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產品責任適用法律的公約

❶ 產品責任法

中國與歐美產品責任法比較及啟示 （非常的長，一共一萬字）

【內容提要】本文主要從產品責任立法體例、產品責任主體、產品責任歸責原則以及產品責任損害賠償范圍等方面，對歐美產品責任法進行了比較分析，並在此基礎上，就我國產品責任法的完善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議。
【關 鍵 詞】產品責任/產品責任主體/歸責原則/損害賠償……
產品責任是因缺陷產品造成人身、他人財產損害而引起的損害賠償責任。在現代社會，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產品種類日漸豐富，產品功能日益繁多，產品構造日趨復雜，導致產品的危險程度大大增加。因產品缺陷造成的損害事故層出不窮。為此，美國、歐共體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紛紛針對產品責任問題開展專門立法，以維護消費者、用戶的合法權益，逐漸形成了各國的產品責任法。本文擬就歐美產品責任法的幾個主要方面試作比較分析，並在此基礎上，談談歐美產品責任立法對我國的啟示。
一、產品責任立法體制的比較
（一）以成文法為主的歐洲產品責任法
除英國外，歐洲大部分國家屬於大陸法系，即以成文法傳統為主的國家。一般認為：1842年英國的溫特伯頓訴萊特案(Winterbottom V.union1right)是英國也是世界產品責任制度的發端。不過，在本世紀中期以前，歐洲並無專門的產品責任法，「它們的法院主要是通過引申解釋民法典有關規定來處理產品責任案件。」（註：馮大同.歐洲產品責任法的新發展(J).中國法學.1992(1)。）自70年代初開始，在歐共體的推動下，各國日益重視產品責任的研究和立法。1976年歐洲委員會通過了世界上第一個有關產品責任的實體法規范國際公約《關於人身傷亡的產品責任公約》(Convention on Procts Liability in regard toPersonal Injury and Death)；1985年歐共體發布了《產品責任指令》(E.E.C.Direction on Proct Liability)。按照後者的要求，歐共體各成員國應在3年內使其國內法符合指令的有關規定，推動產品責任法的建立和完善。於是，英國在1987年（註：1987年英國發布.消費者保護法.該法第一章「產品責任」實際上就是英國的產品責任法。），希臘、義大利在1988年，盧森堡、丹麥、葡萄牙、德國在1989年，荷蘭在1990年，比利時、愛爾蘭在1991年分別制定了本國的產品責任法，標志著歐洲產品責任法的成文化、專門化趨勢。
（二）判例法與成文法相結合的美國產品責任法
美國產品責任法的發展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842年溫特伯頓訴萊特案（註：此案乃英國判例，但由於美國獨立後繼續沿用英國的法律制度，故該判例所確立的原則（無合同就無責任）同樣為美國所接受。）至1916年麥克弗森訴比克汽車公司案(Mac Pherson V.BuickMotor Company)，為合同責任階段；第二階段從1916年麥克弗森訴比克汽車公司案到1963年格林曼訴尤巴電器公司案(Greenman V. YubaPounion1er Procts)，為過失侵權責任階段；第三階段，從1963年格林曼訴尤巴電器公司案至今，為嚴格責任階段。可見，美國產品責任法一直以判例法為主。另一方面，由於美國是一個聯邦制國家，各州的產品責任立法並不統一。如雖然目前絕大多數州已確立嚴格責任原則，但迄今仍有少數州適用疏忽責任或擔保責任（過失責任）。為了克服這種不統一帶來的產品責任訴訟結果的不確定性，70年代以來，美國加強了產品責任的聯邦立法工作，主要包括：1972年發布的《消費品安全法》(Consumer Proct Safety Act)、美國法律協會(ALI)1972年修訂《統一商法典》(Uniform Commercial Code—UCC)時制定的「產品責任—擔保責任」部分、美國商務部1979年公布供各州自願採用的《統一產品責任示範法》(Model Uniform Proct Liability Act)等。這表明美國產品責任法正日益呈現出判例法與成文法相互結合、互為補充的態勢。
（三）對我國的啟示
我國的產品責任立法開始於改革開放後的80年代。1986年發布的《民法通則》第122條規定：「因產品質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財產、人身損害的、產品製造者、銷售者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該條通常被學者視為我國產品責任制度之基本規定（註：梁慧星.民法學說判例馬立法研究(C).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128。）。為了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完善市場經濟法制建設，1993年我國制定了《產品質量法》，將產品責任納入該法體系。這種立法體例反映了我國從整體上解決產品質量問題的基本思路。但由於該法「集行政法、合同法、侵權行為法及刑事法為一體」（註：（日）植木哲.中國產品責任比較(J).外國法譯評.1995(3)。），混淆了產品責任與產品質量責任的區別，容易使人誤將經營者因產品質量不合格而應承擔的行政責任、刑事責任與因產品缺陷致人損害而承擔的民事責任混同起來；同時，考慮到產品責任法的特殊性，其中的許多內容和制度並非產品質量法所能包容。筆者拙見，應借鑒歐美立法經驗，專門就產品責任制定單行立法。
二、產品責任主體的比較
「產品責任主體分為權利主體和義務主體」（註：王利明.民法.侵權行為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424。）。權利主體是在產品責任法律關系中依法有權獲得損害賠償的當事人，義務主體則是依法應當承擔損害賠償義務的當事人。
（一）權利主體的比較
產品責任的權利主體，是產品責任法的保護對象。對此，歐美各國存在較大差異。
