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解釋有法律效力嗎

① 刑法中的擴大解釋和縮小解釋怎樣才能易於理解

擴大解釋和縮小解釋都不能超出詞語本身涵蓋的范圍，如果超出，就是類推解釋了。

舉例：

擴大解釋：刑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的人和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懷孕婦女在羈押期間自然流產審判時是否可以適用死刑問題的批復》（法釋[1998]18號 1998年8月7日公布 自1998年8月13日起施行）：懷孕婦女因涉嫌犯罪在羈押期間自然流產後，又因同一事實被起訴、交付審判的，應當視為「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依法不適用死刑。

縮小解釋：《最高院關於審理為境外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情報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1]4號2001年1月17日公布 自2001年1月22日起施行）第一條第二項 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條規定的「情報」，是指關系國家安全和利益、尚未公開或者依照有關規定不應公開的事項。

(1)擴大解釋有法律效力嗎擴展閱讀

刑法是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具體些說，也就是規定哪些行為是犯罪和應該負刑事責任，並給犯罪嫌疑人 刑罰處罰的法律。刑法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刑法是指一切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規范的總和。

廣義上的刑法不僅僅指刑法典，還包括對刑法典中局部內容進行修改補充的決定或補充規定，如1998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關於懲治騙購外匯、逃匯和非法買賣外匯犯罪的決定》[3]；也包括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責任條款，如1998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第十一章中有16個條文作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此外還有「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工作人員進行內幕交易的，從重處罰」、「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證券監督管理機構依法行使監督檢查職權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

對刑法典進行局部修改補充的決定或補充規定，理論上稱為單行刑法；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責任條款，理論上稱為附屬刑法。所以，廣義刑法是由刑法典、單行刑法和附屬刑法組成的。狹義刑法則僅指系統地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刑法典。在我國，即指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1997年3月14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② 擴大解釋=擴張解釋

實質上是一樣的，叫法不一樣而已。

③ 行政法規擴大解釋合法嗎

只要不違反上位法，問題應該不大

④ 刑法中的擴大解釋是什麼意思擴大解釋到羈押期間又是什麼概念呢

（此題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提問要點不明。） 5、犯罪的外國人用什麼刑罰 答9、我國刑法中告訴才處理的罪名 答：侮辱罪、誹謗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

⑤ 司法解釋可不可以進行擴大解釋

不可以，司法解釋只能細化，不能擴大解釋

⑥ 擴大解釋只能立法機關使用嗎

有解釋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都可以進行擴大解釋、限縮解釋。
如最高法院將審判時懷孕的婦女解釋為包括羈押時就是擴大解釋。
刑法第四十九條【不適用死刑人員】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的人和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
審判的時候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但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刑法修正案（八）第三條】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審判嚴重刑事犯罪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答復
([1983]法研字第18號 1983年9月20日公布實施)
三、問：刑法第四十四條規定：「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規定：執行死刑前，發現罪犯正在懷孕，應當停止執行，並報請核准死刑的上級人民法院依法改判。現在遇到兩種情況，應該怎樣執行上述規定？第一種情況是，案件起訴到人民法院前，被告人在關押期間，被人工流產的，可否認為已不是懷孕的婦女了。第二種情況是，法院受理案件時，被告人是懷孕的婦女的，准備給做人工流產後，判處死刑。我們認為，根據上述法律規定，無論是在關押期間，或者是在法院審判的時候，對懷孕的婦女，都不應當為了要判處死刑，而給進行人工流產；已經人工流產的，仍應視同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福建、河南、甘肅、浙江、黑龍江、河南）
答：同意你們的意見。對於這類案件，應當按照刑法第四十四條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的規定辦理，即：人民法院「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如果人民法院在審判時發現，在羈押受審時已是孕婦的，仍應按照上述法律規定，不適用死刑。

