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最高法院能管州法院嗎

㈠ 如何確定美國聯邦法院的管轄權

《如何確定美國聯邦法院的管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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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ISBN：7503645598
·條形碼：9787503645594
·版本：第1版
·裝幀：平裝
·開本：0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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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聯邦法院並不是可以隨便插手任一法律糾紛，而是只能按照各自的管轄范圍，各司其職。這本權威論著揭示了聯邦權威及其限制的憲法淵源。本書的重點是聯邦問題以及涉及不同州籍公民的案件。本書主要涉及管轄問題、管轄標的數額、海事、主權豁免、避讓、禁止起訴令及民事案件的移送。另外還介紹了三法官合議法庭、審判地點及聯邦法院適用法。本書是非常實用的介紹聯邦管轄權的指南。
第一章"國會、法庭"討論了司法審查，案件與訴訟的要求，國會管理聯邦法院管轄權等問題。其中，"案件與訴訟"一節詳細闡述了憲法第三條中所提到的"案件"和"訴訟"的概念，內容包括終結性，咨詢建議書，起訴權，成熟性，失效性，政治問題和行政問題等。"國會管理聯邦法院管轄權"一節探討了國會對聯邦法院管轄權的限制，立法法庭，"第三條"法院的"第一條"權力等問題。
第二章"聯邦問題案例"討論的題目是如何鑒別聯邦問題案例和附加管轄權。其中，"如何鑒別聯邦問題案例"一節闡述了憲法范疇，間接聯邦問題，訴狀為准規則，對聯邦法或州法之並人等概念。"附加管轄權"一節探討了聯邦法院對聯邦問題案件中州法訴條的管轄權。
第三章"海事"簡單的闡述了聯邦法院對海事案件的管轄權，內容包括相關的法律法規與這些法律法規對各種案件的影響。
第四章"涉及不同州籍公民的案件"討論了公民州籍的確定，完全涉及不同州籍公民，公司與社團組織的州籍，管轄數額等概念。其中，"完全涉及不同州籍公民"一節講述了在訴訟一方的人士持有不同州籍的情況下如何確定管轄權。"公司與社團組織"一節講述了社團組織和公司的州籍的確定方法，並且討論了股東派生訴訟案件的管轄權問題。"管轄數額"一節講述了確定訴訟數額的具體規則和多訴條情況下的管轄數額的計算方法。
第五章"其他管轄的問題"討論了管轄問題的提出，獨有管轄權，州法庭與聯邦官員的關系，移送，州法庭提供審判的責任，訴訟地與送達，審判地的轉移等內容。
第六章"聯邦法院適用法"討論了伊里規則，實體法與程序法，不同州法之間的選用，聯邦一般法，州法庭對聯邦法的運用，給予原告憲法權利控告地方或聯邦官員的1983法和比文斯規則等等。
第七章"主權豁免"詳細闡述了聯邦管轄權中的主權豁免原則，內容包括對主權豁免的放棄，對政府官員的訴訟，官員的免責，國會和總統的免責等等。
第八章"避讓及相關原則"介紹了涉及聯邦法院對州法案件避讓原則的幾個案例，同時討論了避讓原則的相關原則，比如行政手段的耗盡，家庭關系的案件，遺囑設立的案件等等。本章還詳細闡述了聯邦法院對禁止訴訟令的運用，其中包括對2283法的介紹，同時也講述了州法院對聯邦審判發布禁止訴訟令的可行性。
第九章"上訴及附屬審查"首先介紹了美國最高法院對州法院判決的復審權，詳細解釋了在何種情況下最高法院可以對州法院的裁決進行復審。隨後本章介紹了聯邦地區法院對州法院刑事判決的復審權。法院這里復審的是被定罪的被告人在關押其間憲法權利受到的剝奪，這種復審也叫"人生保護令"。次節不僅講述了一般刑事案件復審的程序要求，還解釋了聯邦系統罪犯和軍事法庭罪犯的復審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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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大衛·P·柯里：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教授，曾任哈佛法律評論編輯。1970後任伊利諾伊污染控制理事會主席，1985年被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曾任教於法蘭克福大學、漢諾威大學、海 德堡大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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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推薦
總序
總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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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reading!
1999年4月
於哈佛法學院

