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韓麗

㈠ 但二審法院為其減輕7年判決明顯違反公平正原則因為某些私利而狂法載判

1、法條： 第二百一十七條 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認為本級人民法院第一審的判專決、裁定確屬有錯誤的時候，應當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
第二百一十八條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第一審的判決的，自收到判決書後五日以內，有權請求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人民檢察院自收到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請求後五日以內，應當作出是否抗訴的決定並且答復請求人。
2、抗訴是檢察院的職責，如果檢察院不抗訴，你可以去請求檢察院抗訴，且他們在5個工作日內要答復你。
3、法條： 第二百三十三條 第二審的判決、裁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都是終審的判決、裁定。且，第二百四十一條 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檢察院提出申訴，但是不能停止判決、裁定的執行。
4、你的情況屬於第3點中 已經生效，但是你有事實、證據、法條證明判決輕了，那麼你可以依法提出申訴。
還有其他問題嗎？

㈡ 民事判決房子產權《確權糾紛判決書》是否永久受法律保保護

被告辯稱，洛陽市老城區民主街59號院房產原為被告伯父韓雲鵬於1950年8月從林符靜宜手中購買，1950年河南省人民政府給韓雲鵬頒發了房產契約，這充分證明該房產所有權人是韓雲鵬。本案原、被告均不是韓雲鵬的法定繼承人，都沒有繼承該房產的資格。1988年12月，韓雲鵬將該房產分為三份，韓雲鵬佔一份，把其餘的兩份分別贈與給弟弟韓明堯、侄子韓世柱（被告），洛陽市房管局給韓雲鵬頒發了房產證，給韓明堯、韓世柱分別頒發了共有證，因此，韓世柱所持有的洛市證第01690號房產共有證所載房屋應為韓世柱所有。自1988年韓雲鵬將其房產贈予韓世柱至今已超過20年，原告現要求確權已超法定訴訟時效期間，其請求不應受法律保護。另外，雙方所爭執的房屋於2000年、2003年由韓世柱全部拆除並單獨出資進行了重建，原房產已不存在。綜上，請人民法院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根據各方當事人的訴、辯意見，對本案爭議焦點確認為：韓世柱所持有的01690號共有證所載明的民主街59號房產中的三分之一為韓世柱一人所有還是原、被告共同所有。
審理中，原告提交的證據材料及被告的質證意見如下：
1、2009年6月30日，洛陽市房產局答復1份。證明：被告是代表李新芝一門進行房產登記的，因此房產不應該登記在被告一個人名下。
2、01690號共有證（復印件）1份。證明被告將該房產登記在其一人名下。
3、1990年5月2日，李新芝出具的委託書1份。證明被告是代表李新芝一門進行房產登記的，因此房產不應該登記在被告一個人名下。
4、2009年9月16日，李XX、韓XX出具的證明1份，2009年10月28日王新華出具的證明1份。證明：原、被告共同對民主街59號部分房屋進行過擴建。
經質證，被告對證1真實性無異議，對證明方向有異議，答復意見上註明由被告代表李新芝一門，但房管局沒有韓世柱代表一門的相關證據。對證2真實性無異議，房產權歸三共有人所有；對證3有異議，認為該房產不是韓來祥的房產，李新芝不具備委託資格，該房產是韓雲鵬的，韓雲鵬有房產處分權，李新芝無權作為委託人對韓雲鵬的房產進行處分；另外，委託書上委託事項不明確，委託人簽名不是李新芝本人所簽，而是私章，也沒有捺指印；並且該委託書與本案無關；對證4不予質證，因為證人沒有出庭作證。
審理中，被告提交的證據材料及原告的質證意見如下：
1、房產契約1份。證明契約上載明的老城區59號房產是韓雲鵬的房產，房產所有人是韓雲鵬。
