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言平法官

『壹』 易言委婉忘卿是什麼意思

你好朋友，這個樣就是說委婉的忘記了你，但是想不起你人嘞，想不起你到底是誰了？應該就是這個樣子的，有時候人的記憶是不那麼清楚的，有時候碰上一個喜歡的人，也不是那麼容易的音樂，好好的珍惜1，喜歡一個人，就像喜歡富士山。你可以看到它，但是不能搬走它——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走過去去爭取自己的愛人。

2，我還是很喜歡你，像落英紛紛而下，不問歸期。我還是很喜歡你，像清風拂皺春水，餘波未平。我還是很喜歡你，像鴻雁北歸山河，義無反顧。

3，也許很多人都知道我喜歡你。可是我想，就連幾乎無所不知的你，大概也不知道，我喜歡你喜歡到了什麼程度。

喜歡你的說說句子帶圖片

4，如果你以前很喜歡我，現在不喜歡了，那是我沒本事，我不怪你。如果我以前很喜歡你，現在還喜歡你，那是你的本事，你無需自責。

5，我一直在想，我到底是喜歡你，還是需要一個影子，放在心裡，讓我喜歡。

6，你想知道我對你的愛情是什麼嗎就是從心底里喜歡你，覺得你的一舉一動都很親切，不高興你比喜歡我更喜歡別人。你要是喜歡別人我會哭，但是還是喜歡你。

7，喜歡上你，是我自願，放棄回家的機會救你，也是我自願，今天離開你，還是我自願。我不乞求你什麼，也絕不想用這些來交換什麼，喜歡你是我一個人的事，離開你也是我一個人的事。你不喜歡我，那麼我便也不喜歡你好了，就這么簡單。

8，在你我這個年紀，說愛太沉重。所以我想，我應該是很喜歡很喜歡你，喜歡到愛。

9，喜歡你，就是知道不可能，還要愛上你。

10，在所有不被想起的快樂里，我最喜歡你。在所有人事已非的景色里，我最喜歡你。

11，我不喜歡別人喜歡你，更不喜歡喜歡別人的你，因為我喜歡你。

12，我並沒有喜歡哪一種類型的人。如果我喜歡你，我喜歡的就只是你。

13，喜歡你的人很多，不缺我一個。我喜歡的人很少，除了你就沒了。

14，我們都忘記了，以後的歲月還有那麼漫長，漫長到我可以重新喜歡上一個人，就像當初喜歡你一樣．可是，真的可以像喜歡你一樣地去喜歡他么？

15，如果我鼓起勇氣說：「那個，我喜歡你！」你會不會笑著回答：「好巧，我也喜歡你呢！」

16，我喜歡你，可我們連朋友都不是，我喜歡你，可我們連同學都不是，我喜歡你，可我們即使相遇也不相識，我喜歡你，可我只是喜歡你啊。

『貳』 九九八十一漢南蠻久、雙笙、易言、樊棋的版本每段分別是誰唱的

九九八十一
翻唱：易言&樊棋&雙笙&南久
曲編：烏龜Sui
作詞：邪叫教主不與**苟且
吉他：海鮮快來
民樂：大司樂府
混音：Mr_魚

南久：
上路 鞏州遇虎熊
五百年前一場瘋
騰霄又是孫悟空

易言：
矢馬 鷹愁澗飛白龍
沙河阻斷路難通
福陵山中收天蓬

雙笙：
嶺上 前行逆黃風
七星不照波月洞
千年白骨化陰風

樊棋：
魚籃 網通天一尾紅
紫金葫蘆二道童
九尾老狐敢壓龍

雙笙：
白虹墜 雪浪擊石碎
易言：
思歸 難歸
樊棋：
墮回 輪回
南久：
月滿一江水 前世莫追

樊棋：
福澤聚寶象
春風度不讓洛陽
玉面狐折蘭香
七絕崖上暗伏赤色大蟒

易言：
過西梁 女兒國鴛鴦羅帳
輿三道鬥法相
火雲揚 明槍易擋暗箭難防

雙笙：
十方魔 渴飲著我的脆弱
憑你計法相迫
逐個擊破要你識我本色

南久：
萬里惡 摧垮了我的沉默
一肩擔 路坎坷
我不說 又何須旁人來嚼口舌

易言&樊棋：
借扇 翠雲訪羅剎
碧波潭內結親宴
招來九頭的駙馬

南久&雙笙：
霧隱 金斑豹伸利爪
城北黃獅盜釘耙
白毛小鼠偷燭花

易言&南久：
思鄉 未敢聽琵琶
攝魂曲後三股叉
一朝命斷美人畫

樊棋&雙笙：
六耳 幻形難辨真假
太歲搖鈴喚風沙
玉兔拋綉高台搭

四人合唱：
紅霓垂 九重紫雲飛
易言&樊棋：
久歸
南久&雙笙：
未歸
易言&樊棋：
欲回
南久&雙笙：
恨回
四人合唱：
凡胎恰登對 天命難違

南久：
比丘走白鹿
十三娘情絲纏縛
烏袍君生百目
廟前攔路自稱黃眉老祖

雙笙：
將雲拂 孤直公對談詩賦
還未能抵天竺
金平府
鉞斬紅塵斧辟寒暑

樊棋：
眾筆者 嘲笑著我的貪得
藏美酒 有甚者
誰卻敢說自己放肆醉過

易言：
休怪我 這半生痴情煞多
活一遭 風流客 慕嬌娥
但願報擁世間真絕色

南久：
浮世千尋沫 沖盪了我的輪廓
雙笙：
縱身入塵埃里
雷雨大作我也放身而歌

樊棋：
方寸中
方寸卻不能定奪
易言：
七十二般膽魄
這次我 決意不閃躲

四人合唱：
世尊如來佛
詰（jie）問著我的執著
當年我瑤池刻
鬧得痛快並未想過太多

狀罪責 拿捏了我的業果
可頑心 不服錯 不思過
齊天大聖地上行者

那傳說 忘卻了我的寂寞
英雄名不堪得 何必較我混沌徒費口沫

這人間 畢竟我真正走過
一途平九百波 九千錯
凌雲渡成正果 但我
有九九八十一種不舍

『叄』 唐太宗虛懷納諫

唐太宗的納諫之風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昭示聞諫之誠,倡 導直諫;二是納諫方法得當,兼聽則明;三是注重納諫效果,擇善而從;四是完善制度措施,暢達言路。
唐太宗的納諫之風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昭示聞諫之誠，倡