⑦ 刑法解釋的標準是什麼2:擴大解釋與縮小解釋是否影響到司法的公平性

您好，刑法解釋按效力劃分，可以分為立法解釋、司法解釋和學理解釋內，其中前兩個為有權解容釋，第三個為無權解釋。
刑法解釋按方法劃分，可以分為文理解釋和論理解釋。後者又包括擴大解釋、縮小解釋、當然解釋、體系解釋、目的解釋等。
詳細的講解可以看獨角獸網校基礎階段刑法老師的課程，老師在課程裡面講解的非常詳細，並且也舉例說明了。
任何解釋方法所得出的結論都不能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三個有利於」：凡是有利於被告人的擴大解釋；凡是有利於被告人的類推解釋；凡是有利於被告人的溯及既往，都是允許的。但前提是：不得違反罪刑法定原則。

⑧ 擴大解釋、縮小解釋是否一定有利於或不利於被告人。請懂法學的人回答，謝謝！

刑法的設定在於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和保障公民的自由權利。作為「善良市民的大憲章」、「犯罪人的大憲章」的刑法，刑罰權的指向並不只是國家對於破壞公共生活秩序的公民的一種單向度的鎮壓和懲罰，而更是在限定刑罰權的范圍和強度，從而使其為暴力賦予了正義的光環。因此，刑法的秩序維持功能與自由保障功能必須達到相對的平衡[①]，而這種平衡應當是在具體的社會經濟的、文化的、政治的環境下實現的。存疑有利於被告原則的確定，就是為了保證這一平衡的實現而闡發的。在刑罰權的具體運作中，當刑罰權的施予所依據的事實與法律存在模糊時，作出有利於被告的判斷，正是為了提升在國家機器面前作為弱者的被告人的地位，從而驗證國家刑罰權的正當性：正當的刑罰比嚴苛的刑罰更有效。

一、存疑有利於被告原則的內涵和理論定位

作為一條刑事司法原則，存疑有利於被告原則，是指在適用法律和認定案件事實存在模糊之處時，應作出有利於被告人的結論。詳言之，即在一個具體的刑事訴訟中，當出現對法律理解的不一致，或者案件事實的證明過程中出現不確定的因素時，應作出有利於被告人的解釋或有利於被告人的事實認定。因此這一原則不僅是一條確定刑事責任的原則，也應當是法解釋中所應秉持的原則。從實體法與程序法的關繫上分析，這一原則應貫徹於整個刑事訴訟中，既包括已經能夠證明的事實是否符合某一具體的構成要件或者適用刑罰存在疑問時，也包括待證明的事實存在證據不足或是存在相互矛盾時，前者基本上解決的適用實體法律的問題，而且主要是刑法規范的解釋問題，後者則主要是證明問題而歸屬於程序法的范疇。

從這一定義出發，該原則的適用前提包括兩種情形：一是，法解釋存在疑問時；二是，事實存在疑問時。第二種情形主要是證據問題，對此刑事訴訟理論已經予以較為充分的認識，並在具體規范上予以了貫徹，比如存疑不起訴制度（刑事訴訟法第140條第4款）、審判程序（刑事訴訟法第162條第3項）中均有所體現。而對於第一種情形，在刑法理論中並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在一個具體刑事訴訟中，事實認定與適用法律是整個訴訟活動運作的核心所在，前者的基本內容是證據和證明問題，後者實際上在對法規范解釋基礎上的適用。[②]法規范的解釋不僅是較為宏觀地從一個靜態的法律文本抽象出一般適用的原則和規則，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解決具體的適用問題。「法律不是擺在這兒供歷史性的理解，而是要通過被解釋變得具體有效。」[③]

這一原則與「有利於被告原則」在使用上有所不同，後者往往是在更為廣泛的層面被使用著，比如刑法關於溯及力要堅持「從舊兼從輕」原則、數罪並罰制度中堅持以限制加重原則為核心的折衷原則的規定，以及刑事訴訟法關於上訴不加刑的規定中都有所體現；其理論基礎也是體現刑法的自由保障機能，即從刑事法制度上保障被告人的權利，其不存在存疑有利於被告原則適用的前提即「存疑時」。[④]該原則與疑罪從無原則的區別也是明顯的，後者作為一條定罪原則主要是指案件事實不能查清或者不能完全查清時，應當對被告應作出從寬的處理[⑤]，因而疑罪從無原則解決的是當事實存在疑問時的刑事責任的確定問題。

