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審判中的法律知識

⑴ 跪求1500字的《東京審判》觀後感，要求從法律角度闡述

《東京審判》觀後感
《東京審判》講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盟國組成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的那段歷史。東京審判從1946年5月開庭，持續到1948年11月宣判終結，歷時兩年零七個月，最終把東條英機等7名戰犯送上絞刑架。
這部戲的很多鏡頭都讓我難以忘懷。印象最深的應該就是開頭,是因為法官的座次問題，梅汝敖堅持一定要按日本簽定投降書的順序排列法官的座次，因為這關乎中國的尊嚴，這是一個中國人的堅持,錚錚鐵骨,義正詞嚴，最終,法庭長只能對梅汝敖說：你成功了……還有一段對話讓我印象很深：
「中國會因為有你這樣的鬥士而自豪！」
「我不是鬥士，我是法官，中國的法官」
這短短的兩句話讓我震撼，它表達了一個中國人的自豪和自信，讓我為中國有這樣的一個法官而感動。在法庭上，許多犯人竟無視法官的存在，有的脫鞋，有的痛哭，還有一個甚至站起身來打了前面一個人的頭，說：「東條，我要殺死你！」這個犯人就應為裝病而逃脫了一次死刑。
第二次讓我意想不到的是當進入法官問訊時，東條英機、板垣真四郎等戰犯卻異口同聲地說道「我無罪」，這是無視國際法律、無視人道主義的軍國主義表現。在審判過程中，東條英機、板垣真四郎等說，「我們出於同情和友誼」，「我們是熱愛和平的日本人」，「我們是自衛戰爭，不違反國際法的戰爭」，「日本沒有侵略滿洲的任何行為」。更加令人痛恨的是，在抗日戰爭中，日本竟殺死了二百零一萬五千多個中國人！
決定死刑時，濃重的壓抑，激昂的鬥志充斥了熒屏，一個砰然摔碎的水杯，一個不大的投票箱，梅汝璈慷慨激昂的講話，緊緊揪住了我的心。在決定是否死刑的面前，11個法官決定用投票的方式來採取反對或贊同。盡管早已經知道了答案，但我依然不知所措。 「反對」「反對」「贊成」「反對」「反對」「贊成」「反對」，我的心已經開始發涼了。失望，不，絕望已經開始浮現於眼前，11個法官如果按這個頻率出現，中國將沒有任何的機會！
「贊成」「贊成」「贊成」「贊成」，漫天的烏雲突然消散了，心裡別提多敞亮了，真有撥雲見日，花開月明之感。痛快！我們應該牢牢記住這些名字：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廣田弘毅、東條英機、武藤章、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記住並永遠把他們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以警示我們，警示後人。
梅法官又贏得了勝利，他用對戰爭犯的正確判處,告慰了百萬被屠殺的中國國民的亡魂。 而今，這些曾經給中國人民，給亞洲人民造成深重苦難，巨大損失的惡魔們卻被供奉到了日本的靖國神社，供其朝拜，這種公然給戰爭罪犯招魂的行徑是對正義的褻瀆，公理的踐踏！
這部電影讓我知道了中國的歷史，日本人燒殺掠奪，經過八年奮戰，中國終於打敗了日本。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為什麼日本這樣一個小小的島國，竟敢如此猖狂？而中國這樣一個具有輝煌歷史的泱泱大國卻不堪一擊呢？媽媽告訴我，日本早在19世紀，就已經打開國門，向西方發達國家學習先進的科技，壯大自己的軍事力量；而中國即從清代以後，就閉關自守，固步自封，神州大地慘遭日軍鐵蹄踐踏，不正說明了落後就要挨打的道理么？長大後，我一定要好好報效祖國，不讓中國再受欺負、受侮辱！能夠然古老中華為我們這新一代而感到驕傲和自豪！身體里流著中國鮮血的我，絕不會忘記這段歷史，歷史的記憶代代相傳！
東京審判的法律意義
東京審判的法律意義也是很深的。是對傳統國際法原理的繼承與發展，也是確立現代國際法尤其是戰爭法基本原則的一次重要實踐，為20世紀下半葉對國際戰爭罪犯的審判提供了充分和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東京審判，正式名稱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其組織機構、訴訟程序等是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規定的。根據憲章規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由美、中、英、蘇、澳大利亞、加拿大、法、荷、紐西蘭、印度和菲律賓11國各派一名法官組成，由澳大利亞法官威勃擔任庭長。與法庭組成人員相對應，在盟軍最高統帥下面，還設立了國際檢察處，由11國各派1名檢察官組成，作為一個起訴機關，在審判中代表11個國家擔任原告。由於其負責對甲級戰犯的控訴，許可權非常大，故首席檢察官即檢察長便由美國人並且是麥克阿瑟的親信季楠擔任。
