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政領導依法行政追究法律責任

1. 黨政主要領導履行法治建設「四個親自五個同」指的是什麼

四個親自是：對法治建設重要工作親自部署、重大問題親自過問、重點環節親自協調、重要版任權務親自督辦；

五個同是：與經濟社會發展同部署、同推進、同督促、同考核、同獎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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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辦國辦印發《黨政主要負責人履行推進法治建設第一責任人職責規定》第四條 黨政主要負責人作為推進法治建設第一責任人，應當切實履行依法治國重要組織者、推動者和實踐者的職責，貫徹落實黨中央關於法治建設的重大決策部署，統籌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自覺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

對法治建設重要工作親自部署、重大問題親自過問、重點環節親自協調、重要任務親自督辦，把本地區各項工作納入法治化軌道。

第五條 黨委主要負責人在推進法治建設中應當履行以下主要職責：

（一）充分發揮黨委在推進本地區法治建設中的領導核心作用，定期聽取有關工作匯報，及時研究解決有關重大問題，將法治建設納入地區發展總體規劃和年度工作計劃，與經濟社會發展同部署、同推進、同督促、同考核、同獎懲；

資料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中辦國辦印發《黨政主要負責人履行推進法治建設第一責任人職責規定》

2. 黨員領導幹部違反黨政紀,是否可以只追究其黨紀或政紀責任

嚴重的必須追究刑事責任，由不得你的，檢察院說了算。

3. 黨政領導幹部受到問責，同時需要追究紀律責任的，依照有關規定給予什麼處分

依照有關規定給予黨紀政紀處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4. 如何規范黨政領導幹部的問責問題

