釣魚執法事件法律責任

❶ 「釣魚執法」合法嗎

你好，
「釣魚式執法」，是指為了打擊某種違法犯罪行為，由執法人員用「釣魚」的方式，對「違法者」加以處罰的一種執法方式。這種執法方式歷來受到人們的詬病。最近上海「釣魚式執法」事件，把這一執法形式推上了風口浪尖。「釣魚式執法」踐踏了什麼，值得我們深思。
「釣魚式執法」踐踏了法律尊嚴。我國憲法規定，我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法治」是與「禮治」、「人治」相對立的，是「法律的統治」，是理性的法制，是以民主為基礎和前提的法制。真正的「法治」包含兩層含義：即一是法律本身是善良的法律（即「善法」），二是法律必須得以遵守，特別是執法者要遵守實體法和法律程序，嚴格執法。法律是人們的最高行動准側，在「釣魚式執法」中，行政執法機關本應嚴格執法，文明執法，打擊違法犯罪，維護正常社會秩序，而不是為了「背後利益」誘騙守法者「違法」，踐踏法律尊嚴。
「釣魚式執法」踐踏了政府形象。政府權力來源於人民，政府代表人民來行使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力。政府僅僅是社會的法律統治者（即法律執行者的角色），而作為公民之整體的人民，才是終極統治者（即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我們的國家是法治國家，我們的政府是誠信的政府，人民的政府。作為人民的受託者，政府在管理國家事務時，要以便民、利民、為民為最高宗旨，以誠信執政為最高原則。「釣魚式執法」讓守法者對政府誠信產生懷疑，踐踏了政府形象。
「釣魚式執法」踐踏了公民良心。「今後不管遇到臨產的孕婦，將死的老人，我再也不會送了」，這是多麼讓人辛酸的聲音？「法律是最低的道德」，良心是構成道德的基礎，是否有良心，決定一個人的道德水平的高低，決定著社會的文明程度。「釣魚式執法」踐踏的不僅是法律的尊嚴，踐踏的更是善良公民的「良心」。正如媒體所言：「釣魚式執法」讓人不敢「善良」。

❷ 刑事案件是否適用釣魚執法

其實這是一個在現在爭議很大的問題，其實你在這里的強奸案子不是典型，應版該說權是一些毒品交易才是典型，這個真的是很難鑒定的。確實是在一定程度上面打擊了一些犯罪分子，但是有些人又是因為這種誘惑才被打擊的。說到舉證，時下最火熱的莫過於私家偵探的一些取證行為是否合法。他們就不緊緊是釣魚法了，可以說各種間諜手段都可能用上，哎，這個很是困惑，要是我畢業的時候有這個畢業論文的題目我一定要選！！

❸ 釣魚執法是否犯法

「釣魚執法」是否違法
今天你違規了嗎？今天你被交警暗查超速了嗎？今天你在十字路口被：不按行進方向駛入導向車道，罰款了嗎？今天你在即停即走，拍照了嗎？很多不違規被罰的，你有木有？如果有就聯合起來告他，有QQ群的建個群，日照的社會零距離可能不敢報道，希望有知道生活幫的記下電話號嗎。聯合起來共同訴訟

釣魚執法
釣魚執法，英美叫執法圈套（entrapment），這是英美法系的專門概念，它和正當防衛等一樣，都是當事人無罪免責的理由。從法理上分析，當事人原本沒有違法意圖，在執法人員的引誘之下，才從事了違法活動，國家當然不應該懲罰這種行為。這種行為如果運用不當將致人犯罪，誘發嚴重社會問題。釣魚執法是政德摧毀道德的必然表現。

概念簡介 行政執法中的「釣魚執法」，與刑事偵查中的「誘惑偵查」，或者叫「誘惑取證」類似。

世界各國執法機關也都使用類似手段，比如警察扮演癮君子向毒販購買毒品。但「誘捕」有著嚴格的控制要求，第一，誘捕對象是犯罪嫌疑人；第二，已經掌握其部分證據；第三，誘捕時的事實不作為犯罪證據。也就是說，所設之套本身不能成為違法犯罪的證據。

