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通行全國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編敕

㈠ 宋代"以敕破律"在法制史上有什麼地位它的出現說明了什麼問題

編敕是宋代常見的立法活動，亦是宋代用來調整社會關系的主要法律形式。即是宋代法律變化的集中體現，也是對宋代社會關系的直接、具體的反映。

1、宋代"以敕破律"在法制史上的地位。

宋代的編敕在法制史上提供了一個法律實際應用的先例，採用了靈活的法律形式來彌補常法的不足，使得宋朝法律在保持穩定性的同時，具有極大的靈活性，非常能適應宋代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尖銳的局面。同時也讓我們發現了此方式的局限性，有利於當下法制工作的正確開展。

2、宋代編敕出現說明的問題。

雖然宋初就已經制定了《宋刑統》，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宋刑統》已經滿足不了政治經濟生活對法律領域的要求，新問題大量出現，社會矛盾激化，《唐律》、《宋刑統》等已有的法律規范都無力解決，因此皇帝發布了大量詔敕。

元豐修敕之前，不僅法典體系混亂，而且元豐編敕之前的數次編敕都是不同性質的法律規范的混合，屬於綜合性的法律規范。這樣再有的情況下，可能因為適用法律規范不同從而刑罰輕重不同，不利於司法官量罪定刑，不利於法律的權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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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法規形式

1、編敕

敕是皇帝發布的指示或決定。令日多，為了便於保存和官吏檢引,需要匯編成冊,這就是編。宋代編敕很多，大抵每一改元，就有一次或數次編活動。

據南宋王應麟所輯《玉海》卷六六和《宋史·刑法志》等書記載,宋代編主要有：《建隆編敕》4卷；《太平興國編敕》15卷；《淳化編敕》25卷，後來因「其間賞罰條目頗有重者，難於久行,宜重加裁定」,由許驤等刊定為30卷；

《咸平編敕》12卷;《景德編敕》15卷;《大中祥符編敕》20卷；《天聖編敕》12卷；《景編敕》44卷；《慶歷編敕》（卷數不詳）；《嘉編敕》18卷。上述編敕都早已散失。元豐(1078～1085)以後，單獨的編敕幾乎不見，往往與令、格、式編纂在一起。

2、條法事類

《宋史·刑法志》記載：南宋孝宗淳熙(1174～1189)初，因、令、格、式合編在一起，內容龐雜,不便於官吏檢引,令「令所分門編類為一書，名曰《淳熙條法事類》」共420卷，總門33，別門420。

宋寧宗（1194～1224在位）時，又編成《慶元條法事類》一書,據《玉海》卷六六記載,共437卷。此書現存,但有殘缺。宋理宗（1224～1264在位）時又編有《淳祐條法事類》。

按《宋史·刑法志》，淳祐十一年(1251)又根據慶元法與淳熙法對新書進行修訂，修改了140條，創入400條，增加50條，刪去17條,共430卷。這是宋代最後一次規模較大的法規編纂活動。宋度宗(1264～1274在位)以後無所更動。

3、斷例

即判案的成例。宋代規定，「法所不載，然後用例」(《宋史·刑法志》)。例本是補法之不足，但在實際審判中，例起的作用很大，甚至超過法令。《宋史·刑法志》說，「當是時，法令雖具，然吏一切以例從事，法當然而無例，則事皆泥而不行。」

據宋朱熹輯《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卷1《韓忠獻王行狀》說,當時官吏多引例斷獄，為了貪圖財賄，「唯意所去取」。宋王朝為了杜絕弊端，崇寧元年(1102)曾對斷例進行編纂。將與法令抵觸的內容刪去。

南宋乾道元年(1165)，根據刑部侍郎方滋的建議，將紹興(1131～1162)以來的斷例分類匯集成書，名曰《乾道新編特旨斷例》。

該書收例547件，共64卷，其中名例3卷，衛禁1卷，職制3卷，戶婚1卷，廄庫2卷，擅興1卷，賊盜10卷，斗訟19卷,詐偽4卷,雜例4卷，捕亡10卷，斷獄6卷（《宋會要輯稿·刑法一》）。宋代斷例現在都已亡失。

4、指揮

原是中央官署對某事臨時所作的指示或決定。

一經有過指揮，此後對同類事件就具有約束力，往往與、令並行。《宋史·刑法志》記載，紹興十年(1140)秦檜專權，「率用都堂批狀，指揮行事，雜入吏部續降條冊之中……至與成法並立」。後來雖然申明「一時指揮，不可為永法」，實際上往往仍為處理同類事件的標准。

5、申明

中央主管官署就某項法令所作的解釋。解釋刑統的,稱「申明刑統」;解釋的,稱「申明」「申明」也具有法的效力。《文淵閣書目》卷14有《宋申明刑統》一部。

6、看詳

中央和上級主管官署，根據過去的令或其他案卷所作的批示或決定。

據《宋會要輯稿·刑法一》記載，《申明刑統》曾解釋：僧道在父母喪內犯，要加凡人四等,後經「大理寺再看詳,只合加二等」。主管部門所作的看詳，也可以作為以後處理同類事件的依據。

