條例和斷例
㈡ 貫徹《條例》和《准則》中遇到的問題有哪些
全面從嚴治黨的關鍵，就是不斷扎緊黨紀黨規的「籠子」。中央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准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為新形勢下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提供了重要遵循。《准則》緊扣廉潔自律，堅持正面倡導、重在立德，樹立了道德「高線」；《條例》開列負面清單，重在立規，劃出了不可觸碰的「底線」。全市各級黨組織和領導幹部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覺，將《准則》和《條例》堅決貫徹執行好，切實把黨的紀律立起來、嚴起來、執行到位。
一、強化學習宣傳，樹立黨規黨紀意識
學深悟透《准則》和《條例》精神實質，是貫徹落實好《准則》和《條例》的前提與基礎。抓好《准則》和《條例》的學習，不能等同於一般性文件的學習。各級黨組織要組織黨員幹部原原本本地學習、逐條逐句地學習，喚醒全體黨員的黨規黨紀意識，做到心中有敬畏，頭上有戒尺。近期，市委將舉辦一期以學習兩項法規為內容的「林邑講壇」，邀請專家解讀講座。明年，全市將開展以學習貫徹《准則》和《條例》為重點的「黨內法規學習教育年」活動，把兩項法規的學習教育作為黨內法規教育的主要內容，將兩項法規納入黨員幹部教育培訓總體規劃，作為各級黨委（黨組）中心組學習、黨支部「三會一課」的重要內容，列入黨校教學課程，採取黨委常委會議、黨組會議、理論中心組學習等形式開展兩項法規專題學習，各地各單位黨委（黨組）和行政一把手要以《准則》和《條例》為內容講至少一堂黨課，確保實現全市黨員幹部學習兩項法規全覆蓋。各級黨的領導機關和黨員領導幹部要先學一步、深學一層，始終對黨的紀律和規矩心懷敬畏戒懼，帶頭學習紀律，帶頭遵守紀律，帶頭執行紀律，進而帶動全體黨員遵規守紀。全市各級紀檢監察幹部帶頭學習《准則》和《條例》，開展「學條例背准則守紀律」等活動，將《准則》和《條例》刻記在心，當好守紀護紀的模範先鋒。要把宣傳《准則》和《條例》作為當前宣傳思想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充分利用廣播、電視、報刊、網路、宣傳欄、廣告牌等平台做好宣傳報道、條規解讀工作，使黨員幹部熟悉掌握兩項法規，把黨的紀律刻印在心上。
二、強化貫徹執行，全面推進從嚴治黨
法規制度的生命力在於執行，不執行就形同虛設，就會成為「紙老虎」「稻草人」。無論是堅持「高線」，還是堅守「底線」，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實在的，必須從每個黨員做起，從小事做起，把紀律立起來嚴起來，必須全方位全覆蓋，一把尺子量到底。全市各級黨委（黨組）要切實擔當和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發揮黨委（黨組）的領導核心作用，嚴格按照《准則》和《條例》辦事，絕不能只是嘴上說說、紙上寫寫、牆上掛掛。各級黨委(黨組)書記作為「關鍵少數」，要模範遵守《准則》和《條例》，不僅要管好自己、管好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更要管好班子、帶好乾部隊伍，堅持一級抓一級，層層抓好落實，做到團結共事、干凈幹事。各級黨員領導幹部要以身作則，帶頭增強黨章黨規黨紀意識，敢於擔當、敢於較真、敢於斗爭，推動《准則》和《條例》的貫徹落實。廣大黨員幹部要學深悟透、融會貫通，使廉潔自律規范和「六項紀律」要求內化於心、外化於行，形成尊崇制度、遵守制度、捍衛制度的良好風尚。要把貫徹落實《准則》和《條例》與推動中心工作任務、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有機結合起來，圍繞解決公款吃喝、打牌賭博、大操大辦等「四風」問題，收受紅包禮金問題，領導幹部親屬子女經商問題，「雁過拔毛」式腐敗等突出問題，逐一自查自糾，開展專項整治，增強針對性和實效性，切實維護黨紀黨規的嚴肅性和權威性。
三、強化監督檢查，嚴格落實責任追究
