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級法院會議紀要的法律效力
⑴ 法院的會議紀要能作為判決書的判決依據嗎
法院的判決依據只可是法條。司法解釋都只能作為一種辦案思路，幾乎不出現在判決書中，何版況會議權紀要。會議紀要其實是上一級法院，將研究司法解釋和總結辦案經驗的基礎上，對本院一般案件判決思路和判決依據的具體細化，就像法院的「公司章程」。判決書中說理部分只能引用法條，連司法解釋都不能直接出現在判決書的「依據某某法」部分，會議紀要效力較司法解釋更低，更不能直接出現在判決書的「依據某某法」部分。
不過，現實中會議紀要比司法解釋更好用，更能為審判長提供准確的判決思路。
⑵ 「會議紀要」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1、會議紀要是行政公文的一種，不過現在很所企業、事業單位也頻繁使用版這種文體權，如董事會會議紀要。
2、會議紀要是沒有法律效力的：會議紀要是行政機關在行政管理過程中形成的規范格式化文書,用於記載和傳達行政機關有關會議情況和議定事項，是行政機關公務活動的重要載體和工具。會議紀要只具有行政指導性質，不具有強制力，其並不能在法律上產生新的權利和義務關系，不具有行政法律效力。但會議紀要具有確定某一行政事項如何處理的初步意見，因此具有證據意義。
綜合：會議紀要主要適用於記載和傳達會議情況和議定事項，其性質主要是針對會議進行情況以及最後結論的記錄，只具有指導意義，本身並不對外發生法律效力。
⑶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全省民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具有法律效力嗎
有參考價值，不能作為法律依據來處理。
⑷ 會議紀要具有法律效力嗎
會議紀要不具有法律效力。
按照《國家行政機關公文處理辦法》，會議紀版要適用於記載、傳達會議情況和議權定事項。如果會議紀要僅僅作為記錄會議情況之用，並在行政機關內部傳閱，則不存在對外發生效力的問題。
簡介：
會議紀要是用於記載、傳達會議情況和議定事項的公文。會議紀要不同於會議記錄。會議紀要對企事業單位、機關團體都適用。會議紀要與會議記錄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二者的區別十分明顯。從應用寫作和文字處理的角度來探析，二者截然不同。會議紀要是一種法定的公務文書，其撰寫與製作屬於應用寫作和公文處理的范疇，必須遵循應用寫作的一般規律，嚴格按照公文制發處理程序辦事。
拓展資料：
會議紀要適用於一些大中刑的、比較重要的會議。這種會議往往具有方向性、專題性、專業性、形容性、學術性的特點，是為了解決當前工作中的某項實際問題，會議本質精神，用至一些分歧意見等寫出來。
其目的有二：一是向上級匯報會議情況，以獲得上級及時的指導；二是向下級傳達；以便貫徹執行，因此，研究一般性問題的會議，尤其是一些規范較小的事務性會議，一般不寫會議紀要。
⑸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法發19號《會議紀要》若干問題的請示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關於如何執行《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九十二條的請示的答復
(法行〔2000〕21號2000年12月14日)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你院滬高法〔2000〕330號關於如何執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九十二條的請示收悉。經研究，答復如下：
申請人在具體行政行為對外發生法律效力後至申請執行的期限內，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九十二條的規定，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採取財產保全措施。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關於對如何理解《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二條規定的請示的答復
（2008年3月17日，[2007]行他字第25號）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
你院浙高法行函(2007)1號《關於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不知道行政機關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內容的其起訴期限應當如何確定的請示收悉。經研究，答復如下：
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不知道行政機關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內容，但後來知道了具體行政行為的內容，而不知道訴權和起訴期限的，應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十一條的規定確定起訴期限，但最長不得超過該解釋第四十二條規定的期間。
此復
⑹ 九民會議紀要有法律效應嗎
《九民會議紀要》第30至35條就合同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及規章的強制性規定的效力認定，及合同不成立、無效或者被撤銷的法律後果，包括財產返還、折價補償、損害賠償，等相關問題進行了規定。
雖然合同的成立、生效、無效認定、撤銷、解除等作為民法基礎原理，在法律法規等各個層面都有明確的規定，但在適用中仍常伴隨著爭議，特別是合同效力的認定問題。《九民會議紀要》通過六個條款對此予以規范，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也有助於統一司法審判尺度。
一、違反法律法規的合同效力
關於合同違反強制性規定的效力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是合同無效的情形之一。這從狹義的法律層面確定了違反「強制性規定」的合同無效的原則。
合同法施行後，各地各級人民法院對於「強制性規定」的理解和適用標准不完全一致，一些人民法院動輒以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為由認定合同無效，不當擴大無效合同范圍的情形，不但破壞了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還導致司法實踐中出現一定程度的混亂。
為解決此問題，2009年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通過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 》（即《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第14條將《合同法》第52條第5項規定的「強制性規定」明確限定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但什麼是「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未作進一步說明，其仍舊是一個過於抽象的概念。
