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知識培訓收獲

『壹』 通過法律課的學習有哪些收獲和啟發

從美學的觀點看法律——法美學散論 或許是由於工業化和商品化時代濫用理性和「計算」規則的緣故，我們現在已愈來愈喪失了黑格爾所稱謂的「理念的感性顯現」（審美）的能力。崇高物象的心靈激盪，「無利害感」的游戲沖動，詩歌語言引動的驚異與純喜，無限想像的自由伸展的渴望，「風格」、「趣味」的體驗與追求，以及尼採在《悲劇的誕生》中所描繪的「酒神狀態的迷狂」[1]，似乎也漸漸遠離了我們感性直觀的視野。以至於，當我們從藝術和美學的觀點來審視被高度理性化的意志所宰制的所謂「法的世界」的時候，我們要面臨著那些把法學作為純規范科學的專家們的指摘，「法美學」的理論旨趣甚至可能會被看作是「不倫不類的妄議」而遭受譏諷，被排拒於法學神聖庄嚴的殿堂的大門之外。人們難以接受的事實是：法律怎麼能夠成為美學或藝術的「視之對象」呢？ 所以，當德國法學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魯赫（Gustav Radbruch）在其《法哲學》（1932年德文版）一書中主張通過文學創作和藝術作品來認識法律的本質，並且要求建立一門法美學（Aesthetik des Rechts）之時，他實際上已經注意到「法的世界」和「藝術（美）的世界」之間的隔膜給現代人類的心性所造成的深刻影響。拉德布魯赫指出，隨著文化領域的特定化，法與藝術逐漸趨於分化，甚至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法是文化構體（Kulturgebilde）中屬於最為僵化的一種，而藝術則是變動的時代精神最為靈動的表達形式，兩者處在自然的敵視狀態。那些富於才情的浪漫詩人甚至咒罵法律，把它們看作是「每時每刻折磨人的心靈、令人恐懼的東西」[2]。我們在學術史的發展中發現：正是由於法律和藝術（美）分屬不同的精神領域的緣故[3]，那些早年抱持「尋找一份體面的職業」投考法學院的才華橫溢的學子們（如歌德、席勒、馬克思、雅斯貝爾斯），不堪承受法律所造成的「心靈的折磨」，後來又紛紛放棄從事法律職業。 不可否認，法學是反映人的經驗理性的學問，是人的法律經驗、知識、智慧和理性的綜合體現。自然，法學也可能會滲透研究者個人的感性的觀察和領悟，但它絕不是個人感情的任意宣洩。就其本性而言，法學是與一切展現浪漫趣味和別出心裁的思想方式相抵牾的。尤其是近代以來，隨著法律活動愈來愈趨向專門化和職業化，法學與法律的語言經過法律專家們的提煉、加工，已經演變成不完全等同於「日常語言」一套的復雜的行業語言。在談到其特點時，拉德布魯赫指出：「法律的語言是冷靜的：它排除了任何情感的聲調；法律的語言是剛硬的：它排除了任何說理；法律的語言是簡潔的，它排除了任何學究之氣.我們還可以說，法律的語言具有精確的意義和所指，但由於它們是需要專家操作或「表演」的語言，是一種由高度發展的文字偽飾過的語言，它們也就不那麼貼近人們生動活潑、多姿多彩的感性生活，而總是與普通人的感性直觀保持著一種「距離的間隔」，有時甚至會抑制人們通過審美的自由追尋「終極愉悅」（極樂）的那種渴望和沖動。這樣，至少就近現代的所謂「法學家的法」（Juristenrecht）而言，它們表面上愈來愈喪失了令普通人感到親和愉悅的直觀的趣味，這亦無形中遮蔽了它自己獨特的審美的性質和價值。 （二） 歷史悠遠的距離所造成的朦朧感，可能會喚醒我們現代人心靈中一絲尚存的審美意識，促使我們去探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所謂「亦法亦歌」的規則，研究那種與人類的感性正義觀念渾然一體的生動的「活法」（lebendiges Recht），甚至也會對那些與我們的性情和認知完全隔膜的現代法律（法典）或司法活動產生審美的興趣。 感謝18世紀義大利哲學家維科（Giambatista Vico, 1668-1744），他在科學技術蓬勃發展給人類帶來巨大的「能力感」的時代，寫下《新科學》（scienza nuova）一書，把我們的心性帶到古代如夢如幻的精神世界，使我們感受到先民那種不同於技術理性和數學方法之「詩性智慧」及其創造物的魅力。「詩性的經濟」、「詩性的倫理」、「詩性的政治」、「詩性的宇宙」，如此等等的語言背後的意義空間所展示的圖景，至今仍然在我們受技術宰制的心靈里產生震顫。 維科以其獨特的語辭分析和生動的筆調描繪出「法」起源的自然意象。他關於古羅馬「法」（ius）一詞的詩性推論，透現著對法律的一種審美情感。維科指出： 古代法學全都是詩性的，……古羅馬法是一篇嚴肅認真的詩，是由羅馬人在羅馬廣場表演的，而古代法律是一種嚴峻的詩創作。[5] 其實，在更早的時期，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在《國家篇》（《理想國》）和《法律篇》中已經隱約地表達了相同的思想。柏拉圖把「法律和社會組織的美」視為一種居於較高層次的「美」[6]；在他看來，建立一個城邦的法律是比創作一部悲劇還要美得多，最高尚的（悲劇）劇本只有憑真正的法律才能達到完善。歷史上的一些偉大的立法者（如斯巴達的萊庫古和雅典的梭倫）才是偉大的詩人，他們制定的法律才是偉大的詩。[7] 晚出於維科的德國著名童話作家（《格林童話》的著作者之一）、歷史法學派的重要代表雅可布·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於1816年發表長篇論文《論法之詩》（Von der Poesie im Recht），從詩性的法律語言、法律象徵、詩歌形式諸角度考察了法與詩歌之間的關系以及德意志古法中的詩性規則（法律的韻律）。他在文章的開篇即表達了與維科相同的觀點： 法和詩相互誕生於同一張溫床。……的確，兩者的起源都建立在兩種本性之上：一種建立在驚奇之上，一種建立在信奉之上。這里的驚奇，我更願意把它當作是任何一個民族法律和民歌的開始。……所以，詩中蘊涵有法的因素，正象法中也蘊涵有詩的因素。[8] 也許是受雅可布·格林等一批法律史家所開創的研究傳統的影響，「法與詩歌」、「法與戲劇」、「法與繪畫」、「法與美」等等論題，亦間或地進入德國晚近的法學家們的理論視野。總體上講，德國人對我們能夠想像到的問題，已經作了盡可能廣泛的討論。這里，僅列舉其代表性成果之要目，以便我們有一個大致的了解： 歷史法學派的後期領銜人物奧托·馮·祁克（Otto von Gierke）著《德意志法上的幽默》（Der Humor im deutschen Recht，1871）； 新黑格爾主義法學派首創人約瑟夫·柯勒（Josef Kohler）著《在法學舞台前的莎士比亞》（Shakespeare vor dem Forum der Jurisprudenz，1919）； 齊特爾曼（Zitelmann）著《作為藝術的法學》（Die Jurisprudenz als Kunst，1904）； T·施泰因貝格（Theodor Sternberg）著《法律中的笑話》（Der Witz im Recht，1938）； G·繆勒（Georg Mueller）著《我們民族詩歌中的法與國家》（Recht und Staat in unserer Dichtung，1924）； A·巴拉赫（Adolf Bachrach）著《法律和想像》（Recht und Phantasie，1912）； 漢斯·費爾（Hans Fehr）著《繪畫上的法》（Das Recht im Bilde，1923）；《詩里的法》（Das Recht in der Dichtung，1931）；《法律上的悲劇》（Die Tragik im Recht，1945）； H·施托克哈默（Hubert Stockhammer）著《作為科學的美學和法學》（Aesthetik und Jurisprudenz als Wissenschaften，1932）； H·特里佩爾（Heinrich Triepel）著《論法的風格：法美學文集》（1947）； H·馬爾庫斯（Hugo Marcus）著《法的世界與美學》（Rechtswelt und Aesthetik，1952）； （三） 德國學人的研究表明：在人類心靈中最富人性的部分，法律也有其一席之地。正如許多研究者所明示的那樣，法可以為藝術（美學）服務，藝術（美學）也可以為法服務。象任何其他文化現象一樣，法也需要具體的表達手段：語言、手勢、服飾、符號和建築等。法的這些具（物）體表達手段（koerperlicher Ausdrucksmittel）也可以通過審美作出評價。 Rene Marcic在他的法哲學著作中曾經說過一句話：「人是法的擔當者（Der Buerge des Rechtes）。」我們也可以接著說，人也是美的擔當者。幾千年來，藝術（美）和法之所以具有可以比較性，因為它們都有著神秘的起源，均追求著某種永恆的價值（如「善」）。法表現為正義的工具，而藝術則是創造美的「技藝」（Koennen）——在希臘人那裡稱techne，在羅馬人那裡稱ars。所以，在歐洲中世紀，近代，甚至到了18世紀，某些藝術家和法律家一直還保持著一種親緣關系，他們被封為供職的「藝術創作者」（Kunstwerker），為教皇和王室服務。他們的技藝包含多種多樣，如詩歌、建築、繪畫，甚至還有法的修辭和法的藝術（die Kunst des Rechts）。在此，藝術和法遵從的是美和正義的「傳統」。 法律與藝術（美）的結緣，事實上並不完全是「風雅的時代」（例如「巴洛克時代」或「洛可可時代」）矯揉造作生活的一種表象的修飾，從根本上講它是人們試圖將一切事象訴諸直接的「觀看」和「欣賞」而必然產生的現象。而正是處在遵循傳統與尋求自由伸展之機的人們才會把他們驚異的目光以及想像力和理解力投向一切可以觀察的對象之上，不僅繼續探尋對象物之「真」「善」，而且希望感受其內含之「美」。 的確，並不是所有的哲學家和思想家都承認「真」、「善」、「美」之內在的關聯性，康德（Kant）在《判斷力批判》（1790）中甚至認為，追求功利的「善」與表達為概念的「真」有害於「美」的純形式。但是，如果我們不是孤立地探討「美的本質」，而是把美視為對象物映射入人的感官的屬性，那麼我們同樣可以說任何對象物及其屬性（包括真、善）都可能成為審美的對象。而且，有時，認識事象的美，正是獲知事象之真、善的橋梁和基礎。所以，席勒（F. Schiller）在《藝術家們》（1789）一詩中寫道： 只有通過美這扇清晨的大門 你才能進入認識的大地。