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倫堡大審判出現的法律知識

1. 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的具體法律依據分別是什麼

《巴黎非戰公約》，戰征爭罪，反人道罪，反和平罪。

2. 紐倫堡審判與東京審判有什麼差異差異的原因是什麼

指1946年1月19日至1948年11月12日在日本東京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首要戰犯的國際審判。1946年1月19日，遠東盟軍最高統帥部根據1945年12月16—26的莫斯科會議規定，發表了特別通告，設置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同時頒布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其內容與英、美、蘇、法4國在倫敦簽署的《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基本相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由中國、蘇聯、美國、英國、法國、荷蘭、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印度、菲律賓各1名法官組成，共11名；11國又各派檢察官1人。澳大利亞法官 W. F. 韋布任庭長，美國律師J.基南任檢察長。中國委派法學家梅汝璈為法官。由11國檢察官組成的委員會於1946年4月29日向法庭提出起拆書。被告28人，除松岡洋右等3人已死亡或喪失行為能力外，實際受審25人。起訴書控告被告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間犯有破壞和平罪、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審訊自1946年5月3日開始。1948年11月12日法庭宣布判處東條英機、廣田弘毅、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絞刑，木戶幸一等16人判處無期徒刑，東鄉茂德判處20年徒刑 ，重光葵判處7年徒刑 。7人絞刑於1948年12月23日在東京巢鴨監獄執行。絞刑於1948年12月22日執行。自1950年起美國不顧世界輿論的反對，將判刑的首要戰犯陸續釋放出獄。這次審判並不能代表所有被侵略國家人民的意志。但確認侵略戰爭為國際法上的犯罪，策劃、准備、發動或進行侵略戰爭者列為甲級戰犯，是對國際法戰犯概念的重大發展。

有以下論定:1日軍入侵並佔領南京是事先預謀的 2：在日軍佔領後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20萬人以上。這個數字還沒有將被日軍燒棄了的屍體，投入到長江，或以其他方法處分的人們，計算在內 3日軍在佔領南京期間對南京進行了 強奸 搶劫 焚毀房屋等罪行

紐倫堡本是德國東部一個知名度不高的城市，但1945 年在那裡進行的一場史無前例的大審判，使紐倫堡變得名聞暇邇。為履行1945 年8 月8 日倫敦協定和該協定所附的法庭條例，1945年11月20日，俄、美、英、法四國大法官走進德國紐倫堡法院第600號審判廳，舉世矚目的歷史上第一個國際法庭———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在這里開庭了。
21名同盟國認定的主要戰爭罪犯被推上了歷史的審判台，其中包括前納粹元帥赫爾曼