2、1990年10月17日洛陽市房管局給韓世柱頒發的01690房屋共有權證1份。證明洛陽市民主街59號房屋為韓雲鵬、韓明堯、韓世柱共有。
3、東南隅辦事處證明1份。證明本案所涉房產2000年前屬於危房，無法住人，辦事處多次催促被告進行拆除。
4、拆遷通知書1份。證明老城區拆遷辦曾向被告之子韓曉鵬下發了通知書，被告的房產屬於規劃拆遷范圍，拆遷的房產與六原告無關。
5、居民建房許可證1份。證明老城區房屋拆遷事務所和洛陽市土地規劃管理局給共有人韓雲鵬、韓明堯、韓世柱下發的居民建房許可證，對韓世柱的房產進行了進一步確認。
6、洛陽市老城區歷史文化街區整治保護工程指揮部批准其改建臨街房、南廈房手續1份。
7、改建臨街房、廈房建房協議1份，支出建房費用票據若干張。
證據6-7證明經有關部門批准，被告一人出資對臨街房、廈房進行了重建。
經質證，原告對證1提出異議，認為該房產契約將民主街59號房產登記為韓雲鵬一個人與事實不符，該房產是韓雲鵬弟兄三人所買，對登記為其一人有異議；對證2有異議，認為韓世柱名下的房產應為原、被告共有；對證3有異議，2000年前該房一直有人在住，證明人說房屋屬危房與事實不符，要求證人出庭作證；對證4有異議，認為拆遷通知書被嚴重塗改，簽名也不是其本人所簽。對證5有異議，該證是發給三共有人的，並不是發給韓世柱一人；對證6無異議；對證7有異議，認為協議書上沒有立協議人的捺印，對被告支出的建房費票據有異議，並提出建房費是原告韓世生、韓世建支出的，因被告是大哥，所以將票據交由被告保存。
審理中，應原告的申請，本院到洛陽市房地產產權產籍監理處調取了韓雲鵬申領房產證時的房屋所有權登記申請書，該申請書載明「申請人與原產權人一致，產權由兄弟三門共有（二門去世有長子代理，委託有效）等字樣」。原被告對該房屋所有權登記申請書真實性無異議。
本院根據各方當事人的陳述、舉證及訴辯意見，對本案事實確認如下：
本區民主街59號院（原16號）房產系韓雲鵬1950年8月從林符靜宜手中購買，1950年河南省人民政府給韓雲鵬頒發了房產契約。1988年12月洛陽市人民政府開展「土地清查房產發證」工作期間，韓雲鵬申請將民主街59號院房產登記為韓雲鵬、韓來祥、韓明堯兄弟三人共同共有，因當時韓來祥已死亡，其配偶李新枝出具委託書，委託其長子韓世柱代表韓來祥一門對共有的房產代為登記。經報「洛陽市雙發證領導小組」審核同意後，1990年10月17日洛陽市人民政府為韓雲鵬頒發28986號《房屋所有權證》，給韓世柱、韓明堯分別加發了01690、01691號《房屋共有權保持證》，房屋共有關系存續至今。韓雲鵬、韓來祥、韓明堯持有的房產證和共有證僅明確該三人對民主街59號院房產各享有三分之一產權，但房屋沒有具體分割。2009年4月，原告發現上述情況後要求和被告一起到房管局進行變更登記，被告拒不配合，原告訴至本院。
本院認為：韓雲鵬持有1950年河南省人民政府給頒發的房產契約，故本區民主街59號院房產產權應屬韓雲鵬所有。1988年12月洛陽市人民政府開展「土地清查房產發證」工作期間，韓雲鵬申請將民主街59號院房產登記為韓雲鵬、韓來祥、韓明堯兄弟三人共同共有，屬韓雲鵬對其房產權的處分行為，該行為不違反法律規定，本院予以確認。因當時韓來祥已死亡，被告韓世柱持其母李新枝出具的委託書代表韓來祥一門對共有的房產代為登記，故登記在韓世柱名下的本區民主街59號院三分之一房產即老城字第01690號《房屋共有權保持證》載明的房產產權應屬本案原、被告共同共有，原告訴訟請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韓世柱稱韓雲鵬將本區民主街59號院房產中的三分之一產權贈予給本人的辯解理由證據不足，本院不予採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五條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九十四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被告韓世柱所持有的老城字第01690號《房屋共有權保持證》載明的民主街59號房產中的三分之一房產產權為原告李新芝、韓仙娥、韓巧娥、韓世建、韓麗娥、韓世生、韓巧英與被告韓世柱共同共有。