二、存疑有利於被告原則的理論基礎

拉丁文in bio pro reo即「疑問時有利於被告人」原則，是解決舉證結束後適用法律時產生的疑問，其前提是判決中具有重要意義的事實的認定尚存在疑問。而這條羅馬法中的名言被視為無罪推定原則的法思想源泉[⑥].為了不使刑事訴訟程序懸而不決，基於法安全（Rechtssicherheit）事由，而在規定的期限內結束刑事訴訟程序。該原則為習慣法所承認。[⑦]同樣的思想在我國西周時期就已經被詳細闡述了。《尚書》雲：「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增以有罪，寧失過以有赦。」[⑧]對於存疑的案件，可以責令被告人以金贖罪，「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⑨]這一思想對後世法律影響很大。《唐律疏議。斷獄》「諸疑罪，各依所犯以贖論」；《大元通制》也規定「諸疑獄在禁五年以上不能明者，遇赦釋免」。[⑩]這一思想所表達的內容，仍主要是案件事實不清時作出有利於被告人的決定，而並未包括法解釋出現疑問時的處理問題。但是，對於刑罰的施與採取謹慎的態度卻是古今中外的共識，盡管所依據的是渲染「仁政」的統治學說，還是維護人權的人道理論之間具有天壤之別。

存疑有利於被告原則的提出，從法治的視野分析，其理論根據就是維護被告人的正當權利，防止刑罰權的濫用，確證國家刑罰權的正當性。由於這一原則包括兩個層面的內容，為了便於論述，以下也從這兩個層面分別展開論述：

（一）   法規范解釋出現疑問時有利於被告的理論根據

從刑法規

⑨ 法律解釋中的擴大解釋和類推解釋究竟怎麼區別最好舉例子。

罪刑法定原則要求禁止類推解釋，而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的界限並不僅僅是用語界限問題。

罪刑法定原則是刑法的生命，其理想基礎是民主主義與尊重人權主義。罪刑法定原則禁止類推解釋，但不禁止擴大解釋（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擴大解釋的結論必然符合罪刑法定原則），因此，如何區分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就成為重要問題。

關於擴大解釋與類推解釋的界限，從理論上可以列舉許多：其一，從形式上說，擴大解釋所得出的結論，並未超出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而是在刑法文義的「射程」之內進行解釋；類推解釋所得出的結論，超出了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是在刑法文義的「射程」之外進行解釋。其二，從著重點上說，擴大解釋著眼於刑法規範本身，仍然是對規范的邏輯解釋；類推解釋著眼於刑法規范之外的事實，是對事實的比較。其三，從與立法者的意思的關繫上說，擴大解釋，是為了使立法者的意思明確化；類推解釋，是在立法者的意思之外主張解釋者自己所設定的原理。其四，從論理方法上說，擴大解釋是擴張性地界定刑法的某個概念，使應受處罰的行為包含在該概念中；類推解釋則是認識到某行為不是刑法處罰的對象，而以該行為與刑法規定的相似行為具有同等的惡害性為由，將其作為處罰對象。其五，從實質上而言，擴大解釋沒有超出公民預測可能性的范圍；類推解釋則超出了公民預測可能性的范圍。盡管如此，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的界限仍然難以區分。例如，「賣淫」是否包括同性之間有償的性行為、「同居」是否包括通姦行為、「財物」是否包括財產性利益，就存在疑問。筆者認為，區分擴大解釋與類推解釋的界限，必須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某種解釋是否類推解釋因而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在考慮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的同時，還必須考慮處罰的必要性。一個行為的處罰的必要性越高，將其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越大，但如果行為離刑法用語核心含義的距離越遠，則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越小。因此，處罰的必要性越高，做出擴大解釋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如果行為超出了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則不管處罰的必要性有多高，也不得解釋為犯罪。因為即使危害再嚴重的行為，如果事先沒有將其可罰性告知國民，就不得對該行為定罪科刑。「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大體分為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一般人都能預想到的含義（核心部分）；第二種情況是一般人都難以想到的邊緣部分；第三種情況是上述二者的中間部分。在第一種情況下應當肯定構成要件符合性；在第二種情況下原則上應否定構成要件符合性；對於第三種情況，則應通過考慮處罰的必要性來決定。例如，盜竊、詐騙數額較大的財產性利益的行為具有處罰的必要性，所以，對「財物」有作廣義或擴大解釋的必要性。

