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法律要件對證明責任進行分配時

1. 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分配

誰主張誰舉證，但是一些特殊的侵權問題是舉證責任倒置的，請看下列主要的特殊情形
另外，合同違約是舉證責任倒置的，也就是你主張對方違約，對方要證明自己沒有違約才不承擔責任、

法律依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
第四條 下列侵權訴訟?按照以下規定承擔舉證責任：

（一）因新產品製造方法發明專利引起的專利侵權訴訟，由製造同樣產品的單位或者個人對其產品製造方法不同於專利方法承擔舉證責任；

（二）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損害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

（三）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由加害人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及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

（四）建築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對其無過錯承擔舉證責任；

（五）飼養動物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動物飼養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過錯或者第三人有過錯承擔舉證責任；

（六）因缺陷產品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產品的生產者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承擔舉證責任；

（七）因共同危險行為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實施危險行為的人就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

（八）因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由醫療機構就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

有關法律對侵權訴訟的舉證責任有特殊規定的，從其規定。

第五條 在合同糾紛案件中，主張合同關系成立並生效的一方當事人對合同訂立和生效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主張合同關系變更、解除、終止、撤銷的一方當事人對引起合同關系變動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

對合同是否履行發生爭議的，由負有履行義務的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

對代理權發生爭議的，由主張有代理權一方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

第六條 在勞動爭議糾紛案件中，因用人單位作出開除、除名、辭退、解除勞動合同、減少勞動報酬、計算勞動者工作年限等決定而發生勞動爭議的，由用人單位負舉證責任。

第七條 在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他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

第八條 訴訟過程中，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事人陳述的案件事實明確表示承認的，另一方當事人無需舉證。但涉及身份關系的案件除外。

2. 證明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是什麼

證明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是誰主張誰舉證。

《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1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第3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

第4款規定：「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後果。」

該規定第7條又規定：「在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他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

特殊情況：

雖然舉證責任是當事人應盡的義務，但我國《民事訴訟法》同時又規定，在某些情形下，對某些證據，人民法院應當強調收集。這些情形主要包括：

一是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證據。

二是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

三是人民法院認為需要鑒定、勘驗的證據。

四是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互相有矛盾，無法認定的證據。

除了以上四種情形由人民法院調查收集證據外，其餘情形都應由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調查收集。

以上內容參考中國法院網-淺談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分配

以上內容參考網路-誰主張誰舉證

3. 產品侵權糾紛案件中舉證責任如何分配

產品質量是否存在缺陷，是決定產品的生產者或者銷售者是否承擔侵權責任的關鍵因素。但是，在產品質量侵權糾紛中，究竟是由原告就產品質量存在缺陷進行舉證，還是應當由被告就產品質量不存在缺陷進行舉證，有許多爭論。有人認為在產品質量侵權糾紛中，應當由被告就其提供的產品不存在缺陷進行舉證，如果被告不能證明其產品是合格的，就應當認定存在缺陷，其依據是，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許多人包括有些律師在這一問題上都持同樣的觀點。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並沒有規定，對於產品質量侵權案件由產品的生產者或者銷售者就其生產或者銷售的產品不存在質量問題舉證，該解釋只是規定，由產品的生產者就法定的免責事由承擔舉證責任。關於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分配，應當結合《民事訴訟法》和民事實體法的有關規定進行確定。《民事訴訟法》第64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即我們通常所講的「誰主張，誰舉證」。這是關於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一條規定，「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後果」。這一規定才體現出了舉證責任的真正內涵，從此也可以看出舉證責任的分配並不是由訴訟法完成的。訴訟法中的舉證責任僅僅上是一種證據提出責任，並非真正意義上的舉證責任。舉證責任的真諦在於，在案件事實真偽不明時應當由哪一方承擔敗訴的責任。這種責任的分配實際上在實體法中已經完成，訴訟法只不過對其進行了適當的明確和補充而已。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應當按照法律行為的構成要件進行分配，即由主張符合法律行為構成要件的當事人，就法律行為的構成要件進行舉證。在侵權案件中，當然應當由原告就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進行舉證。只不過為了公平起見，訴訟法規則對幾類特殊法律行為的構成要件的某些個別要件的責任分配進行了倒置。例如：醫療侵權糾紛中的三個構成要件（一）醫療過錯，（二）損害事實，（三）因果關系。按照正常分配原則，應當由原告就這三個構成要件進行舉證。因此類案件的特殊性，民事訴訟法才將其中的兩個要件進行倒置分配給了被告，即由被告就不存在醫療過錯和不存在因果關系進行舉證。除了《證據規則》第四條規定的幾類特殊情況外，均應當由主張符合法律行為構成要件的當事人對要件構成承擔舉證責任。我們現在看一下在產品侵權糾紛中《證據規則》第四條第六款是如何規定的「因缺陷產品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產品的生產者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承擔舉證責任。」從該規定可以看出，《證據規則》並沒有將產品侵權案件的任何一個構成要件分配給被告，即沒有規定由產品的生產者或者銷售者，就產品不存在缺陷以及產品缺陷與損害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而法律規定的三個免責事由的舉證責任，實際上《產品質量法》已經做出了明確的分配。因此，產品質量侵權案件中舉證責任的倒置，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倒置。因此，在產品侵權案件中，首先應當由原告就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進行舉證，在原告完成舉證的前提下，由被告就法定的免責事由進行舉證。如果原告連基本的舉證義務都沒有完成，即使被告沒有證明法定的免責事由，也不用承擔法律責任。 綜上所述，當事人要打產品質量侵權糾紛官司，就應當准備充足的證據，在事故發生後，應當妥善保存證據，必要時及時申請法院對產品質量進行鑒定。否則很可能遭受敗訴的結果。