《歐共體產品責任指令》第9條規定：「為本條之目的，損害是指：(a)死亡、人身傷害；(b)對缺陷產品本身以外任何財產的損害或滅失，其價值不低於500歐洲貨幣單位，但該財產必須是：(i)屬於通常用於個人使用或消費的財產；(ii)主要由受害人為其個人使用或消費目的使用。」《德國產品責任法》第1條第(1)款規定：「如果缺陷產品造成他人死亡、人身或者健康傷害、財產損害，生產者應當就造成的損害對受害者予以賠償。在造成財產損害的情況下，只有受到損害的是缺陷產品以外的財產，該財產通常是用於私人使用或消費，而且受害者主要為這種目的而獲得該財產，才適用本法。」此外，《英國消費者保護法》第5條、《挪威產品責任法》第8條也有類似規定。由此可見，在歐洲諸國，凡缺陷產品致人損害，若為人身傷害，任何受害者均可要求賠償；若為財產損害，只有基於生活消費目的的私人消費者方可依產品責任法獲得賠償。
與歐洲相比，美國產品責任法的保護對象要廣泛得多。依《統一產品責任示範法》第102條，「索賠人」是指「因遭受損害而提出產品責任索賠的自然人或實體。」這里的損害包括：「(1)財產損害；(2)人身肉體傷害、疾病和死亡；(3)由人身肉體傷害、疾病和死亡引起的精神痛苦或情感傷害；(4)由於索賠人被置於直接人身危險的境地而引起的並表現為實際存在的他覺症狀的精神痛苦或情感傷害。」在這里，美國法律既未對財產損害作任何限制，又未將索賠主體限於「私人消費者」而是稱為「自然人」，更將「實體」明確列為產品責任的權利主體，顯見其保護范圍的廣泛性。
在我國，《民法通則》和《產品質量法》均未直接界定產品責任的權利主體。但前者第122條使用了「他人」一詞，後者第31條、第32條則規定「受害人」可以獲得產品責任損害賠償。據此，我們有理由認為：我國產品責任法的權利主體不僅包括個人消費者，而且包括其他社會組織和團體。這與美國法律的規定基本相同，也符合產品責任立法的意旨和精神，應予堅持。
（二）義務主體的比較
產品責任的義務主體，也稱產品責任的責任主體，是產品責任的承擔者。歐美法律對此都作了明確規定。
《歐共體產品責任指令》第1條規定：「生產者應當對其產品的缺陷造成的損害負責。」依該指令第3條，生產者包括：1.製造人，含成品製造者、原材料生產者和零部件製造者；2.准製造人，即在產品上標明自己是該產品生產者的人；3.進口商，指在商業活動過程中以銷售、出租或其他形式的分銷為目的將產品輸入共同體市場的人；4.供應者，在不能確定生產者的情況下，產品的供應者視為生產者。
美國產品責任法將產品的製造者和銷售者作為責任主體。其中製造者包括「在產品出售給使用者或消費者之前，設計、生產、製作、組裝、建造或者加工相關產品」的人，還包括「實際不是但自稱是製造者」的產品銷售實體；銷售者包括產品製造者、批發商、出租人、經紀人。可見，美國產品責任義務主體的范圍比歐洲更為廣泛，它明確將產品設計人、出租人、經紀人等包括在內，而這些在歐洲都未見規定。
我國《產品質量法》頒布以前，有學者根據《民法通則》第122條之規定，認為「產品責任主體包括生產環節中原材料、零部件、半成品、成品乃至成套產品的生產者（製造者），流通環節中以進出口、批發、零售等方式提供產品的供應者（銷售者），以及負責產品儲存、運送的倉儲者和運輸者。」（註：王家福.《民法債權(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8)。）《產品質量法》頒布後，仍有人將產品的運輸者、倉儲者視為產品責任的責任主體。（註：段曉娟.論我國產品責任法的完善(J).財經問題研究.1993.93。）還有學者一方面認為運輸者和倉儲者不可能成為產品責任的承擔主體」，只能「與產品責任承擔主體發生法律上的關系」，另一方面又認為「運輸者、倉儲者都可能成為承擔產品責任的主體」（註：王渙煥.產品責任法教程[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93。），顯然自相矛盾。
綜合國內外立法和我國學者觀點，產品的製造者、銷售者作為產品責任主體當無疑問。但運輸者、倉儲者能否成為產品責任主體呢？筆者認為：由於運輸者、倉儲者是產品運輸合同、倉儲合同的當事人，一般不與產品的使用者、消費者直接發生法律上的聯系，如果他們因過錯而對產品質量負有責任，這無疑是一種合同責任，應由運輸者、倉儲者向托運人、存貨人負責。缺陷產品的受害人並不能直接向他們請求損害賠償，產品的製造者銷售者也不能因運輸者、倉儲者的過錯而免責。另外，產品責任通常為嚴格責任，而運輸者、倉儲者承擔的是過錯責任，兩者屬於不同的范疇。因此，運輸者、倉儲者不應成為產品責任的義務主體。
三、產品責任歸責原則的比較
「產品責任的歸責原則是確定產品責任歸屬的准則，是要求行為人承擔產品責任的根據、標准和理由。」（註：張騏.中美產品責任的歸類原則比較(J).中外法學.1998(4)。）在歐美產品責任法的發展過程中，產品責任的歸責原則經過了漫長的歷史演變。
（一）美國的產品責任歸責原則
根據19世紀普通法的原則，生產者對消費者承擔的責任只能產生於雙方的合同關系，無合同就無責任。「契約關系是消費者對因有缺陷產品所致損害進行索賠的有效障礙」（註：〔美〕羅伯特·考特.托馬斯·尤倫.法和經濟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579。）這一障礙直到1916年著名的麥克弗森案才得以消除。按照紐約上訴法院對此案的判決，製造人如果知道一件存在危險的產品會被購買人以外的第三人不經檢驗而使用，則不論當事人之間是否存在契約關系，製造人均負有注意義務。製造人未盡注意時，應就因此而產生的損害承擔賠償責任。這一判決突破了無合同就無責任的普通法原則，開始將產品責任納入侵權法系之中，從而確立了美國產品責任法上的過失責任原則（即疏忽責任）。除此之外，美國法院在產品責任判例中還經常適用擔保責任。擔保責任包括明示擔保和默示擔保，本來是一種合同責任，但後來被擴大到合同領域之外，具有了侵權責任的意義。60年代以來，美國產品責任法的一個發展趨勢是對生產者越來越多地適用嚴格責任。這一責任最初是由特雷諾法官在1944年的艾思克拉訴富萊斯諾可口可樂瓶裝公司案(Escala V. Coca Cola Bottling Company of Fresno)中加以表述的，但此案並未依嚴格責任進行判決。一般認為1963年的格林曼訴尤巴電器公司案是第一例嚴格產品責任案件。在該案中，特雷諾法官指出：「當一個製造商將一件產品投放市場時，明知它將不經過檢驗是否存在缺陷而使用，只需證明該產品存在缺陷並對人造成傷害，則製造者對損害負有侵權方面的嚴格責任。」當然，嚴格責任的出現並未排除過失責任、擔保責任的適用，而是由原告根據實際情況進行選擇而提起訴訟。此外，80年代以來，美國法院還提出一種所謂市場份額責任，即由若干製造商按其市場份額共同向受害者承擔產品責任。它見之於1982年的辛德爾訴阿爾伯特葯廠案(Sindell V. Albott Laboratories)。這種責任實際上是嚴格責任的因果關系或然化。