相關案例：在上海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與台州市中東石化有限公司、吉煌建材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糾紛一案中，中東石化公司為吉煌公司向上海銀行杭州分行借款提供連帶責任的最高額保證，在吉煌公司違約後，上海銀行杭州分行訴請中東石化公司承擔擔保責任。
而中東石化公司則辯稱，為吉煌公司提供擔保，根據公司法、擔保法的有關規定，應當依法經過公司股東會、董事會的通過，而本案中東石化公司沒有任何公司股東會、董事會的決議，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十六條第一款的規定，故本案保證應屬無效，其不承擔保證責任。
二審中，關於中東石化公司提供保證的效力問題。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首先，中東石化公司的章程並未規定，為他人提供擔保必須經公司股東會、董事會決議批准。其次，本案最高額保證合同中，也未約定中東石化公司為吉煌公司提供保證必須經過股東會、董事會決議同意。再次，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於2009年5月13日生效的《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四條規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定的「強制性規定」，是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規明確規定違反該類規范將導致合同無效的規范，或者雖未明確規定違反之後將導致合同無效，但若使合同繼續有效將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規范。據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十六條第一款並不屬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違反該條款並不導致本案保證合同無效。最後，中東石化公司對其簽訂最高額保證合同真實性無異議，且不能提供其提供擔保系違背其真實意思表示的證據。故本案最高額保證合同依法確認有效，其應依約承擔保證責任。
為進一步明確什麼是「效力性強制性規定」。2009年7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於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指出要正確理解、識別和適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中的「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並提出了區別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管理性強制性規定」概念。該《指導意見》指出違反「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合同應認定無效，違反「管理性強制性規定」的合同應當根據具體情形認定其效力，即違反「管理性強制性規定」並不必然導致合同無效。
然而，某一條法律或行政法規的條款，具體屬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還是「管理性強制性規定」，常常成為合同效力之爭的焦點。
相關案例：原告許某某、方某某與被告包某、第三人宜興市大浦水泥有限公司確認合同無效糾紛一案。
第三人宜興縣大浦水泥廠是1980年11月20日成立的經濟性質社辦集體。1998年8月，經有關部門批准改制為股份合作制企業，注冊資本398萬元，被告包某認繳股本金205萬元成為公司股東。被告包某1998年11月進入宜興市大浦鎮人民政府聘用人員序列，後經考核合格轉為公務員，但仍作為宜興縣大浦水泥廠的控股股東。
方某為原告許某某之夫、原告方某某之父，於2014年4月29日去世。方某原為第三任宜興市大浦水泥廠職工，企業改制時，方某作為職工出資5萬元入股。2001年6月，包某與方某簽訂《轉股協議》，約定方某將所持有的水泥廠股份轉讓給包某。
原告許某某、方某某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第五十九條第（十六）項關於公務員不得違反有關規定從事或者參與營利性活動，在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中兼任職務的規定屬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而非管理性強制性規定。包某作為公務員與方某簽訂的《轉股協議》應自始無效。
被告包某答辯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第五十九條第（十六）項的規定是管理性強制性規定而非效力性強制性規定，不影響包某與方某簽訂的《轉股協議》的效力。
國務院發布的《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自1993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第三十一條第（十三）項規定：國家公務員必須嚴格遵守紀律，不得經商、辦企業以及參與其他營利性的經營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自200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同時廢止了《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該法經過2017年、2018年兩次修改，均明確規定：公務員不得從事或者參與營利性活動，在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中兼任職務。
本案的爭議焦點為包某與方某簽訂的《轉股協議》是否有效。江蘇省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著重於違反行為之法律行為的價值，以否認其法律效力為目的，違反效力性強制規定的，合同應被認定無效；而管理性強制性規定著重於違反行為之事實行為價值，以禁止其行為為目的，違反管理性強制規定的，一般不影響合同的效力。無論是1993年開始施行的《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還是2006年開始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均有關於公務員不得從事或者參與營利性活動的規定，前述規定顯然著重於違反行為之事實行為價值，以禁止公務員從事或參與營利性活動為目的，屬於管理性強制性規定，不影響公務員從事或參與營利性活動過程中與他人簽訂合同的效力。關於包某與方某簽訂的《轉股協議》，僅以違反公務員不得從事或者參與營利性活動的規定這一理由不足以否定其效力。至於公務員從事或參與營利性活動這一行為本身，可由其主管機關追究其相關責任。
