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條例與國際勞工標准有什麼關聯

『壹』 國際勞工標准與中國勞動法之間有什麼區別么

一、自由結社權

自由結社權是核心勞動標準的核心內容。所謂自由結社權，按照1948年通過的自由結社和保障組織權利公約（第87號公約）第2條的規定：「凡工人和僱主，均應沒有任何區別地有權建立他們自己選擇的組織，以及僅依有關組織的章程加入他們自己選擇的組織，而無須事前得到批准。」

二、集體談判權

國際勞工組織的1949年《組織權與集體談判權公約》（第98號公約）第4條規定：「對於僱主或僱主組織同工人組織之間進行自願談判的機制，政府應當採取適合本國國情的措施鼓勵，並促進其充分地發展與運用，以使雙方通過簽訂集體協議來規定工人的就業條件。」作為一項基本勞工權利公約，第98號公約主要是從權利的角度規定了政府應當鼓勵和保護集體談判機制的運用，因此其規定也比較原則。在其基礎上，國際勞工大會在1981年又通過了專門的集體談判公約和建議書（第154號公約和第163號建議書）。第154號公約要求各國採取符合國情的措施促進集體談判。這些措施的目的應當是：所有的經濟活動部門中的所有僱主同所有的工人群體之間都有可能進行集體談判；集體談判的內容應當逐步擴大，直至把決定勞動條件和就業條件、規范工人與僱主之間的關系、規范僱主或其組織同工人組織之間的關系等一應事務全部包括進去。第163號建議書則主要規定了集體談判的方法。

三、平等就業權

第111號公約對於「歧視」下了一個定義。所謂「歧視」，就是「根據種族、膚色、性別、宗教、政治觀點、民族血統或社會出身所做出的任何區別、排斥或優惠，其結果是剝奪或損害在就業或職業上的機會或待遇上的平等。」另外，會員國政府在同有代表性的僱主組織和工人組織以及其他的適當機構協商以後也可以把其他形式的區別、排斥或優惠視為歧視，只要這種做法會產生剝奪或者損害就業或職業上的機會或待遇平等。我國已經加入了《同工同酬公約》，正在考慮加入《（就業與職業）歧視公約》。

四、強迫勞動

國際勞工組織關於強迫勞動問題的主要公約有兩項：一項是1930年的《強迫勞動公約》（第29號公約），另一項是1957年的《廢除強迫勞動公約》（第105號公約）。《強迫勞動公約》第2條把「強迫勞動」定義為：「一個人在處於懲罰的威脅下被迫從事非本人自願的一切勞動或者作服務工作。」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已經加入了這兩項公約。1966年12月16日聯合國通過的《公民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8條也規定了禁止強迫勞動問題。該公約規定：「不應當要求任何人從事強制勞動或義務勞動。」我國已經於1998年10月簽署了該公約，但尚未正式加入該公約。

五、童工問題

我國政府在禁止童工問題上的態度是一貫的、堅決的，為此先後頒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1982年頒布的《憲法》第49條規定：「婚姻、家庭、母親和兒童受國家的保護」，「禁止虐待老人、婦女和兒童」。這就確立了我國保護兒童權益的基本原則。

『貳』 我國關於童工問題的法律規定與國際勞工標准有何差異

我國法律法規規定就業者的最低年齡為16周歲，國際勞工標准為就業者的最低年齡為15周歲。

1.我國關於童工的法律法規：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十五條規定：「禁止用人單位招用未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

《禁止使用童工規定》(國務院令第364號)第二條規定：「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民辦非企業單位或者個體工商戶均不得招用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二十八條：「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招用未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國家另有規定的除外。」

2.國際勞工組織關於童工的公約：

1973年，國際勞工組織通過《最低就業年齡公約》（第138號公約），規定就業者的最低年齡為15歲（特殊情況除外）。

1999年，國際勞工組織通過了《1999年最有害的童工形式公約》（第182號公約），要求成員國必須消除最有害的童工形式，並將讓兒童從事危險工作、參加武裝沖突、從事賣淫等色情行業、毒品和槍支走私等視為犯罪行為。

2002年6月，第90屆國際勞工大會決定將每年的6月12日定為「世界無童工日」，呼籲國際社會密切關注童工問題，並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國際勞工組織還將2016年定為消除最有害的童工形式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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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童工狀況：

2016年全球有近十分之一的兒童被迫做工，其中有1.52億人年齡在5歲至17歲間的兒童，女孩兒6400萬，男孩兒8800萬。這些數據表明很大程度上涉及婦女和未成年人，他們占總數字的71%。

生活在非洲的被迫勞作的兒童人數最多7210萬，其次是亞太地區6200萬，還有北美和南美1070萬，歐洲和中亞地區的童工人數為550萬，阿拉伯國家為120萬。他們中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兒童沒有上過學。