㈡ 美國最高法院的上訴管轄權是什麼

一、管轄權
在歐洲大陸法國家和那些以大陸法為法律模式的國家如日本、拉丁美洲國家和多數非洲國家，法院審判案件的權力更有可能被理解成「competence」而不是「jurisdiction」。「competence」包括兩方面：事物管轄和地域管轄。前者是指糾紛應訴諸於被授權審理那類案件的法院，後者是指糾紛應訴諸於與案件當事人、事實經過或事件有一定地理聯系的法院。如果原告所選擇的法院同時具備以上兩方面，則該法院對案件有管轄權。
英美法系關於管轄權（jurisdiction）的概念與大陸法系的管轄權（competence）概念是相似的，但有細微的不同。我們的管轄權也包括事物和地域兩種因素。一個糾紛必須訴諸於有事物管轄權的法院，即案件必須屬於法院被授權審理的案件的一種。然而，除此之外，對雙方當事人法院還必須有對人管轄權（如果是對人訴訟）或對物管轄權（如果是對物訴訟）。管轄權中的地域因素體現在對人管轄權之中。在某一法院能對一方當事人行使對人管轄權之前，該當事人必須與建立那一法院的主權領土有一定的聯系。
州法院對事物的管轄權幾乎沒有什麼問題，而聯邦法院對事物的管轄權卻是有限的。聯邦法院只能受理少數特別種類的案件，如基於聯邦法律產生的案件、不同州的公民之間的爭議案件、一州公民與外國公民之間的爭議案件。然而，州法院卻可以受理除少數專門由聯邦法院受理的案件之外的任何種類的案件。就事物管轄權而言，在我所在的堪薩斯州，一般初審法院都可以受理一個日本公民和另一個日本公民之間因合同違約所產生的糾紛案件，盡管合同的簽訂地和履行地都在日本。但是在這樣一個案件中要想獲得對被告的對人管轄權幾乎是不可能的。在美國法院，對人管轄權是限製法院權力的一個主要因素。因此，與大陸法系國家著重考慮對案件的管轄權不同，我們所考慮的主要是對被告的對人管轄權。
如果一個被告自願接受法院的對人管轄權，則不需要在他與訴訟法院之間有地域上的聯系。但如果對管轄權有異議，則原告必須選擇一個與被告有適當聯系的法院起訴，只有該法院才能獲得對被告的對人管轄權。
假設一個被告在一個主權領土范圍內有自己的家，而該地的法院正在尋求對其行使管轄權，則這個家通常被認為是一個允許對被告行使對人管轄權的合適連結點。但是被告的居所或住所並不是唯一的連結點。
在歷史上，英美普通法認為，對被告的對人管轄權主要是法院司法強制力的一個功能。如果一個法院能拘捕某個人，則此人隸屬於該法院的管轄權。在英美普通法的早期，民事訴訟確實是從對被告的人身拘捕開始的，被告被關押直到案件審畢。後來，實際上的人身拘捕被象徵性的拘捕所取代，法院不再象對待被起訴的刑事罪犯一樣拘捕民事被告，而是通過傳票傳喚被告。傳票表明，如果必要時，被告可能被拘捕。即使被告是一個對管轄權持有異議的非當地居民，當他出現在法院轄區，並被以合法的程序傳喚時，其也可能隸屬於該法院的對人管轄權。因此，被告與法院之間的適當聯系包括三種情形：被告的居所或住所在法院的轄區，被告放棄管轄權異議；被告出現在法院轄區。這些在過去被認為，現在也仍然被認為是確定對人管轄權的傳統基礎。在著名的Pennoyer訴Neff一案中，美國最高法院宣布這三種傳統的基礎是憲法所允許的僅有的基礎。在該案中，最高法院指出，確定對人管轄權的這些傳統基礎是憲法性概念「正當法律程序」的因素之一。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宣布：「非經過正當法律程序，任何州都不能剝奪一個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相應地，Pennoyer訴Neff一案確立了這樣一個規則，即州法院不能對被告行使對人管轄權，除非該被告自願接受管轄，或其居所或住所在該州，或當其出現在該州時被合法傳喚。
該案嚴格限制了法院對一個持異議的非居民行使管轄權的權力，即一個法院不能隨意行使管轄權，除非當被告出現在該州時被合法傳喚。然而，普通法認可一種可以規避這種限制的途徑，如果被告在該州有財產。對被告的對人管轄權雖然是對人訴訟所要求的，但在對物訴訟中卻無此要求。對本轄區內的財產，法院可以決定其所有權歸屬而無需享有對被告的對人管轄權。財產位於該州是法院對該財產享有管轄權（通常被稱為「對物管轄權」）的充足根據。
對物訴訟是指決定財產利益歸屬的訴訟。請求被告給付金錢的訴訟或要求被告為或不為某種行為的訴訟是對人訴訟。然而，普通法發展了一種理論，該理論允許原告把請求給付金錢的訴訟當作對物訴訟來起訴。如果原告關於金錢賠償的請求是有效的，則原告對屬於被告的財產享有潛在的利益。如果原告勝訴，而被告卻沒有執行該判決，則原告可以變賣被告的財產以執行判決。另外，關於請求給付金錢的訴訟也可能被當成這樣一種對物訴訟，即在該訴訟中，原告針對被告的某種特定財產提出訴訟請求。原告可以在任何一個被告享有可供執行的財產的地區起訴，即使被告不隸屬於該地法院的對人管轄權。此種意義上的「財產」也包括被告的債權。法院只要能夠對被告的債務人行使對人管轄權，就可以對由該債權所代表的財產行使對物管轄權。獲得這種被稱為「准對物訴訟」的機會為規避Pennoyer訴Neff一案所確立的對人管轄權的嚴格條件提供了有限的途徑。這種准對物訴訟的判決的效力只是給予原告變賣被告某種特定的財產以滿足自己訴訟請求的權利，判決的執行不能針對被告的其他財產。
二、管轄權的「權力支配」理論的缺陷