（二）歐洲的產品責任歸責原則
80年代以前，由於缺乏完整的國際產品責任立法，歐洲各國的產品責任歸責原則並不一致。依《法國民法典》第1384條第1款：「任何人不僅對其自己的行為所造成的損害，而且對應由其負責的他人的行為或在其他管理下的物件所造成的損害，均應負賠償的責任。」法國法院將這里關於物的監護人責任的規定擴大解釋為包括產品製造人的責任，從而使生產者承擔嚴格責任。在德國，依民法典有關規定，產品致損原本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後改為舉證責任倒置，實行過錯推定。而在英國，1987年以前一直堅持過失侵權責任，製造商僅因其違反注意義務才承擔產品責任。歐洲產品責任歸責原則的多元化狀態持續到80年代中期。1985年《歐共體產品責任指令》第1條規定：「生產者應當對其產品的缺陷造成的損害負責。」該指令從維護消費者利益的宗旨出發，明確規定生產者應對產品缺陷致損承擔嚴格責任，不僅免除了受害者證明加害人過失的舉證義務，而且不允許加害人以自己已盡注意義務進行抗辯。指令公布後，不僅歐共體各成員國，而且其他許多歐洲國家如挪威、奧地利等，都紛紛確立了本國的嚴格產品責任。
（三）對我國的啟示
在我國的產品責任理論中，學者們討論最多、分歧最大的莫過於產品責任的歸責原則，有過錯責任說（註：佟柔.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簡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264。）.、過錯推定說（註：王利明.民法.侵權行為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443。）、視為說（註：江平.民法中的行為、推定為舉證責任(J).政法論壇.1987(4)。）、無過錯責任說（註：劉心穩.中國民法學研究述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660。）、嚴格責任說（註：嚴格責任說又人為兩種：一種認為嚴格責任即無過錯責任（梁慧星．民法學說判例為立法研究[C].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129）；一種認為嚴格責任不同於無過錯責任（齊章宏、庚國慶.兩大法系中產品責任的歸責原則[J]，法律科學，1993(5)））、綜合責任說（註：綜合責任說也有若干類型：「生產者嚴格責任與銷售者過錯責任」說（孔祥俊.民商法熱點、難點及前沿問題[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100.105）；「以無過錯責任為原則，過錯責任為例外」說（楊振山.另民法教程[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628）；「嚴格責任為主，過錯責任與擔保責任為輔」說（張騏.中美產品責任的歸責原則比較[J]，中外法學，1998年(4)。）等。不過，顯而易見的是，近二、三十年來，「產品責任由過失責任演變為無過失責任，系各國（地區）法制之共同趨勢」（註：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3)[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214。），這從歐美產品責任歸責原則的演變中可以得到印證。當然，這種演變是漸進的，具有一定的相對性。借鑒國際產品責任立法趨勢，結合我國國情尤其是經濟發展水平，筆者主張我國的產品責任應採取嚴格責任。這種責任既不屬於過錯責任的范疇，又非絕對的無過錯責任（註：關於嚴格責任民無過錯責任的差異曾有學者進行過深刻辯析。王利明.侵權行為法歸責原則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129。）。它允許加害人以某些法定事由進行抗辯，但加害人不能以自己無過錯而要求免除其產品責任。從現行立法看，我國《產品質量法》第29條確立了生產者的嚴格責任；而關於銷售者的產品責任，該法第30條與31條存在一定的沖突（前者為過錯責任，後者則為嚴格責任），有待協調。
四、產品責任損害賠償范圍的比較
（一）歐洲產品責任法規定的損害賠償范圍
根據《歐共體產品責任指令》，產品責任的損害賠償范圍包括：死亡、人身傷害；缺陷產品以外的財產損害。其中，對同類產品的同一缺陷造成的死亡或人身傷害，歐共體允許各成員國規定不少於7000萬歐洲貨幣單位的生產者最高責任限額；而財產損害的價值則不應低於500歐洲貨幣單位。《德國產品責任法》進一步規定了「在造成死亡情況下的責任范圍」，「在人身傷害情形下的責任范圍」，同時規定生產者對某一產品缺陷造成人身傷害的最高賠償限額為1.6億馬克，財產損害賠償的最低起點為1125馬克。此外，歐共體還允許各成員國在國內法上規定非物質損害的賠償問題。
（二）美國產品責任法規定的損害賠償范圍
在美國，產品責任損害賠償范圍包括物質損害賠償、精神損害賠償和懲罰性損害賠償。
1.物質損害賠償包括財產損害和由人身肉體傷害、疾病和死亡所帶來的財產上的不利益，但「不包括直接或間接的經濟損失。
2.精神損害賠償屬於非金錢性損害賠償，包括「由人身肉體傷害、疾病和死亡引起的精神痛苦或情感傷害」，以及「由於索賠人被置於直接人身危險的境地而引起的並表現為實際存在的他覺症狀的精神痛苦或情感傷害」，其「金額不得超過2500美元，或不得超過金錢性損害賠償金額的兩倍，以兩者中的少者為准。但是原告通過優勢證據證明：產品使原告遭受嚴重的和永久的或長期的(1)毀容；(2)身體機能的損壞；(3)痛苦和不適；(4)精神疾病，則不在此限。」
3.懲罰性損害賠償是作為一種懲罰方式而由加害人給予受害人超過其實際損失的損害賠償金額。「原告通過明顯的和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由於產品銷售者對產品使用者、消費者或可能受到產品損害的其他人員的安全採取輕率漠視態度，致使原告遭受損害的，原告可得到懲罰性損害賠償。」可見，懲罰性損害賠償是對製造商、銷售商漠視他人安全的一種懲罰措施。除此以外，與歐洲不同的是，美國產品責任法對損害賠償的最高限額和最低額均未作規定。
（三）對我國的啟示