3. 紐倫堡審判的審判過程

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開庭的時間距離二戰結束只有短短的6個月，納粹德國政權已經崩潰，但納粹的陰魂尚未散去。以法庭證據展示、辯論和判決或許更能挖掘歷史真相。 當時的德國，納粹雖已戰敗，但民眾尚未從數十年的精神管制和理論荼毒中清醒過來；許多黨衛軍死硬分子雖然消失在人海中，但仍蠢蠢欲動，企圖伺機東山再起；納粹的精神遺毒仍閃爍在德國兒童不服輸的眼神中，隱藏在一些德國民眾的內心深處，或者披上民族主義的外衣；一些普通的德國士兵認為，自己雖然參與了戰爭，但只是作為一名德國公民履行自己保衛祖國的義務而已，不是犯罪行為。
在這種情況下，再也沒有什麼比審判，比法庭證據展示、法庭辯論和判決更能挖掘歷史的真相了。
1945年11月20日上午10時不到，3組辯護律師相繼走出電梯，魚貫而入600號房間———紐倫堡審判現場，一個精心准備的國際法庭。
審判席上，4位來自不同戰勝國的法官端坐在那裡。前蘇聯的法官身穿褐色戎裝，美國、英國和法國的法官都是身穿黑色長袍。法庭內，厚重的灰色絲絨窗簾垂下來，遮住了紐倫堡深秋的天際，一排排的木頭長凳被漆成了深木色。這個法庭展現在全世界面前的氣氛，正如傑克遜法官所描述的，是「憂郁的庄嚴」。
21名納粹戰犯被告坐在被告席上。旁聽席上擠滿了人，250名記者在現場飛快地記著筆記，全世界都在注視著這個審判。
紐倫堡審判開始之前，希特勒和另外幾個高級納粹頭目自殺的自殺、失蹤的失蹤，到1945年11月20日，被同盟國認定的23名戰犯中，只剩下21人接受審判（其中一個患重病，不能到庭，最後只有20人坐上了被告席）。 傑克遜法官的聲音響徹法庭，起訴書列舉的事實令聽者震驚，法庭展示的證據讓旁聽者落淚，納粹二號人物的辯白顯得無比蒼白。 被同盟國認定的21名戰犯中，被認為罪孽最為深重的是納粹空軍元帥赫爾曼·戈林，他是臭名昭著的納粹秘密警察機構———蓋世太保（德語「國家秘密警察處」縮寫GESTAPO的音譯）的締造者。
「你犯有侵略罪。」傑克遜大法官洪亮的聲音響徹法庭，他的身後是雪亮的聚光燈。
「我沒有罪。」納粹德國政權二號人物戈林叫嚷著。
開庭後，由首席檢察官、美國大法官傑克遜首先宣讀總起訴書。
傑克遜大法官的法庭陳詞堪稱歷史上最為重要的陳詞之一。第二天早上，他的語句就出現在全世界所有的報紙上。「我們力圖審判的這些罪惡曾是被精心策劃的、是極端惡毒的、是充滿破壞性的，人類文明無法容忍它們被忽視而不接收審判，更無法容忍他們再次卷土重來。」傑克遜繼續宣讀著證據和證詞，其中寫道，因為被懷疑攜帶「布爾什維克傳單」，3000名猶太人被集體殺害；他還引用了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報道，蓋世太保血洗華沙的一個猶太區時，把數不清的猶太人趕到簡陋的小屋子裡和下水道里然後實施爆炸。緊接著，蘇英法等國起訴代表陸續發言，起訴書中所羅列的事實是坐在旁聽席上的德國人聞所未聞的，聽者無不為之震驚。
法庭在審判期間還聽取了倖存者的證詞，放映了記錄集中營慘狀的紀錄片。有組織的、殘忍的殺戮令人震驚，法庭中有的人落淚了。
隨後，傑克遜法官宣讀了希特勒1939年5月23日的一段講話內容：「這是向東擴大我們的生存空間的問題，因此要並吞波蘭。不管這個理由是否站得住腳，畢竟，強者永遠是對的，我們要野蠻地達到我們的目的。」傑克遜用顫抖的聲音說：「人類文明的聲音在呼喊，面對這樣大規模的犯罪之時，現有的法律系統顯得多麼的滯後和無助！」 1945年10月18日，國際軍事法庭第一次審判在柏林舉行，自1945年11月20日移至德國紐倫堡城。經過216次開庭，於1946年10月1日結束。法庭對24名被告中的22人作了宣判：
1、判處以下12人絞刑：
赫爾曼·威廉·戈林，納粹德國政權第2號人物，空軍總參謀長，國家元帥。（處決前自殺）
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第二任外交部長。
威廉·凱特爾，陸海空三軍總參謀長，陸軍元帥。
恩斯特·卡爾滕布魯納，第二任中央安全局局長。