隨著「管理性強制性規定」這一概念的提出，司法實踐中有的人民法院認為凡是行政管理性質的強制性規定都屬於「管理性強制性規定」，不影響合同效力。針對這種望文生義的認定方法，《九民會議紀要》在第30條，關於強制性規定的識別中予以了糾正。
《九民會議紀要》要求人民法院在審理合同糾紛案件時，要依據《民法總則》第153條第1款和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第14條的規定慎重判斷「強制性規定」的性質，特別是要在考量強制性規定所保護的法益類型、違法行為的法律後果以及交易安全保護等因素的基礎上認定其性質，並在裁判文書中充分說明理由。
為進一步統一對「強制性規定」的理解和適用，《九民會議紀要》對效力性強制性法律規定和管理性強制性法律規定的正確識別給出了分類指引，並列舉了法律、行政法規的「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和「管理性強制性規定」的主要類型，至此，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合同的效力問題基本清楚。
下列強制性規定，應當認定為「效力性強制性規定」：
1、強制性規定涉及金融安全、市場秩序、國家宏觀政策等公序良俗的；
2、交易標的禁止買賣的，如禁止人體器官、毒品、槍支等買賣；
3、違反特許經營規定的，如場外配資合同；
4、交易方式嚴重違法的，如違反招投標等競爭性締約方式訂立的合同；
5、交易場所違法的，如在批準的交易場所之外進行期貨交易。
而關於經營范圍、交易時間、交易數量等行政管理性質的強制性規定，一般應當認定為「管理性強制性規定」。
二、違反規章的合同效力
1、《九民紀要》關於違反規章的合同效力的規定
1999年1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即《合同法司法解釋（一）》）第四條規定，《合同法》實施以後人民法院確認合同無效應當以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為依據，不得以地方性法規、行政規章為依據。從司法解釋層面確立了確認合同無效的原則，即不得以違反行政規章而認定合同無效。
《九民紀要》在解決了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合同的效力問題的同時，還提出了違反規章的合同的效力問題，即第31條規定了違反規章的合同效力問題：「違反規章一般情況下不影響合同效力，但該規章的內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場秩序、國家宏觀政策等公序良俗的，應當認定合同無效。人民法院在認定規章是否涉及公序良俗時，要在考察規范對象基礎上，兼顧監管強度、交易安全保護以及社會影響等方面進行慎重考量，並在裁判文書中進行充分說理。」《九民紀要》的上述規定，似乎上突破了《合同法司法解釋（一）》確定的確認合同無效的原則。
《九民紀要》規定，違反規章一般情況下不影響合同效力，但該規章的內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場秩序、國家宏觀政策等公序良俗的，應當認定合同無效。該規定的起點是合同違反了規章，落腳點是違反的規章的內容涉及公序良俗，包括金融安全、市場秩序、國家宏觀政策等。
通過上述解讀，我們認為，《九民紀要》的規定，表面上突破了《合同法司法解釋（一）》確定的確認合同無效的原則，但其實質是規定了違反公序良俗的合同無效，實際上並未突破《合同法司法解釋（一）》的原則。
2、「規章」有哪些？
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了解什麼是規章？規章屬於廣義的法律范圍，包括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
部門規章，即國務院部門規章。《立法法》第八十條：「國務院各部、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直屬機構，可以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在本部門的許可權范圍內，制定規章。部門規章規定的事項應當屬於執行法律或者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的事項。沒有法律或者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的依據，部門規章不得設定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或者增加其義務的規范，不得增加本部門的權力或者減少本部門的法定職責。」第八十一條：「涉及兩個以上國務院部門職權范圍的事項，應當提請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或者由國務院有關部門聯合制定規章。」
地方政府規章，根據《立法法》第八十二條第一款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設區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據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地方性法規，制定規章。第八十二條第二款規定，地方政府規章可以就下列事項作出規定：（一）為執行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規定需要制定規章的事項；（二）屬於本行政區域的具體行政管理事項。
3、《九民紀要》之「規章」是否包括「地方政府規章」。
《九民紀要》在相關規定中並未將規章進行區分，即區分是國務院部門規章還是地方政府規章，亦或是二者兼容。但考慮到地方性法規的效力高於地方政府規章，而《九民紀要》並未提及違反地方性法規的合同的效力問題，從舉重以明輕原則及保障法律適用統一性的角度考慮，不應包括地方政府規章。
且《九民紀要》第31條規定中表述為「該規章的內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場秩序、國家宏觀政策等公序良俗的」。所列舉的「金融安全」「市場秩序」「國家宏觀政策」等等方面，皆為國務院相關部門職權范圍內，一般由國家層面制定相關規范性法律文件，在全國范圍內適用，地方政府一般無權制定相關規章。
綜上，我們傾向於認為，不將地方政府規章包括在《九民紀要》規定的「規章」范疇。
⑺ 省高院的會議紀要，可以用作法律的裁判依據嗎
不能直接作為法院判決的依據，但是，可以參考適用
⑻ 最高人民法院會議紀要可以作為定罪依據嗎
司法解釋是可以的，會議紀要一般不行。
⑼ 高級人民法院審理紀要屬於法律嗎
可以參考
又不能直接引用
只是精神而已
⑽ 民事訴訟九民會議紀要可否作為定案依據
雖然《九民紀要》名義上不是司法解釋, 但實際對法院審理資管糾紛所產生的影響恐怕不會亞內於司法解容釋。關於《九民紀要》的法律效力, 最高院強調,紀要不是司法解釋, 不能作為裁判依據進行援引,但在裁判文書「本院認為」部分具體分析法律適用的理由時, 可以根據紀要的相關規定進行說理。《九民紀要》雖然不是部門規章這類正式的監管規則, 但所確定的「紅線」也是絕對觸碰不得的, 畢竟最高院都出文統一裁判規則了, 下級法院「頂風作案」逆著最高院的意思作出相反的判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