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報仇需要負法律責任嗎

A. 古代報仇犯法嗎

要看報什麼仇了，什麼殺父不共戴天之仇是不會有人管的，反而可能受到贊揚

B. 法律為什麼剝奪被害人報仇的權利

冤冤相報何時了。法律並沒有剝奪被害人報酬的權利，只是把這個權利交給了國家暴力機構，也就是法院和監獄由他們來替被害人報仇，所以不要想報私仇。

C. 我向以前期負過我的人報仇了，12個仇人，我會坐牢嗎。

走合法途徑，不管輕重，都是不值的。花錢打官司不如花錢買通黑白兩道。既然在社會上混了這些年，肯定也認識些人，目前建議有兩個：

1.買黑道，去嚇唬嚇唬那十二個人。不過成本是不低的。
2.買白道，把案子壓下來，讓他們想告也告不成。

最好是兩條路都走，先嚇唬。不過你一個人搞定了12個人，也足夠嚇死他們了。第一步是一定讓他們以為你有黑道背景，讓他們不敢報復，不敢報案。其他的見機行事，一鬧到公安司法部門，就買白道，把案子壓下。久了，他們也就沒辦法了。

目前你最需要注意的是自己的人身安全，指不定他們聯合起來對付你，或者買黑道來對付你。

沖動是魔鬼啊。

D. 辱罵他人需要負法律責任嗎

辱罵他人的治安處罰，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的，內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並處容五百元以下罰款：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的；捏造事實誣告陷害他人，企圖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或者受到治安管理處罰的。如果罵的內容屬於虛構，可以構成侵犯名譽權，能構成誹謗或者侮辱，可以起訴到法院。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四十二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的，處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的，處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並處500元以下罰款：（一）寫恐嚇信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脅他人人身安全的；（二）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的；（三）捏造事實誣告陷害他人，企圖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或者受到治安管理處罰的；（四）對證人及其近親屬進行威脅、侮辱、毆打或者打擊報復的；（五）多次發送淫穢、侮辱、恐嚇或者其他信息，干擾他人正常生活的；（六）偷窺、偷拍、竊聽、散布他人隱私的。

E. 把人氣死還要負法律責任嗎

這要看具體情況，惡語傷人或者故意刺激他人，導致他人死亡的，並不能完全歸咎於受害人的心胸狹窄，除了受害人有過錯的以外，行為人是要負法律責任的。如是在公共場合，行為人可能構成了侮辱罪。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二百四十六條 侮辱罪

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前款罪，告訴的才處理，但是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 通過信息網路實施第一款規定的行為，被害人向人民法院告訴，但提供證據確有困難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機關提供協助。

(5)古代報仇需要負法律責任嗎擴展閱讀：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

第四十二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並處五百元以下罰款：

（一）寫恐嚇信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脅他人人身安全的；

（二）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的；

（三）捏造事實誣告陷害他人，企圖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或者受到治安管理處罰的；

（四）對證人及其近親屬進行威脅、侮辱、毆打或者打擊報復的；

（五）多次發送淫穢、侮辱、恐嚇或者其他信息，干擾他人正常生活的；

（六）偷窺、偷拍、竊聽、散布他人隱私的。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第一百零一條 名譽權

