濫用訴權的法律責任
『壹』 知識產權惡意訴訟怎麼處理
知識產權惡意訴訟的基本概念
綜上所述，知識產權惡意訴訟的違法性並非在於提起訴訟本身，因為提起訴訟是當事人享有的基本權利，其違法性主要體現在訴訟的提起在客觀上不存在任何可成立的基礎，也即沒有任何一個理性的訴訟當事人會認為該訴訟有成功的機會。
『貳』 （別急搶單，要專業回答！）為什麼明明有這么多相關法律但濫用訴權行為還是屢禁不止
摘要 您好，濫用訴權的形成原因
『叄』 濫用訴權虛假訴訟怎麼辦
構成虛假訴訟罪需要具備妨害司法秩序或者嚴重侵犯他人合法權益的後果
虛假訴訟罪是結果犯，不是行為犯。不僅要有捏造事實提起民事訴訟的行為，還要有「妨害司法秩序或者嚴重侵犯他人合法權益」的後果。「妨害司法秩序」，主要是指無端挑起訴訟，導致司法機關多次進行審理，或者調查取證，耗費了大量司法資源，甚至導致人民法院作出錯誤裁判；「嚴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一般是指造成對方當事人為了應訴而花費巨額訴訟費、律師費、鑒定費等，或者對方當事人因錯誤判決而造成生產經營困難、破產等。
妨害司法秩序或者嚴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是虛假訴訟罪的結果要件
這是構成本罪的結果條件。妨害司法秩序是指對國家司法機關進行審判活動、履行法定職責的正常秩序造成妨害，包括導致司法機關作出錯誤判決造成司法權威和司法公信力的損害，也包括提起虛假訴訟佔用了司法資源，影響了司法機關的正常司法活動等。嚴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是指虛假訴訟活動給被害人的財產權等合法權益造成嚴重損害。如司法機關執行錯誤判決或者因行為人提起訴訟採取保全措施造成被害人財產的嚴重損失，被害人一定數額的合法債權得不到及時清償等。從這一規定看，只要虛假訴訟行為妨害司法秩序或者嚴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就可以構成本條規定的犯罪，並不一定要求訴訟程序已經完結，司法機關已經實際完成了裁判文書製作、送達，裁判文書完全符合行為人的意願等。
刑法第三百零七條之一第三款是關於犯虛假訴訟犯罪同時構成其他犯罪時如何處理的規定。從實踐中的情況看，以騙取財物為目的的虛假訴訟行為，在構成本條規定的犯罪的同時，往往還構成刑法規定的其他侵財類犯罪。針對這種同一行為構成刑法多個條文規定的犯罪的情況，有必要明確如何適用法律。本款對這一問題作了明確規定，即從一重罪從重處罰。本款的規定也有一個修改完善的過程。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曾經規定，有虛假訴訟行為，侵佔他人財產或者逃避合法債務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的規定從重處罰，即認定為詐騙罪並從重處罰。在草案審議中，有的意見提出，這種情況通常會同時構成詐騙罪，但也有可能構成其他犯罪。如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與他人串通通過虛假訴訟侵佔公共財產的，可能構成貪污罪。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與他人串通通過虛假訴訟侵佔單位財產的，可能構成職務侵佔罪。一律規定按詐騙罪處理不盡合理。為此，草案二審稿對有關規定作了修改，形成了本款規定。本款規定的適用范圍是「有第一款行為，非法佔有他人財產或者逃避合法債務，又構成其他犯罪的」，如果虛假訴訟的目的不是非法佔有他人財產或者逃避合法債務，則不適用本款規定。對於本款規定的同一行為構成數個犯罪的情形，本款規定「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首先，要比較本條規定的刑罰和刑法其他條文規定的刑罰，適用處刑較重的條文。本條和刑法有關詐騙罪、貪污罪、職務侵佔罪等犯罪的條文，規定了多個量刑幅度，對此，在適用時要根據案件事實和各條的規定，確定適用於某一犯罪的具體量刑幅度，再進行比較選擇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同時，還要根據確定適用的規定和量刑幅度從重處罰。這樣規定體現了對虛假訴訟行為從嚴懲處的立法精神。
在刑法第三百零七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三百零七條之一：「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妨害司法秩序或者嚴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有第一款行為，非法佔有他人財產或者逃避合法債務，又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
「司法工作人員利用職權，與他人共同實施前三款行為的，從重處罰；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
『肆』 如何界定與甄別小額訴訟中的濫用訴權