㈢ 山東選調生被列入考察范圍了 但是排名很靠後 有多大概率被錄用

山東省選調生筆試分數線揭曉 錄用面試比例1：3

青島新聞網 2006-03-28 15:06:47 濟南日報
【 現有新聞評論】

3月27日從有關部門獲悉，山東省2006選調生筆試成績和分數線均已揭曉，考生可登陸山東高校畢業生就業信息網(www.sdbys.cn)查詢。

據介紹，選調生考試分數線主要包括山東17市 普通崗位分數線、法院系統分數線、公安系統分數線、共青團系統分數線等。在山東17市普通崗
位分數線中，濟南市分數線為69分(研究生)、71.5分(本科生)；在法院系統分數線中，濟南市分數線為74分(研究生)、73.5分(本科生)；在公安系統分數線中，濟南市分數線為60.5分(研究生)、69.5分(本科生)；在共青團系統分數線中，濟南市分數線為73.5分(研究生)、76分(本科生)。

根據筆試成績，在合格分數線內，按錄用計劃1：3的比例確定各市和各系統面試人選。面試採用結構化面試方法，主要測評考生從事機關工作必需的綜合分析能力、組織協調能力、應變能力、語言表達能力和舉止儀表等。面試安排在4月中旬，由各市和省直有關單位組織實施。根據面試成績，按1：1.5的比例確定考察人選。被選調的學生納入山東省畢業生就業分配方案，由省畢業生就業主管部門負責派遣，學生本人不得另找工作。新錄用人員試用期1年，試用期滿考核合格的正式任命職務，考核不合格的取消錄用資格。(記者 王端鵬 通訊員 韓麗芸)

㈣ 為霸佔女兒30萬家產，母親強行將其送進精神病院，現在她的女兒怎麼樣了

古語有雲：「虎毒不食子。」即使凶惡如老虎，尚且不會傷害自己的孩子，更何況是人類？然而一樁樁慘案的出現，卻告訴我們，人性往往比我們想的更可怕。

今天故事裡的主人公，是一個聽話懂事、孝順能乾的孩子，然而讓她萬萬沒想到的是，自己的親生母親和哥哥，竟然會為了30萬家產，將她送進精神病院里，遭遇一系列難以描述的事情。所幸，姑娘沒有放棄，成功求救，那麼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導致親人之間反目成仇？

而收到消息的鄒家人，也立刻跑來醫院，強迫鄒宜均簽署「授權書、感謝信」，讓哥哥成為自己的代理人，並感謝家人把自己送來精神病院接受治療。很顯然，這樣的做法，是可笑且殘忍的，鄒宜均拒不接受。

經過長達1年多的拉鋸戰，2008年，鄒宜均終於取得了勝利，成功逃離精神病院，接著，鄒宜均便將家人告上法庭，要求母親等人對自己賠禮道歉。

待到一切結束後，鄒宜均已是身心俱疲，她沒有回到那個冰冷的家，而是默默來到湖北某寺院，削發剃度，從此此，這世間再無鄒宜均，只有一心向佛的果實法師。

㈤ 因30萬被至親母親兩次送至精神病院，後來鄒宜均剃度出家，現狀如何

生而為人，是否有呼吸的那一刻起就對不起父母。生而為人，是否只是為了延續上一代的榮光與使命。

這天，27歲的鄒宜均乘坐哥哥的車去給父親掃墓。進入墓園，還未到父親墓前，鄒宜均發現從一旁麵包車中沖出7、8個男人，朝自己逼近，並抓住她的雙手將手腕背到身後用手銬拷住，而哥哥，就站在自己前方，雙手叉腰，冷冷看著這一切。

等鄒宜均再次醒來，她發現自己被關到一個昏暗的房間里。不久之後，房門打開，她沖出門去，卻被正要進門的人在後追趕，慌不擇路的鄒宜均看到開著門的房間就沖了進去，遇到了一位阿姨，慌忙說道：「阿姨，這是什麼地方啊，我被綁架了，請問你有沒有手機，借我打電話給我的朋友，我要讓他們來救我。」這位好心阿姨，連忙將手機拿給了她。

只是，再周密的法律，也無法隔絕來自內部的攻擊。回顧鄒宜均的事件，以及諸多與此類似的案件，將他們送入囚牢的都是至親的家人和最密切的朋友，這些人沒能成為護佑他們的盾牌，反而成為傷他們最深的匕首。

