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環經濟條例

⑴ 阜陽循環經濟園區位庄社區新張寨幾月份拆遷

具體的拆遷計劃可以到政府相關部門查詢，也可以申請信息公開得知。若是集體土地范圍，全國征地信息共享平台在自然資源部門戶內網站正式上線運行。該平台集合了國務院批准用地信息和全國各地省級政府批准征地信息，您可以在這上面查詢具體的徵收信容息。
拆遷補償的方式有兩種，可以實行貨幣補償，也可以實行房屋產權調換。貨幣補償作為主要方式。
其原因：
一是貨幣補償操作簡單，且一次性了斷，不會產生延長過渡期限、被拆遷人或使用人不能及時回遷等後續問題;
二是貨幣補償更方便被拆遷人選擇住房，不受地點等方面的限制;
三是避免因安置用房質量不好而使拆遷雙方產生矛盾;四是更好地體現新《條例》的立法思想，即有條件實行貨幣補償的，盡可能實行貨幣補償。
新《條例》規定了拆遷貨幣補償標准確定的基本原則——等價有償，採取的辦法是根據被拆遷房屋的區位、用途、建築面積等因素，以房地產市場評估的辦法確定。
新《條例》中的「產權調換」是拆遷人用自己建造或購買的產權房屋與被拆遷房屋進行調換產權，並按拆遷房屋的評估價和調換房屋的市場價進行結算調換差價的行為。
也就是說以易地或原地再建的房屋，和被拆除房屋進行產權交換，被拆遷人失去了被拆遷房屋的產權，調換之後擁有調換房屋的產權。
產權調換是房屋拆遷補償安置的方式之一，其特點是以實物形態來體現拆遷人對被拆遷人的補償。無論是居住房屋還是非居住房屋均可採用產權調換的方法，但排除了非公益事業房屋的附屬物。

⑵ 關於循環經濟的價值目標 實現途徑和制度體系

一、循環經濟與法的價值的一般分析
循環經濟的理念肇始於20世紀60年代環境保護思潮興起的時代，當時美國經濟學家鮑爾丁提出的「宇宙飛船理論」可以說是循環經濟理念的早期代表，但是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一詞是1990年由英國環境經濟學家D.Pearce和R.K.Turner在其《自然資源和環境經濟學》（Economics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一書中首次提出，與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相區別。 工業社會的傳統經濟是一種「資源—產品—廢物排放」的物質單向流動的線性經濟，是一種高開采、高消耗、高利用、高排放、高污染的「牧童經濟」，這種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和過度的消費方式，造成了資源的過度利用與浪費，導致資源枯竭與環境的不斷惡化。為此，人們開始把源頭預防與全過程治理作為國家環境與發展的政策，實行將清潔生產、資源綜合利用、生態設計和可持續消費等融為一體的循環經濟模式。「所謂循環經濟，是指對自然環境資源實行閉路循環應用的經濟發展方式。它要求運用生態學規律而不是機械論規律來指導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 具體說，循環經濟是對物質閉環流動型經濟的簡稱，是由「資源—產品—再生資源」所構成的物質閉路循環流動的經濟發展模式，「是指在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中，應當遵循生態學規律，通過優化物質在經濟系統內部的循環和能量流動，減少資源輸入和污染輸出，使生產過程中的廢棄物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從而在經濟增長中保護環境，實現經濟交流和自然生態系統的和諧循環與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發展模式。」 循環經濟本質上是生態經濟，「是一種新型的、先進的、人與環境和諧發展的經濟形態，是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可持續發展、協調發展和『共贏』發展的經濟活動理想模式」， 它倡導「低能耗、高利用、再循環」，反對濫采濫用資源與「先污染、後治理」的方式，它恪守減量化（Rece）、再利用（Reuse）與廢棄物再循環（Recycle）的三次基本原則。循環經濟兼顧了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與環境效益，更加合理地提高了資源的利用效率，進一步節約了資源和能源，促進了經濟、社會與環境的全面協調發展。
因此，法的價值這一概念包括以下兩個方面的基本含義：第一，法律對人的作用、效用、動能或意義。……第二，人對法律的要求和評價。」 有的認為：「法的價值是以法與人的關系作為基礎的，法對人所具有的意義，是法對人的需要的滿足，是人關於法的絕對超越指向。」 張文顯先生認為法的價值「一方面體現了作為主體的人與作為客體的法之間需要和滿足的對應關系，即法律價值關系；另一方面它又體現了法所具有的、對主體有意義的、可以滿足主體需要的功能和屬性。」 沈宗靈先生認為法的價值包括三種含義：「第一，它指的是法促進哪些價值；第二，指法本身有哪些價值；第三，在不同類價值之間或同類價值之間發生矛盾時，法根據什麼標准來對它們進行評價。」 循環經濟立法的價值也是該法的目的、該法的理念，是依賴循環經濟法律所要促進與實現的基本價值和基本使命，也是作為循環經濟法律的正當性與合理性的評價標准。