《宋會要輯稿·刑法一》記載，哲宗元元年(1086)八月十二日，曾「修成六曹條貫及看詳共三千六百九十四冊」。

參考資料：網路-宋代法規

㈡ 簡述宋朝法制的嚴厲化及調節

（一）《唐律疏議》——禮法統一的法典1、《唐律》的修訂過程——從《武德律》到《永徽律疏》。唐高祖李淵（公元618---626年）於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奏上，是為《武德律》，這是唐代首部法典。《武德律》共12篇500條。唐太宗即位以後，鑒於《武德律》不能完全符合當時的需要，於貞觀元年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人在《武德律》基礎上，參照隋《開皇律》更加厘改，制定新的法典，至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始告完成，稱為《貞觀律》。《貞觀律》仍為12篇500條。《貞觀律》的修改。如增設加役流，縮小連坐處死的范圍，確定了五刑、十惡、八議以及類推等原則與制度。《貞觀律》的修訂，基本上確定了唐隋的主要內容和風格，對後來的《永徽律》及其他法典有很深的影響。2、《永徽律疏》的頒行。《永徽律疏》又稱《唐律疏議》，是唐高宗永徽年間完成的一部極為重要的法典。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長孫無忌、李績等在《貞觀律》基礎上修訂，如將原《貞觀律》名例篇中的「言理切害」，更為「情理切害」，並作鄭重說明：「舊律雲言理切害，今改為情理切害者，蓋欲原其本情，廣思慎罰故也。」最終，奏上新撰律12卷，是為《永徽律》。鑒於當時中央、地方在審判中對法律條文理解不一，每年科舉考試中明法科考試也無統一的權威標準的情況，唐高宗在永徽三年下令召集律師學通才和一些重要臣僚對《永徽律》進行逐條逐句的解釋，「條義疏奏以聞」，繼承漢晉以來，特別是晉代張斐、杜預注釋律文的已有成果，歷時1年，撰《律疏》30卷奏上，與《永徽律》合編在一起，於永徽四年十月經高宗批准，將疏議分附於律文之後頒行。計分12篇，共30卷，稱為《永徽律疏》。至元代後，人們以疏文皆以「議日」二字始，故又稱為《唐律疏議》。由於疏議對全篇律文所作權威性的統一法律解釋，給實際司法審判帶來便利，以至《舊唐書·刑法志》說當時的「斷獄者，皆引疏分析之」。疏議的作用至重，學者楊鴻烈在《中國法律發達史》一書中認為，「這部永徽律全得疏議才流傳至今」。《永徽律疏》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立法和注律的經驗，不僅對主要的法律原則和制度作了精確的解釋與說明，而且盡可能引用儒家經典作為律文的理論依據。《永徽律書》的完成，標志《著中國古代立法達到了最高水平。作為中國法制的最高成就，《永徽律疏》全面體現了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風格和基本特徵，成為中華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對後世幾周邊國家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同時，因此前的《貞觀律》等至今都已秩失，所以《永徽律疏》成為中國歷史上迄今保存下來得最完整、最早、最具有社會影響的古代成文法典。在中國古代立法史上佔有最為重要的地位。（二）十惡1從「重罪十條」到「十惡」。所謂「十惡」是隋唐以後歷代法律中規定的嚴重危害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常赦不原的十種最嚴重犯罪，淵源於北齊律的「重罪十條。隋《開皇律》在「重罪十條」的基礎上加以損益，確定了十惡制度。唐律承襲此制，將「十惡」列入名例律之中。《唐律》名例書儀即雲：「五刑之中，十惡尤切，虧損名教，毀裂冠冕，特標篇首，以為明誡。」2唐律中十惡的具體內容：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唐律中「十惡」制度所規定的犯罪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為侵犯皇權與特權的犯罪，一為違反倫理綱常的犯罪。唐律將這些犯罪集中規定在名例律之首，並在分則各篇中對這些犯罪相應了最嚴厲的刑罰，而且，唐律規定凡犯十惡者，不適用八議等規定，且為常赦所不原，此即俗語所謂「十惡不赦」的淵源。這些特別規定充分體現了唐律的本質重點在於維護皇權、特權、傳統的倫理綱常及倫理關系。（三）六殺、六贓與保辜1、六殺。《唐律》賊盜、斗訟篇中依犯罪人主觀意圖區分了「六殺」，即所謂的「謀殺」、「故殺」、「斗殺」、「誤殺」、「過失殺」、「戲殺」等。唐律的「謀殺」指預謀殺人；「故殺」指事先雖無預謀，但情急殺人時已有殺人的意念；「斗殺」指在斗毆中因為激憤失手而把人殺死的殺人犯罪；「誤殺」指由於種種原因錯置了殺人對象；「過失殺」指「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至」，即出於過失殺人；「戲殺」指「以力共戲」而導致殺人。基於上述區別，唐律規定了不同的處罰。謀殺人，一般殺人罪數等處罰，但奴婢謀殺主，子孫謀殺尊親則處於死刑，體現了對傳統禮教原則的維護。故意殺人，一般處斬刑。誤殺則減殺人罪一等處罰。斗殺也同樣減殺人罪一等出罰。戲殺則減斗罪二等處罰。過失殺，一般「以贖論」，即允許以銅贖罪。「六殺」理論的出現，反映了唐律對傳統殺人罪理論的發展與完善。2、六贓。六贓指《唐律》規定的六種非法獲取公私財物的犯罪。唐律要求官吏廉潔奉公，嚴懲利用職權牟取私利或貪贓枉法的行為，唐律中均規定了較常人犯財產罪更重的刑罰。六贓具體包括以下罪名：一是「受財枉法」，指官吏收受財物，枉法裁判的行為。《唐律》職制篇規定，凡官吏受財枉法，贓滿15匹處絞。二是「受財不枉法」，指官吏收受財物，但未枉法裁判行為。《唐律》職制篇規定，即使不枉法，贓滿30匹也處僅於死刑的加役流。三是「受所監臨」，指官吏利用職權非法收受所轄范圍內百姓或下屬財物的行為。《唐律》職制篇規定。官吏出差，不得在所到之處接受禮物，主動索取或強要財物的，加重處罰。監臨主守官盜取自己所監臨財物或被監臨人財物的，比竊盜加二等處罰，贓滿30匹者即絞。甚至規定，不得向被監臨人借用財物；不得私自役使下屬人員或利用職權經商牟利；否則依情節分別處以笞杖或徒刑。唐律還規定，官吏應約束其家人不得接受被監臨人的財物，若家人有犯，比照官吏本人減等治罪。如監守自盜的比一般盜罪加等處罰，贓滿30匹者即絞。四是「強盜」，指以暴力獲取公私財物的行為。《唐律》賊盜篇規定強盜處罰更嚴，雖不得財，也要處罰徒刑2年。持凶器是財者一尺徒三年，十匹及傷人者絞，殺人者斬。五是「竊盜」，指以隱蔽的手段將公私財物據為己有的行為。《唐律》賊盜篇對一般竊盜罪也嚴格規定，不得財者笞五十，得財者至五十匹處加役流刑。六是「坐贓」，指官吏或常人非因職權之便非法授受財物的行為。《唐律》雜律篇規定，官吏因事授受他人財物的即構成「坐贓」，同時禁止監臨主守官在轄區內役使百姓，借貸財物，違者以坐贓論處。六贓的分類與按贓值定罪的原則為後世所繼承，在明清律典中均有《六贓圖》的配附。3、保辜。指對傷人罪的後果不是立即顯露的，規定加害方在一定期限內對被害方傷情變化負責的一項特別制度。唐律規定：「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毆傷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三十日折跌肢體及破骨者五十日。」在限定的時間內受傷者死去，傷人者承擔殺人的刑責；限外死去或限內以他故死亡者，傷人者只承擔傷人的刑事責任。唐代確定保辜期限，用以判明傷人者的刑事責任，盡管不夠科學，但較之以往卻是一個進步。（四）五刑與刑罰原則1、唐律中的五刑。唐律承用隋《開皇律》中所確立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種刑罰，作為基本的法定刑，其具體規格與《開皇律》稍有不同。（1）笞刑，為五刑中最輕一級刑罰，分為五等，由笞十到笞五十，每等加笞十；（2）杖刑，亦分五等，由六十至一百，每等加杖十；（3）徒刑，分為五等，自徒一年至徒三年，以半年為等差；（4）流刑，分為三等，即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另有加役流，都是流三千里，但到流放地後要在當地服役三年；（5）死刑，分斬、絞二等。2、唐律中的刑罰原則。（1）區分公、私罪的原則。唐律之所以要區分公罪與私罪，主要目的在於保護各級官吏執行公務、行使職權的積極性，以便提高國家的統治效能；同時，防止某些官吏假公濟私，以權謀私，保證法制的統一。（2）自首原則。一是嚴格區分自首與自新的界限。唐代以犯罪未被舉發而能到官府交待罪行的，叫做自首。但犯罪被揭發或被官府查知逃亡後，再投案者，唐代稱作自新。自新是被迫的，與自首性質不同。唐代對自新採取減輕刑事處罰的原則。二是規定謀反等重罪或造成嚴重後果危害無法挽回的犯罪不適用自首。凡「於人損傷，於物不可備償」，「越渡關及奸，並私習天文者，並不在自首之列」。即對前述犯罪投案的也不按自首處理。因為這些的後果已不能挽回。三是規定自首者可以免罪，但「正贓猶征如法」，即贓物必須按法律規定如數償還，以防止自首者非法獲財。四是自首不徹底的叫「自首不實」，對犯罪情節交待不徹底的叫「自首不盡」。《名例律》規定：「自首不實及自首不盡者」，各依「不實不盡之罪罪之。至死者，聽減一等。」至於如實交待的部分，不再追究。此外，唐律規定，輕罪已發，能首重罪，免其重罪；審問它罪而能自首餘罪的，免其死罪。出於分化打擊犯罪的目的，唐律全面系統地發展了傳統刑法的自首原則；這些內容影響到後世。（3）類推原則。《唐律·名例律》規定：「諸斷罪而無正條，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即對律文無明文規定的同類案件，凡應減輕處罰的，則列舉輕罪處罰規定，比照以解決重案。如疏議舉律文說，謀殺尊親處斬，但無已傷殺重罪的條文，在處理已傷尊親的案件時，通過類推就可以知道更應處以斬刑。又舉例說，夜半闖入人家，主人出於防衛，登時殺死闖入者，不論罪。律文沒有致傷的條文，但比照規定，殺已不論罪，致傷更不論罪。唐代類推原則的完善反映了當時立法技術的發達。（4）化外人原則。《唐律·名例律》規定：「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即同國籍外國僑民在中國犯罪的，由唐王朝按其所屬本國法律處理，實行屬人主義原則，不同國籍僑民在中國犯罪者，按唐律處罰，實行屬地主義原則。在當時不僅維護了國家主權，同時也比較妥善地解決了因大量外國僑民前來所引起的各種法律糾紛問題。（五）唐律的特點與中華法系1、「禮法合一」的特點。2、條簡要與寬簡適中的特點。3、立法技術完善的特點。4、唐律是中國傳統法典的楷模與中華法系形成的標志。作為中華法系的代表作，唐律超越國界，對亞洲諸國產生了重大影響。朝鮮《高麗律》篇章內容都取法於唐律。日本文武天皇制定《大寶律令》，也以唐律為藍本。越南李太尊時期頒布的《刑書》，大都參用唐律。可見唐律不僅在本國，而且在世界法制史上也佔有重要地位。（一）《宋刑統》與編敕1、《宋刑統》。宋太祖建隆四年（公元963年），在工部尚書判大理寺卿竇儀等人的奏請下，開始修訂宋朝新的法典。同年7月完成，由太祖詔「付大理寺刻板摹印，頒行天下」，成為歷史上第一部刊印頒行的法典。全稱《宋建隆詳定刑統》，簡稱《宋刑統》。是歷史上第一部刊印頒行的法典。將性質相同或相近的律條及有關敕、令、格、式、起請等條文作為一門。收錄了五代時通行的部分敕、令、格、式，形成一種律令合編的法典結構。《刑統》的編纂體例可追溯至唐宣宗時頒行的《大中刑律統類》。北宋初一度沿用的《大周刑統》，便是《刑統》體例在五代時發展的結果。《刑統》在具體編纂上，仍以傳統的刑律為主，同時將有關敕、令、格、式和朝廷禁令、州縣常科等條文，都分類編附於後，使其成為一部具有統括性和綜合性的法典。《宋刑統》和《唐律疏議》相比有這樣一些特點：一是兩者的篇目、內容大體相同。《宋刑統》也是30卷，12篇502條。二是《宋刑統》在12篇的502條中又分為213門，將性質相同或相近的律條及有關的敕、令、格、式、起請等條文作為一門。三是《宋刑統》收錄了五代時通行的部分敕、令、格、式，形成一種律令合編的法典結構。四是《宋刑統》刪去《唐律疏議》每篇前的歷史淵源部分，因避諱對個別字也有改動，如將「大不敬」的「敬」字改為「恭」等。2、編敕。