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古代稅收的法律責任

Ⅰ 稅收法律責任的主要形式包括哪些

稅收法律責任，是指稅收法律關系的主體因違反稅收法律制度的行為所引起的不利法律的後果，分為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兩種。

行政法律責任

稅法中的行政法律責任是行政違法引起的，用以調整和維護行政法律關系，具有一定的懲罰性。對於納稅主體而言，其行政法律責任形式主要是行政處罰。對於征稅主體而言，稅務機關承擔的行政法律責任，主要有行政賠償責任和撤銷違法決定等，稅務機關工作人員承擔的行政法律責任主要是行政處分。

行政處罰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

（1）責令限期改正。這是稅務機關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所規定義務的當事人的譴責和申誡。主要是起到教育的作用，有一定的處罰作用，為稅收法律、法規廣泛採用。

（2）罰款。罰款是對違反稅收法律、法規，不履行法定義務的當事人的一種經濟上的處罰。由於罰款既不影響被處罰人的人身自由及其合法活動，又能起到對違法行為的懲戒作用。因而是稅務行政處罰中應用最廣泛的 一種。因此，運用這一處罰形式必須依法行使，嚴格遵循法律、法規規定的數額、限度、許可權、程序及形式。

（3）沒收財產。沒收財產是對行政管理相對一方當事人的財產權予以剝奪的處罰。有兩種情況：一是對相對人非法所得的財物沒收。二是財物雖系相對人所有，但是其用於非法活動。

（4）收繳未用發票和暫停供應發票。

（5）停止出口退稅權。

刑事責任

刑事責任是對違反稅法行為情節嚴重，已構成犯罪的當事人或直接責任人所給予的刑事制裁。追究刑事責任以稅務違法行為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為前提。經濟責任和行政責任通常是由稅務機關依法追究的，而刑事責任則是由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是稅收法律責任中最嚴厲的一種制裁措施。

刑法規定稅務刑事處罰分為五種主刑（即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和管制）和三種附加刑（即罰金、剝奪政治權利和沒收財產）。

Ⅱ 中國歷代稅收制度

我國賦稅始於夏代，「夏後氏五十而貢」。即以五十畝地為計量單位，並取其平均值地十分之一，作為向國家繳納的貢賦。
西周實行井田制，土地分賜給各級貴族，但只有享用權而無所有權，所以不準轉讓和買賣。國家將方里土地按井字形劃為九區，中一區為公田，餘八區為私田分授八夫；公田由八夫助耕，收獲全部繳給領主。
春秋戰國時期魯國實行「初稅畝」， 不分公田、私田，凡佔有土地者均須按畝交納土地稅。初稅畝是我國古代賦稅制度的第一次重大改革，它廢除了按勞力計征的力役地租制，確立了以田畝計征的實物地租制。
秦除按地收租外，還論戶取賦，也就是所謂的口賦，即人頭稅。
漢朝時期，國家把農民編為戶籍，作為徵收賦稅徭役的根據。農民是國家賦稅的主要承受者，農民的賦稅有四項：田租（土地稅）、算賦和口賦（人頭稅）、徭役、兵役。漢初統治者吸取秦亡教訓，輕徭薄賦，但是漢朝田租輕而人頭稅重。漢高祖實行十五稅一，文帝時實行三十稅一，東漢光武帝把田租恢復到三十稅一。
唐朝的租庸調稅制是對唐朝以前我國兩千多年來各朝代所實行的實物稅的總結。租庸調制的內容是：丁男每年向國家交粟二石，稱作租；交納絹二丈、綿三兩或布麻，稱作調。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稱作庸（服役發展為可納絹代役）。租庸調制是以均田制的推行為前提的，均田制規定每個成丁的農民都受田一百畝，因此國家徵收租庸調時只問丁身，不問財產。（以上按人丁為主，以下以田畝為主）
均田制後遭破壞，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採納宰相楊炎的建議，始改行兩稅法。根據財政支出定出總稅額，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數額，向當地人民徵收。兩稅法變租庸調以人丁為徵收賦稅標準的原則為以財產、主要是土地為徵收標準的原則，合並為戶稅和地稅。（征稅時間逐漸固定）
宋仍沿襲唐兩稅法，王安石實行方田均稅清丈土地，符合公平稅負原則。
元朝田賦法的不統一，北方仿行唐租庸調法，江南仿唐兩稅法。
明代初行兩稅法，自嘉靖十年起，推行"一條鞭法"的賦役改革，將各種賦役盡可能歸並為幾項貨幣稅，以徵收貨幣代替徵收實物和征發差役。這是中國古代賦役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但沒能徹底實行。（實物地租為主逐漸趨向於以貨幣地租為主）
清初則繼承明制，繼續實行一條鞭法，但丁銀和田賦仍是兩個稅目。雍正年間，實行「攤丁入畝」。 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數作為徵收丁稅的固定丁稅總額，以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第二步實行地丁合一，將丁銀攤入田畝，徵收統一的地丁銀。「攤丁入畝」的實行完成了賦役合並，取消了征稅的雙重標准。人頭稅基本廢除。
PS. 稅法有其發展趨勢，但也不斷反復。像唐朝時的『兩稅法』、明朝時的『一條鞭法』、清代時的『攤丁入畝』等等。每次稅費改革，將前面濫征的各種攤派與附加，與正稅合在一起一並徵收。然而改革之後，漸漸政府忘記了這一並徵收的賦稅，本身已經包含了攤派和附加，再次另行攤派。結果是改一次，賦稅增加一回。這就是所謂的歷史上有名的『黃宗羲定律』。