大陸法系國家對此也有嚴格限制，日本法律禁止執法者為了取證，誘惑當事人產生違法意圖，因為這是國家公權侵犯了當事人的人格自律權。

產生原因執法經濟是釣魚執法產生的根本原因。在執法經濟的利益誘惑之下（比如查處毒品按數額獎勵、查處黑車和賣淫嫖娼、賭博等按罰沒款提成等等），我們的「釣魚執法」大有在行政執法和刑事偵查領域泛濫成災之勢。眼前發生的問題，不算最嚴重的。僅就查處黑車而言，2008年3月上海奉賢區一位「黑車」司機被所謂「女協查員」帶入「執法伏擊區」之後，當著執法人員的面在車內用刀捅死「女協查員」（2008年3月9日《東方早報》）。以前上海還發生過黑車司機為泄憤綁架所謂「倒鉤」的事件。

早些年，媒體還披露過在甘肅省，在短短一年時間里，三個不同公安機關的部分幹警與同一個毒販合作，分別製造了三起「販毒案」，導致兩人一審被判死刑、一人一審被判死緩的、令人即使在大白天也毛骨悚然的極端惡性案件。

個別執法部門和執法人員懷著極其骯臟的利益目的，用盡手段引誘守法公民「違法」，並把所設之套作為守法公民違法犯罪的證據，不僅破壞了法律的嚴肅與公正，破壞了社會對法治的信仰，而且嚴重敗壞社會風氣，撕裂了社會成員間基本的和諧與互信，使社會公德每況愈下，人們的善良、同情、友愛之心被迫穿上了重重自我保護的盔甲，使那些社會上的弱者再也得不到人們的同情和幫助。同時，還有可能隨時隨地陷公民於危險和不安、甚至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境地！

在執法經濟的利益驅動下，「釣魚執法」呈不斷向社會擴充「執法力量」之勢，提成機制讓有關部門公然在社會上「招聘」大量「鉤子」，也就是所謂的「協查員」乃至「有正義感的社會人士」。他們敗壞了「正義」和「正義感」的名聲，使社會誕生出大量不從事生產性、創造性勞動的寄生蟲，也使法律、公權力的公信陷於崩潰的危險邊緣。

個案維權有可能局部討回被放逐的公正，但撼動不了「釣魚執法」被權力濫用的根。要對「釣魚執法」斬草除根，必須先從源頭上宣判「執法經濟」的死刑，並且嚴格限制公權力機關以各種方式在社會上「聘用」各種社會人員。一方面，法律規定國家公務員非考勿進、非有編制勿進；另一方面，任何執法機關都是由納稅人供養，沒有任何理由像公司一樣「按業績提成」。

1996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雖然有這樣的規定，「任何行政部門都沒有權利私自處理罰沒款，都要上交國庫」，但各地財政一般會按40%到50%的比例將罰沒款返還給行政執法部門，有關部門再按照四六或五五的比例返還給各分支機構，此辦法被俗稱為「兩次五五分成」。這就等於是政府及其職能部門與個人聯手設套盤剝司機。面對如此強勢對手，絕大多數司機除了乖乖挨罰，哪有半點回手之力？

從這個利益鏈條中，我們看到，利益的始端和源頭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不給交通執法部門經費或所給經費很少，不足以維持部門生存，而是寄望於其創收；中端是執法部門，執法單位創收多少與單位和領導的績效考核掛鉤，創收得越多，單位提成和政府財政返回得就越多，領導和員工的獎金、福利等也就越多；末端是執法人員，單位又將創收任務分解給每一個執法人員，並與個人獎金、福利、考核、提職加薪等掛鉤。這樣就在地方政府、執法部門和執法人員之間結成了一個公權力與私利錯位糾纏的利益共同體，共同體及其成員的目標是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一損俱損，一榮俱榮。而且現在執法部門法治意淡薄，特權思想嚴重，想咋干就咋干。由於利益的驅動，更不把法律當回事，以致以罰代法屢禁不止。