我國《產品質量法》第32條規定：「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傷害的，侵害人應當賠償醫療費、因誤工減少的收入、殘廢者生活補助費等費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並應當支付喪葬費、撫恤費、死者生前扶養的人必要的生活費等費用。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財產損失的，侵害人應當恢復原狀或者折價賠償。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損失的，侵害人應當賠償損失。」可見，我國產品責任的損害賠償范圍包括人身傷害（含死亡）、財產損失、其他重大損失等幾個部分。
1.財產損失的賠償
從廣義上說，財產損失分為直接的財產損失，由於人身傷害、死亡帶來的財產損失以及間接的經濟損失。其中，直接的財產損失是指缺陷產品以外的其他財產損害，通常不包括缺陷產品自身的損失；由於人身傷害、死亡帶來的財產損失包括醫療費、護理費、殘疾者生活自助具費、喪葬費等；間接的經濟損失即可得到利益的喪失，如營業利潤的損失、因誤工減少的收入、因部分或全部喪失勞動能力而減少的收入等。歐美法律一般是將直接財產損害列入產品責任損害賠償范圍，而對「純粹經濟上損失」多不予認定或給予嚴格限制。（註：劉文琦.產品責任法律制度比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60—75.95—99。）筆者認為，依產品責任法維護受害人利益的宗旨，受害人的經濟損失應得到合理考慮。我國法律將因誤工減少的收入、殘疾者的生活補助費、由殘疾者扶養或由死者生前扶養的人必要的生活費等項目列入損害賠償范圍，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受害人的經濟損失，有利於維系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平衡。
2.人身傷害的賠償
在產品責任法上，人身傷害是由缺陷產品引起的對人體的健康的損害，包括一般傷害、殘疾和死亡。人身傷害將使受害人及其親屬遭受兩種損失：一為財產上的損失，如醫療費、喪葬費的支出，收入的減少等；二為精神上的損害，如肉體疼痛、精神緊張、心靈痛苦、情感傷害等。因此，美國法律將人身肉體傷害、疾病和死亡引起的損害分為物質損害和精神損害，並由加害人分別承擔賠償責任，這種規定值得我國借鑒。事實上，我國《產品質量法》（第32條）、《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1、42條）對缺陷產品致人傷害、死亡的損害賠償規定基本體現了上述精神。問題在於：如何看待我國法律中的精神損害賠償問題？
3.關於精神損害賠償問題
「產品責任的精神損害是指由於產品缺陷事故造成的受害人的精神上的傷害與痛苦。」（註：張騏．產品責任中的損害與損害賠償[J].法制與社會發展.1998(4)。）與財產損失不同，精神損害屬於非物質損害。對這種非物質損害，歐洲各國法律多未直接規定，而美國法律卻予以更多的關注，它要求加害人對由人身肉體傷害、疾病、死亡或其他人身危險而引起的受害人的精神痛苦或情感傷害給予賠償。在我國，精神損害賠償問題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上都有重大分歧。有人認為：「我國的《產品質量法》和《民法通則》對這種精神損害的賠償問題都未作出規定」（註：房維廉.產品技師法的理論與實務[M].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4.165。）；另有學者不同意這種說法，指出：《產品質量法》第32條中的其他重大損失「應當是指人格方面的損害以及由此產生的精神損害」。（註：張新寶.中國侵權行為法[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314。）筆者拙見，依法理及美國立法經驗，為維護人的價值和尊嚴，平復受害者及其親屬的精神創傷，在產品責任上明確建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極為必要。不過，鑒於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因而精神損害賠償范圍不宜過寬，一般應以缺陷產品致人殘疾或死亡為限，而對那些輕微的精神痛苦和傷害可不予認定。
4.關於賠償限制問題
賠償額的限制分為最高額的限制和最低額的限制，兩者具有不同的制度價值。美國由於實行懲罰性賠償制度，對賠償額不加限制，所以巨額賠償案件多有出現。而歐洲產品責任法對最高責任限額和最低賠償額都作了專門規定，從而使賠償數額更趨合理。我國應如何借鑒？
(1)關於最高額的限制：有人主張：「為平衡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利益關系，應在權衡各種因素的前提下規定產品責任的賠償限額」（註：陳蘭蘭.論我國產品責任立法的完善[J].山東法學，1997年(3)。）；也有學者指出：「中國有關賠償數額的主要問題是賠償額太低，根本無法補償受害者損失」，故「設置限額是不可取的」（註：張騏.產品責任中的損害與損害賠償[J].法制與社會發展.1998(4)。）。其實，對產品責任賠償額作出限制，是基於嚴格責任而出現的。嚴格責任是對生產者責任的加重，使生產者的風險大大增加，尤其是精神損害賠償又極具不確定性。過高的賠償數額不僅嚴重傷害了生產者，最終也將損及消費者利益和阻礙經濟發展。因此，甚至在充分「傾向原告」的美國，也有越來越多的州規定了非經濟性損害賠償的最高限額，如新罕布希爾為87.5萬美元，阿拉斯加為50萬美元、佛羅里達為45萬美元、馬里蘭為35萬美元、堪薩斯只有25萬美元（註：〔美〕羅伯特·考特、托馬斯·尤倫.法和經濟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626—629。）。基於上述認識，筆者認為：我國產品責任立法應對精神損害賠償的最高數額作出限制，而對財產損害則應貫徹賠償實際損失的原則。
(2)關於最低額的限制：在產品責任法上規定損害賠償的起點限額，主要是針對財產損害而作出的，它要求因缺陷產品所致財產損失（不包括缺陷產品本身）必須達到一定數額以上，受害人方可依產品責任法獲得賠償。此規定的制度價值在於防止出現過多過濫的產品責任訴訟案件，優化法律資源配置，節約社會成本。這一做法無疑是值得我國借鑒的。