導直諫；二是納諫方法得當，兼聽則明；三是注重納諫效果，擇善而從；四是完善制度措施，暢達言路。
第一，倡導直諫。關於納諫，即所謂「匡正君主，諫諍得失」，我國古代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在一定范圍和程度上對君主的言諫制度。《孔子家語·辨政》提出了忠臣「諫君」的五種方式：一曰譎諫，正其事以譎諫其君；二曰戇諫，戇諫無文飾也；三曰降諫，卑降其體所以諫也；四曰直諫；五曰風諫，唯度主而行之，吾從其風諫乎。到了唐朝，《唐六典》記載，「諫有五：一曰諷諫（風之以言），二曰順諫（順其君之所欲，以微動之），三曰規諫（陳其規而正其事），四曰致諫（致物以明其意），五曰直諫（直言君之過失不得已，然後為之者）」。唐太宗即皇位後，十分重視總結隋朝滅亡的原因，鼓勵並倡導大臣直諫。但在「尊尊君為首」的封建等級社會，直諫又談何容易！針對臣子「龍可擾而馴，然喉下有逆鱗」的擔心，唐太宗即位之初即從思想上打消群臣的顧慮，顯示自己聞言聽諫的誠心誠意。他對大臣們說：「人慾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藉忠臣。主若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乎？……至於隋煬帝暴虐，臣下鉗口，卒令不聞其過，遂至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事不遠，公等每看事有不利於人，必須極言規諫。」唐太宗還大力獎賞敢於直諫的人，鼓勵諫諍。貞觀元年，一個叫元律師的人犯了罪，被判死刑。司法官孫伏伽不同意這種判法，進諫說：依據現行法律，元律師不該被處死，法官不能因為憎恨而濫加刑罰。唐太宗聽後，不僅不怒，反而將價值百萬錢的蘭陵公主園獎賞給了他。一些大臣表示不理解，唐太宗解釋說：我剛剛即位，需要在朝堂上下形成敢於直諫的風氣。孫伏伽是我登基以來第一個敢於批評朝政的，所以要重賞。在唐太宗虛己納下的懇切誠意下，貞觀朝出現了前所未見的直諫之風。以直諫聞名的魏徵說：「陛下導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鱗、觸忌諱也。」這實在是句真心話。在封建社會中，即便是像魏徵這樣的大臣也不是不怕「犯龍鱗」，而是因為他輔佐的是一位倡導直諫的君主，這才在思想上消除了顧慮。從這個角度上說，唐太宗的確有其他封建帝王不及的一面。

第二，兼聽則明。貞觀二年正月的一天，唐太宗突然問魏徵道：「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魏徵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歡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p異，以取台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擁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唐太宗聽了非常贊同。目睹隋朝滅亡的唐太宗，深知「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短而永愚」的道理。他常向大臣們提起「好自矜誇，護短拒諫，誠亦實難犯忤」的隋煬帝。這位偏信虞世基的亡國之君，在農民起義已經風起雲涌之時卻什麼也不知道，給後人留下了「身不聞過，惡積禍盈，滅亡斯及」的笑柄。前車之鑒讓唐太宗更加明白兼聽的重要性和偏信的危害性。唐太宗重視「兼聽」的事例很多。從貞觀初年始，他就詔令五品以上的官員必須輪流在禁中的中書省值宿，以備隨時召見。每次召見時，唐太宗都賜坐交談，詳細詢問外面的情況，力求掌握朝廷政策對百姓是利還是弊，了解政令的得失與教化的成敗。唐太宗認為「天下之廣，四海之眾，千端萬緒」，為避免個人局限性，要「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於事穩便，方可奏行」。唐太宗主張群臣獻策獻計，集思廣益，目的就是要消除政事「獨斷一人」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
第三，擇善而從。對臣下的諫議，唐太宗「每閑居靜坐，則自內省，恆恐上不稱天心，下為百姓所怨」。作為一個君王，有這樣反省自己錯誤的心胸和氣魄是難能可貴的。貞觀元年，太宗詔令，官員凡假造官階和閱歷的，不自首就處死刑。後來，果然查出有造假的人，唐太宗判他們死刑。大理少卿戴胄認為依照唐律不應該處死刑，反對皇帝一生氣就殺人的做法，唐太宗收回了成命。貞觀三年，唐太宗下詔「關中免二年租稅，關東給復一年」，但不久就變了卦，魏徵批評他「追悔前言，二三其德」，唐太宗虛心接受了魏徵的意見。貞觀五年，唐太宗在盛怒之下輕信讒言，錯殺了大理丞張蘊古，經房玄齡澄清事實後，十分後悔，隨後詔令：「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貞觀六年，唐太宗欲封禪泰山，魏徵屢次勸說太宗：百姓生活尚未十分殷實，倉廩尚虛，國力尚弱，此時祭告天地，以為帝王功業已就，十分不妥。唐太宗隨即打消了封禪的念頭。
第四，暢達言路。唐太宗從制度上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保證諫議工作的順利開展。首先，強化三省職能。唐初繼承了隋朝的三省制，中書省負責簽署中書舍人的詔敕，然後交門下省封駁，論其得失，最後由尚書省執行。但是中書省、尚書省的部分官員常常礙於情面或拖沓慵懶，並沒有就決策正確與否提出意見，而是充當了照抄照轉詔令的收發員的角色。為此，唐太宗強調：「中書所出詔敕，頗有意見不同，或兼錯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書、門下，本擬相防過誤。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為公事。」他要求大臣們要敢於說真話，可以駁回不適當的政令。三省應分別擔當的決策、封駁和執行作用的全面發揮，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言路的暢通和政令的恰當。其次，重視諫官作用。貞觀元年，唐太宗詔令：今後凡是宰相進內廷商議國事時，必須安排諫官跟著一起來，讓他們了解政事。諫官發表的意見，一定要虛心聽取採納。唐太宗讓諫官聽政，從而能夠聽取朝中不同的聲音，為自己的朝政決策提供了參考依據。此外，唐太宗還將傑出的諫官提拔到重要的崗位上來。比如貞觀時期的魏徵、褚遂良、馬周等都是因為敢於直諫而後被委以重任的。
當然，作為一個封建君王，唐太宗的納諫是具有時代和階級局限性的。他的納諫只是迫於「覆舟」的恐懼，臣下進諫也必須以忠君為前提。然而，從治政方法和藝術的角度看，唐太宗的別具特色的納諫之風，還是值得後人研究和借鑒的。