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二條規定：「基層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審理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的簡單的民事案件，標的額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上年度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實行一審終審」，這標志著在經過全國90個基層法院試點後，小額訴訟制度正式為法律所設立。毋庸置疑，小額訴訟制度的確立對當前我國平衡公平與效率具有重要意義，但立法並未對小額訴訟制度的適用范圍、具體程序以及救濟進行明確細致的規定，為了充分發揮其價值和效用，有必要針對小額訴訟制度存在的問題進行完善。一、小額訴訟制度概述
（一）小額訴訟的概念
當前，理論界對小額訴訟概念的界定有廣義說和狹義說兩種觀點，廣義說認為小額訴訟與普通訴訟沒有實質區別，其只是簡易程序內的一種特殊程序；狹義說則認為小額訴訟是一種以提高辦案效率和促進司法服務大眾為目的，有別於普通程序與簡易程序的民事審判第一審程序。另外，還有的學者認為不管如何界定小額訴訟的概念，都可以對其從法院和當事人兩個角度分別闡述，從法院角度看，小額訴訟制度的理想狀態是通過科學、縝密的程序設計，對有限的司法資源進行合理、優化配置，進而緩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司法資源稀缺性和對司法資源需求無限性之間日益凸顯的矛盾；從當事人角度看，小額訴訟制度就是為公民提供一種低成本的司法救濟，保障公民不因受侵害權利「微小」而得不到法律保護。筆者認為，借鑒國外經驗，結合我國司法現狀，小額訴訟制度是一種專門針對案件輕微、標的額特別小的案件的民事訴訟制度，其程序應區別於普通程序和簡易程序，通過簡單、快捷、靈活、低廉的訴訟方式快速解決小額、輕微案件糾紛，實行一審終審。但從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將小額訴訟制度設置於簡易程序這一章來看，立法者認可的顯然是小額訴訟的廣義說。
（二）小額訴訟制度的意義
近年來，基層法院「案多人少」的狀況日趨明顯，而隨著我國商品經濟的發展，小額糾紛訴訟的數量日益增多，導致法院審判壓力巨大。小額訴訟糾紛多產生於百姓日常生活中，當事人主體具有廣泛性，案件數量在法院受理案件中佔有較大比重，法院若無法及時高效地實現當事人訴求，隨著時間的推移，會增加當事人的訴訟成本，導致其不堪訴累而遠離訴訟，造成司法公信力下降的窘境。對此，雖然相關法律法規對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的諸方面問題做了較為詳細地規定，但仍達不到許多當事人對案件「簡易」審理的要求。普通訴訟程序在保證程序正義的同時，已顯現無法快速及時處理急速增長的大量案件的現實矛盾和制度缺陷。小額訴訟制度制度的確立，對於解決這些矛盾具有多重意義。
首先，從成本和效益角度看，小額訴訟制度能夠大量簡化民事訴訟程序並提高效率，從而減少法院的司法成本以及當事人的訴訟成本，最大限度的平衡公正與效率。其次，從保障當事人訴訟權利角度看，小額訴訟能夠把復雜或高度專門化的訴訟程序簡約為一般人都能夠理解的常識性糾紛處理過程，更加平易簡單。再次，從司法為民、便民角度看，小額訴訟可以使日常生活中經常發生的輕微、小額民事糾紛迅速進入訴訟程序，大大降低了訴訟門檻並提高了司法效率，讓相對缺乏專門知識的當事人能夠更加便利地使用作為公共服務的訴訟審判，從而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最後，從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角度看，小額訴訟程序的強制適用可以訴前調解等程序相結合，從而引導相當一部分小額糾紛分流到訴訟之外，有利於在程序法定原則和程序操作的融通性、靈活性之間形成平衡，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二、小額訴訟制度立法和司法適用存在的問題
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雖正式確立了小額訴訟制度，但並未對其適用范圍、具體程序以及救濟進行明確細致的規定，程序設計等諸多方面在理論上仍有較大爭議，而在司法實踐中，小額訴訟制度的司法適用也存在一些問題有待解決。
（一）立法層面
1.制度設計不科學。首先，從大的方面來說，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對小額訴訟制度的規定過於粗糙，將小額訴訟制度歸在簡易程序下，僅在此基礎上對某些小額案件適用一審終審，這一做法既忽視了小額訴訟程序和簡易程序的區別，沒有體現小額案件獨特的程序需要，也缺乏對小額訴訟相關制度的具體規定。一般來說，簡易程序是相較於普通程序而言更為簡易的程序，但其仍有完善的訴訟程序和訴訟法理約束，追求的價值在於「訴訟效率」與「公共便宜」；而小額訴訟程序雖是一種比簡易程序更為簡化的程序，但由於其理念和適用范圍的特殊性，所以突出的是非訟程序理念，提高程序效益是小額訴訟的基本價值取向。由此，鑒於小額訴訟的特殊性，將其歸在簡易程序下並不科學，有必要在簡易程序之外設置獨立的小額訴訟程序。其次，從具體程序設計方面說，由於小額糾紛需要快速高效的處理，在訴訟程序和救濟等方面有其特殊需求，而我國相關法律法規對小額訴訟制度並沒有規定具體的簡化程序、簡化訴訟判決，也沒有對救濟程序進行細致規定，難以充分發揮小額訴訟制度的價值和功能，也給法官司法實踐中適用小額訴訟制度帶來了困難。