實行方式[1]第一種方式我們可以稱作「顯露式」。就是當事人本身有違法或犯罪的企圖，且已經實施，但是尚未顯露出來。

第二種方式我們可以稱作「勾引式」。就是當事人本身沒有任何的違法或犯罪意圖，而執法部門採取行動勾引當事人產生違法、犯罪意圖。

第三種方式我們可稱為「陷害式」。就是當事人本身沒有任何的違法或犯罪意圖，而執法部門採取計劃陷害當事人，使當事人產生違法、犯罪意圖。

專家質疑「釣魚」執法的行為本身也被法學家們質疑，北京大學法學院行政法專家姜明安教授認為：行政執法要符合國務院2004年頒布的依法行政原則，合法、合理、程序適當、誠實守信、權責統一，不能採取預謀設圈套方式執法。人民大學法學教授楊建順認為，行政法強調取證的正當性、要求客觀、全面調查，調查取證的手段要注意合法。依據國家稅制要求，打黑車有其合理性，但打黑車採取「以惡治惡」方法不可取，「打擊時要將打擊黑車和『好意搭乘』嚴格區別開」。

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會長應松年教授質疑，對「非法運營」法律上無明確界定。而在西方國家，為節省能源，政府還推廣拼車行為。如果幫助路人也算「非法運營」，以後有病求救誰還敢停車。應松年教授認為「鉤子拔鑰匙」行為是一種強制行為，強制行為須有法律授權。他似乎在配合執法，但若無法律授權，那與搶劫有何區別？協管人員和鉤子似乎都參與了執法，需要明確執法主體。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教授認為群眾可以取證、錄音、舉報，但拔車鑰匙等採取行政強制措施行為一定要有合法的行政授權，不能隨意委託別人去做，更不能以市場方式，協助抓一個車給多少錢。

程序違法盡管執法者找出了諸多的理由以示執法的正當性，但卻掩蓋不了實質上和程序上的違法性，以及背後的利益驅動。回顧類似行為造成的結果，發現在「魚鉤」上晃盪著的，除了當事人，還有更大的「魚」——那就是法律、道德和人們的善良之心。滬上私家車車主張先生因為惻隱之心竟然引來「非法營運」的橫禍。張先生在上班途中，因路人「胃疼」，動了惻隱之心搭其上路，結果，「搭客」拔了他的鑰匙，車外七八個身著制服的人將張拖出車外，還被雙手反扣，卡住脖子，搜去駕駛證和行駛證。對方告訴張，他們是城市交通執法大隊的，要他交錢才能拿回車，在各種壓力下，最後張交了1萬元才取回車。近年來執法部門「釣魚」讓普通公民成為「違法者」而進行處罰的案件層出不窮，上海甚至發生過司機殺死「鉤子」的事。

社會危害法治秩序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建立法治秩序的過程中，執法者的行為倍受公眾關注，也最有可能影響公眾的法治觀念。執法者嚴格、公正的執法行為，所樹立起的不僅是執法者的權威和形象，更是法律的權威和形象。當一個執法部門為了私利而「執法」時，特別是引誘守法者「違法」時，社會對法律就會產生強烈的質疑。而執法者所影響的也不僅僅是這一部門的形象，更影響了法律的形象，動搖了人們心中的法治觀念和信心。行政執法中的「釣魚」行為，不但會讓公眾在守法與違法的困惑之中，模糊守法與違法之間的界限，更是對社會道德釜底抽薪般的打擊。當「釣魚」成為常態，社會的信任危機也自然會加重，互助友愛的美德將在「釣魚」中失去生存的土壤。
執法者的「釣魚」，守法者固然是那條魚，法律、道德也同樣是那條魚。

從法治國家的經驗看，誘惑取證應受到嚴格限制，它絕不能由所謂的「協查員」，乃至「有正義感的社會人士」操作，因為他們往往對「執法」有利益訴求，傾向於「引誘」當事人。而這種「執法釣魚」撕裂了社會成員間樸素的情感，敗壞了公德，今後那些真的生病、臨產的路人可能再也得不到幫助。

它更會引發嚴重的沖突，比如，去年3月上海奉賢區一位「黑車」司機被所謂「女協查員」帶入「執法伏擊區」之後，當著執法人員的面在車內用刀捅死「女協查員」。以前上海還發生過黑車司機為泄憤綁架所謂「倒鉤」的事件。

