條例治國
『壹』 如何做好信訪工作 推進依法治國
1、強化法律在維護群眾權益、化解社會矛盾中的權威地位
2、把信訪納入法治化軌道專，保障合理合法訴求屬依照法律規定和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結果
3、信訪部門和有關各方必須嚴格執行各項法律和《信訪條例》，全方位落實信訪工作法治化要求。
4、加強法治的社會宣傳和自我教育。信訪部門要充分利用來訪接待場所、報刊、網路等平台和信訪工作實踐，加強對群眾和社會的法治宣傳和引導。
5、嚴格執行信訪事項受理的規定。要根據《信訪條例》的規定積極受理信訪事項。
6、認真落實依法逐級走訪的規定。《信訪條例》規定，「信訪人採用走訪形式提出信訪事項，應當向依法有權處理的本級或者上一級機關提出」。
7、努力增強信訪工作的規范性和公信力。《信訪條例》是信訪工作的程序法。
8、健全無理信訪的評定和退出機制。
9、深入推進依法治理。信訪不是制度體系之外的「粥棚」。
10、切實規范信訪秩序，嚴肅處理違法上訪行為。
11、嚴格落實信訪工作責任制和責任追究制。
『貳』 所以頒布某條例屬於依法治國范疇嗎
憲法是各種法律出台的母體大法，尊重它的人望而畏之，忽略它的人肆而踐之，如何是好？法制永遠〉人治，怎麼維護，還遙遙無期，任重而道遠，期待~~
『叄』 運用政治生活知識分析說明《深圳經濟特區保護條例》是如何貫徹依法治國方略的
(1)堅持黨的復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制、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
或者堅持黨對立法工作的領導，體現了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
(2)我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 《深圳經濟特區知識產權保護條例》的制定體現了國家主人的意志；或者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官方網站面向社會廣泛徵求意見並多次請專家論證修改《深圳經濟特區知識產權保護條例(草案)》 ,是人民當家作主在立法程序中的體現；
(3)政府相關部門和社會力量的有序參與，體現了科學立法、民主立法精神，保證了立法質量；立法先行，為新形勢下進一步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積極有效保護知識產權提供了法律依據；或者有法必依。
『肆』 依法治國中的法包括條例嗎具體指哪些
依法抄治國中的法當然包括條例，因為條例是國務院根據各種法的內容，結合現實的社會形勢做出的具體的規定。一部法律其實沒有多少頁，叫普通人通讀一遍有時都不知道說的什麼意思，這就需要國務院制定條例來對法律進行說明與闡釋，變成人們能夠明白的規定，從而指導人們應該怎麼做，不這么做會產生什麼後果。所以條例是在法的范疇內的。各種法律基本上都有對應的條例。法律是全國人大制定的，條例是國務院制定的。具體的條例是非常多的。
『伍』 庭杖制度對法律的作用
一、明初立法指導思想與司法指導思想的確立
公元1368年，朱明王朝建統後，以開國皇帝朱元璋為最高統治集團，在總結歷史經驗，特別是在吸取元朝亡國的歷史教訓中形成了一套具有封建社會後期時代特點的立法思想，提出了「明刑弼教」和「重典治國」，又以強調「重點治吏」為整個法律體系的顯著特徵。