4. 論述民事訴訟法中證明責任的分配原則，及舉證責任倒置的幾種情形！

「誰主張，誰舉證」是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分擔的一般原則，但也有例外，法律上稱為「舉證責任倒置」。所謂舉證責任倒置，是指原告提出的主張不由其提供證據加以證明，而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在民事官司中，舉證責任倒置主要有下列六種情形 ：

第一，因產品製造方法發明專利引起的專利侵權訴訟。在此訴訟中，由於被告製造了與原告相同的產品，被告是否使用了原告的方法專利，原告不易舉證。所以，我國《專利法》規定：「在發生侵權糾紛的時候，如果發明專利是一項新產品的製造方法，製造同樣產品的單位或者個人應當提供其產品製造方法的證明。」如果被告提不出其產品製造方法不同於專利的證明，則推定其行為為侵權行為，應承擔敗訴的結果。

第二，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高度危險作業是指在現有技術、設備條件下，雖然作業者以極其謹慎的態度經營管理，仍然難以避免給他人的人身和財產造成損害的危險性作業。我國的《民法通則》第123條規定：「從事高空、高壓、易燃、易爆、劇毒、放射性、高速 運輸工具等對周圍環境有高度危險的作業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這是一種特殊的侵權民事責任，也是典型的無過錯責任，而被告必須承擔侵權民事責任。這一規定的目的是促使從事高度危險性作業的法人和自然人加強責任心和改進技術安全措施。《民法通則》第123條還規定：「如果能夠證明損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擔民事責任。」但此證明責任也只能由被告承擔。

第三，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民法通則》第124條規定：「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規定，污染環境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任何單位造成上述環境污染，給他人的人身或財產造成損害的，依法都要承擔民事責任，這也是一種無過錯責任。但是被告能夠證明污染環境造成損害是不可抗力或受害人自己及第三者故意或過失所致，被告可不承擔責任。

第四，建築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根據《民法通則》第126條的規定，由上述原因致人損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但如果有證據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可以免責。

第五，飼養動物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這里所說的動物一般指人工飼養的猛獸、家畜和家禽等，不包括微生物。我國《民法通則》第127條規定：「飼養的動物造成他人損害的，動物飼養人或者管理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由於受害人的過錯造成損害的，動物飼養人或者管理人不承擔民事責任；由於第三人的過錯造成損害的，第三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第六，有關法律規定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的其他情形。

