是在1953年夏天，他利用到大連休假重新校譯《蘇聯紅軍野戰條令（草案）》。這本條令軍訓部已經翻譯出版，並依據條令的內容編寫了教材，已經用於教學。但劉帥對校譯稿不夠滿意，他說：「條令是軍事學院最基本的教材，非常重要，一定要翻譯得十分准確，不能有含糊其辭的地方，不能有絲毫差錯。」當時他已61歲，僅有的一隻好眼睛又患上了青光眼，但他仍拿著放大鏡逐段逐句推敲修改，20多萬字的譯稿他修改了三遍。第一遍用墨汁改，第二遍用藍墨水改，第三遍用紅墨水修改定稿。一絲不苟，精益求精。在他嚴格要求，精心組織下，付印的條令做到了不錯一個字，不錯一個標點符號。
劉帥不僅熱心翻譯、介紹蘇聯紅軍的戰斗條令，而且非常關心我軍自己的條令建設，嚴格、認真地貫徹執行我軍條令。1951年初，軍事學院成立時，准備舉行閱兵，有些同志認為沒有必要，劉帥等領導同志堅決依據正規化的要求，認真組織了閱兵。當時適逢我軍新修訂的《內務條令（草案）》、《紀律條令（草案）》和新編寫的《隊列條令（草案）》發到軍事學院，軍委委託劉帥組織軍事學院全體幹部、教員和學員對條令進行修改。劉帥認真組織大家修改這三部條令。條令頒發後劉帥又帶領全院同志認真貫徹執行，很快在學院建立了正規的生活秩序和教學秩序，促進了軍事學院的正規化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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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訂的內來務條令，在總則中增寫源了把科學發展觀作為國防和軍隊建設的重要指導方針、全面履行新世紀新階段我軍歷史使命、發揚「聽黨指揮、服務人民、英勇善戰」的優良傳統、大力培育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實施科學管理、堅持安全發展理念等重要內容。針對我軍內務建設和管理教育工作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對軍人誓詞、著裝規定、儀容舉止、與軍外人員的交往、保密守則、警衛制度、財務管理、裝備日常管理和常見事故防範等作了修改與完善，增加了心理疏導、士官留營住宿、軍人居民身份證使用、行動電話和國際互聯網使用管理、軍事交通運輸管理等新內容。內務條令由原來的21章48節326條，修改為21章62節420條。
第一章總則加了第三條第七條都加了新內容.第二章軍人宣誓誓詞內容也改了.第六章軍人著裝由原來的"軍容風紀里提出來單列了一章,內容基本是全新的.第七章軍容風紀第一百一十三條把酒後駕駛單獨列了一條.
(內容太多,不能一一列舉,找兩個本子對比下)細節變動很大,許多用詞,和排列順序也根據現在國情做了細微調整

G. 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的歷史

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

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武裝力量的組成部分，是保衛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支重要力量。其職能是捍衛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捍衛社會主義制度。基本使命是維護國家主權和尊嚴，維護社會穩定，保衛重要目標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在完成維護社會治安、保持社會穩定和參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等各項任務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在新中國建立後逐步發展起來。1950年，為保證武裝力量更好地履行對內職能，統一組建中國人民公安部隊。公安部隊的建制和隸屬關系，先後經過多次變動，名稱多次改變，採取了多種形式：一是屬軍隊建制，由中央軍委領導；二是屬公安機關，由公安部門領導；三是分別領導，專區、縣以下公安部隊歸公安機關，主力公安部隊歸公安軍；四是雙重領導，在執行公安任務方面受公安部領導，部隊建設方面受中央軍委和總部領導，建制仍屬公安機關；五是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地方部隊。

從以上多種形式的變動中看出，對公安部隊的職能、任務和特點的認識在逐步深化，也說明在完善武裝力量體制上的不斷探索。

1975年，中央軍委召開會議，鄧小平發表了軍隊要整頓的著名講話，提出軍隊要精簡整編。這次會議後經中央同意，將原來由縣市公安部隊改編的解放軍地方部隊仍交給公安部門改為人民警察。