公民、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

F. 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古代報仇可以不受懲罰嗎

有的人可能覺得這肯定是江湖流傳的，一看就是綠林好漢的行事標准嘛，快意恩仇，讀書人不能這么干。

可恰恰相反，提出這個觀點的，真就是個讀書人，而且還是讀書人的老祖宗，就是孔子。

這縣令鍾離意很感動，說他不但孝順，還很講忠信，就特意為他向上級匯報求情。

結果沒想到，這個減刑申請上面很快就批下來了，從死刑變成了有期徒刑。

G. 我國古代是怎樣處理復仇的

復仇是一個倫理和法律糾纏在一起的社會問題。《資治通鑒》的開篇就講了一個復仇的故事。智伯率韓、魏兩家一起攻打趙襄子,沒想到趙襄子說服韓、魏倒戈,反攻智伯,最終將智伯殺死,並滅了智氏一族。智伯的家臣豫讓為了復仇,假扮成奴隸,潛入趙襄子家裡,卻被發現。趙襄子的左右要殺掉豫讓,但趙襄子說:智伯一族都被殺光了,沒有後人,而他要替智伯報仇,真是一個義士。今後我躲著他就是了。
豫讓卻不死心,不惜在全身塗抹油漆、口裡吞下煤炭,以改變相貌、聲音,並喬裝成乞丐,找機會報仇。他等趙襄子出行時,躲在橋下,准備行刺。誰知趙襄子的馬突然驚跳起來,使得豫讓又暴露了。豫讓知道這一次不可能逃脫了,便對趙襄子說:希望你能完成我最後一個心願,將你的衣服脫下來,讓我刺穿,這樣我也算替智伯報仇了。趙襄子答應了這個要求。豫讓拔劍朝趙襄子的衣服連刺三劍後,就自殺了。
從這段故事可以看出,當事人更多地是從倫理層面考慮和看待復讎問題的。真正從法律上明確禁止復仇的,應當是商鞅變法時制定的秦國法令。其中規定,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復仇屬於私鬥,當然要被禁止。這樣的規定,在當時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果,「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漢承秦制,在對待復讎問題上,也採取限制的態度:如果兇手已被依法制裁而親屬繼續尋仇的話,復仇者要加罪處罰。
雖然法律如此規定,但實際執行難免大打折扣,私下復仇的事件依然層出不窮。東漢章帝年間,某人因父親被人侮辱,一怒之下當場將侮辱者殺死。皇帝知道此事後,下令免其死刑,從輕發落。後來以此案為判例,制定了「輕侮法」。但對這樣的處理,尚書認為不妥。理由是,法律之所以規定復仇不能減罪,就是因為「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不久,「輕侮法」又遭廢除。
曹魏初年,曾明令禁止復仇:「敢有私復仇者,皆族之。」但到魏明帝制定魏律時,又對復讎問題作了變通處理:如果殺人後逃亡的,允許家人自行追殺;但如果遇到大赦或誤相殺的,則不許復仇。此後,歷朝歷代也不斷發布命令,禁止復仇。北魏時甚至曾下令:凡不聽官府判決私下復仇的,要誅及宗族。北周時亦規定:「禁天下報仇,犯者以殺人論。」這反過來說明當時復仇行為還是相當普遍的。
在集古代法律之大成的《唐律》中,對復讎問題不再專門加以規定。這意味著至少在法律上,對復仇行為是按照一般的殺人罪同等對待了。但細讀下來,其中還是有兩項與復仇相關的規定:一是「祖父母、父母為人所毆擊,子孫即毆擊之,非折傷者,勿論;折傷者,減凡斗三等;至死者依常律」。這也就是說,對加害者當場反擊的,只要不打死,都可以減輕甚至免於處罰。二是「祖父母、父母及夫為人所殺,私和者,流二千里」。意思是說,親人被人所殺,私下和解也是犯罪行為。這反映出《唐律》在復讎問題上,依然陷入情與法的糾結而難以抉擇。
這在具體案件的處理上,可以得到充分體現。武則天時,發生了轟動一時的徐元慶復仇案。徐元慶的父親被縣尉趙師韞所殺,徐元慶隱姓埋名,在驛站當個僕役,伺機復仇。後來,趙師韞當了御史,因公出差,恰好住在徐元慶服役的驛站。徐元慶抓住這個機會,殺死了趙師韞,然後投案自首。武則天將此案交大臣討論。右拾遺陳子昂認為,依法應當將徐元慶處死,但依禮應當在處死徐元慶之後,替他立碑加以表彰。這一建議最終被採納。但破解復仇這一難題,後世依然不時爭論。
轉載請註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H. 在古代，出軌也需要負法律責任嗎

在出軌得看是男還是女，如果是男的出軌，這個一般沒什麼，問題一般都不是特別大。如果是女的出軌，在古代就叫通姦，問題就比較嚴重了。不過在法律上面並沒有這種強制的要求，只是一些地方有自己的規矩，特別是像家法之類的，都是不會經過官府的，所以並沒有法律的約束。

但是女性就不一樣了，除極少數的女性因為身份地位過高，即使出軌了，丈夫也不敢多言。而稍微有錢一點、有權的人家，在古代都非常流行家法，像這種人家的妻子，如果出軌了，直接給官府通報一聲，直接打死就沒問題。而在一些鄉村，他們有著村規，有著宗廟祠堂，像這種出軌、私通的，直接浸豬籠的也不是沒有，但是一般都是瞞著官府，畢竟是人命官司。