5. 勞動爭議處理程序的舉證責任分配規則

律師解答：
勞動者只要舉證證明是該單位員工即可。其餘的舉證責任都需要用人單位舉證證明。

6. 民事訴訟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是什麼

依據法律規定和司法解釋分配舉證責任
(1)一般規則：該規則主要採用法律要件說。要求在司法實踐中根據現行成文法規來分配舉證責任。我國《民事訴訟法》第64條第1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即將「誰主張，誰舉證」作為舉證責任分配的原則標准。
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通過的《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2條：「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後果。」這一規定，只停留在一般表述的層面上，對當事人在訴訟中應對哪些具體事實負舉證責任不夠明確，無法解決事實真偽不明時法官如何裁判的問題，影響了審判的公正性。為了進一步完善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第5條、第6條又分別對合同糾紛案件和勞動爭議案件中的舉證責任分配問題作了詳細的規定，例如第5條第1款規定：「在合同糾紛案件中，主張合同關系成立並生效的一方當事人對合同訂立和生效負舉證責任；主張合同關系變更、解除、終止、撤銷的一方當事人對合同關系變動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
(2)特殊規則：危險領域說、蓋然性說、損害歸屬說等理論是隨著環境污染、交通事故、產品責任、醫療事故等新型案件的大量產生而出現的,因此一些國家的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時,考慮到與法律要件分類一般規則不同的一些規律應採用例外規則,即舉證責任倒置。

7. 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證明責任的分配

我國民事證明責任分配以「誰主張，誰舉證」為一般原則，以舉證責任倒置為例外。
證明責任是指司法機關或者當事人提供證據證明主張的案件事實成立或者有利於自己主張的責任，否則將承擔其主張不能成立的危險。
現行司法解釋中關於證明責任分配的規定，多數屬於證明責任分配一般原則的具體化，只有很少的內容屬於一般原則的例外，構成舉證責任倒置。同時作為上述兩類分配原則的補充，賦予了法官根據個案具體情況，在法無明文規定時自由裁量分配舉證責任的權利。
舉證責任分配的核心問題是應當按照什麼樣的標准來分配舉證責任，如何分配舉證責任才能既符合公平、正義的要求，又能使訴訟較為迅速地得到解決。
《民事訴訟法》對舉證責任的分配，規定了「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原則，即第64條第一款規定的「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
《民事訴訟法》沒有關於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4條對舉證責任倒置規定了六種情形，即以下案件實行舉證責任倒置：
（1）因產品製造方法發明專利引起的專利侵權訴訟；
（2）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
（3）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
（4）建築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
（5）飼養動物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
（6）有關法律規定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的。
《民事證據規定》第7條賦予法官有條件分配證明責任的許可權，從而確立了我國法定分配與裁定分配相結合的模式。
但是，在一些特殊類型的案件中，按照證明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確定雙方的證明責任，有時可能導致訴訟結果的不公正。所以，又需要例外規則進行補充。因此，目前我國的舉證責任分配規則可以歸結為以下三類： （一）我國民事訴訟證明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
（二）我國民事訴訟證明責任分配的例外規則；
（三）我國民事訴訟中特殊情況下證明責任的分配原則 。

8. 什麼叫做舉證責任的分配規則

一、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法律要件分類說的運用

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分擔的情況比較復雜，由於民事活動中雙方當事人是地位平等的，他們都具有相同或者相近的條件了解案件事實的真相，在收集證據、調查證據、提供證據等方面，雙方當事人面臨著同樣的機遇。因而，在有的案件中，可能主要由原告負舉證責任，而在有的案件中，可能主要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或者有的案件，原告和被告承擔相等的舉證責任。民事舉證責任包括兩個方面：主觀責任和客觀責任，或稱行為責任和結果責任。②結果又稱舉證責任。行為責任是指在具體的訴訟中，當事人為避免承擔敗訴風險向法院提供證據。這種責任會在雙方當事人之間來回移動，它只有先後之分，並無獨家承擔之果。在實踐中，一般是原告先提供證據，隨後被告提供證據，再接著原告舉證，再接著被告舉證，依次循環下去，直至雙方無證可舉為止。證明責任是指法庭辯論結束後，案件事實仍處於真偽不明狀態，任何一方都未能說服法官時應判誰敗訴的問題。

