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法官為何不審案南方周末
1. 南方周末：中國需要文藝復興嗎
編者按：秋風先生針對劉軍寧「中國，你需要一場文藝復興」的疾呼提出，中國更需要的不是「人的解放」、啟蒙的再造，而是道德與社會的重建。雖然兩者的共識都是恢復和復興社會、文化的傳統，催生和呼喚中國精神的變革，但所論相異，正構成了「中國需要文藝復興嗎」這一論題。本期特刊發秋風先生另一篇深入闡明其觀點的文章，相當精彩，予人啟迪。敬請讀者垂注。 崔衛平先生的《我們的尊嚴在於擁有價值理想》，引入啟蒙運動的思想資源，闡發軍寧先生提出的「個體至尊」命題。她恰當地指出：「有關個人尊嚴和自由的任何一種理論，實際上都是一種社會理論而不僅僅關乎個人，都是考慮在社會生活里如何保持個人的自由。」但我有點驚訝地發現，她的文章幾乎很少關注到社會，而幾乎完全在論述個體。她呼籲文化的現代性、審美的現代性，而據她說，現代性的核心內涵就是每個人自我引導、自行營造生活的價值和意義。她也呼籲人性的鍛造與刷新，當然，鍛造的主體仍然是理性的、自足的個體。 這是一套標準的現代性論辯，是在中國盛行了近百年的啟蒙話語。但對這套話語在當下中國的相關性，我始終持有一種質疑，這也正是我質疑「中國文藝復興」命題、提出中國所需要的是道德重建與社會建設的依據所在。當然，要支持這樣的判斷，需要探討文藝復興及其精神的直接繼承人———啟蒙運動，究竟如何理解人的本質、理性的性質、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人的存在及其尊嚴的含義等等最為深刻的哲學與倫理問題。 啟蒙的迷信文藝復興致力於發現人，繼之而起的啟蒙運動則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而其主要手段都是康德所說的，「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性」。也即，每個人運用自己的理性，自我引導，自行營造生活的價值與意義。因而，18世紀這個啟蒙運動長期以來被稱為「理性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個人主義的時代。 但越來越多的思想史家認識到，從11世紀算起的中世紀，同樣是一個理性的時代，是一個發現人的時代，是一個古典文化復興的時代。從19世紀末開始，嚴肅的歷史學家，其中以阿克頓爵士為代表，已經不再談論所謂「中世紀的黑暗」。事實上，中世紀經院哲學所代表的正是理性的精神，它復興了古典哲學。美國法律史大家伯爾曼的研究表明，西方近代的法律傳統是由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在1075年發起的，近代憲政主義則形成於英格蘭中世紀歷史過程中。也就是說，構成現代性之核心因素的思考方式、法律與政體，都紮根於中世紀，而不是近代啟蒙哲學從理性的天堂扔給人間的一塊大餡餅。 誠然，中世紀有黑暗的一面；但這樣的評論同樣適用於近代以來的「現代性」。假如我們能夠意識到中世紀的另一面，則對於自負的現代性，對於誇張的啟蒙話語，我們或許可以保持某種程度的清醒。現在已經可以看得越來越清楚，歐陸啟蒙主義的話語從一開始就是自負的、誇張的：它把它之前的中世紀描述為黑暗的，但它在帶來了個人的解放的同時，也創造了另一種黑暗或黑暗的可能性。 啟蒙哲學是個人主義的，同時又是唯理主義的。古典與中世紀哲學認為，人存在於一個井然有序的宇宙整體中，只是其中一個環節，人的目的是真理、善及美。到啟蒙哲學中，人成為一個自足的實體，他就是宇宙的原點。個體具有雙重屬性：他的驅動力是無窮盡的物質性慾望，比如自我保存、或征服他人，這是人的本質特徵。但同時，人又具有無限完美的理性，能夠洞見實現上述慾望的手段。因而，近代以來，人普遍地成為一種精於理性的利益計算的「經濟人」，經濟學的帝國主義傾向乃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從笛卡爾、萊布尼茨，到法國啟蒙運動，一代一代近代哲學家從這個原子式個體出發，運用邏輯演繹的方式構造一切社會共同體形態。古典及中世紀哲學則認為，家庭、職業團體、城邦等等自小到大的社會共同體形態，都是人為了實現其目的而自然地生成的，使人趨向於圓滿。到啟蒙哲學那裡，這些東西都成為個體意志的產物，甚至家庭也是個體通過契約的方式、為了實現自己的動物慾望而構造出來的。在康德那裡，婚姻就是「兩個不同性別的人，為了終身互相佔有對方的性官能而產生的結合體」，婚姻家庭沒有社會或者文化價值。今天的經濟學家用市場交換原理來分析愛情婚姻，正是這一邏輯的自然延伸。 