制定任何一部法律，其首要條件應當是使實定的法律盡量符合立法者的應然標准，也就是符合立法的目的、立法的價值取向。為此，筆者認為循環經濟立法的價值是立法者通過循環經濟法律所要促進和實現的發展、協調、環境效益與生態安全的終極目標，這是循環經濟立法的終極價值，它與立法中所體現的制度價值一脈相承。「法的價值是法的制定的必需，是法的實施的需求，是防止法的失效的屏障，是校正惡法的准則，是法的演進的動因。」 因此，明確循環經濟立法的價值追求具有重大的基礎與指導意義，它是確定循環經濟立法的基本任務、基本原則與基本制度等的基礎與前提。循環經濟立法的政策性比較強，我們不易具體細化它的制度價值，但可以抽象概括出它的終極價值目標。循環經濟立法的價值追求在世界各國以及每個國家的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內容與目標，它本身是不斷發展的。為了更加科學、合理地確定我國循環經濟立法的價值追求，需要研究明析外國與我國其他時期體現循環經濟理念的相關立法的價值追求，以資借鑒。

二、中國已有體現循環經濟理念的相關立法的價值追求
我國的循環經濟立法起步較晚，沒有全面、綜合規范循環經濟的基本法律，但有體現循環經濟理念的專項法律法規。早在1973年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上，國家計劃委員會擬定的《關於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中就提出了努力改進生產工藝，不產生或少產生廢氣、廢水、廢渣，加強管理，消除跑、冒、滴、漏等要求。1983年國務院頒布的《關於結合技術改造防治工業污染的決定》強調要把「三廢」治理、綜合利用和技術改造有機結合起來。1996年國務院《關於環境保護若干問題的決定》和《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條例》均明確規定：國家鼓勵、支持採用能耗物小、污染物排放量少的清潔生產工藝。這些規范性法律文件都體現了保護環境與資源安全、促進可持續發展的價值目標。1995年《固體廢物污染防治法》第1條就開宗明義地指出了該法的立法目的是「防治固體廢物污染環境，保障人體健康，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很顯然，它僅把「防治」作為廢物治理的首要目標和終極目標，這是立法價值定位上的缺陷。2000年《大氣污染防治法》第1條提出的立法目的是「防治大氣污染，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保障人體健康，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1997年《節約能源法》第1條指出立法目的是「推進全社會節約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經濟效益，保護環境，保障國民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滿足人民生活需要。」1984年《水污染防治法》（1996年修訂）第一條就指出立法目的是「防治水污染，保護和改善環境，以保障人體健康，保證水資源的有效利用，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
2002年6月29日，我國通過了《清潔生產促進法》，清潔生產是指不斷採取改進設計、使用清潔的能源和原料、採用先進的工藝技術與設備、改善管理、綜合利用等措施，從源頭削減污染，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減少或者避免生產、服務和產品使用過程中污染物的產生和排放，以減輕或者消除對人類健康和環境的危害。清潔生產相對於「末端治理」方式而言，是發展循環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本途徑，體現了社會公共利益的優先性。《清潔生產促進法》的立法目的是促進清潔生產，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減少和避免污染物的產生，保護和改善環境，保障人體健康，促進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有學者對清潔生產法的基本目的（即其價值追求）作了探討，認為清潔生產法在總體上相當於污染控製法與經濟法之間的交叉領域，本質上乃是工業污染預防法、環境經濟法，因而理所當然屬於以維護環境公益與經濟公益為己任的「社會本位法」。具體說來，清潔生產法所維護的公共利益乃是建立在尊重和體現生態規律、經濟規律和社會規律的共同要求之上的，是環境利益、經濟利益與社會利益的有機統一體，屬於多類型、多層次的復合性公益，而非單一性公益。 三、我國循環經濟立法的價值追求應以確保發展、協調、環境效益與生態安全為終極目標