80年代初，中國軍隊全面進行軍隊精簡整編和體制改革，1982年6月，黨中央決定組建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將人民解放軍看押勞改犯、守護地方重要目標和警衛省、市、自治區黨政機關以及外國使館的任務和擔任這些任務的部隊移交公安部門，同公安部門原來實行義務兵役制的武裝、邊防、消防警察統一組建「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

1983年4月，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總部在北京成立，屬於國務院編制序列，由國務院、中央軍委實施雙重領導，實行統一領導管理與分級指揮相結合的體制。武警部隊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兵役法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條令、條例和有關規章制度，享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同等待遇。軍銜等級同中國人民解放軍軍銜等級，軍銜前冠以「武警」名稱。

1984年5月，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兵役法，正式確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和民兵組成的武裝力量新體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規定，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擔負國家賦予的安全保衛任務，維護社會秩序。它是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工具之一。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根據人民解放軍的建軍思想、宗旨、原則，按照人民解放軍的條令、條例和有關規章制度，結合武警部隊特點進行建設。

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的主要職能作用是：

第一，維護國家主權和尊嚴。人民武裝警察部隊主要是通過執行邊境武裝警衛勤務、邊防檢查勤務、安全檢查勤務、海上巡邏勤務，來履行這一職能的。

第二，維護社會治安。作為公安機關的一部分，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擔負著用公開武裝的形式預防和鎮壓敵對勢力的破壞，應付各種緊急意外情況，維護社會治安的任務。

第三，保衛黨政領導機關、重要目標和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主要通過執行警衛勤務、守衛勤務、消防工作、反恐怖活動來實現。

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屬於國務院編制序列，由國務院、中央軍委雙重領導，實行統一領導管理與分級指揮相結合的體制。

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設有總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設有武裝警察部隊總隊(副軍或師級)；各地、市、州、盟設有支隊(團級)或大隊(營級)；縣(市、旗)設有中隊(連級)。各級機關設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

武警總部是武警部隊的領導指揮機關，領導管理武警內衛部隊的軍事、政治和後勤工作，對列入武警部隊序列的其他部隊的軍事、政治、後勤工作進行指導。

武警總部直轄若干師和大專院校。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設武警總隊，各總隊分設初級指揮學校；總隊以下根據行政區劃和任務需要，設若干個支隊；支隊下轄大隊、中隊。

H. 我軍條令條例建設經歷了哪幾個階段

主席是我軍條令條例建設的奠基人

毛澤東主席在創建和領導我們這支人民軍隊的過程中，一貫重視以條令條例為主體的軍隊法規建設。是他提出了制定我軍法規，加強正規化建設的一系列理論，並且親自審查和修改我軍的共同條令、政治工作條例，提出了制定我軍自己的戰斗條令，為我軍條令條例建設奠定了基礎。

早在井岡山斗爭之初，毛澤東就為我軍制定了第一部法規，即《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部規范我軍紀律的法規，雖然只有幾十個字，卻包含了軍事紀律、組織紀律、群眾紀律以及俘虜政策等廣泛的內容。它伴隨我軍近八十個春秋，至今仍作為我軍紀律的重要內容，寫進了《紀律條令》。

1929年12月，在著名的古田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編制紅軍法規」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戰略任務，在短短的9個月中，我軍第一批條令條例和其它法規就誕生了。1930年9月在中央軍事委員會召開的擴大會議上，通過了《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暫行條例草案》、《中國工農紅軍紀律暫行條例草案》、《中國工農紅軍編制草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軍制草案》，並於10月頒布施行，標志著我軍依法治軍的開端。

長征途中，戰斗十分頻繁，條件非常艱苦，為強化我軍紀律，毛澤東還與彭德懷一起簽發訓令，頒布了《獎懲條例》。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我軍修訂了《內務條令》、《紀律條令》、制定了《八路軍司令部〈軍、師、旅、團〉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等法規。