❷ 產品責任法律適用公約的介紹

產品責任法律適用公約(Convention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Procts Liability)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對侵權行為制定的法律適用公約之一。目的在於解版決產品責任權的法律沖突問題。該公約由1972年第12屆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制定，於1973年10月2日公開簽字，1977年10月1日生效。

❸ 質量管理發展經歷了哪三個主要階段,有什麼特徵

質量管理的涵義
關於「質量管理(Quality Management,QM)」這一術語的含義有著不盡一致的表述:

•ISO9000「質量管理和質量保證」標准規定：「質量管理是指全部管理職能的一個方面。該管理職能負責質量方針的制訂與實施。」
•ISO8402「質量管理和質量保證術語」標准中，將質量管理的含義進行了擴展，規定：「質量管理是指確定質量方針、目標和職責，並通過質量體系中的質量策劃、質量控制、質量保證和質量改進來使其實現的所有管理職能的全部活動。」並說明質量管理是各級管理者的職責，但必須由最高領導者來推動，實施中涉及到單位的全體成員。在質量管理活動中，必須考慮經濟因素。
由此，我們可以通俗地理解為：質量管理是指為了實現質量目標，而進行的所有管理性質的活動。

[編輯]質量管理的發展史
[編輯]1.工業時代以前的質量管理
雖然人類歷史的長河中，最原始的質量管理方式已很難尋覓，但我們可以確信人類自古以來一直就面臨著各種質量問題。古代的食物採集者必須了解哪些果類是可以食用的，而哪些是有毒的；古代的獵人必須了解哪些樹是製造弓箭最好的木材。這樣，人們在實踐中獲得的質量知識一代一代地流傳下去。

人類社會的核心從家庭發展為村莊、部落，產生了分工，出現了集市。在集市上，人們相互交換產品（主要是天然產品或天然材料的製成品），產品製造者直接面對顧客，產品的質量由人的感官來確定。