敕的本意是尊長對卑幼的一種訓誡。南北朝以後成為皇帝詔令的一種。宋代的敕是指皇帝對特定的人或事所作的命令。敕的效力往往高於律，成為斷案的依據。依宋代成法，皇帝的這種臨時命令須經過中書省「制論」和門下省「封駁」，才被賦予通行全國的「敕」的法律效力。編敕，是將一個個單行的敕令整理成冊，上升為一般法律式的一種立法過程。編敕是宋代一項重要和頻繁的立法活動，神宗時還設有專門編敕的機構「編敕所」。從太祖時的《建隆編敕》開始，大凡新皇帝登極或改元，均要進行編敕。編敕的特點是：（1）仁宗前基本是「敕律並行」，編敕一般依律的體例分類，但獨立於《宋刑統》之外。（2）神宗朝敕地位提高，「凡律所不載者，一斷於敕」，敕已到足以破律、代律的地步。（3）敕主要是關於犯罪與刑罰方面的規定，所謂「麗刑名輕重者，皆為敕」。（二）刑罰的變化1、折杖法。《宋史·刑法志》說：「太祖受禪，始定折帳之制。」建隆四年頒行「折杖法」，意在籠絡人心，改變五代以來刑罰嚴苛的弊端。新的「折杖法」規定：處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換成臀杖和脊杖。具體的折換法是：笞杖刑一律折換成臀杖，杖後釋放。徒刑折換成脊杖，杖後釋放。流行折換成脊杖，杖後就地配役。折杖法使「流罪得免遠徙，徒最的免役年，笞杖得減決數」。折杖法對緩和社會矛盾曾有一定作用。單對反逆、強盜等重罪不予適用。具體執行當中也存在流弊，《宋史·刑法志》就曾說：「良民偶有過犯，致傷肢體，為終身之辱，而愚頑之徒，雖一時創痛，而終無愧恥。」2、配役。配役刑淵源於隋唐的流配刑。推行折杖法之後，原有的流刑實際上便稱為配役。為補死刑和折杖後的諸刑刑差太大，有輕重失平之弊，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種類和一些附加刑，使配役刑成為一種非常復雜的刑名。3凌遲。作為死刑的一種，凌遲始於五代時的西遼。（三）契約與婚姻法規（一）《大明律》與《明大誥》。（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國初年開始編修，於洪武三十年完成並頒布天下的法典，共計7篇30卷460條。它一改傳統刑律體例，更為名例、吏、戶、禮、兵、刑、工七篇格局，用以適應強化中央集權的需要。《大明律》在法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律文簡於唐律，精神嚴於宋律，成為終明之世通行不改的封建大法。明律的制定經過了四個階段：①吳天年《大明律》。鑒於元末法制敗壞的教訓，朱元璋曾說：「夫法度者，朝廷所以治天下也」。因此在吳元年（公元1367年）就命左相國李善長等草創律令，編律285條，令145條，到吳元年十二月「律令成，命頒行之」。這是最早擬定頒行的明代法律（《大明律》）。律文按唐律取捨編訂，依《元典章》體例按六部順序編定。為以後的《大明律》奠定了基礎。②洪武六年《大明律》。洪武六年（公元1368年）冬又詳定《大明律》，次年二月書成，其「篇目一準之於唐┅┅┅分為三十卷」。仿唐律12篇體例，名例律置於最後，內容繁於唐律。經朱元璋「親加裁酌」後頒布。③洪武二十二年《大明律》。以後又因條例「增損不一」和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0年）廢中書省、宰相，遂「更定大明律」。以後例一篇冠首，其下仿《元典章》編纂體例，按六部改為吏、戶、禮、兵、刑、工六律，共30卷，460條。隋唐以降（元代例外）沿襲800年的法典結構至此一變。基本條款仍同唐律，只是明律「輕其輕罪，重其重罪」。在立法技術上較唐更為精細，體例也更趨完備和科學。以後又將洪武十八年和二十年的《大誥》，選出147條附於律後。④洪武三十年《大明律》。到了洪武三十年最後完成了《大明律誥》，「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明律從初創到定型，歷時三十多年，表明立法的積極與慎重態度。（2）《明大誥》。朱元璋在修訂《大明律》的同時，為防止「法外遺奸」，又在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至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間，手訂四編《大誥》，共236條，具有與《大明律》相同的法律效力。《明大誥》集中體現了朱元璋「重典治世」的思想。大誥是明初的一種特別刑事法規。大誥之名來自儒家經典《尚書·大誥》，原為周公東征殷民時對臣民的訓誡。明太祖將其親自審理的案例加以整理匯編，並加上因案而發的「訓導」，作為訓誡臣民的特別法令頒布天下。大誥對於律中原有的罪名，一般都加重處罰。大誥的另一特點是濫用法外之刑，四編大誥中開列的刑罰如族誅、瘃首、斷手、斬趾等等，都是漢律以來久不載於法令的酷刑。「重典治吏」是大誥的又一特點，其中大多數條文專為懲治貪官污吏而定，以此強化統治效能。大誥也是中國法制史上空前普及的法規，每戶人家必須有一本大誥，科舉考試中也列入大誥的內容。明太祖死後，大誥被束之高閣，不具法律效力。（三）明清會典。（1）《大明法典》。明英宗時開始編修，孝宗弘治十五年初步編成，但未及頒行。武宗、世宗、神宗三朝重加校刊增補。《大明會典》基本依照《唐六典》以六部官制為綱，分述各行政機關職掌和事例。在每一官職之下，先載律令，次載事例。故《大明會典》就其內容、性質與作用來看，仍屬行政法典，起著調整國家行政法律關系的作用。（2）《大清會典》與清代行政法。為了規范國家機關的組織、活動，加強行政管理，提高官吏的統治效能，自康煦朝開始，清廷仿效《明會典》編定《清會典》，記述各朝主要國家機關的職掌、事例、活動規則與有關制度。計有康煦、雍正、乾隆、嘉慶、光緒五部會典，合稱「五朝會典」，統稱《大清會典》。自乾隆二十七年編纂《乾隆會典開始，《清會典》的編纂一直遵循「以典為綱，以則例為目」的原則，典、例分別編輯遂成固定體例。「會典」所載，一般為國家基本體制，少有變動。具體的變更，則在增修「則例」中完成。（一）司法機關1、唐宋時期的司法機關。唐代沿襲隋制，皇帝以下設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機構，執行各自司法職能。宋沿唐制，在中央設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分掌中央司法審判職權。（1）大理寺。（2）刑部與審刑院。（3）御史台。（4）唐代的「三司推事」。唐代中央或地方發生重大案件時。由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組成臨時最高法庭審理，稱為「三司推事」。有時地方發生重案，不便解往中央，則派大理寺評事、刑部員外郎、監察御史為「三司使」，前往審理。此外，唐代還設立都堂集議制，每逢發生重大死刑案件，皇帝下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議之」，以示慎刑。（5）地方司法機關，唐代地方司法機關仍由行政長官兼理。州縣長官在進行司法審判時，均設佐史協助處理。州一級設法曹參軍或司法參軍，縣一級設司法佐、史等。縣以一鄉官、里正對犯罪案件具有調解處理的權力，結果須呈報上級。宋代地方州縣仍實行司法與行政合一之制。但從太宗時起加強地方司法監督，在州縣之上，設立提點獄司，作為中央在地方各路的司法派機構。提點刑獄司定期巡視州縣，監督審判，詳錄囚徒。凡地方官吏審判違法，輕者，提點刑獄司可以立即處斷；重者，上報皇帝裁決。2、明清時期的司法機關。中央司法機構為刑部、大理寺、督察院。一改隋唐以降的大理寺、刑部、御史台體系。（1）明代刑部增設十三清吏司，分掌各省刑民案件，加強對地方司法控制；清代刑部是清朝的主審機關，為六部之一，執掌全國「法律刑名」事務，下設十七清吏司分掌京師和各省審判事務，還設有追捕逃人的督捕司、秋審的秋審處、專掌律例修訂的修訂法法律館。刑部是清朝最重要的司法機構，在處理全國法律事務方面一直起主導作用，主要負責：一是審理中央百官犯罪；二是審核地方上報的重案（死刑應交大理寺復核）；四是處理地方上訴案及秋審事宜；五是主持司法行政與律例修訂事宜。（2）明代大理寺掌復核駁正，發現有「情詞不明或失出入者」，駁回刑部改判，並再行復核。如此三改不當者，奏請皇帝裁決。依清律規定，大理寺的主要職責是復核死刑案件，平反冤獄，同時參與秋審、熱審等會審，如發現刑部定罪量刑有誤，可提出封駁。（3）明代都查院掌糾察。主要是糾察百司，司法活動僅限於會審及審理官吏犯罪案件，並無監督法律執行的原則。設有十三道監察御史。清承明制，都查院是全國最高監察機關，負責監察百官風紀、糾彈不法，同時負有監督刑部、大理寺之責，如刑部、大理寺發生嚴重錯誤，可提出糾彈。亦可參與重大案件的會審。中央上述三大司法機關統稱「三法司」。對重大疑難案件三法司共同會審，稱「三司會審」。（4）地方司法機關。3、管轄制度。明朝在交叉案件的管轄上，繼承了唐律「以輕就重，以少就多，以後就先」的原則，同時又規定：「若詞訟原告、被論在兩處州縣者，聽原告就被論官司告理歸結」，反映出明朝實行被告原則，減少推諉的立法意圖。此外，明朝實行軍民分訴轄制，凡軍官、軍人有犯，「與民不相干者」，一律「從本管軍職衙門自行追問」。「在外軍民詞訟」有涉「叛逆機密重事」者，可允許「鎮守總兵參將守備等官受理」。若軍案衙門與當地官府，「一體約問」。從中反映出明代軍事審判程序的健全與管轄制度的完善。4、延杖與廠衛。（1）延杖。即由皇帝下令，司禮監監刑，錦衣衛施刑，在朝堂之上杖責大臣的制度。皇帝法外用刑，加深了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對法制實施造成惡劣影響。（2）「廠」、「衛」特務司法機關。這既是明代司法的一大特點，又是有明一代的一大弊政。「廠」直屬皇帝的特務機關。「衛」是指皇帝任命親信「提督」明末曾下令盡毀錦衣衛刑具，不許再用。到明後期，廠衛特務多達十餘萬，嚴重地干擾了司法工作。其一，奉旨行事，廠衛作出的裁決，三法司無權更改，有時還得執行。其二，非法逮捕行刑，不受法律約束。（二）訴訟制度三，清末司法體制的變化（一）司法體制的變革與四級三審制清政府對舊的訴工提和審判制度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但也僅流於形式。表現在：1．清末司法的變化。改刑部為法部，掌管全國司法刑政事務；改大理寺為大理院，為全國最高審判機關；實行審檢合署。2．實行四級三審制。確立一系列近代意義上的訴工制度，實習感四級三審制，制定了刑事案件公訴制度.證據.保釋制度；審判制度社會實行公開.迴避等制度。初步規定了法官及檢察官考試任用制度；改良監獄及獄政管理制度。（二）領事裁判權與審判和會審公廨1．外國在華領事裁判權的主要內容。又稱「治外法權」，是外國侵略者在強迫中國訂立的不平等條約中所規定的一種司法特權。凡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國家，其在中國的僑民不受中國法律管轄，只由該國的領事或設在中國的司法機構依其本國法律裁判。確立於1834年7月22日在香港公布《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稅則》及隨後簽定的《虎門條約》，並在其後簽定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得以擴充。（1）內容。中國人與享有領事裁判權國家的僑民間的訴公依被告原則；相同領事裁判權國家公民之間的訴訟由所屬國審理；不同國家的僑民之間的訴公適用被告主義原則：享有領事裁判權國家的僑民與非享有領事裁判權國家的僑民之間的爭公前者是被告則適用於悲哀高主義原則，後者是被告，則由中國法院管轄。（2）審理機構。一審由在華領事法院或法庭審理；二審上訴案件有3各國建立的上訴法院審理；終審案件，則由本國最高審判機關受理。（3）後果。嚴重破壞了中國的司法主權，同時也是外國侵略者進行各種犯罪的護身符和鎮壓中國人民革命運動的工具。2．觀審制度。西方列強取得在華領事裁判權後確立的強行干預中國審判的制度即外國人是韻告的案件，其所屬國領事官員也有權前往觀審，如認為審判.判決有不妥之處，可以提出新證據等。這種制度是原有領事裁判權擴充，是對中國司法主權的踐踏。3．會審公廨。1864年清廷與英、美、法三國駐上海領事協議在租界內設立的特殊審判機關。凡涉及外國人案件，必須有領事官員參加會審；筏中國人內與外國人訴公案，由本國領事裁判或陪審，甚至租界內純屬中國人之間的訴工也由外國領事審判並操縱判決。它的確立，是外國在華領事裁判權的擴充和延伸。