中國的家庭，有禮義仁孝，有家和萬事興，卻為何總容不下個性和自由。必須要乖的孩子，絕對權威的父母，管教出來的一生順遂，真的是我們生而為人所追求的一生嗎。

㈥ 鄭州董事長被精神病事件的原告有什麼法律條例可以引用

精神病院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角色？

在廣東女子鄒宜均事件中，當事人自稱因「家庭糾紛」被強行送了進去；因為官民矛盾，山東新泰農民孫法武在2008年同樣被精神病院「勉強收治」。盤整媒體公開報道，此類事件不下20起。

醫學界認為，精神病患者不能正確表達自己的意識，強制住院是保護他們的一種手段；法學界專家則認為，強制醫療剝奪了患者的人身自由，應該慎用。

當記者將目光投入到這個封閉並在某種程序上被妖魔化的機構時，又看到了它在當下社會關系中面臨的困境。一個數據表明，國內各種精神疾患的總患病率已由20世紀50年代的2.7‰上升到90年代的13.47‰。精神病人被認定的不規范，已成為亟需解決的問題——這里有醫學的模糊，同樣也有法律的空白。

《中國新聞周刊》采寫這組文章的目的，是希望有一天，中國精神病人的診斷、收治和監管，包括精神病院的管理和運行，能夠處於法律和醫學的雙重規范之下。
一個女人的「精神」病歷
最終出家的鄒宜均的曲折經歷證明了一事實——當精神病院介入到家庭糾紛中，作為被孤立的個體，「越不承認有病，病得越嚴重」
2006年10月21日，這是鄒宜均「一條不歸路」的開始。
這天，她和往常一樣，拿報紙、和保安打招呼後再離開大廈。她坐上二哥鄒建雄的車，一並去寶山墓園為過世一年的父親掃墓。
她沒有料到，就在墓園門口，她被七八個男人推上了另一輛麵包車，他們給她銬上手銬，強行脫下她的褲子，把冰涼的針筒扎向她。哥哥沒有救她。
恥辱與癱軟無力間，她覺得自己被綁架了。她的眼睛被蒙上了細長的舊領帶。等她醒過來，身邊是好幾個穿白色衣服的人，女孩的頭上帶著護士帽，不少人走來走去，四周似乎沒有出路，要麼是一道保安看守的玻璃防盜門，要麼是一個大牌子：「護士站」。
她被送進了精神病醫院。
「都是為她好」
兩年後。2009年3月2日上午9時，一起矛頭指向精神病醫院的官司在廣州白雲人民法院開庭。原告鄒宜均，她現在已經出家為尼，法號「果實」，她一身灰袈衣，面容清秀，只是剃去了一頭齊腰的長發。被告是廣州白雲心理醫院，中山埠湖醫院和鄒宜均的家人。
在法庭上，鄒宜均表情平靜地陳述過往遭遇，像在說別人的故事：
她原本一家6口人，父母，兩個姐姐，一個哥哥，家境優裕。2005年父親患上肺癌後，一家人陷入了混亂。
他們家是傳統的客家人，為給父親沖喜，匆匆給她介紹了對象並閃電結婚。但這段婚姻隨著一個月後父親的過世名存實亡。經過漫長的沖突和協議，她與前夫離婚，獲得30萬賠償。矛盾跟著爆發，按照鄒宜均的說法，母親是個重男輕女的封建家長，想強占她的30萬。於是一家人合謀，要把她送進精神病院。
聽到風聲後，她與朋友兼律師黃雪濤簽署了授權協議書，要求其在意外情況下代理她採取必要行動。幾天後，她果然被家人送進了廣州白雲心理醫院，羈押5日後，她被轉移到中山埠湖醫院，禁錮了三個月。
之後她回到家中，又受母親的軟禁。一個多月後，她逃出來投靠朋友，最後被家裡掃地出門，再也回不去了。
「血淚控訴」，這是一位在場者的印象。
然而鄒家人早前的表述，卻截然相反。2007年10月，鄒宜均家人曾在廣州白雲心理醫院召開記者招待會，宣讀了長達8頁的公開信。信上說，鄒宜均因為父親過世和失敗婚姻的雙重打擊，曾有8次自殺行為，已經患上精神病，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她好。
而精神病醫院在收治鄒宜均的時候，採信了她家人的說法。廣州白雲心理醫院至今不相信金錢動機一說，「二三十萬在深圳算啥錢嘛！她家庭不錯，哥哥姐姐都是公務員，犯不著為這點錢把妹妹送進精神病醫院。」
知情者表示，鄒家人送鄒宜均入精神病醫院另有隱情。鄒宜均2005年底皈依以後，開始熱心公益事業，她的母親發現女兒變了， 她覺得女兒「老是跟壞人一起」，怕女兒「亂花錢」，她一度懷疑女兒中邪。
矛盾在日復一日的爭吵中爆發了。2006年10月，鄒宜均被送進精神病醫院強制治療，鄒的二哥和母親要求醫院隔絕她跟外界的聯系。會診後，廣州白雲心理醫院收治了鄒宜均，它認為，「鄒宜均確實有精神病」。
但鄒宜均的「非自願」，讓她的朋友和媒體迅速聚攏在她周圍。他們本能地懷疑醫院和鄒家人的動機，試圖「營救」鄒宜均出院。
「醫院起到保護患者的權利的職責，但一旦醫院放棄了這個職責，那就非常恐怖。」黃雪濤發現近年醫院收治沖突背景下「疑似精神病患者」的案例越來越多。她認為，精神病醫院是一個變相的「契約監獄」，「它只對出錢的送治人負責，收誰的錢，就對誰負責」。