隨著社會的發展，村莊逐漸擴展為商品交換，新的行業——商業出現了。買賣雙方不現直接接觸了，而是通過商人來進行交換和交易。在村莊集市上通行的確認質量的方法便行不通了，於是就產生了質量擔保，從口頭形式的質量擔保逐漸演變為質量擔保書。商業的發展，要使彼此相隔遙遠的連鎖性廠商和經銷商之間能夠有效地溝通，新的發明又產生了，這就是質量規范即產品規格。這樣，有關質量的信息能夠在買賣雙方這間直接溝通，無論距離多麼遙遠，產品結構多麼復雜。緊接著，簡易的質量檢驗方法和測量手段也相繼產生，這就是在手工業時期的原始質量管理。

由於這時期的質量主要靠手工操作者本人依據自己的手藝和經驗來把關，因而又被稱為「操作者的質量管理」。18世紀中葉，歐洲爆發了工業革命，其產物就是「工廠」。由於工廠具有手工業者和小作坊無可比擬的優勢，導致手工作坊的解體和工廠體制的形成。在工廠進行的大批量生產，帶來了許多新的技術問題，如部件的互換性、標准化、工裝和測量的精度等，這些問題的提出和解決，催促著質量管理科學的誕生。

[編輯]2.工業化時代的質量管理
20世紀，人類跨入了以「加工機械化、經營規模化、資本壟斷化」為特徵的工業化時代。在過去的整整一個世紀中，質量管理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編輯]質量檢驗階段
20世紀初，人們對質量管理的理解還只限於質量的檢驗。質量檢驗所使用的手段是各種的檢測設備和儀表，方式是嚴格把關，進行百分之百的檢驗。其間，美國出現了以泰羅為代表的「科學管理運動」。「科學管理」提出了在人員中進行科學分工的要求，並將計劃職能與執行職能分開，中間在加一個檢驗環節，以便監督、檢查對計劃、設計、產品標准等項目的貫徹執行。這就是說，計劃設計、生產操作、檢查監督各有專人負責，從而產生了一支專職檢查隊伍，構成了一個專職的檢查部門，這樣，質量檢驗機構就被獨立出來了。起初，人們非常強調工長在保證質量方面的作用，將質量管理的責任由操作者轉移到工長，故被人稱為「工長的質量管理」。

後來，這一職能又由工長轉移到專職檢驗人員，由專職檢驗部門實施質量檢驗。稱為「檢驗員的質量管理」。

質量檢驗是在成品中挑出廢品，以保證出廠產品質量。但這種事後檢驗把關，無法在生產過程中起到預防、控制的作用。廢品已成事實，很難補救。且百分之百的檢驗，增加檢驗費用。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在大批量生產的情況下，其弊端就突顯出來。一些著名統計學家和質量管理專家就注意到質量檢驗的問題，嘗試運用數理統計學的原理來解決，使質量檢驗既經濟又准確，1924年，美國的休哈特提出了控制和預防缺陷的概念，並成功地創造了「控制圖」，把數理統計方法引入到質量管理中，使質量管理推進到新階段。1929年道奇(H.F.Dodge)和羅米克(H.G.Romig)發表了《挑選型抽樣檢查法》論文。

[編輯]統計質量控制階段
這一階段的特徵是數理統計方法與質量管理的結合。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為了在短時期內解決美國300萬參戰士兵的軍裝規格是服從正態分布的。因此他建議將軍裝按十種規格的不同尺寸加工不同的數量。美國國防部採納了他的建議，結果，製成的軍裝基本符合士兵體裁的要求。

後來他又將數理統計的原理運用到質量管理中來，並發明了控制圖。他認為質量管理不僅要搞事後檢驗，而且在發現有廢品生產的先兆時就進行分析改進，從而預防廢品的產生。控制圖就是運用數理統計原理進行這種預防的工具。因此，控制圖的出現，是質量管理從單純事後檢驗轉入檢驗加預防的標志，也是形成一門獨立學科的開始。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質量管理科學專著就是1931年休哈特的《工業產品質量經濟控制》。

在休哈特創造控制圖以後，他的同事在1929年發表了《抽樣檢查方法》。他們都是最早將數理統計方法引入質量管理的，為質量管理科學做出了貢獻。然而，休哈特等人的創見，除了他們所在的貝爾系統以外，只有少數美國企業開始採用。特別是由於資本主義的工業生產受到了二十年代開始的經濟危機的嚴重影響，先進的質量管理思想和方法沒有能夠廣泛推廣。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統計質量管理才得到了廣泛應用。這是由於戰爭的需要，美國軍工生產急劇發展，盡管大量增加的檢驗人員，產品積壓待檢的情況日趨嚴重，有時又不得不進行無科學根據的檢查，結果不僅廢品損失驚人，而且在戰場上經常發生武器彈葯的質量事故，比如炮彈炸膛事件等等，對士氣產生極壞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軍政部門隨即組織一批專家和工程技術人員，於1941～1942年間先後制訂並公布了Z1.1《質量管理指南》、Z1.2《數據分析用控制圖》、Z1.3《生產過程中質量管理控制圖法》，強制生產武器彈葯的廠商推行，並收到了顯著效果。從此，統計質量管理的方法才得到很多廠商的應用，統計質量管理的效果也得到了廣泛的承認。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許多企業擴大了生產規模，除原來生產軍火的工廠繼續推行質量管理的條件方法以外，許多民用工業也紛紛採用這一方法，美國以外的許多國家，如加拿大、法國、德國、義大利、墨西哥、日本也都陸續推行了統計質量管理，並取得了成效。但是，統計質量管理也存在著缺陷，它過分強調質量控制的統計方法，使人們誤認為「質量管理就是統計方法」，「質量管理是統計專家的事」。使多數人感到高不可攀、望而生畏。同時，它對質量的控制和管理只局限於製造和檢驗部門，忽視了其它部門的工作對質量的影響。這樣，就不能充分發揮各個部門和廣大員工的積極性，制約了它的推廣和運用。這些問題的解決，又把質量管理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編輯]全面質量管理階段
五十年代以來，生產力迅速發展，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出現了很多新情況。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科學技術和工業生產的發展，對質量要求越來越高。五十年代以來，火箭、宇宙飛船、人造衛星等大型、精密、復雜的產品出現，對產品的安全性、可靠性、經濟性等要求越來越高，質量問題就更為突出。要求人們運用「系統工程」的概念，把質量問題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加以綜合分析研究，實施全員、全過程、全企業的管理。