Ⅲ 中國古代稅收發展規律

中國古代賦稅制度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變化調整,結合有關史實歸納變化的規律,並分析變化的原因.
規律:
①收稅標准從以人丁為主逐步向以土地為主轉變,以兩稅法為標志;
②賦稅由以實物為主逐步向以貨幣為主轉變,以明朝一條鞭法為主要標志;
③賦稅徵收種類由繁雜向簡單轉變,以明朝一條鞭法為標志;
④征稅時間由不定時逐漸發展為基本定時,以兩稅法為標志;
⑤農民由必須服一定時間的徭役和兵役發展為可以代役,以隋唐時期的"庸"制為標志;
⑥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品稅逐漸加重。
變化原因 :
①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發展;
②農民的反抗斗爭;
③統治者順應形勢,調整統治政策

Ⅳ 中國現行的稅收基本法律，法規和規章有哪些

參考來時間： 2011年收集的。

中國現行自的稅收基本法律、法規和規章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1993年12月13日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134號發布，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2008
年11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538號修訂並公布，自 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1993年12月25 日財政部文件（93)財法字第38號發布，2011年10月28日中華
人民共和國財政部令第65號第二次修改並公布。

《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稅暫行條例》，1993年12月13日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135號發布，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2008
年11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539號修訂並公布，自 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1993年12月25 日財政部文件（93)財法字第39號發布，2008年12月15日中華
人民共和國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令第51號修訂並公布。

《中華人民共和國車輛購置稅暫行條例》，2000年10月2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294號公布，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

Ⅳ CTA中稅收法律責任的不轉嫁性介紹一下

稅務代理關系的建立並不改變納稅人、扣繳義務人對其本身所固有的稅收法律版責任的承擔。在代理權過程中產生的稅收法律責任，無論出自納稅人、扣繳義務人的原因，還是由於注冊稅務師的原因，其承擔者均應為納稅人或扣繳義務人。
但是這種法律責任的不轉嫁性，並不意味著注冊稅務師在執業過程中可以對納稅人、扣繳義務人的權益不負責任，不承擔任何代理過錯。委託方可以通過民事訴訟程序向代理人提出賠償要求。

