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抗疫有哪些法律責任

❶ 法律有什麼作用,例舉一個防疫抗疫過程中違反法律規定的被處理的案例

❷ 關於疫情防控的違法犯罪行為有哪些

為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順利開展，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規及相關司法解釋，在河北省疫情防控期間，對有下列妨害疫情防控違法犯罪行為的，堅決依法從嚴查處：

一、來自境外、國內疫情中高風險地區人員或者與新冠肺炎患者密切接觸者，瞞報謊報病情、就診史、接觸史、旅居史、行蹤軌跡等重要信息，拒不接受檢疫排查、居家或集中醫學觀察的，視情節依法予以治安管理處罰；引起新冠病毒傳播或者有傳播危險，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二、新冠肺炎確診患者、疑似患者和無症狀感染者拒不接受防疫、檢疫、隔離治療或者隔離期未滿擅自脫離隔離治療，進入公共場所、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參與人員聚集活動，引起新冠病毒傳播或者有傳播危險，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三、對流調工作人員隱瞞實情、虛構事實、故意躲藏，拒絕、阻礙調查工作的，視情節依法予以治安管理處罰；引起新冠病毒傳播或者有傳播危險，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四、在路段卡口、村居社區、醫院商超、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公共場所拒不配合防疫工作人員實施掃碼測溫、詢問登記、身份核查、車輛檢查等防疫措施，不聽勸阻、製造事端的，視情節依法予以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五、違反疫情防控規定舉辦各類文藝演出、展覽展銷、賽事、廟會、燈會、團拜會、茶話會、聯歡會等聚集活動的，違反疫情防控規定操辦婚喪嫁娶事宜的，視情節依法予以治安管理處罰；引起新冠病毒傳播，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六、在疫情防控期間，違規組織人員聚集，起鬨鬧事的，視情節依法予以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相關人員刑事責任。

七、威脅、辱罵、傷害執行防疫工作任務的醫護人員、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村居委員會工作人員和其他群防群控人員的，視情節依法予以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八、在疫情防控期間，組織、參與聚眾賭博活動的，依法從重處罰。

九、其他拒不執行人民政府及其疫情防控部門發布的有關疫情防控決定、命令、通告、公告的，依法嚴肅追究法律責任。

❸ 拒不配合疫情防控措施行為的，要承擔什麼法律責任

對於拒絕隔離治療或者隔離期未滿擅自脫離隔離治療的，構成違反治安管理的行為，由公安機關依法給予處罰。

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罰金。

法律依據：

根據《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傳染病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等法律法規及相關司法解釋，公安機關將依法嚴厲打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以下違法犯罪行為：

1、拒不配合防控措施的行為。

2、拒不配合隔離措施的行為。

3、暴力傷醫、擾亂醫療秩序的行為。

4、故意傳播疾病的行為。

5、哄抬物價的行為。

6、制假售假的行為。

7、造謠傳謠的行為。

8、利用疫情詐騙的行為。

9、出售販賣野生動物的行為。

10、其他破壞疫情防控的違法犯罪行為。

❹ 不依法配合防疫會受到怎樣的處罰

防疫是為了不讓疾病傳播給別人而由國家採取的措施，是為了保證每一個公民專的安全。屬所以每個人都應當配合防疫。如果不配合，那就是妨害公務行為，嚴重的構成妨害公務罪。如果自己有傳染病，由於不配合防疫而造成了傳播，那就是妨害公共安全罪。妨害公共安全是有死刑的。

❺ 公民或組織不配合健康上報和抗疫管理的，將承擔哪些法律責任

律師劉濤表示，公民或組織不配合健康上報和抗疫管理的，根據法律和司法解釋，將可能面臨相關行政、刑事和民事等三種法律責任。

其一，行政責任。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五十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拒不執行人民政府在緊急狀態情況下依法發布的決定、命令的，會被處以警告、罰款或拘留。

其二，刑事責任。對於不配合抗疫管理的行為，情節嚴重的，還可能構成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公務罪。

2020年12月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通過公布，修改第三百三十條妨害傳染病防治罪，明確新冠肺炎等依法確定採取甲類傳染病管理措施的傳染病屬於本罪調整范圍。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出台的《關於依法懲治妨害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違法犯罪的意見》，妨害疫情防控的行為可能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公務罪等犯罪行為。