『肆』 富貴原來不易言，半由人為半由天，平生有願寄難事，今日方知事可全

多謝高人指點

『伍』 最早肯定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典是

法國是第一個建立民商法典的國家。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其中一些部分變得落後了。在戴高樂總統時期，組織了「民法修改委員會」，對拿破崙民法典作了部分修改。該法典編制如下：在法典最前面，有幾個條文，我國翻譯的《拿破崙法典》譯作總則，是不準確的，應該譯作「前編」。因為它們不僅僅是為民法規定的，而是也適用於拿破崙制定的其他法典，下面分為三編：取得財產的各種方法。從編制來看，明顯是來自羅馬法，繼承了羅馬法把民法分成人法、物法、訴訟法三個部分的傳統。只是把訴訟法獨立出去了。

1、前六條規定，所有法國人都享有民事權利，這是資產階級推翻封建制度在私法方面的宣言書。還規定了人人享有民事權利不易其公民資格為前提條件。可以剝奪選舉權等政治權利，私法卻是不可剝奪的。對於民事訴訟法官不得以法律條文不完備而加以拒絕受理。這表明公民的民事權利不得被干預，但必須得以保護。這與封建主義恰恰相反。

2．第一編（人法）規定類婚姻、收養等問題。其反封建性表現在，讓婚姻脫離了教會的支配，由國家管理。德國民法典在這一點上不如法國民法典。

3．第二編，規定了所有權和用益權，但未規定擔保物權。

4．第三編，規定了繼承問題。這里也有反封建主義的意義。封建社會里的繼承，包括身份繼承和財產繼承兩部分，而這部法典只承認繼承是取得財產的一種方法。

在買賣方面，凡自由人都可以自由買賣。也有反封建的意義。拿破崙法典文字通俗，近似於一本教科書。其他國家只有瑞士民法典可以與之相比。

法國商法典到現在可以說已經支離破碎了，但其基本框架依然存在。法國商法典，分為四篇，第一篇：商事一般；第二篇：海商；第三篇：破產；第四篇：商事裁判，從這四篇可以看出，其中第一篇就是我們前面講過的1673年的《陸上商事條例》。第二篇是1683年的《海事條約》，加上了第三篇破產和第四篇商事裁判。這四篇到現在許多條文已經作廢了。如第一篇中有一些規定公司的法律，當時採取許可主義。1867年法國另外規定了一個公司法，採取准許主義，而原來商法中的有關規定就一概廢除了。1966年又公布了現行的《公司法》，完全脫離了商法典。關於破產，由於1955年制定了《破產法》，商法典第三篇便也作廢了。這是因為在商法典中，破產的規定只適用於商人，一般人不適用，而現在破產的范圍擴大了。另外商法典中沒有保險方面的規定，後來規定了單行法。這樣，商法典事實上只剩下的一篇的一部分和第二篇、第四篇，已不成為一個完整的商法典了。

拿破崙法典有著不可磨滅的作用，它的影響極大。拿破崙每征服別的國家，都強制推行他制訂的法典。因此，這些國家即使獲得獨立，重新制定民法，也擺脫不了拿破崙法典的影響。

現在的拿破崙法典與原來的相比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值得一提的是，拿破崙法典中一些身份法的規定，要比法國大革命以後頒布的一些法律要落後一些。這是因為1789年大革命以後，在婚姻家庭方面，曾經頒布了一些激進的法律，如1791年就公布了一個完全允許協議離婚的法律，這遭到了法國所有守舊派的反對，拿破崙法典制定之後，在議會中多次未獲通過。後來拿破崙一方面在法典的某些方面作了一些讓步，規定了一些比較保守落後的條款。另一方面更換了一些議員，才最後使拿破崙法典得到通過。

法國民法典前六條中的標題本來就不叫總則，而是叫法律的公布、效力及適用。原來這六條在拿破崙制定《法國民法典》時，其意思不僅是作為民法的前六條，而是作為總的法典的前編，整個法典包括五個法律：民法典、刑法典、商法典及民事訴訟法典、刑事訴訟法典。所以，這六條實際上是這五個法典總的六條，不僅僅是民法典的前六條。而現在我們只是把民法典當作《拿破崙法典》，其他的法典有的修改了，有的補充了。現在在形式上好象僅是民法典的前六條。總之，這六條原來不僅廣為民法而制定，而為整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而制定的。所以這幾條也就不僅僅是有關民法的條文。

現在，我們來看看這些條文，除第三條是關於國際司法規定外，即關於外國人的規定，其他五條規定了近代資產階級私法很重要的原則，我簡單說一下：

第一條：規定法律一經公布以後，在全國生效。這是近代資本主義國家法律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法律普遍地實行於全國。而改變了封建社會那種法律的分散，這個地區實行這個地區的法律，那個地區實行那個地區的法律。就是說這一條規定了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是統一的。

第二條：規定法律不能溯及既往。這又是近代資產階級私法的一個重要原則。封建社會的法律溯及既往，近代資產階級民法開始適用不溯及既往的原則。可以溯及既往的法律，那就等於說，立法者在封建社會實際上就是封建帝王，封建帝王可以隨時任意的追究過去的事情。法律的效力將能夠溯及既往的話，也就是說明一個人的生活都沒有保障，不僅僅今後沒有保障，而且任何時候都沒有保障，連過去都沒有保障。近代法律規定了不溯及既往的原則，凡是一個人的問題，屬於過去的事情，今後的立法者不加干涉。近代立法者為什麼要建立這個原則呢？他們認為特別在司法方面，一個人是根據當時的條件，根據當時國家的法律而進行活動的。假如根據今天的條件，今天的國家法律，我進行了某種法律行為，我們建立了某種法律關系，這是我根據今天國家的法律，假如我到了明天，這個法律變了，馬上影響到我的行為，我的行為就毫無保障，毫無安全感。所以，近代法律建立以不溯及既往這個重要原則。這個原則為所有法律所採用，就是刑法裡面也有這個不溯及既往的原則。大家注意到我們的刑法沒有，我們的刑法規定，刑罰的法律行為也是以當時的法律為依據。我們的刑法採用從舊兼從輕的原則，也就是說一個人的行為是在什麼時候實施，就應以那個時候的法律為准來判斷其行為是不是合法，而不以以後的法律來判斷，除非以後的法律處罰更輕，這是在刑法上。而在民法呢？你行為在什麼時候就應以什麼時候的法律來規定這種行為。以後立法者不能以以後的法律來規定人們以前的行為，也就是不溯及既往的原則。當然，現在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則，只在很稀少的情況下有例外，但是作為一個原則來說，現代民法都不溯及既往，這與封建社會的法律和法西斯的法律，以至於我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其些做法都是不同的，文革時期的做法就是任何事情都可以溯及既往，即使以前已做了結論的事情也可以被推翻給你重新判罰，文革時期不擅長背叛了十年的而改判了死刑的，不是有很多人就這么死的嘛！也就是說封建社會的法律和法西斯的法律都溯及既往，所以溯及既往的原則說得廣泛一點，就是說立法者可以任性而為，這個立法者是誰能？也就是封建帝王，也就是法西斯。所以，不溯及既往是拿破崙法典建立的一個重要的原則。