第二，要通過一般人的接受程度來判斷是否會侵犯國民的預測可能性，進而判斷某種解釋是否類推解釋因而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一種解釋結論能否被一般人接受，常常是判斷解釋結論是否侵犯國民的預測可能性的重要線索。因為當解釋結論被一般人接受時，就說明沒有超出一般人預測可能性的范圍；當一般人對某種解釋結論大吃一驚時，常常表明該解釋結論超出了一般人預測可能性的范圍。例如，舊中國與國外刑法都將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構成要件規定為：「無故侵入他人住宅或者經要求退出但仍不退出。」我國的新舊刑法均只有「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表述，但刑法理論千篇一律地將本罪定義為「未經允許非法進入他人住宅或者經要求退出無故拒不退出的行為」。然而，將不退出解釋為「侵入」是存在疑問的，可是人們卻習以為常而沒有異議。由此看來，一種解釋結論被人們接受的程度是一個重要問題。但要強調的是，就某種解釋結論而言，不僅要考慮刑法學家、司法人員的接受程度，更要考慮一般人的接受程度。因為一種解釋結論能夠被一般人接受，就意味著這種解釋結論沒有超出其預測可能性。犯罪可以大體上分為自然犯與法定犯。一般人容易認識自然犯的可罰性，故對有關自然犯的法條作擴大解釋，不致侵害國民的預測可能性；一般人難以認識法定犯的可罰性，故對有關法定犯的法條作擴大解釋，容易侵害國民的預測可能性。所以，相對於對有關法定犯的法條的擴大解釋的允許程度與范圍而言，對有關自然犯的法條的擴大解釋的允許程度與范圍，可以略為緩和、寬泛。

第三，解釋結論與刑法的相關條文內容以及刑法的整體精神相協調時，不宜認定為類推解釋。當擴大解釋與相關條文產生沖突，與刑法的整體精神相矛盾時，很容易形成類推解釋。例如，當刑法條文一直明確將兩種現象分別規定時，如果某個分則條文只是規定了一種現象，那麼，原則上就不能將沒有規定的另一現象解釋成刑法分則條文所規定的現象，或者說不能將該分則條文的規定擴大解釋為其沒有規定的現象，否則，會被人們視為類推解釋。例如，刑法第六十七條所規定的准自首的主體為「被採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第三百一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犯罪主體為「依法被關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二款規定的對象為「押解途中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四百條規定的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這說明，刑法嚴格將罪犯與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相區別。因此，當刑法明文將犯罪主體限於「依法被關押的罪犯」時（刑法第三百一十五條），不能將「罪犯」解釋為罪犯、被告人與犯罪嫌疑人，否則便有類推解釋之嫌。不過，刑法對「犯罪分子」、「犯罪的人」、「有罪的人」的規定，則並不限於已被法院依法判決有罪的罪犯，因而可能包括被告人與犯罪嫌疑人。這種解釋不是類推解釋，甚至不是擴大解釋。再如，將盜竊罪、詐騙罪對象的「財物」解釋為包含財產性利益，與刑法的相關規定（刑法第二條、第十三條、第六十四條、第九十二條、第二百二十四條等）是協調的，不會產生任何矛盾。又如，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是將「同居」與「結婚」並列規定的，而且法定刑相同，這表明「同居」與「結婚」的危害相當。如果將通姦行為解釋為「同居」，則意味著通姦與結婚行為相當，這顯然是不協調的。

第四，某種解釋結論符合發展變化的社會生活事實，因而符合刑法用語含義的發展趨勢時，不應認為是類推解釋。任何用語的含義都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生活事實的變化而變化的。當社會生活中僅有女性向男性賣淫時，將「賣淫」解釋為「女性以營利為目的，與不特定男性發生性交或實施猥褻行為」即可。當社會生活中出現了男性向女性提供性服務的事實時，解釋者就不能固守先前的解釋結論，而應將「賣淫」解釋為：「以營利為目的，與不特定異性發生性交或實施猥褻行為。」但是，當社會生活中出現了同性戀現象時，法官必須重新將「賣淫」定義為：「以營利為目的，與不特定他人發生性交或實施猥褻行為。」概言之，社會生活事實發生了變化，相關的用語含義也隨之發生變化。這種隨著社會生活事實的變化與用語含義的發展趨勢所作的解釋，不能稱為類推解釋。因此，組織男性為男性提供性服務的，當然成立組織賣淫罪。