[9] 同此道理，法律這樣一種復雜的社會事象所暗含的所謂無意識的「隱秘秩序」（verborgene Ordnung），有時也必須通過美「這扇清晨的大門」才能被人們所知覺和認識。在此意義上，我們並不是把「法美學」看作是一門「畫地為牢」的學科，而看作是那種用美學的觀點、方法和態度來把握、審視和判斷法律現象的問學方式及方向。「法美學」並不象其他藝術門類那樣通過直觀、感性呈現的方式把美的對象物直接展示給「觀看者」（Spectator），而是通過直觀的認識來發現法律內在的美的秩序，探求這種秩序形成的審美動因，並為法律的構建提供某種可以參照的美學標准和原則。無疑，法美學將從感性的進路拓展法學的生動形象地觀察法律的視野，同時也將激活被傳統法學長期壓抑的法律認識，使法律研究者們從絕對主義和純粹理性規則主義的法律教義中逐步解放出來的，在法學理論中尋求一種「和諧的自由活動」之旨趣。或者，簡括地說，法美學研究所要拯救的，就是我們在法律認識領域正悄然逝隱退化的直觀想像的能力以及相應的原創力和自由。 從另一個角度看，法或法律作為美學（藝術）考察的適切的對象，作為藝術素材來對待，也是由法及法律生活的獨特性質所決定的。如拉德布魯赫所言，法在根本上蘊藏著某種「戲劇化的沖突」（Der dramatische Konflikt），內在地包含有一個多樣態的反題，即事實和價值、實然和應然、實在法和自然法、正統法和革命法、自由和秩序、正義和公平、法和寬容之間的對立性[10]。藝術形式（尤其是戲劇）的本質在於闡釋反題（矛盾），它也特別喜歡抓住法或法律現象的內在矛盾性。例如，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和《惡有惡報》等，均極盡曲折而生動再現了「想像的現實」中「法律的故事」之動天哀地的情節，通過安提戈涅、鮑西婭和伊薩貝拉們沖突的命運，揭示出人情與法律、罪孽與寬恕、殘酷與仁慈、冤苦與正義伸張之間的緊張關系和與此相應的復雜而深刻的問題性（Problematik）。[11] 在這里，藝術（美）形象地復述出法律世界中的「眾多獨立而互不融合的聲音和意識紛呈」，使法律的敘事和對話形成「由許多各有充分價值的聲部組成的復調」（米·巴赫金語）[12]。這樣一種新的敘事方式將打破或改變傳統法學理論研究中那種既定的、「獨白式（主調）的」解析問題的態度和方法，使之生成新的商談（Diskurs）或對話的規則，以便在復雜的「疑難案件」（hard case）的辯談中引申出更切合問題性的法律義理。 除了戲劇外，還有另一些藝術（美）形式表明特別適合表達法的矛盾性，這其中包括諷刺作品和漫畫藝術。一個法律人，如果在他目前的職業生涯中不能及時充分認識到其職業中存在的深層的問題性，就不是一個好的稱職的法律人。因此，嚴肅的法律人應當喜歡看待那些用諷刺形式批評其法典的人，應該喜歡那些詩人中的冥思苦想者，因為他們對正義基礎中值得懷疑的人性比較敏感；同時也應該喜歡托爾斯泰，喜歡妥斯托耶夫斯基，或者偉大的司法諷刺家（grosse Karikaturisten der Justiz），這些人既是諷刺家，又是沉思者（Daumier）。 只有對藝術一竅不通的人才會過分陶醉於自己所從事的工作的純粹「專業性質」，每時每刻把自己看作是人類社會最清醒、最理性和最有用的部分，養成偏狹獨斷的職業作風。而法律人的責任，不僅僅是機械精細地、「刻板而冷峻地」操作法律，而且是要把偉大的博愛精神、人文的關懷、美學的原則和正義的情感以專業化的、理性而又藝術的方式表現出來。 正是在此意義上，也可以說，法律人應當同時是工匠和藝人（Kuenstler），是法律藝術的創造者。 （四） 從美學的觀點觀察法律的時候，我們很可能會把一個抽離了一切內容和規定性（Gegebenheit）的「純粹的法」或法的純形式作為法美學的對象物來研究。但事實上，能夠成為審美對象的法均包含一個時間和空間的維度。或者說，法只有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現實地」存在過，它才會被人通過審美意識所經驗和認識。沒有歷史和地域的規定性，沒有現實的人性（民族性）色彩和特定情境（situation）背景的法，或許是可以成為（形而上學）「思」之對象的，但絕不可能成為（法美學）「視」之對象。畢竟，法美學不是關於法律的思辯的哲學，而是研究人對法律之美的感性審視的學問。 「法的時間和空間維度」還包含這樣一層涵義，即我們在歷史上所看到的「法」是具有不同的美學價值和表現形式的。我們不可能以超時間的美學標准來審視歷史上的一切法律，也不能先驗地預設它們的美學意義和價值的同一性。換一個角度說，我們不能籠統地宣稱所謂「一般的法」有什麼樣的美學意義和美學價值，而總是說處在此時此地或彼時彼地的「法」有什麼樣獨特的美學意義、價值或性質。在此，法律的審美態度實際轉換成了一種情境主義（situationalism）的態度。 以這樣的態度來觀察法律，我們總是要謹慎地對待所觀察的法律形成的歷史-文化-地理根源，探究法律演進的隱秘過程，比較不同地域（如東方與西方）和不同時間段（古代、中世紀、近代和現代）的法律的美的特性、表現形態、「式樣」、「風格」等等。或者說，我們對待不同形式的法律（習慣法、成文法）、不同地域的法律（如「東方法」、「西方法」、「大陸法」、「英美法」）、不同時間結構中的法律（古代法、中世紀法、近代法和現代法），所持的審美觀點、方法和態度應當是存有一種情境的差別的。 （五） 法美學若是有生命力的，那麼它就應當更多地從法的表現形式之美的研究中獲得滋養。如果我們懷有維科和格林們那樣的好奇心和感受力，我們將會在浩如煙海的史料、詩歌、古律、判例、話本小說、戲劇和民間傳說等不同文本的解讀中尋找到法的形式美的蹤跡。 在此方面，最令人怦然心動的，可能是探尋維科和格林均描述過的悠遠年代的「詩體法」。這些以詩歌表現的法律，記載著每一個在成長中的民族之生命感受，記載著他們對朦朧的正義、神聖的規則及隱秘的秩序的想像和渴望。在以「輸洛加」（Slokas）詩體寫成的印度《摩奴法典》中，我們甚至讀到了來自遠古「詩化的」醍醐灌頂的智慧[13]。這些充滿著先民驚異、想像和虔誠的詩體法，對我們後來逐漸成熟老化變得精明世故的人類將是值得永遠自我觀照的鏡鑒。它們的魅力會隨著歷史的演進而日益增強。因為我們知道，法律和正義有時必須呈現生動形象的外表，否則人們就看不見它們現實的身影[14]。在這里，生動形象的詩歌之美「調和了它自身的內外界限，調和了規則和自由」[15]。 法律的生動表達，並不只限於詩歌，它們也可能表現為民間俚諺（語）、格言、散文、韻文或繪畫。日本法學家穗積陳重（1855-1926）在其皇皇大著《法律進化論》中提供的鑿鑿之據表明：在東方和西方的法律進化史上，從「無形法」到「成形法」的過渡，其間經歷了「句體法」、「詩體法」、「韻文法」、「繪畫法」和「文字法」諸階段。例如，德意志古法諺簡明勻稱，羅馬法《十二表法》句韻切合，中國太古之「象刑」（繪畫法）栩栩生動，均屬上述法律形式之典型。在穗積氏看來，這些法律表達形式的變化，實際上反映出人類智慧、認知能力的增長和社會力之自覺的發展過程[16]。 此外，歷史上各個時期法官的判決（判例）也是表達法的的審美價值的合適形式。實際上，法律的形式美法則（如法律語言的對稱均衡、邏輯簡潔性和節奏韻律，法律文體的多樣統一，等等）更多地體現在那些獨具個性而又富有審美趣味的法官們的判詞之中。法官們的「優美的」判決所生發的美學價值，決不壓於任何優秀的藝術作品。魯道夫·佐姆（Rudolf Sohm）曾經贊揚塞爾蘇斯（Celsus）的判決才能，說他能夠從個別的案件中抽引出普遍的規則，運用最為簡潔的語言形式；這些形式具有凌空飛動的語詞的沖擊力，令人升華，使人澄明，猶如一道閃電照亮遙遠的風景[17]。也正是出於同樣的審美渴望，美國的卡多佐法官（Benjamin N. Cardozo，1870-1938）也曾說：「除非為了某些充足的理由，我不想通過引入不連貫性、無關聯性和人為的例外來破壞法律結構的對稱性。」[18] 總而言之，句體法、詩體法、韻文法、繪畫法、文字法和優美的判詞等等，這些法的審美素材存在於各個民族的漫長歷史之中，成為亟待探掘的豐富寶藏。法美學應當點燃火光並小心地護衛這光亮，以照亮進出幽暗深處探掘的通道。 （六） 最後要指出的，也許是一種不必要的擔心，即人們可能會把法美學的研究等同於一種法律浪漫主義或法律唯美主義（完美主義）傾向。這里，筆者不擬做過多的討論，只想交代一點：法美學是利用多學科方法、態度求知問學的一種，而法律浪漫主義、唯美主義則屬一種實踐指向的「意蒂牢結」（Ideology，意識形態），兩者存在著根本的差別。法美學研究之旨趣絕不是要服務於這種「意蒂牢結」或與之共謀，恰恰相反，它在本質上是反對任何形式的獨斷主義和唯美主義的法律觀念或法律綱領的。因為，只有認識到「美」的界限的人，才會在法律的理性實踐中做出審慎的判斷和決定，避免唯美主義在實踐上的獨斷專行[19]。 法美學所崇尚的，是一種開放的探索精神，一種不斷探尋未知的態度。如果哲學要奔赴的是一條沒有盡頭的「林中之路」的話，那麼法美學同樣會選擇這條可能「突然斷絕在杳無人跡處」的道路。海德格爾（M. Heidegger）在《詩人哲學家》中道出了問學者「在路上」的心情： 道路與思量， 階梯與言說， 在獨行中發現。 堅忍前行不息， 疑問與欠缺， 在你獨行路上凝聚。[20] ——這，亦當成為一切追求法美學「探險」的學人們的共同志趣。 [1] 《悲劇的誕生：尼采美學文選》，周國平譯，三聯書店1986年版，頁1-108。 [2] Gustav Radbruch, Rechtsphilosophie, S. 205 ff. [3] 按照黑格爾的解釋，法律屬於「客觀精神」，藝術或美學屬於「絕對精神」的感性階段。 [4] Gustav Radbruch, Rechtsphilosophie, S. 206. [5] [意]維科：《新科學》下冊，朱光潛譯，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頁563。 [6] 柏拉圖：《會飲篇》210B-D。參見[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詩學》，陳中梅譯注，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頁262。 [7] 詳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上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頁55以下。比較陳中梅：《柏拉圖詩學和藝術思想 一起看看吧.

