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釋的法律效力
刑法的生效時間，一般有兩種規定方式：一是從公布之日起生效；二是公布之後經過一段時間再施行法。我國刑法於1979年7月1日通過，7月6日頒布，自1980年1月1日起生效；1997年3月14日通過的新刑法的生效日期規定在刑法第452條，即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法。
刑法的失效時間，有兩種方式：一是國家立法機關明確宣布某些法律失效；二是自然失效，即新的法律的頒布代替了同類舊法的內容，或者由於原來立法的特殊條件消失，舊法自行失效法。
在溯及力問題上，我國實行從舊兼從輕原則，即：
1.對於在新刑法實施以前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不認為是犯罪的，使用當時的法律；
2.如果當時的法律認為是犯罪的，依照新刑法的規定應當追訴的，按照當時的法律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如果新刑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的，適用新刑法。 刑法的空間效力，是指刑法對地域和人的效力。它明確國家刑事管轄權的范圍。關於國家空間刑事管轄權范圍的原則有：
1.屬地原則，就是單純以地域為標准，凡是發生在本國領域內的犯罪都適用本國刑法法。否則，均不適用本國刑法。
2.屬人原則，就是單純以人的國籍為標准，凡是本國人犯罪，無論是發生在本國領域內還是本國領域外，都適用本國刑法；凡外國人犯罪，即使發生在本國領域內，也不適用本國刑法。
3.保護原則，從保護本國利益出發，凡是侵害本國國家或者公民利益的犯罪，不論犯罪人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也不論犯罪地是在本國領域內還是本國領域外，都適用本國刑法。
4.普遍原則，從保護國際社會共同利益出發，凡是侵害國際公約﹑條約保護的國際社會共同利益的犯罪，無論犯罪人是本國人還外國人，也不論犯罪地是在本國領域內還是本國領域外，都適用本國刑法。
5.綜合原則，凡是在本國領域內犯罪的，不論本國人或外國人，都適用本國刑法；本國人或外國人在本國領域外犯罪的，在一定條件下，也適用本國刑法。
我國刑法第6條規定，凡在我國領域內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別規定的以外，都適用本地法。
我國領域指我國國境以內的全部空間區域具體包括：
（1）領陸，即國境線以內的陸地及其地下層法。
（2）領水，即內水領海及其地下層法。內水包括內河﹑內湖﹑內海以及同外國之間界水的一部分（通常以河流中心線為界，如果是可通航的河道，則以主航道中心線為界）法。領海，根據我國政府1958年8月4目的聲明，我國領海寬度為12海里法。
（3）領空，即領陸和領水的上空。
以下兩部分屬於我國領土的延伸，適用我國刑法：其一是我國的船舶﹑飛機或其他航空器，不論該船舶或者航空器航行或停泊在任何地點。其二是我國駐外使領館。
犯罪的行為或者結果有一項發生在我國領域內的，就認為是在我國領域內犯罪。
包括三種情況：
（1）在我國境內實施犯罪行為，但犯罪結果發生在國外，如在境內開槍，射傷境外人員
（2）在國外實施犯罪行為，但結果發生在我國境內，如從境外向境內開槍，殺死境內受害者的犯罪；
（3）犯罪行為和犯罪結果均發生在我國境內。
刑法第6條規定的例外情況有以下四種：
1.享有外交特權和豁免權的外國人的刑事責任，通過外交途徑解決法。外交代表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享有的豁免權，可以由派遣國政府明確放棄。如犯罪，則可以適用我國刑法。通過外交途徑的解決方法有限期離境﹑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要求派遣國召回等。
2.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適用本刑法規定的，可以由自治區或者省級人民代表大會根據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特點和本法規定的基本原則，制定變通或者補充的規定，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施行。
3.刑法施行後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特別刑法的規定。
4.依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例外規定，我國刑法的效力不及於港澳地區。
我國公民在我國領域外犯本法規定之罪的，適用本地法。但是刑法規定的最高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對於特殊主體即國家工作人員和軍人在我國領域外犯本法規定之罪的，一律適用我國刑法。
我國公民在我國領域外犯罪，依照本法應當負刑事責任，雖然經過外國審判仍然可以依照我國刑法予以追究，但是在外國已經受過刑罰處罰的，可以免除或者減輕處罰。此規定既維護司法主權，又避免雙重處罰。
外國人在我國領域外對我國國家或者公民犯罪，法定最低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適用我國刑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處罰的除外。
對於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罪行，我國在所承擔的條約義務的范圍內行使刑事管轄權，適用我國刑法。 刑法的溯及力是指刑法生效以後，怎樣適用發生在刑法生效以前的行為。
發生在刑法生效以前的行為，適用刑法應遵循以下規定：