這種由原子式的個人通過自由選擇構造社會的理念，被哈耶克恰當地稱為「建構論唯理主義」。啟蒙哲學家相信，只有經由個體契約有意識地構造出來的社會，才是最適合於人性的社會。反過來可以說，人完全可以按照理性的設計達致完美狀態。這樣的觀念，與國家統制、計劃體制及種種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的烏托邦之間，存在著直接的關聯。 至於一切道德、信仰、社會組織等制度，也都是人通過契約的方式構造出來的。既有的道德、信仰、社會組織等傳統制度，必須到啟蒙哲學家所組成的理性的法庭上接受最嚴厲的審判，若不能通過理性檢驗，就應予以摧毀。啟蒙哲學家進而承諾，在此廢墟之上，可以依據理性塑造出新人，並經由這些新人的有意識構造，形成新道德、新文化、新信仰、新社會組織形態。這樣的信念從法國大革命時代一路傳遞到中國，形成新文化運動，並一直綿延至今，改造人性成為無數志士的理想。 可以說，啟蒙哲學為了讓人擺脫所謂「不成熟狀態」而毫不猶豫地驅逐了上帝，但人自己卻成了上帝。而人支配自然和社會的惟一資格是他具有天生的自然理性。啟蒙時代的理性是一元的、單薄的理性。從亞里士多德到托馬斯·阿奎那的傳統認為，人的理性乃是人區別於動物的根本所在，因而是十分珍貴的；但人的自然理性須以經驗為依託。另一方面，理性是有限度的，啟示和習慣對於人的存在同樣重要。啟蒙哲學卻只承認個體的自然理性，而拋棄了經驗，真理和智慧只需通過個體秉具的自然理性即可獲得。 人成為上帝，及理性面前人人平等，為大眾民主制度開辟了道路，以智慧的名義進行少數人統治不再具有正當性。不過，這種論證卻也為絕對專制主義開辟了道路：當年的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論證說，既然人人都只有自然理性，那國王就可以跟法官一樣親自審理案件，也不需經國會同意即可隨意變更法律。以賽亞·伯林所說的「積極自由」的可怕政治後果，恐怕只存在於後啟蒙時代。因為，假如人的理性是平等的，則意志就從後門潛入，意志強大的個體或群體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性改造世界和人性，法律也不過就是強者的意志而已，這強者可能是獨裁的個人，也可能是某個群體或大眾。啟蒙之後似乎人人都是法律實證主義者。然而，若統治、法律只是意志———不論其為善惡———之事，則法治、憲政喪失了根基。 當然，我並不準備像啟蒙者形容中世紀那樣形容啟蒙。啟蒙確實讓人擺脫了束縛，釋放出了人的創造性。但這不是啟蒙的惟一後果。啟蒙也用一種偏見替代了另一種偏見：它創造了一種理性的迷信，及對個人慾望的隨意承認。當國人呼喚文藝復興、呼喚啟蒙的時候，確實需要深思啟蒙的這另一面後果。 個體尊嚴不在個體身上從胡適到傅斯年再到殷海光，一直到今天，這種激進的啟蒙傳統在中國代有傳承。因為他們痛切地感受到了個人所遭受的壓抑及普遍的不自由，因此，本能的反應就是解放個人。當然，他們並未否定道德、信仰、社會的價值，但其論述中隱含了一個奇特的兩階段解決方案：先摧毀舊的政治、道德、信仰、傳統，把個人從束縛下解放出來，成為新人，享有純粹自由和無上尊嚴的個人；再由新人自由地制定新道德、新文化、新制度，產生新權威，享受新生活。 但是，已故美國學者愛德華·席爾斯曾精闢指出，任何把傳統推倒重來的努力，最終得到的後果都只有廢墟，而不可能成功重來。近百年來主流知識分子一直致力於全盤推倒的工作，每遭遇一次重大政治、社會、文化挫折，知識分子的本能反應就是更激進地解放個體。然後，中國文化、道德、社會諸領域進入被啟蒙得七零八落但新道德又無法重來的困境中。正是這種狀態，讓很多中國人毋須猶豫即成為物質與權力拜物教的信徒，而不再承認世間還有對與錯、是與非。盡管中國還遠沒有現代化，但社會上顯然已充斥著現代性的兩種典型精神症狀：物質主義及由此導致的虛無主義。 要樹立人的尊嚴，即應對這種物質主義、虛無主義，因而，當代中國確實需要一場精神變革。不過，繼續解放個體，讓每個人更絕對地自己為自己立法，似乎是南轅北轍。因為，在沒有「元規則」的前提下，每個人自己為自己立法，結果必然是個體的動物慾望更猛烈地釋放。 個體的尊嚴需要在超越動物性存在的層面上、即在人的社會性、道德性存在中去尋找。將人還原為孤立的個體，也就無所謂尊嚴。人的尊嚴必然體現於與他人、與各種共同體的關系中。 由於把人還原為慾望的實體，所以霍布斯說，人的尊嚴和自由只存在於法律管不到的地方。因而，最大限度的自由就只存在於自然狀態，即每個人對所有人戰爭的狀態。這樣的尊嚴和自由是狼的自由，對於人來說當然毫無意義。這一霍布斯式的尊嚴悖論表明了，魯賓遜的狀態與人的尊嚴根本是不相乾的。 因此，重申人的價值的尊嚴的希望，不是繼續解放那孤立的個體，讓其慾望更加不受阻礙地放縱，而是通過某種道德重建與社會建設運動，讓個人學會與他人共同生活，也即個人積極參與自己賴以存在的文化、道德、社會。