『貳』 學習法律知識的體會

最近，我認真學習了我國於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３１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義務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我們知道，長期以來《教師法》雖然存著，但許多侵犯我們教師合法權益的事情時有發生，例如毆打、辱罵、誹謗教師、拖欠工資等等，而我們教師迫於時代和社會的壓力，能夠主動利用這件法律武器去捍衛自己的人卻不多，這說我們明教師只知法、守法是不夠的，還要用法，因為用法也是我們的基本權利之一。我們教師作為一支具有高素質的社會隊伍，學好、用好法律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我們教師必修的一門功課。下面談談我學習《教師法》的一些淺薄的體會。一、更新了自己對法律的認識，清楚的了解到自己的法律地位。以前的我認為教師就是為社會為學生服務的，吃點虧是可以吞下去，現在我不會再這么認為了，因為，每個人都享有一定的權利，「平等」的口號不應是嘴上說說而已，落到實處才擁有意義，否則有法也等於無法了。二、我認識到了我們教師所應盡的責任和義務，《教師法》不僅幫助我們教師得到她們的所得，也讓我們教師有了行為上的准則，只有學習好它才能保證教師享有自己的權利。另外，我也知道了我們教師在享有權利的同時，也應履行一定的義務。在學習了《義務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後，讓我更明確了，作為一名人民教師我該履行的義務和遵守的行為規范。在工作中，嚴格規范自己的思想和行為，全心全意為學生服務，讓學生滿意，家長放心，社會認可，不體罰和變相體罰學生，不諷刺，挖苦，不威脅、責難家長。時刻以教師的道德行為規范來要求自己，不穿奇裝異服，處處「身正為范」。對於後進生，不拔苗助長，不諷刺挖苦，要耐心教育。尊重每一個學生的特點，因材施教。教學不再是簡單的知識灌輸、移植的過程，應當是學習主體(學生)和教育主體(教師，包括環境)交互作用的過程。學生將不再是知識的容器，而是自主知識的習得者。面對知識更新周期日益縮短的時代，我意識到：必須徹底改變過去那種把老師知識的儲藏和傳授給學生的知識比為「一桶水」與「一杯水」的陳舊觀念，而要努力使自己的大腦知識儲量成為一條生生不息的河流，篩濾舊有，活化新知，積淀學養。有句話說的好：「一個教師，不在於他讀了多少書和教了多少年書，而在於他用心讀了多少書和教了多少書。」用心教、創新教與重復教的效果有天淵之別。教書和學習的生活，使我感悟到：教師的人生，還應該有創新精神。年年春草綠，年年草不同。而我們的學生亦是如此，因為人與人之間存在差異，所以教育既要面向全體學生，又要尊重每個學生的個性特點。因材施教的目的是為了調動每一個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主動性，讓每一個學生主動地、活潑地發展。在組織教學中把整體教學、分組教學與個別教學結合起來；在教育過程中，貫徹個別對待的原則，講求一把鑰匙開一把鎖。學生們像一朵朵稚嫩的小花苗兒，但每一顆都有與眾不同的可人之處。因此便更需要我們用不同的方法用愛心去澆灌、呵護。總之，我們會在以後的教育教學中，多學習法律知識，用與我們密切相關的《教師法》、《義務教育法》和《未成年護法》來規范和鞭策自己，在傳授科學文化知識的同時，還要保護學生的身心健康，保障學生合法權益，促進學生在品德、智力、體質等方面全面發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這樣才得以使我們的事業走向輝煌使我們的教育對象健康成長。

『叄』 學習法律知識可得到什麼收獲

增長法律知識有助於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正確行使權力，履行義務。提高自身的能力。

『肆』 求學習法律知識的心得體會（1000字以上）

學習法律心得體會
一種道德觀念，只有通過千萬人的道德實踐，才能蔚成風尚，成為改變社會風貌的強大力量。
知易行難，行重於言。道德實踐是培養良好道德觀念、形成文明道德風尚的根本途徑。只有通過道德實踐，才能把外部的道德教育轉化為每個公民內在的道德品質，才能實現道德認知與道德行為的有機統一。切實開展社會主義榮辱觀的實踐活動，把「八榮八恥」的要求滲透到人們的日常工作生活之中，貫穿到各行各業的生產、經營、管理之中，我們才能使「八榮八恥」變成人們的行為准則和習慣，成為所有社會成員的自覺行動。社會主義榮辱觀的實踐活動只有著眼於基層，使群眾樂於參與、便於參與，富有吸引力、感染力，「八榮八恥」的基本要求才能更加深入人心，內化為人們的道德追求，更加堅定自覺地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造就良好的社會風氣。
開展社會主義榮辱觀的學習實踐活動，重在深入人心，重在聯系實際，重在弘揚正氣。要把工作的著力點放在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社會道德建設中存在的突出問題上，下大氣力進行整治，使文明禮儀、公共秩序、社會服務、城鄉環境、旅遊出行、文化市場、互聯網管理等方面存在的不良風氣有明顯的改善，讓人民群眾切身感受到教育活動的實際成果。要注重發揮規章制度對人們道德行為的激勵約束作用，發揮法律法規對道德建設的保障作用，進一步修訂完善市民公約、鄉規民約、職業規范、學生守則等行為准則以及文明城市、文明村鎮、文明單位等各種評選表彰活動的標准，使「八榮八恥」的基本要求更好地滲透到社會管理之中。用社會主義榮辱觀指導自己的行動，以自己的行動說服群眾，影響群眾，帶動群眾實踐社會主義榮辱觀。
人類文明發展史表明，任何一種道德觀念，要被社會普遍接受和廣泛認同，都需要經歷一個長期的潛移默化的過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實踐和傳承。要使「八榮八恥」真正深入人心，既要有集中深入的宣傳教育，更要靠廣泛長期的社會實踐。讓我們行動起來，從身邊做起，從自己做起，從點滴做起，讓十三億人民鍥而不舍的實踐，造就一個「知榮辱、講正氣、樹新風、促和諧」的文明風尚，培育出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

『伍』 求一篇關於學習法律知識的收獲800字

通過近期的學習，我收抄獲很多，能夠對我國法律制度建設的現狀有一個客觀清醒的認識。體會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我覺得對法律知識的學習貴在堅持，我們應該注意時時刻刻學習法律，不要等要用法律的時候才意識到自己法律知識不足，出現那種書到用時方恨少的尷尬局面。第二：我們學法的目的是為了懂法，而懂法的目的就是為了學會用法。這就需要我們領會法的實質，理解法的內涵精髓。我覺得在學習法律的時候，完全可以聯系自身實際，結合自身體會，加以通讀、領會和貫穿。雖然有些法律條文不需要一字不落的背下來，但是個中脈絡要領會清楚。同時還需要我們日常生活中多聽多看、多觀察、多積累。第三，就是：學法重要，普法更重要！在現實生活中，有很多不懂法的人，例如有的人明明自身的權利受到了侵犯，卻不懂的用法來保護自己，只得忍氣吞聲，影響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還有的人意氣用事，感情為先，觸犯了法律還振振有詞；更有甚者，視法律為兒戲，肆意踐踏。這就要求我們每一個人應該從自身做起，利用自己學法所擁有的知識向他人宣傳，引導他人自覺學習法律，只有人人都懂法，社會主義社會才會沿著和諧社會的道路更快更健康的發展
希望採納

