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律效力來自於誰

Ⅰ 法的效力來源於國家強制力哪裡錯了

法律的效力是確實來自於國家強制力的執行，一般的情況下國家必須用國家強制力來保證法律，這是法律的一個特點之一。

Ⅱ 誰賦予法律的效力

理論上來法律的效力來源於國源家機構之一的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
這是制定法律的機關，在建國之後召開的會議上決定有全國人大來制定法律，由於全國人大的召開不經常，所以設立了個常委會，常委會來代執行法律的制定和通過。
非得溯源，就是來自於憲法的規定。

Ⅲ 中國法律適用於誰

適用於在中國境內的中國公民和除享有涉外法權的外國人

Ⅳ 怎麼理解司法解釋是中國法的非正式淵源,但卻有普遍法律效力

法的淵來源可以分為成源文法與不成文法，成文法可以分為規范性法律文件與非規范性法律文件，司法解釋屬於非規范性法律文件，但是依舊屬於成文法范疇中，當代中國法的淵源是以憲法為核心、以制定法為主的表現形式，也就是說司法解釋是足夠成為法源的。且中國法的非正式淵源只包括習慣、政策和判例，沒有你所說的司法解釋。

Ⅳ 中國法律的起源理論最你最同意哪一種闡述理由

一、從古到今，許多思想家、法學家對法的起源問題進行了探討，提出了關於法的起源的各種學說，主要有：
(1) 神創說：這一學說認為法是人格化的超人類力量的創造物，各種各樣的神為人類創造法。中世紀神學政治的鼻祖奧古斯丁提出：秩序和安排來源於上帝的永遠的正義和永恆的法律，即神法；人法服從神法，是從神法派生出來的。中國古代也有類似的認識。
(2) 暴力說：這一學說認為法是暴力斗爭的結果，是暴力統治的產物。中國的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就認為：「人民眾而財貨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有斗爭有暴力才需要解決沖突的規則。
(3) 契約說〔古典自然法學者〕：人類在進入政治社會之前處於自然狀態，為了克服自然狀態的缺陷或更好地生活，人們相互間締結契約，通過締結契約人們放棄、讓與部分自然權利，組成政府，這最初的契約是法律。17、18世紀的古典自然法學者大部分都持此說。
(4) 發展說：具體包括兩種：
① 人的能力發展說：隨著社會的進化，人的能力有了發展，例如，火的作用，弓箭的發明等，財富有了增加，社會關系開始復雜，因而需要法。
② 精神發展說：黑格爾就認為絕對精神在自然界產生之前就已存在，絕對精神發展到自然界階段，才有了人類，人類精神的發展產生法。民族精神論者提出法來自民族的精神或歷史傳統。
(5) 合理管理說〔法社會學者〕：許多法社會學者持此說，如美國當代法的社會學家塞爾茨尼克認為，一個群體的法律秩序，是基於合理性管理的需要而發展起來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法是隨著① 生產力的發展、② 社會經濟的發展、③ 私有制和階級的產生、④ 國家出現而產生的，經歷了一個長期的漸進的過程。
法的起源的各種學說及其與法的本質學說之間存在內在的一致和對應的關系，如神創說就與法的本質的神意論觀點一致，是神學法學的主要內容；契約說則是自然法學派的觀點，與法的本質的理性論觀點緊密聯系。
馬克思主義認為，法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會永恆存在的，而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才出現的社會現象。
馬克思主義認為，法是隨著 ①生產力的發展、②社會經濟的發展、③私有制和階級的產生、④國家出現而產生的，經歷了一個長期的漸進的過程。
（一）根源·法產生的根源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產品有了剩餘，出現了私有制和階級剝削，原始社會的氏族聯盟和氏族習慣就逐漸被國家和法所代替。法的產生有著經濟的、階級的、社會的根源，同產品的生產、分配、交換以及私有制和階級的出現、社會的發展是分不開的,具體而言：
1．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的產生是法產生的經濟根源。從法的最初起源看，正是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的產生導致了法的產生。法是為了維護某種所有制、調整一定經濟關系和秩序的需要而產生的。
原始公社制度解體以前，生產資料是公有的，產品實行平均分配，個人與集體渾然一體。利益基本一致使他們只需依靠傳統習慣就可以把經濟關系調整好了。
在原始社會後期，隨著生產力的提高，發生了三次社會大分工，出現了產品的交換，逐漸促進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形成和發展，進而使得財富向少數人的積累,公有制因此逐漸地解體了。