一、發生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以後至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以前的行為，生效的刑法認為是犯罪而生效前的法律不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生效的刑法對該行為不具有溯及力，即不能對該行為定罪量刑
二、發生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以後至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以前的行為，當時的法律認為是犯罪，而生效的刑法也依法認定應當予以追訴的，按照當時的法律規定定罪量刑，不能按照生效的刑法規定定罪量刑；
三、發生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以後至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以前的行為，當時的法律認為是犯罪，而生效後的刑法認為不是犯罪，或者雖然認為是犯罪，但是處刑較輕，依生效後的刑法定罪量刑，即生效的刑法對該行為具有溯及力
四、刑法生效以前，人民法院按照當時的法律已作出生效判決，不適用生效刑法，即生效刑法對刑法生效以前的判決不具有溯及力。
概括而言，刑法的溯及力就是遵循「從舊兼從輕原則」。
B. 刑法的解釋，依據解釋的效力所做的分類有哪些
您好，刑法的解釋，依據解釋的效力所做的分類：
1.有權解釋：依據解釋的主體不同又可分為
(1)立法解釋：是指由立法機關對刑法規范含義進行闡明。通常包括以下三種情況：
第一，在刑法中用條文對有關刑法術語所作的解釋;
第二，在刑法的起草說明或修訂說明中作出的解釋;
第三，在刑法施行中如發生歧義所作出的解釋。
(2)司法解釋：是指司法機關對刑法規范含義進行闡明。在我國，司法解釋的權力屬於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
2.無權解釋：又叫學理解釋，是指國家宣傳機構、社會組織、教學科研單位或者專家學者從學術理論角度對刑法規范含義進行的闡明。相對於立法解釋和司法解釋，學理解釋因缺乏法律上的授權，不具有法律的約束力，因此稱「無權解釋」。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C.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釋義 具有法律效力嗎
一般而已不會有法律效力。
可以參看《立法法》
第二條 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制定、修改和廢止，適用本法。
第四十五條 法律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法律有以下情況之一的，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解釋：
（一）法律的規定需要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的；
（二）法律制定後出現新的情況，需要明確適用法律依據的。
第四十六條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各專門委員會以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法律解釋要求。
第一百零四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的屬於審判、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解釋，應當主要針對具體的法律條文，並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則和原意。遇有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二款規定情況的，應當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法律解釋的要求或者提出制定、修改有關法律的議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的屬於審判、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解釋，應當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內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以外的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不得作出具體應用法律的解釋。
D. 司法解釋的效力問題
司法解釋也具有法律效力，當司法解釋與立法解釋相抵觸時，立法解釋優先。
E. 如何理解司法解釋在刑法適用中的效力
