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的灰

㈠ 法官有灰色收入嗎 是不是所有級別的公務員都有灰色收入呢 煙草局有灰色收入嗎 灰色收入有什麼危害性

「灰色收入」是介於「合法收入」與「非法收入」之間的一種隱性經濟收入，基本上是通過「制度外」實現的。它既不同於貪污盜竊、走私販毒等非法收入，又不同於合法的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收入。其最大的特點是非公開性，即以種種手法和「技術外理」逃避政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

「灰色收入」應該分為兩種，一種是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收入，是間接或變相獲得的某種賄賂，應予以杜絕；一種是合理但不規范的收入，應加以規范和管理。

在法律尚未完善的情況下，沒有必要在反腐敗問題上拘泥於「原告舉證」等一般法律程序。為制止灰色收入這類腐敗現象的蔓延，國家應該採取某些「有罪推定」方式。比如，超過本人收入過多的財產，應該由本人舉證說明來源，若舉不出證據，就應該視為非法所得，給予處罰和沒收。

㈡ 法官為什麼要帶假發

法官和律師在法庭上戴假發是英國法庭最有特色的傳統之一，在一些受英國司法制度影響深遠的前英國殖民地地區，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具有不列顛特色的文化烙印，比如中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英國的法官和律師為什麼要戴假發呢，許多研究歷史的人提出了種種不同的解釋，但都很難說服所有的人。
有人說，在中世紀時，過度的勞累和疾病使得司法人員們過早地掉光了頭發，為了在公眾面前掩飾自己的「聰明絕頂」，假發遂流行，約定俗成成為英國法庭的一景。
有人說，法官戴假發是表示自己的德高望重，而律師戴假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掩飾和保護作用，因為他們擔心自己的辯護結果不能得到被告人及其家人的認可。但這與其說是合理的解釋，不如說是與律師有過節的人編出來詆毀他們的笑話。因為根據最近的一份調查表明：有57%的律師對戴假發表示不滿，恨不得把它摘掉，原因是這些由馬鬃編成的假發套造價非常昂貴卻很不衛生，一般一頂假發就要用一輩子，有一個律師世家有一頂發齡達94年的老古董，傳了四代人，堪稱傳家之寶。
根據歷史學家和民俗學家的研究，英國人戴假發的流行時尚傳統大約始於十二世紀，當時並不只是法官和律師的專利，上層社會的人都將戴假發視為一種時尚，是出席正式場合或沙龍聚會時的正規打扮。
行家指出，司法界所用的假發與普通假發是有區別的。在英格蘭，司法假發的每一邊有三個捲曲而王室人員卻只有兩個，這是否代表著一種很微妙的隱喻意義不得而知。但蘇格蘭人卻老愛和英格蘭人鬧別扭，因為在蘇格蘭，情況剛好顛倒過來，王室人員用三個捲曲的假發而司法人員只有兩個捲曲。
假發的製作成本昂貴在於人工而不是材料，因為馬鬃的取得並不難，而假發的製作可是個精細活，而且沒辦法通過機器或生產流水線進行批量生產。
生產一個假發需要一位熟練的工匠花大約44個工時的勞動，包括編織和打卷。成品一般有四個顏色：白色、金黃色、淺灰色和灰色，在一些英國的老殖民地，如西非和加勒比海地區，白色非常流行，而在英國本土，金黃色和灰色最為流行。
一般一個法官的假發要超過1500英磅（摺合人民幣約18，000元，哇噻，不便宜哦），而最普通的假發，也不低於300英磅。
一般人寧願忍受生虱子，也不會像女士們更換帽子一樣經常換假發，其原因並不在於捨不得買多頂假發。而是基於一種說法：假發戴得越久，越老越臟，顏色越深，說明你吃法律飯入行的時間越長，而在司法界，資歷和年齡可是個寶，如同醫院老醫生最吃香一樣。從某個意義上，頭齡越老的假發也就成為律師們招攬生意的百年老字型大小了，而法官的老古董假發則是富有審判經驗的招牌。
一位法學院學生在取得律師資格之後，家人或朋友給他的最好的禮物就是由某位名家製作的假發。許多從事假發製作的匠人都是子承父業，甚至是世家，其製作假發的歷史，比某些英國貴族的家族譜系還長。
定製假發也是一個需要耐心等待的過程，因為許多名匠的預約期已經是在幾年之後，即使能馬上定製，在製作過程中，你的腦殼需要至少被尺子量過十二次，這並不是匠人們故意折騰你，而是精緻工藝的要求。
當然你也可以買一個現成的，但畢竟不如量體裁衣般溫柔地吻著你那聰明的腦袋，更何況隨便買來的假發在許多法律人看來，如同穿牛仔服出席一個莊重的宴會一樣無禮。英國人素以保守精神著稱，司法界更是如此，司法要求的是精確甚至刻板，強調的是穩定與平衡，而對個性化的東西兼容性較小。
許多假發匠人世家對於每一個售出的假發都有記錄，要求購買者簽名備案，幾百年下來，在這些記錄中可以找到許多名人的親筆簽名，因為許多知名政治家在成名之前大多是從事律師工作的。
假發的保管也是個細致活，一般每一套假發都配有一個通風的鐵盒子或木盒子，有些盒子甚至是另一件獨立存在的藝術品，價值遠超過於假發本身。最早時，在英國人頭上還經常長虱子的年代裡，假發在保存時會被撒上一些葯粉，用來防虱子。
最後一個與中國有關的問題是：在很長的時間內，假發所用的原材料馬鬃絕大部分來自於中國，這也是鴉片戰爭前中英貿易中中方出口商品中除茶葉外的一項重要交易品，因為歐洲馬匹的鬃毛不易進行紡織而且容易折斷，而鬃毛在生產過程中需要不斷的漂白和清洗，也只有中國馬所產的鬃毛能經歷過種種考驗。

