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權下放法律效力

㈠ 事權下放和事權委託有區別嗎

1. 各區（縣級市）發展改革局依法直接實施下放事項，獨立承擔相關法律責任。1. 各區（縣級市）發展改革局依法直接實施下放事項，獨立承擔相關法律責任。 2. 為及時掌握各區（縣級市）實施直接下放事項信息，各區（縣級市）發展改革局每半年應向市發展改革委報送實施事項的統計數據。3. 關於政府投資項目審批事項。對市、區（縣級市）財政出資各佔50%的，除需全市綜合平衡的項目外，由區（縣級市）發展改革局審批；對其中的重大項目進行可研評審時，可以邀請市發展改革委相關業務處室參加。.4 關於企業投資項目備案事項。按照分級管理原則，市屬國有企業投資項目和需全市綜合平衡的項目，由市發展改革委備案；跨區投資的項目，按屬地管理，原則上由項目建設所在地的區（縣級市）發展改革局備案，其餘的由區（縣級市）發展改革局備案
2。由地級以上市人民政府投資主管部門核准」的項目按照分級管理原則委託下放。關於內資項目核准，市屬國有企業投資項目和需全市綜合平衡的項目，由市發展改革委核准；跨區投資的項目，按屬地管理，原則上由項目建設所在地的區（縣級市）發展改革局核准；其餘的由區（縣級市）發展改革局核准。關於外資項目核准，5000萬美元以下鼓勵類、允許類企業投資項目，由區（縣級市）發展改革局核准。

㈡ 為什麼要人事權下放人事權下放的優缺點各是什麼

還是看公司規模，一般公司的HR必須專業，主要是現在的勞動合同糾紛太多。如果是集團公司，可以下放人事權，但必須注意，只要是簽合同的法人單位不同可以下放人事權，如果直接是一個老闆，則必須統一管理。

集團的人事必須定期指導下屬企業或單位的人力資源管理，防止下屬單位因為不專業和隨意性，影響整個集團的人力資源管理問題。

㈢ 財權與事權劃分標準是什麼

事權事權 shì quán (1).指軍事指揮上的種種妥善處置。《淮南子·兵略訓》：專「陳卒正，前行選屬，進退俱，什伍搏，前後不相捻，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者眾，此謂事權。」 (2).職權；權力。 宋·梅堯臣 《送邵郎中知潭州》詩：「且諭漢家綏撫厚，莫言湘守事權輕。」明 袁可立《以地震再儆疏陳修備實事疏》：「一設將領，謂登萊之皇城島兩游擊及成山、威海等處俱系緊關沖要，宜添設欽依以重事權。」《明史·外國傳三·日本》：「請如往例，特遣巡視重臣，盡統海濱諸郡，庶事權歸一，威令易行。」 康有為 《大同書》丙部：「近百年則平民之權日興，如隸之制盡釋，雖有貴族、大僧，而事權日落，與君權而並替。」 （3）行政機關按照相關法律法規進行行政事務管理的權力。「事權下放」