Ⅵ 稅收法律責任有哪些特點

稅收法津關系是國家與納稅人之間在稅收活動中發生的，由稅法確認和調整，靠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以征納關系為內容的權利義務關系。換言之，國家與納稅人之間的征納關系是一種特殊的經濟關系，這種經濟關系一經稅法確認，就由經濟關繫上升為法律關系，征納關系就要受到稅法的制約和調整，從而形成稅收法律關系。稅收法律關系具有如下特徵：
——稅收法律關系的實質是稅收分配關系在法律上的表現。從財政角度看，稅收是一種收入分配關系，國家取得財政收入的直接目的是實現國家的職能。稅收法律關系反映並決定於稅收分配關系，屬於上層建築范疇。當一種稅收分配關系隨著社會形態的更替而被新的稅收關系所取代，必然引起舊的稅收法律關系的消滅和新的稅收法律關系的產生。
——稅收法律關系的主體一方始終是國家。稅收法律關系實質上是納稅人與國家之間的法律關系，但由於稅務機關代表國家行使征稅權，稅收法律關系便表現為征稅機關和納稅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
——稅收法律關系的主體權利義務對等表現為非直接性。這是稅收法律關系與民事法律關系在內容上的區別。在民事法律關系中，主體權利義務的設立與分配既完全對等又表現出直接性;在稅收法律關系中，法律賦予稅務機關較多的稅收執法權，從而使稅務機關成為權利主體，納稅人成為義務主體。其實，稅收法律關系並非是一種完全單向性的支配關系，即是說，納稅人在一般情況下是義務主體，但在某些特定場合又可能轉化為權利主體，不對等不是絕對的。問題的關鍵在於，納稅人在權利義務的分配上表現出非直接性。
由此可見，在稅收法律關系中，征納雙方是既統一、又對立。統一是指納稅人為國家生財，征稅人為國家聚財，國家以此從事各項建設，滿足包括納稅人在內的全體國民所享有公共需要的利益。在增加社會財富這一點上，征納雙方的目的是同一的。國家稅收離不開創造稅源的納稅人，而納稅人也離不開國家為其提供的良好的生產經營環境和生活環境，因而也離不開稅務的管理、監督和檢查。對立是指就每一個具體的納稅人而言，由於稅收權利義務的對等或分配關系的非直接性和非明晰性，往往使一些納稅人認為稅收是對其財產的強行掠奪，或認為稅收是犧牲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來補償社會整體利益，因而極易造成納稅人與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所以，稅收的強制性便成為稅收徵收與繳納活動中的明顯特徵。這是享受與付出、自覺與強制之間的二律背反。
正是由於稅收法律關系中征納雙方權利義務的這種既統一又對立的矛盾性，致使在稅收實踐中形成不同類型的稅收征納關系。第一種是維系型的征納關系。表現為納稅人明知難脫納稅的法律責任，又不願損失自身利益，便抱著坐等收稅的態度，被動服從稅務征管。形成這種關系的原因主要是納稅人對稅收法律缺乏深刻的認識和征稅人的單純征管思想。
第二種是沖突型的征納關系。突出表現為納稅人對征稅人的征稅行為抵觸或者敵視。藐視稅法，肆意偷稅、逃稅、騙稅，甚至以暴力手段抗稅，使稅收秩序受到嚴重干擾。形成這種關系的原因，從納稅人方面看，主要是納稅人稅法意識淡薄，個人私利作祟。從稅務方面看，一是稅務行政缺少應有的公開性，納稅人無從知曉稅收政策法規及自己的合法權益，無從知曉所繳稅款的去向用途，在未正確理解社會主義稅收的性質和意義的情況下，納稅人「談稅色變」，對稅務機關和稅務人員有很強的逆反心理;二是少數稅務人員吃、拿、卡、要和濫施罰責等違紀違法行為引起納稅人不滿，使征納矛盾尖稅化;三是一些稅務人員把稅法的強制性當作個人可以任意發揮的權威，在執法過程中態度生硬，作風蠻橫，武斷粗暴，疏遠了征納雙方的感情，惡化了稅收征納關系。