貫徹落實《准則》和《條例》，必須堅持有紀必執、有執必嚴，有違必查、有查必究，讓黨的紀律真正成為帶電的「高壓線」。各級黨組織要堅持守土有責、守土盡責，把學習貫徹兩項法規工作納入對各級黨組織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的重要考核內容，作為黨員領導幹部述責述廉的重要內容，強化組織協調，嚴格監督檢查，確保《准則》和《條例》的各項規定落實到位。各級紀委（紀檢組）要牢牢把握《准則》這個執政黨道德宣示的最高標准，充分運用《條例》這把管黨治黨的尺子，進一步深化「三轉」，找准在全面從嚴治黨中的職能定位，強化執紀監督問責。要堅持抓早抓小，把紀律和規矩挺在最前沿，發現問題該提醒的提醒，該教育的教育，該處理的處理，特別是讓咬耳扯袖、紅臉出汗成為常態，防止小錯釀成大錯、違紀走向違法，努力改變要麼是「好同志」、要麼是「階下囚」的狀況。要進一步扎緊織密制度「籠子」，運用好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加大查處違反「條例」的行為力度，決不搞選擇性執紀，決不搞「法不責眾」「下不為例」，堅決防止從上到下執紀強度遞減的現象。尤其是對違反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行為，以及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落實「兩個責任」不到位等問題，要進行嚴肅執紀問責，用最堅決的態度減少腐敗存量，
㈢ 條例格式
條例是國家權力機關或行政機關依照政策和法令而制定並發布的，針對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內的某些具體事項而作出的，比較全面系統、具有長期執行效力的法規性公文。下面是我整理的條例格式，一起來看看吧。
條例格式 篇1
（一）條例的基本格式
1.標題
條例的標題是「主題+文種¨，如<職工生活困難補助管理暫行工作條例>、<教研組工作條例）。
2.發布
發布與制度相同，一律放在標題下面，但通常是以公布日期與公布機關來表示的。個別條例的發布置正文後，成為落款。
3.正文
條例正文的格式有兩種：一是章斷條連式，一種是以條一貫到底式。章斷條連式第一章是總則，不獨立於各章之前，條數從總則部分開始分下去；最後要設一章」附則「.以條一貫到底式，不分章，開頭就是第一條，直到最後。
（二）條例的寫法
1.開頭部分
條例的開頭部分通常是開宗明義，首先交代制定條例的目的，以」為了……，特製定本條例「的句型開頭。這樣能強調條例的針對性，突出其行政約束力。如（科學技術檔案工作條例>第一條就說明：」為了建立、健全科學技術檔案工作，完整地保存和科學地管理科學技術檔案（以下簡稱科技檔案），充分發揮
科技檔案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作用，特製定本條例。「其次，條例開頭部分還要說明條例所涉對象范圍，以便為下文的正式規定提供基礎，也為條例的專指對象確定一個明確的外延。如<教導處工作條例）第二條就分別對」教導處「的職權內容和」教導處工作「的責任范圍作了限制：」教導處是在校長領導下由
教導主任負責主持的學校教學管理機構。教導處工作是指負責計劃、組織、檢查教學，處理日常教務行政事宜等工作。「
2.主體部分
這部分是條例所規定的具體事項，即」條例「所在。寫作條例，它的總要領就是」條例條例，有條有例「.所謂」條「,就是從正面規定的條文。包括應該怎樣做和不應該怎樣做兩方面的內容；所謂」例「,不是指事例，而是從反面加以說明的例子，即規定如果做不到就該怎樣處理。這是條例寫作一個明顯不同於其他文種的地方。條例的強制性，主要是通過」例「體現出來的。
這一部分的行文步驟，一般是」條『』在前「例」在後，以條為主，正反相輔相成，是非界線分明。「條」當中的「應該，與」不應該¨這兩個方面，可以揉在一條規定里對照說明，也可以把「不應怎樣做」的內容集中在一條或幾條里單獨說明。至於「例¨，必須在後面單獨寫作一條或幾條或一章以示突出。
3.結尾部分
條例一定要有專門的結尾，說明實施要求、生效日期，或者是解釋與修改權屬，與原來有關文件的關系及其他未盡事宜的處置辦法，以強調它的嚴肅性和行政約束力。
條例格式 篇2
(一)含義、功用和性質
「條例」，是「用於規定特定范圍某些事項或機關、團體的組織、職權、工作、活動以及人員行為的規章制度」。其中黨的機關的「條例」，是用於黨的中央組織制定規范黨組織的工作活動和黨員行為的公文文體。
「規定」，是「用於對特定范圍內的工作和事務制訂帶有約束性的行為規范」的公文文體。