現代行政法治里有所謂「比例原則」，即行政手段應該與行政目的相匹配，「非法營運」雖有危害，但其危害的惡劣程度遠低於暴力犯罪，因此，不能對其採用激進的「執法釣魚」手段，這一手段既存在諸多不確定性風險，又破壞了社會成員間的信任與互助，實在是害莫大焉。

行政執法不僅需要事實正義，也需要程序正義。加緊行政程序立法，將行政執法權牢牢限制在程序正義的籠子里，「釣魚式執法」才會真正退出歷史舞台。

❹ 遇到類似釣魚執法事件如何處理

要想討公道的話給你個建議：把它砍了或把自己砍了，引起輿論關注。這樣才有可能討一個公正的說法，注意：只是「可能」！！！
要不然自認倒霉，學阿Q，安慰自己權當是被狗咬了

❺ 釣魚執法丑聞是怎麼回事

即將舉辦世人矚目的世博會的上海，繼在建期房發生整體離奇倒覆的「樓脆脆」事件，最近又爆出「釣魚執法」丑聞——盡管官方召見媒體聲稱不存在此類事件，但當今畢竟不是上世紀50～70年代了，「釣魚執法」的丑惡行為已逐步浮出水面——良知與邏輯思維使我們無法相信有錢買車的白領一族、老闆們乃至政府部門的職員西裝革履卻要冒險掙那「非法營運」的幾十塊錢。

卑鄙的「釣魚執法」

何謂「釣魚執法」？即布下誘餌，賣個破綻，將對方引入圈套中——這還不卑鄙嗎？某些影視作品中描寫的營造服務小姐賣淫的環境，引導欲加陷害的對象進入此環境，然後拍攝之捉拿之敲詐之，這不也是可以稱為「釣魚」嗎？我們在看到這些場面時往往會氣憤之極。請教上海城管執法大隊的人員，假如你或你的家人遭遇如此「釣魚」你會有怎樣的反應？這是何等卑劣、醜陋的下三濫作為！作為政府部門、執法部門，何以淪落如此？

更有甚者，「釣魚」者剛上車，對方還沒有發動車輛，就被埋伏的「執法隊」人員不問三七二十一抓住，帶回執法隊，開出5000元至10000元的罰單不等，不交來罰金，就別想要回你的車。你要打官司嗎？必輸無疑。央視報道中倒是說到有一個人官司打贏了，但卻要交出車輛「保管費」數千元！

央視非政府職能部門，也是媒體，但進步中的央視，對新聞報道和評論愈來愈注重其客觀性，這是可喜可賀的，我們看一看10月22日的「新聞1+1」《釣魚執法再調查：誰還誰清白?》，對這種卑鄙的構陷公民的「釣魚」行為會有更直觀的了解，我們也可以欣賞到上海的所謂「調查組」對此懼怕陽光、諱莫如深的丑態。

「釣魚執法」涉嫌組織犯罪

雖然對「釣魚執法」案件再調查還未有最終結果，但我們從早前白岩松在節目中曾出示的「城管行政執法大隊」有關工作總結中的語句，已經可以毫無懸念地推斷出「釣魚執法」的存在——閔行區交通行政執法大隊在《2007-2008年度創建文明單位工作總結》中提到，在兩年時間里,該大隊「查處非法營運車輛5000多輛」，「罰沒款達到5000多萬元」，「超額完成市總隊和區建管局下達的預定指標任務」。（據《中國青年報》/另見《廣州日報》作者：劉放）

如果還有一丁點常識，所謂「上級」可以下達查處違法罰沒款的「指標」和「任務」嗎？對一個區域內可能發生的違法違規行為是可以預計和規定的嗎？對於罰沒款的多少是可以「定指標」的嗎？納稅人就用血汗錢供養這樣一批頭腦簡單、心中沒有人民利益和科學發展觀的專橫跋扈的「公務員」？這與國民黨有何區別？

其實，所謂「釣魚執法」這種模式在上海及全國各地一直普遍存在，各地程度不同而已，這幾年有愈演愈烈之勢，究其原因，是因為「釣魚執法」的背後有巨大的利益鏈條，龐大的處罰金額支撐起了一個畸形的執法平台，「讓許多交通執法部門不擇手段地陷害合法公民於非法的狀態。」有法律工作者認為，「釣魚執法」已涉嫌有組織犯罪。——此說絕不是危言聳聽。

