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編權法律責任

『壹』 微信公眾號發布新聞違法嗎

5月3日國家網信辦發布新規新媒體被納入管理，並加強了發布信息管控。根據新華社電,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2日發布新的《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明確了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的許可、運行、監督檢查、法律責任等，並將各類新媒體納入管理范疇，新規范將於6月1日起施行。
所以微信公眾號發布新聞，是違法的

『貳』 傳媒治理

傳媒治理就是傳媒治理結構
傳媒治理結構，是指黨和政府、股東、社會、利益相關者等對傳媒的宣傳、經營、管理、績效進行監督和控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其本質是關於傳媒控制權和剩餘索取權分配的一整套法律體系、文化和制度規范的安排，這些安排決定了傳媒的宣傳和經營目標，誰在什麼狀態下控制傳媒，如何控制，風險和收益如何在國家、傳媒、利益相關者之間分配等一系列問題。
傳媒治理的核心是傳媒控制權的配置，無論是黨和政府、股東、傳媒經營管理者、利益相關者都要以其法律賦予的權力承擔相應的責任，通過建立既分權又相互制衡的制度來降低代理成本和代理風險，實現黨和政府對傳媒的依法管控，並形成科學的決策機制和激勵約束機制，確保傳媒最有效的運行，確保傳媒各方面參與人的利益得到維護和滿足。
傳媒治理分為內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內部治理是傳媒治理的核心，也就是通常講的法人治理結構，即傳媒的內部組織結構設計，包括黨委會、董事會、編委會、經委會、監事會、采編層、經營層的制度安排以及它們的功能、義務和權利。外部治理是一個包含了政府——市場——社會的三維利益制衡機制的過程，其目的在於監督、校正傳媒功能的發揮，消除傳媒運作中的負外部性，促成傳媒正向功能的最大化。在中國，外部治理包括黨政治理、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在外部治理上，除了實現輿論導向的控制外，還要實現產業進入管制、反壟斷、價格政策、消費者保護等產業控制。
現有大型媒體集團要通過資本市場進行收購擴張或重新組合，加快集團化、規模化步伐，不僅實現了文化產業子產業內的媒體匯流，而且實現了文化產業與其他相關產業的融合發展。在此，提出中國傳媒集團公司政府治理、外部治理、內部治理「三級治理」的概念模型。在中國，政府對傳媒集團的產業政策實施嚴格管制，特別是產業進入管制、產權管制、許可許可權管制、數量管制等。建立完善的中國傳媒集團治理結構，首先要確立適應市場機制的政府治理結構。政府治理機制的構建應該從以下方面著手：政府應逐步放鬆對傳媒業的產業組織政策管制，允許探索傳媒集團公有制的新形式，在條件允許的時候，對傳媒集團進行股份制改造，吸收其他國有資本參加到傳媒行業；對傳媒業的產業進入實施分類管理和分步推進改革的方式：即先放鬆對服務類內容和專業類內容的市場准入限制，再逐步放鬆對綜合類傳媒的市場准入限制，形成整個傳媒業的開放式競爭市場。也可以考慮對傳媒經營的不同環節分步放鬆進入限制；消除行政性壟斷現象和行政性的不公平競爭行為。外部治理機制有效地發揮作用，首先要存在一個有效率的具有評定公司價值、轉移公司控制權功能的資本市場。近年來，由於不同新聞媒體的主體紛紛展開不同形式的資本運營，業外資本、民營資本事實上已經在不同程度上融入媒體行業中，政府可通過對投資行為進行專門的立法和其他一些制度安排，比如競爭性的傳媒職業經理人市場、勞動力市場等，以促進我國媒體通過有效的資本運營促進媒體產品經營的穩步成長與擴張。就內部治理機制的構建而言，結合我國傳媒的實際情況，傳媒集團應該設置以社委會、監事會、編委會、經理會為基本框架的組織結構，實行決策層、管理層(包括采編和經營)、監督層相互制約的領導體制。

『叄』 哪位有傳媒產事分離的相關資料

芻議中國傳媒整體轉制的是與非(產事分離相關資料）
時值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傳媒業正經歷「事轉企」的部分剝離，傳媒整體轉制面臨諸多爭議，事業企業之爭、意識形態控制之爭、政治利益之爭，一再紛擾我們的視野。本文以四大問題，對傳媒整體轉制的相關疑點進行辯解，以明確整體轉制的方向正確性，增強傳媒產業決策者改革的信心與決心。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伴隨著市場經濟翻天覆地的大發展，傳統壟斷的傳媒業也經歷了一系列由邊緣向中心內核滲透的機制、體制改革。當前，由事業轉為產業的傳媒業剝離轉制大勢所趨，漸成共識，但改革腳步大多停滯於此，傳媒整體轉制遲遲未能全面啟動。其中既有現實環境未准備好、改革條件尚未成熟的客觀因素，也有決策者思想認識上存在著傳統誤區與現實迷茫等主觀原因。整體轉制為何讓人如此遲疑，整體轉制是否是中國傳媒業未來的不二選擇？是是非非，謹以此文作為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獻禮，為中國傳媒體制改革注一旁白。