『陸』 學習法律知識感想

通過對法律基礎的學習，我首先明確了曾經模糊不清的法律的基本概念，也了解了法律的適用范圍，最重要的是，通過對一些具體法律的學習，加之穿插其中的生動的案例分析，讓我真切的感受到法律對維護社會的正常穩定所起到的貢獻，也了解了法律究竟是如何最大限度的維持公平、公正的原則。同時，我也發現原來在日常生活的很多細枝末節的地方，都存在著法律。在對諸多法律內容的學習中，給我印象深刻的，同時也是比較復雜的，應該算是《繼承法》了，盡管在學習繼承法，進行案例分析的過程中，課堂上時時刻刻都在「死人」，給人感覺有點「詭異」，但是繼承法對遺產進行公平 分割的辦法，的確讓人我了解了不少以前完全不懂的東西，真是受益匪淺。
不過，通過對法律基礎的學習，我也感受到我國的法律機制還不夠完 善，很多事情還沒有上升到「法律」的層面上來。比如，前幾天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的大學生結婚問題，就是因為法律制定過程中，存在不完善之處造成的。其實在法律中對大學生這個特殊的群體能否在上學期間結婚做一個特殊規定完全是舉手之勞，但是就因為當初立法的時候沒有進行全面、周到地考慮，造成了如今的法律漏洞，以至於產生了學生不服學校「校規」，提出起訴的事情。和一些發達國家相比——例如新加坡把滅蚊、在公共場所不允許咀嚼口香糖這種「小事」都寫入法律，我國的法律體制和法律法規涉及面還十分狹窄，只有一些比較「大」的事情被寫入了法律。
總之，通過這個學期的法律基礎學習，我對我國的法律有了一個基本的了解，對一些比較重要的法律知識有了一個概念上的認識。這對我將來越來越頻繁的與社會的接觸將是一個極大的幫助，至少，我知道如何使用法律的武器來保護自己的應有權益。
進入大學以來，我也算見識了不少大學的課程，可惜的是有些課程等到將來我們走出校園以後就再也不會用到，至少我們專業的同學沒人打算將來從事如今專業所學的工作，所以如今學的那些專業課，將來能用上多少，都是一個未知數，學起來有些「浪費感情」，還有些我個人比較偏激的認為完全沒有用處的課程，更是給人「雞肋」的感覺——學之無用，棄之沒分。不過，法律基礎課到是為數不多的幾門讓我和同學們都覺得對將來進入社會後很有幫助的 「實用」課程之一。