由於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的日益嚴重，我國制定循環經濟法律制度就顯得尤為必要與迫切，而對循環經濟立法價值追求的研究關繫到整個循環經濟法律制度的基本走向與制度架構等，我們必須提出其終極價值目標與制度價值。對於制定我國《循環經濟促進法》的立法目的，有學者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有的認為是「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保障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促進循環型社會或生態社會的建立」； 有的認為「循環經濟促進法的基本目標是根據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要求，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保護人體健康和環境安全，減少資源的利用和廢棄物的排放。」 循環經濟法律制度本質上應該屬於環境法法域，因此整個環境法的價值追求與循環經濟立法的價值追求就必然會有密切的關系，國內就環境法價值追求的傳統觀點認為是通過保護自然資源、保護人類的生存與生活環境以達到保護人體健康和財產安全的旨趣，由於「生態利益中心主義」對「人類利益中心主義」環境倫理觀的沖擊與挑戰，有學者認為環境立法的目的應當是在不排除保護人類自身權利與利益的前提下，在樹立以全球生態利益為中心的價值理念的基礎上，確立「衡平世代間利益，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保護人類的『環境權』和『生態世界的自然的權利』」這兩大目標。 綜觀國內外現有蘊含循環經濟理念的法律制度的立法目的（即其制度價值）以及有關學者對循環經濟立法目的與環境法價值追求的研究成果，基於生態學、經濟學、倫理學、法哲學的基礎，筆者認為循環經濟立法的價值追求應以確保發展、協調、環境效益與生態安全為終極目標。
（一）確保發展的終極價值
發展的涵義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變化更新，GNP或GDP增長的發展觀認為發展等同於經濟發展，就是一個國家或民族經濟的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產業結構變化的發展觀認為發展是指在生產和就業中，農業部門份額減少，工業和服務業份額上升的現象和過程；也有學者把人類發展指數（HDI）作為評價發展的標准，努力超越傳統的經濟發展觀，在經濟與道德、效率與公平、工具與目的、眼前與長遠、局部與全局的關繫上，從全球的視角和一體化的趨勢上，力圖溝通、平衡與和諧；著名學者托達羅（M.P.TM）在其《第三世界經濟發展》一書中將發展定義為「一個社會或社會體系向著更加美好和更為人道的生活的持續前進。」還有學者認為發展就是滿足人類不同需求層次，應該考慮可持續的問題，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人本身的更全面發展，這種協調式的發展觀追求人與自然的互利互生和協同進化，從而使自然界有可能成為「人的無機的身體」。以人為本位的發展要求在人與自然和諧基礎上的共存、共生、共榮，尊重自然規律和自然權利與價值，要解決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1986年12月4日，第41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發展權利宣言》指出發展是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全面進程，宣布「發展權利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由於這項權利，每個人和所有各國人民均有權參與、促進並享受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發展，在這種發展中，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都能獲得充分實現。」筆者認為，高消耗的經濟發展模式所引發的生態危機，迫使人們不得不反思自己的行為，不得不感受到人類對於自然界、生態環境負有不可推卸的道德義務與道德責任，為此，我們勢必推行循環經濟、建立循環型社會。循環經濟立法所確保的發展之價值追求有其特定的內涵，這個發展不同於經濟上的發展，也不同於人權之一的發展權，發展既是一種不斷向良反復前進的過程，又是評判該法律制度的一種標准，它是循環經濟立法所要促進與維護的價值之一。發展不僅僅是人類的發展，也是資源、環境、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發展的主體是多元的、全面的，僅有人類的發展是不夠的，資源具有有限性、稀缺性，而人類的發展需要不斷地供給資源與利用環境，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就必須確保人類、資源、環境、經濟與社會的同步發展。發展本身包括可持續的含義，如果是不可持續的發展，那就不能稱其為發展，發展是不斷向前向優向好邁進的過程與態勢。循環經濟立法確保發展的價值追求就是要確保人類、資源、環境、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只有這種全面多元的發展才是循環經濟立法所要促進和維護的，而且符合實行循環經濟所要達到的目標。發展的價值追求是維護與實現法的正義價值的重要保障與表徵，有發展才有實質正義，法的正義應該是含有發展之意的正義，否則法的正義價值追求只能是徒有其表。美國法學家E·博登海默在其著作《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鄧正來譯）闡述了法律的巨大作用：人往往有創造性和惰性兩種傾向，法律是刺激人們奮發向上的一個有利手段。法律的最終目的不是制裁、懲罰或抑制，而是激勵人們進取與引導人們為正當合理的行為，循環經濟立法確保發展的價值追求就是要在全社會激勵人們在追求人類自身權益發展的同時，也要正當合理地為或不為一定的行為，以實現人類所賴以生存的環境本身的可持續發展。