2.標的額劃分不合理。應該看到，我國《民事訴訟法》對小額訴訟標的額的規定「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上年度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百分之三十以下」較為科學，由於我國人均收入明顯低於發達國家且不同地區收入水平差別較大，立法不宜對小額訴訟標的額搞「一刀切」， 理應根據各個地區人均經濟收入進行確定。但是，對小額訴訟案件的適用採用簡單的標的額標准劃分，過於簡單，並不是說只要訴訟標的額符合標准就可以適用小額訴訟程序。司法實踐中，往往有些標的額較小的案件可能是復雜、影響力較大的案件，這些案件顯然不適用於小額訴訟程序。如果當事人雙方對爭議事實的陳述有較大出入，權利義務關系並不明確，當事人對案件的是非、責任以及訴訟標的爭執存在原則性分歧，即便訴訟標的額符合了法律標准也不能適用小額訴訟程序。另外，理論界對於是否應單純以標的額來決定是否適用小額訴訟有爭議，有的學者認為，小額訴訟的受案范圍應分為兩類，一類是輕微案件，並不以金錢給付為必要；一類是小額案件，即事實清楚，權利義務明確的小額給付案件。
3.一審終審缺乏救濟。審級制度的確定與公正和效率兩大價值目標緊密相連，審級越多，公正性相對越高、效率越低；審級越少，效率越高、公正性相對越低。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對小額訴訟明確規定為一審終審，但從司法實踐來看，受司法水平、人情利益等因素的制約，基層法院對小額糾紛一次審判很難保證案件的質量，一審判決不當的情況比較普遍，因此，新《民事訴訟法》這種完全堵住了當事人的上訴渠道，使得救濟途徑只能通過審判監督程序的規定肯定是有問題的，它無疑會使小額案件流向申訴和上訪渠道，從而帶來更多的負面問題。但是，從另一角度看，如不實行一審終審，則無法體現小額訴訟提高程序效益的基本價值，其設置的目的不可能實現，因此，當前法律規定小額訴訟實行一審終審而又沒有設置救濟程序，讓小額訴訟走向兩難境地。
（二）司法適用層面
1.程序運行不明確。由於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將小額訴訟制度歸在簡易程序下，因此，法官在審理小額訴訟案件時，由於法律沒有規定小額訴訟具體程序，因此，對其是適用簡易程序，還是適用更為簡化的程序有爭議。司法實踐中，法院適用時，對於小額訴訟的基本程序大多還是按照普通程序或簡易程序進行，但由於法官對程序運行觀點的不統一，難以做到公平。另外，小額訴訟程序所適用的案件條件中除了標的額這個可以量化外，其他如法律關系單一、爭議不大等要求過於抽象，不利於實施。
2.審理機關不統一。由於法律並未明確小額訴訟的具體操作程序，因此，對具體案件的程序操作，不同法院存在不同做法，如對小額訴訟案件的審理主體，有的法院設立專門的小額訴訟法庭，有的法院是立案庭，還有的法院是民事審判庭，審判主體尚且不統一，更遑論訴訟程序。正是由於法律的空白，各地基層法院在對小額訴訟程序操作時，存在諸多不規范的地方，造成不公平現象的出現。
3.操作隨意性大。小額訴訟在司法實踐中的操作基本上是由法官主導，向當事人告知並指導其選擇高效的方式處理糾紛，導致法官自由裁量權范圍擴大。一方面，許多法官因小額訴訟程序簡單而缺少責任感，隨意性很大，往往馬虎了事，讓當事人感覺權益不受重視，進而對裁判結果產生懷疑；另一方面，由於法官受職業理念和習慣支配，在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時容易由簡到繁、恢復到習慣訴訟模式的軌道中，忽視小額糾紛的特點與當事人快速審理的要求，忽視當事人的處分權。在我國司法權威不足、法官素質有待提高的情形下，由於法律規制的缺失，極易導致法官小額訴訟操作隨意性大，這既增大了效率導向下小額訴訟程序被濫用的風險，也會加劇民眾對司法和法官更多的不滿。小額訴訟的運行不僅不會提升司法公信力，反而可能會導致一審終審置設下當事人對小額裁判認可度的降低。
4.當事人濫用權利。由於適用小額訴訟程序的成本較低，當事人僅需支付少量成本就可以使用司法資源，能夠促進司法服務大眾，但是，它同時也容易激發當事人的訴訟慾望，難以避免有些人濫用司法資源，產生濫訟現象。因為小額訴訟程序有起訴金額的限制，當事人可能會將本不屬於該程序的請求分拆為多份，進而利用小額訴訟程序。從而出現一方面法院的壓力有增無減，另一方面其他糾紛解決方式閑置，優勢無法發揮,最終導致糾紛解決方式的畸形發展、司法資源極大浪費的情況。另外，由於法律並未限制公司或其他組織提起小額訴訟，小額訴訟程序有可能演變為銀行、物業公司和大企業等組織針對消費者或用戶的討債程序。
三、完善小額訴訟制度的建議
（一）明確適用范圍