『柒』 學習法律知識的心得體會800字 急！

在我國，未成年人犯罪通常是指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實施的刑法和有關刑事法律所規定的犯罪行為。2001年「四五」普法啟動時,中央電視台和司法部在網上做過一個調查，以了解社會對一些法律問題的關注情況。後來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在調查所列出的10個法律問題中最為人們所關心的就是未成年人犯罪問題。從這項調查看，未成年人犯罪問題已經成為社會關注程度最高的問題之一。[1]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現狀和特點
（一）從犯罪主體來說，未成年人犯罪日益向低齡化方向發展。由於發育年齡提前和頻繁接受不良文化影響等原因，20世紀90年代以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初始年齡比20世紀70年代提前了2至3歲。近年來，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實施殺人、強奸、搶劫等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行為日益增多。[2]
（二）從犯罪手段來說未成年人罪犯作案的手段呈現兇殘化和智能化。所謂兇殘化是指未成年人在作案時，不計後果、殘無人道，在犯罪過程中，對被害人沒有絲毫同情憐憫之心，有的殘害被害人肢體，有的為消滅證據而滅口。所謂智能化，一是指未成年人在犯罪中使用的工具越來越先進。例如在通訊工具上使用手機、對講機等，在代步工具上使用摩托車甚至小轎車。二是實施高科技犯罪未成年人越來越多的採用一些現代化的技術和手段進行犯罪，例如網路犯罪等。三是未成年人反偵察能力不斷增強，實施犯罪之前精心部署，作案後偽造現場，毀滅、轉移證據。
（三）從犯罪類型來說，暴力犯罪、財產犯罪和性犯罪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形式。並且暴力犯罪日益突出，不斷向著嚴重化達到方向發展。根據公安部相關統計數字，1997年我國未成年人犯罪類型比例如下：搶劫佔46.3%；搶奪佔23%；盜竊佔6.6%；強奸佔4.8%。[3]
（四）從犯罪的組織形式來說，團伙犯罪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形式。目前，未成年人犯罪中已有70%是團伙犯罪。[4] 由於未成年人缺乏足夠的體力、智力、膽量和經驗，單獨作案往往難以成功，結成團伙可以互相壯膽，減少作案阻力，使犯罪易於得逞。當前，有的未成年人犯罪團伙擁有嚴密的組織系統、作案紀律和防偵破措施，已經形成黑社會組織的雛形。這種團伙如果被不法人員掌握和控制或隨著團伙骨幹成員年齡的增長，將會演化為帶有黑社會性質的有組織的專業化犯罪集團，對社會危害性具有倍乘效應。
二、關於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分析
任何現象的產生和存在都有其特定的原因和條件。作為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未成年人犯罪也不例外。制約和決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多種多樣，錯綜復雜。因此為了探究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有必要運用多種學科作為工具進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下面是從心理學和社會學的角度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進行的分析。
（一）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心理學分析
一切犯罪行為都是在一定的心理支配下進行的。未成年人雖然心理尚未成熟，但他們的犯罪行為也是受心理支配的。為什麼未成年人犯罪具有顯著區別於成年人犯罪的特點？這是與作為犯罪主體的未成年人在這一特定年齡階段下所固有的生理和心理特點分不開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存在於一切事物發展的過程中。由於未成年時期的年齡特點所形成的矛盾也是貫穿未成年人成長的全過程的，雖然這些矛盾與未成年人犯罪行為的產生並無必然的聯系，但是如果這些矛盾得不到合理的解決，很可能成為未成年人犯罪的動因。
1.未成年人身心矛盾
（1）精力過剩與調節能力低的矛盾
未成年人生理機能迅速發育，使他們的活動量增大，日常學習生活之餘仍有大量過剩的精力和體力，但是由於他們心理水平的提高相對緩慢，缺乏足夠的調節和控制過剩精力的能力。因此，過剩的精力常常用之不當，在外界不良因素的影響下，往往將過剩的精力用於搶劫、強奸等暴力性的犯罪活動中。
（2）興奮性高和控制力低的矛盾
由於未成年人腺體的發育，內分泌非常旺盛，大腦常常處於興奮的狀態，導致他們的情緒興奮性高容易沖動，但是由於他們的大腦皮質尚未成熟，自我控制能力欠缺，容易出現沖動性和情景性犯罪。
（3）性機能發育成熟和道德觀念缺乏的矛盾
未成年時期，性機能逐漸發育成熟，從而產生強烈的性意識，有接觸異性的需求，有了性的慾望和沖動。然而，他們又缺乏組建家庭和負擔家庭的法律道德責任和經濟能力，從而產生了生物性和社會性的矛盾。如果，這一時期的未成年人不能正確處理好這對矛盾，那麼就不可能正確對待兩性關系，就有可能放縱自己，對自己的行為不加約束控制，從而強化這對矛盾，導致性方面的違法犯罪。例如，有的未成年人在色情、淫穢製品的刺激下，為了發泄生理沖動，不惜實施強奸、輪奸等性犯罪；或者為了嫖娼而不惜實施搶劫、盜竊、詐騙等財產性犯罪。
2.未成年人個性心理結構內部的矛盾
（1）孤獨感和強烈的交往需要的矛盾
現在，未成年人的生理成熟年齡普遍提前, 生理上的突飛猛進，尤其是性器官的發育成熟，使他們的性意識、性沖動，性體驗等接踵而至，這給他們帶來了種種困惑或疑慮，產生各種神秘不安的復雜心理。與此同時，他們的心理成熟卻明顯滯後。他們沒有足夠的知識和經驗來為因生理成熟產生的種種困惑解難釋疑，無法合理地為自己減輕心理的重負。隨著他們年齡的增長，成人感逐漸增強，對於內心的困惑和疑慮不願輕易向他們吐露，於是表現出明顯的心理閉鎖。未成年人處於這種自我封閉之中在心理上與成年人產生隔閡，不願相互交流思想、感情，因而產生孤獨感。但是這種孤獨感並不是他們所希望的，他們渴望被人理解，希望與人交往，希望在人際交往中有一定的地位，希望能在同齡人中出類撥萃，以維護自尊。因而人際交往的需要較為強烈，這種在心理上既感到孤獨，又渴望交往的矛盾，可能使青少年陷於苦惱的境地。他們不願與父母老師溝通，卻希望與同齡夥伴拉幫結伙，有的甚至離家出走，出外尋找「友誼」。由於他們的社會閱歷少，認知狹窄、片面，分不清是非美醜，在復雜的社會生活中，容易被人引誘，上當受騙，稀里糊塗地就加入犯罪團伙，不知不覺地就走上犯罪道路。
（2）好奇心強和辨別是非能力低的矛盾
未成年人對一切感到新奇，對自己不了解的現象，不理解的問題都表現出十分強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慾，但由於他們社會經驗不足，認識能力尚未發展成熟，對許多社會現象和科學的准則還沒有自己定型的見解和觀點，容易受暗示而模仿，自覺不自覺地受一些不良因素地影響，看問題時以偏概全、固執己見，自己認為正確符合自己興趣愛好的知識就不加考慮的片面接受，以致受到不良的社會風氣和一些宣揚暴力、色情的不良亞文化的影響而走上犯罪道路。
（3）獨立性和依賴性的矛盾
隨著成人感的產生和增強，未成年人對自己估計過高強烈要求獨立自主，想從心理上改變過去依賴成年人和受人監護的狀態，即取得與成年人相同的地位，離開父母的管束，完全獨立。但是，由於他們沒有經濟來源，且社會生活經驗欠缺，不能適應錯綜復雜的社會，因此未成年人在生活上還要依賴於父母，在社會上還要依賴成年人。這種在心理上想獨立，而實際生活中又不得不依賴父母的矛盾可能激發子女與父母之間的沖突，加大代溝的裂痕。在現實社會中，有的因對父母的嚴格管束十分不滿而產生強烈的逆反心理和報復心理，進而實施家庭暴力，甚至出現了弒親現象。
（4）強烈的情緒沖動和理智控制較弱的矛盾