第三種是建設型的征納關系。表現為稅務機關文明徵稅，公開辦稅，嚴格執法，優質服務，積極扶持，擴大稅源。納稅人樹立起科學的稅收觀，以「我是納稅人」的自豪感和責任感自覺守法納稅，積極主動履行納稅義務。這種征納關系具有規范協調的特點，即征納流程通暢，征納行為規范。不論是稅務機關還是納稅人都以稅法為依據約束各自的行為，征納雙方在各自的權利義務范圍內遵循規程，依法行事;在雙方關系正常的基礎上和睦相處，配合默契，步調一致，能從國家大局出發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互相尊重。建設型的稅收征納關系是符合法制要求和市場經濟規則的良性稅收征納關系，是一種在稅收法律約束下的權利義務關系。
稅收征納關系首先是體現特定分配關系的法律關系。與單純的行政方法相比，法律方法能給稅務管理帶來效率。但僅僅仰仗法律的權威，以某些刻板的模式和簡單的方法來處理一切征納關系則會妨礙效率。如果稅務人員能夠運用各自的公關藝術和人際關系技能，便會補償這種被影響的效率。稅收征管實踐中大量的事實證明，在尊重稅收法律規范的前提下，稅收征管效率是與稅務機關和納稅人關系的融洽程度成正比、與征納雙方之間的矛盾程度成反比的。稅收法律規范作為處理稅收征納關系的基準，是對正式組織行為所規定的准則，但是稅收征管的全過程不僅僅取決於稅收法律關系對征納雙方的約束，而且取決於各種非法律規范因素的影響，如企業的法人代表及財務人員的個性和價值觀、納稅個體的利益比較、征納雙方的信任程度等。這些因素或多或少地會導致征納行為的偏差，而這些偏差是難以通過規定某種稅
收法律關系加以克服的，只有創造性地運用公共關系才能解決這些問題。因此，要建立建設型的稅收征納關系，在運用稅收法律規范的同時，也需要適當地運用稅收公共關系。
稅收公共關系是稅務機關為了塑造組織形象，運用科學的、藝術的傳播和溝通手段，在自己和納稅人之間建立和發展起來的一種互相理解、支持和依存的關系。稅收公共關系具有如下特徵:：
——稅收公共關系是稅務機關與納稅人之間的一種社會關系。稅收公共關系作為特定的社會客觀存在是通過有目的、有意識的活動表現出來的，這種活動是有效地協調稅務機關與納稅人之間的相互關系的科學活動，它強調活動的群體性、民主性和科學性;強調主客體的一致性，即強調建立和維護稅務機關和納稅人之間的統一關系。
——稅收公共關系是一種特殊的管理職能。作為一種管理職能，稅收公共關系具有連續性和計劃性，幫助稅務機關建立並保持與納稅人之間的交流、理解、認可和合作;參與處理各種事件時盡可能地協調征納雙方的矛盾;幫助稅務機關了解納稅人的納稅能力，並對之作出反應;確定並強調稅務機關為納稅人服務的責任，更好地實現征納雙方的共同利益。
——稅收公共關系以樹立稅務機關的良好形象為基本目標。通過科學的、有計劃、有步驟的公共關系活動，在納稅人心目中塑造稅務機關創新、務實、廉政、高效的良好形象，贏得納稅人的理解、信任、依存和支持，營造理想的稅收環境，是稅收公共關系追求的效果和基本目標。
——稅收公共關系運用傳播手段進行信息交流活動。傳播是聯結稅收公共關系主體和客體的橋梁，傳播和溝通是實現稅收公共關系的基本手段，新的統一的稅收公共關系建立的過程，是一個運用科學的傳播手段進行信息交流的過程。
基於以上稅收公共關系的特徵，一般來說，在解決沖突型征納關系時，重在運用法律規范，但也不能排除運用公共關系;在維系型征納關系向建設型征納關系轉化的過程中，將主要依靠稅收公共關系來進行。