這種依靠法院的實際支配權力去執行判決的管轄權理論的缺陷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變得越來越明顯。一方面，它不能令人滿意地解釋對法人的管轄權。法人是沒有自然屬性的，它只是一種觀念，但法人可以擁有財產。因此根據「准對物訴訟」理論，在請求給付金錢的訴訟中，任何法人財產所在地的法院都將對法人財產享有對物管轄權。但是在對人訴訟中，如何確定對一個持異議的非當地法人的對人管轄權呢？如何認定一個法人在某法院轄區出現過呢？美國立法者們的回答是，如其現在常做的一樣，求助於法律的擬制。如果法人的一個機構在該州經營著其公司的業務，則表明該法人出現在該州。因此，一個法人在符合以下條件之一時，就隸屬於訴訟所在地法院的對人管轄權；放棄管轄權異議；在該法院所在州注冊登記；在該州「經營業務」。但此種意義上的「經營業務」從來也沒有被明確地定義過，於是，涉及「經營業務」意思的判決已經有成千上萬。
另一方面，汽車的發明使該種理論的缺陷更加明顯。汽車能使人們很容易地從一州旅行到另一州，但是汽車是危險的交通工具以及許多訴訟的起因。汽車增加了這種可能，即一州的居民被捲入到另一州的損害賠償訴訟之中的可能。駕駛汽車進入乙州並在那裡造成交通事故的甲州居民，不得不在任何由此導致的訴訟案件中保護自己的利益，證人可能被要求到庭作證。但是按照「權力支配」理論，除非在離開乙州之前被合法傳喚，一個持異議的甲州居民是不隸屬於乙州法院的對人管轄權的。問題的解決再次運用了法律的擬制。州立法機關制定了一些法規規定，任何人一旦在該州的道路上駕駛車輛，就意味著同意接受該州法院對任何由此行為引起的訴訟案件的管轄權。這種擬制的「同意」似乎能吻合Pennoyer訴Neff一案以及管轄權的「權力支配」理論。同時，最高法院也堅持認為，這種「非居民駕駛者的法規」在Hess訴Pawloski一案中是合憲的。
當一種法律體系必須求助於某種法律擬制，去調和常識性的結論與占支配地位的法律理論之間的關系時，那麼這種法律理論一定存在某種問題。在1945年對「國際鞋業」訴華盛頓州一案的判決中，最高法院最終改革了對人管轄權的理論基礎。
三、最起碼的聯系和基本的公正
「國際鞋業」一案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一個設立在密蘇里州的公司能否在華盛頓州被起訴？該公司認為，其在華盛頓州的機構的行為並不構成「經營業務」，因此該公司沒有出現在華盛頓州。在反駁此種辯解時，最高法院給予「正當法律程序」在對人管轄權問題上的含義一個全新的描述：
「在歷史上，法院在對人訴訟中的管轄權產生於其對被告人身的實際支配權力，因此被告出現在法院所管轄的地域內是被告受法院判決拘束的前提條件……但是既然拘捕被告的命令已被傳票或其他形式的通知所取代，正當法律程序所要求的僅是，如果被告沒有出現在法院的轄區，法院要想使其服從對人訴訟的判決，則被告與法院之間應有某種最起碼的聯系。因此，該案件的審判就不會與傳統的公平和公正概念相抵觸。」
伴隨此種新的「最起碼的聯系」的標准，最高法院認為，符合法律的最起碼的聯系的數量和種類取決於訴訟的起因是否產生於該聯系。在「國際鞋業」一案之前，一些法院沒有作此種區別，除非州法規把管轄許可權制於案件的起因產生在該州，正如前面所述的「非居民駕駛者」法規。如果被告出現在該州或住在該州，他可能因任何原因被起訴，無論案件與該州是否有聯系。但是在有法人參加的訴訟中，「國際鞋業」認為：「出現」只是一種擬制，被告必須與該州有某種聯系。如果訴訟的起因產生於該種聯系，則即使是單一的孤立的聯系也足以使被告隸屬於該州法院的對人管轄權。如果該聯系是系統的、連續的和實質性的，則被告可以因任何案由被起訴，無論該案由產生於何處。
究竟什麼樣的單一的或孤立的行為能滿足合憲的最起碼的聯系的要求，從而支持產生於這種聯系的案件的管轄權（我們稱其為「特別管轄權」）呢？究竟什麼樣的系統的連續的行為是充分的實質性的，以致能夠支持與該種行為無關的案件的管轄權（我們稱其為「一般管轄權」）呢？最高法院在「國際鞋業」一案中指出，答案取決於「與正當法律程序所要保證的公正的有序的法律管理相關的行為的性質和質量。」這被理解為「利益平衡」。與如果案件不能在那裡被起訴原告所將面臨的困難相比，被告在一個被選定的法院應訴究竟會遇到多大的困難呢？在允許案件在原告所選定的法院繼續審理是否公正與合理的問題上，訴訟的方便是要考慮的一個主要因素，而憲法中的「正當法律程序」條文所關心的正是公正與合理。
正當法律程序的新標准起源於「國際鞋業」一案。它要求首先查明被告與法院所在州是否有某種聯系。如果沒有，則管轄權不能成立。如果被告確實與法院所在州有某種聯系，則仍須查明訴訟的起因是否產生於該聯系。如果是，則要進一步查明被判決所影響的利益是否允許這種管轄權。這里的利益包括原告的、被告的、州的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到的利益。如果法院的管轄權的行使符合利益的平衡的要求，則該法院可繼續其對案件的審理；如果管轄權的行使不符合利益平衡的要求，則法院應撤銷該案件。
如果訴訟的起因並不產生於被告與法院所在州的聯系，則需要確定是否該聯系是系統的、連續的實質性的，以致於能夠使被告在缺乏與訴訟的起因相關的聯系時，在該法院應訴是公正和合理的。這一步也涉及到利益的平衡。