未成年時期，情緒的興奮性高，情緒的波動性大，具有極大的沖動性，既表現為熱情活潑，又易急躁，激動，好感情用事。有時，當個人需要受到限制而不能得到滿足時，就會產生挫折感，進而產生強烈的不滿情緒。這時理智的控制能力卻顯得無能為力，為滿足自己的需要而不計後果採取簡單粗暴的方法向有關當事人或無辜群眾實施攻擊行為，進行報復。
（5）自我意識的矛盾
自我意識是指個體對自己已經形成的心理特點和正在發生進行的全部心理活動的認識，以及自己與外界事物相互聯系的認識。未成年人由於獨立性意向的發展，開始將對外界及外界事物與自己的關系的關注轉變為對自己心理活動的關注。這樣自己既是觀察者，同時又是被自己觀察的被觀察者，自我意識被分成兩個處於不同地位的部分：前者為理想的自我；後者為現實的自我。一般來說，現實的自我總是落後於理想的自我這樣一來，二者的不一致便產生了自我意識的矛盾.未成年人自我意識的矛盾通常表現為兩種類型：一種是過高的自我評價，另一種則是過低的自我評價。過高或過低的自我評價往往導致個體自我意識確立過程中的過分自負或過分自卑這兩大心理缺陷。
①過低的自我評價。處於這種意識狀態的未成年人，在把理想的自我與現實的自我進行比較時，對理想的自我期望較高，又無法達到，對現實的自我不滿意，又無法改進。他們在心理上的一個特徵就是自我排斥。由於在成長過程中，理想的自我與現實的自我的距離過大所導致的自我矛盾沖突，他們往往會產生否定自己、拒絕接納自我的心理傾向。這類未成年人往往降低人的社會需求水平，對自我過分懷疑，壓抑自我的積極性，並可能引發嚴重的挫折感和內心沖突。他們的心理體驗常伴隨較多的自卑感、盲目性、自信心喪失和情緒消沉、意志薄弱、孤僻、抑鬱等現象，尤其是面對新的環境、挫折和重大生活事件時，常常會產生過激行為，釀成悲劇。近幾年來發生的未成年人暴力事件中相當一部分就是由此類心理問題所導致的。
②過高的自我評價。這是一種與過低的自我評價相對立的自我意識狀態。在這種自我概念的支配下，個體往往擴大現實的自我，形成錯誤的不切實際的理想的自我，並認為理想的自我可以輕易實現。這種類型的未成年人往往盲目樂觀，以我為中心、自以為是，不易被周圍環境和他人所接受與認可，容易引起別人的反感和不滿。因此極易遭受失敗和內心沖突，產生嚴重的挫折感，導致苦悶、自卑、自我放棄。有時會引發過激行為和反社會行為。
（二）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社會學分析
未成年時期是每個人都必須經歷的人生階段。因此，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徵本身並不是決定犯罪發生的必然原因。但是，由於這一特定年齡階段身心發展的不成熟性、不穩定性，使得他們極易在社會化過程中接受錯誤、消極的影響，進而產生形成犯罪心理、實施犯罪行為的可能性。未成年人的犯罪心理的形成要經歷一個不完全社會化或者錯誤社會化的過程，這是一個由量的積累到質的飛躍的過程。未成年人的社會化主要是在家庭、學校等直接生活的微觀社會環境中實現的。
1.家庭的不良影響
家庭作為社會的細胞，是未成年人一生中經歷的第一個場所，是他們社會化過程的起點。在未成年人社會化過程中，家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不良家庭環境對未成年人不健全人格的形成具有原發性的影響。
（1）家庭結構有缺陷
家庭的殘缺，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催化劑」。夫妻關系是家庭存在的基礎，當夫妻雙方感情破裂，或者因為離婚、死亡、服刑以及其他原因失去了夫妻中的一方或雙方時，致使家庭結構的完整性遭到破壞。在這種家庭中，尤其是失去丈夫的家庭，家庭收入減少，生活水平下降，教育子女的責任就落到了妻子一方，再加上家務勞動的壓力、時間、精力等的限制，疏於管理和教育，極易導致未成年人放任自流，誤入歧途。另外，由於家庭結構不完整，導致家庭成員間的情感交流失衡，人際關系冷漠，未成年人很容易形成孤僻、冷漠、自卑等不良性格特點和反叛心理。他們在家裡得不到愛和精神生活的滿足，往往會向外尋求精神支持和寄託。這樣，由於他們心理尚未成熟，社會經驗不足，在不良環境的影響和壞人的教唆、引誘下，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
（2）家庭教養方式不當
家庭的教養方式直接關繫到教育的成敗。一些家長沒有遵循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徵和成長規律，造成教養方式不當，導致未成年人犯罪的一個很直接的、很重要的原因。據廣東省少管所反映，在該所服刑的少年犯中有80%和家庭教養方式不當有關。[5]家庭教養方式不當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①嬌寵、溺愛
現在的家庭獨生子女率在逐年升高，就是因為家庭只有一個孩子，家長往往對子女採取的是一種百依百順、即使子女犯了錯誤也對其包庇的態度，使孩子從小養成了自私任性、好逸惡勞、驕橫霸道、自我中心的不良性格和行為習慣。這種未成年人進入社會後，當他們的個人利益和需要不能在正常的范圍內得到滿足時，很可能不顧社會道德、法律規范，從而發生違法犯罪行為。
②簡單粗暴
與溺愛正相反，有些家長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這些家長發現孩子犯了錯誤後，無視子女正常的自尊和獨立的人格，對他們動輒打罵。一方面，家長的舉動給子女提供了學習模仿的榜樣，很容易使他們形成殘忍、粗暴、好鬥的性格，形成把暴力作為解決問題的方式的觀念。另一方面，引發、強化了子女的逆反心理，造成子女和父母感情破裂，形成情緒對立、互不信任的局面。他們在心理上視父母為敵，離家出走，流落到社會去找小兄弟取得「同情」、「溫暖」，有的在別有用心的教唆犯的引誘、威脅下，墮落成罪犯。
③放任自流
父母放棄了教育子女的責任，對子女的一切行為舉止採取不加干涉的態度，放任自流。在這種家庭里成長起來的孩子，極易形成冷酷的、自傲、自狂、目空一切、自以為事、玩世不恭的不良性格。他們在父母的放任下過早的走向社會，由於缺乏父母的指導和監督，並且自身認知水平不高，缺乏正確辨別是非、善惡的能力，在社會上各種不良因素的誘導和影響下，很容易形成犯罪心理，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
④期望過高
現在，很多家庭都是獨生子女，家長對孩子傾注了全部的愛，同時也對子女的學習成績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子女盡最大的努力也難以達到，這時孩子就產生極大的心理壓力，甚至焦慮不安，產生了逃避和逆反心理。當這些壓力超過了他們的承受能力時，在逃避和逆反心理的支配下很可能會離家出走，以至誤入歧途；有的甚至做出弒親等過激行為。
⑤缺乏情感溝通
有的父母整天忙於工作或生意或只注重對子女的物質需求的滿足，而忽視了與子女的主動溝通，再加上未成年人心理上閉鎖性，造成子女和父母缺少情感溝通，子女心理上的迷惘和疑惑得不到父母的及時指點，內心的慾望和需求得不到滿足，現實的心理無以宣洩，心理上得不到慰藉，久而久之，心理問題積重難返，進而形成抑鬱、敏感多疑、易怒、冷漠、孤僻、缺乏責任感和同情心等心理障礙和人格缺陷，由於他們自我控制能力不足，在外界不良因素的刺激下，很容易實施暴力犯罪。
（3）父母行為不良
家庭中的社會化很多都是在無形中進行的，父母的言談舉止、態度等對未成年人發生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另外，未成年人好奇心強，可塑性大，善於模仿，但其分辨是非、控制自己意志的能力較弱。所以父母有賭博、酗酒、盜竊、賣淫、嫖娼等不良行為，都會給子女以暗示的影響，並使他們模仿大人的不良行為行事，在其心靈中孕育下違法犯罪的種子。
（4）家庭氣氛不和睦
（5）家庭過於貧困
由於父母的工作壓力較大或者父母雙方都下崗，家庭條件過於貧困，容易使孩子在同齡人中產生自卑感，很容易形成孤僻、內向的性格和敵視社會的心理，為了滿足自己從家庭中無法得到的物質慾望，往往鋌而走險。家庭居住的環境和周邊條件不良，周邊人員的職業道德素質、治安管理、文明程度等都是影響孩子成長的因素，孩子容易受周圍不良青年的影響，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