央視新聞中出示了采訪錄像和錄音，這些釣魚者大多為無業閑散人員，他們坦呈：做這個行當比做苦力來錢快多了。在這個人群中有「釣頭」領導一幫「釣手」，隨時接受行政執法隊的召喚。每「釣到」一個，獎勵500元，釣手可得200元，釣頭得200元，還有100元——這位釣頭支支吾吾地說「這應該屬於『那些人』的回扣吧」——這與組織犯罪有何區別？有媒體披露：專業「釣鉤」月賺可達數千元。有一點社會經驗和常識的人都可以理解到，最起碼，行政執法隊公然豢養這么一批人做這樣一種構陷他人的齷齪勾當，是絕對有利並助長黑社會組織形成的。

「釣魚執法」之類：破壞社會和諧的罪魁禍首

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都把維穩及構建和諧社會喊得震天響。但是，是老百姓不想穩定、不想和諧嗎？老百姓的真的就是「不明真相」而極容易被「不法之徒」利用的嗎？中國的百姓都是弱智？從各地出現的群體性事件來看，除了有些民族分裂分子外，有幾起事件不是因為政府及相關部門的問題引起的？到上海才兩天的孫中界遭到「釣魚執法」被罰款萬元，他如何交得出這一萬元？憤怒之下為證清白他揮刀斷指自殘，我們可以想像面對如此不公，他的心情是怎樣的。政府如此作為還想構建「和諧社會」？筆者篤信：法律、司法公正是一個社會公民討要正義和公道的最後底線，如果它也不公正、不公平、缺失了正義，這個社會想和諧恐怕就很難了。

為此，筆者要求上海對此案件的調查必須公開：人員公開、人員的組成辦法公開、調查過程公開——這些不是什麼「國家機密」，沒有什麼可保密的。否則，如何體現「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為了調查的順利進行，我們可以允許某些調查進程滯後公開，但絕不應諱莫如深！對調查組的組成情況以及組成辦法為什麼不能公開？否則，我們如何相信此次調查的公正性？我們拭目以待。

「釣魚執法」、野蠻執法、動輒抓人、寬容強勢群體違法欺壓百姓卻對維權人員動輒施以苛政嚴法……這些是造成社會不穩定、不和諧的罪魁禍首。毛澤東早就說過：壓服的結果總是壓而不服。構建和諧社會，政府應負主要責任。中國的老百姓是忍受慣了的（如遭受「釣魚執法」之害的公民大多選擇了忍受），但總有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草的臨界點，這一點我們的政府首腦、執法部門的人員應當很清楚。一個地方如果出現什麼「不穩定」的事件，該地方首腦無疑責無旁貸。因為，一個真正代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人民利益的政府，是絕不會做出上述一類事情的。中國的老百姓是知好歹的，重慶打黑除惡幹得好，百姓自己掏錢10萬元做廣告表示敬意；解放軍在解救汶川地震受難群眾中做得好，老百姓自發地冒雨打著手電筒送他們離開汶川，下跪懇求他們收下百姓送來給他們充飢的餅干……在那裡，不論群眾如何聚集，我們無需為「維穩」而如臨大敵。

結語

世人矚目的世博會即將在上海舉辦，上海——你將代表中國，你要以怎樣的形象面對世界？剛剛發生在建期房整體倒覆的「樓脆脆」事件，又出現如此「釣魚執法」的丑聞，這難道沒有辱沒上海的形象？閔行區交通行政執法大隊如此《2007—2008年度創建文明單位工作總結》難道沒有辱沒中國的形象？卑鄙的「釣魚執法」，可笑而可悲的閔行區交通行政執法大隊《2007—2008年度創建文明單位工作總結》，政府執法部門何以淪落如此？在他們的心目中還有沒有「人民」二字？還有沒有一丁點兒「為人民服務」的意識？他們是否還記得他們拿的工資是所有納稅人的血汗？