事權的特定含義，是各級政府對所管理的國營企業與事業的行政管理權，它反映的各級政府管理職能的劃分，突出的是行政隸屬關系。

財權是指在法律允許下，各級政府負責籌集和支配收入的財政權力，主要包括稅權、收費權及發債權。

㈣ 為什麼說分稅制改革是財權集中事權下放

您好！《經濟觀察報》有一篇文章可以回答您的問題。
經濟觀察報從財政系統多位人士處獲知，考慮到分稅制實施後期，中央與地方財力和支出責任的不匹配加劇，未來財權和事權的劃分思路可能是，在分稅制大的前提下，不僅要縱向上收事權，還要橫向集中財權。
具體來說，事權屬於市場的，政府應該交予市場，然後將政府之間的事權在各級政府之間合理劃分。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馮俏彬認為，中央對國防外交、生態環境、食品安全、司法、科教文衛、社會保障等跨區域流動性強的事權，應當承擔起責任。
此前，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已在多個場合提及，財政體制改革「應調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責任，適當增加中央政府的支出責任」。不過一些財政專家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不會對現行事權、財權格局進行大動，事權劃分或集中在基本公共服務、司法權、社會保障等領域。
相應地，在上收事權的同時，財權或會進一步集中。具體到各級政府層面，以往獨立於財政系統之外的各種「口袋預算權」未來將在清理規范之列，由這些預算權所衍生的投資、教科文、交通等領域的專項轉移支付，或也在「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框架內被規范。
馮俏彬表示，未來對事權和財權的重新劃分，肯定會涉及到行政體制改革的范疇，財稅改革只是序幕，「重要的是摸索出解決事權與財權關系的規律，對新增事權可按規律解決；同時在對上收事權的執行方面，未來不可能靠增加公務員編制，只能通過政府委託、合同管理、購買服務等方式來實現」。
事權下移
1994年的分稅制，目的在於解決中央財政收入持續低迷問題。
數據顯示，實行分稅制以前的1980年至1993年，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平均為68％，中央財政收入平均僅為32％；而在財政支出責任，或稱事權方面，地方政府負擔了59％，剩下41%均由中央政府承擔。
分稅制將稅種和稅額在中央和地方之間重新劃分，把稅收劃分為中央稅、地方稅和共享稅三個部分，將增值稅、消費稅劃為中央稅種，並且劃定了增值稅在每年返還稅基的基礎上增長部分的分成比例。
由於收入來源穩定、稅源集中、增收潛力較大的稅種，都被列為中央固定收入或中央與地方共享收入，留給地方的幾乎都是收入不穩、稅源分散、征管難度大、徵收成本高的中小稅種，因此分稅制改革運行幾年後，中央財政得到了極大的充足，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在逐年下降。
1994年當年中央財政收入就佔到了55%以上，並在此後近20年間一直維持在50%左右的水平，地方財政收入明顯減少。「地方財政收入的減少，主要是由於稅種劃分造成的，這種稅種的劃分在當時的主導思想就是主要稅種的上收。」財政部財科所科研組織處原處長趙雲旗表示。
但在支出責任上，由於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進行了稅權改革而沒有進行相應的事權改革，導致了收入的層層上解和支出責任的層層下壓，直接加重了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的財政壓力。統計表明，分稅制後，地方政府以差不多40％的收入提供了約2／3強的社會支持與公共服務。特別是2006年中央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以來，地方政府的事權是不斷增加的。
樓繼偉曾對1994年分稅制後的地方政府事務用「白描」來形容。他表示，當時對於地方事務，一是定位於行政隸屬關系來劃分，二是按照事權屬地化管理，兩者大半是接近或者相同的。後來工商、國稅、海關等脫離地方政府，變成垂直管理，但是包括社保、教育、醫療、以及司法方面的事權卻沒有上收，由地方財政負責開支，從而導致了很多問題。
財權分散