提起英國的法官或律師，腦海里自然而然的浮現出那灰白的稍帶捲曲的假發。對於英聯邦的法制傳統之外的人，雖然假發已成為英聯邦法律人符號特徵，但這樣的裝扮並不會油然生出庄嚴肅穆的威風，相反，常常是一種怪怪的感覺，讓觀者不時的替他們捏著一把汗，擔心會不會隨著大律師頗有風度的鞠躬而滑脫下來，當庭出個洋相。美國第三任總統托瑪斯?傑斐遜就曾說，「（英國法官）像躲在棉絮下面向外窺視的老鼠」。這個儀表還嚇得一個出庭作證的孩子大哭不止，導致英國專門審理涉及青少年案件的特別法庭完全取消了假發。

假發的歷史可謂源遠流長，古埃及和古羅馬帝國的文獻就有相關記載。然而在歐洲上層社會的流行，一般認為是1620年前後，路易十三為了掩蓋自己的禿頂而戴假發，引起經常出入宮廷的貴族效仿，隨後風靡歐洲，以至於連婦女都戴著各式的假發出席社交場合。到十七世紀六十年代，這一時髦又由英王查理二世傳到英倫三島。十七世紀的英國人薩繆爾．佩皮斯（Samuel Pepys）的日記，真實的記錄了假發在英國流行的歷史。1663年11月2日，佩皮斯得知國王和公爵都將戴假發的傳聞，第二天就急不可耐的將頭發剃光，定作了假發。佩皮斯寫道：「告別自己頭發還是有些許傷感，但一切結束了，我就要戴假發了」。由此可見，假發在英國流行，榜樣起了很大的力量。

榜樣之外，假發的流行還有一個原因。據壟斷英聯邦假發行業的埃德和拉芬斯克洛夫工廠（Ede & Ravenscroft）介紹，由於十七世紀的歐洲缺乏供暖系統，人們不便洗熱水澡，為了防止寄生蟲的滋生，最好的辦法就是留短發而以長長的假發替代。