在此過程中，個人將會發現自己與他人的價值與尊嚴。 為此，就需要存在一套讓個體有尊嚴地合作的規則，也即讓個體保持尊嚴的道德規范、法律規則、商業慣例、文化習俗等等。當代中國所需要的精神變革，就是讓每個人具有在與他人的互動中生成此類規則的能力。這種能力在空盪盪的個體身上是無從發現的，因為，這個自認為享有主權的個體排除了他人的存在；因為，形成規則所需要的理性遠遠超出了個體自然理性之潛能；因為，就像博弈論所揭示的，單純自利的理性算計，形成不了合作性規則。自由人只能在元規則之下的互動中，才能生成趨向於自由和尊嚴的規則。 對此，另一個啟蒙傳統可以給我們提供足夠啟發。 另一個啟蒙傳統一說到啟蒙運動，人們立刻聯想到巴黎的「啟蒙哲學家」及由此演變而來的歐陸唯理主義傳統。然而，啟蒙運動真正的發源地是英國，法國啟蒙運動是一個「後進」國家知識分子對前者的成功作出的一種激進解讀———這樣的解讀一直以來對同樣處於後進狀態的中國知識分子具有致命的吸引力。 但從1990年代始，人們開始關注西方理性主義、個人主義的另一個傳統，即哈耶克所說的「英國式自由主義」，以英格蘭普通法傳統為經驗基礎的英國個人主義傳統。這一啟蒙傳統強調了個體自然理性的有限性。16世紀末、17世紀初的普通法法律家愛德華·庫克爵士精彩地闡述了這一點。他反對詹姆斯國王之君主專制的理據是，普通法乃是無數代法官之司法的「技藝理性」的完美成就，它高於任何單個人的理智，因此，任何人都沒有資格、也沒有能力改變普通法———哪怕是國王或者國會。由此他得出了憲政主義的根本原則：國王必須服從法律。依此類推，國王或者國會無權改變道德，插手文化，干預社會，控制市場。因為，所有這些制度所蘊涵的智慧，都是國王或者國會議員們的理性不可能全面理解的，它們屬於並且只屬於相應共同體中的全體成員。英國啟蒙運動———其集中表現是蘇格蘭道德哲學———承續了這一普通法理性傳統，誠如哈耶克所說，英國式個人主義「首先是一種社會理論」，從社會性的角度來理解人。 個體之存在有賴於諸多個人所不能理解、但最終有利於個體形成穩定預期的正當行為規則，人首先是一種遵循規則的動物，因為這些正當行為規則蘊涵了無數人的智慧。當然，規則不是神聖的，人也可以通過自己的行動、通過持續的互動創造出新的正當行為規則。但這種創新只是在傳統的邊緣上進行的。道德、法律、文化、社會組織形態不可能有絕對完美的狀態，但藉助於人在其中的努力，可以從壞的趨向於較好，而這同時也是個體之自由擴展的過程。也就是說，個體是在既有的道德、法律、文化、社會的框架內通過邊際上的創新尋求自由的，而不可能劃分為先解放、後再造這兩個階段。獲得自由與人的自我馴化、相互馴化是同步的。 在此過程中，十分重要的正是「元規則」。沒有元規則，人們的互動就無從展開。它們為人的行為確定了客觀的規則，它可能表現為律法，可能表現為既有的倫理規范，或者習俗慣例，以及法律。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也不是完美的，但依循這些規則，卻可以與他人合作，並藉助每個人的創造性，生成擴展自己自由的新規則。正是那些元規則，把超越個體之短淺目光的持久性價值，比如善，傳達給個體，這些超越性價值賦予個體的行為以意義——意義不是個體能夠自我生成的。 因而，個體的自由、尊嚴不是逃避他人，把他人當作叢林中的敵人，把文化、道德、社會看作實現自利的純粹工具。社會性是人之存在的構成性特徵。道德、文化、社會是人的本質所在。只有在具體的道德、文化、社會中，人才有談論自由及尊嚴的資格和必要。自由不意味著解放，只是意味著人在規則之下但又可以不斷創新規則，人生活於社會中但又可以改進社會。自由呈現為一個漸進擴展的過程，而不是一種終極狀態。人的尊嚴正體現於對自由的這種明智追求過程中。
2. 為什麼說《南方周末》是中國最無恥報紙
這個就要從《南方周末》的歷史來看了。
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的媒體狀況是這樣的「報社不能自行報道國際新聞，省外新聞也不能報，更不要說負面了。新華社通稿不能改，只能刪。批評縣委書記要省委組織部批准，批評公社書記要地委組織部批准。公檢法系統不能批，只能寫內參。記者去地方采訪要接受當地黨委領導，涉及到任何和省委有關的信息都要經過省委領導批准。」（南方周末創始人左方先生回憶）
到了90年代，江藝平女士繼左方先生後接任主編。