後來到了父系氏族公社時期，隨著公有制的解體，私有制的產生，出現了各種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在這些所有制的背後，存在著各種不同利益的集團，其中在對抗
性的所有制經濟關系中，還存在著兩個對抗性的社會利益集團——奴隸主階級和奴隸。各個不同利益的社會集團為了自身利益而進行著保護一種所有制和反對另一種
所有制的斗爭，這就使社會的經濟秩序陷入混亂之中。如何才能調整這些經濟關系呢？如何才能迫使廣大勞動者——奴隸服從當時奴隸主所有制的勞動條件進行生產
呢？靠原來的習慣顯然是不行了。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奴隸主階級為了維護自己賴以生存的經濟條件，同時也是為了避免社會各集團在毫無限制的沖突和爭奪中同歸
於盡，於是就根據本階級的利益和意志，制定或認可一些特殊的並依靠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行為規則，來維持社會秩序，以保護奴隸制經濟的發展，限制甚至消滅
那些不利於奴隸制發展的經濟，這種特殊的社會規范就是法。可見，法是為了維護某種所有制、調整一定經濟關系和秩序的需要而產生的。
2．階級的
產生是法產生的階級根源。法是為了維護和調整一定階級關系的需要而產生的，它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原始社會母系氏族公社以前，人們的關系是平
等、互助的關系，那時的習慣也是符合氏族公社全體成員利益的，人們能自覺遵守。後來到了父系氏族公社時期，隨著公社制度的解體，私有制和階級開始產生。私
有制的發展促使私有者吸收更多的勞動者為其創造剩餘產品，戰俘不再被殺死而是作為奴隸保留下來，奴隸制開始萌芽了，隨著個體勞動發展成為普遍現象，產生了
個體家庭私有制和子女繼承製，社會逐漸向兩極分化：一些氏族部落首領通過剝削和掠奪而成為貴族和奴隸主，而廣大自由民由於貨幣、高利貸以及土地所有權和抵
押的開始出現而淪為債務人，進而淪為奴隸，社會逐漸分裂為奴隸主與奴隸、貴族與平民、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他們由於根本利益沖突而進行著不可調和的斗爭。在
這種情況下，原來的習慣已不能調整他們之間的矛盾和關系了，奴隸主階級為了維護它的統治地位，除了組織國家鎮壓被剝削階級的反抗外，還把它的階級意志制定
為法，把被統治階級的活動約束在一定范圍內，並調整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以及統治者與同盟者的關系。顯然，這種維護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特殊社會規范，沒有國家
強制力作後盾是不行的。私有制和階級的形成需要有表現為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來調整新的社會關系，需要一種特殊公共權力來確定和維護社會成員的權利和義
務，於是法就應運而生了。
3．社會的發展是法產生的社會根源。社會的發展，文明的進步，需要新的社會規范來解決社會資源有限與人的欲求無限之間的矛盾，解決社會沖突，分配社會資源，維持社會秩序。適應這種社會結構和社會需要，國家和法這一新的社會組織和社會規范就出現了。
二、研究法律起源出發點不一樣，利用法律的態度就大相徑庭：