「家庭糾紛跟我們沒有關系」
「按你們的邏輯，送進來一個就當精神病治，精神病醫院是個很好制裁人的地方，那是把我們當白痴了？」負責處理這起醫療官司的廣州白雲心理醫院的醫務處主任張延赤是東北人，連日來媒體的窮追猛打讓他很煩躁。
「學精神醫科本來就夠倒霉了，在國外心理問題是排最先的，但在中國這個問題不受重視，普及率、知曉率本來就很差。如果精神病大家都能理解的話，也就不構成一門學科了。」
張延赤一再強調，精神疾病的教材有上千頁，「像失眠、神經衰弱、抑鬱、焦慮啊，都是精神疾病里的」，「很多人看著沒病，但事實上已經構成診斷標准了，並不是滿街跑的，殺人放火的才是精神病」。
根據廣州白雲心理醫院多次會診的結果，鄒宜均患上的是「雙相情感障礙」。病歷上記錄著「交談過程中，病人語量較多，思維略顯奔逸，情緒不穩定易激動且表情高傲，與醫生交談時常有不屑一顧的表現，病人自我評價過高，病史中病人言行草率且有明顯的抑鬱病史，目前為無精神病性症狀的躁狂。」
翻開雙相情感障礙的病史，梵·高、海明威、費·雯麗、舒曼，都曾經被這樣的疾病糾纏，這個病，又稱躁鬱症，是一種兼有躁狂、輕躁狂和抑鬱發作的情感障礙。
廣州白雲心理醫院營銷部經理鄒林峰說：「她控制不了她的情緒，亂說嘛。她把那些潛規則也拿出來說，昨天給誰送禮，今天走什麼關系，誰家沒點這事，家醜不可外揚嘛，但她都不會瞞的，跟『文革』時候的揭發檢舉一樣。」
事實上，這種精神疾病在相當一部分人群中存在。根據中國衛生部疾控中心2009年初的統計，中國有心理問題和精神疾病的人口總數超過1億。
而院方認為，鄒宜均最嚴重的問題是，沒有自知力。「越不承認有病，病得越嚴重。」
在醫生眼裡，精神病人群是一個不可捉摸的群體。張延赤就曾被病人一頓暴打，也經歷過看似正常的病人把蚊帳剪下來，一根一根往窗簾桿上掛，企圖上吊。日積月累的「實戰」，讓他們習慣「防患於未然」的心態。
對鄒宜均這種可輕可重、反反復復的「疑似精神病人」，加之家庭提供她有自殺傾向的證據，院方通常建議，留院觀察。
在中國精神醫學界，許多人對精神病人的住院權持保留的態度。他們認為，由於病情嚴重而完全喪失認識能力的精神病人，不可能行使住院權。這些精神病人拒絕住院，並不是出於理智。如果聽任精神病人拒絕住院，可能會使他們貽誤治療，病情加重。
「這只是為了更好地開展醫療服務，家庭糾紛跟我們沒有關系。」張延赤說。
醫院認為這種基於家庭糾紛，將正常人送入精神病醫院問診的情況是「極小概率」事件。在張延赤二十多年的就醫生涯里，僅發現過一例類似事件：一位湖南女孩被家人惡意送進醫院治療，但醫院當時就告訴女孩，她沒病。
這種排除「抓錯正常人」風險的手段，一是靠醫生的經驗，二是靠長期的觀察。但醫院堅持，反復為鄒宜均會診的結果，「她就是精神病」。
與媒體和社會對鄒宜均的同情相反，醫院採信了鄒宜均的家人。「為了給小妹找個地方，哥哥來考察了兩三次，母親也哭得很厲害，說一定要救救我女兒。如果一個孩子不懂事，家裡管管還不行，為什麼沒完沒了地跟人家過不去？她把她一家人折磨得夠嗆。」張延赤說。
「刀槍不入」
入住廣州白雲心理醫院以後，鄒家人為鄒宜均化名「韓麗」，並聲明，「除鄒家人之外，任何人不得會見探視、聯系鄒宜均」。他們對院方表示，這是希望女兒好好養病。
鄒宜均被精神病院隔離起來。