一種依賴於利益平衡的法律標准似乎顯得有些不可預測。不同的法官對案件所涉及到的利益可能會有不同的評價，不同的法官對同樣的案件可能會得出不同的結論。這是對產生於「國際鞋業」一案的管轄權的分析所遇到的一個問題。
四、州法院管轄權的擴大：長距離法規
「國際鞋業」一案的判決為擴大州法院的管轄權開辟了一條道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早期，各州開始適用一些法規，允許其法院對一個持異議的非居民行使對人訴訟管轄權，只要法院在本州之外對被告進行了合法的傳喚。這些法規被稱為「長距離法規。」其中一些專門用於識別某種可能導致被告隸屬於「長距離管轄權」的行為，而另一些則廣泛宣稱，其州的法院可以在任何與憲法相一致的基礎上對被告行使管轄權。
五、故意獲得和商業流通理論
1958年最高法院在Hanson訴Denckla一案中作出了另一個關於土地標記的判決。該案宣布了對「國際鞋業」一案規則的一條限制。即使訴訟的起因產生於被告與該法院所在州的聯系，即使該法院是一個便利案件審判的法院，該法院也不能對被告行使管轄權，除非引起訴訟的聯系是被告自己的故意行為的結果，而不是原告或第三人的行為的結果。最高法院指出：「在每一案件中，本質的一點是，被告是有意地為某種行為，以取得在訴訟所在州從事某種活動的權利，進而得到該州法律上的利益與保護。」
這種「故意獲得」要求，給各州法院試圖對產品質量責任案件中的缺陷產品的製造商行使「長距離」管轄權造成了障礙。缺陷產品在一州的出現常常不是產品製造商自身行為的直接結果，而是一些批發商或獨立中間人的行為結果。但是州法院發展了一種理論，以允許對缺陷產品的製造商行使管轄權，而置「故意獲得」要求於不顧。如果製造商有意將其產品投入「商業流通」之中，並清楚其中相當一部分可能在訴訟所在州銷售和使用，則該行為等同於將產品直接投入該州，盡管產品在該州的實際出現是獨立中間人的行為結果。製造商有意使其產品在訴訟所在州銷售，而訴訟的起因產生於此，則該製造商應該服從該州法院的管轄權。
這種「商業流通」觀點導致這樣一個結論，即Hanson案件中「故意獲得」要求的真實含義是，被告應能預見其引起訴訟的行為可能在訴訟所在州產生一定的效果。《第二次沖突法重述》援引這種「可預見的效果」試驗，以允許法院對一個自身行為遠離訴訟所在州的被告行使管轄權。《第二次沖突法重述》第三十七節表明：「如某人在其他州實施的行為在該州產生了某種效果，而訴訟的起因又產生於該效果，則該州有權對其行使管轄權，除非這種效果的性質和此人與該州關系的性質使該管轄權變得不合理。」但是這種「可預見的效果」試驗對「故意獲得」要求而言，被證明是過於寬泛了。
World—wide Volkswagen公司訴Woodson一案是幾個住在亞利桑那州的原告在俄克拉荷馬州起訴的一起產品質量責任案件。原告從紐約州的零售商那裡購買了一輛「奧迪」牌汽車。當原告駕駛該汽車從紐約經俄克拉荷馬駛向其在亞利桑那州的新家時，奧迪車後部被另一輛車撞壞並起火，幾個原告嚴重受傷。於是他們對該車的製造商、進口商、東海岸地區的分銷商和零售商一並提出了起訴，訴稱損害是由設計上的疏忽造成的。製造商和進口商都沒有對俄克拉荷馬法院的管轄權提出異議，但分銷商和零售商卻不同。
俄克拉荷馬州的法院堅持被告零售商和分銷商應隸屬於其管轄權，因為法院認定他們能夠預見在紐約州售出的汽車在俄克拉荷馬州被使用的可能性。然而，最高法院駁回了該判決。最高法院拒絕接受這種「可預見的效果」試驗，但並不反對「商業流通」理論：「對正當法律程序的分析至關重要的這種可預見性，不僅僅是某產品將出現在訴訟所在州的可能，更應當是被告的行為及被告與訴訟所在州的聯系使其可能合理地預測到他將在那裡捲入訴訟。如果製造商或分銷商的產品銷售不是一個簡單的孤立的現象，而是其直接或間接使其產品進入其他州市場的努力的結果，則使其服從於其中任何州的法院的管轄權就不是不合理的，如果該缺陷產品是導致其所有人或他人受到傷害的原因。」
在針對產品製造商提起的產品質量責任訴訟中，產品在訴訟所在州銷售的可預見性足以滿足「故意獲得」要求，但是，在其他州售出的產品在訴訟所在州使用的可預見性卻不足以准許在該地對零售商起訴。
最高法院在Asahi金屬產業訴高等法院一案中又一次遇到了「商業流通」理論。該案件產生於加尼福利亞州的一次交通事故。一輛行駛中的摩托車的一隻輪胎爆炸，其駕駛者被嚴重炸傷，他的妻子（當時也在摩托車上）被炸死。受害人向摩托車的製造商和摩托車輪胎的製造商（一家台灣公司）提起了訴訟，而這家台灣公司卻要求追加Asahi（一家日本公司、輪胎活門的製造商）為被告，並辯稱：如果輪胎有缺陷，其原因在於輪胎所使用的活門有缺陷；如果台灣公司負有賠償責任，則日本公司有義務賠償台灣公司。雖然原告沒有向這家日本公司提出起訴，但台灣公司的損害賠償請求仍被受理。日本公司主張法院缺乏對人管轄權，應撤銷案件。但加州的法院裁定，鑒於「商業流通」理論，管轄權成立。法院認為，該日本公司對其在亞洲賣給台灣公司的相當一部分活門可能被組裝到輪胎上並在美國加州出售是完全清楚的。但最高法院駁回了該裁定。
最高法院的九名法官一致認為，即使該日本公司有意建立與加州的聯系，並因此引發訴訟，但利益平衡規則使要求該公司到加州應訴顯得很不公平，其與台灣公司的關系完全建立在亞洲，審理他們之間的爭議案件與加州的利益毫無關系。即使台灣公司勝訴，該判決在美國也難以得到執行，同時日本也很可能不承認並執行該判決。因此無論是要求該日本公司到加州應訴，還是要求加州公民在該訴訟中充當陪審員，似乎都不太合理、也不太公正。O』Connor和另外三名法官甚至認為，該日本公司與加州的聯系並非其「故意獲得」行為的結果。該公司把其產品投入「商業流通」之中，並知道其中相當一部分可能被組裝到摩托車上並被在加州出售，這一事實並不足以滿足「故意獲得」要求，還應當有其他屬於被告的並能表明其有意使產品進入加州市場的行為，例如廣告。可見O』Connor法官對「商業流通」理論基本持反對態度。