2009年6月3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實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的暫行規定》（中辦發【2009】25號）。《暫行規定》的頒布實施，是加強反腐倡廉法規制度建設、完善領導幹部行為規范的重要舉措，對於加強黨政領導幹部的管理和監督，增強黨政領導幹部的責任意識，更好地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具有重要意義。結合當前正在開展的第二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筆者對我市2009年以來貫徹落實《暫行規定》情況進行了調研，就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改進措施提出個人膚淺的認識。
一、我市貫徹落實《暫行規定》的主要做法。
《暫行規定》的貫徹落實工作主要是由市紀委監察局牽頭組織進行，自頒布實施以來，開展了以下工作。
一抓宣傳學習。各單位把學習貫徹《暫行規定》作為加強反腐倡廉建設的重要工作來抓。通過開展集中學習活動，讓全市廣大黨員幹部全面領會問責制的精神實質，准確把握問責的情形、方式及適用范圍、實行問責的程序，深刻理解實行問責的重大意義，深刻認識對黨員領導幹部實行問責的深刻內涵。為了進一步營造學習貫徹問責制的氛圍，市委將問責製作為對黨政領導幹部進行教育培訓的重要內容，納入了黨委（黨組）理論中心組學習計劃，列入黨校及幹部培訓的教學安排。同時，充分發揮全市廣播、電視、報刊、網路等媒體的宣傳作用，釋難解惑，積極引導，為貫徹落實問責制、做好問責工作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將該文件印發各單位進行傳達學習，讓全體黨員幹部領會文件精神，在思想上督促自己認真履職。
二抓實踐運用。市紀檢監察機關要求各單位結合各自工作實際，將暫行規定落實到具體工作中去，對各種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和失職瀆職，造成重大損失或惡劣影響的，實行嚴肅的問責。同時，市紀檢監察機關和組織、人事部門認真履行職責，建立了督查機制，嚴格責任倒查，充分發揮問責制在黨風廉政建設中的積極作用，真正收到「問責一人、教育一片」的效果。
三抓制度建設。各單位在領會暫行規定的基礎上，根據各自工作實際，制定一些指導意義規范性文件，如：《仁懷市黨政領導幹部警示誡勉實施意見》、《仁懷市加強政務中心管理責任追究制度》、《仁懷市行政執法過錯責任追究制度》、《仁懷市機關幹部職工不良工作行為監督管理辦法》、《仁懷市損害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環境行為責任追究辦法》、《仁懷市關於征地拆遷幹部違紀違規行為問責暫行辦法》、《安全生產工作黨政同責一崗雙責實施意見》等。
自2009年以來，我市已先後對 100多名因不作為、慢作為、亂作為的責任人進行了問責,其中包括安全事故責任人和違反作風建設各項規定的黨員幹部。通過問責，使各級黨政幹部受到了較好的警示作用，增強了服務人民、依法行政、秉公辦事、廉潔奉公的意識，提高了政策執行力。
二、實施問責工作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追究責任的方式是非黨紀、政紀處分，因此在實施問責的組織程序、輕重程度和問責范圍等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問責的標准把握難。對黨政領導幹部問責製作為一種多層面的責任追究機制,應對涉及重大災難、傷亡事故和決策失誤、用人失察等各領域的一些「延時」的政治和道義責任進行行政和法律責任追究。問責中普遍存在重內部問責,輕外部問責;重執行問責,輕決策問責;重事故問責,輕日常問責;重應對問責,輕預防問責;重形式問責,輕結果問責等現象。
二是問責的主體差異大。問責有同體問責和異體問責之分，同體問責,是指組織系統內部對其成員的問責;異體問責, 是指組織系統外部對其成員的問責。雖然黨政領導幹部問責辦法對問責的內容和形式作了詳細規定，但問責的主要方式大多為同體問責,主要是：在問責啟動上,主要源自黨政機關同體, 較少由人大、社會公眾或媒體等其他異體來啟動;在調查核實上,主要由紀檢、監察等機關來完成，人大、政協的監督相對較少。
三是問責的范圍不均衡。一個有效的問責制度,其問責范圍應該既寬窄適當，又覆蓋全面。但目前大多集中於對「有過」行為的問責,較少涉及對「無為」行為的追究;即使對「有過」行為的問責也大多局限於重大安全責任事故的事後責任追究,問責制全方位約束黨政幹部權力運用的作用還沒有得到充分彰顯。