全國解放前夕，毛澤東又提出制定政治工作條例的任務。他說：「一九四九年必須使人民解放軍的政治工作，在軍委政治部領導下，做出關於『新式整軍運動』、『黨委制』、『革命軍人委員會』、『連隊支部工作』等項的總結，並製成條例或章程，以便普及全軍，成為定製。」

羅榮桓元帥主持修訂政工條例

20世紀50年代初，我軍開展了正規化建設，當時准備實行「三大制度」（義務兵役制、軍官薪金制和軍銜制）。有的同志認為搞正規化建設，不必再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了，主張取消政治委員，實行單一首長制。時任總政治部主任的羅榮桓不同意這些意見。他建議認真總結我軍的豐富經驗，在頒布《內務條令》、《紀律條令》、《隊列條令》的同時，修訂和頒布我軍的《政治工作條例》。

1953年夏季，羅榮桓在北戴河療養。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懷來看望他，他向彭德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說：「現在有些同志認為政治工作制度過時了，政治委員作用不大了，要學習蘇聯，搞一長制。如果那樣做，從井岡山時期就搞起來的政治工作傳統不就丟掉了嗎？」彭德懷認真傾聽了羅榮桓的肺腑之言。他感到羅榮桓講得很有道理，從而更增強了堅持軍隊政治工作制度和發揚我軍光榮傳統的決心。

羅帥多次找編寫《政治工作條例》的同志談話，要求大家首先要學習好古田會議決議和毛澤東的著作，深刻領會我軍的建軍原則。同時，要認真總結我軍政治工作的歷史經驗，研究政治工作的新情況、新特點和新發展，研究、借鑒蘇軍的有益經驗，編寫出適應我軍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需要的條例。

1954年4月15日，經黨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批准，《政治工作條例》正式頒布全軍施行。

當然，《條例》的頒布也並不意味著萬事大吉。部隊在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中機械搬用外來經驗而忽視自身光榮傳統的現象時有發生。1955年至1956年間，羅榮桓抱病到部隊視察，親自了解了許多這方面的情況。

為了克服這一類忽視和削弱人民軍隊光榮傳統的傾向，1955年8月1日，在即將實行軍銜制的時候，他撰寫了《繼續發揚我軍的光榮傳統》一文，明確指出：「目前部隊中，削弱我軍光榮傳統的現象是存在的，並且有某些滋長，這是一個極端危險的傾向。」

葉劍英元帥主持制定戰斗條令

編寫我軍自己的戰斗條令，是我軍建軍史上的一個創舉。我軍打了幾十年仗，有豐富的作戰經驗，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領導下，創立了我們自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軍事思想、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只是由於長期處於作戰環境，還沒有來得及寫成條令。在葉劍英元帥領導下，軍事科學院建院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編寫我軍戰斗條令。

為完成這項任務，經中央軍委同意，1958年底葉帥在武漢主持召開了有軍委各總部、軍兵種、各大軍區領導同志參加的編寫條令座談會。1959年1月，又召開了全軍科學研究工作會議。會後出現了全軍動手抓科研、編條令的新局面。葉帥提出首先編寫合成軍隊戰斗條令概則，然後編寫軍、師戰斗條令，再編寫團、營和連以下戰斗條令。並且先由軍事科學院、軍事學院和南京軍區、沈陽軍區等單位寫出6本合成軍隊戰斗概則，然後，對6個本子進行分析比較，取長補短，綜合成一個本子，群策群力，集思廣益，編寫出高質量的條令。

1959年7月，各大單位編寫的合成軍隊戰斗條令概則完成後，葉帥在南京主持召開了編寫戰斗條令概則專業會議。當時南京天氣炎熱，葉帥冒著酷暑，白天主持會議，晚間在地下室里親自動手修改。6本《概則》稿，幾十萬字，他邊看邊改，反復推敲，經常工作到深夜。同時他還組織到會同志進行綜合審修，最後整理成一個本子。在發動全軍專業人員修改《概則》的同時，編寫軍、師戰斗條令，團、營戰斗條令和連以下戰斗條令的工作也「兵分三路」展開了。後來又分別在北京、吉林、武漢進行匯稿和審修。