Ⅶ 中國古代歷史的稅法制度

http://www.40881.com.cn/wsbj/tdfy.htm

歷代土地賦役制度簡表
朝代 名稱 分配方式 國家對人民的剝削 結果
西周 井田制 井田制是西周奴隸制國家的土地制度。國家在修築水渠和道路時把土地劃分為許多「井」字形方塊，故稱為井田。井田制的土地所有權屬於國家，亦即屬於周王，周王把土地分賜給各級貴族，讓他們世代享用。他們只有享用權而無所有權，所以不準轉讓和買賣。為了充分發揮地力，並規定了定期「換土易居」的分配製度。 西周的井田制根據剝削對象的不同，有兩種不同的區劃，一種是「十夫有溝」，即國中平民的份地。其收入要上繳國家十分之一，作為貢稅，以充軍賦。一種是「九夫為井」，為野中庶人即農業奴隸耕種之田，其中百畝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田也叫「藉田」，就是藉助民力耕種公田，實行集體耕耘，藉田的收入全部被奴隸主掠為己有，這實際上是一種勞役剝削。至於庶人耕作的那一小塊土地，只是作為維持簡單的再生產條件，並不屬於他們所有。此外，庶人還要服各種無償勞役，盡各種貢納義務。奴隸主貴族及其國家對他們操有生殺予奪的大權。 西周後期，私田出現，厲王霸佔新興貴族的私田，劃為國有，在實行「藉田制度」的同時，有向私田征稅。這就意味著承認土地私有制的存在和井田制破壞的事實。井田制是我國奴隸社會土地所有制的主導形式，它遭到破壞，也就預示著奴隸制危機的到來。
曹魏 屯田制 建安元年，曹操為解決軍糧供應的困難和安置流民推行屯田制，開始在許昌附近屯田，後又向各地推廣。屯田區不隸屬於郡縣，直屬中央的大司農，由典農中郎將或典農校尉，屯田都尉管理，屯田分民屯和軍屯兩種，屯田區的土地所有權屬於封建國家。屯田客（農民）按軍事編制固定在土地上，一般不服兵役和徭役，專門從事農耕。軍屯以軍營為單位進行生產。 屯田制是曹魏政權以軍事強制形式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進行地租剝削的一種土地制度。民屯按土地的實際收獲量向官府分成交納田租，用官牛的官六民四，用私牛的官民對分。建安九年，曹魏政權對編戶的自耕農通過調租制進行剝削。規定田租每畝每年交納粟四升，戶調平均每戶每年交納絹二匹、綿二斤，廢止了漢代徵收的口賦和算賦。此外，農民還要分擔各種徭役。 屯田制的推行對安置流民和恢復發展農業生產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西晉 占田制 西晉統一後，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年），頒布了占田法令。規定男子可占田七十畝，女子可占田三十畝。占田是政府規定農民佔有土地的一個指標，至於農民是否占足規定的數量，政府並不過問。 西晉政府在頒布占田法令的同時，頒布了課田和戶調法令，以次對農民進行剝削。課田，是征課田租之意，即是政府按照規定的田畝數向農民徵收田租。每個丁男（16歲至60歲）課田50畝，丁女課田二十畝，次丁男13歲至15歲，61至65歲）課田25畝，次丁女和老小不課。課田的田租，平均每畝納粟八升，比曹魏高一倍。戶調，是徵收戶稅的制度，規定丁男作戶主的，每年交絹三匹，綿三斤。戶主是婦女和次丁男的，戶調折半交納。邊遠郡縣交丁男戶的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的戶調。西晉戶調比曹魏增加了。 占田制對官僚、士族所佔的土地、人口規定了一個限額，對其兼並土地有一些限製作用。同時，占田制規定農民和課田的數額，使農民有可能依法佔有一定數量的土地和繳納固定的租稅，從而調動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使西晉初年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出現了一個短暫的安定局面，這就是史書上所說的「太康繁榮」。
北魏 均田制 太和九年（485年），孝文帝頒布均田制，規定：15歲以上的男子授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倍，因為要休耕，都加倍授田。初授田的人，男子授桑田二十畝，不宜種桑的地方，男子授麻田十畝，婦女五畝。露田不準買賣，身死及年滿70歲時，歸還官府。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可以買定額二十畝的不足部分或賣有餘部分，「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奴婢和耕牛亦授田，奴婢授露田的辦法同普通農民一樣，人數不限，田地歸奴婢主人掌握，如再賣身別主，需將田地還官。4歲以上的耕牛一頭授田三十畝，以四頭為限。官吏給公田，從刺史到縣令，按官職高低分別授田十五頃到六頃，作為俸田，離任時移交下任，不得專賣。 北魏在頒布了均田制的同時，通過租調制對農民進行剝削，規定一夫一婦（每戶）每年出帛一匹、粟二石。15歲以上的未婚男女四人，從事耕織的奴婢八人，耕牛二十頭，租調分別相當於一夫一婦的數量。均田制以計口授田的形式，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讓他們開墾和耕種土地，以增加國家的租調收入。 均田制的實施，使一部分蔭戶脫離了地主的控制，變成均田戶，使一些荒地被開墾出來；同時租調制規定了政府對均田戶的剝削限額，農民的負擔相對減輕了，提高了他們生產的興趣，這對社會生產的發展是有利的。
北齊
北周 均田制 北齊的均田制規定：一夫授露田八十畝，婦女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授田六十畝，限止四牛。又每個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不在還授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授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