（一）「明刑弼教」立法指導思想。明初注重禮的重要性，朱元璋以「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的思想來指導律法的制定，所謂「明禮以導民」，就是用傳統的封建禮數，約束人民的思想與行動。「定律以繩頑」，就是制定刑法，懲治違害國家的凶頑。宋朝在處理德、刑關繫上始有突破。著名理學家朱熹首先從禮法合一角度對「明刑弼教」進一步說明：「故聖人之治，為之教以明之，為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叮嚀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他有意提高了禮、刑關系中刑的地位，認為禮法均是理的體現，二者對治國同等重要，決「不可偏廢」。經此一說，刑與德的關系不再是「德主刑輔」中的「從屬」、「主次」關系，德對刑不再有制約作用，而只是刑罰的目的，刑罰也不必拘泥於「先教後刑」的框框，而可以「先刑後教」行事。這看來小小的變通之義，卻意味著中國封建法制指導原則沿著「德主刑輔」到「禮法合一」再到「明刑弼教」的發展軌跡，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並對明清兩朝法律實施的方法，發展方向和發揮的社會作用產生了深刻影響。
（二）「重典治國」的司法指導思想
洪武末年，朱元璋曾經以總結歷史的口吻對皇太孫朱允炆說過一段話：「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這句話詮釋了明初對「重典治國」的思想。由於「明刑弼教」主張在處理德、刑關繫上，可使統治者據形勢與本身利益需要，在重刑罰還是重教化的道德問題上，有充分選擇的餘地。所以，它被奉行「重典治國」的朱元璋視為明初立法、司法的重要原則。如果說朱熹還只是在理論上為「明刑弼教」原則的貫徹開辟了道路，那麼朱元璋則是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把此原則推向了新的高度。
二、明朝的立法概況
（一）《大明律》的制定與其特點
作為明朝的基本法典，《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命大臣參照唐律並總結明朝建立後三十年間立法和司法的經驗而制定的。其制定過程分四個階段：草創於吳元年（公元1367年）；更定於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整齊於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至洪武三十年（公元1389年）定型，表明了明太祖朱元璋在立法上的慎重態度。《大明律》共分7篇，30卷，460條，其主要特點是在體例上有所創新。《大明律》一改唐、宋舊律的傳統體例，將唐律的十二篇改為七篇，除第一篇仍為名例律外，其他六篇則按六部設目，形成了以名例、吏、戶、禮、兵、刑、工等七篇為構架的格局。這一變化，是與明朝取消宰相制度，強化六部職能的體制變革相適應，表明了法律與政治制度緊密的聯系。《大明律》其條文簡於唐律，其精神嚴於宋律，是終明之世通行不改的封建大法，其體例直接為清律所承襲，故在中國法律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二）明《大誥》的制定及其特點
為了貫徹「刑亂國用重典」的方針，防止「法外遺奸」，朱元璋特創《大誥》作為明初的刑事特別法。《大誥》實際有四篇，即《御制大誥》74條，《大誥續編》87條，《大誥三編》43條，《大誥武臣》32條，共236條，先後頒發於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間(1385—1387年)。「大誥」之名來自於西周周公東征殷遺民對臣民的訓誡《尚書 大誥》。朱元璋將其親自審理的案例加以整理匯編，並加上因案而發的訓導，作為訓誡臣民的特別法令頒布天下。《大誥》的效力在律之上，對於律中原有的罪名，一般都加重處罰。其另一特點是將鋒芒主要指向貪官污吏，以此強化統治效能，它也是中國法制史上空前普及的法規。
（三）《大明會典》的編纂