但是，Brennan等另外四名法官再次確認了「商業流通」理論的有效性。第九名法官Stevens不贊同以上兩種觀點中的任何一種。因此，Asahi一案的判決給「商業流通」理論的有效性留下了某種疑問。在後來的案件中，一些法院採用了O』Connor法官的觀點；而另一些法院則站在Brennan法官一邊，後者可能更多一些。畢竟在World—wide Volkswagen一案中，最高法院似乎已把「商業流通」理論，當作一種在針對可預見其產品在訴訟所在州銷售的製造商提起的訴訟中，能夠滿足「故意獲得」要求的工具，且最高法院的大多數法官也從來沒有對此表示過異議。
六、舉證責任和公正
我們已經知道，對人管轄權的合憲性的現代分析，要求法院去發現被告與訴訟所在州之間有意建立的聯系，以及去分析案件所牽涉到的各方利益，從而確定在一個特定的案件中對被告行使管轄權是否公正與合理。問題在於：誰應承擔這種公正問題的舉證責任？原告還是被告？
在最高法院對Burger King公司訴Budzewicz一案作出判決之前，通常認為原告應承擔舉證責任，因為是原告的起訴導致了法院對案件的管轄。但在Burger King公司一案中，最高法院卻要求被告一方承擔舉證責任：「一旦被告有意建立與訴訟所在州之間的最起碼聯系的事實被確定，這些聯系在參照其他因素的同時，就可以被用來考慮並決定對人管轄權的維持是否符合公平和公正的原則。……被告所居住的州要想獲得該案的管轄權，被告就必須舉出強有說服力的判例，以證明其他因素的存在使訴訟所在州的管轄權變得不合理。」簡言之，如果原告能夠證明被告已經有意與某州建立了某種聯系，而案件的起因又產生於該聯系，則向法院證明其管轄權的行使並不公正的責任就只能由被告承擔。
七、傳統依據的生命力
自從「國際鞋業」案判決以來，有一點已經十分清楚，即認為被告在一州的出現是對一個持異議的非居民行使對人管轄權的必要條件的傳統管轄權理論的相當一部分已不再有效。一州能夠對並未被發現出現在該州的持異議的非居民行使管轄權而又不違背憲法。
然而，傳統理論也堅持，一個人在訴訟所在州的出現是該州法院對其行使管轄權的充分根據。這在過去是對的，甚至於就我們現在的「一般管轄權」而言，也是正確的。傳統理論的這一觀點延續下來了嗎？許多律師、法官和學者認為沒有。如果關於正當法律程序的檢驗是基本公正的，正如「國際鞋業」一案和以其為判例的其他案件所表明的那樣，那麼我們將很難發現，在沒有其他聯系的情況下，僅僅由於被告在某州的短暫的逗留就要求其服從管轄在該州應訴的公正何在。在「國際鞋業」案之後，很多人認為，即使被告在該州逗留期間被合法傳喚過，也仍然需要做利益平衡分析，以確定要求被告在該州的法院就那一特定的案件應訴是否公正。在Shaffer訴Heitner一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國際鞋業」一案中的利益分析適用於被告在一州的財產被作為准對物訴訟的基礎的案件。在該案中最高法院甚至指出：「對所有州法院管轄權的維持，必須依照在『國際鞋業』案和其同類案件中所確定的標准進行評價。」
在Burnham訴高等法院一案中，最高法院又遇到了這一問題，即僅僅到過某州是否構成一般對人管轄權的充分依據。如在Asahi案件中一樣，最高法院又沒能提供一個權威的解釋。
其中四名法官認為，在某州的出現仍然是對一個持異議的非居民行使管轄權的充分依據，對他們而言，「國際鞋業」一案僅適用於沒有到過訴訟所在州的被告。另外四名法官認為，「國際鞋業」案的利益分析應當適用於該案，但建議在通常情況下，被告出現在某州足以構成管轄權。又一次，Stevens法官拒絕接受任何一方的觀點。於是又一次，如Asahi案一樣，在沒有其他更多聯系的情況下，關於被告的臨時逗留是否構成對人管轄權的充分依據的問題，留給我們的仍是平分秋色的兩種意見。
八、州法院對人管轄權的憲法性限制的總結
一個法院能夠對一個同意接受管轄權或對管轄權不持異議的被告行使管轄權。參加訴訟而沒有對管轄權提出異議即構成不持異議。
一個法院能夠對居所或住所在本州的個人行使管轄權。居所或住所是支持一般管轄權的充分連結點（訴訟請求與本州沒有關系時）。
一個法院能夠對一個與本州有某種聯系、在本州「經營業務」的法人行使管轄權。「經營業務」是否構成一般管轄權的充分依據，取決於法人的業務行為是不是連續的、系統的和實質性的，以致能夠使要求其就特定的案件在本州應訴是公正的。
一個法院也可以對某個人或某法人行使特別管轄權，如果該個人或法人有意地與該州建立了某種聯系，而訴訟的起因正是產生於該聯系，除非被告通過對所牽涉到的利益的分析能夠證明該管轄權的行使是不公正的。在針對製造商提出的產品質量責任訴訟中，有意的聯系可以通過「商業流通」理論建立，除那些適用O』Connor法官在Asahi案件中的觀點的法院外。
一個法院可能不會對在本州屬於被告的與訴訟請求無關的財產行使准對物訴訟管轄權，除非被告與該州之間存在能夠支持對人訴訟管轄權的聯系。
一個法院很可能能夠對出現在該州時被合法傳喚過的被告行使一般管轄權。