北周的均田制規定：已婚的丁男授田一百四十畝，未婚的丁男授田一百畝，另有宅地，但無桑麻地。 北齊規定：率人一床（一夫一婦）調絹一匹，綿八兩。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無升。
北周規定：農民自18歲至64歲都要繳納租賦，已婚丁男每年納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未婚丁男減半，自18歲到59歲的男子，要服力役二十至三十天。 北齊通過均田制的推行，來勸課農桑，發展農業生產，使農業得到恢復發展，北齊後期，土地兼並嚴重，均田制遭到破壞。
北周實行均田制後，促進了關中地區的經濟發展，使國力一天天強盛起來。
唐 均田制 武德七年（624年）頒布了均田令。均田制規定：（一）百姓授田：18歲到20歲的中男和21到59歲的丁男授田一百畝，其中二十畝為永業田，可以傳子孫；八十畝為口分田，死後還官。老男、殘疾、寡妻妾、雜戶、官戶、工商業者和僧道，亦分別授給數量不等的田地。（二）貴族官僚授田：貴族依爵位高低分別授永業田一百頃至五頃；職事官從一品到八九品授永業田六十頃至二頃；散官五品以上同職事官；勛官授永業田三十頃至六十畝。在職官有多少不等的職分田，田租補充俸祿，離任移交，各級官府也有多少不等的公廨田，田租作辦公費用。（三）允許土地買賣：貴族官僚的永業田和賜田，可自由出賣。百姓遷移和無力喪葬者准賣永業田，遷往人少地多的寬鄉和賣充住宅、邸店、碾磑者准賣幾分田。買田不得超過本人應授田數。 唐在頒布均田制的同時頒布了租庸調制對農民進行剝削。規定授田農民不管土地財產多少，每個每年一律向國家納租粟二石；綢絹二丈，綿三兩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服役二十天，若不服役，每天納絹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叫做庸。貴族官僚享有免納租調和不服徭役的特權。 均田制的推行，使農民多少得到一些土地。唐朝的租庸調制，特別是庸不再規定年齡限制，保證了農民的生產時間。這些都有利於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利於農業生產的發展，使政府收入迅速增加，國力也日益強盛起來。
唐 兩稅法 唐朝安史之亂之後，國家財政危機加深。在這種情況下，唐德宗接受宰相楊炎的建議，於建中元年（780年）推行了兩稅法。規定：「量出以制入」，按預算支出總額來確定兩稅總額，分攤給各州；只征戶稅和地稅兩項，「其租庸雜徭悉省」；分夏秋兩季徵收，故稱「兩稅法」。「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 兩稅法還規定了徵收方式和數量。規定戶稅征錢或折征絹帛，戶無主客，人無丁中，一律以貧富為差，分九等戶徵收。地稅征糧，以大歷十四年（779年）墾田數為准；不定居的商賈，稅三十分之一（後改為十分之一），使之與定居者負擔均等。 兩稅法改變了租庸調制「以丁身為本」的征稅原則，「唯以資產為宗」，重視實際納稅能力，意味著封建政府對人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減弱，也多少改變一些負擔不均的現象；量出制入，取消力役，以實物為主，兼收貨幣，在稅制上也是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的一大進步；無論主客戶和不定居的行商一律征稅，擴大了納稅范圍，增加了政府收入。實行兩稅法後，政府年收入增加了一倍以上。
明 一條
鞭法 萬曆九年（1581年），張居正在丈量土地的基礎上，推行了一條鞭法。主要內容有：（一）賦役合並。政府將各種名目的田賦、徭役合並徵收，並將部分丁役負擔攤入田畝。如何攤法，各地執行不一，有的地方以丁為主，有的地方以田為主，個別地方也有全部攤入田畝的。（二）官府僱工服役，農民可以出錢代役，不再直接負擔力役。（三）田賦征銀。田賦中除政府所必須徵收的米、麥之外，其餘一律用銀折納。（四）賦役徵收改由地方官吏直接辦理，廢除了明初通過糧長、里長辦理征解賦役的辦法。一條鞭法將賦與役的徵收合而為一，開始以土地多寡作為稅收的依據，這是對賦稅制度的重大改革。 一條鞭法將賦與役的徵收合而為一，開始以土地的多少作為稅收的依據。但是不能認為從此戶丁就不再是封建政權剝削對象了，只是戶丁銀額不是完全出於戶丁，而是把其中的一部分轉加給了田地。有的採用「丁六糧四」，也有的「丁田平均分配」，不管各地在實行中如何不同，但把戶丁的負擔部分歸之於田地是一致的。一條鞭法規定「一概征銀」，但一般說來仍是徵收實物，那些方物土貢更是不用說了。 一條鞭法的推行，首先保證了政府的收入，是國庫收入大增。一條鞭法把一部分差役攤入田畝之中，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矛盾。它還實行徭役征銀辦法，使農民對封建國家人身依附關系有所削弱，為城鎮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較多的勞動力，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由於賦稅征銀，對促進貨幣地租的發展和部分農作物的商品化也有一定作用。所有這些，都有利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
清 地丁銀 雍正時，清政府採取了「地丁合一」、「攤丁入畝」的辦法，把康熙五十年固定的丁銀，平均攤入田賦銀中一並徵收，簡稱「地丁制度」。地丁制度是明代一條鞭法的繼續和發展，它和一條鞭法一樣是保證封建政府賦役剝削的財政措施。 清政府規定的「攤丁入畝」，一般的和平均的數字，是每畝的賦銀一兩攤一錢二厘多銀。無地農民不僅在租佃地主土地時，要向地主交50%甚至70%的私租，而且還要負擔地主轉嫁而來的各種加派和徭役。 清政府實行地丁制度後，保證了政府收入。是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來的人頭稅基本上被廢除，使無地或少地的農民減輕了一些負擔，封建國家對農民的人身束縛又有所削弱。