《明會典》是明朝官修的以調整封建國家行政活動為內容的法典。從明英宗正統年間開始編纂，於明孝宗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纂成，共一百八十卷，但未頒行。後於明武宗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正式頒行天下，稱為《正德會典》，又經世宗、神宗等朝重修，至明神宗萬曆十五年（公元1587年）纂成《萬曆重修會典》，共二百二十八卷。《明會典》匯集了明朝一些重要典章法令，如《皇明祖訓》、《大誥》、《大明令》、《洪武禮制》、《諸司執掌》等，所以是研究明朝法令制度的重要資料。《明會典》以六部官制為綱，規定了文武衙門的組成、許可權和活動原則，其中文職衙門部分二百二十六卷，首卷為宗人府，其下依次是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六科與各寺、府、監、司，武職衙門部分共二卷，包括五軍都督府及各衛等。
（四）條例的編纂和修訂
條例，簡稱例，指單行法規。明朝初年，統治者對律、例的解釋是：「律者萬世之常法，例者一時之旨意。」即律是永久的普遍適用的法典，例則是適用一時的「權宜之法」。《真犯、雜犯死罪條例》是關於死罪嚴重程度、量刑輕重、處刑期限的規范。真犯指情節、性質嚴重的死罪，常赦不原，減一等仍為流刑，且執行不待時；雜犯指某些性質、情節不太嚴重的死罪，判決後不馬上執行，等秋審、朝審時再行處理，並可比五年徒論贖。神宗萬曆十三年（公元1585年），刑部尚書舒化等編輯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以後詔令及《捕盜條格》等中與刑名相關部分，共計382條，分類附於律文之後，作為明律正文的附註。至此，明代以律為主，以條例為附註補充的律例合編體制確定下來。採用律例合編體例編纂的《大明律集解附例》最終改變了唐宋以來法典編纂的慣例，並且對後來建立的清王朝帶來直接的影響。
三、明代司法制度及其特點
（一）明朝的司法機關
1、中央司法機關。明朝的中央司法機關的名稱、職掌均與唐宋有所不同。大理寺、刑部、都察院組成明中央司法機關，合稱「三法司」。刑部是中央審判機關，設十三清吏司，分掌各省上訴案件，審核地方上的重案和審理中央百官及京師地區案件。刑部有權判決流刑以下案件，但定罪以後須將人犯連同案卷送大理寺復核後，奏請皇帝批准。大理寺是復核機關，對於認為判決不當則駁令改判，認為判決得當者才允准具奏行刑。明朝把御史台改稱都察院，擴大監察組織和職權，設立左右都御史等官，負責糾舉彈劾全國上下官吏的違法犯罪，並且參與重大疑難案件的審判工作，監督法律的執行。都察院附設監獄，關押皇帝直接交辦的重要案犯，此外還定期巡按地方，對地方司法審判進行監督。
2、地方司法機關。明朝地方司法機關分為省、府（直隸州）、縣三級。沿宋制，省設提刑按察司，有權判處徒刑及以上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須報送中央刑部批准執行。府、縣兩級仍是知府、知州、知縣實行行政司法合一體制，掌管獄訟事務。明朝還在各州縣及鄉設立「申明亭」，張貼榜文，申明教化，由民間德高望重的耆老受理當地民間糾紛，加以調處解決，有力地維護了社會秩序。
3、「廠」、「衛」特務機關。這既是明朝司法的一大特點，又是其一大弊政。「廠」是直屬皇帝的特務機關。「衛」是指皇帝親軍十二衛中的「錦衣衛」，下設鎮撫司，由皇帝任命親信「提督」廠衛，多由宦官充當。廠衛干預司法始於太祖時期，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太祖始令錦衣衛負責刑獄與緝察逮捕。錦衣衛下設南、北鎮撫司，其北鎮撫司「專理詔獄」，按旨行事，並設法庭監獄。憲宗時又為監督廠、衛而設「西廠」，至武宗為監督東西廠，又設「內行場」。但到明後期，廠衛特務多大十餘萬，嚴重地干擾了司法工作。廠衛之制是皇權高度集中和惡性發展的產物，它對司法的干預嚴重地破壞了封建法制的正常秩序。
（二）會審制度
1、三司會審。三司會審是在唐代「三司推事」基礎上發展形成的，凡遇重大、疑難案件，由刑部尚書、大理寺卿和都院左都御史三法司長官共同審理，最後由皇帝裁決的制度。