在古羅馬時代，舉證責任有兩條分配原則：一條是，原告有舉證的義務；另一條是，提出主張的人有證明的義務，否定的人沒有證明的義務。前者是基礎，後者是補充，後者便是「誰主張，誰舉證」這一公式的淵源。③近現代關於舉證責任分配的學說，都可以溯及到古羅馬時代的上述兩條原則。到近代資本主義時期，形成了較有影響的三大學說：待證事實分類說、法律要件分類說和法規分類說。法規分類說認為，任何實體法的條文都有兩個部分構成：一部分是原則性的規定；一部分是例外規定。凡要求適用原則性規定的人，應就原則性規定所包含的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凡要求適用例外規定的人，應就例外規定所包含的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④我國民事訴訟舉證責任的分配是依據羅森貝格的法律要件說而確立的。所以在正常情況下舉證責任應作如下分配：第一，凡主張權利或法律關系存在的當事人，只需對產生該權利或法律關系的法律事實負舉證責任，不必對不存在阻礙權利或法律關系發生的事實負舉證責任，存在阻礙權利或者法律關系發生的事實的舉證責任由對方當事人負擔。第二，凡主張原來存在的權利或法律關系已經或者應當變更或消滅的人，只需就存在變更或消滅權利或者法律關系的事實負舉證責任，不必進一步對不存在阻礙變更或者消滅權利或法律關系的事實負舉證責任，這類事實的存在也由對方當事人主張並負舉證責任。

二、舉征責任分配的特殊規則——誠信原則和公平原則的適用

我國民事訴訟舉證責任的分配是建立在近代民法典的法律形式主義基礎上的，而現代民法的價值取向是保護弱者、追求實質正義，因而，在法律對舉證責任分配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當其分配規范違反了現代民法的價值取向時，法官有權在個案依自由裁量權對實體法分配了的舉證責任規定進行修正。這就產生了舉證責任分配的特殊規則——誠信原則和公平原則。

民事訴訟法中的誠實信用原則原於古羅馬的「誠信訴訟」，它賦予法官以誠信和公平正義原則裁判案件的權力。因為成文法國家都會面臨同樣一個尷尬的境況；法律的相對滯後不能對日新月異的社會情況予以全面涵括。⑤這種局限性不僅體現在實體法上，在程序法上亦大量存在，尤其在證據制度上；由於法官無法對舉證責任的分配完全採用法定主義，因此，法官在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情況下，應當以誠實信用原則作為其分配行為的原則。這無疑是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權的依據，對克服成文法局限性有重大的意義。而公平原則顧名思義是公正、平等的准則，法官在舉證責任分配過程中不但要注意分配結果的公平性，還要兼顧分配過程的公平性。公平原則與誠實信用原則的價值體現貫穿於法官分配舉證責任的全過程，無論是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或是舉證責任的倒置，還是特殊情況下的舉證責任負擔都應予以適用。

司法實踐中，違反誠信原則 和公平原則最常見的一種現象就是舉證妨礙，指的是一方當事人負有舉證責任，但由於相對方因故意或過失將訴訟中存在的惟一證據滅失或者無法提出，以至於無法證明自己的主張，導致事實處於真偽不明的狀態這一特殊的訴訟現象，⑥如原告徐某的兒子張某（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因車禍受傷，於2002年4月7日被送至被告某醫院住院治療。2002年4月16日晨，張某被發現倒在被告病工內的花園旁，經被告搶救無效死亡。原告起訴被告，要求被告對於張某的死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法院查明事實後認為：（1）張某因車禍入院後，經治療，病情好轉，行動也恢復了正常。後來張某的死亡在於其腹腔臟器損傷導致失血性休剋死亡。這與入院時的病狀明顯不同，因此可認定被告在4月15日前對張某的醫療措施是正確有效的，與張某的死沒有因果關系。（2）4月16日意外發生後，被告採取了相應的搶救措施，原告也沒有異議，也排除了搶救行為與被告死亡間存在因果關系。（3）醫院走廊圍欄很高，若非故意爬上，是不可能摔出圍欄的。現有證據表明張某系從高處墜落，這排除醫院設施產生安全事故的可能。（4）張某作為一個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有在病區內行動的自由，原告僅以其離開病房發生意外事件來認定被告護理上負有責任，過分誇大了被告的責任，依據明顯不足。（5）對於張某死亡的原因是否為墜樓或其他意外的願意，由於原告在事發後反對報警屍檢，導致不能查明死因的責任在於原告。原告事後要求被告承擔該方面的舉證義務（證明張某死亡的真正原因），顯然有違誠實信用原則及公平原則，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我們認為，被告要獲取證明自己的醫療行為和死者的死亡之間無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的證據，又得不到原告的配合協助，如果仍然以《證據規定》第四條為依據要求被告繼續舉證，這對被告來說是不公平的；而對原告來說，他們不同意報警進行必要的屍檢，現在又認為是被告的損害，顯然違反誠實信用的原則。所以說，對原告沒有正當理由拒不對被告的舉證行為予以配合的行為，應該認定為舉證妨礙，讓其承擔不利的民事法律後果。實施了舉證妨礙行為的當事人要為自己阻礙訴訟的順利進行承擔一定的懲罰後果，法律要求其多承擔些訴訟中的敗訴風險是程序正當性原則的本質要求。同時，建立舉證妨礙的配套證據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在此基礎上，我們認為對以下兩種舉證妨礙實行舉證責任轉換：其一，故意毀滅證據或偽造證據、阻止他人作證或指使他人作偽證的；其二，因故意或嚴重過失行為造成訴訟的惟一證據滅失。