在事權不斷下移的同時，歸屬於中央層面的財權卻在不斷分散，其主要表現就是形形色色的專項轉移支付。
據財政部統計，2006年專項轉移支付共計213項，與一般性轉移支付比例接近1：1，一般性轉移支付略高，2007年也是如此。
但自2008年經濟危機開始，隨著4萬億投資的大規模推進，2009年和2010年的專項轉移支付規模迅速擴大，超過一般性轉移支付。其 中，2009年專項轉移支付超過一般性轉移支付1200多億，占總體轉移支付比例為52.5%；2010年兩者超額減少到1100多億，專項轉移支付佔比52%。這一比例此後逐年下降，到2013年，財政預算的專項轉移支付已經比一般性轉移支付少近5000億。
近年來的專項轉移支付內容，幾乎都會涉及到基礎設施、農林水、國土氣象、教育科技、醫療社保等多個領域，僅僅一項支農資金就有十幾個部門來分工審批。地方每花一塊錢，就有4毛錢來自中央財政，而且一半以上都被規定了用途，其中絕大部分是被中央各部委掌控的專項轉移支付項目資金，由此催生了中國式「跑部錢進」亂象。「雖然中央認為本級財政支出的資金很少，大部分都轉移支付和稅收返還下去，但地方政府根本不認可轉移支付里的專項支付是地方的資金，他們認為那是中央的，地方政府不僅需要跑部錢進，而且還要配套資金。」一位在財政系統工作多年的人士表示。
盡管中央正在下決心壓縮這些項目，國務院也給出了時間表，要求財政部會同有關部門，在2013年6月底前減少、合並一批財政專項轉移支付項目，下放一批適合地方管理的專項轉移支付項目。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專項轉移支付資金是一些部委和部門的命根子，沒有專項轉移支付，部門的權力和地位就會被削弱，因此，清理「口袋資金權」的舉措進展得異常艱難。
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院院長王雍君認為，目前財稅體制改革的焦點問題，不僅僅是財權與事權的不匹配，更重要的是專項轉移支付的問題，這也是最糾結的問題之一。
上收與集中
當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不足以實現財政支出的時候，一般利用三種途徑來彌補：向下攤派收費、擴大預算外收入和非預算收入、借債等等，這造成了地方預算外和非預算收入的迅速增長。
與此同時，由於地方事權不明晰，很多地方的支出責任幾乎是無底洞，即使算上每年的轉移支付，地方仍表示資金不夠，但也同樣由於事權不清晰，中央和地方的財政分賬根本無法計算清楚。
因此，趙雲旗認為，事權的劃分已經很緊迫了，因為事權劃分不清楚，財力是做不到匹配的。「政府首先要理清的是政府與市場、政府之間、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屬於市場的，政府應該交予市場，然後要將政府之間的事權在各級政府之間劃分。」他說。
目前對事權的央地劃分並沒有一個可供參考的標准。馮俏彬認為，事權可以按照流動性的高低來區別，流動性高的交給省或者中央來負責，低的則按照屬地化管理。
她進一步解釋道，流動性有高低，比如在全省范圍內或者全國范圍內的一般交給省或者中央政府去負責，其餘的可以按照屬地化管理；而比如國防教育、外交、生態環境、食品安全、司法、科教文衛、社會保障等，則應該由更高一級的政府來主導。「隨著現在事權的解決，未來還會不斷的出現新的事權，重要的是摸索出解決事權與財權關系的規律，以後可以按照規律解決。」馮俏彬說。
一位資深財政系統的從業者告訴記者，上收事權的同時必定要集中財權，這樣才能達到事權與財權相匹配的效果，但是集中財權又與壓縮專項轉移支付有部分沖突，因此未來專項轉移支付可能會變成由中央委託或者購買公務服務為形式的資金支出。
在馮俏彬看來，為確保中央上收的事權得到充分執行，在不可能海量增加公務員編制的前提下，未來只能通過政府委託、合同管理以及購買服務等方式來實現。
而採用購買服務的方式，則意味著需要把以往獨立於財政系統之外的發改委、科技、教育、交通的那部分預算權收回，在一個更大更廣泛的層面上嚴格制定和執行預算。馮俏彬認為，現在講綜合預算，把社會保障預算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納入公共預算就是這一方向。
不過，對於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大多數財政系統專家認為，不可能將現行的財權事權體制推倒重來，只能在有限范圍內，比如針對基本公共服務、司法權、社會保障等突出的問題，實現事權的清晰劃分。