❻ 釣魚執法事件是否按刑事犯罪處理

於情於理上不會，但是就看你有沒有辦法跟司法斗。人家後台大啊，白的都能變成黑的。以現在的轟動情況來說，他們會得到一個公正的判決吧，否則這是對社會助人為樂等風氣的災難性的傷害。

❼ 分析釣魚執法者為什麼要承擔法律責任

最近被JC給騙了，事情是：因一起小小的摩擦事件，JC早早就到了現場，看到兩方人員都很火大版，JC趁機全部都閃了（權臨走之際竟然對兩邊人員煽風點火），結果雙方一起沖突沒過一分鍾，一大堆JC沖出來把沖突雙方一共7人全部帶回，並且事後知道JC兩邊收好處費，從這次經歷學習到引誘犯罪。
什麼叫引誘犯罪，好比砸日本車事件，類似事件有很多，第一個喊著最厲害並且第一個帶頭砸車的，絕大多數是天朝人員，然後在緊張的氣氛之下，大家都跟著砸，然後天朝就找到理由抓人了，跟著砸的全部被抓，最後全社會還會譴責砸車人員，並且贊賞天朝人員阻止了砸車事件，對砸車人員進行了震懾。
天朝威武，景察到處撈錢沒商量，無黑錢不做事，到處找事想立大功，引誘犯罪，釣魚執法，上訪或者投訴就被帶去勞教一年。輕的也是被拉去拘留，在拘留所里，景察找幾個牢霸把你打得一身病再跟你談。

❽ 法律規定毒品案子釣魚執法

這是可以輕判甚至無罪的

2000年4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版要》認為對具有特情引權誘情況的被告人，應當從輕處罰，無論毒品犯罪數量多大，都不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可見，最高人民法院對犯意引誘的特殊性進行了充分考慮，提出了慎重量刑的意見，應當說，這是在目前司法現狀下採取的一種折中的方法。從刑事政策的角度考慮，「誘惑偵查」本來是國家為了有效抗制一些具有隱蔽性、嚴密組織性、嚴重社會危害性等犯罪的一種不得已的「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帶來的危害超過了打擊犯罪保衛社會的利益，從程序上看它是非正義的，所以應當從法律評價上對其加以否定和譴責，而對被引誘的行為人從寬處理，特殊情況下可按無罪論處。

❾ 如何看待釣魚執法事件

絕對犀利的看法和分析~~~~~~~~~~~~~

何謂「釣魚執法」？即布下誘餌，賣個破綻，將對方引入圈套中——這還不卑鄙嗎？某些影視作品中描寫的營造服務小姐賣淫的環境，引導欲加陷害的對象進入此環境，然後拍攝之捉拿之敲詐之，這不也是可以稱為「釣魚」嗎？我們在看到這些場面時往往會氣憤之極。請教上海城管執法大隊的人員，假如你或你的家人遭遇如此「釣魚」你會有怎樣的反應？這是何等卑劣、醜陋的下三濫作為！作為政府部門、執法部門，何以淪落如此？

更有甚者，「釣魚」者剛上車，對方還沒有發動車輛，就被埋伏的「執法隊」人員不問三七二十一抓住，帶回執法隊，開出5000元至10000元的罰單不等，不交來罰金，就別想要回你的車。你要打官司嗎？必輸無疑。央視報道中倒是說到有一個人官司打贏了，但卻要交出車輛「保管費」數千元！

央視非政府職能部門，也是媒體，但進步中的央視，對新聞報道和評論愈來愈注重其客觀性，這是可喜可賀的，我們看一看10月22日的「新聞1+1」《釣魚執法再調查：誰還誰清白?》，對這種卑鄙的構陷公民的「釣魚」行為會有更直觀的了解，我們也可以欣賞到上海的所謂「調查組」對此懼怕陽光、諱莫如深的丑態。

「釣魚執法」涉嫌組織犯罪

雖然對「釣魚執法」案件再調查還未有最終結果，但我們從早前白岩松在節目中曾出示的「城管行政執法大隊」有關工作總結中的語句，已經可以毫無懸念地推斷出「釣魚執法」的存在——閔行區交通行政執法大隊在《2007-2008年度創建文明單位工作總結》中提到，在兩年時間里,該大隊「查處非法營運車輛5000多輛」，「罰沒款達到5000多萬元」，「超額完成市總隊和區建管局下達的預定指標任務」。（據《中國青年報》/另見《廣州日報 》作者：劉放）