早期的假發使用人的頭發製作，如債務人用頭發抵債、甚至是死人的頭發。那時的法庭上，各種假發的氣味混合簡直令人窒息，使得法官們出庭有時不得不自帶一束鮮花來稍稍化解一下。這種狀況直到1822年漢弗萊?拉芬斯克洛夫（Humphrey Ravenscroft）發明了利用馬尾製作假發的工藝才結束。

英聯邦法律人出庭或者參加重大典禮活動都佩帶假發，完全是當時的流行使然，並沒有任何強制性的法律規定。數百年過去了，假發不再時髦，卻成了法律人遵循傳統的守舊形象。而且假發不衛生、太熱、扎人、甚至有些滑稽可笑。然而要說改變也很難。人們習慣性的將假發與地位、身份乃至正義聯系起來。事務律師獲得出庭權以後，就因為沒有戴假發的資格而向上議院提出了好幾次不成功的陳情，而不少被告人也優先選擇可以佩帶假發的出庭大律師為他們辯護，據說是否戴假發還直接關繫到對陪審團的說服能力呢！

查理二世的時代雖然早已過去，但看起來當初的時尚--至少在假發這一點上--仍然從墳墓中伸出手來牢牢的束縛著當代的英聯邦法律人。澳大利亞在70年代為了順應家事法庭（Family Court）減少形式，增進和諧的潮流，取消了假發。但到1987年，據說是由於發生了多次針對司法人員的襲擊，於是又恢復了假發。筆者以為，澳大利亞的這一做法，更多的是傳統心理作怪，或者說是傳統論者為了保住頭上的假發，拿這些襲擊說事兒而已，絕對難說是對症下葯。因為在英國，1992年取消青少年特別法庭中司法人員佩戴假發的慣例後，似乎並沒有類似澳大利亞的惡果發生。2003年，英國又進行了一次是否取消假發的調查，發現多數資深法官和事務律師希望取消假發，而下級法官和出庭大律師則堅持傳統。更有68%的公眾希望法官---特別是在刑事案件中---佩戴假發，說明假發在英國民眾代表司法正義的符號作用仍然很強。

爭論歸爭論，假發看來不會很快地在英聯邦的法庭上消失。唐納德遜勛爵（Lord Donaldson）的一句話概括了這場爭論, 「既然假發至少過時一個世紀了，那也不用急著取消。」

正義需要通過儀式體現出來，正是通過這種鮮明而具體的符號意象和強烈的心理暗示，假發喚起人們對法律的信仰和對正義的希冀。然而，建構現代司法文化乃至法律文化的沒有捷徑。以薩維尼為代表的德國歷史法學派認為人民自身在緩慢的促進法的成熟，法律除了認可這一歷史創造的成果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角色。歷史法學派不再是主流，但法律現象中少不了歷史的積淀。中國律師袍可說是已經夭折了吧？至少在地方上，今年以來著律師袍出庭的現象可說是鳳毛麟角，這或許是必然的結果。當初的決定更多的是應景成分，沒有顧及到歷史、文化的因素。筆者以為，正是使英聯邦法律人頭頂上的假發揮之不去的那種力量，讓中國的律師袍迅速地離去，消失在歷史的隧道中。