一、我國傳媒體制改革歷史回顧

新中國成立後，中央政府通過接收、驅逐、改造等手段對舊中國報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建國初期，報業開始實行「企業化經營」，許多報紙實現了經費自給，但由於1957年後反右斗爭擴大化等政經環境的變化，市場化的嘗試中斷。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傳媒改革的重點是轉變指導思想和改革新聞業務，在指導思想上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和經濟改革為中心。20世紀80年代初，先報業後廣電陸續實施「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的過渡性政策，不但減輕了國家的經濟負擔，而且極大地調動了媒體自我發展的積極性。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中國傳媒業進入新一輪快速發展時期。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的雙軌運行模式過渡過久，在實踐中帶來了雙重人格與雙軌行為，直接孕育了「相互矛盾的一種典型二元結構的運行體制」，不僅有可能破壞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則，也有可能破壞公共服務事業的基本性質,造成規制的雙重失靈，既不利於中國傳媒產業集團化按現代企業制度運作，也不利於按現代事業制度運行，已經開始受到市場經濟的嚴峻挑戰。回顧我國傳媒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可以發現，報紙、出版業總是先行於廣播電視媒體；媒體改革進入深水區，也毫無意外地由報紙開始。如果說1992年之前的媒體改革還主要在於報紙自身，其他媒體則多是以開展廣告經營這一小范圍的機制轉換的話，那麼，鄧小平南方講話以後的改革則是超越報紙自身的、多元化的、大規模的體制創新，尤其是以1994年廣告代理制試點和1996年報業集團的出現為標志，報紙的經營資產部分實現了股份制改造，引進了國內外的資本，在報社控股的前提下成立合資公司。廣電行業亦步亦趨，經歷了「兩級辦」到「四級辦」再到新形勢下的「三級辦」階段。1999年6月，無錫廣播電視集團成立，標志著我國廣電集團化的開端，緊接著是新世紀初的湖南廣電集團的掛牌，掀起了以省級台為主的組建廣電集團的浪潮，廣電行業邁向集團化背景下頻道經營的管理制度階段。

2001年年初，全國宣傳部長會議提出「宏觀管理機制創新，微觀領域結構創新，市場組織體系創新，投融資體制創新」四個創新。同年5月，中國證監會新出版的《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將傳媒與文化產業定為上市公司13 個基本產業門類之一，其下含出版、聲像、廣播電影電視、藝術、信息傳播服務業5個大類。傳媒資本經營開始引人矚目。

2003年，以「管辦分離」為主要內容的改革被稱為「有史以來最深入的一次報業改革」，包括8家新聞單位在內的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也全面展開。除少數黨報外，絕大多數的報紙實行了主管單位和主辦單位的人員分離、財務分離、發行分離，轉制為企業，成為市場競爭的法人主體，擁有財產權、經營權，承擔相應的經營風險和法律責任，並明確了外資和民間資本均可以投資媒體。與此同時，繼湖南之後，江浙與京滬粵，還有山東、福建、四川等二十餘個省市以不同形式先後成立了一批廣電集團，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廣電業的傳統格局。只是到了2004年底，國家廣電總局卻明確表示：不再批准組建事業性質的廣電集團。廣電集團化步伐放緩，進入調整期。

從「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起步，我國傳媒經歷了事業單位、企事業混合型單位、企業單位的形態變更，傳媒從原來依靠國家財政補貼，編制化管理，走向「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積累，自我發展」這一「財政成本拉動型」的制度變遷之路。傳媒業也從傳媒事業、傳媒行業向傳媒產業的方向發展。

二、什麼是整體轉制

要理解傳媒的「整體轉制」，首先要對「轉制」進行定義。在此借用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柳斌傑對新聞出版業「轉制」的剖析：「轉制有兩層含義，第一是指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事業體制邁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一部分經營性的事業單位要轉制為企業；第二就是已經轉制為企業體制的新聞出版單位，由單一的國有企業轉變為股份制多元企業體制，就是由單一的國有制轉變為股份制。」概括起來就是「事轉企」、「獨轉股」。這兩方面的含義同樣適用於整個傳媒業的轉制問題。傳媒集團在轉制與擴張過程中急需第二次剝離，即整體轉制剝離。所謂傳媒的「整體轉制」，就是對傳媒單位的法人屬性進行重新定位，對納入經營性文化產業的傳媒單位，明確其企業法人地位，獲得包括出版權、播出權和經營權在內的完整權利，以實現內容產品生產和經營的統一，作為企業法人參與市場競爭。整體轉制的核心任務在於建立傳媒集團真正的市場主體地位，首要目標是解決集團層面企業法人主體問題。其中，「整體」二字十分關鍵，它與「剝離轉制」的重要區別在於：「剝離轉制」是在出版權或播出權與經營權相分離前提下的轉制，是將媒體的經營部門剝離之後組建公司，而采編部門即新聞宣傳與編輯出版業務均保留在作為事業單位的報社與廣播電視台內。目前國內的大部分報紙仍處於「事轉企」的層次，剝離轉制主要在黨報黨刊等重要的新聞媒體內進行，而整體轉制則面向產業屬性強的科技、專業類的報刊等出版單位開放。例如北京青年報社控股的下屬企業北青傳媒就在香港成功掛牌上市，實現社會融資。