㈤ 公司領導讓開空頭支票，簽訂一份協議能起法律效力嗎

本身就是違法的事情，簽任何協議都是無效的，法律不保障違法事情的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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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制定空頭支票行政處罰制度
在支票使用過程中存在一些單位和個人簽發空頭支票的現象，不僅損害了持票人的合法利益，影響了支票的使用和流通，而且影響結算資金匯路暢通以及經濟、金融秩序。為保護持票人的合法利益，維護經濟金融秩序，促進票據業務健康發展，人民銀行日前發布了《中國人民銀行關於對簽發空頭支票行為實施行政處罰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規定人民銀行及其分支機構對簽發空頭支票的違規行為實施行政處罰。《通知》明確了以下規定：
一是規定對空頭支票違規行為實施行政處罰。《通知》明確實施空頭支票行政處罰的主體為中國人民銀行及其分支機構；處罰依據和標准為《票據管理實施辦法》第三十一條「簽發空頭支票或者簽發與其預留的簽章不符的支票，不以騙取財物為目的的，由中國人民銀行處以票面金額5%但不低於1000元的罰款」的規定；《通知》明確空頭支票的罰款，由出票人在規定期限內到指定的罰款代收機構主動繳納，逾期不繳納的，人民銀行及其分支機構可採取每日按罰款數額的3%加處罰款、要求銀行停止其簽發支票、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等措施。
二是建立了空頭支票違規行為的「黑名單」制度。為了加大對空頭支票監管的力度，人民銀行分支行建立簽發空頭支票「黑名單」制度，並將有關違規信息定期向同一票據交換區域內的銀行進行通報。
三是明確監督管理的職責。人民銀行總行負責空頭支票處罰制度的制定和監督執行；人民銀行分支行負責本轄區內空頭支票行政處罰的組織實施；出票人開戶銀行負責報告簽發空頭支票違規行為、代為送達有關法律文書等；罰款代收機構負責罰款的收繳。
四是強化了違規責任。《通知》根據事權劃分，規定了罰款代收機構、出票人開戶銀行和空頭支票的出票人三方的違規責任。罰款代收機構對空頭支票罰款收入占壓、挪用的，中國人民銀行及其分支機構按照《金融違法行為處罰辦法》的有關規定給予處罰，情節嚴重的，追究其高級管理人員及直接責任人的行政責任；出票人開戶銀行不報、漏報或遲報出票人簽發空頭支票行為的，由人民銀行責令改正，逾期不改、情節嚴重的，追究其高級管理人員及直接責任人的行政責任；對於屢次簽發空頭支票的出票人，銀行有權停止為其辦理支票或全部支付結算業務。
《通知》從促進非現金支付工具健康發展的視角，明確了簽發空頭支票行為的行政處罰制度，其發布實施有利於保證經濟交易雙方的契約得以認真履行，維護市場經濟有序運行，促進非現金支付體系安全高效運轉。
支票是傳統支付工具中使用最廣泛和便利的非現金支付工具，在同一城市范圍內的商品交易、勞務供應、清償債務等款項支付，均可以使用支票，目前支票的使用量占同城結算總筆數的70%左右。由於支票的以下特點，使得其在面對新興支付工具的挑戰時仍保持著極為重要的地位：一是支票不受交易時間、地點和對象的限制，且具有很強的流通性，可以在更廣泛的交易主體之間使用。除可用於商戶與消費者之間的交易外，還可用於單位與個人之間、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支付。二是支票的使用成本相對較低，無須專用的機具和受理設施。三是支票支付金額無上限的限制。支票既可支付零售項目，也適用於大額買賣。只要賬戶上有足夠的款項支付，支票支付通常沒有使用金額的限制。四是支票支付具有一定的私密性。使用支票進行結算，收款人無須將自己的銀行賬號等告訴付款人。
為進一步推動支票業務發展，滿足不同層次的支付需求，人民銀行將在以下方面進一步做好相關工作：一是擴大支票的使用主體，大力推廣個體工商戶和個人使用支票，促進支票業務的均衡發展。總體上看，目前我國支票使用主要以單位為主，除少數大中城市有一定量的個人支票在使用外，其他地區個人支票使用較少，個人支票的社會認知度較低，還未成為居民的日常支付工具。隨著個人徵信系統的完善和居民消費觀念的轉變，個人支票業務發展前景廣闊。特別是在個人繳納公用事業費等各種費用時，其優勢更能得到有效發揮。二是建立跨行政區域的票據交換中心，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目前，人民銀行已經確立了鼓勵和發展區域性票據交換的總體思路，將打破支票在同城使用的限制，推動建立以中心城市為依託、輻射周邊的跨行政區域的票據交換中心，使支票在更大范圍內流通，有力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三是積極研究影像交換技術等在票據交換領域的運用，實現票據截留。採用票據影像交換和實現票據截留，可以縮短清算時間，提高結算效率，實現高效便捷的支付服務。四是建立和完善支票的管理制度，有效防範支票支付風險。

㈥ 為什麼要人事權下放人事權下放的優缺點

：①權來力下放，有利於最高管自理層擺脫日常行政事務，集中精力研究企業的大政方針和戰略問題；②各事業部獨立核算，能充分發揮部門管理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提高企業經營的適應能力；③各事業部之間的競爭有利於擔高公司的整體效率；④便於培訓管理人才。