阿爾弗雷德·羅森堡，納粹黨思想領袖，東方佔領區事務部長。
漢斯·弗蘭克，納粹黨司法領袖，波蘭佔領區總督。
威廉·弗利克，納粹黨立法領袖，內政部長。
尤利烏斯·施特萊歇爾，反猶刊物《前鋒報》主編。
阿爾弗雷德·約德爾，陸軍總參謀長，陸軍上將。
弗里茨·紹克爾，沖鋒隊和黨衛軍將軍，勞工事務全權負責人。
賽斯·英誇特，奧地利總督，荷蘭佔領區總督，希特勒死後任外交部長。
馬丁·鮑曼，希特勒秘書，希特勒死後任納粹黨黨務書記。（缺席的審判，很多資料都說他1945年 就已經死了）
2、判處以下3人無期徒刑：
魯道夫·沃爾特·理查德·赫斯，國防委員會成員，納粹黨書記處負責人，希特勒第二繼承人。
埃里希·雷德爾，第一任海軍總司令，國防委員會成員，海軍名義總監。
瓦爾特·馮克，政府新聞總署和宣傳部負責人，德國經濟部長，戰爭經濟全權委員會負責人，德國國家銀行總裁。
3、判處以下2人20年徒刑：
巴爾杜·馮·席臘赫，全德青年領導人，駐維也納總督。
阿爾伯特·施佩爾，軍備、軍需及軍火部部長。
4、判處以下1人15年徒刑：
康斯坦丁·馮·紐賴特，第一任德國外交部部長，國防委員會委員，駐波希米亞—摩拉維亞「保護長官」。
5、判處以下1人10年徒刑：
卡爾·鄧尼茨，潛水艇艦隊司令，第二任海軍總司令。希特勒臨死前指定的繼承人，希特勒死後任德國總統兼武裝部隊最高統帥。
6、以下3人被宣判無罪，予以釋放：
弗蘭茨·巴本，第一任德國總理，內閣副總理，駐奧地利、土耳其使節。
耶馬爾·沙赫特，國家銀行總裁，戰爭經濟全權委員會成員。
漢斯·弗里切，宣傳部國內新聞司司長。
7、以下各組織被宣判為犯罪組織：
德國政治領袖集團；
秘密警察和保安勤務處；
黨衛隊。
以下各被告組織未被宣判為犯罪組織：
德國內閣；
納粹黨沖鋒隊；
參謀部；
國防軍最高統帥部。 此後所舉行的12輪審判廣義上也可以納入紐倫堡審判的范疇。它們全部由美國文職法官主持，起訴的主要是為第三帝國提供戰爭資源的人，如工業家、軍事人員、集中營看守和一些不太著名的戰犯。在後續的法庭審判中，超過5000人被控有罪，800餘人被判死刑，不過最終只有469名戰犯被執行。 為了關押這些特殊的犯人，同盟國決定在西柏林建立一個專門的由軍隊管理的施潘道盟國軍事監獄，蘇美英法四國各指派一名監獄長進行管理，四國各派30名衛兵進行看守，相關經費全部由新成立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政府承擔。
這是世界上關押成本最高的一所監獄，因為看守的數量遠遠超過犯人，從1960年10月到1987年，聯邦德國納稅人為此共付出2650餘萬德國馬克。
隨著歲月的流逝，監獄犯人因為去世或刑滿釋放日益減少。到1965年，能容納600名犯人的施潘道盟國軍事監獄只剩下了被判處無期徒刑的魯道夫·赫斯一人，看守他的則有4名監獄長、1個監獄牧師、17名文職人員、20名軍官、33名士兵和4名醫生，關押費用一天約一萬德國馬克。魯道夫·赫斯由此成為世界上享受待遇最高也是最孤獨的犯人。
1987年8月17日，赫斯在施潘道監獄中自殺身亡。他的死，是個謎。
赫斯死後，施潘道盟國軍事監獄立即被拆毀了。有關赫斯的絕密檔案存放在大不列顛反間諜機關的檔案館里，編號為「密－5」。據說，這些檔案等到2017年才能解密。 宣判完畢，庭長說明，凡有上訴者，可在4天之內向管制委員會呈交「寬恕請求書」 。
之後，庭長又宣布了蘇聯法官的不同意見。蘇聯法官、司法少將特尼基欽科認為，不宣告德國內閣、參謀本部及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為犯罪組織，判處被告赫斯無期徒刑，宣告被告巴本、沙赫特、弗里切無罪而予以釋放都是不正確的，沒有根據的。蘇聯法官在長達30頁的意見書中詳盡闡述了自己的理由。
1946年10月1日下午，紐倫堡歐洲國際軍事法庭閉庭。
被告里賓特洛甫、漢斯·弗蘭克、賽伊斯·英誇特、巴爾杜·席臘赫、阿爾伯特·施佩爾、卡爾·鄧尼茨等6人先後上訴，要求減刑。被告戈林上訴，要求改絞刑為槍決。所有上訴均被駁回，一律維持法庭原判（值得一提的是被告雷德爾上訴，要求改無期徒刑為槍決，亦被駁回）。