據2007年5月中宣部在「第三屆文化發展戰略論壇」上發布的《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狀況年度報告》顯示：「在推進速度上，新聞媒體的剝離轉制明顯快於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的整體改制。文化體制改革試點之前批准成立的報業集團和廣播電視集團（總台）行動較快，目前已進行剝離轉制的分別有24家和13家，分別占報業集團、廣電集團總數的60%和72%。」

三、關於整體轉制的辯證思考

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把文化單位分成兩大類：一類是公益性事業組成部分，即為公共事業服務，隸屬於國家的一些事業性質的部門，今後繼續以事業體制進行管理；一類是經營性產業組成部分，今後要按現代企業制度進行體制創新，它的產品要通過市場來實現其價值。中央的分類指導原則為傳媒單位轉制為企業在操作層面創造了條件，是中國傳媒集團在體制改革過程中一種現實而又合理的路徑選擇，但也帶來對「兩分開」政策的誤讀以及某些利益團體企圖借「事業」的帽子守住最後一畝三分地等衍生問題。「部分剝離」要持續到什麼時候，整體轉制何時才能大范圍興起？在此，我們就目前傳媒形勢以及整體轉制的相關疑點，進行辨析。

1.「兩分開」是最適合中國傳媒業發展的道路選擇？

在文化體制改革背景下，「公益性文化事業」和「經營性文化產業」的劃分對於中國傳媒業現有的「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體制來說是一次深刻的體制創新。但中國傳媒集團目前普遍採取的節目與廣告、宣傳與經營兩分開的做法是一種不徹底的部分剝離，它將對傳媒集團的可持續發展帶來新的體制性障礙。

在一些人看來，宣傳、經營兩者分開，就可彼此互不幹涉。宣傳系統用事業單位的傳統體制來運作，就能夠守住陣地，掌握輿論控制權；經營系統剝離出來以後，按照現代企業制度建立法人治理結構，就可以將報業做大做強，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事實上遠沒有這么簡單。在現代媒體運營過程中，內容製作部門與經營部門既權責分離又相互倚重，它們的勞動最後都通過廣告額和發行量、收視率一起得到驗證，二者互為資源，互為因果，本質上不能截然分開。

另一方面，業務的完整性是企業在市場上獲得生存與發展的安生立命之本，新聞媒體轉制為企業自然也不例外。采編環節從來就是內容產業的核心部分，內容製作權力與經營權的相間隔，就像一個擁有經營權的法人無法自主設計自己的產品，只能經營體制外的成品，這種沒有采編權的經營性資產註定無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傳媒企業，也不利於培育媒體的核心競爭力，更難以指望經營部分憑借自身力量形成優良資產。正因此，我國大部分傳媒類上市公司只能靠與媒體之間千絲萬縷的關聯交易，延續它們傳媒股的概念。由於關聯交易過多，導致我國證券管理部門希望通過增資擴股在資本市場進一步融資的計劃一再受挫。這也是近年來我國傳媒類上市公司效益逐漸下滑的原因所在。[1]

而一個集團內兩種體制並存的「一國兩制」現象，帶來的人事管理上的矛盾也不容迴避。兩種體制下的人才交流存在體制性障礙，員工福利待遇也不平等，而同工不同酬，同一媒體產生貧富嚴重不均，大范圍地挫傷了一線宣傳隊伍人員的積極性，從而涉及企業產權制度改革以及職工身份轉換兩個深層次的問題。

「一個主體，兩個市場」（市場主體，人力資源市場和資本市場）成為了中國傳媒體制改革需要解決的重點問題。[2]種種跡象表明，宣傳、經營兩分開並非中國傳媒業的長久之計。作為一種過渡的中間形態，從部分剝離走向整體轉制，將是中國傳媒集團產業體制改革一種新的思路。

2.以意識形態的多少作為「兩分開」劃分標准？

除了將新聞媒體的采編環節與廣告、印刷、發行播出等環節進行流程分割外，我國報業在選剝離轉制試點單位時，也一致將意識形態的多少作為劃分公益性事業與經營性產業的標准，自覺地將手腳束縛在黨報黨刊等「重要」的新聞媒體內。在電視領域，新聞製作等部分理所當然地被視為「意識形態屬性強」的對象，當用「事業化管理」的外衣重點保護起來；而電視劇、體育節目、綜藝娛樂節目等由於不涉及政治，則可准許先行納入公司化進程。

意識形態屬性強，就劃入「公益性文化事業」；意識形態屬性弱，就列為「非公益性產業」,——這本身就是個悖論。曾有學者指出，在電視系統內部施行部分剝離的國有資產清算時，是否拍新聞的機子就算國有資產，拍電視劇的機子就算企業資產？如此一問，生動描摹出該政策的內在矛盾性。在人類媒介文化發展的其他時期、在統一進行事業化管理的計劃經濟時期，非新聞類節目從來就沒被逐出公益服務的范疇。「提供娛樂」與「監視環境」都是大眾媒介與生俱來的社會功能。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要，是中國文化體制改革的終極目標。生硬地用意識形態來劃分公益與非公益，間接反映了我國長期過分強調媒體的政治屬性，輕視其經濟屬性、社會屬性的傳統慣性思維。