Ⅷ 稅收法律責任具體包括哪些內容

(一)經濟責任
所謂經濟責任，是指對違反稅法的行為人在強制其補償國家經濟損失的基礎上給予的經濟制裁。
追究經濟責任的主要形式有兩種：
(1)罰款;
(2)加收滯納金。所謂滯納金，是指稅務機關對違反稅法的規定，不按期繳納稅款或未能及時、足額繳納稅款的當事人加收的處罰。
(二)行政責任
所謂行政責任，是指對違反稅法的當事人，由稅務機關或由稅務機關提請有關部門依照行政程序所給予的一種稅務行政制裁。行政責任的追究一般以稅務違法行為發生為前提，這種稅務違法行為不一定造成直接的經濟損失。對違反稅法的當事人追究行政責任，通常是在運用經濟制裁還不足以消除其違法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的情況下採取的。
追究行政責任的方式具體有以下兩種：
(1)行政處罰;
(2)行政處分。
(三)刑事責任
刑事責任是對違反稅法行為情節嚴重，已構成犯罪的當事人或直接責任人所給予的刑事制裁。追究刑事責任以稅務違法行為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為前提。經濟責任和行政責任通常是由稅務機關依法追究的，而刑事責任則是由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是稅收法律責任中最嚴厲的一種制裁措施。

Ⅸ 中國古代賦稅制度的演變

1、春秋初稅畝：從春秋末齊國管仲的「相地而衰征」 、魯國開始實行「初稅畝」。

2、戰國秦漢時期：商鞅變法，地主土地私有制確立，相繼出現了貴族地主、軍功地主和商人地主。

2、王田制(王莽時期)，把全國的土地更名為「王田」，歸國家所有，禁止自由買賣。

3、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九品中正制度，使以大地主庄園經濟為特徵的士族門閥地主土地所有製得到充分發展。

4、屯田制(曹魏時期)，國家用強制手段要求士兵或農民墾種荒地、生產軍糧或徵收田租的土地制度。

5、隋唐五代時期。門閥士族地主土地所有制向以純粹租佃關系為特徵的庶民地主土地所有制經濟轉型。

6、均田制(北魏至唐朝前期)均田制是在不觸動原私有土地的基礎上，把國家掌握的無主荒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農民耕種，農民繳納租稅並服徭役和兵役的一種土地制度。

7、宋元明清時期。以純粹租佃制為特徵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完全確立。

(9)論中國古代稅收的法律責任擴展閱讀：

井田制是我國奴隸社會的土地國有制度，是奴隸社會經濟基礎的基本形式。井田制，興於商朝，盛於西周，瓦解於春秋。

春秋戰國時期，由於鐵器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廣，大量的荒地被開墾出來，出現了許多井田制公田以外的私田。

私田主人控制著私田產品，不繳納給國君，而且改變了對耕田者的剝削方式，即讓勞動者交出大部分產品後，可以保留一部分產品。

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先後變法。新的國家賦稅制度和法律條文，促使土地逐步由國有制向私有制轉變，如春秋時齊國管仲的「相地而衰（cui）征」，屬於這一情況。

戰國時期，隨著地主階級變法運動的開展，最終在各諸侯國確立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典型事例如秦國的商鞅變法中「為田開阡陌封疆」，廢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確立了土地私有制度。

我國封建社會存在著土地國有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農民的個體土地所有制三種主要土地制度形式。

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中國存在了兩千多年，對於中國封建經濟的發展，社會經濟的繁榮起過積極作用，但其閉塞性和自給自足的特點卻嚴重地阻礙了封建社會內部商品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