2、圓審。也稱九卿會審，凡特別重大案件，兩次翻供不服，根據皇帝的詔令，可由九卿會審，即由大理寺卿、都察院左都御史、通正使以及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尚書會同審理，最後由皇帝審核批準的制度。
3、朝審。明代對於秋後處決的死刑案件，建立朝審制度加以審核。朝審不僅是審核死刑，而且有寬宥之意，也就是朝審的案件，分別情況作出不同的處理，情節有矜或可疑的改為戍邊，囚犯有翻異供詞的移調官府再審，符合律令的監候聽決。
4、大審。明代自宦官干預司法後，形成一種由皇帝委派太監會同三法司官員審錄囚徒的特殊會審制度。每五年一次大審事，不僅在兩京舉行，而且派官到外地會同御史錄囚。
5、熱審。即農歷小滿後十餘日，由刑部奉旨會同都察院、錦衣衛等審理囚犯的制度。其目的在於暑熱之時，及時梳理牢獄，輕罪審決後執行，未能審決的，令出獄聽候。明憲宗成化年間（公元1465-1478年），熱審規定罪情疑可矜者，免死，輕罪分別減等處刑，枷號暫時去枷釋放的內容。
三、以行政體制來實現重點治吏
（一）改革中央與地方行政機構，加強中央集權
明朝極度強化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度。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廢除傳統的丞相制度和三省制度，由皇帝直接控制六部，尚書分別掌管所屬行政事務，對皇帝直接負責，將軍事指揮權分由前、後、左、右、中五軍都督府掌握。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從翰林院等機關中選調官員加給殿閣大學土銜，負責草擬詔諭，並充當皇帝的顧問，但是「不得平章國事」。成祖時，命翰林院侍讀、編修、檢討等文學侍從官員入值文淵閣，正式稱為內閣，並參與機務。
地方行政機構分為省、府、縣三級。各省設布政使司掌行政，按察使司掌司法和監察，指揮使司掌軍事，合稱「三司」，同為一省長官，均直屬於中央，彼此地位平等，互不統屬，又互相牽制。府設知府，縣設知縣，統掌所轄地方行政和司法。
通過中央和地方行政制度的改革，明朝極度強化了中央集權，達到了地方集權於中央，中央集權於皇帝的目的，加強了官員、機構之間的相互制約和監督，增強了中央和皇帝對地方官員的掌控力，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官僚體制對於官員的約束力和威懾力。
（二）建立完整的科舉制度，加強官員的選拔
明朝建立了完整的科舉選官制度。明太祖採納劉基的意見，規定各級科舉考試專用《四書》《五經》命題，考生只能按照程朱理學的註解答題，不得言及時事，自由發揮。明憲宗時，更創立了「八股」的格式，要求文章在形式上逐段對偶，堆砌雕琢，完全脫離社會實際，但這種變化更適應了加強思想專制統治的需要。除科舉選官外，明朝還一度實行過薦舉制。代宗時還開捐納之先，允許捐資納粟取得官爵。此外，吏員經若干年服役也可以選官，但一般只能擔任輔助性的低級官職。為使官員轉官公平，明中期開始，吏部採用抽簽方式決定官員的任職地方。官員年滿六十歲致仕，回鄉官員稱為「鄉宦」，仍享有免役和司法特權。
四、創建嚴密的監察制度
明朝建立了空前龐大的監察機構。中央的監察機關都察院由唐宋以來的御史台改名而來，長官為左都御史，右都御史輔之。都察院號稱「風憲衙門」，為天子之耳目，所有御史必須科舉出身，職權頗重，對任何官員都可進行監督彈劾，並可對刑部的審判和大理寺的復核及地方審判進行監督。都察院設十三道監察御史，每年輪換出京至各省巡查，稱為「巡按御史」，號稱「代天子巡狩」，雖官階不高，但擁有「大事奏裁，小事立斷」的權力。
為加強對地方的控制，明朝廷還時常派出尚書、侍郎一級的官員「巡撫」各省，明中期以後漸成慣例，由巡撫統管一省行政，如遇戰事，則派出總督統掌軍政，後巡撫和總督逐步發展成為地方長官。此外，地方的提刑按察使也享有監察權，被稱為「行在都察院」、「外台」。
五、以殘酷的刑法懲治官吏犯罪為重點