律究竟是怎樣產生的？這是法理學所要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馬克思主義對這個問題給予了科學的解釋。馬克思主義關於法律起源問題的分析和闡述也有一個逐漸
深化和發展的過程。1872年5月至1873年1月，恩格斯針對蒲魯東主義者散布解決工人階級住宅問題的資產階級慈善家的改良方案，撰寫了一組重要文章，
先後發表在《人民國家報》上，而後以《論住宅問題》為題出版了單行本。在《論住宅問題》中，恩格斯深刻地剖析蒲魯東主義者解決住宅問題的方案的理論基礎
——「永恆公平」論，明確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住宅問題的解決總是有利於資產者，資產階級法律不可能解決住宅問題，並從正面科學地揭示了法、法學與社會經
濟條件的內在聯系，對法律起源問題做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闡述，然而由於受科學資料和研究成果的歷史局限，恩格斯關於法律起源的論述中仍然包涵著若干沒有
獲得解決的重大存疑。直到19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人類學研究的迅速進展尤其是路易斯·亨利·摩爾根關於史前史研究的權威成果，才為解答恩格斯的存疑提
供了客觀條件。《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是恩格斯在吸取摩爾根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撰寫出來的一本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和法的問題的傑出著作，是馬克思
主義關於法律起源問題的定型之作。
《論住宅問題》關於法律起源問題的闡述與存疑《論住宅問題》是恩格斯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尤其是蒲魯東主義者）論戰的產物。法律的起源是這場論戰過程中涉及的主要問題之一。
在
恩格斯看來，與國家起源相一致，法律起源問題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種歷史觀根本對立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論。他指出：「唯物史觀是以一定的歷史時期物質
經濟生活條件來說明一切歷史事實和觀念，一切政治、哲學和宗教的。」（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37頁。）但是，這個研究的基本點卻很容易被忽
略，「人們往往忘記他們的法權起源於經濟生活條件，正如他們忘記了他們自己起源於動物一樣。」（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39頁。）例如，拉薩
爾在他的那本法學專著《既得權利體系》中給自己規定的任務，就是「要證明法權不是起源於經濟關系，而是起源於『僅以法哲學為發展和反映的意志概念自
身』。」（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38頁。）至於蒲魯東主義者A·米爾伯格，更毫無掩飾地宣布法權為「永恆公平」或「永恆正義」的產物。諸如
此類的觀點，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予以嚴厲駁斥的「法學家幻想」的典型表現。

華裔人類學家張光直在《中國青銅時代》一書中認為，世界各
大古代文明有兩種類型：一是西方式的，其社會的演進以突破性方式為特徵，另一種是非西方式的，社會的演化進程是連續性和非突破性的，以中國文明最具典型。
比較中西國家和法律的起源，可以看出中國國家的形成並不是如同古希、羅馬那樣以氏族組織的瓦解為代價，也不是表現為調和舊貴族與平民的沖突，它有自己的發
展道路。隨著原先部落社會的平等原則被打破，社會出現了「分層」，男子的勞動在農業、手工業、畜牧業等主要生產部門中占據主導地位，少數人控制、掌握了生
活資料、資源，這些人擁有比其他人更多的特權，在金字塔型的權力結構中，位於頂端，是最高的權力中心和主宰，所謂「帝，天神也」，「執中而偏天下，日月所
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1]《說文》中也說「帝、諦，王天下之號也」，可見，中國國家前的這種組織結構明顯與以「民主」、「平等」為組織原則的西方部
落聯盟不同，它沒有相應的權力或機關可以與之抗衡，由於國家的產生沒有民主的、平衡的色彩，家與國、政權與族權混然一體，融為一爐。這種獨特的國家演進模
式，對中國法律有重大影響，致使中國法律更多地表現為一種赤裸裸的暴力征服和統治，具有濃厚的專制主義色彩。

此外，戰爭對中國法律的產生
也有重要影響。我國史前的「五帝」時期，社會極不平靜，不同血緣、不同地域、不同氏族、部落之間的沖突、戰爭經常發生，為了爭取勝利，調整在戰爭中所發生
的長官與士兵、士兵與士兵、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的特殊關系，在戰爭中往往要頒布一些誓詞、軍紀、軍令，《漢書.
刑法字》認為「黃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在我國《說文》解說中，法的古體為「
」，古法音廢，廢、法往往通義，廢有廢止、禁止、限制的意思，另外古音法、伐相近，法借為伐，具有攻擊、懲罰的意思。「刑始於兵」、「兵刑合一」、「法就
是刑」的這種傳統在史前和上古三代形成之後，對中國法都有重要影響。在奴隸社會，法律的表現形式主要是「刑」，如「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
刑」，[2]
此階段基本上是用血緣來確定社會成員的法律地位，法律兼有國法和家法的兩重性，或者說宗法就是國法。習慣法還起著很大作用。進入封建社會，中國法律的發
展，經歷了確認、成熟、發展和解體的幾個階段。