㈢ 為什麼法官開庭用灰領帶 重大活動用紅領帶

嚴肅與喜慶

㈣ 為什麼香港的法官頭上帶羊毛

不是羊毛啊，那個是法官專用的假發套。香港以前是英國的殖民地。因為英國的法院開庭之時法官都戴假發頭套，所以香港照搬了英國的這種傳統。法官和律師在法庭上戴假發是英國法庭最有特色的傳統之一在一些受英國司法制度影響深遠的前英國殖民地地區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具有不列顛特色的文化烙印比如中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英國的法官和律師為什麼要戴假發呢許多研究歷史的人提出了種種不同的解釋但都很難說服所有的人
有人說在中世紀時過度的勞累和疾病使得司法人員們過早地掉光了頭發為了在公眾面前掩飾自己的聰明絕頂假發遂流行約定俗成成為英國法庭的一景
有人說法官戴假發是表示自己的德高望重而律師戴假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掩飾和保護作用因為他們擔心自己的辯護結果不能得到被告人及其家人的認可但這與其說是合理的解釋不如說是與律師有過節的人編出來詆毀他們的笑話因為根據最近的一份調查表明有57%的律師對戴假發表示不滿恨不得把它摘掉原因是這些由馬鬃編成的假發套造價非常昂貴卻很不衛生一般一頂假發就要用一輩子有一個律師世家有一頂發齡達94年的老古董傳了四代人堪稱傳家之寶
根據歷史學家和民俗學家的研究英國人戴假發的流行時尚傳統大約始於十二世紀當時並不只是法官和律師的專利上層社會的人都將戴假發視為一種時尚是出席正式場合或沙龍聚會時的正規打扮
行家指出司法界所用的假發與普通假發是有區別的在英格蘭司法假發的每一邊有三個捲曲而王室人員卻只有兩個這是否代表著一種很微妙的隱喻意義不得而知但蘇格蘭人卻老愛和英格蘭人鬧別扭因為在蘇格蘭情況剛好顛倒過來王室人員用三個捲曲的假發而司法人員只有兩個捲曲
假發的製作成本昂貴在於人工而不是材料因為馬鬃的取得並不難而假發的製作可是個精細活而且沒辦法通過機器或生產流水線進行批量生產
生產一個假發需要一位熟練的工匠花大約44個工時的勞動包括編織和打捲成品一般有四個顏色白色、金黃色、淺灰色和灰色在一些英國的老殖民地如西非和加勒比海地區白色非常流行而在英國本土金黃色和灰色最為流行
一般一個法官的假發要超過1500英磅摺合人民幣約18000元哇噻不便宜哦而最普通的假發也不低於300英磅
一般人寧願忍受生虱子也不會像女士們更換帽子一樣經常換假發其原因並不在於捨不得買多頂假發而是基於一種說法假發戴得越久越老越臟顏色越深說明你吃法律飯入行的時間越長而在司法界資歷和年齡可是個寶如同醫院老醫生最吃香一樣從某個意義上頭齡越老的假發也就成為律師們招攬生意的百年老字型大小了而法官的老古董假發則是富有審判經驗的招牌
一位法學院學生在取得律師資格之後家人或朋友給他的最好的禮物就是由某位名家製作的假發許多從事假發製作的匠人都是子承父業甚至是世家其製作假發的歷史比某些英國貴族的家族譜系還長
定製假發也是一個需要耐心等待的過程因為許多名匠的預約期已經是在幾年之後即使能馬上定製在製作過程中你的腦殼需要至少被尺子量過十二次這並不是匠人們故意折騰你而是精緻工藝的要求
當然你也可以買一個現成的但畢竟不如量體裁衣般溫柔地吻著你那聰明的腦袋更何況隨便買來的假發在許多法律人看來如同穿牛仔服出席一個莊重的宴會一樣無禮英國人素以保守精神著稱司法界更是如此司法要求的是精確甚至刻板強調的是穩定與平衡而對個性化的東西兼容性較小
許多假發匠人世家對於每一個售出的假發都有記錄要求購買者簽名備案幾百年下來在這些記錄中可以找到許多名人的親筆簽名因為許多知名政治家在成名之前大多是從事律師工作的
假發的保管也是個細致活一般每一套假發都配有一個通風的鐵盒子或木盒子有些盒子甚至是另一件獨立存在的藝術品價值遠超過於假發本身最早時在英國人頭上還經常長虱子的年代裡假發在保存時會被撒上一些葯粉用來防虱子
最後一個與中國有關的問題是在很長的時間內假發所用的原材料馬鬃絕大部分來自於中國這也是鴉片戰爭前中英貿易中中方出口商品中除茶葉外的一項重要交易品因為歐洲馬匹的鬃毛不易進行紡織而且容易折斷而鬃毛在生產過程中需要不斷的漂白和清洗也只有中國馬所產的鬃毛能經歷過種種考驗