（一）「重其所重，輕其所輕」的刑罰原則
「重其所重」主要是針對明代法律制度，是在大量借鑒援引大唐律的基礎上編訂，但又加重了對一些重點犯罪的鎮壓的情況。清人薛允升在《唐明律合編》中說：「賊盜及有關幣帑錢糧等事，明律則又較唐律為重。」反映出明律重刑主義的特點。唐律對謀反大逆者處以斬刑，連坐處絞只限父與子(16歲以上)，其他都可以沒官為奴。而明律對犯謀反大逆者，凌遲處死，連坐處斬擴大到祖父、父、子、孫及伯叔父等。可見，明律明顯加重了政治性犯罪的處罰。
「輕其所輕」。薛允升在《唐明律合編》中說：「大抵事關典禮及風俗教化等事，唐律均較明律為重。」在「重其重罪」的同時明律實行「輕其所輕」的原則。凡屬父母在，子孫別籍異財者，唐律列入不孝，判處徒刑三年，明律僅杖八十。子孫違反教令，唐律判處徒刑二年，明律杖一百。這體現出明律為突出「重其所重」，而對某些危害不大的「輕罪」從輕處罰的意圖。
（二）設「奸黨」罪
「奸黨罪」是朱元璋在制定《大明律》時新增加的政治性罪名，目的是打擊官員「朋比結黨」的行為，消除對皇權的威脅。《大明律》「吏律」中「奸黨」條規定：「凡姦邪進讒言左使殺人者，斬；若犯罪律該處死，其大臣小官巧言諫免，暗邀人心者，亦斬；若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皆斬，妻子為奴財產入官；若刑部及大小各衙門官吏不執法律，聽從主司主使出入人罪者，罪亦如之。」
「交結近侍官員」罪和「上言宰政大臣美政才德」罪也是朱元璋在制定《大明律》時新增加的罪名。此二罪從實質上看，是「奸黨」罪的延伸與發展。「交結近侍官員」罪指禁止朝官與近侍官員交結，禁止地方官員與朝官交結，禁止京官與京城家資富厚之人交結。《大明律•吏律》規定：「若有上言宰政大臣美政才德者，即是奸黨，務要鞫問窮，究究來歷明白，本人處斬，妻子為奴，財產入官。若該宰政大臣知情者，與之同罪」。 明朝對於奸黨罪處罰嚴厲，決不寬貸。僅太祖洪武年間，以奸黨罪被誅殺的文武官吏就達幾萬人。奸黨罪人律，反映了皇權專制主義的極端發展。
（三）實行「充軍」與「廷杖」嚴懲違紀官員
充軍刑雖然宋元時期已經存在，但使其發展成為正式刑卻始於明代。從字面上理解，「充軍」是將犯罪人發配至邊疆充當軍士，但實際上是將犯罪人發往蠻荒之地做苦役。明初充軍分極邊、煙瘴、邊遠、邊衛、沿海、附近六等。定製後的五等充軍刑稱為「五軍」。充軍遠近不等，從四千里到一千里，凡充軍者均行杖刑一百。充軍分為「終身」、「永遠」兩種，終身充軍是指本人充軍到死，死後刑罰執行完畢；永遠充軍是指本人死後，還要罰及子孫，由後代接替繼續充軍，直至「丁盡戶絕」為止。
明代皇帝為強化君主專制，強迫臣民就範，經常使用非法之刑(非法典規定的刑罰)，例如：梟首示眾、剝皮實草、墨面文身挑筋去膝蓋，等等，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廷杖。廷杖在明律中並無規定，所以廷杖是一種法外刑罰。廷杖經常用於殿廷之上，由司禮監監刑，錦衣衛施行，對冒犯皇帝的大臣施以杖刑。明太祖死後，「廷杖」之刑被愈益廣泛地使用。明武宗正德初年，嘉靖年間因群臣諫爭大禮案，被杖責的大臣多達134人，死者竟有16人，至明亡前崇禎皇帝時也沒有停止杖責大臣的制度。
結語：明代設立體系嚴密、內容嚴謹、處罰嚴厲的治官之法，在維護專制皇權的終極目的之下，其直接意義在於打擊和懲治權力腐敗，保障吏治的清廉，從而確保國家權力的正位行使和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但就確保吏治清廉這一點而言，明代的治官之法並未完全實現這一直接目的，即使如此，明政府治官之法的正面經驗和反面教訓仍能為後世的治官之道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啟示。
（作者單位：陝西省咸陽市秦都區人民法院）