4. 紐倫堡審判中的人性化問題

從電影的角度說，《紐倫堡審判》實在是我近一段時間以來看過的好萊塢老電影中最好看最精彩的一部了。事實上從道義的角度講，我覺得最後海伍德法官的判決沒有問題，但從法律本身哪怕法理上講，我並不認為他最後的判決多麼有法律依據。
首先，這部電影由始至終沒有清楚告訴我們，法庭起訴這四位德國法官的罪名是什麼？我想應該不是謀殺罪，如果是謀殺罪的話，很顯然，應該等德國重組政府以後，由新的德國政府下屬的法院審判他們，英美法蘇四國哪怕是戰勝國，也沒有管轄權去審判這四個德國法官。因為這四位法官是在德國國內主持審判工作，哪怕他們的行為等於是協助殺人，那殺的也是德國國內的本國國民，在德國境內，對德國國民犯下的謀殺罪，外國法庭有什麼資格進行管轄呢？
根據真實歷史上的紐倫堡審判，戰勝國對德國戰犯的審判，所起訴的罪名有兩項，即「危害人類罪」和「反人道罪」。這兩項罪名是國際法上認定的罪名，既然違反的是國際法，那麼英美法蘇四國當然有管轄權對德國境內的戰犯進行審判。但等等，新的問題又來了。因為事實上，「危害人類罪」和「反人道罪」這兩項罪名是在二戰結束後，於1945年簽訂的《倫敦憲章》所正式定義確定的罪名。在此之前，傳統國際法還從未懲罰過個人而只懲罰國家，個人只能交由本國司法機構在國內法的體制下提起訴訟。
而現代刑法一條重要原則就是「法不溯及既往」。也就是說，一個行為之前不被認定為有罪，在這個行為發生後，法律才規定這種行為是違法行為，那麼，新確立的法律也不能對之前的行為進行懲罰。法不溯及既往原則確立的目的，是為了維護普通公民對法的可預期性，只要法律沒有禁止，即可以放心去做，而不用擔心哪天這個行為突然被認為是犯罪。這也是刑法與道德的區別所在，道德是，一個行為違背內心良知而依然去做，則可以收到譴責；而刑法是，一個行為只要沒有觸犯確定的法律，哪怕心裡知道可能不對，也不應受到處罰。
從「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則看，用二戰後才確立的新罪名，來懲罰二戰時的行為，顯然違背了美國的憲法精神。
所以正如電影中魯爾夫在一開庭就提出的那樣，這場審判的合法性是值得質疑的，而且英美法蘇的法官是否真有審判德國人的司法管轄權，也是有疑問的。
好了，就算我們不從法律程序的正當性來看待這個問題，而僅從實體法的角度來說，影片中那四個德國法官的行為是否真的具備了「有責性」，也是很有爭議的。
從刑法四要件角度講，一個行為最後被認定為有罪，要符合主觀要件，客觀要件，主體要件，客體要件；從刑法三性角度講，一個行為被認定為有罪，也要符合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有責性。正如他們的辯護律師魯爾夫所致力於辯解的地方——主觀要件或有責性——是認定他們行為有罪的最大軟肋。
如果我是他們辯護的律師，也會選擇魯爾夫的辯護策略，揪住他們的主觀是否真有期待可能性或者他們的行為是否真有有責性，來大談特談。
法官不是法律的制定者，而僅僅只是法律的執行者。而且法官的職責恰恰要求法官忠誠地執行國家所制定的法律，哪怕這個法律與他的道德相抵觸。至於這些法律所造成的結果，不應由法官承擔責任，而是制定法律的議會為之負責，這不正是三權分立之要義所在嗎？一個稱職的法官，不正是應該拋開自己的主觀感情和正義感，嚴格按照法律規定去判斷案件，永不質疑法律的正確性和權威性嗎？