㈦ 事權的詞語釋義

（1).指軍事指揮來上的種種妥善處置。《淮自南子·兵略訓》：「陳卒正，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搏，前後不相捻，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者眾，此謂事權。」
(2).職權；權力。 宋·梅堯臣 《送邵郎中知潭州》詩：「且諭漢家綏撫厚，莫言湘守事權輕。」明袁可立《以地震再儆疏陳修備實事疏》：「一設將領，謂登萊之皇城島兩游擊及成山、威海等處俱系緊關沖要，宜添設欽依以重事權。」《明史·外國傳三·日本》：「請如往例，特遣巡視重臣，盡統海濱諸郡，庶事權歸一，威令易行。」康有為《大同書》丙部：「近百年則平民之權日興，如隸之制盡釋，雖有貴族、大僧，而事權日落，與君權而並替。」
（3）行政機關按照相關法律法規進行行政事務管理的權力。「事權下放」 政府間的事權劃分是政府職能在各級政府間進行分工的具體體現，也是財政分權管理體制的基本內容和制度保障。

㈧ 農村信用社體制中如何做好財權與事權相匹配

事權事權 shì quán (1).指軍事指揮上的種種妥善處置。《淮南子·兵略訓》：「陳卒正內，前行選，進退俱，容什伍搏，前後不相捻，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者眾，此謂事權。」 (2).職權；權力。 宋·梅堯臣 《送邵郎中知潭州》詩：「且諭漢家綏撫厚，莫言湘守事權輕。」明 袁可立《以地震再儆疏陳修備實事疏》：「一設將領，謂登萊之皇城島兩游擊及成山、威海等處俱系緊關沖要，宜添設欽依以重事權。」《明史·外國傳三·日本》：「請如往例，特遣巡視重臣，盡統海濱諸郡，庶事權歸一，威令易行。」 康有為 《大同書》丙部：「近百年則平民之權日興，如隸之制盡釋，雖有貴族、大僧，而事權日落，與君權而並替。」 （3）行政機關按照相關法律法規進行行政事務管理的權力。「事權下放」 事權的特定含義，是各級政府對所管理的國營企業與事業的行政管理權，它反映的各級政府管理職能的劃分，突出的是行政隸屬關系。財權是指在法律允許下，各級政府負責籌集和支配收入的財政權力，主要包括稅權、收費權及發債權。