中央軍委於1961年5月頒布了《合成軍隊戰斗條令概則》和《步兵戰斗條令》，1963年5月頒布了《合成軍隊軍師戰斗條令》和《合成軍隊團營戰斗條令》。1962年以後，各軍兵種依據《合成軍隊戰斗條令概則》制定的《空軍戰斗條令》、《海軍戰斗條令》以及炮兵、裝甲兵、通信兵、防化兵、工程兵、鐵道兵等軍兵種戰斗條令也相繼頒布。這些條令的頒布，為全軍平時訓練、戰備和戰時作戰提供了依據。

劉伯承元帥譯校外軍條令

研究軍事學術和搞好軍事翻譯工作的入口處在哪裡？被譽為「軍事翻譯家」的劉伯承元帥認為，應該從條令入手。他把條令看作是過去作戰經驗的結晶，是未來戰爭制勝的指南。因此，在他的翻譯生涯中費精力最多的就是翻譯條令。

1930年至1931年初，劉伯承參加和主持翻譯了《蘇軍步兵戰斗條令》。1933年在反「圍剿」的緊張斗爭中，他又摘譯了蘇軍《步兵戰斗條令（第一部）》中關於「對空防禦動作」一節、《蘇聯紅軍野外作戰條令》中的游擊隊動作部分，選譯了《蘇聯紅軍司令部野外勤務教令》。在紅軍長征途中，他一直珍藏著長達300餘頁的《蘇聯紅軍司令部野外勤務教令》，1935年八、九月間，他又續譯了這部教令的剩餘部分，將它奉獻給紅軍官兵。

1938年12月，蘇聯紅軍頒布了新的《步兵戰斗條令（第一部）》。為吸取蘇聯紅軍的作戰經驗，戰勝日本侵略者，劉伯承與左權合作翻譯了這部條令。他在翻譯和介紹蘇聯紅軍戰斗條令時，特別注意弄清這些條令產生的背景和條件，從中體會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軍事思想和研究蘇聯紅軍戰勝德國法西斯的作戰經驗，並且緊密結合我軍建設和作戰的實際，精心撰寫「前言」、「後記」、「附言」。引導大家從我軍作戰的實際出發，靈活地運用這些條令。

新中國建立後，劉伯承擔任軍事學院院長，工作非常繁忙，仍然親自校譯條令。尤其感人的是在1953年夏天，他利用到大連休假重新校譯《蘇聯紅軍野戰條令（草案）》。這本條令軍訓部已經翻譯出版，並依據條令的內容編寫了教材，已經用於教學。但劉帥對校譯稿不夠滿意，他說：「條令是軍事學院最基本的教材，非常重要，一定要翻譯得十分准確，不能有含糊其辭的地方，不能有絲毫差錯。」當時他已61歲，僅有的一隻好眼睛又患上了青光眼，但他仍拿著放大鏡逐段逐句推敲修改，20多萬字的譯稿他修改了三遍。第一遍用墨汁改，第二遍用藍墨水改，第三遍用紅墨水修改定稿。一絲不苟，精益求精。在他嚴格要求，精心組織下，付印的條令做到了不錯一個字，不錯一個標點符號。

劉帥不僅熱心翻譯、介紹蘇聯紅軍的戰斗條令，而且非常關心我軍自己的條令建設，嚴格、認真地貫徹執行我軍條令。1951年初，軍事學院成立時，准備舉行閱兵，有些同志認為沒有必要，劉帥等領導同志堅決依據正規化的要求，認真組織了閱兵。當時適逢我軍新修訂的《內務條令（草案）》、《紀律條令（草案）》和新編寫的《隊列條令（草案）》發到軍事學院，軍委委託劉帥組織軍事學院全體幹部、教員和學員對條令進行修改。劉帥認真組織大家修改這三部條令。條令頒發後劉帥又帶領全院同志認真貫徹執行，很快在學院建立了正規的生活秩序和教學秩序，促進了軍事學院的正規化建設。