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對小額訴訟的適用規定了兩個前提，即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爭議不大和標的額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上年度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百分之三十以下。具體來說，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部分基層人民法院開展小額速裁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小額訴訟的受案范圍應為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的借貸、買賣、租賃和借用糾紛案件；身份關系清楚，僅在給付的數額、時間上存在爭議的撫養費、贍養費、扶養費糾紛案件；責任明確、損失金額確定的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和其他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件；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的拖欠水、電、暖、天然氣費及物業管理費糾紛案件。離婚、收養等具有人身關系性質的案件不宜適用小額訴訟程序；勞動爭議、家庭鄰里糾紛、人身損害賠償等案情復雜的案件，也不宜適用小額訴訟程序。另外，在確定小額訴訟標的額數額後，應該重視避免當事人為適用小額訴訟而分割訴求。
（二）設置獨立程序
1.獨立設置。客觀來看，受當前我國司法現狀以及法律環境影響，短期看，將小額訴訟程序歸在簡易程序下不失為一時權宜之計，但由於小額訴訟制度程序本質上是獨立於簡易程序的特別程序，從長遠看，為充分發揮其價值和功能，應在逐步健全和完善簡易程序的基礎上，將小額訴訟獨立出來，進而完善其制度設計和程序。
2.明確內部程序。立法應明確小額訴訟的具體程序。（1）賦予當事人程序選擇權。對於小額訴訟，法律應明確賦予當事人程序選擇權，法院應在受案時向當事人告知該權利以及小額訴訟的優缺點，當事人既可以選擇小額訴訟程序，也可以選擇簡易程序。（2）大力簡化訴訟程序。借鑒台灣、香港的做法，小額訴訟的提起無需以起訴狀的形式，可以採用表格化的訴狀或口頭起訴，訴訟只需標明當事人基本情況、訴訟請求、爭議事實，口頭起訴的法院記入筆錄即可；盡可能縮短審限，既然案件事實清楚，無需較長審限，建議以15日為宜，答辯期、舉證期不宜超過7日；強化當事人出庭，不主張當事人不親自出庭而以律師全權代理出庭的方式，在一定條件下限制律師參與小額訴訟；簡化判決書的格式，只記載主要的事實與判決結果，無需附詳細理由；限制上訴、禁止反訴，實行一審終審，並通過禁止反訴從而有效提高審判效率。另外，結合訴前調解制度，可以對一些案件事實比較清楚、當事人均無異議的案件進行訴前調解，而不進入訴訟程序，同時探索建立小額訴訟調解與審理一體化的糾紛解決機制。
3.限制訴訟權利。為避免當事人權利，有必要對當事人小額訴訟權利進行限制。首先，當事人不得為適用小額程序而將訴求分拆，僅就一部分起訴，但如果原告向法院陳明就余額不再另行起訴則可以允許；如果其已經陳明不再另行起訴而又另行起訴的，依照一事不再理等原則，對其另行起訴訴求裁定予以駁回。其次，應該對金融企業、機構以及電力公司等特殊機構每年利用小額訴訟的次數加以限制，具體次數可以借鑒國外經驗並結合我國司法現狀來確定。
（三）完善救濟程序
從國外立法實踐來看，為充分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多對小額訴訟程序規定了訴訟救濟方式，如英美法系國家採用動議的救濟方式，即向小額索賠法院提交的撤銷原判決之動議；英國和我國台灣地區採用特殊上訴作為小額訴訟程序救濟方式，嚴格限制上訴主體和上訴理由，並規定一定期限；日本則採用裁判異議方式，也是有上訴主體、上訴理由以及期限的限制，如異議合法，則採用通常程序進行案件審理並裁判。雖然小額訴訟的程序效益價值導向優先，但任何一種訴訟制度都必須充分堅持正義，因此，對於我國小額訴訟制度構建救濟程序也是必然。
通過對國外救濟程序的比較，筆者認為在小額訴訟救濟機制的立法選擇上，應充分我考慮我國小額民事案件不斷攀升、民眾法治觀念仍需加強的司法現實，基於此，日本的裁判異議方式顯然更適合我國。具體來說，對裁判異議主體，原告和被告均可以提出裁判異議；對裁判異議的提起，原告或被告應在收到小額訴訟裁決十日內提起裁判異議，且只能就適用法律錯誤或法官存在受賄等嚴重違法行為向原審法院提出；對異議的審查和處理，原審法院應重新指定審判員對異議申請進行審查，經審查異議不成立的，原審法院應在3日內裁定駁回異議；一旦異議合法、成立，原審法院應撤銷原判決，重新組成合議庭，適用普通程序對案件進行審理。
『伍』 惡意訴訟侵權怎麼辦，惡意訴訟的具體情形有哪些