『陸』 "憲法條文"表明了什麼憲法與依法治國有何內在聯系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任何法律都不得與憲法相違背。憲法擁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憲法是推進依法治國的基礎。依法治國實際上是依憲治國
『柒』 李世民放390名囚犯回家過年，約定次年來問斬，最後來了多少人
古代雖然一直都推行儒家思想，但實際上每個國家的高效運行靠的卻是「法」，所以我們稱古代的治國策略為陰法陽儒。這種做法的好處就是既可以避免「儒策」過於軟弱，導致國家陷入腐敗，或「法策」過於嚴苛。唐太宗李世民就曾經大膽的用過這樣的思想，將390名囚犯放回家，與死囚做約定，最後的結果如何？
治國理政必須要依照條例，依法治國就需要嚴格的按照相關的條令執行，不可以為了所謂的「人情味」改變規則，否則法將不法。太宗皇帝與390囚徒的故事雖然看著感人，但是對於治國來說，實則是一個反面教材。
『捌』 法，是指什麼
法律就是國家按照統治階級的利益和意志制定或認可、並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其實施的行為規范的總和，包括憲法、法律、行政法規、條例、規章、判例、習慣法等各種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法屬於上層建築范疇，決定於經濟基礎，並為經濟基礎服務。法的目的在於維護有利於統治階級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是統治階級實現其統治的一項重要工具。所以，法是階級社會特有的社會現象，它隨著階級、階級斗爭的產生、發展而產生和發展，並將隨著階級、階級斗爭的消滅而自行消亡。
因為「法律」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的內涵會因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經歷甚至不同職業而變得不同，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這一概念還在不斷進化。
而對「法律」的定義，集中反映著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的基本價值觀念，反映著當時人們對於自然、社會和人與人關系的價值判斷與行為方式。
一
「法律」的詞源
「法」這個字在古代寫作「灋」，最早見於金文。字形由「氵（水）」「廌（zhì）」「去」三部分組成，「水」代表執法公平如水；「廌」就是獬豸，是古代傳說中一種能明辨善惡是非的神獸，楊孚《異物志》記載：「東北荒中，有獸名獬，一角，性忠，見人斗，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在古代司法、監察衙門和官員身上，獬豸是必須的裝飾品。現在很多法院門口，也有獬豸的塑像或屏風。
東漢許慎寫的《說文解字》對「法」的解釋是：「灋，刑也，平之如水，從水，灋，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可見在中國古代，「法」與「刑」是通用的，並具有公平、正直的意義。
「律」按《說文解字》的說法，是「均布」之意，說明法律具有規范人的行為的作用。
秦漢時期，「法」與「律」已經同義，商鞅變法，改「法」為「律」。商鞅說，「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韓非也說，「法者，編著於圖籍，設置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也。」也就是說，此二人為代表的「法家」將法律作為權力或強制的表現，是一種統治手段，也是一種統治工具。
直到現在，我們還會經常說「拿起法律的武器保護自己」，這都是把法律作為工具。
以後直到清代，中國古代法律一般稱作「律」。