㈢ 宋代為什麼會出現編敕

敕是皇帝發布命令的一種形式，具有至高無上的法律效力，起初並不是具有相對穩定性和普遍性的法律。編敕是對於散敕的匯編，是使敕上升為一般法律形式的立法程序，從而使編敕在宋代成為重要的法律形式。

㈣ 中國法制史試題 宋朝的法制指導思想

一、單項選擇題

1．夏朝的法制觀是
A.奉"天"罰罪 B.威侮五行 C.禹刑 D."昏、墨、賊、殺"

2．商朝思想政治范疇的罪名是
A.腹非罪 B."亂政"、"疑眾" C."好黨" D.妄言罪

3．贖刑作為一個制度始於
A.夏 B.商 C.西周 D.春秋

4．春秋時期，首次公布成文法典的國家是
A.鄭 B.晉 C.齊 D.楚

5.戰國時期，提出"刑無等級"法治主張的是
A.韓非 B.商秧 C.李俚 D.吳起

6．秦時主張在全國實行郡縣制的是
A.李斯 B.韓非 C.商鞅 D.李俚

7．《鹽鐵論》稱之為"論心定罪"的司法審判方式指
A.文字獄 B.春秋決獄 C.秋審 D.三司推事

8．中國古代社會中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是
A.《九章律》 B.《傍章》 C.《泰始律》 D.《唐律疏議》