四是問責的程序還不完備。實踐中,各地基本上都是按啟動、調查、決定、復審和執行五個步驟推進問責工作的, 但每個環節的操作方式本身以及各環節之間的銜接還不完善。比如，如果被問責的領導幹部是由人大任命的,那麼在問責時,人大就不能缺位。又比如，如果社會公眾、媒體對問責程序和方式的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將直接影響到他們參與問責的可能性和主動性。三是監督環節的缺失，易導致問責流於形式，落實不到實處。
五是問責救濟法規有待完善。問責除表明其嚴厲、果敢外,也反映了問責在程序設置上還缺乏理性規范。從我國現行的黨政救濟法規看，對受到處分的黨政領導幹部的救濟辦法尚處於薄弱狀態，特別是在被問責領導幹部權益保護的政策上還不配套，幹部的今後出路比較模糊。
三、加強和改進問責工作，推進工作創新的具體措施
隨著依法執政等民主政治理念的日益深入人心,黨政領導幹部問責制將逐步成為我國黨政機關工作中的常態，它將不僅對各級黨政領導幹部的施政理念帶來更大沖擊,進一步強化依法行政、責任行政的意識,還將有利於我國幹部選拔制度的創新, 推動幹部能上能下機制的形成,從而有效改善政治生態環境。只有一個好的政治生態環境，打造一支素質優秀的幹部隊伍，這支隊伍的執行力才能增強，這支隊伍才能有擔當，才能落實好十八大以來的各項惠民政策，才能密切聯系群眾，才能為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服好務。
筆者認為，建立有一定影響的黨政領導幹部問責機制,必須注意在以下幾個方面下功夫。
一是要積極推進黨務政務信息公開。 國內外問責制的實踐表明, 提高工作透明度是實現科學問責的關鍵。只有人民知情了、參與了,各級領導幹部才不敢懈怠,問責制才能落到實處。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推進黨務公開，健全黨內情況通報制度，及時公布黨內信息，暢通黨內信息上下互通渠道」。要聯系我市實際，積極穩妥地推進基層黨務政務辦事公開工作，在不涉及秘密的情況下，盡可能做到重大事情讓社會公眾知道,重大問題經社會公眾討論。
二是要進一步明晰黨政幹部職責。實行問責制,需要許多前提條件,首要的便是理清各級黨政領導機關及其領導幹部的職責,並對此作出詳盡而明確的界定。現實中許多「政績工程」、「形象工程」、「決策失誤」等問題,皆因所謂「集體討論」或「齊抓共管」而使責任無法追究。要通過對不同部門與職位之間進行科學的職責劃分和合理配置，保證在各個方面和環節上都能找到具體的責任對象，使黨政領導幹部更負責、更科學地行使手中的權力,有效克服違規用權現象。
三是要認真拓展問責的范圍和內容。在問責的內容上盡可能涵蓋領導幹部工作的方方面面,實現從單純追究「有過」向既追究「有過」又追究「無為」的轉變。對那些平時工作中故意拖延、推諉、扯皮等不作為、慢作為、亂作為等情況,也要納入問責的范圍，改變公眾認為「只有發生了涉及群眾重大生命財產損失或安全事故時才能啟動問責」的不正確認識。
四是要積極創造有利於問責的政治文化氛圍。 真正的問責,來自於制度的硬規定和群眾、輿論的軟壓力,來自於幹部自身的道德自覺,來自於更高層次的問責文化氛圍。要通過強化黨政幹部責任意識,使「負責任」成為黨政幹部的一種道德習慣,並自覺選擇向公共利益負責的道德行為。要抓住黨中央、國務院大力推進黨政領導幹部問責制的有利契機, 把問責作為優化我市政治環境、社會文化氛圍和幹部資源配置的重要抓手，努力構建更開放包容、更強調公共利益至上、更加國際化的政治環境和社會文化氛圍。
五是要努力實現問責工作常態化。要整合督查力量，加強對重點工作、重大項目、民生工程的督查，把督查和問責緊密結合，著力形成問責工作的常態化機制。就我市而言，目前，應充分發揮改非領導幹部和離退休領導幹部的作用，整合資源，成立督導檢查工作組，依據相關職責對全市黨政部門和領導幹部進行督察問責，應該說，這是推動和實現問責工作常態化的一項重要舉措和體制保證。
六是要充分發揮人大、政協和社會公眾的監督作用。要將人大政協和社公眾的監督納入黨委政府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進行統一安排部署。要拓寬渠道，充分利用網路、電視、報刊等媒體的作用開展問責的監督。結合當前正在開展的第二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開展以行風熱線、行風評議等為載體的活動，為有效實施問責提供信息基礎，並建立聯系協調機制，定期召開由人大政協和社會公眾代表組織召開的聯系通報會議。
七是要充分發揮紀檢監察機關組織協調作用。要整合資源，加強與司法機關的聯系，形成工作合力，行政問責、黨政紀處分和追究司法責任相結合，加大問責力度。要以開展警示教育基地活動為載體，整體推進問責工作，形成常態的問責協調機制，及時通報問責工作開展情況，協調解決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及困難。