第四條是關於審判員不得在無法可依的情況下進行審判。這就是拿破崙法律對於私法關系，一方面不幹涉，而另一方面要加以保護，即國家通過審判程序保護民事權利。

第五條規定審判員不得確立一般原則，意指民事案件的審判員只能就具體案件處理具體問題。兩人就什麼打官司，我就處理這個問題，而不能夠由司法人員建立總的原則，確立一切案件的原則。 這一條意義在於劃分立法權與司法權，僅指司法官行使司法機關的許可權，不允許司法官行使立法機關的許可權。所以，第五條劃分了司法機關與立法機關的范圍，指明了司法機關的許可權，也就是說，它間接地不承認判例的效力，這是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截然不同的。不承認上級法院可以確立一個原則，下級法院都必須遵守，就是說不論哪級法院，最好法院也好，最的法院也好，都只有一個義務――附從法律，而不是下級法官服從上級法官，這就是要把司法與立法劃分開，另一方面，把司法與行政劃分開。

我們知道，行政是下級服從上級的，科員要服從科長的，科長要服從處長的，處長要服從廳長的、局長的，而法官，在一個國家裡的法官都是平等的，不管是高級法院的法官，還是下級法院的法官都是平等的你不能指揮我、命令我，你我不是服從關系，法官作為審判員，行使審判權，全國法官都處於平等的地位。法院的隸屬關系，高級法院管轄中級法院，中級法院管轄下級法院，這只是表現在審級制度上，而不是表現在人對人的指揮命令上，這是司法機關和行政機關性質完全不同重點。第五條就是根據三權分立原則制定的。在英國法中，三權法律是不嚴格的。所以，上級法院的判例，就好象對於制定了一個法，下級法院必須服從。大陸法上不承認這種制度，下級法院的法官審判案件有完全獨立的權利，我只服從一個，即法律，假如我對這個案件是這樣理解的，假如我們經濟合同法規定某條是這麽這麽，我這個區法院的法官對合同發生這樣來理解的，按此來處理案件，假如高級法院的法官對這條理解與我不同。因此，他認為我的判決不對。作為高級法院的法官可以行使他的權力，撤銷我的判決改判，但他不能命令我這個區法官自己改判，這是大陸法系的審判制度。而英美法系就不是這樣，上級法院定了判例後，下級法院必須服從這個判例，有服從的義務。這是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不同之點，也是近代民法的一個重要原則，這一條，一方面劃分司法權與立法權的范圍。另一方面，規定了司法權與立法權的性質。

第六條，規定個人不得以個人之間的合意而違背有關公共秩序，善良風俗和法律，這就是對於私法自治原則、意思自治原則做了一個總的限制規定。這就是說個人的意思不得違反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

以上說明，前六條的每一條都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二）德國民法典與德國商法典

1．《德國民法典》與《法國民法典》在編制上大不相同

《德國民法典》編制分為五編，第一編為總則。第二編為債務關系法。第三編：物權法；第四編：親屬法；第五編：繼承法。僅僅從形式上看，《德國民法典》總則篇規定了這樣一些問題。首先，總則規定了權利主體――人（自然人、法人），接下去規定權利客體，客體中主要規定物，然後以大量篇幅規定法律行為：包括意思表示，還包括代理關系。然後，總則規定時效問題，但只規定消滅時效，而取得時效卻規定在物權法編里。

第二編叫做債務關系法。總則規定債務關系主要活動問題。例如說，和同的原則。然後規定了各種類型的合同，最後規定了侵權行為、不當得利，還有無因管理。這是債務關系法中規定的內容。

第三編是物權編。它規定所有權，又規定各種用益物權。擔保物權，最後規定了佔有，《德國民法典》認為佔有不是一種權利。而是一種事實，所以叫做佔有，而不叫佔有權。

第四編是親屬法。它規定婚姻關系、親屬關系、父母子女之間的財產關系。婚姻關系包括夫妻之間的一切關系，例如夫妻之間的財產關系。同時，還規定監護制度。關於親屬法的名稱，在這里簡單地講一講。親屬法的名稱在有的國家，象蘇聯社會主義國家和我國叫做婚姻法，實際上婚姻法范圍很窄。因此，我們把收養、監護規定在婚姻法中是很不應該的。因為收養問題不屬於婚姻問題。因此，把收養關系規定在婚姻法里，從邏輯上、理論上講是不應該的。收養關系超出婚姻關系之外，不是從婚姻關系中派生出來的。如說一個單身漢，他可以收養孩子，所以德國不叫婚姻家庭法，而規定親屬法。親屬范圍比婚姻、家庭范圍要廣。我們可以不是一個家庭的人，但是我們是親屬。在英美法，就把婚姻法一般以family law來表示。這個family，我們一般把他以為家庭，實際上它有廣義、狹義兩種。狹義是指一個家庭。什麼是家庭呢？家庭就是同居在一塊的人組成一個家庭，像現在家庭就是小的家庭。廣義的家庭是指有一定親屬關系的人。這些人組成家庭，具有一定親屬關系。如，我的一個叔叔與我們分開居住，他不屬於狹義的family，但屬於廣義的family.所以，family於德文family翻譯為親屬是對的。以婚姻法代替親屬法在邏輯上、理論上都講不過去。所有，有些國家，如南斯拉夫，把婚姻法叫做婚姻家庭或家庭關系法，南斯拉夫有的共和國把相當於我們的婚姻法叫做婚姻家庭親屬關系法。所以我們籠統地以婚姻法包括這許許多多關系在邏輯上是不合適的。