㈨ 各級政府機構配置和職能

行政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過程及啟示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先後進行了五次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1982年改革，根據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進行，在大幅精簡機構的同時，重點解決了領導體制和實際存在的領導幹部終身制問題。
1988年改革，根據黨的十三大精神進行，在精簡行政機構和人員的同時，提出了轉變政府職能問題。
1993年改革，根據黨的十四大精神進行，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的行政管理體制，轉變政府職能，在黨政機關普遍進行「三定」工作，建立推行公務員制度，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
1998年改革，根據黨的十五大精神進行，是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明確把政府職能界定為宏觀調控、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政企分開有了新的突破，黨政機關與所辦的經濟實體和管理的直屬企業脫鉤；中央各部門的部分審批權和具體事務性工作下放給地方政府，國務院機構和人員大幅減少。
2003年改革，根據黨的十六大精神進行，按照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和決策、執行、監督相協調的要求，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調整政府機構設置，理順部門職能分工，減少行政審批，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努力形成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
此外，2004年各級政府還以實施行政許可法為契機，貫徹落實《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加大了清理行政審批項目、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力度，並取得了明顯的進展。2005年4月頒布的公務員法，也對規范行政管理主體、加強公務員隊伍建設產生了重要影響。
不斷適應經濟社會發展要求，五次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取得了重大進展：一是政府機構數量有所減少。就國務院機構（包括職能部門、直屬機構、辦事機構、直屬事業單位和特設機構）而言，1982年改革之前最多的時候為100個， 1988年改革後為86個，目前已減少為66個；二是機構設置趨於合理。現有的政府部門大多都是按照市場經濟要求設置的，計劃經濟時期按照產品行業設置的工業部門大多被撤消或者合並；政府職能發生轉變，已將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明確為政府主要職能；三是行政管理方式也發生變化。由過去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發展到現在主要依靠經濟和法律手段；四是依法行政和建設法治政府取得進展。行政許可法的實施和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取得明顯成效，國務院分三批取消和調整審批項目1806項，占改革前行政審批項目總數的50.1%，行政效率明顯提高。近年來，各地開始對鄉鎮機構進行改革，在實踐中積累了有關經驗。
經過20多年的改革，政府職能得到轉變，政企分開不斷推進，機構和人員得到精簡，幹部隊伍結構得到優化。應該說，現行的行政管理體制基本上適應了經濟社會發展要求，也符合我國國情。在改革過程中，我們積累了許多成功的經驗，從中也得到一些啟示。
第一，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必須從我國國情出發，有利於堅持黨的領導，有利於提高行政效率，有利於保證政府充分發揮在改革發展穩定中的作用。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各項改革工作的連接點和交匯點，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必然觸及深層次問題和矛盾，觸及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和利益格局的調整。以往歷次改革之所以能夠順利推進並取得成果，關鍵在於堅持了黨的領導，各項改革措施都是按照中央關於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決策和戰略部署採取的，而且注重提高行政管理效率，保證了政府在改革發展穩定中發揮重要作用。因此，我們必須立足於我國實際，認識我國所處的發展階段和面臨的實際問題與矛盾，認識我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特點，學習借鑒國外有益經驗和做法，強調為我所用，不能照抄照搬。
第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必須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要求。縱觀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歷程，可以發現，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任務往往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提出的，適應經濟社會發展要求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出發點和主要動力。例如，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曾經按行業設立了多個部委，僅是機械工業部就曾設過七個，導致了多個中直企業或部屬企業的產生，形成了嚴重的「條塊分割」問題。為了適應經濟改革的需要，對有關經濟行業管理部門進行了調整，以更好地解決政府與企業、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矛盾。
第三，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不可能單兵突進。行政管理體制關繫到經濟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有著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行政管理體制與政治、經濟、社會之間存在復雜而又密切的關系，因此，不僅要調整好行政機關內部職能，還需統籌公共部門和事業單位的改革，處理好政企關系、政事關系，同時更要重視政府職能准確定位和切實轉變的問題。
第四，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需要科學化、法治化。由於改革大多都是政府自身由上而下進行的，政府既是改革的執行者和推動者，又是改革的直接對象，角色沖突也在一定意義上阻礙改革的深入。特別是改革涉及到權力與利益格局的重新調整，增加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難度。加之改革的政策性較強，因而需要科學論證，提高法治化程度。
（二）當前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需進一步研究解決的問題
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些問題只能逐步解決；同時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改革的深化，也會產生許多新的問題，需要通過進一步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來解決。因此，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一個階段性與連續性相統一的進程，需要不斷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

一是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經過歷次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政府職能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尚未完全轉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一方面，經濟職能尚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管了很多不該管也管不好的事，行政審批事項仍然過多。在行政許可法實施後，雖然清理減少了很多行政審批事項，但由於行政管理的某種慣性，加之多年形成的部門和行業利益，不必要的行政審批和變相的行政審批仍大量存在，應當退出的領域還未完全退出。在一些地方和部門，政府仍然在資源配置領域發揮主要作用，加之生產要素市場發育不充分，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還難以充分發揮。

另一方面，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還需進一步加強。經濟快速增長與社會的深刻變化，造成了社會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長。特別是當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社會矛盾多發之時，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就顯得更為重要。如果職能轉變不到位，就難以解決經濟社會生活中出現的許多新問題，因此，切實轉變職能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關鍵。

二是行政機構設置不合理，層級過多,部門之間職責不清，協調不力。1988年以後的幾次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在精簡機構、下放權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機構設置、職權劃分、運行方式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

從機構設置上看，各級政府設置部門往往延續了「上下對口」的習慣做法，職能部門在服從本級政府的同時還要接受上級部門的指導，造成各級政府部門重復設置、機構臃腫。基層行政管理體制就很典型，縣鄉政府為了完成上級政府制定的各項「達標」任務，不得不設立機構和增加人員，在編制不足的情況下，又設置了許多臨時機構，安排了一些臨時人員，造成機構與人員超編。在缺乏有效管理和約束的情況下，鄉鎮機構和人員不斷增加，維持運轉的費用和人員工資也隨之增加，造成鄉級財政支出的不斷擴大和鄉鎮財政負債率的不斷提高。