5. 對於我國社會而言，推行行政問責制的難點包括哪些方面為什麼如何解決

一、我國實施行政問責制的現狀

當前，行政問責制在我國的推行有如下特點：

1、在原有政策法規的基礎上，中央和國家又相繼出台了一系列有關行政問責的政策和法規。這些法規和政策包括2001年國務院公布施行的《關於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責任追究的規定》、2004年中共中央頒布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黨政領導幹部辭職暫行規定》、國務院印發的《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200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並於2006年正式實施的《公務員法》等，都已經成為目前我國行政問責處分的主要依據，這標志著我國行政問責制正向制度化、法制化方向深入發展。

2、行政問責從中央到地方次第展開。我國的行政問責始於2003年非典期間，從那時開始，相繼追究了在重大安全事故、環境污染事件等方面失職、瀆職或負有重要責任的行政官員。在中央和國務院的要求和部署下，地方逐步開展了行政問責。例如，在2004年的北京密雲燈會踩踏事故、吉林省吉林市中百商廈失火案、浙江海寧特大火災案、安徽阜陽劣質奶粉毒害嬰兒事件及湖南嘉禾濫用行政權力非法拆遷案等案件中，有關事故責任人都紛紛因「問責」而「下課」。

3、地方政府陸續出台了行政問責的辦法和規定，使行政問責逐步制度化。2003年8月，長沙市推出的《長沙市人民政府行政問責制暫行辦法》是中國第一部行政問責方面的規章，2004年5月，重慶市推出的《重慶市政府部門行政首長問責暫行辦法》則是中國第一部行政首長問責方面的規章，此後，南京、天津、湘潭、廣州、深圳、海南等許多地方政府也相繼出台了專門的行政問責的地方政府規章。
4、從全國范圍來看，推行行政問責製取得了顯著的成效。雖然，當前我國推行行政問責制還處於起步階段，各地發展也很不平衡，有些地方抓的比較早，措施和制度比較完善，也有些地方相對滯後。但是，從全國范圍來看，推行行政問責制仍然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據2006年8月21日《重慶晚報》報道，重慶市自2004年開始推行行政問責制以來，共進行了49次行政問責，涉及到89名官員。同年12月10日據新華社消息，甘肅省自2005年實行行政問責以來，4735名問題官員分別受到黨紀政紀處分，其中39人涉嫌犯罪已被移送司法機關。

二、我國實施行政問責制存在的問題

（一）效力上：是中央的政策而不是法律

自從推行行政問責制以來，中央相繼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及《黨政領導幹部辭職暫行規定》等等。不可否認，推行問責制，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責任政府的理念，中央和國家的政策指導是必不可少的。但要切實規范政務管理活動中的違法、失職、瀆職等行為，如果沒有相應的法律制度做支撐，而僅僅寄希望於政府的政策和條令，也許一時會奏效，但不能長遠，也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有完善的立法才是依法治國、依法問責最基本和最有效的前提和保障。而目前各方期待的行政問責制，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恰恰就是：有問責之事，無問責之法。問責官員需要法制化、制度化，需要通過立法的形式完善而不是單純依靠政策和行政命令來實施。

（二）形式上：是地方性的政府規章而不是全國性的法律

我國至今還沒有一部關於行政問責的全國性法律，僅有的專門行政問責的立法形式基本上都是地方性的政府規章。從 2003
年下半年開始
,長沙、南京、天津、湘潭、廣州等十幾個地方政府都出台了專門的行政問責的規章，其中《天津市人民政府行政問責制試行辦法》、《重慶市政府部門行政首長問責暫行辦法》和《海南省行政首長問責暫行規定》是中國內地省級專門的行政問責方面的政府規章
,它們推進了我國行政問責制的法制建設。但必須看到，它們仍然屬於地方性的政府規章，不具備普遍的約束力，法的效力不高、適用范圍不大。［29］（P86）除此之外，這些地方政府的規范性文件在問責的主體、客體、范圍、程序以及責任形式和懲處力度等方面都不盡相同，缺乏統一性和科學性。再加上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行政問責的規定和辦法時照抄照搬，內容過於籠統，缺乏針對性和實用性，在實踐中難以操作，往往流於形式。

（三）內容上：現有法律規范存在明顯的缺陷

由於行政問責的法律制度不健全，現有的行政問責法律規范還存在問責主體缺位、問責客體不清、問責范圍不具體、責任形式不全面以及可操作性不強、彈性過大等明顯的缺陷。

（1）問責主體缺位

問責主體本應該包括行政機關、人大、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司法機關、新聞媒體、社會公眾等。但是目前，在中國行政問責的實際案例中，經常會出現上級官員甚至是中央成了問責主體的現象，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的政府管理體制仍然受到幾千年來所形成的官員權力縱向授予關系傳統的影響。雖然在當代中國，國家的權力來源於人民，也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堅強保證。但是，在各級政府之間，更多的是下級對上級的高度服從。雖然在各級地方，也有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但是，它們對各級行政部門的監督是非常脆弱的，社會大眾和其他問責主體對行政部門的監督問責也由於缺乏具體規范和操作程序很難進行。在這種體制下，行政問責制就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官員」問責制，即官員之間的相互問責。

在實踐中，問責主體缺位主要表現為:一是人大問責缺位。人大往往是政府進行問責後才介入
,屬於事後問責 ,更多的是流於形式。二是公民問責缺位。我國法律中尚未建立完備的公民問責的途徑 ,對公民的知情權和話語權尊重得不夠
,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對政府權力的問責。［29］（P88）
三是媒體問責缺位。新聞媒體在西方被認為是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權力之外的「第四種權力」。相對於西方，目前中國的媒體問責還相對較弱。