從寫作角度看，條例、規定都屬條款型，與其他公文文種中的文章型的或者日用文書中的'表格型的有別，所以放在一起比照講述。至於同類別稱或相近的「辦法」「准則」以及「細則」等，其中用得較多的是「辦法」和「細則」。「辦法」是黨政機關或主管部門對某項工作活動規定具體做法或實施上級法律、條規做法的公文文體；「細則」是對法律、條例、規定根據本地區本部門本系統的實際情況進行詳細解釋或規定如何具體施行的公文文體。應該說是由「法律」、「章程」、「條例」、「規定」派生的。寫法與「條例」、「規定」基本相同。
條例和規定，是規范性的文件，是黨和政府政策的具體化。黨和政府以及人民團體、企業事業部門，都可依據法律、政策和自身的工作許可權，在特定范圍內制訂，但它卻必須是領導機關制定或經領導機關批准。它所規定的事項和行為規范，是要實施和執行的，即規范所有有關人員的行為，沒有特殊人物可以不受約束；它具有強制性，執行中不能打折扣，更不能違反。
「條例」和「規定」相比，往往更為寬泛、原則一些，是對政治、經濟、科技、文教等領域某些事項的規定，或對機關團體的組織職權的規定；「規定」則往往針對更為具體一些的事項和問題，即對一定范圍的事務提出具體的辦法和要求，往往是某一決定的落實或某一條例的補充。
(二)格式和寫法
「條例」的標題為實用范圍、內容和文種三部分構成，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引進合同管理條例》， 《xx市價格監督檢查條例》等。有時也可以省略第一部分，如《城市規劃條例》、《港口口岸工作暫行條例》；試行或暫行的要在標題上寫明。標題下有的要寫明制定、批准或通過的機構和日期。正文，分條開列，大體有兩種格式：一是內容復雜的，按一般規章制度的寫法，分總則、分則、附則；分章再分條，第一章總則，末章為附則，中間數章分則；條序從頭統一排下。二是稍簡單些的，不分章則，直接分條寫下，但第一、二條等多寫宗旨、范圍、管理部門等總則方面的內容(這些內容也可以用「前言」的形式寫)，最末兩條多寫何機關制訂、何時施行等附則的內容，其他條款寫分則的具體內容。
「規定」的標題同於一般公文的三部分，即制發機關、內容和文種，如，《國務院關於制止亂漲生產資料價格的若干規定》。有時可以省略制發機關，如，《關於中緬邊境小額貿易管理規定》，在「內容」方面還寫了實施范圍。正文往往也是二三部分，開言可寫成前言形式，也可列入條款。內容一般應簡要說明制發本規定的因由，即根據什麼政策決定或什麼情況，或為了什麼目的等；主體，寫規定的具體內容，可分章分條，也可只分條開列具體規定；結尾，用一條或二三條寫實施說明。
(三)寫作注意事項
1．制訂的合法性。依據黨規國法及自身許可權，不能違背、超越，不能隨意為之。
2．執行的政策性。在執行時能體現政策，明確規定什麼准許、什麼不準許，並寫明違反的懲處。
3．內容的可行性。條款要能實行，切忌虛張聲勢、空言威嚇而不能實施實行，所以，規定要具體，界限要清楚，前後不能矛盾，要體現出針對性、有效性、可行性。
4．解釋的單一性。用詞准確，不能產生歧義，不能作不同解釋。
5．文字的簡明性。語言簡練，條理清楚，意思淺顯，一目瞭然。
㈣ 古代官員侵佔百姓田地的判例、案例有哪些卑幼在外自娶妻的判例、案例有哪些
在這里我們梳理歷朝歷代典型的判例制度，期待從中找到應有的價值規律。
2.1 萌芽階段——從夏到秦
從夏到秦朝建立前，是我國判例的萌芽階段。
2.1.1 先秦——孕育階段
在神權法思想主宰的夏商時代，沒有判例的明確記載。統治者把自己的統治說成是上天的意志，並且在司法實踐中進行繁瑣的占卜，但是伴隨著法律實踐和經驗的積累，開始出現「有咎比於罰」的原則，即對於犯罪按照以往對同類犯罪進行處罰的先例來處理。這樣就產生了一系列判例和故事1（武樹臣：《中國法律傳統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168頁。）周滅商後，獲取了夏商的很多判例和故事，並在司法實踐中運用。史書稱「先服殷御事，比介於我有周御事」（尚書·詔誥）。意思是說，先參考殷人的判例故事進行裁判，從而形成我周朝的判例故事。此處的「御事」指的就是判例。這說明當時已經有了明確的判例。值得稱道的是，周人不僅繼承了殷人的故事和判例，並且創造了「議事以制，不為刑辟」的法律制度。意思是指：選擇合適的判例故事來裁判案件，不預先制定包括什麼行為是違法犯罪又當處以何種刑罰的成文法典。這說明當時已經開始有使用先例的習慣。