當時中國的社會矛盾急劇激化，不平事越來越多。左方先生一直有「新聞主攻，副刊主守」的觀念，在這時更進一步，在新聞版面，主要以揭黑調查為主，比如昆明在呼喊：鏟除惡霸 （1998.1.9頭版）、特別報道：山西「割舌事件」真相調查 （2000.5.12頭版）等。而副刊版，主要關注先鋒藝術和新銳藝人，張元、賈樟柯等人的長篇報道最早就是由南方周末推出的。1999年1月，長平和沈顥兩位編輯，以編輯部的名義，完成了新年獻詞南方周末 - 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文中旗幟鮮明的提出了「正義，愛心，良知」的辦報理念。
這段時間的最顯著特徵就是「貼地氣」，2000年即將來臨時，有的媒體追尋新世紀的第一縷陽光，，有的派記者到全世界各地采訪慶典活動，而南方周末在常務副總編輯錢鋼的主導下，推出了千年特刊「記者回家鄉」《回家過年》《南方周末》編著 。並由此確定了南方周末歷史上的一個經典宣傳語：當你看到我們的時候，我們和新聞在紙上；當你看不到我們的時候，我們和新聞在路上。
3. 為什麼現在南方周末的新聞味道和以前不太一樣了
看南方周末的，不能看內容。
一要看標題，是否具有煽動性和引導性
二要看內容中的關鍵詞，比如越是故事性強，篇幅長的，越容易夾帶觀點，比如任何負面事情都可以歸結為「體制」問題，有興趣可以查查這倆字絕對是南方周末的高頻詞
三要看做報道的記者背景，比如某些記者的經歷，網上的言論，都說明了他們的寫作立場
四要看南方周末的廣告版面，計算他們廣告收益和廣告投放商
五要看南方周末版面中軟文的比例，區分哪些是軟文，哪些是報道
六要看南方周末的社評和地方報紙的社評是否有聯系，他們一般都會抱團發社論，製造社會輿論
所謂媒體，不過是武器，南方系號稱中國媒體的黃埔軍校，洗白了中國傳媒記者圈的半壁江山，其威力遠比美國人把航母開到東海，亂中國必南方系無疑。
對於新聞來說，最客觀的就是消息報道，通訊社那種短消息，而不是評論。當新聞不再單純的時候，其中隱含的亂象，總是讓人觸目驚心。行內俗稱收紅包為「拔蘿卜」，一般500起，能力強的記者，紅包往往比工資高，而且記者應該是高收入階層，而又掌握著話語權，所以常常藏在媒體之後，把其他階層頂到風頭浪尖上。
今年的媒體致敬被中宣部叫停了，因為南方系今年搞聯合社論，聯合13個地方媒體社評版，現在南方周末的社評和選題客觀性越來越少，政治味道越來越濃，整天鼓吹「有憲政自由，人民就富裕」這樣的論調，無非就是想搞政治體制改革，毀了執政黨政權，今年炸葯獎和平獎的時候讓南系的記者一陣高潮。2006年南系的記者就聲稱要佔領地方媒體評論版，現在媒體抱團，大肆鼓吹所謂的媒體監督政府，其實質更類似於裹挾國家，干涉國家政策，問題是誰來監督媒體？
例如南方周末某期《消滅農民》為標題的報道，用口號性引導性煽動性的標題，而內容則是以反對舊村改造政策，暗示土地私有化，這擺明了是為買辦資本說話，目的是為了反共而不顧農民利益。之後南方系的《新京報》更是以"農民被上樓"為題，連續報道誇大負面內容，和南方周末遙相呼應。中國媒體的半壁江山已經被親美反共的南方系掌握，值得關注的是網易，騰訊，天涯這些網路媒體，也有很多南系出身的人，網易和騰訊的審查制度很嚴，而且只要是罵政府的都通過審核，支持政府的反倒不容易被通過。騰訊新聞更是選題負面，而且經常亂改新聞標題，誇大和歪曲新聞事實，喪失新聞道德。
「新聞自由，輿論監督」，都是應該的，但是新聞自由不是無限自由，輿論監督不是裹挾國家，南方系的本質就是一家為資本賣命的媒體，豐田漢蘭達爬坡門的時候照樣掛廣告，因為豐田的公關早把他們拿下了，什麼媒體良心只不過是賣點和護身符。
4. 新中國第一位國際大法官是誰
倪征澳
5. 如何看待南方周末《刺死辱母者》一事
關於「辱母殺人案」的幾點看法
首先要說的是：
1、不要簡單印象化為辱母兒子才殺的人。辱母與殺人之間確實有時間分隔，不是立刻發生為了阻止辱母，但捅人時非法拘禁毆打在進行中，且是警察到後又出去後發生的。
這個鍋是《南方周末》的，記者可能是為了吸引輿論取了這個標題，至於拿下體打臉、KJ等內容只是傳播過程中某些人的想像，南方一文中沒有這個，至於說極端手段，在女性面前裸露下體，肯定算的，於媽說對方要強奸也不為過，畢竟當時是被非法拘禁中。
該報道選取了主要事實，基本事實無誤，請參看第四條。但沒提之前於媽借貸的情況，但這與本案沒有直接關系，請參看第三條。
2、不要被洗地的水軍如帶節奏的 @岱強-踏浪 的胡說八道混淆視聽，說什麼黑吃黑、南方系媒體抹黑公檢法之類。
現在用網路搜索「辱母殺人案」就可以看到判決書及其它媒體的報道，如中國青年報的《「於歡故意傷害案」細節還原》等等。
3、於母很快被潑上了借貸失信非法集資等臟水，有人帶節奏說是黑吃黑，或者說借高利貸活該。但這些就算是事實也與此無關，不能說借了135萬還了184萬還有一套70萬的房子抵債或者說扣押之類，還欠17萬還不起，這種情況下債務人就得承受非法拘禁侮辱毆打。何況於只是被牽連的，他不應該承受這個。
關於於母（蘇總）借貸情況，@財經網 有比較詳細報道，並不是故意失信的。非法集資問題，警方一直也沒有確認。