第五編為繼承法，它規定繼承問題。關於遺囑、遺贈問題等。這僅僅從《德國民法典》幾個編來說是這樣的。現在我們把《德國民法典》與《法國民法典》進行對比一下，指出作為近代民法有哪些特點，或者說他比起《法國民法典》有哪些改進。把《德國民法典》與《法國民法典》進行比較。對了解資本主義民法理論具有重大意義，所以，我想多講一些。

首先，從編制方面來說，這里我要指出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德國民法典》建立了總則篇，這是民法理論上的一個重要的問題。《法國民法典》把人法與無法截然劃分來，所以說《拿破崙法典》不是一個整體，而是把兩典墊合在一起，起個名字叫《拿破崙法典》，把兩部分機械地湊合在一起，而不是有機的結合在一起，這樣好不好呢？德國學者在研究民法時，就發現了這個問題，他們提出一個問題，即把人法與物法湊合在一起，人法與物法之間有沒有共同之處呢？假如沒有共同之處，我們就應把兩者劃分開，假如有共同之處，就應該把共同之點提出來作為一個總的規定。總則思想就是這么產生的。民法既然是一個總體，民法既然是人法與物法兩者有機的整體，就應該有總的共同的東西，這些共同的東西作為總則規定出來。所以，德國學者認為在民法典中應該有一個總則。這種思想最初早在《德國民法典》制定以前，在德意志帝國還沒有成立在只欠，這個思想在撒克遜邦制定的民法典中初步的事實，它就有一個總則，在制定《德國民法典》時，大部分民法學者主張建立總則編。建立總則編的意義就在於把人法和物法結合起來作為一個有機的總體，而為人法和物法建立一些共同的原則和共同的東西，使整個民法成為一個有機的總法，而不像《拿破崙法典》一樣是一個機械的結合。所以，這在民法理論上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那麼，怎樣才能建立一個總則呢？在人法和物法中怎樣能找出共同的東西來呢？德國學者首先認為人法和物法的主體都是一樣，所以規定人、自然人、法人。人法主體是人，物法主體也是人。其次，兩者都有共同權利客體，規定了共同的物，然後，人法與物法還有一個共同的東西，就是法律行為問題。在人法中，《拿破崙法典》中把人法與物法分開，好像給人以一個一個印象，某些法律行為，如結婚、離婚、收養這些行為。《拿破崙法典》沒有法律行為的概念，人法中另外一些行為，如合同、遺囑這樣一些行為，在《拿破崙法典》時代在這些行為之間沒有一個共同的東西。德國學者在研究，結婚、離婚、收養、合同以及遺囑這些行為，雖然分別規定在人法物法中，但它們有共同的東西，是學者在這些行為之上建立了更高一級的「行為」，這些「行為」就是法律行為。結婚是法律行為，離婚也是法律行為，合同是法律行為，遺囑也是法律行為。德國學者開始把《拿破崙法典》分散在人法、物法中的行為。建立更高一級的行為，就是法律行為，規定在總則里。所以，易言之，德國學者就是在《拿破崙法典》基礎上建立了更高的概念。這些概念就是權利主體、權利客體和法律行為。把這些更高級的概念規定在一起，就叫做總則編。也就是說，總則編中規定的主體和法律行為在下面四編都可以適用，所以叫總則。將來將債務的權利主體關系，照總則規定辦，物權的主體也適用總則規定。這樣就不需要在講債務時規定債務總則，避免了許多重復。

在英美法中，如期合同中規定什麼樣的人有訂立合同的資格，在family law（親屬法）中又規定什麼樣的人有結婚權利，什麼時候無效。海商法規定什麼人可以取得財產所有權都是重復的。而《德國民法典》在這一點把所有主體都規定在總則中，就避免了許多麻煩。這是從理論上說，德國學者建立了總則編，組成了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比較《拿破崙法典》具有很大的進步。我們可以拿資產階級民法與蘇聯民法比較一下。

蘇聯民法書對民法是這樣定義的：民法是規定財產關系以及某些與財產有密切聯系的人身非財產關系。這個定義有一個漏洞。在這個定義里有財產關系和人身非財產關系，這兩者關系怎麼聯系起來呢？為什麼把這兩者規定在一起叫民法呢？蘇聯學者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加了「與財產有密切聯系」一詞，什麼叫密切聯系呢？什麼樣的聯系是密切的，什麼樣的聯系是不密切的呢？1954年蘇聯民法對「密切聯系」都沒有解釋。那麼，就是說按蘇聯民法定義，民法規定財產關系，也規定人身非財產，那麼規定哪一部分人身非財產關系呢？那就由立法者的任性，立法者規定什麼就是什麼，如果規定進去了，就認為有密切聯系，如果沒有規定進去，那就聯系不密切。所以，蘇聯民法把財產關系和人身非財產關系的劃分，先入了《拿破崙法典》的漏洞。把財產關系和人身非財產關系分開了，機械地湊合，而沒有有機結合。所以，我上次給大家所講的民法定義，也就是說民法是一個什麼法呢？它是在權利平等、意義自治的原則下，規定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凡是屬於這個原則之下的關系都屬於民法。因此，財產關系是這種關系，身份關系也是這種關系。這就不鼓勵財產關系和身份關系，所以，從《德國民法典》總則的設置是民法理論上的一個很大的進步，特別是建立了法律行為的概念，使我們對各種不同的制度有了總的概念，我們知道科學的進步在於一步一步地開拓，建立更高級的概念。這是《德國民法典》建立總則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在形式上，《德國民法典》把債法與物法截然劃分開。嚴格劃分債權與物權兩種關系。在《拿破崙法典》當中，債權與物權劃分是不清楚的。所有權和用益物權規定在《拿破崙法典》第二編里，而擔保物權規定在第三編。對債權和物權在《拿破崙法典》里是沒有嚴格劃分的。德國民法學者認為債權與物權有完全不同的性質，我們很清楚它們，一個是相對權，一個是絕對權，一個是對人權，一個是對世權，這些問題我們都不詳細講了。既然債權與物權要截然的劃分，所以把說有債權債務都規定在債編之中，此編叫做債務關系法。這就是《德國民法典》規定在第二編，所有的物權都規定在物權編中，規定在物權法里。關於擔保物權，《拿破崙法典》規定在第三編中，而《德國民法典》把它獨立出來規定在第三編物權之中，這一點也是《德國民法典》在當時很突出的特點。嚴格的劃分債權和物權。英美法學不是這樣的，它們的債權與物權是相混的，蘇俄民法受《德國民法典》的影響。把擔保物權、抵押權規定在債權質中，作為合同的復數，作為債的復數。這樣規定，從理論上說是不好的，在美國也許有一定可取之處。有些學者認為擔保物權是從屬於合同而存在。所以把它與債權規定在一起。近代，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擔保有不從屬於債權的一種趨勢。把擔保物權作為債權的從屬規定在一塊，這是《德國民法典》的一個缺限。