根據1981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第二條規定：「凡屬於法院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法院進行解釋，凡屬於檢察院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檢察院進行解釋。」由此可見，我國實行的是「二元一級」的司法解釋體制 。「二元」指的是有權制定刑法司法解釋的機關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兩高」）；「一級」指的是最高司法機關。故以上「二元一級」的刑法司法解釋具有普遍適用的效力。但我國各地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平衡，尤其是東西部差距明顯，「兩高」所作出的刑法司法解釋難以兼顧各地實際情況，有些情況下只能作出具有一定彈性的規定（如數額犯），然後授權各地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具體「意見」，這些意見對案件的處理發揮著司法解釋的作用。比如，相同的犯罪數額，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和在經濟發達地區所表現的社會危害程度是不同的，犯罪分子所承擔的刑事責任也應不同，即對犯罪分子的處罰應有所區別，這一區別就反映在各地的「意見」中。而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制定的「意見」又分兩種：一是根據「兩高」的明確授權所制定的「實施意見」，因該意見的效力源於「兩高」的刑法司法解釋，故當然具有刑法司法解釋的效力；二是根據刑法和「兩高」刑法司法解釋的精神，結合本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及社會治安狀況制定的「指導性意見」，筆者認為，從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出發，在轄區范圍內具有「准刑法司法解釋」的效力。
F. 刑法的解釋
刑法的解釋是指對刑法規范蘊含的闡述。刑法條文所具有的一定程度版上的抽象性和穩定性權，決定了刑法解釋在正確領會立法意圖、准確適用法律上的必要性。
立法解釋是指立法機關對刑法的含義所作的解釋。立法機關具有立法權，當然也有權對法律加以解釋，這種解釋具有與立法相同的法律效力。刑事立法解釋對於彌補刑法規范中的漏洞，使刑法規范適應復雜多變的犯罪活動，維護刑法規范的穩定性，具有重要作用。
司法解釋是指司法機關對刑法的含義所作的多功能解釋。在刑法適用中，經常出現一些疑難問題，需要通過司法解釋加以明確。因此，司法解釋對於刑法的正確適用具有重要意義。我國的司法解釋是指最高司法機關（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刑法適用中有關問題所作的解釋。
如果把立法解釋與司法解釋稱為有權解釋，即其法律解釋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那麼，學理解釋就是一種無權解釋，但具有學理上的參考價值。盡管學理解釋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它在刑法適用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G. 刑法解釋方法按效力分類中學理解釋的含義。
學理解釋,即未經國家授權的機關、團體、社會組織、學術機構以及公民個人對刑法所作的解釋，它們雖然沒有法律效力，但對於刑事司法乃至立法活動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記得採納啊
H. 刑法司法解釋的溯及力
（1）從舊原則，即刑法對其生效前的行為一律沒有溯及力。
（2）從新原則，即刑法專對於其生效前未經屬審判或判決尚未確定的行為一律適用，具有溯及力。
（3）從新兼從輕原則，即新法原則上具有溯及力，但舊法（行為時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時，依照舊法處理。
（4）從舊兼從輕原則，即新法原則上不具有溯及力，但新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則依新法處理。
上述諸種原則，從舊兼從輕原則既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又適應實際的需要，為絕大多數國家刑法所采，我國刑法亦采此原則。
我國修訂後的刑法典第1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本法施行以前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不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如果當時的法律認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總則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按照當時的法律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適用本法。
(8)刑法解釋的法律效力擴展閱讀
法律的溯及力，也稱法律溯及既往的效力，是指法律對其生效以前的事件和行為是否適用。就現代法而言，法律一般只能適用於生效後發生的事件和行為，不適用於生效前的事件和行為，即採取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則。
I. 如何理解刑法解釋與罪刑法定的關系不需要
(一)罪刑法定原則
我國刑法第三條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這是我國刑法對罪刑法定原則的規定。從立法者意圖而言,前段旨在突出刑法的法益保護機能,後段則旨在突出刑法的人權保障機能。從一般意義上理解,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含義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和「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即犯罪行為的界定、種類、構成條件和刑罰處罰的種類、幅度,均事先由法律加以規定,對於刑法分則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的行為,不得定罪處罰。