4、關於@南方周末《南方周末》是否帶節奏扭曲事實，在微博上有篇頭條文章@破破的橋 寫的《簡單講一下辱母殺人案的報道邏輯（附媒體報道和判決書對比材料）》，大家可以看看。直接上結論吧：從判決書看，幾方供述之間幾乎沒有任何矛盾（但有一些A說B不說的內容）。
5、@聊城中院張文峰 提出了他認為的正確的處理方式：第一時間拿出手機錄像取證。請張法官參考報警人老婆被報復摔手機一事，以及於並不是在外面混在吃瓜群眾中，他和他母親是在被11名涉黑人員非法拘禁中，在警察來後都出不去，何況拍照？
6、對這個案子，我最關心的是，在面對多名涉黑人員的違法傷害（如非法拘禁侮辱毆打）時，普通人該怎麼應對，才能合法官的心意？
不能法律只是保護黑社會犯罪分子的權益，而無法保護守法群眾的利益吧？
7、判決書細節存瑕疵。比如涉黑人員中只有一人不小心供述了部分與於相同的供詞，承認於拿刀後警告別過來，承認將於強按到沙發上。其他人都聰明地迴避了對於有利的部分，特別是都不提毆打於。而於及其母都說在於出去被阻後被毆打。這些證詞不一的地方為何不進行確認？如果涉黑人員在於持刀警告後不是過去毆打於，難道是過去道歉？
判決書還有個對普通人不利的地方，將涉黑人員對於的毆打簡化為「沖突」，畢竟有個施加方的吧，在被非法拘禁（控制著不讓出門，即使在警方到來後）、強按、毆打（這個涉黑人員聰明的沒提）時，於難道不能反抗？這個能適用中性詞沖突嗎？
8、判決結果如果是合適的，普通人將無法應對多名涉黑人員犯罪分子的不法侵害。肉搏的話，畢竟不是人人是兵王，對方11個人，兩個人控制一肢，還能剩3個人進行毆打。而且在被非法拘禁後，消滅證據是很容易的。影視作品中受害人們拿起工具反抗，按聊城中院的判決，就都成了違法的了。
輿論不該影響判決，但判決要能經得住考驗。
為何好多法學專家甚至公安大學（希望沒記錯）的都在看了判決書後不認可這個判決？關鍵是法官對當時於處於非法拘禁侮辱毆打不認定於處於被侵害狀態，反而覺得有民警出警了就不該再鬧大，對方11名涉黑人員沒動刀子你就先動刀子不對，卻不想想，在民警出警卻很快出去，而於依然處於被非法拘禁毆打狀態下的絕望。
9、有人拿律師和記者是朋友說事兒。個人覺得不傷大局，只要報道不失實。何況這么大的事兒，如果失實了，那個記者也就別幹了。
10、在犯罪分子進行不法侵害時，他們的權益應弱化於受害人的權益，受害人應該可以對其進行傷害反擊。除非是他們沒有傷害能力或者放棄抵抗了，這時的反擊才是過當。當然，這是我一個法盲理想化的想法。
就像一個女的在反抗強奸時把人殺了，這叫故意傷害嗎？
同樣，於是在被非法拘禁毆打時的反擊，持刀後還警告對方別過來了，這怎麼能不叫正當防衛呢？
不同的，是警察來了又出去了，但對於來說，警察能保護他嗎？
11、關於那個捅人後背，判決書上郭樹林的證詞說是「郭彥剛一扭身攮到他後背了」，不是背後捅人。
希望有個好的結果。
希望普通守法群眾可以安心過自己的小日子，而不是擔心面對黑社會犯罪分子的威脅。
希望能懲惡揚善，讓黑社會成為過街老鼠，人們樂意見義勇為。
希望高利貸和黑社會這種違法犯罪的東西能被消滅。
希望我們的警察法官能本著為人民服務的態度，不愧於自己身上的國徽。不要僅摳教條，還要考慮判決結果的社會影響。
6. 聶書斌被冤死15年了，真凶也被抓5年了，為何至今不能翻案
我來試試是不是禁止回答
7. 「無證收購玉米案」,王力軍非法經營罪，一審請了假律師，是怎麼回事
根據公開的報道，王力軍收購玉米案，一審的確是委託了假律師，不存在的律師，不存在的律師事務所，一審法院對律師身份的審查失職。
冒充律師，代理案件，收取費用，這是刑事詐騙案，當事人可以報案，並依法追究冒充者的刑事責任。也可以非法經營罪追究冒充者的法律責任，因為無代理資質，無代理許可權，而冒充者本身代理的案件就是非法經營罪，這是極大的諷刺。
關於真假律師判斷，法律工作者判斷，簡要回答如下：
律師在律師事務所工作，執業范圍是全國，民商事刑事案件代理，可以在律師當地的省司法廳和省律師協會官網查詢和核實。
法律工作者在法律服務所工作，執業范圍是所在區縣，只能代理民商事案件，不能代理刑事案件，也不能跨區跨縣執業，更不能跨市跨省執業，可以在律師當地的省司法廳和省律師協會官網查詢和核實。
附：
「無證收購玉米案」一審回溯： 查不到的律師和律所_新聞頻道_東方頭條
巴彥淖爾市148協調指揮中心法律服務二所與臨河區法院僅一條馬路之隔，王力軍在這里找了自己的一審辯護律師。（南方周末記者 滑璇/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02月16日《南方周末》）
現在回想起來，王力軍只記得王潤生說過：無意識犯罪。「他基本上就說了這5個字，花了5000塊錢就買了這5個字。」
山東省司法廳官網查詢結果顯示，並無「山東青銀律師事務所」，也無「王潤生」律師。司法廳稱，官網是實時更新的。