戰國李悝著《法經》六篇，打開了中國成文法發展的先河，但將《盜法》和《賊法》列為其首，
是受「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的指導思想影響，奠定了中國傳統法律重罪名，重刑罰，重打擊的格局。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出「法治」思想的當數先秦法家。法家「不
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3]
法家「法治」理論的哲學基礎是「好利惡害」的人性論和發展進化的歷史觀。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的本性，這種本性不可抑制和教化，只能用法令加以防
范，所謂「人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行」[4]秦統一中國，第一次建立全國統一的法制，圍繞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進行統一的法律調整，
改法為律，從此法稱為律，如《秦律》、《漢律》等。漢初，倡行黃老之學，與民休息，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被統治者採用，引禮入法，禮法結合，
德主刑輔，儒家思想開始占統治地位，法律下降到從屬的次要地位。歷史進入唐代，中國封建社會達到了興盛時期，法制趨於完備，以《唐律疏議》為代表，形成了
獨具特色的中華法系。《唐律疏議》明確規定：「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5]這標志著禮法結合以法典的形式穩定下來，
封建法制趨於完備。在宋時，隨著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嚴重，統治階級全面強化專制主義集權，皇帝頒發的敕令是最有權威的法律，編敕成了最經常、最重要的活
動。到元時，大多法規是條格匯編、律令判例混為一體。內容龐雜，結構鬆散。明時，法律出現了兩個大的變化，一是加強對經濟領域的立法，如制定了鹽法、茶
法、稅法等門類。二是在司法實踐中廣泛用例。清朝，皇帝的諭令是最主要最經常的法律，單行條例也成為重要的法律形式。清入關後，隨著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的
突出，在法律形式上出現了針對少數民族的立法加強，如《蒙古律例》《回疆則例》、《苗例》等，宋、元、明、清，由於君主專制主義日益發展，導致法律成為
「一家之法」、「非法之法」，封建「法治」漸漸走向它的盡頭。

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由封建社會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西方資產
階級「法治」（Rule by law）理論被介紹到中國。
特別是沈家本主持變法修律輸入大陸法系以來，中國傳統的法律開始解體，中國法制的發展開始與世界法制的發展連結起來。法律中才出現憲法、刑法、民法、商
法、訴訟法等部門的分類。在此法律的演變過程中，圍繞中西法文化的「體」「用」問題，有過激烈的爭論，值得一提的是，梁啟超極力宣傳和鼓吹西方的法律，認
為中國貧窮、落後、軟弱的根源是歷代統治者長期推行封建專制主義的法制，他：「自秦迄明，垂二千年，法禁則日密，政權則日夷，君權則日尊，國威則日損。」
[6]「法治主義，為今日救時唯一之主義」[7].孫中山以西方「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博愛」，民主共和等先進思想為武器，對封建政治制度和傳統的
法律學說也進行了徹底的清算。他認為中國的出路在於推行民主法治，他大聲疾呼：「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民主政治賴以維系不敝者，其根本在於法律，而機樞在
於國會。必全國有共同遵守之大法，斯政治之舉措有常軌，必國會能自由先例其職權，斯法律之效力能永固。所謂民治，所謂法治，其大本要旨在此。」[8]
他說我們要承認「歐美近一百年來的文化雄飛突進，一日千里，種種文明，都是比中國進步得多」[9]應該「取歐美之民主以為模範，同時仍取數千年舊有文化而
融貫之」。但由於資產階級先天的軟弱性、妥協性以及封建專制主義的頑固性，建立民主法治的重擔最終還是落到無產階級的肩上。