六十年代在管理理論上出現了「行為科學論」，主張改善人際關系，調動人的積極性，突出「重視人的因素」，注意人在管理中的作用。

隨著市場競爭，尤其國際市場競爭的加劇，各國企業都很重視「產品責任」和「質量保證」問題，加強內部質量管理，確保生產的產品使用安全、可靠。

由於上述情況的出現，顯然僅僅領帶質量檢驗和運用統計方法已難以保證和提高產品質量，促使「全面質量管理」的理論逐步形成。最早提出全面質量管理概念的是美國通用電氣公司質量經理阿曼德·費根堡姆。1961年，他發表了一本著作《全面質量管理》。該書強調執行質量職能是公司全體人員的責任，他提出：「全面質量管理是為了能夠在最經濟的水平上並考慮到充分滿足用戶要求的條件下進行市場研究、設計、生產和服務，把企業各部門的研製質量、維持質量和提高質量活動構成為一體的有效體系」。

六十年代以來，費根堡姆的全面質量管理概念逐步被世界各國所接受，在運用時各有所長，在日本叫全公司的質量管理（CWQC）。我國自1978年推行全面質量管理（簡稱TQC）以來，在實踐上、理論上都有所發展，也有待於進一步探索、總結、提高。

綜上所述，隨著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質量管理的理論逐趨完善，更趨科學性，更趨實用性。各國在運用「質量管理」理論時，都各有所長。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產品的生產銷售已打破國界，不同民族、不同國家有不同的社會歷史背景，質量的觀點也不一樣，這往往會形成國際貿易的障礙或鴻溝。需要在質量上有共同的語言和共同的准則。

[編輯]3.質量管理的國際化
隨著國際貿易的迅速擴大，產品和資本的流動日趨國際化，相伴而產生的是國際產品質量保證和產品責任問題。1973年在海牙國際司法會議上通過了《關於產品責任適用法律公約》，之後，歐洲理事會在丹麥斯特拉斯堡締結了《關於造成人身傷害與死亡的產品責任歐洲公約》，同時，旨在消除非關稅壁壘，經締約國談判通過的《技術標准守則》對商品質量檢測合格評定、技術法規等方面作了詳盡的規定。由於許多國家和地方性組織相繼發布了一系列質量管理和質量保證標准，制訂質量管理國際標准已成為一項迫切的需要。為此，經理事會成員國多年醞釀，國際標准化組織（ISO）於1979年單獨建立質量管理和質量保證技術委員會（TC176），負責制訂質量管理的國際標准。1987年3月正式發布ISO9000~9004質量管理和質量保證系列標准。該標准總結了各先進國家的管理經驗，將之歸納、規范。發布後引起世界各國的關注，並予以貫徹，適應了國際貿易發展需要，滿足了質量方面對國際標准化的需求。

[編輯]質量管理百年歷程（詳細）
工業革命前 產品質量由各個工匠或手藝人自己控制

•1875年 泰勒制誕生——科學管理的開端
最初的質量管理——檢驗活動與其他職能分離，出現了專職的檢驗員和獨立的檢驗部門。

•1925年 休哈特提出統計過程式控制制（SPC）理論——應用統計技術對生產過程進行監控，以減少對檢驗的依賴。
•1930年 道奇和羅明提出統計抽樣檢驗方法。
•1940年代 美國貝爾電話公司應用統計質量控制技術取得成效；
美國軍方資供應商在軍需物中推進統計質量控制技術的應用；

美國軍方制定了戰時標准Z1.1、Z1.2、Z1.3——最初的質量管理標准。三個標准以休哈特、道奇、羅明的理論為基礎。

•1950年代 戴明提出質量改進的觀點——在休哈特之後系統和科學地提出用統計學的方法進行質量和生產力的持續改進；強調大多數質量問題是生產和經營系統的問題；強調最高管理層對質量管理的責任。此後，戴明不斷完善他的理論，最終形成了對質量管理產生重大影響的「戴明十四法」。
開始開發提高可靠性的專門方法——可靠性工程開始形成