王潤生回應稱，律所為什麼查不到，他不清楚；至於他本人的律師執業證，或許因為注冊晚了，「把我漏報了，沒有上網」。
2017年2月13日，內蒙古巴彥淖爾市中級法院再審王力軍「無證收購玉米案」。控辯雙方均主張王力軍無罪，法庭決定將擇日宣判。
2016年4月15日，巴彥淖爾市臨河區法院以非法經營罪判處王力軍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並處罰金二萬元。同年12月，最高法院以原判適用法律錯誤為由，發出再審指令。
再審現場坐滿了前來旁聽的人大代表和記者。王潤生沒出現。作為一審辯護人，他為王力軍做有罪但罪輕的辯護。但此後，王潤生連王力軍的電話也找不到了。
在一審判決書中，王潤生是山東青銀律師事務所（簡稱「青銀所」）律師。此外，他還有另一重身份：巴彥淖爾市148協調指揮中心法律服務二所（簡稱「二所」）主任、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在山東省司法廳官網查詢，結果顯示：山東青銀律師事務所不存在；在山東省司法廳注冊的律師中，也沒人叫王潤生。
執業時，律師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最大差異，就是後者不能以辯護人身份參與刑事案件。「無證收購玉米案」，是一起刑案。
王力軍找到王潤生是2016年春天，案子已由檢察院移送法院。一直自信無證收購玉米「不算個事」的王力軍，拿到開庭通知後，從臨河區法院出來直奔二所。
與附近其他幾家法律服務所相比，二所的位置最好，就在臨河法院對面，只隔一條馬路。牆上的公示欄顯示，該所有十幾名工作人員。王潤生的名字在第一排第一個，職務為「主任」。
接待王力軍的，是一名女性工作人員。交了100塊咨詢費，王力軍被告知，如果認定非法經營罪，可能會被判三到五年，還有一至五倍罰金。聽說可能要坐牢，王力軍決定請個律師——二所主任王潤生。
據二所一名工作人員介紹，所里接的案子以民事居多，刑事一年只有幾件。王潤生也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他收案有明確統一的收費標准：民事案件收取標的額的4%；刑事案件，公安、檢察院、法院每階段各5000元
。
剛借錢交完6000元違法所得、5000元保釋金，5000元的律師費在王力軍眼裡不是個小數目。但陪他同去的女兒不肯省這筆錢。她在西安工作，是一本大學的畢業生。
王潤生掏出律師執業證讓父女倆看，兩人隨便一瞥，也沒拿在手裡細瞧。王潤生的律師執業證顯示，他是山東青銀律師事務所的專職律師。
交了錢，雙方簽了刑事辯護委託書，但這份協議王潤生似乎沒給王力軍留底。「我把所有跟案子有關的東西都放在一起，但都沒有這份協議。」王力軍向南方周末記者展示一疊訴訟文件，其中就有與兩名再審律師簽
訂的委託代理協議。
南方周末記者從其他渠道了解到，王力軍與王潤生的刑事辯護委託書上不僅有二人簽名，而且按著王力軍的手印，加蓋了山東青銀律師事務所的公章。
依照刑事案件程序，律師出庭前要向法院提交三樣東西：與當事人簽訂的刑事辯護委託書、律師執業證、律所出具的刑事辯護出庭函。
王潤生提交的刑事辯護出庭函內，抬頭為臨河區法院，落款為山東青銀律師事務所並加蓋公章，右上角還有「【青銀刑字第201600293】」字樣。
到法院調卷後，王潤生很快有了判斷：「我第一反應是，整個案子的偵查情況比較模糊，21萬的非法經營數額不太清楚。別的沒有疑點。」
在王潤生看來，這樣的案子並不復雜，偵查機關早把各種證據准備好了，非常清晰，自己不用再去調查取證。他甚至在開庭前就預測出了一審結果。因為王力軍收購的玉米都賣給了糧庫、澱粉廠等正規銷售渠道，「
沒有賣到黑道上」，非法經營數額雖然高達21萬，但實際獲利只有6000元，「所以我預計他能判緩刑」。
王力軍從王潤生處也曾得到同樣的信息：你這個罪名應該能認定，我不可能承諾給你辯得無罪，只能給你爭取緩刑。
根據臨河區法院筆錄，2016年4月5日一個多小時的一審庭審中，辯護人王潤生的話很少。他對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及罪名無異議，法庭調查時無發問，對公訴人出示的十多組證據無異議，辯方也無證據出示。
質證時，公訴人提到臨河區糧食局、臨河區工商分局開具的王力軍無經營資質證明時，王力軍忍不住說道：「我沒有辦證資格，只有固定場所才給辦證。」辯護人王潤生依然無異議。
法庭辯論階段，辯護人王潤生說得也不多。他說：「被告人是無意中觸犯了刑法，不是故意犯罪，犯罪後主動投案自首，有自首情節，收購的玉米都賣給了正規渠道，獲利數額較小，請求法院從輕判處。」
當被問到有無新的辯論意見時，辯護人王潤生又說：「王力軍無意識犯罪，希望法庭從輕處罰。」