2015年就有1540萬人成為被迫結婚的受害者，其中84%是婦女和女孩，她們當中有650萬人是

2012年至2016年間結婚的，其他人則是在這個日期之前已結婚。

『叄』 國際勞工組織論文

國際勞工組織 貿易規則
論文內容摘要：WTO制度的調整對象能否擴展到「貿易與勞工」問題至今尚有爭議。發達國家為了維護對市場份額的佔有，積極倡導企業的社會責任，在勞工組織對勞工標準的推行配合下，在WTO體制內提出貿易和勞工議題。從多邊貿易體制本身來說，WTO已經為貿易和勞工問題的解決留下了制度空間。從發展態勢上看，WTO與其他國際組織的合作、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蓬勃發展都將對WTO貿易和勞工議題的談判產生重大影響。

世界貿易組織（WTO）及其實體規范對國際經濟關系表現出愈來愈廣泛的規制，它觸及到傳統貿易之外的一些領域，而國際福利標准即勞工問題，也是將影響現行WTO法律制度的調整對象之一。WTO內對貿易與勞工問題爭論的核心是勞工標准問題。勞工標准本是一國國內勞動法規范的范疇，是一國國內為保護勞工的權益而制定的最低保護標准。1919年成立的國際勞工組織是迄今為止在制定國際勞工標准方面最具權威的組織。

WTO貿易與國際勞工標準的爭論

（一）國際勞工標準的內涵
在多邊貿易體制中，將國際勞工標准與貿易掛鉤，是因為一國勞工標准過低會降低一國生產者產品的生產成本，如果該產品出口，就會在價格上佔有絕對的優勢，從而影響到國外同類產品的銷售。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國際勞工標準的內涵狹義上應該指與貿易利益相關的勞動條件標准，它包括工人的工資水平、工作時間、工作條件、勞動環境、福利待遇等，廣義上還包括廢除強迫勞動、結社自由、組織和集體談判權、消除剝削童工和消除就業歧視等。國際勞工標准屬於國際法范疇，常以協議、宣言、憲章、公約等形式為載體。從現在的情況來看，國際勞工組織的公約和建議書是國際勞工標準的主要來源。當然，聯合國和其他組織通過的國際公約、國際勞工組織章程、宣言和決定中的有關規定也是國際勞工標準的內容。
有學者提出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和貿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關稅已經大幅度下降，一些傳統非關稅壁壘也在逐步地被消除。與此同時，一些發達國家正利用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水平、教育文化和道德標準的差異，構築一種新型的、更為隱蔽的國際貿易壁壘——稱之為「藍色貿易壁壘」，也稱「勞動壁壘」或「社會壁壘」，這種新型的壁壘就是以勞動者待遇、勞工權利、勞動標准為內容。因此，在多邊貿易體制的談判中，國際勞工標准也就成為與貿易相關的一個問題，並一直是成員間爭論的熱點問題。
（二）WTO貿易與國際勞工標准爭論的歷史與現狀
貿易和勞工關系問題的發展歷史是同經濟全球化進程聯系在一起的。從國際層面上來說，美國是最早將勞工問題與貿易掛鉤，並一直致力於在多邊貿易談判中確立勞工標準的地位。1947年在美國的推動下，《哈瓦那憲章》第7條引入勞工標准條款，但由於美國沒有批准《哈瓦那憲章》，引入的勞工標准條款也因此而徒勞。此外，美國在「肯尼迪回合」、「東京回合」中提出國際勞工標准問題，都因發展中國家的抵制而未能實現。
1993年「烏拉圭回合」的馬拉喀什會議，美國等發達國家提出在多邊貿易規則中增添「社會條款」，要求將勞工標准問題寫進馬拉喀什部長會議宣言，試圖將這些社會問題與國際貿易掛鉤，但也無果而終。不過，馬拉喀什部長會議雖然在宣言中沒有涉及勞工標准問題，但同意將這一問題交給未來的WTO討論。
1996年在WTO成立後的首屆部長級會議——新加坡會議上，美國再次將以勞工狀況和勞工權益為核心內容的勞工標准作為大會的議題，最終在新加坡部長會議宣言中，將「勞工標准」列為其中一項內容，這表明發展中國家認可「勞工標准」是國際貿易中的一個問題，並承諾予以解決。此外，「勞工標准」列入宣言也意味著WTO認可勞工標准，這就為後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就勞工問題的爭論埋下伏筆。
1999年在美國西雅圖召開第三次部長級會議，由於受會議場外的勞工組織遊行示威的壓力，美國政府在會議上態度強硬，堅持將勞工問題納入WTO的管轄，由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立場的嚴重分歧，導致談判失敗。
2000年在聯合國貿發會議第10屆大會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勞工問題上的矛盾更加尖銳，發展中國家在勞工標准問題上達成共識，一致拒絕將勞工標准納入多邊貿易體制，並強調團結合作，而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也強調他們之間立場上的統一，並進一步向發展中國家施加壓力。
2001年開始新一輪的多哈回合談判，由於發展中國家的堅決抵制，為避免破壞多邊談判，在多哈部長宣言中沒有再提勞工標准問題。就此，勞工標准在WTO的爭論告一段落。