9．科舉制首創於
A.隋 B.唐 C.元 D.清

10．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官史選任採取
A.任子 B.察舉 C.九品中正制 D.徵召

11．中國古代經濟立法最活躍的時期是
A.秦 B.唐 C.宋 D.元

12．封建五刑和"十惡"最早規定於
A.《北齊律》 B.《晉律》 C.《唐律疏議》 D.《開皇律》

13．漢朝提出一套唯心主義"君權神授"理論的思想家是
A.董仲舒 B.班固 C.蔡邕 D.叔孫通

14．唐律規定，毆打或謀殺祖父母、父母的行為構成
A.不孝 B.惡逆 C.大不敬 D.不義

15．首創以程朱理學為程式的經義取士制度的朝代是
A.唐 B.宋 C.元 D.清

16．元朝地方官吏編制的一部法律匯編是
A.《元典章》 B.《大元通制》 C.《經世大典》 D.《至元新格》

17．元朝中央最高行政機關是
A.理藩院 B.宣政院 C.大宗正府 D.中書省

18．充軍作為正式刑名，始自
A.宋朝 B.明朝 C.清朝 D.元朝

19．明代中央的審判機關是
A.大理寺 B.都察院 C.刑部 D.御史台

20．首創市舶制度的朝代是
A.唐 B.宋 C.明 D.清

21．清朝特別創立的刑罰有
A.發遣 B.充軍 C.枷號 D.刺字

22．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以刑為主、諸法合體的法典是
A.《大清律集解附例》 B.《大清律例》 C.《大清新刑律》 D.《大清會典》

23．清朝在廣州設立的對外壟斷代理商行稱
A.申明亭 B.十三行 C.官本船 D.市舶司

24．清末立法中帶有商法總則性質的是
A.《商人通例》 B.《公司律》 C.《獎勵華商公司章程》 D.《大清商律草案》

25.首次規定廢除帝制、確立共和制的立法是
A.《臨時約法》 B.《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 C."天壇憲草" D."賄選憲法"

26．《臨時約法》規定的立法機關是
A.立法院 B.參議院 C.參政院 D.國會

27.南京國民政府普通法院的審級制度為
A.二級二審制 B.三級三審級制 C.四級三審制 D.四級四審制

28.南京國民政府實施時間最長的憲法性文件是
A.《中華民國憲法》 B."五·五憲草" C.《訓政綱領》 D.《訓政時期約法》

29.抗日民主政權的最高權力機關是
A.黨中央 B.參議會 C.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 D.人民代表會議

30.新民主主義時期，規定少數民族自治權的立法是
A.《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 B.《華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針》
C.《陝甘寧邊區憲法原則》 D.抗戰施政綱領

二、多項選擇題
1．《九章律》在《法經》六篇基礎上增加了
A.《傍章》 B.《戶律》 C.《興律》 D.《廄律》 E.《張杜律》

2．唐律規定的贓罪有
A.受財枉法 B.受所監臨 C.強盜 D.竊盜 E.坐贓

3．元代科舉包括的級別是
A.鄉試 B.差遣 C.會試 D.殿試 E.致仕

4.明初"刑亂國用重典"的內容包括
A."重典治史" B.鎮壓"犯上作亂" C.德主刑輔 D.治亂世用重典 E.推行法治

5．南京國民政府的民法篇目包括
A.總則 B.債 C.物權 D.親屬 E.繼承

三、名詞解釋

1.宗法制
2.編敕
3.朝貢貿易
4.地丁合一
5.三三制

四、簡答題

1．"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則是什麼？
2．簡述清末修律的指導思想。
3．簡述《中國土地法大綱》的主要內容。

五、論述題

1．試論唐初法制的指導思想。
2．試述《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主要特點及意義

參考答案

一、單項選擇題
1．A 2．B 3.C 4.A 5．B 6．A 7．B 8．C 9.A 10.C 11.C 12.D
13.A 14．B 15．C 16．A 17．D 13．B 19．C 20．A 21．A
22．B 23．B 24．A 25．B 26．B 27．B 28．D 29．B 30．C

二、多項選擇題
1．BCD 2．ABCDE 3．ACD 4.ABD 5．ABCDE

三、名詞解釋
1．宗法制--是以宗族血緣關系為紐帶，與國家制度相結合，維護貴族世襲統治的制度。周初系統地確立了宗法制。西周實行嫡長子繼承製，周天子是天下的大宗，而受封的諸侯對天於是為小宗，但在本諸侯國則為大宗，以下的卿大夫同理。對於異姓貴族，通過聯姻也納入宗法關系。全國上下以周天子為核心，由血緣親疏不同形成了競相拱衛的等級體制。

2．編敕--是宋代編纂歷年所頒敕文的立法活動，由此所產生的敕文集也稱編敕。編敕屬於一般法，具有普遍適用的效力。

3．朝貢貿易--明朝官方允許的一種對外貿易，是受到嚴格限制的政治性貿易。通商國家要受明朝的冊封、經明廷發給朝貢"勘合"方可來華朝貢，同時允許附帶與中國商人貿易，這一阻礙海外貿易的落後制度一直被明堅持。

4．地丁合一--雍正年間，在全國推行"攤丁入地"的賦役改革，即以省為單位，將已固定的丁銀數額平攤至田賦銀之上，使丁銀成為田賦銀的附加稅。丁銀的徵收與田賦銀的徵收完全合一，總稱"地丁銀"，也被稱作為"地下合一"。地丁合一制完成了唐兩稅法以來賦役合並的演變，是中國賦役制度的重大發展，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有一定意義。
5．三三制--為團結各階層人民參加抗戰，抗日根據地的施政綱領規定，在政權建設中貫徹"三三制"的原則，即在抗日政權中，共產黨員佔三分之一，代表無產階級和貧農；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佔三分之一，代表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中間分子佔三分之一，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

四、簡答題
1．《晉律》第一次將之列入律典，作為定罪量刑的原則。封建禮制以喪服為標志表示親屬間的遠近關系，共有五等，即"五服"制。按五眼制的標准，愈親近者，卑犯尊，處罰越重；尊犯卑，處罰越輕。愈疏遠者，卑犯尊，處罰較親近者為輕；尊犯卑，處罰較近者為重。這一原則使法律成為"峻禮教之防"的工具，從而確立了後世法定親等制度。

2.1902年，清廷命沉家本等為修律大臣，並下達下諭，規定修律的指導思想是："參酌各國法律，悉心考訂，妥為擬議，務期中外通行。"此後又陸續發布上諭，反復強調其指導思想，表示絕不能動搖"三綱五常"這一"數千年相傳之國粹，立國之大本。"

3．宣布廢除封建性、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確定以鄉村為單位、按人口平分一切土地的土地分配方法；確認農民對所分得土地的所有權；確定土地改革的合法執行機關為鄉村農民大會、貧民團大會、區縣省級農民代表大會；確定保護工商業原則。

五、論述題
1．（1）唐大宗繼位前夕，確定了"安人理國"的總方針，初唐法制的指導思想，便是這一總方針在立法、執法上的體現。（2）唐初的法制指導思想有以下三個方面：其一，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德主要是指君主要以"寬仁治天下"；禮，主要是指以封建綱常對臣民進行教化。強調治國必須兼有德禮和刑罰，二者的關系是"本"和"用"的關系，德是根本的、主導的，刑是輔助的、派生的。其二，立法要寬簡、劃一、穩定。寬，是寬大，主要指立法內容方面，其基本點是輕刑，盡可能使人不致陷於犯罪，或犯罪後得到較輕的處理；簡，是簡約，主要指立法形式方面，其基本點是簡明，使百姓通俗易懂，使官吏便於掌握。立法劃一是保證斷罪量刑准確的必要前提，不但要將律文統一，還要將律條的解釋統一，還要求保持法律的穩定性。其三，執法要求審慎。強調辦案必須嚴肅、慎重，審斷應有證據；對於死刑的執行尤其慎重。

2．《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特點是，試圖從各個方面限制和防範袁世凱的復辟，鞏固

辛亥革命的成果。其中包括：第一，改《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的總統制為責任內閣制，以"防總統之獨裁"；其二，進一步擴大了參議院的權力，加強國會對總統的監督；其三，規定了嚴格的修改程序，以防袁世凱隨意撕毀約法。（2）《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是中國近代歷史上唯一一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憲法性文獻，其主流是好的，使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具有積極的意義；但也有局限性，其旨在約束反革命力量，卻又拱手交出政權，沒有涉及土地問題，沒有充分地發動群眾，因而最終被袁世凱所背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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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法指導思想
1、加強中央集權，防止分裂割據
2、崇文抑武，儒道兼用
3、強調慎法，法貴力行
4、義利並和，通商惠工
二、立法概況
1、刑統：《宋刑統》，中國法制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法典。
2、編敕：將皇帝若干年內所頒的針對一時、一事、一地的無普遍適用效力的「散敕」進行整理，刪除重復、矛盾及無普遍指導意義者，分類匯編，經皇帝批准後頒布。
3、編例：由中央司法機關大理寺、刑部編集的判例匯編。
4、條法事類：《淳熙條法事類》、《慶元條法事類》、《淳佑條法事類》
三、法學成就
宋慈：《洗冤集錄》，是中國乃對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比較完善的法醫學專著。
四、宋朝法制的歷史地位
第三節 宋朝刑事法律
一、定罪量刑的原則
重法地與《盜賊重法》：對一些重要地區的盜賊犯罪論以重法。
二、刑罰制度
刑罰的變化：①折杖法；②刺配；③凌遲。
三、罪名
新設「天地壇非執事輒臨」與「盜剝桑柘之禁」罪名
第四節 宋朝民事法律
一、民事法律關系
二、物權：義庄
三、債權
四、婚姻家庭與繼承權
第五節 宋朝行政法律
一、行政組織
二、監察制度
三、官吏管理制度
第六節 宋朝司法制度
一、司法機關
新設審刑院
二、訴訟審判制度
1、大案奏裁製
2、鞫讞分司制
3、翻異別推制
4、務限制度
5、理雪制度
三、監獄制度

㈤ 宋朝的法律形式除了敕令格式外還有什麼

還有斷例、指揮、看詳、申明。

宋代頒布的大部分法律制度都是根據已經發生過之後的事情內制定的，因此大部分容都為敕，大量的編敕的出現，使得原來居於正統位置的《宋刑統》受到了十分嚴重的沖擊，一直到宋仁宗掌權期間，便開始設立了專門的編敕所。