Ⅵ 法的效力來源

一種觀點認為：法律的淵源是法律的效力來源，包括法的創制方式和法律專規范的外部表現形式。屬形式淵源也就是法的效力淵源。當代中國法的淵源主要以憲法為核心的各種制定法，包括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經濟特區規范性文件、特別行政區的法律、規章、國際條約、國際慣例等。

本人只是學生 鄙人認為 法的效力來源於人民，立法機關是人民授權以保障某些階層利益的，但總歸是人民的。 不過估計不是答案

Ⅶ 求 中國法律的起源及其依據 論述題 急急急

隨著原先部落社會的平等原則被打破，社會出現了「分層」，男子的勞動在農業、手工業、畜牧業等主要生產部門中占據主導地位，少數人控制、掌握了生活資料、資源，這些人擁有比其他人更多的特權，在金字塔型的權力結構中，位於頂端，是最高的權力中心和主宰，所謂「帝，天神也」，「執中而偏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1]《說文》中也說「帝、諦，王天下之號也」，可見，中國國家前的這種組織結構明顯與以「民主」、「平等」為組織原則的西方部落聯盟不同，它沒有相應的權力或機關可以與之抗衡，由於國家的產生沒有民主的、平衡的色彩，家與國、政權與族權混然一體，融為一爐。這種獨特的國家演進模式，對中國法律有重大影響，致使中國法律更多地表現為一種赤裸裸的暴力征服和統治，具有濃厚的專制主義色彩。

此外，戰爭對中國法律的產生也有重要影響。我國史前的「五帝」時期，社會極不平靜，不同血緣、不同地域、不同氏族、部落之間的沖突、戰爭經常發生，為了爭取勝利，調整在戰爭中所發生的長官與士兵、士兵與士兵、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的特殊關系，在戰爭中往往要頒布一些誓詞、軍紀、軍令，《漢書. 刑法字》認為「黃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在我國《說文》解說中，法的古體為「 」，古法音廢，廢、法往往通義，廢有廢止、禁止、限制的意思，另外古音法、伐相近，法借為伐，具有攻擊、懲罰的意思。「刑始於兵」、「兵刑合一」、「法就是刑」的這種傳統在史前和上古三代形成之後，對中國法都有重要影響。在奴隸社會，法律的表現形式主要是「刑」，如「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2] 此階段基本上是用血緣來確定社會成員的法律地位，法律兼有國法和家法的兩重性，或者說宗法就是國法。習慣法還起著很大作用。進入封建社會，中國法律的發展，經歷了確認、成熟、發展和解體的幾個階段。

戰國李悝著《法經》六篇，打開了中國成文法發展的先河，但將《盜法》和《賊法》列為其首，是受「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的指導思想影響，奠定了中國傳統法律重罪名，重刑罰，重打擊的格局。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出「法治」思想的當數先秦法家。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3] 法家「法治」理論的哲學基礎是「好利惡害」的人性論和發展進化的歷史觀。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的本性，這種本性不可抑制和教化，只能用法令加以防範，所謂「人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行」[4]秦統一中國，第一次建立全國統一的法制，圍繞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進行統一的法律調整，改法為律，從此法稱為律，如《秦律》、《漢律》等。漢初，倡行黃老之學，與民休息，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被統治者採用，引禮入法，禮法結合，德主刑輔，儒家思想開始占統治地位，法律下降到從屬的次要地位。歷史進入唐代，中國封建社會達到了興盛時期，法制趨於完備，以《唐律疏議》為代表，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華法系。《唐律疏議》明確規定：「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5]這標志著禮法結合以法典的形式穩定下來，封建法制趨於完備。在宋時，隨著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嚴重，統治階級全面強化專制主義集權，皇帝頒發的敕令是最有權威的法律，編敕成了最經常、最重要的活動。到元時，大多法規是條格匯編、律令判例混為一體。內容龐雜，結構鬆散。明時，法律出現了兩個大的變化，一是加強對經濟領域的立法，如制定了鹽法、茶法、稅法等門類。二是在司法實踐中廣泛用例。清朝，皇帝的諭令是最主要最經常的法律，單行條例也成為重要的法律形式。清入關後，隨著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的突出，在法律形式上出現了針對少數民族的立法加強，如《蒙古律例》《回疆則例》、《苗例》等，宋、元、明、清，由於君主專制主義日益發展，導致法律成為「一家之法」、「非法之法」，封建「法治」漸漸走向它的盡頭。