㈢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職能和作用

齊樹潔 廈門大學法學院教授，法學博士

摘要:上訴制度是司法體系的重要構成部分，擔負著多樣化的司法功能，並且需要在不同的價值目標之間進行平衡與取捨。由於現代社會的急劇變遷，許多國家的民事上訴制度無論是在制度設計還是實際運作上均面臨著種種問題，並進而影響到整個司法制度的有效運行。我國現行兩審終審制存在諸多缺陷，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必須進行全面的變革。本文提出改革我國民事上訴制度的基本思路，論述三審終審制對審理范圍、提起條件、程序規則等方面的限制。

關鍵詞:民事訴訟；上訴制度；三審終審；司法改革

在法院審級制度的建構上，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採用的都是四級三審或三級三審制。我國現行兩審終審制在現代各國普遍採用三審終審制的趨勢下，幾可謂獨樹一幟。[1]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調研報告，兩審終審制不利於充分發揮四級法院的整體功能和實現四級法院各自不同的價值目標，其主要缺陷如下:(1)上訴條件過於寬泛導致訴訟資源的浪費；(2)終審法院級別過低，難以保證司法的統一性；(3)兩審終審使上訴審的糾錯功能明顯降低；(4)民事訴訟管轄原則導致地方保護主義干擾嚴重；(5)缺少專門的法律審查程序；(6)以審判監督制度彌補二審不足，導致「終審不終」。[1]針對上述弊端及其成因，筆者主張對我國民事上訴制度進行全面的變革。改革的基本思路是:(1)針對立法和實踐中的問題，從審判權與上訴權實現合理制約出發，完善現行的第二審程序，使之更符合公正與效率的要求；(2)借鑒多數國家的立法例，實行有限的三審終審制；[2] (3)在實行有限三審制的同時，修改現行審判監督程序的規定，建立再審之訴，規定明確的再審事由，對再審程序啟動予以嚴格限制。本文在論述第三審程序的功能的基礎上，探討未來我國有限三審終審制的建構。

一 第三審功能的定位

第三審是法律審的最終審級。在三審制架構下，第三審法院一般是最高法院。第三審作為法律審的終審，專就下級審法院裁判之解釋適用法律有無違背法令為審理，不再審理事實是否錯誤之問題。[2](856)也就是說，第三審作為法律審之目的，一方面在於依法律上的論點審查原審判決適用法律是否正確，另一方面在於謀求法律解釋適用的統一，其最重要的功能是確定法律原則與統一法律解釋。

(一)最高法院的司法功能

世界上各國最高法院的司法功能各有差異。有學者根據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職能和紐約、加州二州最高法院的角色差異及其反映出來的司法理念的不同，把最高法院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宏觀指導型」；一種是「個案監督型」。所謂「宏觀指導型」，是指最高法院的基本司法職能是為下級法院制定指導性的方針政策。當然，這些政策可能通過司法解釋或通告等方式表現出來，也可能通過就具體案件所做的判決或裁定表現出來。在這種模式下，最高法院只審理那些對下級法院具有指導意義的案件，即涉及重大法律問題的案件。所謂「個案監督型」，是指最高法院的基本司法職能是監督下級法院的審判，以保證在每個具體案件中實現判決正確和司法公正。按照這種模式，最高法院應該盡可能多地對下級法院的判決進行審查，或者說，對當事人提出上訴的案件一律進行復審。[3]「宏觀指導型」比較注重實現上訴審的公共目的，「個案監督型」則更注重私人目的，即維護當事人的權益。當今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最高法院有從「個案監督型」向「宏觀指導型」發展的趨勢。