現在回想起來，王力軍只記得王潤生說過：無意識犯罪。「他基本上就說了這5個字，花了5000塊錢就買了這5個字。」
「無證收購玉米案」曝光後，引起輿論強烈關注，尤其是質疑糧食收購資格審批和市場經濟下的管制。
2017年2月13日的再審，是另一種場面。辯護人是從北京來的律師王殿學、張雪峰，兩人自願為王力軍提供法律援助。律師對檢方證據的真實性、關聯性提出多次質疑。比如，王力軍親戚楊某認為王的行為屬於犯罪的
證言，律師認為這與本案無關。
「無證收購玉米案」一審回溯： 查不到的律師和律所
2017-02-16 10:19 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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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王力軍無證收購玉米，根據的是《糧食流通管理條例》。而該條例在2016年2月進行了修訂，不再要求農民個人必須取得糧食收購資格。」王殿學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2017年2月11日，南方周末記者在二所的辦公室里與王潤生進行了一番對話。當記者提到一審開庭前《糧食流通管理條例》已修訂時，王潤生反問：那是判決以後的事情了吧？
「修訂是在開庭前兩個月，你當初想過從這個角度給王力軍辯護嗎？」
「我想過，我也說過。法官不採納。」
「別人收糧食咋沒事，別人大部分都有證，或者掛靠在某一個有糧食經營許可證的公司。」王潤生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法律上來說我不能做無罪辯護吧？《糧食流通管理條例》在那放著呢，還有法律規定，所以
我只能做罪輕辯護。就這么簡單。最後給他判了緩刑。」
一審時，王力軍的一切訴求就是不進監獄，讓他能夠回家種地。王潤生說，王力軍對緩刑的結果很滿意，沒有上訴。但最高法院經過審查後，指令再審。王殿學認為，最高法院主動要求再審的情況十分罕見。
王力軍說：現在才知道我這就不應該判有罪。要是早知道，我就上訴了。
王潤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是青島人，青島大學法律系畢業；在青島的山東青銀律師事務所、內蒙古巴彥淖爾市148法律服務二所兩頭兼職。據他介紹，青銀所有十幾名律師。
中國裁判文書網共收錄「山東青銀律師事務所」律師參與代理、辯護的12件案件，其中，內蒙古9件、甘肅2件、福建1件，裁判起止時間為2015年11月至2016年12月。
上述青銀所參與的案件，全部由王潤生、陳正勃代理。裁判文書網上查不到該所其他律師代理的案件。
王潤生以青銀所律師身份出現了9次，某交通肇事案為刑事案件，其他皆為民事案件。陳正勃以青銀所律師身份出現了3次。
王潤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二所十幾名工作人員中，有三名律師，除了自己，還有王飛、鄔瑞。巧合的是，二所也有一名工作人員叫做陳正勃。南方周末記者詢問陳正勃是否也為青銀所律師，王潤生給予了肯定的答
復。
律師執業證顯示，2015年5月18日山東省司法廳向王潤生發證。據他介紹，2001年他從山東到內蒙，一直在做律師的行當，2002年取得律師資格。
南方周末記者在山東省司法廳官網「山東省司法行政網」上查詢，結果顯示並無「山東青銀律師事務所」。
記者再分別輸入王潤生的姓名、律師執業證號、法律執業資格或律師資格證號，均顯示「暫無符合條件的數據」。陳正勃的信息同樣查不到。
但若換成其他山東律師，只需輸入姓名、證件號等任一項，即可顯示結果。即便是2016年因故未通過年檢的律師，也能查到相關信息。
內蒙古司法廳官網也查不到王潤生與陳正勃兩名律師。
對此，王潤生回應稱，律所為什麼查不到，他不清楚。至於他本人的律師執業證，或許因為2016年回山東注冊時因事耽擱了，「原本應該5月注冊，我7月才去，已經注冊完了。可能因為這個把我漏報了，沒有上網。
」
王潤生還說，「他（陳正勃）估計現在也查不到，他和我一塊去注冊的，也是注冊晚的。注冊得晚，估計系統就不報了。」
南方周末記者通過山東高院的關系向山東省司法廳查詢，得到的結果也是，沒有「山東青銀律師事務所」，沒有律師王潤生、陳正勃。記者又通過青島市司法局的內部渠道查詢顯示，查不到青銀所。
對於是否存在系統登記疏漏的情況，南方周末特約撰稿人向山東省律師協會考核監督部咨詢，答復是：不可能。只要他拿了執業證，司法行政網上肯定就有他的登記。
山東省司法廳律師管理處資質管理科給南方周末記者的答復是：山東省司法行政網是實時更新的，如果在這個網上查不到，那就可能沒有這個人。