將宋代歷年來所頒布的敕令進行統一編排，從而讓其成為了正式的法令，並付諸實施。到了宋神宗掌權時期，則直接規定了採取以敕代律的方式。這成為宋代法律的一個獨特之處。

(5)宋朝通行全國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編敕擴展閱讀：

由於宋代的開國皇帝趙匡胤是通過兵變造反才登上了皇位，因此宋代的統治者為了避免再出現類似的情況，就開始不斷的加強中央集權，削弱地方和武官的權力，而中央集權在法律方面上的表現就是皇帝直接對於立法進行參與，頒布眾多的敕令來加強自己對於法律制度的控制，同時許多的審判活動皇帝也直接的進行干預，進一步將司法權力收歸到中央。

從宋太祖時期，就開始每天親自參與到監獄中的囚徒管理等事務當中，在宋太宗時期，皇帝直接設置了審刑院，並且由皇帝直接進行管理，在仁宗時期，宋仁宗也經常直接進行相關案件的審判。皇帝直接的參與到法律審判的過程中，是宋代加強中央集權的重要體現。

㈥ 宋朝法律制度有哪些重大發展

宋代法律制度 第一節宋代法律制度

一、兩宋的法律思想
宋代以科舉取士，重文輕武，遂擺脫了前代門閥、武臣的羈絆，朝政議論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活躍局面。從而導致了政治、思想上較為自由的風氣，這種風氣也影響到法律思想方面。
有宋一代，應當說是懂法的皇帝最多的一個朝代和講究法律的一個朝代。這或許也是兩宋以一個積貧積弱的王朝何以維持三百多年之久的原因之一。從整個兩宋的法制變化來看，其法律思想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北宋初至仁宗朝末年；神宗熙豐變法以後到北宋末年；南渡後至宋亡於元。
二、宋代法律內容的主要發展變化
（一）行政法律規范
兩宋的行政體制正處在由唐向元、明、清過渡這一歷史時期，使得有宋一代行政律法十分龐雜。歷朝均對行政律法有所編纂，如至今尚可見到的《吏部七司法》殘卷及《景定吏部條例》等，但終宋之世卻沒有一部象《唐六典》或明清《會典》那樣的集一代行政法之大全者。
兩宋的行政律法仍以職官為綱目編制，故對官吏的銓選、考課、獎懲仍為其主要內容。此外對文書管理的規定趨於完備，在中央由中書省、門下省和樞密院分掌。行政與司法進一步結合，行政處分與刑罰相輔而行。尤其是隨封建商品經濟，發展有關手工業、商業方面行政律法日漸增多。
（二）．兩宋行政律法的特點
（1）皇帝君權的集中與臣僚事權的分割
如前所述，宋代歷朝皇帝為使高度的中央集權不致旁落，採取了一系列分割臣僚事權的措施，在職官設置上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官與職殊」，「名與實分」的「官」、「職」、「差遣」制度[29]。上至宰輔重臣，下到州、縣長官均受到來自不同機構的牽制，如相權的一分為三，監司巡檢制，通判的設置等。皇帝不再擔心某個大臣的判逆，因為每個人都許可權不大，且彼此都是和應當是皇帝的「耳目之司」。
（2）「異論相攪」的用人原則
在各級官府設置上，有幾個平行機構，彼此各管一攤，又互不隸屬而直統於皇帝，這是體制上的分權結果。但皇帝尤感不足，在具體的官吏任用上，尤其是對朝臣的重用上，遵循「異論相攪」的用人原則，即參用政見不同者，使彼此「各不敢為非」，顯例如神宗朝的王安石與司馬光。其次是「不任官而任吏」，官與吏相比，前者權勢大易自作主張，而後者權勢小隻能謹守成法。自徽宗時始，便詔令地方州縣長官詳理刑獄，不得假手胥吏。這些特點，使皇帝能夠「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三）刑事法律規范
1．刑事政策
兩宋刑事政策在《唐律疏議》基礎上多有損益，主要變化有以下幾點：
（1）維護地主對佃農的特權
隨著均田制向租佃制的轉化，地主和佃客便成為兩宋社會的兩大對立階級。朝廷通過刑事立法公開維護地主對佃客的特權。哲宗元祐年間規定：「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論，徒以上減凡人一等。……因毆致死者，不刺面，配鄰州，情重者奏裁」[31]。光宗紹熙元年（公元1190年）還嚴禁佃客控告地主。如果佃客犯主，「雖直不佑」。這種刑事政策，助長了地主對佃客的壓迫，到南宋末年將佃客「計其口數立契，或典或賣」，「主戶生殺，視佃戶不若草芥」[32]。南宋鍾相曾指出：「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把起義的矛頭直接對准朝廷不公正的法制。
（2）限制適用「請」、「減」、「當」、「贖」法
封建法制「辟貴施賤」的傳統，在兩宋特殊情況下，不僅起不到強化其統治基礎的作用，反而使「不肖自恃」，形成朝廷潛在的威脅。因此，兩宋除個別皇帝治下以外，大都對犯贓私罪的官吏適用「真刑」。例如，哲宗紹聖年間規定：「重祿人受乞財物，雖有官印，並不用請、減、當、贖法」。《慶元條法事類》亦規定：「諸私鑄錢者，不以蔭論，命官不在議、請、減之例」。 朝廷對一般百姓犯罪，也限制適用贖刑。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曾詔：除婦女犯杖以下，非故為，可贖銅以外，其餘不得以贖論處。從整個宋代來看「贖法惟及輕刑而已」。
（3）增加附加刑、擴大奏請敕裁的范圍以減少死刑的適用
隨著編敕的增加，死刑條款也隨之劇增。僅仁宗天聖三年（公元1025年）就斷大辟2436人。斷死刑數比唐代增加幾十或上百倍。尖銳的階級矛盾不容許朝廷大規模使用極刑。於是朝廷採取兩種辦法加以調節以控制死刑：
一是擴大「奏請敕裁」的范圍，即對於某些可判可不判處死刑的人犯通過刑部，報中書奏請皇帝裁奪，裁奪結果實際上大都不判處死刑；
二是增加附加刑以貸死刑，例如乾道十年（公元1174年）皇甫謹受賂及侵盜官物入己至死，孝宗不判他死刑，但判處了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脊杖三十、刺面、籍設、配牢城等七種刑罰，除配牢城為主刑以外，其餘六種均為附加刑。
（4）肆行「恩宥」
由於犯罪日多，「刑用滋章」，統治者不能不通過「恩宥」之制來加以緩解。宋代恩宥之制主要有大赦、曲赦、德音三種，又統稱為貸雪。《宋史?刑法志》載：「凡大赦及天下，釋雜犯死罪以下，甚則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凡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別京、或畿內。凡德音，則死及流罪降等，餘罪釋之，間亦釋流罪，所被廣狹無常」。
此外，還有錄囚降釋之制，如：「天子歲自錄京師繫囚，畿內則遣使。往往雜犯死罪以下，第降等，杖笞釋之，或徒罪亦得釋，若並及諸路，則命監司錄焉」[35]。
兩宋時期赦降之頻「於古未有」。徽宗在位二十五年，而大赦二十六，曲赦十四，德音三十七。南宋光宗紹熙年間竟致歲至四赦。朝廷原本想以此來「盪滌瑕穢」，「使人灑心自新」，以「感召和氣」。但行之過頻，「有罪者寬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無怨。不能自新，將復為惡；不能無怨，將悔為善」。結果是「刑政紊而恩益濫矣」。
（四）．宋代刑罰制度的變化
（1）折杖法
《宋史·刑法志》說：「太祖受禪，始定折杖之制」。建隆四年頒行「折杖法」，意在籠絡人心，改變五代以來刑罰嚴苛的弊端。新的「折杖法」規定：除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換成臀杖和脊杖。具體的折換辦法是：笞杖刑一律折換成臀杖，依原刑等分別杖七下至杖二十下，杖後釋放。徒刑折換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別杖十三下至二十下，杖後釋放。流刑折換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別杖十七下至二十下，杖後就地配役一年。其中加役流則脊杖二十，就地配役三年。折杖法使「流罪得免遠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減決數」。
折杖法對緩和社會矛盾曾有一定作用。但對反逆、強盜等重罪不予適用。具體執行當中也存在流弊，《宋史?刑法志》就曾說：良民偶有過犯，致傷肢體，為終身之辱，而愚頑之徒，雖一時創痛，而終無愧恥。
（2）配役
配役刑淵源於隋唐的流配刑。推行折杖法之後，原有的流刑實際上便稱為配役。為補死刑與折杖後的配役刑刑差太大，有輕重失平之弊，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種類和一些附加刑，使配役刑成為一種非常復雜的刑名。
配役刑在兩宋多為刺配，刺是刺字，即古代黥刑的復活；配指流刑的配役。刺配是對罪行嚴重的流刑罪犯的處罰。刺配緣於後晉天福年間的刺面之法。宋初刺配並非常行之法，《宋刑統》也無此規定。太祖時偶一用之，意在補推行折杖法後，死刑與配役刑之間刑差太大的弊病。但仁宗以後，刺配的詔敕日多，刺配之刑濫用，漸成常制。
配役刑兩宋使用最多，南宋時被判此刑者一度竟多達十餘萬人。配役刑雖然改變了推行折杖法後輕重失平的狀況，但也帶來不少難以解決的問題。如崇寧年間，蔡京建議仿《周官》推行「圜土」法，將應配人犯禁錮在「圜土」內。但由於經費或管理上的困難而旋行旋罷。
刺配對後世刑罰制度影響極壞，是刑罰制度上的一種倒退，在宋代和後世都曾頗遭非議。
（3）凌遲
作為死刑的一種，凌遲始於五代時的西遼。是一種碎而割之，使被刑者極端痛苦，慢慢致人死亡的一種酷刑。史書說受刑者往往「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尤動，四肢分落，而呻痛之聲未息」。仁宗時使用凌遲刑，神宗熙寧以後成為常刑。至南宋，在《慶元條法事類》中，正式作為法定死刑的一種。
（4）管置[46]
管置，指將犯人安置到一定地區進行改造的刑罰方法。可能創於北宋中期，類似於當今的管制刑，主要適用於被除名、勒停（勒令停職）的官吏。管置刑分為：「羈管」（羈系而管束之）；「編管」（「迭送他所，量力役作時限，無得髡鉗」）；「編置」（或稱「安置」、「居住」，輕於編管，謂編籍而安置之）等。各刑又有地理遠近（或為本州，或為鄰州，或為遠州）之分和年限多少之別。
（三）民事經濟法律規范
1．所有權——所有權的發生，添附、相鄰關系，質權
兩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義利並重」的思想逐漸取代了「貴義賤利」的思想，民事法律關系與法律制度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宋初統治者注重對所有權加以保護，並規定：「墾田即為永業」，「滿五年，田主無自陳者，給佃者為永業」。太祖開寶二年（公元969年），進一步規定印契（紅契）制度及稅契制度，即用官府加蓋紅印的契據確認土地所有權，以收取契約稅的形式保護土地交易的合法性。
有宋一代，因不抑兼並政策和兩宋之際的戰亂，引起所有權的頻繁變更。當時是「人戶交易田土，投買契書，及爭訟界至，無日無之。」[47]這就使宋王朝不得不對所有權的立法作較前代更多的規定，以穩定經濟秩序，維持社會安定。宋初就曾詔令：「墾田即為永業」。「滿五年，田主無自陳者，給佃者為永業」。[48]並於宋太祖開寶二年(969)設立印契(紅契)制度。以後又完備了稅契制度。以法律確認和保護私人所有權。人說宋代「官中條令，惟交易(指田產交易)一事最為詳備」 [49]。這當不是誇大之詞。
兩宋所有權已劃分為動產所有權（宋稱物主權）與不動產所有權（宋稱業主權）。《宋刑統》對動產如宿藏物（埋藏物）、闌遺物（遺失物）、漂流物、無主物、生產蕃息等所有權都作了明確規定。同時對不動產（田宅）所有權的轉移，包括租佃、典、押等形式，都規定要書面立契並取得官府承認，即所謂：「皆得本司文牒，然後聽之」。否則，發生糾紛，法律不予保護。
從當時官府對所有權取得的具體規定中，可以推知：動產所有權之取得，以佔有或掌握為必要，不動產所有權的取得只以管業收租為條件。
（1）動產所有權——宋時稱物主權——的取得分述如下：
一是埋藏物的發現——宋時稱宿藏物。《宋刑統?雜律》卷二十七「地內得宿藏物門」載：「諸於他人地內得宿藏物，隱而不送者，計合還主之分坐臟論」。又：「其借得官田宅者，以見(現)住見佃人為主。若作人及耕犁人得者，合與佃住之主中分。其私田宅，各有本主，借者不施功力，而作人得者，合與本主中分；借得之人既非本主，又不施功力，不合得分。」
值的一提的是：「若得古器，形制異而不送官者，罪亦如之。」這也許可算作是古代的文物保護法吧。
二是遺失物的取得——《宋刑統?雜律》稱闌遺物，其卷二十七「地內得宿藏物門」載：「諸得闌遺物，滿五日不送官者，各以亡失罪論」。對遺失物的處理，規定得頗為詳盡：
「諸得闌遺物，皆送隨近縣，在市得者，送市司，其金吾各在兩京巡察得者，送金吾衛。所得之物……其經三十日無主識認者，收掌仍錄物色，目榜村坊門經，一周年無人認者，沒官」。
此外，對遺失家畜的處理亦頗為詳盡，恕不一一例舉。
三是漂流物之處理——《宋刑統?雜律》承唐雜令，其卷二十七「地內得宿藏物門」載：「諸公私竹木，為暴水漂失，有能接得者，並積於岸上，明立標榜，於隨近官司申諜。有主識認者，江河五分賞二分，余主五分賞一分。限三十日，無主認者，入所得人」。
四是無主物的佔有——《宋刑統?賊盜律》卷二十「貿易官物門」載：「諸山野之物，已加功力，刈伐積聚，而輒取者各以盜論。」「疏議曰：山野之物，謂草木葯石之類，有人已加功力，或刈伐或積聚」。由此來看，先佔而取得無主物，是法律所容許的。
五是生產蕃息之歸屬——《宋刑統?名例》卷四「贓物沒官及征還官主並勿征門」載： 「生產蕃息，本據應產之類而有蕃息，若是典生出舉，而得利潤皆用後人之功，本無財主之力，即非孳生之物，不同蕃息之限，所得利物，合入後人。其有展轉而得，知情者，蕃息物並還前主，不知情者，亦入後人。」可見，至宋，已對自然和法定孳息加以區別了。
（2）不動產所有權——宋稱業主權——的轉移略
不動產在宋稱為業，其所有權稱為業主權，種類主要有租佃權，典權、押權等。不動產所有權的標的物主要是田宅及其它「定著物」。
對不動產所有權的轉移，必須書面立契，且得到官府承認，始得成交。《宋刑統?雜律》卷二十六「受寄財物輒費用（公私債負）門」載：「質舉及賣田宅……皆得本司文牒，然後聽之」。
為了杜絕爭訟，宋代還專門編繪了有關地界圖冊，對每一處田地標明四至及主人姓名。如有田地爭訟，作為賃斷質證。史載這種地界圖冊：登記其坐落、地目、地積等則，形狀、四址、權利人姓名等。
值得注意的是，至宋已有所有權接份共有的記載。宋人劉克庄在其《後村先生大全集》中有賣田骨的記載。所謂田骨即「一地兩主，系將土地分為兩層、稱上層為田皮(面)，下層則謂之田骨(底根)。」而所有權的共同有則表現在始於唐宋的祭田、族產及墓田上。只是每人的份額是不明確的。
至於不動產的典權、押權至宋也已十分發達，在有關債的一節中將述及。
（3）添附和相鄰關系
其時的法律規定中多有與《拿破崙法典》相近的內容。有關添附的問題，《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十五之三》載：「景德三年(1006)二月詔：賃官屋者，如自備添修……徒居者，並聽拆隨。」「即委監官相度，如不虧官，亦聽。」又：「今年，如元(原)典地載木，年滿收贖之時，兩家商量。要，即交還價值；不要，取便斫伐，業主不得占各。」[50]又：「如內有種植林木……估價與所賣田土一處依法召人承買。木價錢給還原載人戶。若系見佃人承買，即止納買地價線。從之。」
綜上所述，同今日民法中處理添附物的方法，原則上基本相同。
有關相鄰關系的問題，《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之二十八》載：「地原從官地上出入者，買者不得阻礙。宅舍亦開。且新舊間架丈尺闊狹，城市鄉村等緊慢去處，並量度適中，估價務要公當，不致虧損公私。」又：「居住原有出入行路，在見出賣地者，特與存留。」
2．典賣與時效
（1）典賣。宋代典賣又稱「活賣」，即通過讓渡物的使用權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贖權的一種交易方式。因典賣田宅者多為貧困之人，他們過期無力回贖時，就使得有錢人以低廉的代價獲得田宅的所有權，而使自己蒙受損失。《名公書判清明集?戶婚門?取贖》卷九「典主遷延入務」一案頗有代表性。該書載：「在法：『諸典賣田產，年限已滿，業主於務限前取贖，而典主故作遷延占據者，杖一百』。趙端本合照條勘斷，且以其年老，封案。兼趙端偽寫稅領，欺罔官司，其奸狡為尤甚。今不欲並加之罪，且將兩項批領當廳毀抹，勒令日下交錢、退業。」
（2）消滅時效及時效的中止。在宋代的民事法律規范中，對時效問題，已有較詳細的規定。有關取得時效的規定，在所有權取得一節中可見，此處主要就有關喪失時效的內容列述如下：
宋太祖建隆三年(962)，敕曰：「如是典當限外，經三十年後並無文契，及雖執文契，難辯真虛者，不在論理收贖之限，見佃主一任典賣」。
後又於《宋刑統·戶婚律》卷十三「典賣指當論競物業門」中，引用唐長慶二年八月十五日敕文對收贖期限加以修改：「經二十年以上不論，即不在論理之限」。又《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之二十三》載：「如十五年外，不令收贖，今詳年限稍遠，欲乞限十年內許……限滿不贖。從之」。又《名公書判清明集?戶婚門?爭業下》卷五「侄與出繼叔爭業」條載：「分財產，滿三年而訴不平；又遺囑滿十年而訴者，不得受理」。
從上述材料中，還可以看出，隨商品經濟的發展，民事流轉的加快，時效期限日益縮短這一民法發展的特點，在宋代已有明顯的體現。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至遲至宋，已有了類似今天民法關於時效中止的規定。《宋刑統?戶婚律》卷十三「典賣指當論競物業門」載：「有故，留滯在外者，即與出除在外之年。」
且規定：「如出限，許逐人陳訴其經由，官司曲意阻難及遷延時日者，並重寘典憲」。[54]可見，當時官府對時效問題是較重視的。
3．債法與契約關系的發展
宋代對債的發生、履行或不履行、債的消滅、債的擔保均有具體的法律規定。《慶元條法事類》中還有對抵押權和留置權的規定。宋代流行的契約主要有買賣契約、租賃契約、借貸契約等[55]。其中有關土地的租賃稱佃，租佃制是當時法律調整的最重要的債務關系之一。宋初就明定租佃雙方應以契約規定租佃關系，佃農被官府登入戶籍，稱為「編戶齊民」。仁宗時曾詔令：佃戶起移有一定自由，「不取主人憑由」。但隨著土地兼並的加劇，至南宋，佃戶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又有所強化。法律對負債出逃者嚴加稽查，以維護債權人的利益。
（1）債的發生
兩宋因契約所生之債佔大多數，當然還有其它形式引發的債權，《宋刑統》與《慶元條法事類》在買賣契約的法律規定上，強調雙方的「合意」性，對強行簽約違背當事人意願的，要「重寘典憲」。同時維護家長的財產支配權。即「應典賣物業，或指名質舉，須是家主尊長對錢主或錢主親信人，當面署押契貼。或婦女難於面對者，須隔簾親聞商量，方可成產交易。」
（2）買賣契約。宋代買賣契約分為絕賣和活賣與賒賣三種。絕賣為一般買賣。宋代「活賣」 又稱典賣，即通過讓渡物的使用權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贖權的一種交易方式。因典賣田宅者多為貧困之人，他們過期無力回贖時，就使得有錢人以低廉的代價獲得田宅的所有權，而使自己蒙受損失。賒賣是採取類似商業信用或預付方式，而後收取出賣物的價值。這些重要的交易活動，都須訂立書面契約，取得官府承認，才能視為合法有效。
（3）租賃與租佃契約。宋時對房宅的租賃稱為「租」、「賃」或「僦」。對人畜車馬的租賃稱為庸、雇。以房屋租賃為例，宋朝法律規定很詳細。即所謂「假每人戶賃房，免五日為修移之限，以第六日起掠（收房租），並分舍屋間椽、地段、錢數，分月掠、日掠數，立限送納。」
兩宋租佃土地活動十分普遍。地主與佃農簽訂租佃土地契約中，必須明定納租與納稅的條款，或按收成比例收租（分成租），或實行定額租。地主同時要向國家繳納田賦。若佃農過期不交地租，地主可於每年十月初一到正月三十日向官府投訴，由官府代為索取。
（4）借貸契約。宋代法律因襲唐制，對借與貸作了區分。借指使用借貸，而貸則指消費借貸。當時把不付息的使用借貸稱為負債，把付息的消費借貸稱為出舉。並規定：「（出舉者）不得還利為本」，不得超過規定實行高利貸盤剝，以防激化社會矛盾。
3．婚姻法規
宋承唐律,規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並聽婚嫁。」違犯成婚年齡的，不準婚嫁。宋律禁止五服以內親屬結婚，但對姑舅兩姨兄弟姐妹結婚並不禁止。另外，《宋刑統》還規定：「諸州縣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違者雖會赦仍離之。其州上佐以上及縣令，於所統屬官亦同。其定婚在前，任官居後，及三輔內官門閥相當情願者，並不在禁限。」
在離婚方面，仍實行唐制「七出」與「三不去」制度，但也有少許變通。例如《宋刑統》規定：夫外出三年不歸，六年不通問，准妻改嫁或離婚。但是「妻擅走者徒三年，因而改嫁者流三千里，妾各減一等。」如果夫亡，妻「不守志」者，宋《戶令》規定：「若改適（嫁），其見在部曲、奴婢、田宅不得費用」。嚴格維護家族財產不得轉移的固有傳統。
4．繼承法規
兩宋法律在繼承關繫上，有較大的靈活性。除沿襲以往遺產兄弟均分制外，允許在室女，享受部分繼承財產權。同時承認遺腹子與親生子享有同樣的繼承權。至南宋又規定了絕戶財產繼承的辦法。絕戶指家無男子承繼。絕戶立繼承人有兩種方式，凡「夫亡而妻在」，立繼從妻，稱「立繼」。凡「夫妻俱亡」，立繼從其尊長親屬，稱為「命繼」。繼子與絕戶之女均享有繼承權，但只有在室女的（未嫁女），在室女享有四分之三的財產繼承權，繼子享有四分之一的財產繼承權。只有出嫁女的（已婚女），出嫁女享有三分之一的財產繼承權，繼子享有三分之一，另外的三分之一收為官府所有。
5．禁榷律法
宋代財政匱乏，禁榷是其獲取財政收入的重要方法之一。宋代禁榷（專賣）范圍有所擴大，除傳統的鹽、酒、茶外，礬、鐵、煤等均列為禁榷物種。在禁榷律法中，以鹽法、茶法、酒法最為重要和完備。鹽法是有關鹽的煮制、買賣和販運方面的法律。在中央有三司中的鹽鐵使，在地方有各產鹽地和商埠所設場務專理鹽的專賣。其時分為鹽的官運、官銷和商運、商銷兩種方式。鹽法規定：犯私鹽一兩，笞四十。但因官鹽價高，私販是禁而不絕。酒法是有關酒的釀制、征稅和專賣等方面的律令。宋代稱酒的專賣為「榷酤」。釀酒的酒麴由官府壟斷，禁民間私造，違犯者重至處死。官府嚴格控制酒的制售且稅課繁重。後人評價「歷代榷酤，未有如宋之甚者」。
（二）訴訟審判制度的特點
1．宋代皇帝多親自斷案。徽宗時更常以御筆手詔斷罪，「變亂舊章」。凡對「御筆斷罪」執行不力者，多以「大不恭」論處。此類判決多不依法，更不許訴冤。
2．重視證據和現場勘驗。為重口供定有「翻異別勘」制度。因犯人翻供，所關情節重大，一般換法官審理，稱「別推」；若換司法機關審理，則叫「別移」。官府設有專門的勘驗官並制有詳細的勘驗格式，南宋時還頒布了《檢驗格目》，重視對犯罪現場的勘驗和取證。客觀上推動了其時法醫學的發展。著名的《洗冤集錄》等法醫學著作的出現，與此有直接關系。
3．宋代對民事訴訟定有明確的時效規定，稱「務限法」。對刑事案件，也依案件性質情節的輕重大小，定有不同的審結期限。對防止積案，發揮司法職能有積極作用。
（三）審判監督制度的特點
宋代除了審判機構間上下、左右監督外，還設立了較完備的審判監督制度。在中央擴大御史台司法職能，太宗時曾設御史台推勘官，分赴地方審理大案。在地方，提刑司監督州縣司法，這成為後世巡按制度的淵源。此外，還專門規定有平反冤案及錯判案件的「理雪制度」與「推勘院」