「法」與「律」用做合成詞，是在清末由日本輸入。因此「法律」一詞，在我國是近現代的用法。
在我們中學的政治課本上，「法律」的定義如下：
法律，是國家的產物，是統治階級（泛指政治、經濟、意識形態上占支配地位的階級），為了實現統治並管理國家的目的，經過一定立法程序，所頒布的基本法律和普通法律。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國家的統治工具。
這個概念是不是法學界公認的概念呢？
當然不是。
對於法學家來說，這個概念只是一家之言，即馬克思的「法律階級論」。
對於馬克思的學說本身，很多人就持有不同意見，更別說基於階級分析學說給法律下的定義了。
二
歷史演變中的「法律」
「法律」這一概念隨著人類對世界認知的不同，其定義也在不斷發生變化。
在宗教作為基本統治手段的古代，人們認為法是神的意志，由神來制定。典型如《聖經》的「十誡」。
在君主專制的時代，法律則被認為是君主的意志，國家的命令。東方的商鞅、韓非，西方的霍布斯、奧斯丁，都持此種觀點。霍布斯說，法律對於每一個臣民說來，就是國家以語言、文字或其他充分的意志表示命令他用來區別是非的法規。
到了君主專制解體，民主觀念崛起的時代，法律則被認為是民眾的公共意志。盧梭認為，法律是社會契約的產物，在簽訂社會契約時，人們讓渡全部自然權利，交給主權者群體。而人民主權就意味著執行公意，公意的所有表現形式是經由多數決策的方式達成。
而到了工業革命之後貧富分化，勞資嚴重對立的時代，法律則被認為是資產階級壓榨無產階級的統治工具。這一概念先影響了蘇聯，後來影響了整個社會主義陣營。
到了當今世界，雖然基於社會契約論的「法律」概念成為主流社會的基本共識，但是在很多意識形態與西方不同的國家（如阿拉伯世界），對「法律」的定義與主流社會還是大相徑庭的。
三
東西方視野中的「法律」
東西方文化中，對「法律」理解差異很大。
西方人理解的法律是「約法」，即約定之法，大家商量著來，法律條款都是大家商量出來的。商量不成咋辦？投票，少數服從多數。法律定出來，大家就都得遵守，因為這是大家商量好的，誰也不能出爾反爾。
東方人理解的法律是「王法」，即王定之法，老大一人說了算，沒得商量。當然也不必徵求意見，更不需要投票表決。即使劉邦「約法三章」，也是沒有商量的。君主是立法者，官員是執法者，民眾則受制於法。
而這就造成了東西方文化的重大分野：
西方講「法治」，以法治國，王在法下，法是約法。
東方講「法制」，依法治國，王在法上，法是王法。
基於這種分野，二者在權力劃分和部門設置上就出現了一個重大不同：
東方古代有行政部門如三省六部，有監察部門如御史台都察院，有司法部門如刑部和大理寺，但卻從來沒有西方議會這樣的立法機構。
因此，東方和西方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直到清末民初，中國才開始學習西方的制度和文化，而「法律」是其中最重要的課題之一。現在中國的法律理論和法律制度，基本是全盤西化了。
『玖』 三國演義第65回，劉備平定西川之後，諸葛亮治理蜀地，但是諸葛亮所定擬的治國條例非常嚴格，量刑也很重。
樓主好！
我自認為我對歷史是很在行的。我不喜歡抄襲，本文純屬手打。
西川的君主是昏回庸的，劉璋治答理蜀地時比較懦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毫無刑法，結果導致國內四處暴動，毫無章法，無道德品德素養，國力衰弱，劉備佔領西川後，也想仿效劉邦仁慈治國，以安民心。
但是，諸葛亮沒那麼做。
因為他知道：西川長期以來都是「沒有規矩」的，人民沒有一點品德素養，這樣是治理不好國家的，所以，他治理蜀地所定擬的治國條例非常嚴格，刑量極重，就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素養，防止暴亂，叛變，這樣一來，既安撫了民心，又加強了刑法。一舉兩得。使長期毫無章法的西川得到了安定。
望採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