該查詢系統還提示，2009年全國統一換發律師證後，執業證號以「137」號段開頭；此前的「150」號段執業證號不作為律師身份的證明，致電才可查詢。王潤生的執業證號為「137」號段。
一名知情人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巴彥淖爾市磴口縣法院的工作人員曾告訴他，網上查不到青銀所，「但這么長時間了，一直沒人把它當事」。
二所與臨河法院不過幾十米遠。王潤生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他與「無證收購玉米案」一審的兩名法官都相識，「有時候他們法院印不了東西，偶爾過來印印東西」。
2016年7月，「無證收購玉米案」經媒體報道引發全國熱議。王潤生當時還很納悶：咋就傳出去了？他為此問過法官，法官說，案子被法院當做典型案例上網做了宣傳。「後來又再審，我感覺他（法官）這是搬起石頭
砸自己的腳。」
裁判文書網顯示，王潤生還以巴彥淖爾148協調指揮中心法律服務所、法律服務二所法律服務工作者身份，在內蒙古代理民事、行政案件33件，判決起止時間為2013年11月至2016年12月。
從時間上看，王潤生交互使用著律師、法律工作者兩個身份。
對於專職律師是否可以在法律服務所任職，上述山東省司法廳及律協兩機構的答復一致：不行。「專職就是這個意思，要不怎麼叫專職律師呢？」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簡稱「法工」）是在上世紀70年代末萌芽、80年代發展起來的職業。彼時，中國的律師制度尚不完善，律師奇缺，為了填補農村、城鎮的法律服務空白，一支特殊的法律人隊伍建立起來。
「他們是特殊年代的產物，」巴彥淖爾市司法局一名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很多法工都是退休的公檢法人員，而最近十幾年，過司法考試的做律師去了，有些歲數大的干不動了，巴彥淖爾的法工只出不進越來
越少，現在還有一百多人。
沒有通過國家司法考試的法工，多在基層法律服務所、鄉鎮法律服務所或司法所執業，手裡拿的是《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
據上述工作人員介紹，與律師相比，法工執業受到三大限制：只能接當地人的案子，「好比你是臨河的法律工作者，當事人必須也是臨河的」；報酬標准參照司法部針對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規則，與律師收費完全不同
；不能從事刑事辯護。
然而，三條老規矩，有兩條早已被時代淘汰。比如，法工的收費標准已突破司法部的硬性規定，「不然連調查取證、開庭的車馬費都不夠」；實際接案時，也會有人打破地域方面的限制，基本沒什麼人會管。
唯一剩下的，便是不能為刑事被告人辯護。上述工作人員說：這是一刀切，絕對不允許，只有律師才能接刑案。
盡管如此，南方周末記者還是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查到了兩份刑事判決書，陝西丹鳳縣、貴州黎平縣的法律服務工作者，分別成為故意傷害案、危險駕駛案中被告人的辯護人。
會不會是當地律師稀缺由法工頂上？上述工作人員解釋，如果某個地方律師特別稀缺，國家會調配一部分律師去進行法律援助。這樣的事，巴彥淖爾就有過，從市區臨河調律師到相對偏遠的烏拉特中旗接案。
在臨河法院旁邊、二所斜對面，還有另外幾家法律服務所。一個房間里，一名四五十歲的女性法工正為來訪者解答與離婚相關的問題。她的名片上印著「法律本科」及資格證號。
當南方周末記者詢問，這是什麼資格證號時，她說，「就是我們工作用的證」。那是律師？「不是，我們和律師的區別就是不能代理刑事案件。」至於是否通過國家司法考試等，她隻字未提。
在許多法律專業人士眼中，法工的地位非常尷尬，「只能吃律師吃剩下的」。尤其在城市，提到法律、打官司，大家第一想到的都是律師。
「大概90%的人不知道還有法律工作者這么個職業，」上述巴彥淖爾市司法局工作人員說，他們碩果僅存的服務市場，絕大部分都在農村、鄉鎮等地區。
因為「無證收購玉米案」，眾多媒體趕來采訪王潤生。「記者來都是先找我，再找他（王力軍）」。不過，他曾拒絕了內蒙古電視台的采訪；當一名報社記者希望與他合影時，他同樣婉拒，「我不想出名，我就是平
民老百姓出什麼名？我就想平凡地生活。」
（南方周末實習生席莉莉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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