從罪刑法定原則的歷史沿革和法律淵源分析,其具體內容分為「形式的側面」與「實質的側面」。法律主義、禁止事後法、禁止類推解釋、禁止不定(期)刑,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傳統內容,被稱為「形式的側面」。刑法規定的明確性原則、刑罰法定的內容適正原則(禁止處罰不當的行為和進行不均衡的、殘虐的刑罰)是其「實質的側面」。[①]罪刑法定原則下,要求絕對禁止適用類推,但是不禁止在刑法文義「射程」范圍內進行的擴大、限制等解釋。把刑法的明文規定作為定罪的唯一根據,對於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行為,不能通過類推或者類推解釋以犯罪論處。
(二)刑法解釋
刑法解釋是指刑法規定意義的說明。刑法解釋有助於人們正確理解刑法規定的含義與精神;有利於刑法的正確實施和使用;有利於克服刑法表述的某些缺陷;有利於刑法的發展和完善。
按照刑法解釋的效力可以分為正式的刑法解釋和非正式的刑法解釋。正式的刑法解釋主要指立法解釋與司法解釋,具有法律效力。非正式的刑法解釋,即未經國家授權的機關、團體、社會組織、學術機構以及公民個人對刑法所做的解釋,沒有法律效力,但對刑事司法乃至立法活動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對提高公民法律意識具有重大作用。[②]比如專家學者解釋、司法工作人員解釋等。本文主要以司法工作人員進行的非正式刑法解釋為研究對象,即司法工作人員在適應刑法過程中,在沒有相關規定及司法解釋進行闡明時,如何在不突破罪刑法定原則下作出必要、合理的解釋,准確適用刑法,區分好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認定標准。
(三)罪刑法定原則與刑法解釋的關系
司法工作人員在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沒有明確規定時,往往會通過比較解釋、體系解釋、文理解釋、限制解釋、擴大解釋等方法和技巧進行解釋。這些解釋方法和技巧,在不超越刑法本意的基礎上,是被罪刑法定原則所允許的。比如,在辦理聚眾淫亂案件過程中,將聚眾淫亂限制解釋為具有一定公然性的聚眾淫亂是罪刑法定原則所允許的,因為如果不限制解釋為具有一定公然性的聚眾淫亂,就可能導致刑法介入道德生活領域,使倫理秩序成為刑法所保護的法益,這顯然是不合適的。
然而,我們應當注意到罪刑法定原則是不允許類推解釋,司法工作人員不能以類推對刑法進行解釋。因為類推解釋是需要判斷的具體事實與法律規定的構成要件基本相似時,將後者的法律效果適用於前者。類推解釋著眼於刑法規范之外的事實,是對事實的比較,並且一般是將所要解釋的概念提升到更上位的概念作出的解釋,其所得出的結論超出了用於可能具有的含義,即在刑法文義的「射程」之外進行解釋。從論理方法上說,類推解釋認識到了某行為不是刑法處罰的對象,而以該行為與刑法規定的相似行為具有同等的社會危害性和緊迫性為由,將其作為處罰對象。比如,將刑法中的「婦女」解釋為「人」,就是典型的類推解釋,很顯然,這種解釋和罪刑法定原則是相沖突的。
罪刑法定原則下刑法解釋的適用規則
從以上理論和實證分析來看,作為一名司法工作人員在具體辦案中應正確適用刑法,適用刑法的過程也是解釋刑法的過程。在罪刑法定原則下,如果不能發現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將難以真正做到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有機統一。筆者認為,司法工作人員在罪刑法定原則下刑法解釋的適用規則可以表現一個從抽象到具體、從整體到部分的解釋過程。即在辦理具體刑事犯罪案件時,首先從整體上要有禁止類推解釋的法律觀念,然後回歸到案件事實本身,拉近案件事實和犯罪構成的連接點,通過交互作用,進行合理必要解釋,最後從局部對個別刑法用語作出評價和修正,把握好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作出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判斷。具體表現為:
(一)樹立禁止類推解釋法律觀念
司法工作人員,一方面要善於解釋刑法,不能因為刑法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就僅對刑法條文作字面解釋;另一方面也要禁止類推思維進行類推解釋。當前類推思維主要表現為整體思維,即不具體分析某種行為是否符合刑法規定的犯罪構成,而僅從整體上考察該行為的危害程度進而判斷是否成立犯罪。[④]這是缺乏罪刑法定主義法律觀念的表現。這就要求司法工作人員在樹立禁止類推解釋的法律觀念的情況下,要通過權衡刑法條文的目的、行為的處罰必要性、國民的預測可能性、刑法條文的協調性、解釋結論與用語核心含義的距離等諸多方面作出解釋。在許多情況下,甚至不是用語的問題,而是如何考量法條目的與行為性質,如何平衡法益保護機能和人權保障機能的問題。
(二)拉近案件事實和犯罪構成進行合理解釋
由於犯罪構成是認定犯罪的法律標准,所以它與犯罪構成事實有別:前者是法律規定,後者是具體事實。二者的聯系也顯而易見:具體事實符合法定的犯罪構成時,才能成為犯罪構成事實。[⑤]案件事實對犯罪構成的解釋起著重要作用,現實的案件事實成為推動司法工作人員反復斟酌刑法真實含義的最大動因。在樹立樹立禁止類推解釋法律觀念的前提下,司法工作人員在的目光總是不斷往返於犯罪構成和案件事實之間,對二者進行比較、分析、權衡,使犯罪構成與案件事實交互作用,一方面將案件事實向犯罪構成拉近,一方面將犯罪構成向案件事實拉近,從而作出判斷。比如,犯罪構成的內容是故意毀壞公私財物,案件事實為行為人故意將他人價值1萬元的戒指扔入大海中。如果將犯罪構成中的「毀壞」解釋為「導致財物物理上的毀損」,將案件事實抽象為「使他人戒指轉移與大海中」,則必然得出無罪結果,但這種結論是不能被人接受的。於是,司法工作人員可能進一步解釋犯罪構成,將「毀壞」解釋為「導致財物的本來效用減少或者喪失」,再對比案件事實,則必然得出有罪結論。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司法工作人員一定要達到有罪結論才罷休。只有在既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又不歪曲事實的前提下,使犯罪構成與案件事實彼此對應。