•1958年 美國軍方制定了MIL-Q-8958A等系列軍用質量管理標准——在MIL-Q-9858A中提出了「質量保證」的概念，並在西方工業社會產生影響。
•1960年代初 朱蘭、費根堡姆提出全面質量管理的概念——他們提出，為了生產具有合理成本和較高質量的產品，以適應市場的要求，只注意個別部門的活動是不夠的，需要對覆蓋所有職能部門的質量活動策劃。
戴明、朱蘭、費根堡姆的全面質量管理理論在日本被普遍接受。日本企業創造了全面質量控制（TQC）的質量管理方法。統計技術，特別是「因果圖」、「流程圖」、「直方圖」、「檢查單」、「散點圖」、「排列圖」、「控制圖」等被稱為「老七種」工具的方法，被普遍用於質量改進。

•1960年代中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制定了AQAP質量管理系列標准——AQAP標准以MIL-Q-9858A等質量管理標准為藍本。所不同的是，AQAP引入了設計質量控制的要求。
•1970年代 TQC使日本企業的競爭力極大地提高，其中，轎車、家用電器、手錶、電子產品等佔領了大批國際市場。因此促進了日本經濟的極大發展。日本企業的成功，使全面質量管理的理論在世界范圍內產生巨大影響。
日本質量管理學家對質量管理的理論和方法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這一時期產生了石川馨、田口玄一等世界著名質量管理專家。

這一時期產生的管理方法和技術包括：JIT—准時化生產、Kanben—看板生產、Kaizen—持續改善、QFD—質量功能展開、田口方法、新七種工具（關聯圖法、KJ法、系統圖、矩陣圖、矩陣數據分析法、PDPC法以及箭條圖）。

由於田口博士的努力和貢獻，質量工程學開始形成並得到巨大發展。

•1979年 英國制定了國家質量管理標准BS5750——將軍方合同環境下使用的質量保證方法引入市場環境。這標志著質量保證標准不僅對軍用物資裝備的生產，而且對整個工業界產生影響。
•1980年代 菲利浦.克羅斯比提出「零缺陷」的概念。他指出，「質量是免費的」。突破了傳統上認為高質量是以低成本為代價的觀念。他提出高質量將給企業帶來高的經濟回報。
質量運動在許多國家展開。包括中國、美國、歐洲等許多國家設立了國家質量管理獎，以激勵企業通過質量管理提高生產力和競爭力。質量管理不僅被引入生產企業，而且被引入服務業，甚至醫院、機關和學校。許多企業的高層領導開始關注質量管理。全面質量管理作為一種戰略管理模式進入企業。

•1987年 ISO9000系列國際質量管理標准問世——質量管理和質量保證對全世界1987年版的ISO9000標准很大程度上基於BS5750。質量管理與質量保證開始在世界范圍內對經濟和貿易活動產生影響。
•1994年 ISO9000系列標准改版——新的ISO9000標准更加完善，為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所採用。第三方質量認證普遍開展，有力地促進了質量管理的普及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朱蘭博士提出：「即將到來的世紀是質量的世紀」

•1990年代末 全面質量管理（TQM）成為許多「世界級」企業的成功經驗證明是一種使企業獲得核心競爭力的管理戰略。質量的概念也從狹義的符合規范發展到以「顧客滿意」為目標。全面質量管理不僅提高了產品與服務的質量，而且在企業文化改造與重組的層面上，對企業產生深刻的影響，使企業獲得持久的競爭能力。
在圍繞提高質量、降低成本、縮短開發和生產周期方面，新的管理方法層出不窮。其中包括：並行工程（CE）、企業流程再造（BPR）等。

❹ 產品責任法適用范圍

在全球范圍內，產品責任的立法模式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一種是通過合同法和侵權法的擴大解釋，如法國和荷蘭；另一種是在專門的消費者保護立法中規定產品責任，如英國和加拿大的《消費者保護法》；還有一種是制定獨立的產品責任法，如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等國。美國則採取判例法和制定法相結合的方式，有《統一產品責任示範法》和多個單行法，如《聯邦食品、葯品、化妝品法》和《消費品安全法》。

在中國，產品責任法的構建主要依賴於《民法通則》、《產品質量法》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基本法律，同時配合一系列相關法規，如《工業產品質量責任條例》、《葯品管理法》和《食品安全法》。司法解釋也是構建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全球化的推進，產品責任立法呈現國際化趨勢，國際公約如《歐洲公約》和《國際私法會議公約》對此提供了指導。

各國對產品的定義各異。美國定義產品為具有市場價值並用於銷售的物品，排除了人體組織等特殊類別，定義廣泛。《關於產品責任的法律適用公約》和《歐共體產品責任指令》都將產品定義為動產，其中前者涵蓋天然產品和工業產品，後者范圍略窄。中國《產品質量法》則將產品定義為經過加工製作並用於銷售的物品，排除初級農產品和未加工的天然品。

關於瑕疵和缺陷，產品質量責任以存在質量問題為前提，分為一般瑕疵和嚴重缺陷。多數國家的立法主要關注缺陷，瑕疵問題則相對較少涉及。產品責任主體在不同國家中有所不同，有的強調生產者的單一責任，有的則包括製造者和銷售者在內的復合主體。實踐中，難以確定生產者時，按市場份額分配責任的原則被廣泛應用。中國的《產品質量法》規定生產者和銷售者為主要責任主體，採用嚴格責任和過錯責任相結合的原則，確保消費者權益得到充分保護。

產品責任法是經濟法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現代各國都很重視產品責任立法。開展中外產品責任法比較研究，有益於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有利於保護廣大用戶、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同時可以豐富法律責任理論，使中國的產品責任法更加科學化、規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