（2）問責客體不清

問責的前提是在不同的部門與官職之間有嚴格的職責劃分,
沒有明確責任體系的問責制度不僅是一種擺設, 而且為權力斗爭和鏟除異己增加了新的工具。由於我國目前缺乏科學的職位分類體系,
黨政之間、各部門之間、各層級之間、領導的正副職之間、公務員之間的職權和職責的劃分是相對模糊的,致使實際上對責任的追究十分困難。

目前，職責不清的問題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在現實生活中，重大問題的決策通常由常委會研究、黨委書記「拍板」，出了問題則追究行政首長的責任。二是正副職之間的責任劃分不夠明確。名義上是「一把手」負責，實際上只追究分管副職的責任。三是不同層級之間的責任界限比較模糊。一個地方出現了問題，究竟是追究同級領導的責任，還是追究上級領導的責任。如果要追究上級領導的責任，究竟應當追到哪一級領導才算合理。由於責任不清，責任主體不清，出了問題很難追究具體責任人的具體責任，這顯然不利於行政問責制的順利實施。

（3）問責范圍不具體

行政問責製作為一項法律制度，其問責范圍包括不履行法定職責和不正確履行法定職責。所謂「不履行法定職責」，是指問責對象拒絕、放棄、推諉、不完全履行其行政職責；所謂「不正確履行法定職責」，是指問責對象不依照法律規定的許可權、方式和時限履行其行政職責。行政問責是全方位、多角度的問責，既要問大事，也要問「小事」；既要問安全事故頻發的部門，也要問其他部門；既要問違法瀆職、濫用職權，也要問無所作為；既要問經濟領域，也要問政治和其他領域；既要問執行環節，也要問決策過程。

然而，在我國目前的行政問責實踐中，問責的適用范圍過於狹窄，大多局限在重大安全責任事故的事後責任追究，而忽視了對決策、用人、工作績效和廉政建設責任的追究，使問責制只能在一定范圍內發揮有限的作用，而不能全方位地約束行政權力。

（4）責任形式不全面，懲治措施不到位

對官員的問責，實際上有四個互相關聯但較為獨立的方面，即行政責任、政治責任、道德責任和法律責任。確立問責制度，不但要落實行政責任，而且要落實政治責任、道德責任和法律責任。

在實際工作中，一些官員不負責任，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工作職責，官僚主義，馬虎草率，給國家和人民財產造成了重大損失，這些官員不但應該承擔行政責任，更應該承擔法律責任。但一些地方黨政機關出於淡化事件影響的考慮，對責任官員有所偏袒，只注重追究責任官員的行政責任，迴避追究官員的法律責任，而一些地方的司法部門也未能積極跟進。目前一些地方頒布的幹部引咎辭職的標准中居然包括：「盲目決策，失職瀆職，在職權范圍內發生惡性事件，影響惡劣，群眾反響強烈的」，這完全混淆了行政責任和法律責任，導致某些官員採取「割發代首」方法，以辭職來逃避法律責任的追究。實際上，如果給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造成了重大損失，這些官員不但應該承擔行政責任，更應該承擔刑事法律責任。

（5）問責制度可操作性不強，彈性過大

雖然各地先後出台了一系列的行政問責制度，但是由於一些必要的操作程序方面的規范還沒有出台，因而缺乏可操作性。總的看來，已經出台的地方性行政問責規定有的過於原則和籠統；有的就事論事，缺乏系統性。例如，在追究的責任人前面常常冠以「有關」二字，至於哪些人是「有關」責任人，哪些是「無關」責任人，沒有什麼明確的界定。有的規定了「領導責任、直接責任、間接責任，重要責任」，卻沒有對這些概念進行確切的解釋，或者明確這些責任的具體承擔形式。再以引咎辭職為例
,法律法規對引咎辭職的具體程序、該引咎辭職的人不引咎辭職應該如何追究、如何對引咎辭職進行監督等缺乏行之有效的具體規定和制度約束。此外，很多規定在問責的范圍,
懲處的尺度等方面都不盡相同, 導致在操作中隨意性較大, 甚至在實際操作中也有違法問責的。［30］（P70）