作為金字塔頂尖的最高法院，顯然無法像位於塔基的初審法院那樣行使審判權。即使法律規定其具有初審管轄權，也僅限於極其個別的特例。最高法院也無法像位於塔腰的中級上訴法院那樣，在案件數量上或審理范圍上充分行使上訴審管轄權。倘若來者不拒，並且不分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而一並審理，那麼最高法院就會成為一個龐大且運轉不靈的機器，喪失其統一法律解釋的功能，更遑論與時俱進、創制新規則。甚至於只對法律問題照單全收，也會影響最高法院功能的發揮。因此，最高法院只能審理最重要的法律問題，將其角色定位於「宏觀指導型」，從而充分實現上訴制度的公共目的。

㈣ 根據美國1787年憲法規定，美國最高法院可以

B 宣布總統法令違復憲制
美國實行三權分立，總統掌握行政權，國會掌握立法權，最高法院掌握司法權。總統可否決國會通過的法律，但國會三分之二多數再次通過，即為有效。最高法院大法官由總統提名，參議院批准。最高法院對法律擁有最高司法解釋權，可以宣布總統的行政命令、國會的立法違憲。

希望對你有所幫助，謝謝！

㈤ 美國聯邦法院體系與州法院的關系

美國是一個聯邦制國家，有聯邦憲法和聯邦法律、州憲法和州法律兩個法律體系，但聯邦憲法和聯邦法律具有最高地位。法院同樣存在聯邦法院系統和州法院系統，聯邦有最高法院，各州也有州的最高法院（有的州稱為州最高上訴法院或上訴法院）。州法院是州政府的司法部門，聯邦法院則是聯邦政府的一個部門，這兩套法院之間沒有上下級關系，但在司法管轄的范圍上有所分工。絕大多數的案件，既可向州法院起訴，也可以向聯邦法院起訴。但州法院審判案件時，在適用法律方面不僅受州憲法和州法律的限制，也要受聯邦憲法和法律以及聯邦所簽定條約的約束，「即使州的憲法和法律的任何條款與之相抵觸」。

聯邦法院的管轄權受聯邦憲法和法律的限制，只能行使由聯邦憲法賦予和由國會立法規定的聯邦司法權力。根據美國憲法第三條第二款的規定，合眾國司法權適用於以下范圍的案件：①合眾國作為訴訟的一方的案件；②涉及到州的案件，具體包括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州之間的訴訟案件、一個州與另一個州的公民之間的爭執案件、不同州的公民之間的訴訟、同一個州的公民之間關於不同州的土地的所有權的訴訟；③涉及大使、公使和領事的一切案件；一州或其公民與外國或外國公民或屬民之間的訴訟；④所有涉及到聯邦憲法、國會通過的法律和根據聯邦權力締結的條約的一切案件，以及關於通航水域的法律一切案件。

憲法讓聯邦法院有權審理上述案件，但並沒有禁止州法院審理這些案件。但是，美國國會可以規定某些案件由聯邦法院獨自行使管轄權，如反對合眾國的犯罪所引起的案件，以州為訴訟當事人的案件，涉及大使和其他外交官員的案件等。這樣，在任何一個州里，都既有州法院系統，也有聯邦法院系統。對有些案件，兩種法院都可以受理；另一些案件，只有州法院才能受理；還有些案件，只有聯邦法院才能受理。事實上，聯邦法院審判涉及聯邦法律的一切案件，但憲法對初審管轄權和上訴管轄權作了區別，如聯邦最高法院只擁有有限的初審管轄權，但最高法院擁有廣泛的上訴管轄權。因此，在美國，一場官司可能從州法院開始，但如果涉及到聯邦憲法和聯邦法律，就可以從州最高法院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

以上，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㈥ 關於美國白宮，國會，最高法院，各州之間權利的關系

首先一抄點，你不能把美國當成是一個國家。。。。美國只是一個由五十個被稱為州的「小國」組成的一個聯邦。難理解的話，你可以把美國視為一個成功「歐盟」。。

第二點在國際上，你不得不承認美國的確是一個國家，假如美國是歐盟的話，與現在的歐盟比起來，英國的公投就算全票通過，也不能脫離美國，這是美國憲法的規定！而現在歐盟，就算有歐盟憲法，英國也可以予以保留甚至不執行，但是英國如果在「美盟」是不能這么做的。。。。

第三關於立法，只要州的憲法。。。沒錯就是州憲法！美國的每個州都可以立憲！但是前提是不能與美國的聯邦憲法相違背。。。只要聯邦憲法沒規定的事，州憲法都可以制定，比如美國有的州禁止講達爾文的進化論，有的州禁止離婚或者同意同性戀結婚，還有更加奇葩的憲法如節假日不能加班，不管是否自願。。。