參加東京審判的中國法學界成員主要有法官梅汝璈，檢察官向哲濬，法官助理楊壽林，檢察官顧問倪征等。在兩年半漫長的審判中，向哲濬檢察官、倪征顧問等盡心敬業，有時常常是廢寢忘食，全力尋找各種證據，在一次次的辯論中，以一樁樁鐵證歷數了各個戰犯的種種侵華罪行。在定罪量刑階段，梅汝璈法官又日夜與各國法官反復磋商，最後終於將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這三個對中國人民犯下累累罪行、欠下無數血債的戰犯，連同東條英機等一起共7人，送上了絞刑台，為受到日本侵略者殘害的中國以及亞太地區人民伸張了正義。
東京審判在現代國際法學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首先，東京審判確立了現代戰爭犯罪的新概念。1625年，格老秀斯在其名著《戰爭與和平法》一書中指出，對於違反國際法的犯人，捕獲者或審判者有權處其死刑。但是，一直到二次大戰前，戰爭犯罪的概念僅局限於違反戰爭法規或慣例的行為，如殺人、放火、姦淫、虐俘、殘害平民等。東京審判（包括之前的紐倫堡審判）將戰爭犯罪的概念予以擴展，增設了破壞和平罪與違反人道罪。並通過審判實踐，對這兩種犯罪予以法理上的闡明。
東京審判確立的第二項新的戰爭罪是破壞和平罪，對於此項罪名，在法庭審理中曾有過激烈爭論。被告方以兩個質疑試圖否定法庭的管轄權：一、被告們參與戰爭時，侵略戰爭是否已被定為犯罪？如果當時不定為犯罪，那麼即使到了現在（審判時）定為犯罪，被告也是無罪的，因為「法律不能溯及既往」；二、縱使當時已定為犯罪，參與其事的個人是否也應該負責？
東京審判強調，上述兩項質疑，早在紐倫堡審判時即已解決，其法理依據為：侵略戰爭早已在國際法上被公認為是犯罪，而且是「最大的國際性罪行」，這已由一系列國際公約所證明。東京審判指出，紐倫堡審判在法理上是充分的，它沒有創設而只是以實踐行為適時地宣布了侵略戰爭是犯罪這一項國際法原則。
至於個人是否應承擔責任問題，法庭上被告以及西方某些國際法學者（包括東京審判的個別法官）提出了四個否定理由：一、侵略戰爭是一種「國家行為」，是國家主權的一種行使或表現，對其負責的應該是國家而不應該是個人；二、侵略戰爭是國際法上的犯罪，國際法是以國家而不是以個人為主體，個人在國際法上是沒有責任的；三、國際法對於違反它的規定的國家有制裁，但對於違反它的個人因沒有規定製裁方法而無從著手處罰；四、按照刑法原理，犯罪必須有犯罪者的「犯罪意思」，個人參加戰爭時是不可能有犯罪的意思的。
東京審判指出，關於第一項理由，由於國際法對國家和個人同時規定了義務，因此，對於破壞國際法的個人進行處罰是有法理根據的，在實踐上也是有「奎林案」等所支撐的。法庭強調，說個人應對侵略戰爭負責，並不等於國家可以免除責任。但由於現代國際法對國家責任更強調的是民事賠償，而加重民事賠償又會增加各侵略國人民的負擔，故強調對野心家和好戰者個人的刑事責任，將是現代國際法發展的趨勢。
第二和第三項理由也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國際法對處罰個人早已有了制裁方法，其實踐事例也是舉不勝舉，從對海盜和販賣人口的懲罰，到一系列國際公約，這個問題是早已解決了的。
對於第四項理由即犯罪的意思問題，東京法庭的判決書明確指出，第一，人人有知曉和遵守一切現行法（包括國際法）的義務，對於現行法的愚昧無知，不能作為免除個人罪責的辯護理由；第二，被告們在從事侵略的時候，縱使不能精確地了解侵略在國際法上是何等嚴重的罪行，但是以他們的知識和地位來說，他們決不會不知道破壞條約、攻擊鄰國的行為是錯誤和有罪的。因此，不能說他們沒有「犯罪意思」。
東京審判的實踐以及對上述法理的闡述，為二次大戰後國際法上戰爭犯罪理論的發展貢獻了有益的學術見解。1949年以後通過的各項旨在維護世界和平、保障人權的《日內瓦公約》，所遵循的就是由紐倫堡和東京審判所確立下來的關於戰爭犯罪的原則。1993年聯合國安理會第827號決議通過的《審判前南罪犯國際法庭規約》和1994年安理會第955號決議通過的《盧安達國際法庭規約》，所依據的主要也是上述戰爭犯罪的概念，只是在表述時作了一些變化而已。
其次，東京審判確立了各項戰爭犯罪的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包括：一、追究犯罪者個人的刑事責任原則；二、官職地位（官方身份）不免除個人責任原則。三、長官命令不免除個人責任。
梅汝璈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一書中闡述道：兩個法庭之所以採取這一立場，法理的根據在於一個人只應該服從合法的命令，而不應該服從違法的、犯罪的命令。倘使他因服從命令而違反了明顯的、無可否認的戰爭規則，他便應該負不可逃避的責任。因為如果不這樣來認識問題的話，而只是把責任向發布命令的上級長官推，推到最後，將只有國家元首一個人或高級首長幾個人對某些戰爭罪行負責了。這對於戰爭法的有效實施會有極大損害。
這就是為什麼最後只有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廣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他們幾個高級戰犯才判刑，也就是我認為非常不合理的地方！ 這部影片讓我看得熱血沸騰，不管是從法律意義上說還是從政治意義上說，她都喚醒了人們那顆愛國的心。讓人們的心為之顫抖！