其三，民事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第七十七條規定，單位和個人違反本法規定，導致傳染病傳播、流行，給他人人身、財產造成損害的，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

廣州一男子拒不配合核酸檢測還手持鐵叉暴力攻擊民警：

6月8日上午，廣州市召開疫情防控發布會，介紹疫情防控最新情況。會上，廣州警方通報了違反疫情防控相關管理規定的6個案例。

其中，從化區一男子肖某不配合核酸檢測，還手持鐵叉暴力攻擊現場執法民警，後因涉嫌襲警被刑拘。此外，番禺區祝某隱瞞曾與確診病例接觸以及到過疫情高發區的事實，後被確診感染新冠肺炎。目前，祝某因涉嫌妨害傳染病防治，已被公安機關依法刑事拘留。

以上內容參考 澎湃新聞－拒不配合核酸檢測還手持鐵叉暴力攻擊民警，廣州一男子被刑拘

❻ 依法抗疫的基本前提是什麼

2月9日，浙江省政府辦公廳發布疫情防控2號責任令，要求制止無理由擅自升級管理措施，以及層層加碼的簡單化管理手段。比如隨意限制普通居民正常出行、隨意關閉居民生活必需品門店等，確保科學恢復生產秩序。
依法治國是我國基本方略之一，即使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期也必須堅持，本次抗擊新冠肺炎當然不例外。然而從根本上講，法治與應急處置之間存在天然的緊張關系，應急措施經常是「少法可依」。
原因有二：
首先，法治的前提是「有法可依」。立法者提供規則作為常備工具，執法者照章辦事處理具體事務。然而突發事件出沒無常，全社會都缺乏常備應對工具。尤其像新冠肺炎，不僅在醫學史上從未見過，還一上來就暴擊九省通衢的大都市武漢，再加上春節人口大遷移，可資沿用的應急經驗不多，出現局部「亂作為」也在意料之中。
其次，法治的另一要素是規則穩定，不能朝令夕改，以便全社會形成穩定預期，將規則內化為「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習慣。然而面對「非常態」的突發事件，原本處理常態事務的規則可能不再適用，決策者必須「見招拆招」，甚至必要時「臨陣變招」。如此一來，出現「亂招」也在所難免。
簡而言之，「少法可依」的應急狀態是對法治的天然考驗。面對新冠肺炎這種突發疫情，不管政府還是個人，都沒有「久病成醫」的現成經驗，只能在事發後見機行事。在迎難而上的應急處置中，一些措施雖以防疫為出發點，卻可能引發「次生災害」。比如有疫情輕微地區將疫情嚴重地區的緊缺防護物資徵用，有地方挖斷公路阻斷交通要道，有小區禁止醫護人員返家，有基層對湖北籍住戶鐵鏈封門等，不一而足。面對這些亂象，立法者固然無法一一預見並事先防範，但藉助法治的基本框架，我們至少可以從三個層面解決應急措施的合法性問題：其一，政府應急擴權時，其手段的界限何在？其二，政府決定應急措施時，應受到何種程序約束？其三，個人對政府和他人，可以採取何種應急措施？
第一、政府應急擴權的界限何在？
根據《傳染病防治法》和《突發事件應對法》等概括性授權，面對新冠肺炎這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政府權力得以臨時性擴張，可以強制隔離、限制聚集、管制場所/交通或停工/停業/停課等。視疫情發展，政府還可以靈活調整應急措施的種類和力度。然而公權擴張的代價是私許可權縮，盡管立法上沒有明確的紅線，政府應急措施依然受到法治原則的強力約束。簡而言之，可歸結為「一條底線、三條准繩」。
「一條底線」指保障基本權利，至少是不得因應急措施危及個人生命安全。比如在強制隔離時，一要進行必要的醫療救治，二要滿足飲食住宿等基本生活條件，三要對被隔離者撫養的無生活能力者提供幫助，欠缺任何一項都構成違法。同理，大范圍地關停糧油蔬菜等民生必需品商店，也因威脅到公眾生存權而違法。
「三條准繩」指「禁止過度」的比例原則的三層意思。一是手段有效，即對私權的限制必須有助於維護所追求的公共利益。比如新冠肺炎期間限售退燒葯，可以避免感染者私下購葯壓降體溫以逃避隔離治療，屬於有助於保護公眾健康的合法手段。相比之下，如果限售糖尿病人必須的胰島素，則屬於不合法的無效手段。