第三個問題：《德國民法典》把親屬、繼承份為獨立兩編。特別是繼承，在《拿破崙法典》繼承問題規定在第三編，例如，遺囑規定在第三編，但工作取得財產的方法，就像我們以前所說的，在制定《拿破崙法典》當是具有反封建的進步意義，《拿破崙法典》把繼承製當作取得財產的方法。而排斥了身份繼承。這對反封建來說，這種規定具有一定意義，而從理論上說是不對的。把繼承作為取得財產的一種方法，與合同一樣是不合適的，因為合同是債務關系，債務關系是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關系，沒有身份關系，而繼承編中規定的繼承人與被繼承人有一定身份關系。這個繼承雖然也是取得財產的方法。但它與通過買賣而取得一定的財產是顯然不同的。任何人都可以建立買賣關系，而繼承只有在有身份關系的人之間才能建立繼承關系。所以，假如《拿破崙法典》把繼承製當作是取得財產的一種方法，與買賣合同並列起來，對反封建來說有一定的意義，但把繼承法律行為與買賣行為混為一起。一個以身份為基礎，另一個不以身份為基礎，混淆它們的區別，那是《碼破侖法典》的一個錯誤。所以，德國學者根據這一點把繼承編獨立為一編，繼承也是財產的問題。它與買賣行為不一樣，它是建立在一定身份關系基礎上的法律行為。所以，把繼承獨立出來，這在當時來說，在理論上有很大的價值。

2、《德國民法典》的內容、特點及法學變化

下面講《德國民法典》內容上的問題，再講《的國民法典》內容上幾個特點以及法學上的變化。

首先講一講《德國民法典》比《拿破崙法典》遲了一百年，即《拿破崙法典》於1804年公布，《德國民法典》於1896年公布，1900年實施的，相差了一百年。時間的差距，帶來了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自由資本主義進入壟斷資本主義，假如說，《拿破崙法典》是自由資本主義典型的民法典，那麼，《德國民法典》就是自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壟斷資本主義的民法典，這是從經濟方面講；第二個問題是由於相差了一百年，民法理論有了很大進步，如法律行為的概念在《拿破崙法典》中根本沒有，而德國學者建立了法律理論，所以在《德國民法典》規定法律行為這個概念。所以，有這么兩點，是我們研究《德國民法典》是要注意的。假如我們要把《拿破崙法典》與《德國民法典》進行比較，這兩點是要注意的，還有的三點，德國革命與法國大革命有很多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於1789年發生，我們通常稱為大革命，它是一次相當徹底的反封建革命，或者說在幾個主要資產階級國家中的革命比較起來，那是一場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而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那就是發生在十九世紀末葉，德意志資產階級革命，是一次很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其不徹底性表現在革命後仍然建立德意志帝國，而不是共和國。而法國革命，把國王推下台，並送上斷頭台看了頭，建立了共和國。而德國擁有了一個威廉皇帝。其次，德國革命後保留了很多封建制度、封建時代的東西。我們研究《德國民法典》的內容時必須要注意這三點。下面我就以這三點出發將一講《德國民法典》的內容。這三點是不能截然分開的，從自由資本主義進入壟斷資本主義和法學理論上的進步是分不開的。為了講授方便，我們把它分為三點來講。

第一點：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就使《德國民法典》好多不同於《拿破崙法典》。首先，法人制度在《德國民法典》相當完備。我們知道，《拿破崙法典》是不承認法人制度的，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時期，法律不得不承認法人制度。由於公司制度到了十九世紀末期已相當完備。所以，民法非規定法人制度不可。這個問題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就不講了。

第二點：《德國民法典》比起《拿破崙法典》對私法自治原則做了相當的限制，就是對所有權、合同自由有了相當限制，這個問題我們上次也多少談了一點，對這一點我們也不講。由於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有些民法問題在《德國民法典》做了一些改變。例如，《拿破崙法典》買賣打破租賃原則。在《德國民法典》就變為買賣不能打破租賃的原則，這一點上此也講過，這些變化都是有與《德國民法典》於《拿破崙法典》時代不同了。

第三點：《德國民法典》又一個很突出的問題，就是在民法典中建立了一般條款。《德國民法典》建立了好幾個一般條款，一般條款英文叫general clause ,就是規定一個總的原則，這就是《德國民法典》很突出的一個問題。剛才開始講了《拿破崙法典》特別在它的第五條規定審判員不得建立一般原則，而現在《德國民法典》把《拿破崙法典》第五條改變了，這是《德國民法典》發展到近代民法的一個標志。

什麼叫一般原則？《拿破崙法典》的時候，它是這樣規定的，凡是民事案件，審判員都必須按法律辦案，不許離開法律，審判員不得獨出心裁辦案子。所以，嚴格劃分司法權和立法權。而《德國民法典》使其要晚一百年，時間的不同帶來了一個問題，資本主義經濟狀況越來越復雜，越來越帶來了民事上的新問題，這些問題，復雜情況不是一部民法典所能解決的。雖然《德國民法典》條文的數目比起《拿破崙法典》大大增多了。但是，德國立法者知道，僅靠一部民法典解決不了現在即將來講要發生的民事問題。所以，德國立法者不得不在具體條文之外規定里一般原則，就總的原則。假如法官遇到了法律條文不夠用的時候，解決不了所遇到的法律問題的時候，或者說按法律條文處理你所遇到的案件會出現某種不公平的情況。這是可能的，因為社會經濟狀況在不斷發生變化，而法律是死的，以死的條文去處理變化無常的經濟案件，有的時候會發生不公平，所以，德國立法者考慮到這種情況：第一，條文不夠用；第二，按條文處理不公平。於到這種情況，法官怎麼辦呢？德國立法者規定了幾個總的原則。假如遇到我上面說的情款，法官就照總的原則來辦事，這幾個總的原則就叫作一般條款（general clause） 。