由於司法官時常將判例籌在鼎上，這對於我們研究周朝的判例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是周人宗法貴族體制下的必然產物。在貴族政體下，各諸侯不僅具有相當獨立的一系列權力，而且還保持著各自民族的歷史的以及文化的傳統。宗法血緣鏈條決定著權力再分配的方向，各級貴族官吏（包括法官）世卿世祿子承父業代代相傳。這就造成了當時法律活動的基本特徵：地域上的多樣性與時間上的連續性，使「前車後輒」「遵循先例」成為立法司法的主要原則。而且，法官通其他官員一樣是世襲的。敬祖孝宗的觀念，必然導致遵循先輩故事的傳統。（武樹臣：《中國法律傳統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73頁208頁）
戰國時期，伴隨著《法經》的頒布和法家思想的崛起，成文法逐漸占據主導地位。但是判例並未消失，它對當時的成文法起著輔助作用。（法學雜志 2008年2期
楊思斌 121）這一時期關於法律樣式的專門研究也出現了，苟子就曾說："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
。此處的「類」就是司法審判所遵循的判例和原則。
總的來說，西周時期的判例還處於萌芽狀態，判例地位的正式化還是秦王朝建立後實行「廷行事」的事情。
2.1.2 秦朝——判例的雛形時期
秦朝，我們著重研究「廷行事」。秦始皇「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自程訣事，」（漢書·刑法志）這些事即「廷行事」。
根據史料分析，秦律《法律問答》中有多處以廷行事斷獄。這說明以例斷獄在秦代已經為法律所肯定，也說明秦代已經把司法機關的判例作為司法實踐中除律文之外可援引的審判依據了。（曾憲義：《中國法制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60頁
在秦代，廷行事是一種重要的法律形式。《睡虎地秦墓竹簡》作為可靠的秦代法律歷史資料，記載了當時不僅制訂了相當完備的法典法，而且在司法實踐中廣泛實行援用判例，即廷行事或者行事作為依據的制度。秦律中的《法律答問》經常提到運用「廷行事」作為定罪量型的標准,成了一種起輔助作用的判例法。這說明以例斷獄在秦代時已經為法律所肯定,也說明秦代已把司法機關的判例作為司法實踐中除律文之外可資援引的審判依據了。自此,判例在中國傳統法律體系中的地位開始走向正式化。
從《睡虎地秦墓竹簡》看來，「廷行事」在司法審判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彌補法律文件的不足，有可以修改法律文件具有靈活性的特點。例如，「求盜追捕罪人，罪人格殺求盜，問殺人者為賊殺人，且斗殺？斗殺人，「廷行事無賊，」（《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167頁）。在成文法支配一切的秦朝，「廷行事」（即判例）更以成文法的補充地位成為法官審判量刑的參照物。可見，以輕罪重罰法網嚴密著稱的秦王朝，也不能阻斷判例的成長。當時，知不知「廷行事」，也同明不明「法律令」一樣，成為區分官員好壞的標准。（武樹臣：《中國法律傳統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417頁
）
由此可見，以律為主，以判例等其他法律形式相互補充，是秦立法成就的一個重要方面。這一做法被後世大多數統治者所繼承，從而形成中國古代立法的一大傳統。
2.2 發展嬗變階段——漢至唐
2.2.1 漢代「決事比」和「春秋決獄」：判例的重大突破
西漢時期,判例制度獲得了重大發展,出現了一種可以用來比照斷案的典型判例,叫做「決事比」。《漢書·刑法志》記載:「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廷尉是當時最高司法官,不僅引用決事比,而且經常編著決事比。比的產生，根據顏師古注《漢書刑法志》的說法：「比，以例相比況也。」可見比產生於案例，它具有很強的靈活性和針對性。「決事比」的發展使漢代的判例得到了重大突破，其發展規模大大超過了秦代。整個兩漢時期，引用判例來作為斷案的法律依據，成為通常的做法。兩漢的統治前後四百年，在此期間積累了大量的判例，其中又分為一般的「決事比」、「死罪決事比」、「
辭訟比」以及「春秋決事比」等等。「「死罪決事比」是單指判處死刑的判例；「