如果還有一丁點常識，所謂「上級」可以下達查處違法罰沒款的「指標」和「任務」嗎？對一個區域內可能發生的違法違規行為是可以預計和規定的嗎？對於罰沒款的多少是可以「定指標」的嗎？納稅人就用血汗錢供養這樣一批頭腦簡單、心中沒有人民利益和科學發展觀的專橫跋扈的「公務員」？這與國民黨有何區別？

其實，所謂「釣魚執法」這種模式在上海及全國各地一直普遍存在，各地程度不同而已，這幾年有愈演愈烈之勢，究其原因，是因為「釣魚執法」的背後有巨大的利益鏈條，龐大的處罰金額支撐起了一個畸形的執法平台，「讓許多交通執法部門不擇手段地陷害合法公民於非法的狀態。」有法律工作者認為，「釣魚執法」已涉嫌有組織犯罪 。——此說絕不是危言聳聽。

央視新聞中出示了采訪錄像和錄音，這些釣魚者大多為無業閑散人員，他們坦呈：做這個行當比做苦力來錢快多了。在這個人群中有「釣頭」領導一幫「釣手」，隨時接受行政執法隊的召喚。每「釣到」一個，獎勵500元，釣手可得200元，釣頭得200元，還有100元——這位釣頭支支吾吾地說「這應該屬於『那些人』的回扣吧」——這與組織犯罪有何區別？有媒體披露：專業「釣鉤」月賺可達數千元。有一點社會經驗和常識的人都可以理解到，最起碼，行政執法隊公然豢養這么一批人做這樣一種構陷他人的齷齪勾當，是絕對有利並助長黑社會組織形成的。

「釣魚執法」之類：破壞社會和諧的罪魁禍首

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都把維穩及構建和諧社會喊得震天響。但是，是老百姓不想穩定、不想和諧嗎？老百姓的真的就是「不明真相」而極容易被「不法之徒」利用的嗎？中國的百姓都是弱智？從各地出現的群體性事件來看，除了有些民族分裂分子外，有幾起事件不是因為政府及相關部門的問題引起的？到上海才兩天的孫中界遭到「釣魚執法」被罰款萬元，他如何交得出這一萬元？憤怒之下為證清白他揮刀斷指自殘，我們可以想像面對如此不公，他的心情是怎樣的。政府如此作為還想構建「和諧社會」？筆者篤信：法律、司法公正是一個社會公民討要正義和公道的最後底線，如果它也不公正、不公平、缺失了正義，這個社會想和諧恐怕就很難了。

為此，筆者要求上海對此案件的調查必須公開：人員公開、人員的組成辦法公開、調查過程公開——這些不是什麼「國家機密」，沒有什麼可保密的。否則，如何體現「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為了調查的順利進行，我們可以允許某些調查進程滯後公開，但絕不應諱莫如深！對調查組的組成情況以及組成辦法為什麼不能公開？否則，我們如何相信此次調查的公正性？我們拭目以待。

「釣魚執法」、野蠻執法、動輒抓人、寬容強勢群體違法欺壓百姓卻對維權人員動輒施以苛政嚴法……這些是造成社會不穩定、不和諧的罪魁禍首。毛澤東早就說過：壓服的結果總是壓而不服。構建和諧社會，政府應負主要責任。中國的老百姓是忍受慣了的（如遭受「釣魚執法」之害的公民大多選擇了忍受），但總有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草的臨界點，這一點我們的政府首腦、執法部門的人員應當很清楚。一個地方如果出現什麼「不穩定」的事件，該地方首腦無疑責無旁貸。因為，一個真正代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人民利益的政府，是絕不會做出上述一類事情的。中國的老百姓是知好歹的，重慶打黑除惡幹得好，百姓自己掏錢10萬元做廣告表示敬意；解放軍在解救汶川地震受難群眾中做得好，老百姓自發地冒雨打著手電筒送他們離開汶川，下跪懇求他們收下百姓送來給他們充飢的餅干……在那裡，不論群眾如何聚集，我們無需為「維穩」而如臨大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