更有學者對此做出另一番註解，認為「公益性事業」就是「以公益為本」，這一部分放手給企業做將會有損其公共性。殊不知，世界范圍內有三種基本的媒體制度，即商業媒體、公共媒體和國有媒體，其管理模式也分三種，分別是：商業管理模式、公共管理模式以及黨政管理模式，其中最能發揮公益效應的當屬公共管理模式。所謂公共管理模式，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以服務公眾為原則，不以盈利為目的；二是以制播具有教育性、文化性的節目為主，節目內容要反映本土文化，同時兼顧多元文化和少數族群；三是由一個代表公眾利益的獨立機構負責經營管理。而我國是典型的政黨管理模式，媒體有著悠久的「工具論」傳統。我國媒體歸各級黨委領導，遵守黨性原則，既履行所有媒體都應承擔的社會職責，又要做好黨的耳目喉舌。近幾年媒體環境的放寬，大眾亦能借媒體發聲，但絕不可能驟然翻身變為純粹「公益為本」。

如果我們把意識形態強的媒體看成是主流文化的代表，而把意識形態弱的媒體看成大眾文化的代表，那麼，就不單單只有前者才會對人們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產生影響，後者也一樣，而且可能更巧妙，效果更好。因此，以「公益」為名長期限制其市場發育，實屬不必，控制輿論並非只有事業單位一張牌。

3.企業化等於非政治化？

宣傳管理部門對媒體「企業化改革」的完全放開諱莫如深，改革步伐謹小慎微，視「企業化」為「非政治化」，更多是出於對輿論控制的顧慮,認為一旦將內容采編製作環節給予松綁，輿論必將有如洪水猛獸般一發不可收拾，嚴重沖擊黨和政府對意識形態的控制權。政策止步於此，與對「事業單位」的偏執理解難脫干係。我國的傳媒體制有一個基本的價值支點——「喉舌工具論」，所有的傳媒體制設施與政策規定都圍繞著保障傳媒的「喉舌」工具作用而建構起來。在這一體制的實際運作中，往往過多地強調了對上級領導機關負責，甚至是對某個主要領導負責。這也間接導致了一級媒體對應一級黨委、一級政府的行政割據局面。「事業單位」的定性在獲得國家的經濟補助，享受 「大鍋飯」福利的同時，不能不說也是統治者巧妙設計的一種「陷阱」：臨時「電話通知」的事前審查屢見不鮮，時差控制保證播出安全是公開的秘密，從領導的任免，到切斷重要經濟命脈，各種牽制手段無不讓媒體管理者時刻謹記手中把持的是誰的媒體。小平同志講過一句很精闢的話：「所謂管理就是服務……管，不是為了管死，而是為了管活。」但是，在相當一段歷史時期內，我國傳媒業的管理「宗旨」是為了「不出事」。要幫忙，不添亂，管理部門擅長「打招呼」，忙於「說不」，政策取向保守，這種唯上的管理方式讓媒體難有寬松的成長環境，即使做大了也做不強。

政府部門如果能建立一種特殊產業的監管機制，即確保企業化管理模式下媒體的意識形態安全，按市場規律進行媒介產品產業化運作,完全是有可能的，也能期待市場培育出一批民間的、商業化的媒體，豐富競爭局面，打破信息壟斷格局，推動輿論監督的民主進程。這也是新聞法能夠早日出籠的基本前提。在管理的戰略選擇上，西方發達國家實行的是一種「積極開發，有效管理」的策略，這對我國在市場經濟與民主法治的條件下建立一種既調動社會資源，又確保黨和政府對輿論導向掌控的管理模式當有所借鑒。

另一方面，在現代企業制度下，只要國家控制著媒體經營機構的控股權，就可以控制編務方面的人事權，達到讓民營資本和外資只當出資人不當操盤手的控制目的。當然，按照《公司法》的規定，股份可以轉讓買賣，但一旦確立國家主流的傳媒實體是特殊產業，即代表國家的主管和主辦方必須控股，媒體的輿論控制權得到法律的保障就不會旁落。「黨管意識形態不能變，黨管幹部不能變，黨管輿論導向不能變，黨管宣傳不能變」這條鐵打的「四不原則」將自始至終發揮底線作用。無論如何改制，改制後的媒體企業里國家股份的比例有多大，代表國家的主管部門的「職責」都不會變，都將擁有對媒體傳播內容的終審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必要借鑒西方確保政府控股的「黃金股」這一特殊股權制度，即「黃金股」不同於普通股、優先股，無投票權、收益權，不能用於擔保、抵押，其最關鍵的是掌握重大經營決策的「一票否決權」，不針對企業管理層人員任免、企業管理、分配等一般許可權。此情形下即使轉變為全民營企業，政府仍可通過「黃金股」行使對企業的管理控制。因此，通過法律途徑確立國家股是「金股份」，它的「含金量」意味著執政黨及其政府對媒體的領導是不可動搖的。[3]

產業或事業只是一種經濟和社會組織形式的運行載體，事業不等於完全公益性，產業也不等於單純追求利潤。產業化不等於非政治化，產業化與導向的正誤也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4]媒介走產業化之路，實行產業化改革，關鍵在於採取什麼樣的方式能夠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有機統一；關鍵也在於不能簡單地把生產精神產品的媒介產業等同於生產物質產品的傳統企業，做到始終把媒介的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堅持新聞的黨性原則和新聞活動的社會公益性原則，從而實現宣傳、經營兩手抓，全面發揮媒介在現代化建設中的作用。