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由封建社會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西方資產階級「法治」（Rule by law）理論被介紹到中國。 特別是沈家本主持變法修律輸入大陸法系以來，中國傳統的法律開始解體，中國法制的發展開始與世界法制的發展連結起來。法律中才出現憲法、刑法、民法、商法、訴訟法等部門的分類。在此法律的演變過程中，圍繞中西法文化的「體」「用」問題，有過激烈的爭論，值得一提的是，梁啟超極力宣傳和鼓吹西方的法律，認為中國貧窮、落後、軟弱的根源是歷代統治者長期推行封建專制主義的法制，他：「自秦迄明，垂二千年，法禁則日密，政權則日夷，君權則日尊，國威則日損。」[6]「法治主義，為今日救時唯一之主義」[7].孫中山以西方「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博愛」，民主共和等先進思想為武器，對封建政治制度和傳統的法律學說也進行了徹底的清算。他認為中國的出路在於推行民主法治，他大聲疾呼：「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民主政治賴以維系不敝者，其根本在於法律，而機樞在於國會。必全國有共同遵守之大法，斯政治之舉措有常軌，必國會能自由先例其職權，斯法律之效力能永固。所謂民治，所謂法治，其大本要旨在此。」[8] 他說我們要承認「歐美近一百年來的文化雄飛突進，一日千里，種種文明，都是比中國進步得多」[9]應該「取歐美之民主以為模範，同時仍取數千年舊有文化而融貫之」。但由於資產階級先天的軟弱性、妥協性以及封建專制主義的頑固性，建立民主法治的重擔最終還是落到無產階級的肩上。

Ⅷ 法律效力的范圍有哪些

1、對人的效力
對中國公民的效力中國公民在中國領域內一律適用中國法律。在中國境外的中國公民，也應遵守中國法律並受中國法律保護。
對外國人和無國籍人的適用問題，包括兩種情況：一種是對在中國領域內的外國人和無國籍人的法律適用問題;
另一種是對其在中國領域外的法律適用問題。外國人和無國籍人在中國領域內，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適用中國法律。外國人在中國領域外對中國國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規定的最低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適用中國刑法，但是按照犯罪地法律不受處罰的除外。
2、對事的效力
指法律對什麼樣的行為有效力，適用於哪些事項。這種效力范圍的意義在於：告訴人們什麼行為應當做，什麼行為不應當做，什麼行為可以做。指明法律對什麼事項有效，確定不同法律之間調整范圍的界限。
3、空間效力
指法律在哪些地域有效力，適用於哪些地區。一般來說，一國法律適用於該國主權范圍所及的全部領域，包括領土、領水及其底土和領空，以及作為領土延伸的本國駐外使館、在外船舶及航空器。
4、時間效力
指法律何時生效、何時終止效力以及法律對其生效以前的事件和行為有無溯及力。法律效力的范圍包括法律對人、事、空間、時間四個維度上的約束力，法律效力在於約束特定人在特定地點和特定時間上的的特定行為，在於規范人們的守法行為，作為公民應當明確法律效力的范圍，做到有法必依，任何人都不能超脫法律的效力范圍，不能享有超脫法律的特權，必須尊重法律的權威。