目前，我國實復體法上尚未對制惡意訴訟侵權進行規定。從大的范圍來說，惡意訴訟侵權屬於一般侵權，但又與一般侵權在構成要件有所區別，它不僅要求侵權人主觀上具有過錯，而且要求侵權人的動機是惡意的，即其提起訴訟的動機不正當。故，成立惡意訴訟侵權的構成要件為：第一，主觀上明知自己提起的訴訟沒有事實根據或法律根據;第二，提起訴訟的目的在於獲得非法利益;第三，實施了偽造事實或提出毫無根據的訴訟的行為;第四，惡意訴訟給被侵權人造成了物質損害。惡意訴訟分為兩種情形，單方惡意訴訟和雙方惡意訴訟，單方惡意訴訟是一方為了獲得非法利益而惡意針對被告方實施的不當訴訟行為;雙方惡意訴訟是雙方當事人惡意串通規避法律或虛構事實、法律關系損害他人利益的訴訟行為，因此雙方惡意訴訟又被稱為虛假訴訟。惡意訴訟侵權的責任承擔方式一般是損害賠償和恢復原狀，如果惡意訴訟獲得了法院不公正裁判，需要通過再審程序撤銷裁判後才能提起惡意訴訟侵權訴訟。
『陸』 什麼樣的惡意訴訟構成刑事犯罪
惡意訴訟構成刑事犯罪為虛假訴訟罪，虛假訴訟罪是刑法修正案（九）增加的罪名，是指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妨害司法秩序或者嚴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行為。犯虛假訴訟罪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虛假訴訟罪的明確規定如下：
第一條 採取偽造證據、虛假陳述等手段，實施下列行為之一，捏造民事法律關系，虛構民事糾紛，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零七條之一第一款規定的「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
（一）與夫妻一方惡意串通，捏造夫妻共同債務的；
（二）與他人惡意串通，捏造債權債務關系和以物抵債協議的；
（三）與公司、企業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監事、經理或者其他管理人員惡意串通，捏造公司、企業債務或者擔保義務的；
（四）捏造知識產權侵權關系或者不正當競爭關系的；
（五）在破產案件審理過程中申報捏造的債權的；
（六）與被執行人惡意串通，捏造債權或者對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優先權、擔保物權的；
（七）單方或者與他人惡意串通，捏造身份、合同、侵權、繼承等民事法律關系的其他行為。
隱瞞債務已經全部清償的事實，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他人履行債務的，以「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論。
向人民法院申請執行基於捏造的事實作出的仲裁裁決、公證債權文書，或者在民事執行過程中以捏造的事實對執行標的提出異議、申請參與執行財產分配的，屬於刑法第三百零七條之一第一款規定的「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
第二條 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零七條之一第一款規定的「妨害司法秩序或者嚴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
（一）致使人民法院基於捏造的事實採取財產保全或者行為保全措施的；
（二）致使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干擾正常司法活動的；
（三）致使人民法院基於捏造的事實作出裁判文書、製作財產分配方案，或者立案執行基於捏造的事實作出的仲裁裁決、公證債權文書的；
（四）多次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的；
（五）曾因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被採取民事訴訟強制措施或者受過刑事追究的；
（六）其他妨害司法秩序或者嚴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情形。
第三條 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零七條之一第一款規定的「情節嚴重」：
（一）有本解釋第二條第一項情形，造成他人經濟損失一百萬元以上的；
（二）有本解釋第二條第二項至第四項情形之一，嚴重干擾正常司法活動或者嚴重損害司法公信力的；
（三）致使義務人自動履行生效裁判文書確定的財產給付義務或者人民法院強制執行財產權益，數額達到一百萬元以上的；
（四）致使他人債權無法實現，數額達到一百萬元以上的；
（五）非法佔有他人財產，數額達到十萬元以上的；
（六）致使他人因為不執行人民法院基於捏造的事實作出的判決、裁定，被採取刑事拘留、逮捕措施或者受到刑事追究的；
（七）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
(6)濫用訴權的法律責任擴展閱讀：
虛假訴訟刑事案件由虛假民事訴訟案件的受理法院所在地或者執行法院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有刑法第三百零七條之一第四款情形的，上級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級人民法院將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審判。