I. 中國武裝警察部隊的發展歷史是怎樣的

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有著悠久的歷史。革命戰爭時期，為適應對敵斗爭和鞏固紅色政權的需要，革命根據地曾先後建立過不同名稱的擔負治安保衛任務的武裝組織，以保衛首長、警衛機關、肅清特務、看押罪犯、維護社會治安等。

1938年5月，從中央保安處特務隊、檢查站等單位抽調部分人員，組建延安市警察隊，編3個班共35人，隸屬於市公安局。1947年3月，中共中央機關撤離延安時，警察隊編入戰斗部隊，擔任掩護中央機關的任務。1949年8月，根據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成立中國人民公安中央縱隊，擔負中央機關的治安保衛任務。

同時，在全國其他較大的城市，也成立由人民解放軍擔任的負責城市警備任務的警備隊，或以人民解放軍為骨幹組建的公安總隊、公安大隊、糾察中隊；在省、地區和縣，組建警衛營、連，以及公安大隊、保衛隊、執法隊等；在鐵路沿線，組建保衛鐵路的公安武裝部隊，初步形成全國性的比較完整的內衛武裝系統。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於1950年1~5月，全國公安武裝統一整編為中國人民公安部隊。

隨著形勢任務的變化，從1950年9月起，這支部隊的領導體制和番號幾經變化，先後稱中國人民解放軍公安部隊、中國人民解放軍公安軍、人民警察和解放軍內衛、守備部隊，中國人民解放軍地方部隊、邊防部隊和人民武裝警察等。1982年5~6月，先後將看押勞改犯、守護地方重要目標和警衛省、自治區、直轄市黨政機關及駐華使領館的人民解放軍部隊，同公安部門原實行義務兵役制的武裝、邊防、消防民警，組成人民武裝警察部隊。1983年4月5日，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正式成立。1985年1月，原屬人民解放軍基本建設工程兵的水電、交通、黃金部隊列入武警部隊序列。1987年8月，武裝森林警察也列入武警部隊序列。

領導體系

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隸屬於國家公安系統。受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雙重領導，設有領導機關武警總部，機關編司令部、政治部和後勤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設武警總隊，地區設支隊，縣設中隊或大隊、站、所。有的總隊還編有直屬支隊，按支隊、大隊、中隊、排、班的序列編制。各級武警內衛部隊受當地政府和上級武警領導機關領導；武警邊防部隊、消防部隊和警衛部隊，歸公安部門領導；武警水電部隊、黃金部隊和交通部隊，業務上分別歸公安部和能源部、冶金部、交通部領導；武警森林部隊實行林業部門和公安部門雙重領導以林業部門為主、中央和地方領導以地方為主的管理體制。

邊防、消防、警衛、水電、黃金、交通和森林武警部隊的軍事、政治、後勤工作，均接受武警總部的指導，編制序列與內衛部隊大體相同。武裝警察部隊裝備輕便、精良，有自己的服裝式樣、識別標志和軍銜等級，其內務制度、紀律要求、隊列基礎訓練和政治思想工作等則執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有關條令、條例和規定。

任務

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的基本任務是：

平時，警衛黨政機關和部分國家領導人、重要外賓及大型集會的安全；對監獄、勞改管教場所，實施武裝警戒和武裝看押；配合公安機關依法逮捕、追捕及押解罪犯；守衛電台、電視台和國家經濟、國防工業、國防科研等要害部門，以及民用機場、重要橋梁、隧道等目標；進行邊防守衛和火災消防等。

戰時，協同人民解放軍保衛邊防和海防，抗擊敵方的入侵；參加城市防衛和保衛重要目標的戰斗，組織對空防護；組織重要民用機場、車站、橋梁和隧道的防護；守衛重要的電台、工廠、倉庫和科研設施等目標，掩護工業設施和人口疏散；打擊敵特和不法分子的破壞活動，保障作戰地區的社會秩序和人民群眾的安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