(三)綜合評價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
司法工作人員應該依據什麼標准對刑法用語作出評價和解釋,才能把握其擁有之義呢?筆者認為,可以借鑒刑事訴訟法及相關規定的需要證明的事實和不需要證明的事實進行分類。第一類為法律評價,即需要根據法律、法規評價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如,「國家工作人員」、「司法工作人員」、「公私財物」等則應該根據法律法規規定的具體內容作出解釋。第二類為社會評價,即要求參照法律意外的倫理的、社會的、經濟的等一般文化的評價方式評價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如,「猥褻」、「侮辱」、「損害」、「泄憤報復」、「淫穢物品」等。第三類為事實評價,即伴隨著事實事實判斷的概念,一般人共同知曉的常識性事實。比如,刑法條文中規定的「危險」以及「情節嚴重」,都是伴隨著事實判斷的概念。根據具體個案,通過綜合評價,准確把握好刑法用語中可能具有的含義。
J. 刑法的立法解釋與刑法的司法解釋關系
立法解釋
立法解釋是指立法機關對刑法的含義所作的解釋。立法機關具有立法權，當然也有權對法律加以解釋，這種解釋具有與立法相同的法律效力。刑事立法解釋對於彌補刑法規范中的漏洞，使刑法規范適應復雜多變的犯罪活動，維護刑法規范的穩定性，具有重要作用。
在1997年刑法頒行以後，我國立法機關開始注重通過立法解釋進一步明確立法意蘊。尤其是對司法機關存在異議的問題，通過立法解釋加以明確。例如，2002年4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一)》和《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一節三百八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二)》)，是在刑法實施以來，第一次在有關的法律問題已有司法解釋的情況下，由於司法機關對法律規定認識不一致，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又做出立法解釋。其中《解釋(一)》是對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的立法解釋，《解釋(二)》是對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的立法解釋。這兩個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都曾經作過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檢察院存在不同意見，因而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立法解釋。這些立法解釋對於明確法律規定的立法本意，進一步規范司法解釋具有重要意義。
司法解釋
司法解釋是指司法機關對刑法的含義所作的多功能解釋。在刑法適用中，經常出現一些疑難問題，需要通過司法解釋加以明確。因此，司法解釋對於刑法的正確適用具有重要意義。
我國的司法解釋是指最高司法機關(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刑法適用中有關問題所作的解釋。根據1981年6月1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規定：「凡屬於法院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法院進行解釋。凡屬於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檢察院進行解釋。」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均有司法解釋權。
從1997年刑法頒行以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就審判和檢察工作中具體適用刑法的問題分別進行了大量的司法解釋，同時就一些刑法適用的共同性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名作出司法解釋。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還與有關行政部門共同對刑法適用中的問題進行解釋，這可以視為一種准司法解釋。我國的司法解釋就內容而言，可以分為規范性解釋與個案性解釋。規范性解釋通常以《規定》、《解釋》等形式發布，而個案性解釋則通常以《批復》、《答復》等形發布。此外，還有以座談會紀要的形式出現的司法解釋性文件，也同樣具有司法解釋的性質，只是在法律效力上略遜於正式的司法解釋。根據2001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第2條的規定：「對於司法解釋實施前發生的行為，行為對沒有相關司法解釋，司法解釋施行後尚未處理或者在處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釋的規定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