9. 詳細論述我國民訴訟法及司法解釋規定的證明責任分配

論我國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分配規則

在進行本文正文論述以前，有必要對舉證責任的概念加以明確，說明在何種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以避免不必要的歧義及誤解。民事舉證責任發展至今，已是一個含義豐富的概念，既包含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也包含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所謂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在大陸法系中被稱為主觀的舉證責任，是指當事人就其主張的事實負有提供證據加以證明的責任，又稱行為責任、提供證據責任。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在大陸法系中被稱為客觀的舉證責任，是指在事實真偽不明時，主張該事實的當事人所承擔的不利益訴訟後果，又稱結果責任、證明責任。行為責任與民事訴訟的實際過程相契合，從當事人舉證活動的角度來觀察、分析舉證責任，動態反映舉證責任的訴訟內容。在民事訴訟中，只要當事人提出一定的主張，且主張的事實不屬於免證事實，就要對其主張的事實提供證據。因此，行為責任是外在的、表象的，且是人們可以感知的。而結果責任則靜態地反映舉證責任的內容，原、被告在訴訟中所應主張的要件均由法律預先做出規定，在訴訟開始前即已安排完畢，不受訴訟實際進程的影響。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概念雖然產生於辯論主義訴訟模式主導的大陸法系國家，但由於在職權探知主義訴訟模式下進行的訴訟中也會出現事實真偽不明的情況，因此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與訴訟模式並無必然聯系。在任何民事訴訟中，不管當事人是否提供證據，以及提供的證據是否充分，也不管法院是否主動調查收集證據，只要出現案件事實真偽不明的狀態，法院就需要依據舉證責任做出裁判，將由此而生的不利法律後果判歸對該事實負舉證責任的一方當事人承擔。行為責任和結果責任是舉證責任概念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二者之間是表和里、形式和內容、程序與實體、動態與靜態的關系，「承擔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的可能性的存在，是當事人必須履行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的原因」 ，因此只有結果責任才能真正反映舉證責任概念的本質，是舉證責任的實質性含義。
民事訴訟制度是國家為禁止人民採用自力救濟解決糾紛，作為代償而設置的解決法律上的糾紛的制度。因此，法官有義務對提起的各類糾紛做出裁判，即使是案件事實因各種原因無法查清而處於真偽不明狀態的案件，法官也不能拒絕裁判。此種情況下，現代民事訴訟中，法官必須藉助舉證責任規范做出判決，也因此有「證明責任乃訴訟的脊樑」的法諺。形象的法諺道出了舉證責任的重要。舉證責任不僅體現在每一個訴訟之中、影響著訴訟結果，而且在訴訟開始之前它已經在指揮著人們的行為。
長期以來，由於我國的民事訴訟法學理論深受前蘇聯相關理論的影響，在對於舉證責任的認識上，特別是對於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經歷了一個由淺入深、甚至是從無到有的認識過程。前蘇聯民事訴訟理論中的舉證責任概念，並不承認結果責任的存在，僅僅局限於提供證據責任，即行為責任。我國在繼受該理論後，在舉證責任方面也沒有任何突破。另外，由於建國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各種非學術因素的介入及干擾，使得對該領域的研究也成為理論禁區。直至1982年《民事訴訟法》（試行）頒布後，對於舉證責任的研究才開始受到理論界、實務界的關注。但是，由於在訴訟認識論上強調追求絕對真實，否認訴訟中真偽不明現象的存在，在訴訟體制上堅持職權探知主義的訴訟模式，注重法院在民事訴訟程序中的主導作用，此種條件下，連當事人提供證據責任的必要性都被大大弱化，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就更無從談起了。
作為對上述立法指導思想的集中體現，《民事訴訟法》（試行）第56條在規定「當事人對自己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的同時，還規定「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觀地收集和調查證據」。1991年頒布的新《民事訴訟法》第64條基本沿襲了民事訴訟法（試行）第56條的宗旨，只是對法院收集和調查證據的范圍和條件作了一些限制性規定。雖然該條通過將過去由法院負責全部證據收集調查的行為，一部分轉移到了當事人身上，以減輕法院的工作負擔，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強調當事人提供證據行為與敗訴責任之間的聯系。但是新民訴法並沒有對結果責任做出任何規定，它與試行民事訴訟法一樣，從法律規定上排斥了結果責任的設定。