㈦ 宋朝的民事法律規范有哪些

（一）戶籍制度

宋朝初期，租佃制經濟關系廣泛地發展起來。租佃制是一種以契約為紐帶的經濟關系，佃農租種地主的土地，地主則向佃農收取定額租或分成租。宋建立以後，在戶籍管理上改變了隋唐以來部曲「隨主之屬貫、又別無戶籍」的狀況，將全國戶口分為主戶和客戶，將佃編人客戶，成為國家的編戶齊民，不再是地主的私屬。編戶分為「鄉村戶」與「坊廊戶」，鄉村分五等主戶。主戶有等弟之分，客戶無等弟之別。戶等確定後即成為國家賦役大小的依據。因此宋朝以「五等了產簿」登錄戶等丁口，即所謂版籍，每三年修定一次，以反映戶等的升降情況。主戶在法律上對國家承擔各種賦役，因而是政府控制的重點對象。

宋代的丁不分主客，均為賦役的對象。成丁的年齡為二十歲以上六十歲以下的男子，各戶男丁都在政府掌握的「丁賬」上記錄。為了防止通過「別籍異財」降低戶等，以減輕對國家承擔的賦役，宋朝採取抑制析產分居的政策，並以法律強制執行。凡欲析戶之家必須向官府申請，並履行一定的程序，才算合法。

由於戶口是國家賦役的基礎，因此宋朝把戶口的增減作為考核州縣官吏政績的標准之一。一些官吏趁機在版籍中增加虛戶，求得升賞，以致出現了戶多了少的問題。

（二）典賣制度

有關土地的典賣，在唐時只是偶而出現。然而至宋朝，典賣不僅成為普遍的現象，而且開始制度化。

典賣與一般賣出不同，一般賣出是作絕，不能收贖。典賣是活賣，在一定期限內可以收贖，因此典價比賣價低許多。由於典賣土地絕大部分是農民，因此通過確定典賣制度，地主們不僅賤價取得土地的收益，而且當農民到期無力收贖時，便依法取得了土地的所有權。宋朝法律是明顯偏袒典主的，《宋刑統》規定：典契「證驗顯然者」方許收度，「並無文契，難辨真偽者，不在論理收贖之限」，這樣便為典權人取得所典買回宅的所有權提供了方便。

根據宋律，對土地、房屋等的典賣必須向官府納稅和訂立書面契約。典契中須註明標的具體情況以及擔保人，典當契約的時效一般定為三十年，「經三十年後」，「不在論理收段之限」。宋朝在典賣的法律行為中，保護家長對財產的處分權。凡典買賣產業，必須家長和買主「當面署押契貼」，如果家長在化外（古代指中國域外）或阻於戰爭，一時難返，須要呈報州縣，給予憑由，才能商量交易。卑幼如果擅自典賣，或者偽造在簽署尊長姓名，依法重斷。

為了保護典權人的利益，嚴禁「一物兩典」，如有重復典賣者，業主、中人、鄰人並契上署名人「准盜論」，並須將錢退還給典主。業主無力退還，勒令典契上署名的中人，鄰人共同賠償，典當物仍舊歸第一個典權人所有。

（三）所有權與債權

宋時所有權已經區分為不動產所有權（業主權）和動產所有權（物主權）。不動產所有權的取得主要是墾田、買賣、繼承和受賜。動產所有權的取得主要是宿藏物的發現，闌遺物的取得，漂流物的獲取，無主物的佔有，以及生產孳息的歸屬。

在不動產的所有權中，土地的所有權是核心。為了進一步從法律上承認土地的私有權，在北宋初期，就已經出現了作為官府正式承認土地所有權的憑證——紅契。不動產所有權的轉移不僅需要書面契約，而且要取得官府承認。宋朝建立了較為完備的稅契制度，印契是解決土地糾紛的重要根據，凡「交易有爭，官司定奪，止憑契約」。

兩宋品經濟的發展，推動了債權法的發展，其內容較唐代進一步豐富。宋代對債的發生、履行或不履行、債的消滅、債的擔保均有具體的法律規定。

宋代債的發生，主要是基於契約。有關契約標的、價格及其計算、期限等均有相當完備的法律規定。除因契約而發生的債之外，也有因侵權行為或行政原因而發生的債。在債的擔保方面，出現「三人相保」、「保人代償」、「連保同借」等多種形式。據《慶元條法事類》的規定，已具有近代民法中抵押權、留置權的內涵。此外，也有人身擔保和定金的擔保。關於債的履行或不履行，《宋刑統》中有詳細、具體的規定，對於逾期不履行債務，按標的數額及遲誤日期分別處刑，並責令賠償。

兩宋的契約種類主要是買賣契約、借貸契約和租賃契約。買賣是宋朝主要的債權債務關系。買賣分絕賣和活賣（典質）。買賣田宅必須經「立契」的法定程序，幾加蓋官印的稱為「紅契」，表示國家確認。不加蓋官印的稱為「白契」，經過官府驗契收稅稱為稅契，也具有較高的法律效力。買賣契約訂立之後，賣主要承擔「擔保責任」，如在一定期限內發現買賣標的物有瑕疵，允許買主更改或廢棄契約。宋時作為買賣關系發展標志之一的，是「賒賣」的出現。賒賣是憑信用賒貸，至一定時期再付現錢。

宋律繼承唐律的有關規定，對於借貸契約的成立採取「任依私契，官不為理」的不幹涉原則。但是對借貸的利息則有明確的限制，違律取利，要受到制裁。對過期不償者，可以告官審理，由官府強制賠償。但是如「負債不告官司，而強牽財物，過本契者，坐贓論」。

在租賃契約中，主要是土地的租賃。隨著土地制度的私有化轉變。在剝削方式上也由租佃製取代部曲制，由此廣泛出現了讓度土地使用權以收取地租的租佃契約。在租佃契約中須寫明祖佃雙方及鄰保姓名、地租形式，租佃契約的期限自一年至數年不等。為了強化國家對農民的統治，使農民擺脫對於地主的人身依附，宋仁宗時下詔肯定了封建租佃契約的自由與合法性。

（四）婚姻家庭制度

宋朝婚姻立法大體沿襲唐制。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進步，子女的權利相對有所提高。但與此同時，理學的精神束縛力也對兩宋婚姻家庭立法有著明顯的影響。《清明集》中，多處出現「一女不事二人」，「相守以死」的字樣。妻的財產並歸夫所有，妝奩田產，如果被夫典賣，也不算違法，即使妻欲典賣，也要由其夫出面立契。

兩宋的繼承法較唐律詳盡，根據「戶令」：「諸應分田宅者及財物，兄弟均分」，「兄弟之者，子承父分，兄弟俱亡，則諸子均分」。特別是對女子繼承財產的分配規定了許多細則。根據兩宋法律的規定，遺腹子、私生子、義子與贅婿的繼承權也受法律保護。遺腹子與已出生的親子權利基本相同，而對於私生子（當時稱別宅子），不論是否同居或同籍，只要有證據證明與其父的血緣關系，官府即承認他的地位，並有一定的財產繼承權。

兩宋在唐代「遺囑處分」的基礎上也有所發展。例如：立遺囑人有年齡限制，遺囑以書面為有效，並要經官印押，否則不予承認。還規定「遺囑滿十年而訴者，不得受理。」

綜括上述，兩宋封建經濟的發展，為民事法律規范的充實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其調整范圍的寬泛，有關戶籍、典賣、婚姻、繼承方面的細密規定，均為前代所未有。

㈧ 宋太祖趙匡胤做哪些立法活動

公元960年,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奪取後周政權,建立了宋朝?