我們難道有可能說，一個人因為守法，所以他在違法？一個人因為忠誠地履行法律規定的職責，所以他應該被法律所懲罰？這難道不是法治史上最大的悖論嗎？
反過來說，一個人說，因為我不認可我國的某項法律，所以我就可以不去遵守這項法律，並且不應受到任何懲罰。這有可能嗎？比如一個基督教信徒，嚴格按照宗教教義反對墮胎和計劃生育，他是不是就可以無視中國的法律想生幾個生幾個呢？他是不是去搗毀墮胎醫院，而不用負任何責任呢？事實上，無論他本人持什麼樣的立場和觀點，他都不得不遵守他所在國家的法律，除非他出國。
那麼對於一個普通人尚且如此，對於一個國家的法官，最高的司法裁判者，要求他不顧這個國家頒布的法律，完全按照自己內心的道義去自由行事，這豈不是更加不可能嗎？
用一個更加極端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一個死刑執行人，即我們通常所說的劊子手，他的職責就是把送來他這里的人殺死，而這個人究竟有罪無罪，是否是錯判，需要他來分辨嗎？他顯然沒有這個義務來分辨。如果最後發現，他所殺死的這個人，其實是一起冤假錯案的受害者，或者乾脆就是一個被政治迫害的持不同政見者，那麼這個劊子手難道也要被一起追究殺人罪的責任嗎？這顯然是荒謬的。
因為他的行為是基於他們的職責和法律的規定，而他們只是忠實地按照法律辦事，所以，雖然他們的行為造成了惡果，但這惡果的責任無論如何也不能追究到他們的頭上去，而你也不能期待他們會通過故意不遵守職責和違法的行為，來避免惡果的產生。這就是我所說的，他們的主觀要件不具有期待可能性，而他們的行為不具有有責性。
當然，電影中的起訴人，勞森上校，他持的一個觀點是，因為這些法官都是真正精通法律的社會精英，他們比起普通大眾，更應該清楚那些納粹法律的本質是什麼，他們心裡應該明白這些納粹法律在本質上是反法律的。然而他們採取了放任的態度，坐視惡果的發生，所以他們其實是納粹罪行的同謀者，或者起碼也是一個縱容者。
我們同樣用劊子手打比方。按勞森上校的意思，這個劊子手心裡很清楚，這個送來的死刑犯是一個無辜的人，然而劊子手依然執行了死刑，殺死了他。這個時候這個劊子手是否應該被認為是謀殺罪的共犯呢？
我覺得依然是勉強的。因為還是期待可能性的問題。我們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期待劊子手能做什麼？他去救下那個犯人？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哪怕那個犯人的確是無辜的，但此時此刻，他依然是被國家法律認定了的死刑犯，而救下他等於是觸犯法律。劊子手不可能因為內心的良知就去觸犯現實的法律，這對一個人的要求顯然太高了。
那麼對於那些法官，我認為同樣如此。他們雖然清楚這些法律是「惡法」，但惡法一樣是國家立法機構按照正常程序制定出來的法律，它依然享有法律的效力和權威，我們又如何能夠期待這些法官因為自己內心的正義原則，而選擇故意觸犯這些法律呢？
所以我最終的結論是，最終海伍德法官對他們四人全部判處有罪並處以終身監禁，是缺乏法理依據的。並且很顯然，海伍德法官是一位自然法學派的信徒，但一個學派的理論，顯然不是法庭判決的依據。