第五，某種解釋是擴大解釋還是類推解釋，應當根據本國的刑法及其用語進行判斷，而不能根據外國刑法用語得出結論。例如，日本學者牧野英一認為，具有事務管理可能性的利益或價值也是財物，根據這一學說（事務管理可能性說），像債權這樣的權利也是財物。這種觀點之所以沒有得到日本刑法理論與審判實踐的普遍認可，是因為日本刑法明文將財產罪的對象區別規定為財物與財產性利益。既然如此，當然不能認為財產性利益屬於財物。不難看出，日本等國刑法理論與審判實踐之所以認為「財產性利益」不包含在「財物」的概念中，是因為其刑法明文將「財物」與「財產性利益」並列規定。在我國刑法沒有將財物與財產性利益並列規定的情況下，就不可能照搬日本的解釋。直截了當地說，在刑法明文區分財物與財產性利益的情況下，不可能將財產性利益解釋為財物；但在刑法沒有明文區分財物與財產性利益的情況下，反而可以將財產性利益解釋為財物。反過來也能說明這一點。例如，德國、日本刑法沒有規定搶奪罪，而是將通常的搶奪行為解釋為盜竊，將利用機動車搶奪的解釋為搶劫。用我們的眼光來看，德國、日本的刑法理論與審判實踐似乎在進行類推解釋，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因為在刑法沒有規定搶奪罪的情況下，完全可能將搶奪行為解釋為盜竊或搶劫。再如，我國刑法常常將偽造與變造並列規定，因此，在通常情況下，偽造並不包含變造（但也有例外）。但俄羅斯刑法分則條文只使用偽造概念而未使用變造概念，但刑法理論仍然認為偽造包含變造，而這種解釋並不被認為是類推解釋。所以，在國外屬於類推解釋的，在中國不一定屬於類推解釋；反之亦然。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某種解釋是類推解釋還是擴大解釋，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用語含義問題。換言之，某種解釋是否被罪刑法定原則所禁止，要通過權衡刑法條文的目的、行為的處罰必要性、國民的預測可能性、刑法條文的協調性、解釋結論與用語核心含義的距離、刑法用語的發展趨勢等諸多方面得出結論。在許多情況下，甚至不是用語的問題，而是如何考量法條目的與行為性質，如何平衡保護機能與保障機能的問題。相同類型的行為，既可能因為其處罰的必要性小，而不被解釋為犯罪，也可能因為其處罰的必要性大，而被解釋為犯罪。所以，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並無絕對的固定界限，只有相對的區分標准。
轉自鄒建章博客 請採納

⑩ 在刑法中，我可以把不合理的擴大解釋理解為類推解釋嗎

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均是刑法學中的概念。
類推解釋，是指將不符合法律規定的情形推導解釋為符合法律規定的情形。例如，將強奸罪中的「婦女」解釋為包括男子，即男子被強奸也視為法律規定的強奸罪，這就屬於類推解釋。類推解釋在刑法中被禁止。
擴大解釋，又稱擴張解釋，是指對法律用語解釋後的含義大於其字面含義，但該含義處於該用語的可能含義范圍內。例如，將「自動取款機」解釋為「金融機構」，這就是對條文中的「金融機構」的擴大解釋。擴大解釋在刑法中被允許。
兩者的區分標准通常有以下幾點：
1、類推解釋得出的結論，明顯超出了普通人的預測可能性；而擴大解釋得出的結論沒有超出普通大眾的預測可能性；
2、類推解釋得出的結論，在用語可能包括的含義范圍之外（即詞語文義的「射程」之外）；而擴大解釋得出的結論，在用語可能包括的含義范圍之內（即詞語文義的「射程」之內）；
3、類推解釋提升了概念的位階，而擴大解釋沒有提升概念的位階；
4、類推解釋是對類似事實的類比，而擴大解釋是對規范的邏輯解釋；
5、類推解釋為刑法所禁止，而擴大解釋為刑法所允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