二是侵害最小，即在足以實現相同目標的多種手段中，選擇對私權侵害最小的一種。比如對強制居家隔離的個人，可以採用貼封條、電子監控或鎖死入戶門等多種辦法。前者的侵害程度最低，當屬首選。後者固然效果好，但同時造成消防和急救等隱患，對私權侵害過大，不應採用。
三是損益均衡，即所保護的利益和付出的代價大致相稱，不存在「高射炮打蚊子」的極端選擇。比如若非疫情極其嚴重地區，不宜採用徹底封城、全民禁足的措施，也不能「一刀切」地關停包括民生必需品在內的銷售門店，或是隨意拔高復工標准阻止企業復工。由此，必須警惕抗疫措施「比誰更狠」的傾向，在這一點上，先有公安部反復強調不得擅自封堵交通要道，後有浙江省政府專門發文糾正過激措施，都值得各級決策者認真借鑒。
第二、政府應急決策應受何種程序約束？
決策程序本身不是應急手段，但卻足以提升手段的正當性。應急決策與日常立法不一樣，首先是緊急，必須迅速決策並立即實施；其次是獨斷，沒有時間通過民主程序進行充分論證。即便如此，法治原則也對決策程序有以下約束：
一是不得越權決策。根據《傳染病防治法》和《突發事件應對法》，涉及限制個人權利的多數隔離/管制類應急措施，只有縣級以上政府有權實施，街道/鄉鎮、派出所/衛生所、社區/村隊以及業主委員會、物業服務公司等主體，都無權自行決定。像鐵鏈封門、禁止醫護人員進小區這種從未上過縣級以上政府紅頭文件的做法，顯然就屬於非法越權決策。
二是強調專家參與。應急決策效率優先，大規模民主協商不可行，但應盡量小范圍聽取專業意見，尤其要注意一線專家的聲音。比如面對新冠肺炎這種新型傳染病，風險如何、應否封城等關鍵判斷，國家高級別專家組的意見極為重要；但在確診標准、是否人傳人等問題上，一線醫生的意見就值得特別關注。畢竟相比遠程指揮的高級參謀，與敵人刀槍相對的一線將士可能有更深刻的認識。
三是保留調整空間。應急決策事出緊急，又經常缺乏成例可循，考慮不周甚至掛一漏萬在所難免。正是因此，在迅速「一刀切」實施的同時，必須保留調整空間。具體而言，首先要允許執行中對特殊情況「開口子」，並暢通「開口子」的決策通道，比如封城時要為非傳染病重症患者保留異地求醫可能，暫停公共交通時要考慮醫務人員的出行需求等。其次要善於改進，該修正先前決策時絕不猶豫。畢竟應急決策重在效率和效果，而不求規則穩定。這就要求決策系統保持信息暢通，及時接收並處理決策實施中的反饋信號。
第三、個人可以採取何種應急措施？
就應急抗疫法律關系而言，個人主要有三種角色：一是政府行為的相對人，也即私權受到臨時限制的個體；二是自治成員，包括村社成員、小區業主等身份；三是市場主體，尤其是經營抗疫防護用品和緊缺生活必需品的商家。第一個角色相對被動；第二三類角色則可能成為侵犯他人權利的主體。
作為公權相對人，個人除容忍並服從政府的應急擴權行為之外，還應保持足夠的權利敏感，一則避免自身權利受到過度侵蝕，二則提醒政府及時修正不合理的應急抗疫措施。
作為村社成員、小區業主等自治成員，個人在應急抗疫中又很容易壓制他人權利。比如集體投票禁止醫務人員進小區、挖斷村道阻止外人進村等行為，其非法性本來不難判斷，但一則民眾大多不熟悉法律，二則借口非常時期集體決策而有恃無恐。問題的解決，一要靠政府尤其是公安機關嚴格執法，「該出手時就出手」，二要靠民眾強化共情心理，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更多換位思考。
至於作為抗疫商品經營者的個人，必須認識到應急狀態下的商品價格並不必然反映供需關系。或許多數經營者不懂相關法律，但只需記住一點即可：任何輕易賺大錢或快錢的方法，尤其是在應急背景下，都一定寫在了《刑法》中。
（作者：蘭榮傑，西南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律博士）
(責編：章華維、高紅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