I. 中國古代社會對於復仇的法律態度

我其實談不好，這里給一篇文章作參考吧
復仇，在西方法律傳統的視野中，始終被認為是「一種野生的裁判。人類底天性越是向著它，法律就越應耘除它」（培根語）；然而，在傳統中國社會中，則似乎呈現出一種截然不同的法律對待，具體而言，即復仇不僅在中國古代法中沒有被明文完全禁止，反而在司法實踐中引起了諸多爭辯。
據《後漢書》（卷四十四）記載，漢章帝建初年間，有人侮辱了他人的父親，其子殺死了侮辱他的父親的人，漢章帝卻赦免了他的死刑，並因此而制定了「輕侮法」。對此，當時官居尚書的張敏提出了反駁意見，並且論證道：「事關生死之裁決，應當比照、遵循其他類似情境，正如春夏秋冬之四時變化，各有生死。如果大開寬恕赦免之門，並制定為法律，實際上就是故意植下作奸之萌芽、助長犯科之禍端。根據春秋經義，『子不為父報仇，就不配為人子。』然而，法律之所以並未因而減免為父報仇之子的刑罰，原因便在於不能大開允許民人相互仇殺之路。現在，如果將子因父被辱而報仇稱為義行，從而予以減免刑罰，那麼擅殺之人便可以找到借口，而司法官員也可以設巧施詐，這樣做根本無法通過教化而引導民人理解『同類之人不要爭訟』的道理。此外，因為制定法律而將諸如輕侮之類的行為加以類推比附，引申擴展，將會達到四五百條之多，並且如果再相互比較對照，類似法令就會更加繁復龐雜，將難以流傳萬代。」對此，朝廷商議了很久，最終仍未採納張敏的意見。
至漢和帝在位時，張敏再次上奏道：「孔子留傳經典，皋陶（舜帝時職掌刑獄之官）撰著法律，究諸本意，均在於欲禁止民人作姦犯科。現在，人們卻不知道『輕侮之法』想禁止什麼，反而進一步大開民人相互仇殺之路，進而使司法官員得有作奸枉法之機。朝議時有人主張：『欲使法律公平，應當以保存生命為重。』臣之愚見則認為，天地萬物之屬性，只有人具有至高至貴之品質，而殺人者死，正是夏、商、周三代以來的通制。現在本欲保護生命，反而大開民人相互仇殺之路。某一復仇之人不死，而使天下百姓受害。春秋經典記載：『以一人之利，而為害眾人，將會導致民心所失，百姓就都要逃離至城郭之外了。』春夏萬物生長，秋冬萬物蕭殺，這是大自然的恆常規律；春夏一物枯萎即是災禍，秋冬一物繁華即是異端。治國之人應當依循天地之常理，順應四時之輪回，效法聖人，遵守經律。謹望陛下留意下民之需求，考量利弊之得失，廣泛討論，公平商議，則天下百姓之大幸矣。」於是，漢和帝採納了他的意見。
然而，自兩漢以後，官方對於復仇的態度在魏晉時期又有所反復，至北周時法律甚至規定：如果打算報仇，可以先依法通告司法官吏，然後自己殺死仇人，便無需承擔法律責任。至唐宋時期，一般而言，殺人償命是基本的法律原則，但仍然沒有關於「復仇」的明確法律規定，因而在傳統觀念——「父之仇不與共天下，兄之仇不與共國，朋友之仇不與同朝，族人之仇不共鄰」（《白虎通義·誅伐》）——的影響之下，社會公眾（特別是士人階層）對於減免復仇之法律責任備加贊賞與鼓勵，並且認為禁止復仇的法律規定有礙教化，不足為訓。柳宗元、韓愈、王安石等人均加入了有關「復仇」的爭辯，盡管存在著一些觀點上的差異，但他們均認為，國家應當闡明復仇所涉及的法律問題，並且確定允許復仇的范圍與條件。這些觀念與主張直至明清時期才在法律中有所反映。
盡管明清法典中仍然沒有對「復仇」問題作出明確規定，但卻有兩個條文——「私和人命」與「即時救護」——涉及此一問題。綜合上述兩項法律規定，在父祖為人所殺的情況下，如果子孫與原該抵命之人私和的，則對子孫處杖一百、徒三年；如果子孫未告官而擅殺行凶之人，則處杖六十；如果即時殺死行凶之人，則無需承擔法律責任。相較而方，明顯可以看出，盡管存在著嚴格的限制，但明清法律之意在於肯定並鼓勵復仇，以期「扶植人倫，網維世道之精義也」（《大清律輯注》）。
總體而言，在傳統中國社會中，古代立法者在依據法律建構關於復仇的復雜社會秩序時表現得非常謹慎、細致入微，與此同時，古代司法官員在適用法律時也承擔著巨大的責任與壓力。造成此一情況的根本原因似乎在於，「復仇」問題被刻意地塑成一個法律上的模糊地帶，而其中的微妙之處卻觸及古代中國法律理念的最深層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