4.傳媒集團化為何遭遇政治不適？

目前我國傳媒集團化過程中多採用「權力嫁接」的模式，即直接使用行政權力來配置傳媒市場的相關資源，以權力的意志來實現傳媒產業的擴張，並且權力單位直接成為參與市場競爭的主體。「與西方傳媒集團的組建主要是由會計師、律師、審計師運作大不相同，中國傳媒集團是政府全權運作，連資產評估、債權轉移等極為重要的問題都忽略而過，考慮的重點通常是權利的再分配和利益的重組，而不是資產和其他資源的重組。」[5]可以說，中國傳媒集團的組建是在不完全市場化的條件下計劃配置的結果。在現有的體制、政策及傳媒自身發展狀況的條件下，按照西方傳媒發展的道路，通過自由市場競爭實現資源的重組和集團的組建都不太現實，因此，承認行政力量對傳媒整合的介入有其相當積極的歷史意義。

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中國傳媒業實際存在的現實弊端：目前我國傳媒業的資產屬於國有資產，而媒介的市場擴張行為又是以權力單位為主體來進行，這樣就存在著一個國有資產出資人缺位的問題，出資人的缺位使得媒介無法建立起適應市場競爭的現代企業制度；[6]同時，該模式下的集團化在傳媒擴張時的價值取向不是依照提升傳媒影響力、競爭力的要求，而更多考慮的是合並後政治上的利益分配是否均衡；另外，優勢傳媒往往會因為「級別低」而無法兼並「級別高」的傳媒，權力級別意識限制了資源的優化整合。中國人民大學的喻國明教授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當媒體跨地區進入的時候，首先發生的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生態的不適問題」。[7]一段時間以來，跨地區經營的報紙都在叛逆和歸順之間尋求一種平衡。對當地政府負面新聞的揭露式報道常引起封殺與抵制，《南方都市報》進入深圳以及《南方周未》走出廣東後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就是典型的中國現象。

從經濟學的角度講，改革應該「首先發生在舊有體制危機最嚴重、機會成本最低和收益最高的場合，因為舊有體制的危機使得這種場合的交易很容易達成，重新簽約的交易成本較低」。[8]傳統的傳媒體制牽動著各級黨和政府的利益，從鐵飯碗上開刀，改革成本讓利益既得者表現出一再遲疑。

當前，在中國加入WTO背景下行政推動的媒介集團化，並沒有像原先所期待的靈丹妙葯一樣給中國電視業帶來一個燦爛的春天，相反產生了一些令人費解和尷尬的問題。[9]從根本上說，這是由對媒介集團化認識上的誤區所造成的。廣電集團化遇到的問題，不是集團化本身的問題，更不是做大做強這方面的問題，而是我國現有廣電體制與集團化走向不相適應的問題。不剪斷媒體與行政單位的「臍帶」，就無法形成獨立自主的市場主體。只有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競爭主體，才有追逐利潤最大化的現實需求和內在沖動，才能真正走上市場化道路，以實現傳媒產業化的跨越與振興。過去我們對媒介產業的特殊性談得太多，一直在「事業集團」的自我暗示中繞圈圈而作繭自縛。如今，我國第一個完全意義上的「媒介產業集團」——牡丹江新聞傳媒集團，在原牡丹江廣播電視局局長張寶才的帶動下，所有領導放棄公務員待遇，集團職工實行全員聘任制，完全按照產業化的要求開展經營活動，改革歷時十年，不僅年收入超常規增長，而且集團化後連續創下了多年「播出零事故」的記錄。「敢於革自己的命」，牡丹江新聞傳媒集團為中國傳媒集團化烙下了一個深深的印記，為既得利益的留戀者們所汗顏。

四、小結

中國的傳媒體制改革，能得到政府主管部門的正式認可，似乎是莫大的榮耀。新聞出版界已有一撥先行者搭上了試點單位的順風車，但對於下一步整體轉制怎麼走，尤其要後者居上的廣電行業怎麼順利轉制，高層管理者還略顯遲疑。政府對傳媒產業集團化指導性政策的反復調整，表明它對於傳媒業的實踐發展在宏觀上還是顧慮重重，缺乏深入的研究和必要的決斷，常常陷入「改革退回原點」或是「有增長無發展」的尷尬境地，因此也很難使自己掌握的調控手段跟上傳媒業大發展的現實步伐。事實上，近年來媒介的意識形態與市場形態之爭，引發了圍繞文化包括傳媒的事業與產業的改革到底是改體制還是改機制的最激烈的爭論。強調意識形態型媒介（多以意識形態管理的黨委宣傳系統為代表）的人認為，只能改機制，一旦改體制就可能導致意識形態的失控；強調產業經營型媒介（多以政府的發改委及學術理論界為代表）的人認為，不改體制，產業無從發展，機制改革很難成功。兩種觀點交鋒，前者在輿論安全和社會效益第一的口號下，人為圈下一個個禁區而諸多堅持，消極看待中國傳媒產業化進程；後者在解放思想和與時俱進的時代要求面前，為贏得市場主體地位左奔右突，艱難移動著中國傳媒市場化的步伐。對於媒體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嘗試，政府部門往往只採取默認的方式承認，或以追認（法規文件、領導人講話、表彰會等）的方式加以推廣；如果得不到認可，就會提出反對意見和處理措施。在今年4月10日召開的全國文化體制改革工作會議上，中宣部、文化部、廣電總局和新聞出版總署聯合表彰的33家「全國文化體制改革優秀企業」中，就無一廣電集團。盡管自2003年傳媒體制改革全面提速後，各地廣電媒體都在紛紛進行體制創新，希冀摸索出一條適合自身整合資源的發展道路，而且大張旗鼓宣揚自創「成功模式」的不在少數，但在這次表彰大會上都遭遇冰冷尷尬。倒是學界一致推崇的牡丹江新聞傳媒集團的整體轉制不顧國家行業主管部門臉色，辦得活色生香。這間接傳達出一個訊息：對於傳媒體制改革深水區的實質問題，管理部門仍在慎重思考，尚未出招。