另一方面，一心認定自己被綁架的鄒宜均迅速用其他病人的手機，聯系了她的律師黃雪濤。
黃雪濤帶著授權委託書，當天趕到醫院。「一直以為是她小題大做，都是一家人，不至於吧，萬萬沒想到成了真的。」
但整整一夜，黃雪濤被醫院擋在門外，「醫生說，這里的病人都是無行為能力人，法律委託書沒有效力。」
因為《民法通則》和有關司法解釋並沒有對精神病人的住院問題作出直接規定，許多專家認為，強制送人進精神病醫院的事情無法可依。曾參與過鄒宜均會診的廣東省精神衛生研究所所長賈福軍便持這樣一種觀點，他表示，「我們只能盡可能做到合情合理」。
但黃雪濤覺得，精神病人實際上陷入了法律的盲區。「無行為能力，知道那是什麼嗎？你所有的意見都可以不被尊重，你所有的要求都可以認為不是真實意圖，你不懂得為自己好，你所有的意見可以被違背，因為你不懂得保護自己。你說什麼，我可以認為是不對的，因為我是你的監護人，我也是你的主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你好。」
黃雪濤是位敢闖的女律師，今年30多歲，她曾經探視過看守所、監獄，但她說自己那一刻心涼透了，她從來沒有那麼絕望地意識到，「在個人權利的保護方面，精神病人還不如一個監獄里的犯人。監獄里尊重個人信仰，包括飲食上的忌諱，可以去申訴，去投訴。但在精神病醫院，你是一個非常弱智的人，像嬰兒一樣，什麼都不懂。」
精神病醫院好像被一個大罩子罩起來，刀槍不入。這種感覺讓她恐懼，「前幾天還跟你有說有笑的人，突然之間就消失了，會不會真的痴呆了」。
情急之下，黃雪濤把媒體當作救命稻草，主動向其爆料。事件引發相當的社會關注度。一時間，《今日說法》《南方都市報》《廣州日報》《南方周末》等媒體雲集廣州白雲心理醫院。
「我們不是想把她整成精神病，為了這幾千塊錢，犯得上嗎。我們反復會診，請主治醫生又請上級醫生，不是跟人家有私仇，只是想證明人家有沒有病。」張延赤表示。
很快，2006年10月24日，廣州白雲心理醫院作出決定，建議鄒宜均家屬接其出院。張延赤說，這並不是醫院診治錯誤而理虧，而是律師的大吵大鬧和媒體的圍堵影響了醫院的秩序，「經過幾天治療，走的時候她(指鄒宜均)也平靜了許多」。
瘋人院日記
2006年10月26日午夜十二點，鄒宜均跟著家人出院了。但她並沒有回到家裡，而是被哄到了另一所衛生系統的精神病專科醫院，中山埠湖醫院。
那些天里，在外界看來，她已經人間蒸發了。黃雪濤到處上訪反映情況，廣州市公安局、永平街派出所、白雲區檢察院、廣東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要麼因為沒有當事人簽名只得作罷，要麼石沉大海。
而一無所知的鄒宜均則繼續在精神病醫院過著格式化的生活。
這里的條件遠不如廣州白雲心理醫院。因為入院病人逐年增加，原設計規模為320張病床的醫院，已經住滿760多名病號，醫院擁堵不堪。同樣的標准間，空間小，床很破舊，床墊也是發黑的，被子一股味道。護士們年紀很輕，大多健壯魁梧。
鄒宜均一向養尊處優，在這里，她感覺「人跟動物沒什麼兩樣」，她覺得墮入了無盡的地獄。她在日記里寫道：廁所就是沖涼房，滿地都是屎尿；沒有窗簾，女病人洗澡都被任意地公開觀看；女病人在寒冬臘月里，洗完澡，無奈地光著身子集體在病房區內等待衣服，她們的吆喝聲持續著，但那不是因為羞恥，而是出於寒冷的本能。