『柒』 惡意訴訟適用何種法律
一、惡意訴訟的法律規定
新民事訴訟法規定：當事人之間惡意串通，企圖通過訴訟、調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人民法院應當駁回其請求，並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法律還增加了對案外被侵害人的救濟渠道：因不能歸責於本人的事由未參加訴訟，但有證據證明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調解書的部分或者全部內容錯誤，損害其民事權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民事權益受到損害之日起六個月內，向作出該判決、裁定、調解書的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人民法院經審理，訴訟請求成立的，應當改變或者撤銷原判決、裁定、調解書；訴訟請求不成立的，駁回訴訟請求。
以往，因虛假訴訟而受到損害的案外第三人的權利救濟途徑，主要通過申請再審加以解決。但申請再審條件嚴格，啟動非常困難，這就給案外人的權利救濟造成程序上的阻礙。
與申請再審相比，第三人提起撤銷之訴在程序上更便捷，更有利於案外人通過正當的司法途徑保護其合法權益。
濫用訴訟權利而進行惡意訴訟，對於相對方的當事人而言，不僅是程序權益的受損，使其不堪其擾，而很多時候，同樣嚴重損害了當事人的實體權利，妨害了其正常生產、生活秩序，如僅依據訴訟標的而進行的財產保全。所以，在不輕易限制當事人起訴權的同時，對其訴訟中的程序性權利，要基於誠實信用原則，預防其訴權濫用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這就要就法官嚴格依照法律的規定，充分行使法官自由裁量過程中的審判特權，防止通過惡意訴訟實現非法目的。
當事人之間惡意串通，企圖通過訴訟、調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人民法院應當駁回其請求，並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如果你情況比較復雜，華律網提供律師在線咨詢服務，歡迎您進行法律咨詢。
二、惡意訴訟的法律適用：
1.我國涉及惡意訴訟的民事法律適用
雖然我國現行民事法律規范中沒有提到惡意訴訟這個概念，也沒有關於惡意訴訟的實質性的、具體性的規定。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民事惡意訴訟不受我國現行民事法律的規制。恰恰相反，根據我國憲法第五十一條禁止權利濫用的原則性規定，以及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公民、法人由於過錯侵害國家、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規定，我們有充足的依據對民事惡意訴訟行為進行侵權懲戒。
『捌』 此種情況可否屬於濫用訴權
一、濫用訴權行為的性質
濫用權利的討論主要集中於民法場域之中,並形成了三大學說。其一為本旨說,即權利濫用是權利人行使權利違反法律賦予權利之本旨（權利的社會性） ；其二為界限說,即權利濫用是權利行使超過法律規定的正當界限；其三為目的與界限混合說,即權利濫用超出權利的、社會的、經濟的目的或社會所不容許的界限而行使。[2]借鑒這種學理研究來分析濫用訴權行為,本文認為既然濫用訴權行為是以損害對方當事人為目的從而獲取訴訟利益,因此,濫用訴權的行為人存在著主觀過錯,加之他實施了超越其權利行使范圍的行為而導致對方當事人遭受到侵害,這一行為同對方當事人的損失是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可以這樣認為,濫用訴權行為的認定標准為以下四點:第一,濫用訴權具有行使訴權的一切表徵；第二,濫用訴權行為違背了訴訟的目的或超越了權利正當行使的界限；第三,濫用訴權行為人主觀存在惡意或故意；第四,濫用訴權行為導致對方當事人受到侵害。簡而言之,濫用訴權行為的性質具備兩重性:濫用訴權行為的違法性和侵權性。 針對濫用訴權行為的違法性,國外的立法通過在民事訴訟法中確立誠實信用原則來規制。例如日本,學界認為當事人濫用訴權被視為違背信義,以損害對方當事人為目的,日本民事訴訟法也對誠實信用原則以及一系列具體規制當事人濫用訴權的措施進行了規定。[3]針對濫用訴權行為的侵權性,國外立法例賦予受害方當事人有權提起侵權之訴的救濟途徑。英國、美國等國家將濫用訴權行為視為一種侵權行為。[4]有的國家,例如德國,其立法和司法實踐體現出對濫用訴權行為性質的雙重認識,建構了雙重規制濫用訴權行為的體系。一方面,德國在其民事訴訟法中規定了當事人應當承擔「真實義務「 ,一旦違反,法官可以行使職權而認定其訴訟行為無效；另一方面,在侵犯工業產權案件中,濫用訴權的原告造成了對其他「有組織的商事活動」的侵害,被告方當事人可就原告濫用訴權行為造成的侵害提起損害賠償之訴。[5] 二、濫用訴權行為的法律規制 在目前中國社會司法活動較為活躍的整個大背景下,權利保障和處罰權利濫用上的缺陷一方面使得訴訟的受害者處於彷徨、無奈的境地,另一方面也使得司法者處於極其尷尬的狀態中。