從層級關系來看，歷次機構改革都是從組織設置的橫向劃分方面著手，從規模上控制政府機構的膨脹與人員的增加，但在縱向分層的問題上甚少涉及。按照憲法第30條的規定，除較大市和自治州外，地方行政層級一般為省、縣、鄉三級。但隨著行政公署（地區）改市的增加，有些地方出現了市轄縣、市轄市等情形，地方行政層級實際上成為四級。層級過多容易導致機構臃腫，信息不暢，效率低下，行政成本過高。

從機構職責看，由於政府內部職能劃分不清，有關職責許可權劃分的規定缺乏法律效力，加之部門起草立法的影響，導致對有些行政事務多頭管理、重復交叉執法，權力與利益掛鉤，甚至不同部門權力交叉或者重疊，發生矛盾後難以協調；或者互相推諉扯皮，造成「管理真空」，權力與責任脫鉤。

三是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還需進一步理順。在某些方面，既存在中央權威和統一性不夠，中央宏觀政策在有些地方實施受阻，地方保護主義比較嚴重的問題，也存在向地方下放權力不夠，發揮地方自主性和積極性不夠的問題；各級政府的事權、財權和責任仍然存在不匹配的問題；運用法律手段調整中央與地方關系還不夠，制度化規范化水平較低，難以保證必要的穩定性和可預見性。

四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與行政法制建設不相適應。長期以來，我們習慣於運用行政手段管理經濟社會事務，導致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過程和結果缺乏法律保障。例如，機構改革減而復增，陷入「精簡——膨脹」循環的主要原因，就是缺乏法律規范和保障。從世界各國解決機構編制膨脹的主要手段來看，一個是財政手段，另一個是法律手段，但主要是法律手段，而且財政手段最終也是要通過法律才能起到硬約束作用。除憲法的概括性規定外，目前我國既沒有上升為法律的統一行政組織和編製法，也缺乏各個部門的行政組織和編製法，更沒有推進改革的相關法律。現有的個別法規和政策性文件，如國務院組織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地方人民政府組織法等，對組織機構、職能、編制、許可權、中央與地方的關系、財政保障機制等也沒有明確的規定，缺乏詳細的責任條款。彈性過大的條文表述和國家法律、法規與地方法規之間的不協調，也增加了實施中的矛盾。

（三）進一步改革行政管理體制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提出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強調要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繼續完善行政管理體制，形成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這充分反映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

改革行政管理體制和完善經濟法律制度，是堅持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的客觀要求。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基本治國方略已載入我國憲法。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就是要用法律手段推動改革進程，用法律形式固定改革成果，最終為建立現代行政管理體制提供法制保障。

改革行政管理體制和完善經濟法律制度，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需要。科學發展觀強調堅持以人為本，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這就要求我們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到協調重大利益關繫上，放到社會再分配上，放到著力解決社會公平上。落實科學發展觀，就需要完善相關保障機制，轉變政府職能，合理設置行政機構，理順中央與地方關系，建立起一套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政績考核標准和執法責任制等制度，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改革行政管理體制和完善經濟法律制度，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政府嚴格依法行政，通過公開、透明、公平的方式，提供各種公共產品和服務，就能更好地促進公平正義；人民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就能更好地實現社會和諧、社會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政府部門嚴格依法行政，做到不越位、不錯位、不缺位，就能更好地化解各類社會沖突和糾紛，促進和諧社會建設。

改革行政管理體制和完善經濟法律制度，是應對經濟全球化趨勢發展的需要。從某種意義上說，經濟全球化既是各國產業和生產力的競爭，也是各國政府提供製度、環境、公共產品和服務等行政能力的競爭。哪個國家提供更好的投資環境和制度安排、更穩定可預見的法律環境，哪個國家就能更好地生存和發展。與此同時，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展，也對政府履行保障國家安全和參與國際公共事務等職能，提出了新的課題。此外，減輕政府財政壓力，適應行政管理社會化的發展趨勢，也迫切需要改革行政管理體制和完善經濟法律制度。

參考資料：http://..com/question/79737119.html

㈩ 父親受權女兒管理財產,其他兄妹沒有話事權和繼承財產和遺產權利

只是授權管理財產。並不是遺產。父親也沒有立下遺囑。並沒有剝奪其他兄妹的遺產繼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