但無論如何，中國傳媒改革的歷史開始步入產業集團化階段的時候，正在翻過「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一頁，剝離轉制處在進行時。而當前倡導的宣傳、經營兩分開政策在實踐中的局限日益明顯——由於傳媒業整體歸屬於特殊的文化信息產業，有著區別於它類的產業價值鏈，即是：圍繞服務於自身特定媒介需求或進行獨有媒介產品生產（或服務）所涉及到的一系列互為基礎、相互依靠的產業上下游鏈條關系的總和。因此擬搞產事分離或分營，不能是形而上地人為地中間阻隔產業鏈。那種強調事業是意識形態屬性強的，是不能市場化的，產業才是意識形態屬性不強的，可以市場化的，是一種混淆了不同邏輯層面概念的認識錯覺。要清醒對待時下用利益性與公益性之分來衡定意識形態多與少的謬誤，明確以營利與非營利作為產業與事業的合理劃分標准。所以「兩分開」政策註定只能是傳媒體制改革中的過渡產物。整體轉制不是轉不轉的問題，而是時機成熟與否的問題。任何個體都無法阻擋生產力前行的力量，只能主動去接受它、適應它。傳媒整體轉制是一場生產關系層面的重大變革，它將為中國傳媒業的長遠發展、迎接國際挑戰注入無窮活力。政府與業界都應有充分的勇氣與決心去正視這一特殊文化產業的未來走向。

『肆』 中國社會與民生網是不是正規網站，具有獨立采編權嗎我在中國記者網查詢不到。

此類以民生民情或者以時代、中原為主要標題的網站、排除一小部分比較安分、大部分都是私人開辦經營的網站、多數這種單位都是兩個人或者四個人組成、各有分工。但是是鑽法律的空子，借新聞工作者名義以 【負面新聞】 向【小單位】【小企業】謀求贊助費或者出車采訪費。總之：現今各種媒體已經飽和中完全商業化，無論所謂正面或者負面，都以獲取利益為目的。網站媒體只有監督權均無采訪權、如有雷同、不慎榮幸。

『伍』 網路不是沒有新聞采編權嗎為什麼qq新浪都可以采訪人呢

因為是新媒體，沒有法律上的規定網路有和傳統媒體一樣有采訪權。但是並不是意味著網路不能采訪，只是法律上的空白，另外就是網路媒體本身的發展不夠健全。

『陸』 什麼是傳媒治理結構

文化體制改革後，產權被重新界定，公司制將逐步成為傳媒產業的組織形式，現代企業制度賦予傳媒公司法人財產權，出資人不得對傳媒的經營權進行干涉，形成了傳媒采編權、所有權、經營權的分離。這種情形下，傳統的黨管媒體的方法已經不適用，傳媒實行的公司制改革會不會導致傳媒失控？會不會影響黨和政府對傳媒的控制？

傳媒治理結構也就是傳媒治理，是指黨和政府、股東、社會、利益相關者等對傳媒的宣傳、經營、管理、績效進行監督和控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其本質是關於傳媒控制權和剩餘索取權分配的一整套法律體系、文化和制度規范的安排，這些安排決定了傳媒的宣傳和經營目標，誰在什麼狀態下控制傳媒，如何控制，風險和收益如何在國家、傳媒、利益相關者之間分配等一系列問題。
傳媒治理就是提出通過傳媒內部結構治理和外部功能治理，對傳媒體制進行改革，讓黨和政府依法通過資本控制實現對傳媒的管控，形成科學的決策機制、制衡機制、激勵機制，使傳媒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
傳媒治理的核心是傳媒控制權的配置，無論是黨和政府、股東、傳媒經營管理者、利益相關者都要以其法律賦予的權力承擔相應的責任，通過建立既分權又相互制衡的制度來降低代理成本和代理風險，實現黨和政府對傳媒的依法管控，並形成科學的決策機制和激勵約束機制，確保傳媒最有效的運行，確保傳媒各方面參與人的利益得到維護和滿足。
傳媒治理分為內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內部治理是傳媒治理的核心，也就是通常講的法人治理結構，即傳媒的內部組織結構設計，包括黨委會、董事會、編委會、經委會、監事會、采編層、經營層的制度安排以及它們的功能、義務和權利。外部治理是一個包含了政府——市場——社會的三維利益制衡機制的過程，其目的在於監督、校正傳媒功能的發揮，消除傳媒運作中的負外部性，促成傳媒正向功能的最大化。在中國，外部治理包括黨政治理、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在外部治理上，除了實現輿論導向的控制外，還要實現產業進入管制、反壟斷、價格政策、消費者保護等產業控制。