有學者認為對於濫用訴權的訴訟,人民法院僅能對無辜被告者做出勝訴的肯定性評價,而對於無辜被告者無端身陷訴訟後為證明清白而四處奔波、調查取證、聘請律師等所花費的代價,法官也只能深表同情,愛莫能助。[6]由於濫用訴權行為的性質不明確,因此,如何認定濫用訴權行為和規制濫用訴權行為也就處於尚不知曉的境地；在這種情形下,立法的空缺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實。面對深受濫用訴權行為侵害的當事人,法院僅僅能夠讓當事人面臨兩種選擇,第一,法院不予立案受理；第二,立案受理,但由於實體法規定的缺陷而無法進行審理,只得動員當事人撤訴；第三,駁回當事人的起訴。這一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國的現實與無奈。 針對我國在規制當事人濫用訴權方面還出於空白的情形下,筆者在確立民事訴訟中誠實信用原則這一規制當事人濫用訴權的大前提下,基於規制當事人濫用訴權的目的而提出對我國民事訴訟費用制度的改革意見,並確立責任費用分擔規則。確立當事人濫用訴權損害賠償責任制度是建構規制當事人濫用訴權行為的第三條路徑選擇。 （一） 在民事訴訟法中確立規制濫用訴權行為的誠信原則 誠實信用是指當事人在為或不為一定的行為時,在主觀上持有公正和正直的態度,並確信自己的行為不會給他人造成損害。之所以將發源於民法領域的誠信原則用於規制濫用訴權行為,理由有三:第一,濫用訴權行為自身的非道德性。濫用訴權規制不單單是一個獨立的僅存在於概念上的問題,它還植根於法律規范和道德規范雙重控制的語境中。「濫用」的基本內涵就是對公正、誠信等法律和道德的最根本價值的極大違背。因此,作為民法中最為標志性的誠信原則可以作為規制濫用訴權行為的基本准則。 第二,對濫用權利進行規制發源於實體法。濫用訴權的概念在古代法中並沒有出現,而是隨著現代法的不斷發展,伴隨著訴訟主體權利的擴大化而出現的負面產物。在司法實踐中,大量濫用財產權的行為,導致了法國最先在法律中提出「濫用權利」（Abuseof Droit） 的概念。[7]在法國當時所處的十九世紀「, 禁止權利濫用」被用於清除財產法現代化進程的障礙。[8]伴隨著財產權社會價值之升華「, 禁止濫用權利」的適用范圍也獲得拓展,既重視財產權又重視權利行使同社會利益的協調。最為明顯的發展是將濫用權利同受害人的利益相聯系,受害人的利益不僅包括實體利益,還包括訴訟利益。如學者傑拉德（Jessrand） 所說,程序意義的介入並非是偶然的因素,而是通過最普遍的權利濫用行為這一介質而體現出來。在此之後,法國民事訴訟法典明確規定了當事人必須具有「合法利益」才能起訴,除非當事人的權利受到侵害而需要司法救濟外,以其他理由提起訴訟或反訴就是濫用訴權。 第三,濫用訴權行為類型的多樣性和難以確定性在實質上拓展了誠信原則的適用范圍。一個人可能會說沒有哪個法律制度會全然不顧當事人濫用訴權的存在,但這樣的認識僅僅是認識當事人濫用訴權的第一步。正如學者所言:「對象是一些具有不可重復性的歷史個體,因此,它們之間的關系就並非線性的、單義的自然因果關系,而是一種由多種原因決定的多元因果關系。」[9]我們就可以發現,當事人濫用訴權的情形多種多樣,加之立法相對滯後,有效規制當事人濫用訴權成為一道難題。縱觀外國的做法和嘗試,在民事訴訟法中確立誠信原則或與之類似的真實義務將可以有效地規制濫用訴權行為。 發揮誠實信用原則在規制濫用訴權行為中起決定性作用,筆者認為在具體訴訟中,法官可以根據誠實信用原則作為理由而排除當事人濫用訴權的行為,其主要包括兩方面。第一,一方當事人惡意起訴,法院可以根據誠信當事人違背誠信原則而駁回當事人起訴。第二,一方當事人通過濫用訴權的行為而獲取的訴訟結果,法官可以根據誠信原則直接認定無效。當然,由於誠信原則作為一種道德規范條款,其本身具有適用范圍的不確定性,可能會賦予法官過度的自由裁量權。因此,誠信原則規制濫用訴權行為的同時,法官裁量權使用的恰當性也需要進行規范。 （二） 改革訴訟費用制度,設立當事人責任費用分擔規則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訴訟費用一般由敗訴方承擔（這里的訴訟費用指法院規費,不包括勝訴方的律師費用） 。基於敗訴方負擔規則,具體的實施又形成了一系列的變通規則:第一,當事人的訴訟請求部分勝訴、部分敗訴,訴訟費用人民法院根據雙方當事人責任大小,確定雙方當事人按比例分擔相應的具體數額。第二,案件經人民法院調解,當事人雙方達成協議的案件,其訴訟費用的負擔,也應由雙方當事人充分協商後加以解決,如果協商不成,可以由人民法院決定各自負擔的比例。第三,原告提起訴訟後,因種種原因決定撤訴,凡撤訴的案件,人民法院應收取原告預交的訴訟費用的50 % ,另外50 %由原告負擔。從變通規則中我們不難發現,現行訴訟費用負擔規則在相當程度上激勵著當事人盡最大可能獲取勝訴的結果,從而一方面獲得通過訴訟實現的實體利益,另一方面則意味著將訴訟費用的損失降低到最小。訴訟結果的極大利益促使當事人行使訴權,這也加重當事人濫用訴權情形的發生。 筆者認為,我國民事訴訟費用制度及其分擔規則應本著以當事人為本位的思想進行改革,使當事人對訴訟進程可以基於訴訟費用制度及其分擔規則做出合理的預測,能夠將自己的訴訟成本掌控在一定的范圍內,在此基礎上實現合理正當行使訴權,實現訴訟效益的最大化。