目前，由於行政問責尚未制度化和法制化，在實踐中容易受領導批示和社會輿論的影響，我國行政問責制還普遍存在責任追究畸輕畸重、彈性較大、責罰不相適應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看，目前的問責制在許多時候仍然是一種「運動式的問責」、「政策性的問責」和「人治式的問責」，遠沒有走上「程序性問責」的軌道。這種問責制的特點是，問責往往取決於領導人的意願和意志。也就是說，由行政領導確定是否要問責、怎樣問責。領導重視了，問責就進人實踐，其力度也大。領導有其他考慮了，問責就會退而變成次要工作，力度下降，有時候甚至是停止運作。對於這個問題，浙江大學胡建淼教授曾經說過：「領導人有權力必有責任。但領導人的責任是法律責任而不是擔保責任；追究領導人的責任應當法制化而不應政治化、運動化。」
［31］

三、我國行政問責制存在問題的原因

（一）從法律和制度層面看：法律體系不健全，制度不完善

從法律層面來看，現行行政問責的主要法理依據是憲法的精神、政府組織法的規范、公務員法規、黨內文件的規定，這些法規和文件數量繁多，內容復雜，可操作性差，給問責主體在量責適裁上造成了極大的困難，甚至危及問責的公正性。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創制的專門問責規范與法治體系多有沖突，其合法性、持久性受到普遍質疑。因此,僅僅以這些法規和文件為依據來追究公務人員的責任，沒有具體翔實的法律法規作支撐就難免有些牽強趨時，在實施中缺乏公正性和持續性。目前，盡管行政問責已經實施將近四年，但是我國還沒有以立法的形式創制一部全國統一的整合各類有關法規的行政問責法規。

從制度層面來看，首先，缺乏從制度上對政府、政府各部門和各級官員的權力和責任作明確的界定。不僅在我國長期存在著政府部門之間、上下級之間、行政首長和副職之間以及黨政之間權責不清,
權責不對稱, 或有責無權, 或有權無責,
權力與責任不平衡、不對稱的現象。［30］（P70）而且，目前，政府部門及其人員的權力行為邊界也不夠清晰，同時權大於法、權力只對上負責的現象尚未完全消除，保障權力、責任、義務三者有序動態平衡的制度還沒有建立，這些都構成了行政問責制度化進程中亟待克服的體制性障礙。其次，缺乏有效的監督制度，尤其是人大的監督機制沒有真正的建立起來。威爾遜在《國會政體》中闡述議會職能時曾十分明確地指出:
「和立法同等重要的事, 是對政府的嚴密監督。一個有效率的被賦予統治權力的代議機構, 應該不只是像國會那樣, 僅限於表達全國民眾的意志,
而還應該領導民眾最終實現其目的, 做民眾意見的代言人並且做民眾的眼睛, 對政府的所作所為進行監督。」
［32］我國現行的監督體制還存在不少缺陷，尤其是人大對行政權監督與制約的力度亟待強化。最後，不具備實現行政問責制所需要的良好的配套制度。在由以往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
要求政府制定新的政治制度來適應形勢的變遷。由於種種原因, 現有制度有效供給不足, 具體表現為:（1）許多必要的重要的政治制度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
如政府績效評價機制、責任追究機制、權力制約機制以及政府與公眾的溝通和互動機制等。［33］只有將這些機制建立和完善起來,才有可能使行政問責制真正地發揮作用。（2）制度創新不足。原有的制度體系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中,
或者有舊制度被改變, 但新制度沒有及時的創建；或者仍是原有的不適應新情況的舊制度被繼續延用下去，沒有創新。因此存在制度上的漏洞, 造成無法問責的情況。