宋太祖趙匡胤為了鞏固統一,維護封建秩序,開始了一系列立法活動?以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防止割據分裂為立法指導思想,崇文抑武,儒道兼用,大度兼容,強調慎法,實施輕刑?同時,宋朝調整經濟的法律法規,在我國經濟立法史上形成了較完備的經濟法律體系,使宋朝成為我國古代民商事及經濟立法最為活躍的朝代,對商人給予了較往常更多的尊重,對後來的經濟法制建設具有重要意義,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宋太祖趙匡胤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建立北宋政權?為了鞏固統一,加強中央集權,維護封建秩序,宋太祖在即位後不久,就命工部尚書兼判大理寺竇儀等人修訂法律?

竇儀是前朝元老,懂得如何修訂法律?

他和蘇曉?奚嶼?張希遜?陳光父?馮叔向等人,在總結唐朝和後周立法經驗的基礎上,編纂了宋朝第一部刑法典《宋建隆重詳定刑統》,簡稱《宋刑統》,共30卷?

《宋刑統》修成後,宋太祖於963年下詔刻版印刷頒行全國,成為我國法制史上第一部刻版發行的封建法典?

《宋刑統》頒布後,中經宋神宗?宋哲宗?宋高宗幾朝數次修改?但由於它是宋朝開國以來第一部法典,繼承皇位的幾代君主都不敢輕易修改,所以,每次改動都很小?

從法律形式上看,宋朝的敕書應用極為廣泛,經常使用敕書來處斷案件,從而使敕逐漸成為一種重要的法律規范?

敕發布多了,時間一長,前後敕有抵觸,必須進行匯編整理,刪去過時的,保留現有用的,這就是「編敕」?把散敕中一事一例的判例,經過匯編整理上升為具有普遍意義的原則,通行於全國的法律條文?可見,編敕是宋朝立法活動中一項非常重要的法律形式?

宋朝編敕極其頻繁,每逢新皇帝即位,同一皇帝改變年號,都要重新編敕?宋朝皇帝改元多,編敕也就多,以至於到底有多少部編敕,實難統計?

編敕實質上是對《宋刑統》的重大修改?而且,與刑統相比,編敕可以隨時發布,運用起來靈活得多,統治者隨心所欲地經常編敕來滿足自己的需要?這就形成了律敕並行,即在保持《宋刑統》的應有法律效力的情況下,提高敕的地位,在審斷案件時加以引用?這是宋朝立法的特點?

宋朝在刑事法方面有盜賊重法?折杖法,以及刺配和凌遲?

為加強中央集權,穩定社會秩序,宋統治者開始對一些重要地區盜賊犯罪論以重法,以嚴懲窩藏盜賊的行為?

隨後,出於京畿地區安全的考慮,將京城開封及諸縣劃為「重法地」,規定凡在「重法地」內犯賊盜罪者,適用比《宋刑統》重的處罰?後來重法地的范圍擴大到一些非重法地?

宋朝首創折杖法?折杖法就是將笞?杖?徒?流等四種刑罰折抵為一定數量的杖刑的刑罰制度,其總體趨向是使刑罰減輕?

趙匡胤

㈨ 編敕和以敕代律是什麼立法活動的主要特點

編敕和「以敕代律」是宋朝立法活動的主要特點。
編敕
敕的本意是尊長對卑幼的一種訓版誡。南北朝後期敕成權為皇帝詔令的一種。宋代的敕是指皇帝對特定的人或事所作的命令。敕的效力往往高於律，成為斷案的依據。依宋代成法，皇帝的這種臨時命令須經中書省「制論」和門下省「封駁」，才被賦予通行全國的「敕」的效力。
編敕，是指將一個個單行的敕令整理成冊，上升為一般法律形式的一種立法過程。編敕是宋代一項重要和頻繁的立法活動。

㈩ 宋朝的立法概況有哪些

一、《宋刑統》

宋朝建立之初，在鞏固統一、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思想指導下，積極著手立法工作。

宋太祖建隆四年（公元963年），依照工部尚書判大理寺卿竇儀的建議，宋太祖命竇儀及蘇曉、奚嶼、張希遜、陳光父、馮叔向等人，在總結歷朝法律法令的基礎上，編纂了宋朝的第一部刑事法典——《宋建隆詳定刑統》，簡稱《宋刑統》。並於同年八月下詔「摹印頒行」，從而使《宋刑統》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法典。

我國古代刑書，自秦商勒「改法為律」後均稱為律，至唐末出現刑律附載有關格敕的（大中刑律統類），刑書的名稱和體例發生了一定變化。《宋刑統》的體例，即仿自唐末的《大中刑律統類》、後唐的《同光刑律統類》和後周的《顯德刑律統類》。這種始於唐末完備於後周的綜合性刑事法律，就是宋朝主要法典——《宋刑統》的歷史淵源。由傳統的律到刑統，是法典編制體例上的一個變化。所謂「刑律統類」或「刑統」，一般以刑律為主，而將其他刑事性質的敕、令、格、式分載在律文各類之後。依律目分門別類地加以匯編。《宋刑統》的編纂，正是這種法律形式和立法傳統的繼承和發展。

《宋刑統》就其律文而言，只是唐律的翻版，除「折杖法」，很少增損。但是它收集了自唐代開元二年（公元714年），至宋初建隆三年（公元962年）近一百五十年間的敕、令、格、式中的刑事規范，並從宋朝現實需要出發，加以審定和匯編。綜觀《宋刑統》，是以刑律為主，律文之後附以經過選錄的敕令格式中的刑事規范。這種律、敕並重合編的形式，是宋朝立法的特點之一，同時也為以後明清律例合編的體例，創立了模式。

《宋刑統》共三十卷，十二篇五百零二條，篇目和基本內容與《唐律疏議》大體相同，但每律詳細分門，合計二百一十三門，這是宋初立法形式的又一變化。《宋刑統順採取的律敕合編的體例，顯示出在專制主義強化時代，敕令調整范圍逐步擴大，其重要性也在不斷提高。由於《宋刑統》是宋朝開國以來第一部法典，歷代都沒有太大的變動，因此《宋刑統》「終宋之世，用之不改」。

二、編敕

敕的本意是尊長對卑幼的一種訓誡，南北朝以後敕成為皇帝詔令的一種。編敕，是一個個單行的散敕的匯編，是使敕上升為一般法律形式的立法程序。《宋史·刑法志》說：「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隨時損益則有編敕」，明確指出了「編敕」在宋朝立法中的重要地位。《宋刑統》雖然也附列了太祖初年的某些重要詔敕，但是還不能適應不斷變化的政治、經濟形勢，以符合統治階級進一步強化封建君主專制的需要，因此在宋朝立法史上就出現了「敕律並行」乃至「以敕代律」的狀況。

敕作為皇帝發布命令的一種形式，在我國封建君主專制政體下，具有至高無上的法律效力，可以隨時補充、修改甚至廢棄法律，也可以對特定的案件作出裁決而置律文不顧。但由於敕通常對特定之事或特定之人而發，為一時之權制，起初並沒有成為具有相對穩定性和普遍性的法律。隨著宋代專制皇權的發展，由皇帝批准再由中書省頒發的敕不僅數量增多，而且開始具有「麗刑各輕重」、「比事依條斷遣」的功能，可以隨時補充、修改律文。敕雖不如律穩定，卻具有靈活性，因而為統治者所樂於運用，以致於出現除了朝廷之外，「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又另有敕」。由於敕指導了國家的司法實踐，並且又大都是針對一事、一地的單行法，適用范圍廣泛，數量也隨之增多，真宗時敕竟多達一萬八千五百五一五條。為了把日積月累。零散駁雜的敕令加以分類整理，刪去重復矛盾之處，然後冉加以頒布，使之上升為特定的法律形式，取得普遍的效力。

宋各朝皇帝都進行編敕。宋初建隆四年編成新敕四卷一百零六條，稱為《建隆編敕》，與《刑統》並頒天下，從太宗起便逐漸進入了頻繁編敕時期。如果說神宗以前是律、敕並行的時代，那麼至神宗便進入了以敕破律、以敕代律的時代。編敕的盛行，從立法上反映了皇權的加強，但敕出律外，造成了法令不一，法司藉此任意援引以行其私。

三、編例

來神宗以後法律形式的變化，不僅在於編敕地位的提高，而且在於例的發展。所謂例，就是成例，也就是用前事的處理作為後事處理的標准。宋朝在審判中適用例，最初是臨時性的措施，以後因有利於司法鎮壓，遂成為慣例。

「例」有兩種：一為「斷例」，亦即案例；二為「指揮」，即尚書省與吏、戶、刑部對下級官身的指示。、例的適用，不僅「法所不載，然後用例」，而且可以「引例破法」，結果使得法網嚴密，尤其便於吏胥營私舞弊。同時，也給明清兩代例的使用帶來很大影響。

由於「例」被賦予法律效力，而且廣泛使用，隨之而產生了「編例」的問題。神宗以後各朝都有編例的活動。

南宋，在敕、令、格、式四種法律形式並行和編敕的基礎上，將敕令格式以一事」分類統編，形成了《條法事類》這一新的法典的編纂體例。

編敕與成例，是宋朝統治集團手中靈活的武器，為封建皇帝隨意以個人意志取代法律提供了極其方便的途徑。但是也出現了「因一言一事輒立一法」，「煩細難以檢用」的流弊，為各級司法官吏提供隨意取捨、出入人罪的方便，使法律制度趨於紊亂，從而走向宋王朝統治集團主觀願望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