法官和律師在法庭上戴假發是英國法庭最有特色的傳統之一在一些受英國司法制度影響深遠的前英國殖民地地區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具有不列顛特色的文化烙印比如中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英國的法官和律師為什麼要戴假發呢許多研究歷史的人提出了種種不同的解釋但都很難說服所有的人
有人說在中世紀時過度的勞累和疾病使得司法人員們過早地掉光了頭發為了在公眾面前掩飾自己的聰明絕頂假發遂流行約定俗成成為英國法庭的一景
有人說法官戴假發是表示自己的德高望重而律師戴假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掩飾和保護作用因為他們擔心自己的辯護結果不能得到被告人及其家人的認可但這與其說是合理的解釋不如說是與律師有過節的人編出來詆毀他們的笑話因為根據最近的一份調查表明有57%的律師對戴假發表示不滿恨不得把它摘掉原因是這些由馬鬃編成的假發套造價非常昂貴卻很不衛生一般一頂假發就要用一輩子有一個律師世家有一頂發齡達94年的老古董傳了四代人堪稱傳家之寶
根據歷史學家和民俗學家的研究英國人戴假發的流行時尚傳統大約始於十二世紀當時並不只是法官和律師的專利上層社會的人都將戴假發視為一種時尚是出席正式場合或沙龍聚會時的正規打扮

㈤ 法官是干什麼的

機構職能：抄

（1）執行本院發生襲法律效力的民事判決、裁定，以及刑事判決、裁定中的財產部分；

（2）執行法律規定的仲裁裁決、公證債權文書等其他法律文書；

（3）對執行異議、被執行主體的變更、追加進行審查；

（4）依照法律規定實施查封、扣押、凍結、扣劃等措施，對妨害執行行為人實施拘留、罰款措施；

（5）協助辦理其他法院委託的執行工作。

區別主要在於執行局為普通法院的協助部門，負責對下級人民法院執行工作的監督、指導和協調，辦理下級人民法院或利害關系人申請復議的案件。

(5)法官的灰擴展閱讀

法官應當依法履行的義務

（一）嚴格遵守憲法和法律；

（二）審判案件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秉公辦案，不得徇私枉法；

（三）依法保障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

（四）維護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維護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

（五）清正廉明，忠於職守，遵守紀律，恪守職業道德；

（六）保守國家秘密和審判工作秘密；

（七）接受法律監督和人民群眾監督。

㈥ 法官的衣服為什麼是灰色的啊。。。

灰色的庄嚴唄,嚴肅啊~

㈦ 法官之死是怎麼回事

托比警長站在法官斯內德家的大門外按動門鈴，來開門的是一位面色灰黃的陌生人。

「我叫麥奇，是斯內德法官新任命的書記員。法官剛才自殺了！」

托比警長聽後大驚失色，隨即跟著他走進書房，見斯內德伏在寫字台上，左手握著一把左輪手槍，右手擱在桌上一張字條旁。字條上寫著：「我因判決一名罪有應得的罪犯緩刑而成為眾矢之的，他們指責我收受賄賂。如果我還年輕，我將控告他們誹謗，但我已進入老年，時日無多，無法證明自己的清白了。」

麥奇在一旁解釋道：「法官一直因他對該罪犯的寬大處理而遭受攻擊，這事本來早已過去，不值得一提。但是卻有人據此造謠，說他受人賄賂，這些謠言無疑是誹謗。我一再勸他提出控告，可他卻說自己太老了，不想耗費精力打官司了。」

托比看過彈傷之後，說：「他只不過死於幾分鍾之前，你聽到槍聲了嗎？」「是的，我聽到槍聲就沖了進來，但他已經死了。」

「你是從隔壁跑進來的嗎？」

「不，我跟您一樣是從外邊進來的。法官昨天約我來抄寫一份材料，給了我一把鑰匙。」

「你做他的書記員有多久了？」

「剛剛一個星期。」

「作為涉嫌者，請你跟我去一趟警察局吧。」托比警長說。

請問，托比警長為什麼懷疑麥奇斷案結果如果麥奇聽見槍聲後沖進法官家，那他一定顧不上關大門。麥奇自稱只給法官當了一個星期的書記員，因此他不可能對法官較早以前的判案了解得如此詳細，他說曾勸法官提出控告，這些都證明了麥奇的言行反常。