『柒』 網站有采編權嗎可以隨意發布信息嗎 就是類似於記者采訪的東西

沒有，如果其他人沒有經過您的同意采編你的文章，你可以追究他的責任，詳情你可以上法律快車咨詢專業律師！

『捌』 西方的網路媒體有采編權嗎有沒有相關的法律條文或者政策文件和中國有何區別

采編權
采編權是獲得第一手的詳細信息,從采訪到編輯到發布資源的權利，一般只有新聞媒體,包括報紙、雜志、電台、電視台、國務院新聞辦批準的新聞網才能擁有。
缺乏采編權使得網上信息相對缺乏，由於網路媒體自身發展時間很短，很多信息的來源都是傳統媒體，網路媒體至今還沒有新聞采訪權，網站之間信息的無償拷貝現象很嚴重，重復率很高，這就造成了各網路媒體的經營方向太過一致，媒體價值體現差別不大，整個網路的廣告收入大部分都落在為數有限的幾個網站的手中，上述現象就造成很多廣告主還用傳統廣告的思維在網上打地毯似的轟炸；
采編模式
采編模式——是采編分離還是采編合一。
采編分離，傳統的方式是將所有的記者劃到記者部，然後由記者分戰線跑口拿料寫稿；編輯這塊則依據各自負責的不同內容再劃分相應部室，常見的有要聞部、經濟部、時事部等。現在通行的做法基本上就是設立一個編輯中心和采訪中心。
采編合一，常見的方式就是在編委會下設若干個相應的部室，每個部室既有編輯也有記者，除重大采訪之外，日常工作中，部室與部室之間基本都是無關聯的相對獨立。
新聞采編人員從業管理規定
新聞記者，由於其工作性質經常涉及重要公共利益、特別是包括組織機構和公民在內的采訪對象的切身利益而受到社會矚目。因此，對新聞記者證的核發、使用進行規范、嚴格管理也就日益迫切。新出台的《新聞記者證管理辦法》3月1日開始實施，這是近日完成換發工作的新聞記者證。新聞出版總署這次換發的記者證共有兩種，深藍色（右）為全國新聞機構記者使用，紅色（左）為新華通訊社記者專用。新聞記者證由新聞出版總署統一印製、統一編號並核發。新聞記者證上，分別加蓋新聞出版總署印章、新聞記者證核發專用章、新聞記者證年度審核專用章和本新聞機構鋼印方為有效。新聞記者證實行年度審核制度，未經年檢的新聞記者證一律注銷。新的管理辦法明確規定，今後，新聞記者證將每五年統一換發一次。 新華社發
新華網北京3月22日電 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國家新聞出版總署近日發出《關於新聞采編人員從業管理的規定（試行）》，以加強新聞職業道德建設，規范新聞采編人員行為，維護新聞界良好形象，促進新聞事業健康發展。
規定要求，新聞采編人員要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和責任意識，貫徹團結穩定鼓勁、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把握正確輿論導向，支持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全黨全國工作大局服務。要遵守憲法和法律，遵守黨的新聞宣傳紀律，維護黨和國家利益，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要嚴格保守黨和國家秘密。要依法維護公民個人隱私權，依法維護報道對象的合法權益。
規定強調，新聞采編人員要堅持真實、全面、客觀、公正的原則，確保新聞事實准確。要認真核實消息來源，杜絕虛假不實報道。新聞報道在新聞媒體刊發時要實行實名制。新聞采編人員要發揚實事求是、敬業奉獻的精神，深入實際、深入生活、深入群眾，調查研究，求真務實，努力改進工作作風和文風，不斷創新報道內容、形式和手段，使新聞報道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增強新聞報道的針對性、實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規定提出，新聞采編人員從事新聞報道活動時，如與采訪報道對象具有親屬關系、友好關系、利益關系或直接地緣關系等，應實行迴避，並不得對稿件的採集、編發、刊播進行干預或施加影響。新聞單位各級分支機構和派出機構的主要負責人（分社社長、記者站站長等），實行任期輪崗制和任職迴避制。
規定嚴肅指出，新聞采編人員要杜絕各種有償新聞行為。不得利用采編報道謀取不正當利益，不得接受可能影響新聞報道客觀公正的宴請和饋贈，不得向采訪報道對象或利害關系人索取財物和其他利益，不得從事與職業有關的有償中介活動，不得經商辦企業，不得在無隸屬關系的其他新聞單位或經濟組織兼職取酬。
規定明確要求，新聞采編人員要嚴格執行新聞報道與經營活動分開的規定。不得以記者、編輯、審稿人、製片人、主持人、播音員等身份拉廣告，不得以新聞報道換取廣告，不得以變相新聞形式刊播廣告內容，不得為經營謀利操縱新聞報道。新聞采編人員不得以訂閱報刊為條件進行新聞報道，不得直接要求被采訪報道單位或個人訂閱報刊，更不得以批評曝光為由強迫被采訪報道單位或個人訂閱報刊、投放廣告或提供贊助。
規定強調，規范新聞采編人員記者證件管理和使用。公開的新聞采訪必須出示經新聞出版單位、廣播電視主管部門資格認定，由國家新聞出版行政主管部門核發的記者證件。對使用假記者證或冒充記者的人員要嚴肅查處。新聞采編人員有虛假報道、有償新聞等行為，情節嚴重的，一律吊銷記者證。凡被吊銷記者證的新聞采編人員，自吊銷之日起5年之內不得從事新聞采編工作；因故意犯罪被判處刑罰的，終身不得從事新聞采編工作。
中宣部、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要求，各級各類新聞單位要認真執行這一《規定》，對違規違紀的新聞采編人員要按有關規定和紀律嚴肅查處。要向社會公布監督電話，方便群眾監督。
新聞采編人員合法采訪權利保障
一、新聞采訪活動是保證公眾知情權，實現社會輿論監督的重要途徑，有關黨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要為新聞機構合法的新聞采訪活動提供便利和必要保障。
二、新聞采編人員合法的新聞采訪活動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干擾、阻礙新聞采編人員合法的新聞采訪活動。
三、新聞單位要為所屬新聞采編人員從事新聞采訪活動提供必要保障。新聞單位要按照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勞動合同法》的有關規定，與所屬新聞采編人員訂立書面聘用合同，繳納社會保險金，完善各項保障制度，保護新聞采編人員合法權益。
四、新聞采編活動是新聞單位的中心工作和核心環節，新聞單位要選派政治強、業務精、紀律嚴、作風正的人員從事新聞采訪工作，要把好進人關、用人關，並加強對新聞采編人員的考核、培訓、教育和管理，要及時為符合資格條件的新聞采編人員申請發放新聞記者證。同時加強新聞采編人員的安全教育工作，增強新聞采編人員的自我保護意識。
五、新聞采編人員從事新聞采訪活動，要遵守國家相關法律法規和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嚴格自律、禮貌待人、以理服人。新聞采編人員采寫的新聞報道必須真實、准確、客觀、公正，不得損害國家利益，不得侵犯公民及法人的合法權益，不得借新聞采訪活動從事有償新聞、強拉廣告或牟取不正當利益。
六、在采訪活動中，新聞記者應主動向采訪對象出示新聞記者證。暫未領取新聞記者證的采編人員，必須在本新聞單位持有新聞記者證的采編人員帶領和指導下開展采編工作，不得單獨從事新聞采訪活動。在新聞采訪過程中如遇到可能發生沖突的情況，新聞采編人員應迅速與有關黨政部門取得聯系，請求協調或援助，有關部門應及時進行協調或提供援助。
七、新聞記者證是我國境內新聞單位的新聞采編人員從事新聞采訪活動使用的有效工作身份證件，由新聞出版總署統一印製並核發，其他單位和個人不得製作、仿製新聞記者證，不得製作、發放專供采訪使用的其他正式證件。社會公眾可通過中國記者網查驗新聞記者證的真偽，如發現使用偽造的新聞記者證從事采訪活動的違規行為，特別是假冒新聞記者身份從事敲詐勒索等違法活動，應及時向公安機關或者新聞出版行政部門舉報。
各級新聞出版行政部門接到本通知後，應及時將本通知傳達、印發至當地新聞單位，督促各新聞單位按照有關規定與新聞采編人員訂立書面聘用合同，要求各新聞單位及時為符合資格條件的采編人員申領發放新聞記者證。各新聞單位接到本通知後，要立即對本單位的用工情況進行自查，並按照《新聞記者證管理辦法》等有關規定規范用工制度和記者證管理制度，為本單位新聞采編人員的新聞采訪活動提供必要保障。
西方的采編較高，你要有一定的知識基礎，和經濟基礎的