免不了人來人往的嘈雜聲，最大的聲音來自重症病房裡那些穿粉紅色睡衣的女人，她們整天大呼小叫，這種聲音陪伴了鄒宜均92個日夜。難受的時候，她在病床上打坐，念「南無阿彌陀佛」。
醫院來來往往的工作人員似乎對這些環境習以為常，他們沒有向鄒宜均解釋什麼。
鄒宜均變得很「聽話」。「在這種地方，越想辯解，就越無法辯解」，鄒宜均說。她一直記得黃雪濤對她說過，「醫生讓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承認你自己有病是你走出來的唯一途徑」。
時有陌生人來看她，叮囑她「好好養病，重新做人」。
吞葯片、喝中葯都是在監視下進行，看守她的母親不停提醒她，不要和壞人來往，律師黃雪濤也在母親不歡迎的朋友之列。她和母親無話可說，整天都瞌睡。吃完飯，就想睡覺。到了後來，她才發現，她的嗜睡已經到了很可怕的程度了，因為葯物激素，她肥了一大圈。
很久以後，這段封閉的經歷總讓她聯系起一部叫《浪潮》的電影。影片里，一位德國的高中教師給一群學生做一個獨裁實驗，學生們組成一個紀律性的獨裁團體，他們穿統一的制服，做統一的手勢，他們尊崇紀律、排斥異己。獨裁實驗的最後，學生們都接近癲狂了。
出家
三個月的觀察期結束後，鄒宜均回到深圳萬德居的家，母親看守著她，不讓她和外人接近。一個月之後，不堪「軟禁」的她伺機逃了出去。
長期被隔離在精神病醫院的結果，是她對家人的不信任。她離家後第一天，就寫了一份聲明，想要宣布和家人脫離關系，她怕家人以「看病」的名義再把她「抓」回去。在深圳，她不敢一個人獨處，晚上睡不踏實，常作噩夢。
她說，她的苦惱如同一個腫瘤，從住進精神病的第一天起，在體內越長越大。她開始記錄自己在精神病醫院的每一天，盡管回憶讓她很痛苦，但「這是我的使命」。
幾個月後，2007年底一個冬天的清晨六點多，十萬字的書稿《瘋人院的日記》竣工。她突然覺得解脫了。
不久後，鄒宜均便出家了。這個決定讓很多人惋惜，想不明白她為什麼年紀輕輕就看破紅塵。
但她覺得自然而然，「出家是一個大福報的事情，是我的第二次生命」。
現在，她住在北京六環外的一間小屋裡。在這里她感到安全。她有時給居士講講佛法，有時在家讀佛經，好幾天不出門，有時全國飛來飛去參加法會。
她說，過去的事和物屬於已經死去的自己。唯一烙在身上的，是她對正常人在精神病醫院遭遇的關注。
她希望撕掉精神病人的標簽，希望推動《精神衛生法》的出台。因為全國還有許多「疑似精神病患者」，不依不饒地四處走訪要求平反，沉重地過活。他們是廣東的何錦榮，重慶的李健萍，江西的葉正生……
2009年3月，鄒宜均和廣州白雲心理醫院、中山埠湖醫院以及自己的家人對簿公堂。她說，告他們，也是在度他們。
有人支持她的執著，因為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一個精神病人。
有人問她居心何在，到處宣傳，「遍地開花」。
有人說她一定病得不輕，不然出家當尼姑干嗎，還要把家人告上法庭？
她還是每天三衣一缽，在北京的地鐵、公交、茶館、佛堂里穿行。有心人問起她的過往，她會一遍一遍認真細致地講解，表情平和，語速很快。說到精神病醫院的日子，她看上去不為所動，但左手自覺不自覺地，開始捻動墨綠色的佛珠。