⑵ 【正義的審判】東京審判▪法官▪檢察官▪律師

東京審判中，眾多國際法專家與法律精英匯聚一堂，共同為正義的審判付出努力。法官、檢察官與律師群體共同構建了這個審判體系的基石。以下是對部分關鍵角色的概述：

### 法官群像

- **澳大利亞**：威廉·弗拉德·韋伯爵士，澳大利亞籍庭長，1887年出生於澳大利亞，後成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長，負責對日本戰犯的審判。

- **中國**：梅汝璈，中國籍法官，1904年出生於中國，畢業於清華學校、斯坦福大學和芝加哥大學，參與東京審判，後在中國外交領域有重要貢獻。

- **荷蘭**：伯納德·維克多·A. 勒林，荷蘭籍法官，法律教育背景深厚，參與東京審判後在國際法教育與外交領域有顯著成就。

- **英國**：威廉·唐納德·帕特里克勛爵，英國籍法官，法學教育與實踐經驗豐富，參與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

- **美國**：密朗·C. 克拉默，美國籍法官，曾參與美國軍隊法律事務，戰後成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

- **紐西蘭**：艾瑞瑪·哈維·諾斯克羅夫特，紐西蘭籍法官，參與東京審判後獲得騎士封號。

- **加拿大**：愛德華·斯圖爾特·麥克杜格爾，加拿大籍法官，參與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

- **法國**：亨利·貝爾納，法國籍法官，參與東京審判。

- **蘇聯**：伊萬·米歇耶維奇·柴揚諾夫，蘇聯籍法官，曾參與對托洛茨基派和布哈林派的審判。

- **印度**：拉達·賓諾德·帕爾，印度籍法官，唯一主張全體被告人無罪的法官，參與東京審判。

- **菲律賓**：德爾芬·哈那尼拉，菲律賓籍法官，參與東京審判直至去世。

### 檢察官群像

- **美國**：約瑟夫·貝瑞·季南，首席檢察官，主導東京審判對日本戰犯的追究。

- **英國**：亞瑟·S. 柯明斯-卡爾，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檢察官，參與東京審判。

- **澳大利亞**：阿蘭·詹姆斯·曼斯菲爾德，澳大利亞檢察官，參與東京審判。

- **法國**：羅伯特·L. 奧尼托，法蘭西共和國檢察官，參與東京審判。

- **中國**：向哲濬，中國檢察官，參與東京審判，負責搜集日軍在中國的罪證。

- **蘇聯**：謝爾蓋·亞歷山德羅維奇·戈倫斯基，蘇聯檢察官，參與東京審判。

- **加拿大**：亨利·格蘭頓·諾蘭，加拿大自治領檢察官，參與東京審判。

- **荷蘭**：W. G. 弗雷德里克·伯格霍夫·穆德，荷蘭王國檢察官，參與東京審判。

- **紐西蘭**：羅納德·亨利·奎廉，紐西蘭聯邦檢察官，參與東京審判。

- **菲律賓**：佩特羅·洛佩茲，菲律賓檢察官，參與東京審判。

- **印度**：P. P. 戈文達·麥農，印度檢察官，參與東京審判。

### 律師群像

東京審判的律師團隊規模龐大，其中日籍律師佔多數，美籍律師數量次之。律師團隊負責為被告人進行辯護，辯護律師的多寡和龐雜性成為東京審判的顯著特徵之一。辯護律師團隊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成員：

- **本·布魯斯·布萊克尼**：以美國陸軍少校身份出任東鄉茂德和梅津美治郎的辯護律師。

- **喬治·A. 弗內斯**：在太平洋戰爭後擔任東京審判中被告人的辯護律師。

- **清瀨一郎**：日本籍律師，曾擔任東京審判日方辯護團副團長，為東條英機的主任辯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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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東京審判中說：「土肥原賢二一言不發打算利用英美體系的法律漏洞逃避審判」,指的是什麼漏洞

記的不是很清楚……
貌似當時是採用證據+證詞形式的法律程序，而土肥原賢二除戰爭罪外，其他被指控的罪名實際上並無說服性證據，因此如果他拒絕提供證詞，那麼原則上無法將他定為反人類罪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