2.學校教育的缺失
學校也是未成年人社會化的重要場所。良好的學校教育，可以對家庭教育的不良影響起到彌補和矯正的作用，幫助未成年人抵制和消除不良社會因素的影響。但是，學校教育還存在某些不盡如人意的缺陷和失誤，不利於未成年人的社會化，對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
（1）忽視思想品德教育
由於在教育觀念上片面強調智育的重要性，學校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對學生思想品德的教育和培養，即使有這方面的教育也往往是方法簡單、陳舊或是流於形式，而且內容空洞、脫離實際，對學生缺乏吸引力，再加上在教師隊伍中，確實有一些素質差，職業道德低下的人。一種是課堂上可以講些大道理、道貌岸然，一離開課堂卻完全是另一個樣子。這樣就更加削弱了教育的權威性，甚至引起學生的逆反心理和對抗情緒，這樣就很容易使成長中的未成年人排斥主流文化，而對不良亞文化產生認同，進而在不良亞文化的吸引和感召下，形成不良亞文化群體與主流文化相對抗，經過相互感染和認同，最後墮落為未成年人犯罪團伙。再一類是在一些學校中，成績好的是好學生，成績差的就是壞學生，並以此為依據，人為的把學生分成重點班和非重點班，使得學生的自尊心受到極大的挫傷，失去了進取心和自信心，造成了一些學生的厭學、輟學，流失到社會上形成不良群體，無所事事，在壞人的教唆下，很容易墮落為犯罪團伙，進行違法犯罪活動。另外，未成年人在心理發育和人格形成的過程中，缺乏應有的道德引導和培養，很不利於他們形成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對社會上的各種消極因素的「免疫力」極低，在外界誘因的作用下，極易產生犯罪心理，走上違法犯罪道路。
（2）法制教育效果不佳
目前，學校法制教育落後，效果不佳，造成學生法制觀念淡薄也是導致未成年人犯罪的一個重要原因。法制教育課老師基本上是非法律專業畢業生，而且多數由政治老師兼任，這樣就不可避免地出現解釋法律知識准確程度不高的問題，上課也只是為了應付考試而讓學生死記硬背。另外，法制教育也只是停留在法律知識的傳授上，不能使學生形成與法律規范的要求相適應的價值觀，不能使法律規范的要求內化為學生自己的需要和行為，不能使學生用法律規范約束自己的行為、形成守法的行為習慣，沒有收到預防犯罪的效果，反而讓一部分學生由於了解法律規定而鑽法律的空子，心懷僥幸，而走上犯罪道路。
（3）青春期性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滯後
目前，學校的青春期性教育基本上仍是空白。而未成年人的青春期基本上都是在學校期間度過的，未成年人進入青春期後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開始對性有所感知，性意識處於從萌芽到日漸明確和成熟的階段，他們對性的理解具有模糊性，但是由於獲得正確性知識和性教育的渠道不暢通，得不到及時、正確的指導，使得他們在性知識上表現為愚昧無知，於是，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他們把探索的目光投向了色情網站及淫穢音像製品等。由於生理和心理方面的成熟不同步，以及道德法制觀念的淡薄，在外界的刺激下，加上他們自我控制能力不強，往往會出現越軌行為。
未成年時期面臨著心理矛盾沖突的急劇發展和緊張繁重的學習負擔及家長望子成龍所造成的巨大壓力，這使得他們在學習和生活中產生了各種心理困惑、心理失衡甚至心理疾病。但是，由於目前的學校教育中，忽視心理健康教育 ，沒有開設專門的心理課程，只是將心理教育的內容納入思想品德教育中，這使得學生的心理問題得不到及時的解答和引導而更加嚴重。當他們不能承受時，很可能走向極端，通過暴力等方式宣洩出來，造成暴力、強奸等犯罪。
3.同齡群體不良交往的影響
馬克思說過：「一個人的發展,取決於和他直接或間接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發展。」[7] 同齡人的相互交往在未成年人的社會化過程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極少數未成年人之所以走上違法犯罪道路，並惡性發展，是與其未成年同齡群體的不良交往息息相關的。團伙犯罪一直在未成年人犯罪中佔有很高的比例。不良交往往往是未成年人走上團伙犯罪道路的起點。一些被家庭和學校排斥和拋棄的不良少年，在不良亞文化的吸引和感召下，由於相同的感受聚集起來，通過不健康的娛樂、游盪、交談等方式形成不良交往的亞文化群體。法國犯罪學家塔爾德（Gabriel Tarade）在其專著《模仿規律》（Laws of Imitation）中指出：「模仿的程度，和人與人的距離成正比。關系密切的人，越彼此模仿，即發生模仿的可能性和模仿的強度越大。」[8]他們通過密切的接觸、相互觀察和模仿，使得原有的錯誤的社會意識、不良的個性品質和行為習慣得到強化。美國「犯罪學之父」薩瑟蘭（Sutherlabd）認為：「犯罪是在交往過程中，通過與他人的相互作用習得的。對犯罪行為學習的主要部分發生在親密的群體中。這種群體的主要成員是犯罪人所熟悉的夥伴、朋友等。犯罪學習的主要內容包括兩項內容：一是犯罪的技術；二是犯罪動機、驅動力、合理化和態度等特定方向。」[9]這樣，他們經過犯罪的學習，初步具備了實施犯罪的條件，通過違法嘗試，加速下滑，淪落為犯罪團伙。未成年人犯罪團伙，以其獨特的行為方式，如暴力、搶劫等與社會對抗，社會危害性極大。
4.文化市場的失控
由於文化市場的失控，不良文化泛濫已經成為未成年人犯罪的直接誘因。各種充斥著暴力、色情淫穢內容的音像製品及網路游戲等等未成年人產生了不可忽視的腐蝕作用。美國學者班杜拉（Banra）認為：「電影、電視常常生動地描繪暴力的畫面，並且劇中的暴力被說成一種可以接受的行為，它甚至反映了一種英雄氣概，那些嫻於暴力的英雄從未因此而受到法律或社會的制裁。由此，人們將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暴力的價值觀和行為規范，用於處理日常事務或人際關系。」[10]未成年人處於求知和學習的人生階段，其主要的行為方式和行為的習得方式就是模仿。這樣，媒體上大量的暴力渲染成為他們模仿的對象。耳濡目染，久而久之，一部分未成年人在性格上表現出極強的攻擊性，並且殘忍、好鬥。遇事，頭腦簡單，很容易把暴力作為解決問題的方式，導致暴力犯罪。另外，一部分影視、紀實作品為吸引觀眾，對黑社會性質、惡勢力團伙犯罪信息進行大量報道，對犯罪動機、作案過程進行過分詳細的描述。這給一些善於模仿的有劣跡的未成年人提供了模仿、學習的條件，他們不僅學會了作案手段，還學會了反偵察，反審訊的伎倆，成為了犯罪的「高手」、「專家」。未成年人性器官開始發育、性機能逐步成熟，生理結構的明顯變化引發了心理上的變化，好奇心增強，對自身的生理變化有著強烈的神秘感和好奇心 ，特別是對於與生理變化有關的信息有著更加濃厚的興趣。媒體中的色情內容，正切合了未成年人的這些特徵，滿足了他們的生理和心理需要。一些未成年人，由於自我控制能力差，抵擋不住誘惑，抑制不住生理和心理躁動，便產生嘗試的念頭，很可能誘發強奸等性犯罪的發生。
另外，沉溺於上網也是誘發未成年人犯罪的一個原因。據《北京青年報》報道：北京海淀檢察院近期對海淀看守所在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調查發現：73名有上網經歷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中，39人承認自己走上違法犯罪道路因上網引起或與上網有關，佔53.4%。[11] 網路中通過互發電子郵件或聊天、在線游戲等手段進行交往，可以向對方隱瞞真實身份、年齡甚至性別等特徵。由於網路本身的這種隱蔽性，上網便成了很多處於心理閉鎖期的未成年人緩解內心緊張、釋放內心積郁的理想選擇。網路游戲、網路聊天過程中，虛擬的人物可以不受法律和道德的規范，未成年人的心理隨意性被無限放大。在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發生矛盾時他們往往難以協調，這種狀況如果得不到及時、正確的糾正和引導，就有可能導致未成年人為了滿足自我需要而不擇手段地侵犯他人的利益。有些未成年人長期痴迷於網路，由於他們沒有經濟來源，為了支付高昂的上網費用，很可能實施搶劫、盜竊等財產性犯罪。