在民法中建立一般條款，以及司法者可以根據這些條款創製法律的原則，時的國民法典的一個突出的特點。而法國民法典對此卻嚴格限制，司法人員必須按民法典的規定處理案件。出現這種差別的原因在於：德國民法典公布時，經濟的發展使經濟和各種情況復雜化了，僅僅依靠一個民法典是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的。所以，立法者不得不在具體條文之外規定了一般原則。如果按照某一條規定處理案件時，會出現不公平的情況，或者根本就沒有有關的條文而司法工作者又不能以此為理由拒絕受理案件，這樣，法典就規定了幾個一般原則，作為法官辦理這類案件的依據。一般條款很多，

『陸』 求九九八十一樊琪，易言，雙笙，他們的分段歌詞

歌曲：九九八十一

歌手：：雙笙/易言/樊棋 /南九

填 詞 邪叫教主

譜 曲 烏龜Sui

編 曲 烏龜Sui

南：上路 鞏州遇虎熊

五百年前一場瘋

騰宵又是孫悟空

易：矢馬 鷹愁澗飛白龍

沙河阻斷路難通

福陵山中收天蓬

雙：嶺上 前行逆黃風

七星不照波月洞

千年白骨化陰風

樊：魚籃 網通天一尾紅

紫金葫蘆二道童

九尾老狐敢壓龍

雙：白虹墜 雪浪擊石碎

易：思歸 難歸

樊：墮回 輪回

南：月滿一江水 前世莫追

樊：福澤聚寶象

春風度不讓洛陽

玉面狐折蘭香

七絕崖上暗伏赤色大蟒

易：過西梁 女兒國鴛鴦羅帳

輿三道鬥法相

火雲揚 明槍易擋暗箭難防

雙：十方魔 渴飲著我的脆弱

憑你計法相迫

逐個擊破要你識我本色

南：萬里惡 摧垮了我的沉默

一肩擔 路坎坷

我不說 又何須旁人來嚼口舌

易&樊：借扇 翠雲訪羅剎

碧波潭內結親宴

招來九頭的駙馬

南&雙：霧隱 金斑豹伸利爪

城北黃獅盜釘耙

白毛小鼠偷燭花

易&南：思鄉 未敢聽琵琶

攝魂曲後三股叉

一朝命斷美人畫

樊&雙：六耳 幻形難辨真假

太歲搖鈴喚風沙

玉兔拋綉高台搭

合：紅霓垂 九重紫雲飛

易&樊：久歸

南&雙：未歸

易&樊：欲回

南&雙：恨回

合：凡胎恰登對 天命難違

南：比丘走白鹿

十三娘情絲纏縛

烏袍君生百目

廟前攔路自稱黃眉老祖

雙：將雲拂 孤直公對談詩賦

還未能抵天竺

金平府

鉞斬紅塵斧辟寒暑

樊：眾筆者 嘲笑著我的貪得

藏美酒 有甚者

誰卻敢說自己放肆醉過

易：休怪我 這半生痴情煞多

活一遭 風流客 慕嬌娥

但願抱擁世間真絕色

南：浮世千尋沫 沖盪了我的輪廓

雙：縱身入塵埃里

雷雨大作我也放身而歌

樊：方寸中方寸卻不能定奪

易：七十二般膽魄

這次我 決意不閃躲

合：世尊如來佛

詰問著我的執著

當年我瑤池刻

鬧得痛快並未想過太多

狀罪責 拿捏了我的業果

可頑心 不服錯 不思過

齊天大聖地上行者

那傳說 忘卻了我的寂寞

英雄名不堪得 何必較我混沌徒費口沫

這人間 畢竟我真正走過

一途平九百波 九千錯

凌雲渡成正果 但我

有九九八十一種不舍

(6)易言平法官擴展閱讀：

《九九八十一》是2016猴年bilibili拜年祭中的一首由VOCALOID虛擬歌姬樂正綾所演唱的中文原創歌曲。

《九九八十一》是雙本家歌曲，由VOCALOID虛擬歌姬樂正綾和人聲本家西瓜kune演唱。

《九九八十一》是以西遊記原著為題材的原創中文歌曲，由虛擬歌手樂正綾（和聲 洛天依）為大家呈現，視頻中所有角色都由不同的V家的虛擬歌手和歌曲創作staff扮演。 該單曲PV已於2016年2月22日0點在bilibili上映。2016年3月7日11:22分正式成為傳說曲，用時14日11時22分，刷新《普通DISCO》的傳說曲用時記錄，成為截止2018年6月22日前最快達成「VOCALOID中文傳說曲」稱號的曲目。

『柒』 common law 的主要特點

習慣法
習慣法
網路名片
習慣法是獨立於國家制定法之外,依據某種社會權威和社會組織，具有一定強制性的行為規范的總和。」在現代法律體系中，習慣法的作用大大減弱了，除了在非洲一些國家習慣法仍然在實際上起著比較大的作用外，在其他主要法律體系，習慣法已經不是主要淵源。但是，習慣法仍然在一個國家的法律體系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目錄

簡介
差別
存在形式社會學
比較法
現行立法
條件
特點行業性和地域性
非明示性
穩定性
規則規則
不與法律沖突
簡介
差別
存在形式 社會學
比較法
現行立法
條件
特點 行業性和地域性
非明示性
穩定性
規則 規則
不與法律沖突
展開 編輯本段簡介
習慣法作為一類社會規范，不僅中國有，而且在世界各地廣泛存在。它是獨立於國家制定法之外，依據某種社會權威確立的、具有強制性和習慣性的行為規范的總和。它既非純粹的道德規范，也不是完全的法律規范，而是介於道德與法律之間的准法規范。 習慣法