『玖』 新媒體擁有記者證是否意味著擁有采編權這個采編權具體是什麼

《新聞記者證》是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頒發的，最有含金量，因為是必須在新聞媒體工作滿一年，然後由單位統一報名，參加為期5天左右的集中培訓，然後考試。考試通過後獲得《新聞從業人員采編資格證》。

新聞記者證是我國新聞機構的新聞采編人員從事新聞采訪活動使用的有效工作身份證件，由新聞出版總署統一印製並核發，由新聞出版總署統一編號，並加蓋新聞出版總署印章、新聞記者證核發專用章、新聞記者證年度審核專用章和本新聞機構鋼印方為有效。其他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製作、仿製新聞記者證，不得製作、發放專供采訪使用的其它正式證件。

國家新聞出版署下發《關於2019年全國統一換發新聞記者證的通知》，決定從2019年12月2日至2020年3月31日，統一換發全國新聞單位的新聞記者證。根據工作安排，換發工作結束時間由原定2020年3月31日延期至2020年5月31日（湖北新聞記者證換發工作結束時間延期至疫情解除後2個月）。換發期間，舊版、新版新聞記者證並行使用。

新聞采編人員從事新聞采訪工作必須持有新聞記者證，並應在新聞采訪中主動向采訪對象出示。新聞記者證持有者從事新聞采訪的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新聞機構應在其所屬媒體上公布「全國新聞記者證管理及核驗網路系統」的網址，方便社會公眾查驗新聞記者證，並接受監督。

『拾』 網上發布的不實言論，哪個政府部門負責

這個東西不出意外的是 新聞出版總署和網監都有責任的吧，還有工信部，應該就集中在這幾個部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