通常認為，1991年民訴法第64條第1款的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誰主張，誰舉證」，是我國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筆者以為，將該條款確認為我國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存在理論上及邏輯上的缺陷。首先，該條款的內容僅僅涉及提供證據責任的部分內容，對於舉證責任的本質內涵——結果責任未曾觸及。其次，該條款規定以抽象的「主張」，而不是以當事人主張的事實性質或類別作為分配舉證責任的標准，違反了一條基本的訴訟規則：即決不容許讓當事人對同一事物從正、反兩個方面都承擔證明責任。因此，這一規定缺乏邏輯性，對審判實踐缺乏指導性，經不起理論和實踐的檢驗。
應該說，從立法上體現對於舉證責任的全面認識，始於《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則》）的頒布與實施。《證據規則》對於我國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分配做出了明確而具體的規定，既確立了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也明確了相對於該分配原則的例外規定，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舉證責任倒置；同時作為上述兩類規定的補充，賦予了法官根據個案具體情況，在法無明文規定時自由裁量分配舉證責任的權利。
一、《證據規則》第二條依據法律要件分類說確立了我國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
《證據規則》第二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後果。
法律要件分類說，又稱規范說，是由德國天才訴訟法學家羅森貝克提出來的舉證責任分配理論。規范說主張以法規要件分類為出發點，並主要以法律條文的表意和構造為標准分析法律規定的原則和例外，以及基本規定與反對規定之間的關系。羅森貝克認為，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只有一條原理，即「對不適用某一法律規定就不能獲得訴訟請求效果的當事人而言，其應當對該項法律規定的構成要件在事實上為存在，承擔主張和證明責任」。規范說將民事實體規范按對立關系分為兩大類：一是權利發生規范，又稱基本規范、請求權規范，指能夠發生一定權利的法律規范。二是對立規范，羅森貝克又將對立規范分為三種：其一是權力妨礙規范，即在權利發生開始時，對權利的發生效果進行妨礙，使權利不能發生的法律規范。其二是權利消滅規范，指在權利發生之後，能使已經存在的權利歸於消滅的法律規范。其三是權利限制規范，即在權利發生以後，准備行使之時，能對該權利的效果加以遏制和排除，使該權利不能實現的法律規范。在對法律規范進行上述四種分類基礎上，羅森貝克提出了自己的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即「主張權利存在的當事人應當對權利發生的法律要件存在之事實承擔證明責任；否認權利存在的當事人應當對妨礙權利的法律要件、權利消滅的法律要件或權利限制的法律要件之存在的事實承擔證明責任」。規范說所體現出來的哲學思想是：基於我們現實生活中事實過程的復雜性和反映現實生活的法律規范系統的復雜性，我們在社會生活中必須堅守這樣的信念，即必須信任所給予的現狀的正確性和理智性，如果與現實的正確性和理智性作對，就必須證明現實的反面 。表現在訴訟中，也就是要承擔舉證責任。同時，從實體法的角度觀察，規范說與進攻者原則，與對佔有的保護，對權利安定的保護以及禁止私力救濟是一致的。規范說對當事人舉證責任的分配實現了訴訟武器均等、風險均分、機會均等的基本原則，同時也阻止了累訟和阻礙司法的危險。由於該規則與每個人應當對其行為負責的思想也相吻合，而這種自我負責的精神正是權利交換必不可少的，在符合實體法目的的同時，也符合訴訟的目的，具有訴訟威懾功能和訴訟預防功能，體現了證明接近、對證明手段的保護和避免消極性證明的思想 。
規范說產生於二十世紀初的德國，從產生至今，一直被奉為舉證責任分配的通說。雖然對規范說的批判學說被不斷提出，但至今為止，沒有任何一種相關學說可以取而代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規范說已經經歷了相當時間的實踐檢驗，屬於人類法律文化的共同遺產。我國的法律體制深受大陸法系傳統的影響，因此，借鑒吸收規范說確立我國的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並不存在實質性障礙。我國作為成文法系國家，既定的法律秩序及立法模式使得立法者不可能在制定法的每一個條文中對法律適用都明確舉證責任的分擔，這樣做既不符合制定法的傳統表現形式，也不具備可行性。同時，由於成文法系國家進行的訴訟均為法規出發型訴訟，注重裁判的統一性、法的安定性及可預測性，因此，確定一條舉證責任的基本原則就具有了極高的理論和實踐價值。《證據規則》借鑒其他大陸法系國家的做法和學術界通說，依據規范說，在第二條確立了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第二條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指由誰提供證據證明案件事實，二是指當不能提供證據證明案件時的不利益訴訟後果由誰承擔。體現在審判實務中，當遇有當事人所主張的待證事實不明，且在雙方均不能予以證明的情況下，法官可據此逕行對該待證事實進行歸類，從而確定應付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根據舉證責任履行的效果，做出相應的裁決，將敗訴的結果判給經舉證責任分配之後產生不利影響的一方當事人。