（二）確保協調的終極價值
協調一詞在《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里的含義是指配合得適當。歐盟要求環境政策要確保協調，在這里協調的含義是指「歐洲聯盟的其他政策應當將環境保護作為一個必要的考慮因素，從而確保環境政策與其他政策協調一致，從而確保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並且具體談到了歐洲環境政策與地區政策、交通政策、競爭政策、能源政策、稅收政策、農業政策、農產品自由流動政策以及貿易政策的協調。 發展循環經濟要求減量化，從源頭控制廢棄物的產生，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減少資源的消耗量，從而實現社會、經濟與環境的協調與持續發展。環境危機的實質就是人與自然、經濟與環境關系矛盾的尖銳化，環境與經濟的極不協調將嚴重威脅到人類的生命健康權和財產權。我們要倡導「經濟與生態雙重存在」的思維，現在已經進入了生態時代，這是指導人們進行經濟活動的基礎思維，「經濟與生態協調發展」的思維是生態時代指導人們進行經濟活動的核心思維，經濟與生態的協調是生態時代的基本特徵，並且指引著當代發展經濟的正確方向。生態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在發展經濟的活動中，經濟與生態兩者，不但是同時存在的，而且也是相互聯系、相互協調的。在經濟發展實踐中，只有兩者協調，才能使整個生態經濟系統處於平衡穩定狀態，才能保證人們的經濟活動正常持續地進行。 推進循環經濟能促使人類、資源、環境、經濟與社會相互協調，並最終使經濟效益、環境效益與社會效益相得益彰、協調統一。循環經濟立法所確保的協調之價值追求就是指通過循環經濟立法旨在促進人類、資源、環境、經濟與社會按照科學合理的比例發展，不能因為某一方面的超度發展而危及到其他方面的發展，促使經濟效益、環境效益與社會效益相互協調，使經濟系統、自然系統與社會系統相互支撐，具備整體性，從而最終實現經濟、環境與社會的良性循環發展。利益的不平衡就會導致不和諧，固有的社會秩序就會受到沖擊，而法律就旨在創設一個正義的社會秩序，「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調整及調和種種相互沖突的利益，無論是個人利益還是社會的利益。這在某種程度上必須通過頒布一些評價各種利益的重要性和提供調整這種利益沖突標準的一般性規則方能實現。」 循環經濟立法追求協調的價值，就是要通過立法來衡平各種利益，使它們達到協調的狀態，最終形成一個穩定且有利於發展的正義秩序。
（三）確保環境效益的終極價值
效益就是效果和利益，環境效益是對人類社會活動的環境後果的衡量，環境效益有正效益、直接效益和間接效益之分。從根本上來說，環境效益是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基礎，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則是環境效益的後果。環境法保護法益論中的地球益學說體現了環境效益的價值追求，1992年裡約「地球研討會」的《NGO地球憲章》在原則1作出了如下規定：「為了保護地球生物和文化的多樣性，一致同意尊重、促進、保護和修復地球生態系統」。循環經濟法律制度具有綜合性、政策性與特殊的公益性之特性，堅持「社會本位」的思想，注重維護社會的整體利益，兼顧社會各方面的利益平衡與公平分配，它必然要體現確保環境效益的價值取向。環境效益與經濟效益是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矛盾體，我們要實現生態與經濟的雙贏，在追求經濟效益的過程中要把環境效益作為前置效益，因為資源是有限稀缺的，而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行為是無邊的，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經濟與社會賴以發展的基本條件，自然資源具有經濟價值之外無可估量的生態價值，保護資源與環境更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提高環境效益最終有利於提高環境質量。從環境科學的角度來講，廢棄物也是資源的一種存在形式，它具有重復利用的價值，當人類對廢棄物進行科學有效的回收利用時，它們就會以人類需要的形式表現出來，而當人類沒有對它們進行有效利用且又不按自然法則進行處理的時候，它們則會以人類所不需要的形式表現出來並對環境造成危害。 美國那什在其《自然的權利》（1989年）一書中談到：「人類的利益與生態系統的利益是同一的。