辭訟比」是有關婚姻以及其他民事糾紛的判例；「春秋決事比」則是援用儒家經典著作《春秋》審判案件的判例。西漢中期以後,引經斷獄之風盛行,司法官在遇到疑難案件而成文法律沒有規定時,便求教於儒家經典中的古老判例、故事和原則進行裁判。如延尉張湯曾請教董仲舒,董氏即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經「春秋決獄」而形成的主要法律觀點與原則,不僅彌補了律文的不足,而且影響了以後修律。然而，漢代決事比並非唯一的判例形式。漢承秦制，漢代決事比的發展，明顯是歷史沿襲的產物，其發展規模淵源超過秦代。由於援用判例來審判案件有利於統治者進行司法鎮壓，漢代可以作為比附的案件，更是不可勝數。《漢書·刑法志》記載，漢代僅「「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可見其規模之大。到了東漢，決事比又有所增加。東漢末年，決事比又被整理匯編，內容上更加全面廣泛。（陳光中謝正權《關於我國建立判例制度問題的思考》，《中國法學》1989年2期）
2.2.2 魏晉至唐初「比附斷事」：判例的沿襲
這一時期「比」仍然是當時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但是這一時期故事的創制與使用使得判例有了很大程度的發展。這一時期的故事包括制書、詔誥、先例和司法審判的案例。此時故事成為一種與律令並行的成例。東漢的故事編輯成書的有《建武故事》、《律令故事》等。晉時「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為故事」。（晉書·裴秀傳）賈充等「撰律令,兼刪定當時制詔之條,為《故事》三十卷,與律令同行」。
魏晉時期,例開始出現。《晉律》改舊律中的刑名為刑名、法例,
又規定:「若無正文,
依附名例斷之」。此處「名例」具有判例的因素；名例雖不是判例,僅是定罪量刑的原則,但它是後來的例產生的根據。從某種意義而言，漢晉之決事比、故事就是後來的「例」。到了隋朝和初唐，例已經作為判例開始在司法中發揮作用。唐初，司法實踐中仍沿用以例判案的做法。
2.2.3 唐朝中晚期「廢例而類推」：判例的規范化
這一時期唐高宗出台《唐律疏議》，成文法比較完備,對例的適用嚴格加以限制。但是,《唐律疏議·名例篇》規定的「諸斷罪而無正條,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作為一般的法律適用原則即在法律無明文規定情況下,可以有條件地適用類推和以前批準的判例,實際上表明判例仍然在起作用。從唐高宗開始,唐代廢止了「例」,高宗從重視制定法的立場出發,禁止援用《法例》,但審判中援引先例的事仍時有發生,所匯編的先例也是法學教育的重要內容。可以說,在唐代,判例制度逐漸走向規范化,即在唐代,律令格式是完全的法源,相對於此,判例居於附帶種種限制的第二位法源的位置。（日岡野誠《唐律疏議中的例字之用法》載《法律史論集》3、4卷）「
2.3 成熟階段——宋元時期
2.3.1 宋初「法所不載，然後用例」：判例的限制使用
宋代的立法活動非常頻繁。不僅編敕是宋代最重要最有特色的立法活動，而且「比附斷事」「以例為據」，在宋代也有了長足的發展。宋代的「例」數量之多范圍之廣，法律地位之高，都大大超過唐代，對元明清「例」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宋代的例有三種：一是「條例」即皇帝發布的特旨；二是「斷例」，即審判案件的成例；三是「指揮」即中央官署對下級官署下達的指令。宋初，出於歷史考慮和《行統》的規定，而且有宣赦的不斷增加和廣泛使用，所以用例尚少。加上宋代法律明確規定「法所不載，然後用例」，所以在北宋前期的司法審判中，例只是制定法的一種補充形式，無論是「舉明議罪」，還是「用例」，都是以「法所不載」為前提。
2.3.2 宋朝中後期「引例破法」：判例的廣泛運用
隨著宋代社會形勢的發展和政治經濟需求的擴大，「例」的適用范圍越來越寬，作用越來越大，地位也越來越高。更何況，「例」這種法律形式確實有其優勢。宋神宗時，又出現「引例破法」的現象。北宋末年，由於宋徽宗廣泛推行御筆斷罪，使得法外用例造成的法治紊亂非常突出。雖然多次降詔不準棄法用例，但是收效甚微。