二、舉證責任分配的例外規定
規范說作為舉證責任分配理論的通說，歷時幾十年，其主導地位無可動搖。但由於該學說產生年代較早，作為近代民法的產物，不可避免的帶有概念法學的弊病。首先，規范說獨尊國家的成文法，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分類確定舉證責任的分配標准，排斥習慣法和判例；其次，規范說強調法律體系的邏輯自足性，認為社會生活中發生的案件，均可依邏輯方法從民法典中獲得解決，不承認法律有漏洞；再次，在民法解釋上，規范說注重形式邏輯的操作，強調文義解釋和體系解釋，排斥法官對具體案件的衡量；最後，規范說否認法官的能動作用，將法官視為適用法律的機械，只能對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做三段論式的邏輯操作，遇有疑義時強調應探究立法者的意思 。
為了修正規范說所存在的種種弊端，二十世紀又出現了若干舉證責任分配的新學說。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危險領域說、損害歸屬說、蓋然性說等。這些學說都是在自由法運動的旗幟下提出來的，是自由法運動學說在舉證責任分配製度中的變體。這些新學說的共同點在於，針對現代社會，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技術的巨大進步而帶來的社會問題，從維持法的妥當性出發，提出了一系列舉證責任分配的實質性依據。比如危險領域說，該學說認為，在一定的民事訴訟領域，應當以危險領域作為分配證明責任的標准，以修正規范說的不足。所謂危險領域，是指加害方能夠依據法律上的或事實上的方法進行實際控制的生活領域。
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國的法制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吸收借鑒外國先進立法經驗，建立了相對完善的法律體系。但我國所制定的民事實體法習慣於對法律規范條款即法律要件事實作粗略、籠統的規定，與德、日等大陸法系國家相比，較少考慮到實體法的訴訟功能，特別是舉證功能，即在實體法上不能象當初羅森貝克在創立規范說時那樣，從德國民事實體法條文中發現立法者預先設定的較為完備或較為系統的舉證責任的一般原則。這就需要我國在今後立法中提高立法技巧，對上述缺陷做出適時補救。
基於上述三方面的考慮，《證據規則》在第四至六條的規定中，對舉證責任的分配做出了具體規定。第四條規定了八種侵權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具體分擔，第五條第一款確立了合同糾紛訴訟中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第二、三款則對涉及合同履行及代理權爭議的訴訟明確舉證責任的分擔。第六條主要明確勞動爭議案件中，用人單位應承擔的舉證責任。
這三條規定的內容，根據與規范說確立的舉證責任基本規則的關系，可以劃分為兩類；一類是對規范說確立的舉證責任分配基本規則的細化，最典型的是第五條第一款；另一類是根據其他舉證責任分配學說所提出的實質性標准做出的與規范說相反的舉證責任的分配，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舉證責任倒置」。
舉證責任倒置這一概念出自德國法，德語本意指「反方向行使」，其含義不是指「本來由此方當事人承擔的證明責任轉換給彼方當事人承擔」，而是指「應由此方當事人承擔的證明責任被免除，由彼方當事人對本來的證明責任對象從相反方向承擔證明責任」。 《證據規則》中規定的舉證責任倒置，是相對於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而言的，表現的是法律適用的一般性與例外性的關系。
在《證據規則》頒布以前，我國學者及大多數教科書通常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4條是我國法律中對於舉證責任的明確規定。該條規定，在訴訟中，當事人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但在下列侵權訴訟中，對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被告否認的，由被告負責舉證，1、因產品製造方法發明專利引起的專利訴訟；2、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3、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4、建築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5、飼養動物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這條規定從其字面表述上看，舉證責任倒置的意圖似乎非常明顯，相關的司法解釋及學理解釋也將這一規定明確視為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但事實上，在這一規定出台時，我國並未確立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在基本原則缺失的前提下，相對於該原則的例外是無從談起的。撇開該條規定邏輯上存在的缺陷，由於文字表述上過於籠統，在具體內容上也存在一些不足。