㈦ 2014年三民初字第04407號是哪天的案子日期是什麼時候

你好， 四川省復三台縣人民法院
韓麗梅制與四川宏梓房產開發有限公司確認合同有效糾紛案一審民事判決書2014-4407
（2014）三民初字第4407號
時間是 2014-11-24 ，你可以到中國裁判文書網上輸入案號（2014）三民初字第4407號 進行查詢，希望能幫到你。

㈧ 妻子提出離婚，丈夫在妻子家大開殺戒，致4人死亡，後來怎樣

張小君是江蘇人，小時候因父親常年家暴母親，在自己5歲的時候父母就已經離婚。張小君跟著母親改嫁，後在繼父的養護下長大，一家人本來也是過得其樂融融。可是長大後的張小君在得知自己不是繼父的親生孩子後，就不願意再與繼父親近。面對繼父的管教張小君也總是出言不遜。繼父為了不傷及感情也不再過度干涉張小君的生活，張小君就是從那時開始獨來獨往的生活，性子也變得越來越燥。

張小君在殺人後快速離開的案發現場，隔壁的鄰居聽到動靜後趕來看看什麼情況，不料看到了一家人均被殺害，於是鄰居在第一時間報了警。

警方立即趕往現場，在張小君還沒有逃遠的時候將其抓獲。張小君因情緒一時失控，致4名親人死亡，1人重傷，1人輕傷，被法院判決死刑。

如果張小君學會了情緒管理，也許就不會闖下這樣的罪行，可也不能想到張小君竟然對自己的親生孩子也下得去手。

㈨ 因妻子提離婚，兇手大開殺戒，連兒子都不放過！後來怎樣

常言道，虎毒不食子，但是又是什麼原因讓本案的犯罪嫌疑人，在案發時連自己的孩子都不放過。

當雙方的婚姻生活出現裂痕時，雙方坐下來心平氣和地聊一聊會不會更好。不要妄下推測，這樣只會讓雙方走向死胡同。

㈩ 團伙利用網路平台收販什麼物品被公訴

立普妥，作為一種治療冠心病葯物，市場價大約為60元一盒，而通過一些醫葯微信群，只要38元就可以買到。這時候千萬要警惕，你買到的可能是假葯。

通過微信群、QQ群、小卡片等，白某等人發布收葯信息，低價收購葯品，然後高價賣出，通過賺取差價的方式獲利。後被警方查獲，起獲的20種葯品中有4種是假葯，其中包括立普妥等葯品。

2月2日上午，四名被告人因涉嫌非法經營罪、非法銷售假葯罪在北京門頭溝法院被提起公訴。

查獲四種假葯 多數涉案葯品流向山西、河北等地

2017年8月1日，門頭溝公安分局接到群眾舉報，公安分局與區葯監局聯合執法，現場查封20種葯品，同時在案發現場將四名被告人抓獲。

據初步調查，涉案葯品包括波立維、拜糖平、恩替卡韋、立普妥（阿托伐他丁鈣片）、阿司匹林等葯品，其中四種經鑒定為假葯，價值人民幣64148元，其餘葯品價值人民幣14166元。受害人可能涉及冠心病、糖尿病等患者人群。

公安機關根據快遞單進行追蹤，發現多數涉案葯品流向山西、河北、陝西等省份的二三線城市。

庭審中，四名被告人均表示自己不能辨別真假葯。

據被告人白某供述，假葯市場牟利方式基本是通過低價收葯、高價轉手的方式從中賺取差價。在扣押的賬本中可以看見，赫然寫著立普妥38元的字樣，而在正規葯店，該葯售價大約在60元左右。

在庭審中，檢方根據快遞單、轉賬記錄確定涉案金額為的577221元。

白某表示認罪，但對指控的577221元的數額不認可，稱金額沒有真么多，自己還通過快遞公司郵寄過普通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