㈧ 法官是做什麼的

這是一個奇怪的標題。如果沒有法官，誰來解決糾紛、裁決案件呢？因此，法官是一種十分古老的職業，自從有了文明以來就存在。他起碼要比外交部長、比計委主任的資歷老得多。
那時的法官用什麼解決糾紛，暫且按下不表，今天的法官解決糾紛得依靠法律，所謂「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這里所說的法律，當然就是立法機構正式制定頒布的法律、法規。然而，讓我們仔細想一下，假定法官嚴格地依照這些法律、法規的條文規定，他是否能夠解決糾紛？
容我斗膽說一句：假如法官嚴格地照搬法律條文，絕大多數糾紛是無法解決的。套用一句話，現實總在變化，而法律是灰色的。事情是明擺著的：立法頒布的法律通常並不能准確地預測未來可能會發生什麼，因而，它在某個時候作出的某個規定，過了一些時日，可能非常荒唐。今年年初就發生過一件很滑稽的事情：某地鐵路部門曾根據1979年的一份文件，對被火車撞死者，最多賠償300元或解決糧票，家庭生活確有困難者，酌情給予80至150元火葬費或埋葬費。
很滑稽。但在目前中國所奉行的法律制度下，卻是完全合乎法律程序的，即使官司打到法院，一個遵紀守法的法官，也只能這樣判決。因為，我們所實行的是大陸法，在這種法律制度下，法律是由、並且只能由立法機構制定，法官只能機械地適用法律，而不能對法律進行解釋。即使要進行司法解釋，也必須要最高人民法院出面進行，而普通法官是沒有這種權力的。於是，一旦一個小小的案件暴露出某部法律的荒唐，人們很自然地呼籲，立法部門應當及時地清理過時的法律，應當及時地制定頒布適應新情況的法律。
然而，假如立法機構是負責任的，那麼，它必將被這樣繁重的立法、清法的活動給壓垮。情況似乎也確實如此，這是一個急劇變動的時候，我們的社會存在一種「法律匱乏焦慮症」：從立法者到法官，從當事人到輿論，人們總是感到，有無數法律亟待制定；剛頒布沒有幾年的法律，又得趕緊修訂；過時的法律，也得及時清理，否則會鬧出笑話；即使大體上有效的法律，也被發現似乎總有各種各樣的漏洞，但也只能將就了。當然，法官很苦惱：嚴格依法裁決，有時顯然會得出荒唐的結果；但自行根據現實情況對法律作出解釋，又顯然不合程序。當事人當然也一樣覺得苦惱：撞死人就賠幾百塊錢，給幾十斤糧票，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極端的案例確實凸顯了目前法律制度所面臨的困境。當然，任何一種法律制度都會面臨這樣的問題。不過，至少從經驗上看，普通法制度似乎沒有我們這樣的「法律匱乏焦慮症」。
要克服這種焦慮症，我們可能需要回到原點：究竟什麼是法律？誰、如何制定法律？
法律就在人民中間
《普通法的本質》一書探討的是普通法的本質。其實，通過它對普通法法官創製法律規則的過程的描述，我們可以比較清晰地理解法律的本質。
根據作者的描述，普通法法官在審理一個案件時，不僅是在對具體的糾紛進行裁決，他也同時在生成新的法律規則：「即使解決糾紛是法院的惟一職能，那麼也會出現以司法方式設立法律規則的情況。當法院在新的情況下闡明社會現存標準的適用、意思和引申含義時，它們無法同時避免創制以前沒有宣告過的法律。」（第6頁）
請注意這里的措辭，「宣告過的法律」。這正是普通法制度賴以存在的根本性事實：法律並不等於立法，法律僅僅是為某種程序所承認的，社會中具有正常的理智與情感的普通人在頻繁的交換與合作關系中所形成的規則。也就是說，法律其實是普通人在其日常活動中生成的。
聽起來有點奇怪？是的，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法律實證主義的法律觀。中國的法家早就告訴我們，「法自王生」，只有君主可以制訂法律，也只有君主制訂的規則才是法律。近代以來的法律理論家也一遍又一遍地告訴我們，法律就是國家、通常是國家的立法機構正式頒布制定的文件，是主權者的命令，只有國王、議會才能制定法律。法律體現著國家的意志，是統治者用來維護自己利益的工具。如果立法機構沒有公布那張印著字的紙，這個世界上就沒有法律，社會就處於無法無天狀態，法官當然也就沒有辦法判案，當事人也就找不到解決糾紛的標准。