……判斷善惡的標准不在乎個體，而在乎於整個生命共同體。……自然所具有的生存權可以歸屬於倫理的共同體。……應將倫理平等的概念擴大到全體生態系統中去。……自然具有與人類同樣明確且值得敬畏的權利」。而當前的環境危機也是資源沒有得到有效利用所造成的，大家紛紛意識到與承認自然本身的價值與權利，並形成一種以與自然和諧為核心的「生態中心主義」的倫理價值理念，這種理念主張人類應當合理有效地利用資源與能源，在發展經濟的活動中實行資源與能源的循環利用，實現廢棄物向環境的「零排放」。由於企業行為的外部不經濟性，市場缺陷與政策失誤，環境效益必然會受到損害，循環經濟立法就是要在宏觀上對經濟活動主體在生產、服務與消費的過程中從事盲目、自發而對環境造成污染或其他損害行為時，進行適當的禁止、限制或矯正，保護污染受害者和生態系統的平衡，防止人類社會為追求經濟效益而犧牲環境效益的經濟發展模式。循環經濟立法確保環境效益的價值追求，這就要求各種法律主體在進行經濟活動時要充分考慮環境因素，在確保環境效益的前提下追求經濟與社會效益。循環經濟立法具有極強的社會公益性，它需要利用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來適度干預經濟活動，以維護體現為環境效益的社會公共利益，因此可以說循環經濟法律制度實質上是體現生態規律的客觀要求，以維護環境效益為主要目標的法律。
（四）確保生態安全的終極價值
當前，我國由於對自然資源的不合理開發利用引起了資源安全問題，資源安全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無論是當代人還是後代人都可以穩定、及時和經濟地獲取自然資源，同時又使人類發展所賴以依存的自然資源基礎和生態環境處於良好或不遭毀滅性破壞的狀態。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引起的環境安全與資源安全問題制約了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循環經濟立法有利於解決生態安全的問題，循環經濟立法必須以生態安全為自己的價值取向。2000年底國務院頒布的《全國生態環境保護綱要》首次將生態安全作為環境保護的目標，納入到國家安全體系。生態安全是指國家生存和發展所需的生態環境處於不受或少受破壞與威脅的狀態，是一國生態環境在確保公民生命健康，為社會與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支撐和保障能力的狀態。構成生態安全的內在要素包括：充足的資源和能源、穩定與發達的生物種群、健康的環境因素和食品。全國人大環境資源委員會主任曲格平將生態安全作為國家安全的基礎條件，並指出生態安全主要包括四大問題，即國土安全、水安全、環境安全和生物安全。「從戰略意義上來看，生態安全包括兩層基本含義：一是防止由於生態環境的退化對經濟基礎構成威脅，主要指環境質量狀況低劣和自然資源的減少和退化削弱了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支撐能力；二是防止由於環境破壞和自然資源短缺引發人民群眾的不滿，特別是環境難民的大量產生，從而導致國家的動盪。」 為了維持生態系統的平衡與保障生態環境安全，需要發展循環經濟，「人類活動必須符合生態學規律，不得超過兩個極限：一是從自然界索取資源的速度、強度不能超過資源本身及其替代品的再生繁殖能力，即生態承載力，二是排放到環境中的廢棄物不能超過生態系統的自凈（納污）能力，即環境容量。」 否則，就會導致環境污染、生態破壞、資源枯竭等問題，從而危害人體生命健康、財產安全、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等，進而威脅到國家與整個地球的生態安全。因此，循環經濟立法確保生態安全的價值追求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霍布斯（Hobbes）認為「人民的安全乃是至高無上的法律。」安全有助於使人們享有諸如生命、財產、自由和平等等其他價值的狀況穩定化並盡可能地繼續下去。促進安全除了在作為實施和鞏固法律秩序中其他價值的一種工具方面的效用以外，還服務於它本身所具有的一些頗有價值的目的。一個旨在實現正義的法律制度；會試圖在自由、平等和安全方面創設一種切實可行的綜合體和諧和體。 生態安全是法的安全價值的一項重要內容，確保生態安全不僅是循環經濟立法重要的價值取向，也是評判循環經濟立法正義與否的標准。
立法者創制任何一部法律都不是憑空臆想杜撰出來的，任何法律都具有法應當具備的正義、利益、秩序的價值，同時還具有自身特殊表徵的價值追求。缺乏明確的價值追求，法律的創設就無法達到立法的美好意願；不了解法律的價值追求，就不能理解法律的精神，因而也就不能正確、合理、適當、有效地實施法律。我國在進行循環經濟立法時，筆者認為應當以確保發展、協調、環境效益與生態安全為其終極的價值追求，在制定促進循環經濟方面的成文法典時，可將立法目的（即制度價值）規制為：「為促進循環經濟，建立循環型社會，推進人類、資源、環境、經濟與社會的發展與協調，保障環境效益，實現環境效益、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相互協調，維護生態安全，特製定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