基於完全放棄我國現行民事訴訟費用制度及其分擔規則而完全從新建構相關制度的現實障礙,逐步的、漸進的改革路徑具有更強的可行性。筆者建議,還原敗訴方負擔規則的原貌,實施真正的敗訴方負擔規則。為此,現行民事訴訟費用制度的其他內容應該進行相應的革新。一是通過立法合理規范律師收費的辦法和標准,改變律師亂收費的現狀；二是將律師費用納入民事訴訟費用的制度體系。這樣,當事人可以根據自身的經濟狀況,決定是否聘請律師代理,是否進行訴訟,以及一旦訴訟後,能夠預測自己投入的訴訟成本,從而指導自己的訴訟行為及訴訟決定。 以此為契機,我國民事訴訟費用制度還可以通過設立當事人責任費用負擔規則的確立來規制當事人濫用訴權行為。當事人之間責任費用分擔是指當事人雙方在負擔一般訴訟費用後,通過減低受濫用訴權行為侵害一方的全部或部分訴訟費用來救濟受害方。這是一種在大陸法系國家廣泛使用的對當事人雙方訴訟費用分擔的變通規則,從改變訴訟費用分擔的基本原則「敗訴方承擔全部訴訟費用」的角度來規制濫用訴權的當事人。即使濫用訴權的當事人勝訴,他同樣也會承擔訴訟費用,或者他將不能獲得對方當事人所提供的訴訟費用補償金。 當然,當事人之間責任費用分擔的基本情形因濫用訴權一方當事人的行為性質而有所區別。首先,如果一方當事人濫用訴權的行為導致他最終獲得勝訴,他濫用訴權的行為對於他勝訴與否是決定性的,在這種情形下,受害方敗訴的訴訟費用應該由濫用訴權一方當事人全部承擔。例如在當事人濫用起訴權的情形下,被告本可完全避免身陷訴訟,如果訴訟的結果又讓起訴方獲得勝利,這無疑對被告而言是極其不公正的,這樣的訴訟所產生的訴訟費用,本文認為應由濫用訴權一方當事人承擔。第二,如果濫用訴權的當事人其濫用行為對於他勝訴的結果是有一定影響的,但不是決定性的,則濫用訴權的一方當事人應承擔由於他濫用訴權而導致的那部分訴訟費用。例如,勝訴方當事人在訴訟中濫用申請財產保全權,則法院執行財產保全的相關費用應該由他自身承擔,而不應歸入敗訴方當事人承擔的訴訟費用中去。 （三） 確立濫用訴權行為規制的侵權損害賠償責任制度 當事人濫用訴權,法院雖然可以適用誠信原則而駁回起訴,但是對方當事人仍將遭受損失。因此,規制濫用訴權行為的侵權損害賠償責任制度的建立將救濟受濫用訴權行為侵害的對方當事人的實體利益。[10] 由於濫用訴權行為符合一般侵權行為的四個構成要件:第一,濫用訴權的當事人具備侵權的主觀過錯或過失；第二,當事人實施了濫用訴權的行為；第三,受害人的損失與該行為有著直接的因果關系；第四,濫用訴權行為的行為導致了受害人遭受經濟上和精神上的損失等後果。因此,本文認為濫用訴權行為的損害賠償責任制度應包括兩部分的內容,即濫用訴權者應承擔受害人為訴訟所支付的金錢方面的賠償責任和濫用訴權者應承擔受害人的精神損害的賠償責任。 濫用訴權者承擔的受害人為訴訟所支付的金錢方面的賠償責任,其范圍應包括受害人為訴訟支付的顯性經濟開支和因訴訟而耽誤工作等的隱性經濟開支。根據我國訴訟費用的相關規定,律師費用由各方當事人自行負擔,本文認為,如果法院認定一方當事人因為濫用訴權而導致對方當事人侵權成立的話,受害方當事人的律師費用因作為受害人為訴訟支付的顯性經濟開支而由濫用訴權方負擔。至於因訴訟而耽誤工作等等其他的隱性經濟開支則由法官根據具體情況予以判定數額。濫用訴權者承擔受害人的精神損害賠償責任源於濫用訴權者對受害人的名譽權的侵害。法官可以根據具體的侵害程度而責令濫用訴權者用金錢補償的方式賠償受害方。如果侵害程度不是太大,法官可以要求濫用訴權者向受害者賠禮道歉、消除影響以恢復名譽。 當然,我們還需要注意的是,受害方獲得濫用訴權侵權損害賠償的實現,還需要受害方以濫用訴權者的行為給自己所帶來的侵害為由提起侵權之訴。這一訴訟是獨立於存在有當事人濫用訴權行為的前一訴訟,它是一個新的訴訟；這可能將會給受害方帶來另一層面的訴訟拖累:由於一方當事人濫用訴權而導致另一方當事人遭受損失,甚至還可能存在著敗訴後承擔訴訟費用的可能。在這種情形下,受害方當事人可能因「本訴」而身敗名裂、甚至破產。如果在這種情形下,再讓他提起另一個訴訟,無疑對他來說是有著相當的難度；訴訟結果的難以預測性和風險性,受害方有時不得不選擇放棄。因此,在我們目前訴訟制度還存在這樣那樣不合理因素的情形下,設立當事人濫用訴權損害賠償責任制度雖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是我們仍然應對「遠水解不了近渴」的情形設計出相應的應急措施。 三、結語 濫用訴權是現代法的產物。隨著司法制度的不斷發展,權利過度自由地行使已經使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其所帶來的危害。學者耶林談到:「如果只是為了維護個人所擁有的特權,則法的規定就不能全面得到實施。」[11]規范當事人訴訟權利的過度自由行使而引起的濫用訴權就成為必然。隨著我國法制進程和司法改革的推進,當事人訴權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保障。當事人享有訴權是否完備,是一個國家法律是否現代化、文明化的重要標志。法律授予當事人訴權,其目的在於當他們自身權利受到侵害時,能夠尋求法律救濟。但是由於我國缺乏具體的、有效的約束制度,導致八十年代以來出現了大量的當事人濫用訴權的現象。針對濫用訴權行為規制的適時性,規范的濫用訴權行為規制體系的建立無疑是我國法制建設不應忽視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