（二）從行政文化看：行政觀念落後

傳統行政文化造成好人主義泛濫，領導幹部責任意識淡漠。突出表現在：一是人治觀念普遍。由於我國經歷過漫長的封建社會，導致人治的觀念還普遍存在，法治意識淡薄,
官員尤其是級別較高的官員, 沒有承擔責任的意識, 更沒有建立起被問責的意識, 行政行為中存在依地緣、血緣、人情辦事的風氣, 使得政府權力人格化,
法律、規則因人而異, 行政行為呈現非理性特徵。二是 「官本位」思想嚴重, 公眾參與意識淡薄。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的授權, 政府及其官員「權為民所授」,
不能為非。但是在現實生活中, 政府官員往往把公共權力視作私有, 而沒有意識到人民才是權力的真正主人,
更認為政府官員是高居於人民之上的，從而導致種種不良行政行為的發生。另外從公眾的參與意識來看, 在我國當前的公共管理體制中, 政府是公共管理的主導者和實施者,
公民在很大程度上還是處於一種被動的接受狀態, 沒有主人翁的意識。公民不發揮參與政治的權力,就有可能出現公眾監督的主體被虛化,
公眾作為最不可輕視的問責主體也就不可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三）從管理模式看：政務信息不對稱
傳統的代議制政府對政務活動信息的控制導致的信息不對稱,
是造成問責乏力的另一個原因。傳統的代議制政府只注重向上進行信息的溝通, 而忽視與公眾進行信息的交流與反饋。在一些重大事故中,
一些政府部門就不及時向公眾通報疫情或災情, 反而封鎖信息。從公眾角度來看這種信息控制, 一方面使得公眾因為無法了解和知悉政府及其官員的活動,
從而危害到公眾的自身權利和利益；另一方面也會因此造成公眾無法實現對政府行為的監督。再從政府方面來看, 信息控制,
使其無法實現與公眾的交流與溝通，其政策的制定很難切合實際的需要，即使決策正確也難以得到公眾的理解和支持，從而降低了政府的執行力和公信力。

6. 公務員管理中需要被追究法律責任的違法情形有哪些

在公務員管理中，應當依法被追究法律責任的情形一共有七種情形：（1）不按編制限額、職數或者任職資格條件進行公務員錄用、調任、轉任、聘任和晉升的；（2）不按規定條件進行公務員獎懲、迴避和辦理退休的；（3）不按規定程序進行公務員錄用、調任、轉任、聘任、晉升、競爭上崗、公開選拔以及考核、獎懲的；（4）違反國家規定，更改公務員工資、福利、保險待遇標準的；（5）在錄用、競爭上崗、公開選拔中發生泄露試題、違反考場紀律以及其他嚴重影響公開、公正的；（6）不按規定受理和處理公務員申訴、控告的；（7）違反本法規定的其他情形的。