然而，這樣的觀念其實跟我們日常的經驗是不符的。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並不知道法律，但在出現了糾紛的時候，他們很容易地就按照某種規則解決了。當然，法律實證主義者說，這樣的規則是民間習慣或行會習慣，是道德習俗，是常識，它們確實是社會運轉所不可或缺的規則，但它們絕對不是法律，因為，它們不是國家頒布的。
但這樣的規則與法律之間的區別，果真是根本性的嗎？普通法法官不這么看。當然，嚴格說來，普通人在日常中活動中所生成的規則，只是創製法律的原材料。法律是通過某種程序被法官所發現和確認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是法官創造、發明了法律。相反，他會說，他只是發現、闡明了社會中已經存在的法律，並使其系統化、保持前後一致性，且能夠普遍地適用於每個人。
也就是說，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律規則在法官通過司法程序立法之前就已經存在了，法官只是通過一種理性的過程，將那些人們盡管在遵守但卻沒有意識到、也說不清楚的規則，接受、加工為明確的法律而已。因此，在這樣的制度下，沒有普法的必要：法律本來就在人民中間。一個人根本不需要知道法律說了些什麼，而依然能是個守法的好公民，而一個具有正常的理智和情感的人所認為正當的事情，大體上就是法律所認可的事情；而這樣的人認為應予懲罰的事情，就是法律應當禁止的：「如果一個人按照社會認為正確的方式行事，他會被認為是在做合法之事；如果一個人被社會認為是錯誤的事情所傷害，他將受到法律的保護。」（第211頁）
法律的最佳制定者
而由於分散在各個地方、數量比立法機構的成員多得多的法官，時刻在解決提交到他們面前的糾紛，因而，他們能夠比較敏捷地對社會的變動作出反應，從而使法律在合乎正常人的預期的情況下，又保持足夠的靈活性。讓我們設想，在這樣的法律制度下，被火車撞死的家人會得到什麼樣的賠償？具有正常的理智與情感的普通人都會覺得，鐵路方面即使沒有責任，也應當給點撫恤性質的賠償，起碼應當支付喪葬費，今天，這筆錢好賴也得幾千塊吧？賠償幾百快錢加幾十斤糧票的事情，是不會出現的。
歸根到底，就像本書作者所說的，法律是建立在社會普遍認可的道德規范、有利於社會發展的政策性考慮以及地方或專業的習慣的基礎之上的（參見第四章的論述），法官的任務就是按照這些標准發現、闡明、確認和系統化這些蘊涵在人們的交換與合作關系中的規則，把他們加工成為法律。
一個稱職的法官恐怕不得不如此，否則，他無法解決糾紛。畢竟，立法機構正式制定頒布的法律，其實只是法律規則體系中的一部分，彷彿海面上露出的冰山一角。而大量的法律規則，是人們損遵守的，但卻是誰也說不清楚的。立法者往往不能及時地了解這些規則，從技術上說，也不可能隨時修訂法律。因此，如果要求法官只能機械地適用現有法律，法官就將寸步難行。事實上，即使在歐洲實行大陸法的國家，也不斷地從法官只能機械適用法官的原則一步一步向後退，逐漸給予法官以解釋法律的較大自由裁量權。但是，由於那裡不實行遵循先例的原則，因而，每個法官根據現實對於立法所做的解釋，就只限於解決他面前的糾紛。這其實是一種知識的浪費。如果通過先例制度把法官們在司法過程中的智慧集中起來，所形成的法律是否會比幾百個議員所制定的法律更優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