Ⅸ 中國法的法律淵源有哪些

當代中國法律淵源是以憲法為核心的制定法形式，我國社會主義法律淵源可分為以下幾類：
1、憲法憲法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依特別程序制定的具有最高效力的根本法。憲法是集中反映統治階級的意志和利益，規定國家制度、社會制度的基本原則，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大法，其主要功能是制約和平衡國家權力，保障公民權利。憲法是我國的根本大法，在我國法律體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是我國最高的法律淵源。憲法主要由兩個方面的基本規范組成，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二是其它附屬的憲法性文件，主要包括：主要國家機關組織法、選舉法、民族區域自治法、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國籍法、國旗法、國徽法、保護公民權利法及其他憲法性法律文件。
2、法律法律是指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頒布的規范性法律文件，即狹義的法律，其法律效力僅次於憲法。法律分為基本法律和一般法律（非基本法律、專門法）兩類。基本法律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調整國家和社會生活中帶有普遍性的社會關系的規范性法律文件的統稱，如刑法、民法、訴訟法以及有關國家機構的組織法等法律。一般法律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的調整國家和社會生活中某種具體社會關系或其中某一方面內容的規范性文件的統稱。其調整范圍較基本法律小，內容較具體，如商標法、文物保護法等。
3、行政法規行政法規是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國務院根據憲法和法律就有關執行法律和履行行政管理職權的問題，以及依據全國人大的特別授權所制定的規范性文件的總稱。其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僅次於憲法和法律，但高於地方性法規和法規性文件。
4、地方性法規地方性法規是指依法由有地方立法權的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就地方性事務以及根據本地區實際情況執行法律、行政法規的需要所制定的規范性文件。有權制定地方性法規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包括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及其常委會、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較大的市，指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市。地方性法規只在本轄區內有效。
5、規章國務院各部、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直屬機構，以及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和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所制定的規范性文件稱規章。內容限於執行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法規的規定，以及相關的具體行政管理事項。
6、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根據《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有權依照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其適用范圍是該民族自治地方。
7、特別行政區的法律法規憲法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特別行政區根據憲法和法律的規定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特別行政區同中央的關系是地方與中央的關系。但特別行政區享有一般地方所沒有的高度自治權，包括依據全國人大制定的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所享有的立法權。特別行政區的各類法的形式，是我國法律的一部分，是我國法律的一種特殊形式。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制定的法律也是我國法的淵源。
8、國際條約和行政協定國際條約指我國與外國締結、參加、簽訂、加入、承認的雙邊、多邊的條約、協定和其他具有條約性質的文件（國際條約的名稱，除條約外還有公約、協議、協定、議定書、憲章、盟約、換文和聯合宣言等）。這些文件的內容除我國在締結時宣布持保留意見不受其約束的以外，都與國內法具有一樣的約束力，所以也是我國法的淵源。

行政協定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政府相互之間簽訂的有關政治、經濟、貿易、法律、文件和軍事等方面內容的協議。國際條約和行政協定的區別在於：前者以國家名義簽訂，後者以政府名義簽訂。註：我們國家和政府一旦與外國或外國政府簽訂了條約或協定，所簽訂的條約和協定對國內的機關、組織和公民同樣具有法律約束力。
9、非正式法侓淵源類別(一)判例
所謂判例，是指那些事先存在的·可能構成法官審理案件依據的判決範例。中國不是普通法法系，也不存在判例法這種法的形式，但中國最高司法機關選擇、確認和公布的典型判例，在法律實際生活中，是起到了法的淵源的作用的。

（二)習慣
習慣是無論何種法律文化背景下都存在的一種法的淵源。法律規則中有不少規則來自於習慣。立法機關可以根據習慣形成制定法規則。司法機關往往從習慣中抽取某些規則，據以處理某些案件。這些都是沒有疑義的。一般來說，習慣在歷史上比之現今時代，在法的淵源的體系中的地位更重要。

（三）道德規范和正義觀念
這是具有普遍性的的法的淵源。古今自然法學派者就特別強調這種法的淵源，他們中的許多人不僅把這些因素視為最主要的法的淵源，甚至要把這些因素直接視為法的形式。在中國文化傳統下，道德規范以及其相關聯的正義觀念，成為中國自古以來的一種法的淵源。

（四）理論學說特別是法律學說
學說也是古今資源性法的淵源之一。歷史上和現實中，有關學說甚至擔當著法制和法治的指導思想的角色。中國封建時代的儒家學說是法的淵源。隨著社會的發展，不得不重視法律學說特別是科學而權威的法律學說，並以之作為重要的資源性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