『捌』 法律知識課的心得體會有哪些

通過近期的學習，我收獲很多，能夠對我國法律制度建設的現狀有一個客專觀清醒的屬認識。體會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我覺得對法律知識的學習貴在堅持，我們應該注意時時刻刻學習法律，不要等要用法律的時候才意識到自己法律知識不足，出現那種書到用時方恨少的尷尬局面。
第二：我們學法的目的是為了懂法，而懂法的目的就是為了學會用法。這就需要我們領會法的實質，理解法的內涵精髓。我覺得在學習法律的時候，完全可以聯系自身實際，結合自身體會，加以通讀、領會和貫穿。雖然有些法律條文不需要一字不落的背下來，但是個中脈絡要領會清楚。同時還需要我們日常生活中多聽多看、多觀察、多積累。
第三，就是：學法重要，普法更重要！在現實生活中，有很多不懂法的人，例如有的人明明自身的權利受到了侵犯，卻不懂的用法來保護自己，只得忍氣吞聲，影響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還有的人意氣用事，感情為先，觸犯了法律還振振有詞；更有甚者，視法律為兒戲，肆意踐踏。這就要求我們每一個人應該從自身做起，利用自己學法所擁有的知識向他人宣傳，引導他人自覺學習法律，只有人人都懂法，社會主義社會才會沿著和諧社會的道路更快更健康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