7. 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責任追究辦法(試行)規定的責任追究對象有哪些

一、為保證黨的幹部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防止用人失察失誤，嚴肅處理幹部選拔任用工作中的違規違紀行為，根據《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關於實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的暫行規定》等黨內法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等國家法律法規制定，由中共中央辦公廳於2010年3月7日頒發實施，共計二十條 。
二、第四條 在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追究黨委(黨組)主要領導幹部或者有關領導幹部的責任：
(一)違反幹部任免程序和規定，個人指定提拔、調整人選的;
(二)臨時動議決定幹部任免的;
(三)不按照規定召開黨委(黨組)會議討論決定幹部任免的;
(四)個人決定幹部任免或者個人改變黨委(黨組)會議集體作出的幹部任免決定的;
(五)突擊提拔、調整幹部的;
(六)違反規定超職數配備領導幹部或者提高幹部職級待遇的;
（七) 授意、指使、強令組織人事部門違反規定選拔任用幹部，或者阻撓、制止紀檢監察機關和組織人事部門對選人用人問題進行調查核實以及按照有關規定作出處理的;
(八)違反幹部選拔任用工作規定，導致用人失察失誤，造成惡劣影響的;
(九)本地區本部門用人上不正之風嚴重，幹部群眾反映強烈以及對違反組織人事紀律的行為查處不力的;
(十)有其他違反幹部選拔任用工作規定行為的。
在發生突發重大自然災害、群體性事件及其他緊急情況下，經上一級黨組織批準的用人行為，不列入責任追究范圍，但事後應當履行有關幹部任免程序，並在一定范圍內通報。
第五條 在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追究組織人事部門主要領導幹部和有關人員的責任：
(一)不按照規定的基本條件、任職資格、方式、程序和范圍進行民主推薦、民主測評的;
(二)不如實向黨委(黨組)報告民主推薦、民主測評、考察等情況的;
(三)不按照規定徵求紀檢監察機關對擬任人選的意見，或者不如實向黨委(黨組)報告紀檢監察機關意見建議的;
(四)不按照規定向上級組織人事部門報告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有關事項的;
(五)對反映的線索清楚、內容具體的違反規定選拔任用幹部問題不進行調查核實以及核實後不按照有關規定作出處理的;
(六) 對本地區本部門領導成員違反幹部選拔任用工作規定的行為不提出反對意見的;
(七)不按照有關規定對幹部選拔任用工作進行監督檢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風工作不力，幹部群眾反映強烈的;
(八)有其他違反幹部選拔任用工作規定行為的。
第六條 在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追究幹部考察組負責人和有關人員的責任：
(一)更改、偽造民主推薦、民主測評結果的;
(二)不按照規定的程序和范圍進行考察的;
(三)對反映考察對象問題的線索清楚、內容具體的舉報不進行調查核實或者不如實報告的;
(四)隱瞞、歪曲、泄露考察情況的;
(五)接受考察對象或者考察對象請託人的禮品、禮金、有價證券或者支付憑證等財物，參加考察對象或者考察對象請託人安排的消費活動，以及接受考察對象所在單位特殊接待的;
(六)不認真審核幹部檔案，導致幹部信息不準確，造成嚴重後果的;
(七)按照規定應當迴避而不迴避的;
(八)有其他違反幹部選拔任用工作規定行為的。
第七條 在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追究紀檢監察機關有關領導幹部和人員的責任：
(一) 不如實向組織人事部門回復掌握的有關擬任人選遵守黨紀政紀情況的;
(二)不按照有關規定對幹部選拔任用工作進行監督檢查的;
(三)對發現的幹部選拔任用工作中的違規違紀行為不進行調查處理的;
(四)對反映擬任人選問題的性質嚴重、線索清楚、內容具體的舉報不按照有關規定進行調查核實的。
第八條 在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追究有關領導幹部和人員的責任：
(一)在個別談話推薦和考察中故意提供虛假情況的;
(二)在幹部選拔任用工作中營私舞弊，收受或者給予他人財物，安排或者接受他人安排的消費活動的;
(三)利用職務便利違反規定干預下級或者原任職地區、單位幹部選拔任用工作的;
(四)要求提拔本人近親屬，或者指令提拔秘書等身邊工作人員的;
(五)在民主推薦、民主測評、組織考察或者選舉中搞拉票賄選等非組織活動的;
(六)泄露民主推薦、民主測評、考察、醞釀、討論決定等有關情況的;
(七)故意向幹部選拔任用問題調查部門提供虛假信息或者不實材料的;
(八)有其他違反幹部選拔任用工作規定行為的。

8. 黨員領導幹部依法行政常用法律法規有哪些

黨員領導幹部依法抄行政常襲用法律法規有
《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干准則》、《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監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監察法實施條例》、《中國共產黨章程》、《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公務員職務任免與職務升降規定（試行）》，還有最近通過的中央政治局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

9. 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責任追究辦法 試行中所列應當追究責任的情形有哪些

作為黨政一把手，從自身工作內容出發，結合本單位工作實際，在認真學習領會《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責任追究辦法（試行）》責任追究的內容的基礎上，我個人認為以下幾項是本人應重點注意的責任追究情形：1、首先要從自身做起，提高自身素質，強化自控能力，拓寬監督渠道，增強制衡力，實事求是，根據需要制定一系列本單位的選拔任用辦法，強化矩束力，嚴格懲戒查處，擴大幹部任用的震懾力。以一把手的身份做好乾部任用的領導和統籌工作；2、考察任用幹部實行雙結合。既要做好本單位幹部任用的考察，也要對接好上級單位對本單位幹部的考察任用，實行「雙優」錄取。即選拔任用的這個幹部既要上級說好，也要本單位考察要好。3、強化考察任用幹部工作責任和職責。以嚴格的考察職責，高度的責任心，做好乾部的考察任用工作。4、對參與考察談話和審查任用幹部工作實行全程監控。5、對違反幹部任用工作的相關人員嚴格追究其責任。6、考察幹部時要做好相關監督工作7、做好任用幹部考察期的群眾監督工作，新任用幹部過群眾關才可上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