南宋時，由於「指揮姿勢成例」，「例」的數量大大增加。雖然有官員奏請，朝廷多次申明「一時指揮不可為常法」，但興用指揮，引例斷案的情況愈演愈烈。宋孝宗時已經形成了國家「以例為要」，官吏「非例無行」的局面。這種狀況嚴重削弱了敕令的實際效果。《慶元條法事類》中明確規定：諸敕令無例者從律，律無例及例不同者從敕令。從這條規定看。例已經優先於敕令使用。當然，法律體系此時就無章法可循了。
「例「不僅在司法領域異軍突起，在立法層面也是後起之秀。當時，例可以經過立法渠道成為律條或者敕令，也可以單獨成書，如《紹興刑名疑難斷例》、《乾道新編特旨斷例》、《開禧刑名斷例》等。這些都是經過斟酌形成的原始判例。可見此時例在司法活動中的地位之高。
2.3.3 元代「有例可援，無法可守「：判例地位的突出
蒙古人作為元朝統治者非常注重判例的作用。元代的判例在編例形式上發生了變化，即採用詔制、條格、斷例混合編制的形式，而沒有繼承漢民族原有的法律體系。也就是說，元代沒有單純的成文法典，取而代之以符合蒙古習慣的令、格、制、敕、例等，而是以詔旨和斷例雜而為法。這對明清時期律例合編的法律形式的產生有著深遠影響。以元朝的《至正條格》為例，條格有一千七百條，斷例一千零五十九條，占總條數（兩千九百零五條）的百分之九十還多。（張晉藩：《中國法制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270頁）判例成為官吏裁決案件的重要依據。此外，元朝的各級官吏收集和編例的風氣也很盛行，甚至出現了「有例可援，無法可守」的狀況。
2.4 完善階段——明清時期
封建社會到了明代，判例的地位進一步提高，作用也進一步增強。
2.4.1 明代「以例輔律，律例並行」：漸趨完備
明朝的例源於斷案依據的判例，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例不斷增加並且成為正文律的附註。明代對判例的運用時獨創性的。其一，在律例關繫上，由明初的「以例輔律」發展到後來的「律例並行」，表明判例地位的不斷提高，以至於開創了「律例合編」的新模式。具體而言自1482年起，例可以破律，1500年制定《問刑條例》後，條例具有永久性法律效力，形成了「律例並行」的格局。隨著條例在司法中地位的進一步提高，1585年制定《大明律附例》，律為正文，條例為附錄，也就是「律例合編」。律和例在具體案件中的使用，例不僅優先於律，而且得到了法律上的明確認可。（董冒雲：《比較法律文化：法典法與判例法》，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161頁）；其二，出現了《明大誥》這樣的御制判例集，表明我國古代判例已經相當發達。從內容上看，《明大誥》基本上是官民犯罪尤其是朱元璋對臣民法外用刑的典型案例匯編，司法官吏斷案必須參照援引大誥中采編的判例為依據，並且其效力優先於法典。雖然，朱元璋死後，《明大誥》成為具文，但是它重視判例的精髓被後朝繼承。
2.4.2 清代「律例合編，以例破律」：判例制度達到頂峰
清代繼承了明代的律例，判例的地位更加重要，發展更加成熟，達到了古代判例發展史的頂峰。清朝不僅保留了明代的立法模式，並且確立了一系列規范判例形成的制度。首先，清代確立了因案生例的制度，使判例的使用基本上實現了規范化要求。所謂因案生例，是指司法官在其審判中，針對具體案件的裁判，認為應該通過該案總結創制出特定法律規范時，便在判詞中附請定例。這種例在適用上優先於律，以「有例則不用律」（清史稿
·刑法一）為原則。其次，為了保證判例的規范化使用，防止判例的大量出現和引用泛濫對封建法制的破壞，清代非常重視例的編纂，並且通過制定法對例的適用進行必要的限制。清代例的編纂和刪定是重要的立法活動，自乾隆元年，刑部奏准三年修改一次；至十一年開始，確立了五年一修的制度。（汪世榮：《中國古代判例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122）這些措施，保證了判例的操作與運用，顯示出當時判例制度已經相當完善。
還需指出，清代不僅有例，還存在著成案。成案是一種不成文的法律形式，是由各部或者各省對某些典型案件判決的匯集形成的。清代成案數量很多，「在《刑案匯覽》所收案例總數中佔35%以上，」（美國學者D布迪C莫里斯在其著作《中華帝國的法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48頁）。不過，在司法實踐中，成案的地位和效力遠不如律例，成案的引用和效力的發生必須經過中央最高司法機關嚴格審核方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