通常在侵權訴訟中，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侵權行為，2、侵權結果，3、侵權行為與侵權結果之間有因果關系，4、侵權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若干意見》第74條規定，被告對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否認的，被告應當舉證。該條將被告的舉證限定在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范圍之內，就存在這樣一種可能，如果原告沒有提出被告的行為與結果之間有因果關系的事實或加害有過錯時，有關這些方面的事實由哪一方當事人提出證據來證明呢？另外，侵權結果通常包括損失的物質形態和各類損失的程度，按照74條的規定，對於原告提出的侵權結果，被告否認的，被告需承擔舉證責任。被告是否應當對侵權的損害狀況加以證明呢？實際上，要讓被告來證明不存在損害是很困難的 。
《證據規則》完全擺脫了以前立法中存在的缺陷，首先確立了以規范說為依據的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規則，在此基礎上，對規則適用的例外做出了具體規定。它不是象《若干意見》74條那樣，籠統地規定被告對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否認的，被告應當舉證，而是不僅規定例外規則適用的訴訟類型，而且對應當證明的要件事實也予以明確規定。例如，《證據規則》第四條第（七）項規定，因共同危險行為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實施危險行為的人就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根據《證據規則》確立的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規則，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屬於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發生規范的構成要件，應當由主張該請求權的受害人對該要件事實承擔舉證責任。該項規定將針對該要件事實的舉證責任分配給加害人承擔，屬於典型的舉證責任的倒置。需要澄清的一點是，《證據規則》第四條並不都是有關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條目的內容是對舉證責任基本規則在特定訴訟類型中的細化。例如，該條第六項規定，因缺陷產品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產品的生產者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承擔舉證責任。免責事由屬於權利妨礙規范的構成要件，根據規范說基本規則，在產品責任訴訟中，生產者要想否認受害人因使用缺陷產品遭受損害而向其主張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必須證明法定免責事由的存在。也就是說，對於免責事由這一要件事實的舉證責任，依據規范說確立的基本分配規則，原本就應當由生產者承擔。因此，該項規定反映的並不是舉證責任的倒置，而是「正置」。
三、《證據規則》確認了在特定條件下，法官可以根據公平、誠信原則分配舉證責任的原則。
《證據規則》第七條在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它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
成文法系的最顯著的特點，即在於全部法律都以制定法的形式頒行於世。由於社會生活的復雜性和人類認知能力的有限性，使得制定法的漏洞在所難免。成文法系國家的法官被認為是法律的實施者，而不是創造者。法官將法治國家的制定法適用於已認定的事實，過程是，以假言命題的法為大前提，以法官認定的事實為小前提，按照三段式的演繹邏輯程序，得出作為歸結命題的判決規范。日本訴訟法學家中村英郎將這一過程稱之為「客觀法的確證」。法官只有在例外情況下才能按照法定的方法論對法律漏洞進行填補或者跨越法律漏洞從而改變某個規則。
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分配非常復雜，審判實踐中存在不屬於法律和司法解釋規定的舉證責任倒置、依照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又無法確定舉證責任負擔的情形。《證據規則》第7條賦予了法官在此種情況下分配舉證責任方面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權，前提條件是必須出現了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它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的情況，此時，法官才可以根據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在沒有窮盡現有法律規定以前，法官在舉證責任分配問題上行使自由裁量權是不具備合法性的。因此，本條規則的適用具有層次的效力性和使用前後順序的排列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