5. 紐倫堡的審判的電影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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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紐倫堡審判的歷史反思

經過218天的審判，最終有18個納粹分子被判以「戰爭罪」和「反人類罪」，其中內11人被判處死刑。對德容國來說，紐倫堡審判是黑暗歷史的結束，也是同納粹的過去劃清界線的開始。德意志民族從此開始了對歷史的反省。

7. 為何二戰德國戰敗接受盟軍審判時稱呼紐倫堡審判不叫柏林審判，巴伐利亞審判，法蘭克福審判唯獨稱呼紐

根據審判地點命名，同中國清朝的南京條約
德國著名法學家京特·威蘭在專其著作《屬紐倫堡：世紀大審判》中如此評論紐倫堡審判與東京審判的「決定性」差別：「紐倫堡的世紀審判把德國人的罪責明白而清楚地記錄下來並植入民族的集體記憶——就如同鑿刻在人類記憶中一樣；而麥克阿瑟對日本天皇的寬恕行為則被國際輿論誤解為從整體上減輕了日本民眾的罪責。」
東京審判「被」淡忘，正源於審判的不徹底。如今，其與紐倫堡審判的差異已在現實中顯現結果。例如，在德國政治文化中，有許多特指反思罪責的政策術語與概念；「記憶文化」就是指保存所有對納粹大屠殺的歷史記憶以促進反思。而正因如此，德國處處可見大屠殺紀念碑或博物館，對納粹歷史的資料搜集挖掘從未中斷。

8. 紐倫堡審判的紐倫堡原則

紐倫堡原則是在紐倫堡憲章和紐倫堡審判中確認的國際法原則，其包括 原則一從事構成內違反國際法的犯罪行為容的人承擔個人責任，並因而應受懲罰。 原則二國內法不處罰違犯國際法的罪行的事實，不能作為實施該行為的人免除國際法責任的理由。 原則三以國家元首或負有責任的政府官員身份行事，實施了違反國際法的犯罪行為的人，其官方地位不能作為免除國際法責任的理由。 原則四依據政府或其上級命令行事的人，假如他能夠進行道德選擇的話，不能免除其國際法上的責任。 原則五被控有違反國際法罪行的人有權在事實和法律上得到公平的審判。 原則六違反國際法應受處罰的罪行是 計劃、准備、發起或進行侵略戰爭或破壞國際條約、協定或承諾的戰爭； 參與共同策劃或脅從實施上述第1項所述任何一項行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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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東京審判和紐倫堡審判的規則和價值是什麼

1945年8月8日，蘇復美英法四國政府在倫制敦正式締結了關於控訴和懲處歐洲軸心國主要戰犯的協定，通過了國際軍事法庭憲章。憲章共30條，對設置法庭的目的、任務及法庭的機構、管轄權等一系列問題作出明確規定。蘇、美、英、法四國簽署的《倫敦協定》和《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進一步規定，由四國各指派一名法官和一名預備法官組成國際軍事法庭，對無法確定其具體犯罪地點的納粹德國首要戰犯進行統一審判
這個30條的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就是規則，簡單的說，發動戰爭的即是戰爭罪，迫害殺戮平民百姓包括放下武器的敵方軍事武裝人員即是反人類罪。
二戰軸心國戰犯也基本是以戰爭罪和反人類罪被判刑。
至於價值可以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羅伯特·傑克遜反駁那些認為可以直接處死戰犯的觀點來詮釋：「「如果你們認為在戰勝者未經審判的情況下可以任意處死一個人的話，那麼，法庭和審判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人們將對法律喪失信仰和尊重，因為法庭建立的目的原本就是要讓人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