最後講到奧巴馬說的這句話，合法但是不被美國承認。。。。你的老師說的沒錯，他的確吹牛，但是這就是美國的特色，政府之間打架，卻不會影響美國的運行。。。之前你也見識過美國政府罷工的事，但是地球照樣轉！當然美國人也不會有啥怨言，這在神奇的美國是經常發生的事。。。請不要以中國人的思維去想美國佬的事。。。

㈦ 違反州法律聯邦最高法院有管轄權嗎

中國法院網提供了這一方面對於美國司法體系的解釋，鏈接在下面參考資料鏈接里。

㈧ 美國 聯邦地區法院 州法院什麼關系

美國是一個法治發達的國家，不但律師多，法官也不少。據聯合國的統計，2001年全美約有法官、裁判官人，平均每10萬人中，有近11名法官。美國的法院分為兩大系統，即聯邦法院系統與州法院系統，這兩個系統是平行沒有從屬關系的，兩個系統都有自己的司法管轄范圍以及獨自的法院設立、法官就職規定。在案件的審理上，只有聯邦最高法院有權審理州最高法院裁定的上訴案件，其他聯邦法院，包括上訴法院（U.S. courts of appeal，又稱巡迴法院）、地區法院（U.S. district court）都無權審理州各級法院裁定的上訴案件。
要理解美國兩大法院系統的區分，必須了解美國建國之初的歷史。美國獨立以前，13個英屬殖民地就有自己成熟的法院系統，建國後，13個殖民地成為最初組成聯邦的13個州，這13個州雖然聯合起來組成了國家，但都希望盡量保持每個州的自主性，包括司法自主。在制定憲法時，各州代表對於是否需要設立聯邦法院以及聯邦法院是否應該取代州法院有很大的爭議，最後達成妥協，即《憲法》賦予聯邦司法系統有限的權力，同時州法院繼續行使司法權。這樣，就出現了兩個互不統屬的法院系統。需要指出的是，州法院系統包括了50個州，這50個州之間也是互相獨立的，因此州法院系統比聯邦法院更為復雜，每個州都有自己的司法管轄、法官就職規定等。
聯邦法院與州法院的區分大致為：

一，從法院的設立看，聯邦法院的設立由美國《憲法》規定，除了最高法院外、上訴法院、地區法院的設立以及法官人數的多少，由國會具體運作；州法院的設立則由各州的憲法及州議會規定。
二，從司法管轄權看，州法院與聯邦法院之間存在著復雜的關系。一般情況下，聯邦法院不審理涉及各州法律的案件，但是州法院卻可以審理和裁決聯邦法院擁有司法權的某些案件。因此，兩套法院系統在某些方面擁有專屬管轄權，而在其他方面則擁有共同管轄權。
三，從案件審理看，聯邦法院主要審理涉及《憲法》、外國、州與州之間的案件、以及違反聯邦法律的刑事案件，此外破產、海事案件等也屬於聯邦法院管轄范圍；州法院則主要負責審理本州的民事、刑事案件，以及婚姻、遺產繼承等事項。
四，聯邦法官由總統提名、參議院聽證批准，是為終身職；州法官的任職，根據各個州的規定有很大的不同，可以是任命的，也可以是選舉的，還可以兩者兼有；就職年限可以是終身的，也可以是有年限的。

㈨ 美國最高法院的職權

美國最高法院是全國最高審級，由總統徵得參議院同意後任命的9名終身法官組成，其判例對全國有拘束力，享有特殊的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權，即有權通過具體案例宣布聯邦或各州的法律是否違憲。

聯邦最高法院(federal supreme court)是美國聯邦法院系統的最高審級和最高審判機關。1790年根據《美利堅合眾國憲法》成立，設於首都華盛頓。最初由首席法官l人和法官5人組成，後來人數幾經增減。1869年根據國會法令規定由首席法官1人和法官8人組成。法官均由總統徵得參議院同意後任命；只要忠於職守，可終身任職，非經國會彈劾不得免職。但年滿70歲、任職滿10年或年滿歷歲、任職滿15年者，可自動提出退休。美國憲法規定，聯邦最高法院對涉及大使、其他使節和領事以及一州為訴訟一方的案件有初審權；對州最高法院或聯邦上訴法院審理的案件，有權就法律問題進行復審；有權頒發「調審令」，調審下級聯邦法院或州法院審理的案件。聯邦最高法院還擁有司法審查權，審查聯邦或州的立法或行政行為是否違憲。不論是初審案件，還是復審案件，都是終審判決。開庭時間為每年10月的第1個星期一到翌年6月中旬。判決以法官投票的簡單多數為准，判決書寫下各方意見。1882年開始發行官方匯編的《美國最高法院判例匯編》，其中的判例對法庭有約束力，為審理同類案件的依據。』

㈩ 美國聯邦法院，州法院，巡迴法院，最高法院，上訴法院分別有什麼職能謝謝！

聯邦法院有九名大法官，基本上審理的是各州與聯邦政府之間關系的。 州法版院，有點像香港特別權行政區法院，有終審權。 巡迴法院是一個監督性質的組織，對一些全國性案件，或者重點性案件進行審查。 最高法院這個詞不太准確，應該叫州高級法院，不過他們不這樣叫，英文反過來的時候會有一些差別，他們的州就像我們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你看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院結構就明白他們的州法院結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