WTO貿易與勞工標准之爭的原因分析

（一）世界市場份額之爭
國際勞工標準的提起與WTO的談判所形成的關稅壁壘減少有著密切的關系。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和貿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WTO通過談判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成員間關稅的不斷降低，它所帶來的世界貿易格局的最大變化就是：雖然發達國家在國際貿易總額中依然佔有比較高的比例，但是，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工業化國家在國際貿易總額中的比例也大幅度提高。這種變化體現了發展中國家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不斷增強，在國際市場佔有的份額逐步提高。但同時發展中國家也存在以較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為主的客觀現實。這種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換取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進口，實際上並沒有使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獲得絕對優勢，卻反而使發達國家感到不安和焦慮。他們將國內經濟的蕭條、工廠的破產、失業率的提高歸咎於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進口，認為勞動密集型產品沖擊了他們的市場。
因此，在WTO的談判中，發達國家千方百計試圖通過多邊貿易體制對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施加障礙，非關稅壁壘得以頻繁運用。其中，勞工標准被發達國家作為非關稅壁壘的工具之一試圖加以運用，其目的是為了對本國市場給予貿易保護，希望通過這種保護手段來解決國內經濟和失業問題，並保證自己強勢的市場獨佔地位。
（二）國際勞工組織對貿易規則制定的影響
國際勞工組織於1919年根據凡爾賽和約與國際聯盟同時建立。它曾經是國際聯盟的一個自主組成部分。二戰之後，國際勞工組織於1946年5月同聯合國達成協議，接受聯合國的領導。國際勞工組織在同年9月舉行的第26屆國際勞工大會上修改了章程，正式成為聯合國所屬負責勞工事務的一個專門機構。截至2001年，國際勞工組織已有175個會員國，共制定了184項公約和192項建議書。國際勞工組織宣稱在其章程中規定的目標和宗旨，是在社會正義的基礎上實現持久和平，從而使「全人類不分種族、信仰或性別都有權在自由和尊嚴、經濟保障和機會均等的條件下謀求物質福利和精神發展」。為此，它主張應採取各種措施，以便達到充分就業和提高勞動與生活標准，使工人享有正當權益。
為實現其目標和宗旨，國際勞工組織的主要活動是從事國際勞工立法，其中勞工公約分為三種：核心勞工標准，共8項公約，包括1930年《強迫勞動公約》、1951年《對男女工人同等價值的工作付予同等報酬公約》等；勞動專業類公約，包括促進就業、社會政策、勞動行政、產業關系、社會保障等；針對特定對象的公約，包括關於婦女、童工、未成年工、老年工人、殘疾人、移民工人、海員、漁民、碼頭工人、家庭工等特定人群的公約。
雖然國際勞工組織的立法對國際勞工保護方面有積極的作用，但是國際勞工公約的制定特別是國際勞工標準的制定是以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和需要為基礎，所以勞工標准偏高，與發展中國家社會經濟的實際需要不相符合，在發展中國家實施很困難，因而公約在發展中國家的實施成為國際勞工組織監督、審查的重點。即使如此，發達國家仍然認為國際勞工組織的勞工標准，對發展中國家的威力不夠強大。因為有關勞工標准主要通過建議方式執行勞工公約和建議書，而且只能通過合作而不是強制力來保證實施，國際勞工組織通過監督方式來檢查規則的執行情況，如定期發表報告以對各成員國勞工狀況進行評估，調查侵犯勞工行為並發布報告。但是國際勞工組織對成員國的違反規則的行為卻無法制裁，所以，發達國家主張將勞工問題納入WTO，就是為了能夠運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來改變國際勞工組織下勞工公約的「軟法」特徵。
從目前情況來看，雖然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勞工問題上存在較大分歧，勞工標准迄今也未被正式納入WTO議題，但是畢竟在勞工和國際貿易的關聯性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已達成了共識，只是在兩者聯系的方式和時間上有著極大的分歧。由於勞工標准涉及廣泛的社會利益，受許多政治、經濟因素的制約，而WTO作為一個多邊貿易組織，它不可能將國際勞工組織的所有勞工公約都吸納到條款之中來。但是可以預見的是，未來WTO的貿易與勞工問題的談判，就勞工標准而言也一定是在國際勞工組織制定的公約基礎上，考慮各國社會、經濟、法律、歷史的各方面因素，建立一個多層次、適於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國家的勞工標准。
此外，從國際組織之間的關系來看，國際勞工組織作為聯合國的專門機構，而WTO是游離於聯合國之外的一個特別組織。但是，在規則的談判上，WTO與其他國際組織的合作，包括其他國際組織已經形成的公約，對WTO規則的制定影響甚大。這一點可以從WTO對知識產權領域的規范中略見一斑。在WTO將國際貿易體制的調整范圍擴展到知識產權領域之前，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一直獨家履行著其職責。但是，當WTO的工作范圍擴展以後，WTO就將原本由其他國際組織和機構處理的對象納入到它自己的體系中來。據此，可以預見WTO與國際勞工組織在勞工標准制定中的合作也將存在，合作的方式之一可以像WTO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經合組織等的合作那樣，國際勞工組織在WTO機構內享有觀察員的身份，並對WTO的貿易與勞工的相關規則的制定起到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