編輯本段差別
英美法系亦稱普通法系或海洋法系，「普通法」是譯自英文「Common Law」，即「普遍通用」之意，與歐陸法系並稱為當今世界最主要的兩大法系，范圍包括英國（除蘇格蘭）、美國(除路易斯安那州)、加拿大（除魁北克省）、澳洲、廣大的英語國家和地區及很多前英國殖民地，香港也包括在內。 與大陸法系相比，英美法系多采不成文法，尤其是判例法，強調「遵循先例」原則；審判中採取當事人主義和陪審團制度，對於司法程序比較重視；法律制度和法學理論的發展往往依賴司法實務人員（尤其是高等法院法官）的推動，即法官實質上通過做出判決起到了立法的效果。普通法系的立法精神在於：除非某一項目的法例因為客觀環境的需要或為了解決爭議而需要以成文法制定，否則，只需要根據當地過去對於該項目的習慣而評定誰是誰非。比如說目前在美國為止其國內雖然制定了多部法典，但是多不像大陸法系國家一樣具有官方效力，往往是民間學術組織自行訂立，提供各州參考，只有各州立法機關通過法案決定這些模範法典在本州適用後，這些法典才具有法律效力。 英美法系起源於英國。在諾曼征服之後，英國國王為了統治的便利，在司法審判中大量適用各地的習慣法，加上源自法官要改變適用普通法而引起的不公平情況，另生成一套衡平法制度。衡平法的適用與普通法是兩套司法系統。經過法官(和以前的教士)長期的互相交流，形成了英國獨特的「普通法」，「普通法系」即由此得名。這種法律體系是英國社會內部自生自發的產物、是經驗主義的結果，因此許多具體的法律制度在注重邏輯概念體系的大陸法系人士看來顯得紛繁蕪雜、不成體系，從而難以為其它國家模仿或移植。最初是通過英國（以及後來的美國）的殖民擴張傳播的，故而當今英美法系的版圖與18、19世紀英美殖民地的版圖大致吻合。 英國與美國是英美法系的主要代表國家，但兩國間的法律也有相當大的差異。概括言之，英國法注重法律的形式而美國法則更關注法律的實質。 除了英美法系國家之外，英美法在當今世界其它地方也有著廣泛的影響力，尤其是在國際貿易和海商運輸等方面。
編輯本段存在形式
社會學
從法社會學視角考察，法律有多種表現形式，「它可以是有組織的有序體，也可以是無組織的鬆散體」。古羅馬著名法學家烏爾比安認為，「在無成文法可循的情況下，那些長久的習慣常常被當作法和法律來遵守。」尤里安認為，「沒有理由不把根深蒂固的習慣作為法律來遵守（人們稱它是由習俗形成的法）。事實上，我們遵守它們僅僅是因為人民決定接受它們。那些在無成文法的情況下人民所接受的東西，也有理由為所有人所遵守。」而從法人類學、法史的視角考察，習慣法是法律的最早淵源形式，它先於國家的存在而存在。「有國家以前之社會及初期之國家，習慣幾佔法律之全部」。 「遠古時代的法律無一例外都是習慣法，部落法時代的法均為習慣法。早期的成文法也只是習慣法的匯編，羅馬的十二表法、兩河流域的烏爾納姆法典和漢漠拉比法典概莫能外。古希臘的法律、古羅馬王政共和時期習慣均為主要法源」。「隨著制定法日益發展，習慣法的地位開始下降，但也存在反復。羅馬帝政時期，制定法極為發達，習慣法地位很低。但在羅馬滅亡、北方野蠻民族入侵以後的中世紀，習慣法又成了主要的法律。」然而，自18世紀至19世紀之初，中央集權各國為謀法律的統一，大規模編纂法典，在理性主義思潮支配下，力圖將民法法規悉羅入而無遺。1804年的拿破崙法典，1811年奧地利民法典，皆有否認習慣法效力之傾向。至19世紀歷史法學說漸盛，排除成文法萬能之思想，1896年之德國民法關於此點未設規定，1907年瑞士民法第1條始明定習慣法對於成文法有補充的效力。
比較法
從比較法角度考察，直到今天，普通法國家司法所奉行的遵循先例原則，即遵循的是慣例(習慣)。例如，美國《統一商法典》也總是隨著商業習慣的變化而變化，而不是相反。在民法領域，「現代各國民法均承認習慣為法源之一」，一些國家的民法典中，還對習慣法的法源地位明文予以確認。例如，《瑞士民法典》第1條即規定，「凡依本法文字或釋義有相應規定的任何法律問題，一律適用本法。無法從本法得出相應規定時，法官應依據習慣法裁判；如無習慣法時，依據自己如作為立法者應提出的規則裁判」。《義大利民法典》第一條「法源說明」中亦明確地將慣例列為法源。在商法領域，習慣法的法律淵源地位更為突出，一些國家商法上甚至明確規定，沒有習慣時，方適用法律(制定法)。而在國際法領域，不成文的國際法一般規則作為國際習慣法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現行立法
我國現行立法對習慣法的態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長期以來，習慣作為法源的作用是比較有限的，但亦並未禁絕。例如，1949年的《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53條的規定：「我國各少數民族均有保持或改革其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的自由。」現行憲法第4條第4款規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現行《民族區域自治法》第10條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上述規定為確立習慣法在我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奠定了憲政基礎。在民事立法和司法方面，習慣法受到了尊重。例如，作為新中國建立後的第一部法律——1950年婚姻法在列舉禁止結婚諸情形的同時，規定「對其他五代以內的旁系血親間禁止結婚，從習慣」。 1951年7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關於贅婿要求繼承岳父母財產問題的批復》中指出，「如當地有習慣，而不違反政策精神者，則可酌情處理。」1953年6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關於不同民族男女結婚後所生子女應屬何族問題的復函》認為，不同民族結婚後所生子女應屬何族，「應根據群眾一般習慣決定」。 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中，相當一些法律、法規涉及到習慣法方面的內容。例如，《人民警察法》第20條要求警察「尊重人民群眾的風俗習慣」。《監獄法》第52條規定「對少數民族罪犯的特殊生活習慣，應當予以照顧」。《戒嚴法》第29條規定戒嚴執勤人員「尊重當地民族風俗習慣」。尤其應當指出的是，由於目前我國尚未誕生統一的民法典，民事立法處於分散、不完備的狀態，因此，習慣法補充民法法源的地位不可或缺，習慣法作為法源實際上已被我國民事立法所確立。例如，《民法通則》第151條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可以根據本法規定的原則，結合當地民族特點，制定變通的或者補充的單行條例或者規定」。第14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國際慣例」。《婚姻法》第50條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有權結合當地民族婚姻家庭的具體情況，制定變通規定」。《繼承法》第35條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可以根據本法的原則，結合當地民族財產繼承的具體情況，制定變通的或者補充的規定」。《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第14條規定，「消費者在購買、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務時，享有其人格尊嚴、民族風俗習慣得到尊重的權利」。《物權法》第85條規定，「法律、法規對處理相鄰關系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法律、法規沒有規定的，可以按照當地習慣」；第116條第2款規定，「法定孳息，當事人有約定的，按照約定取得；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按照交易習慣取得」；而《合同法》中共有9處提到適用交易習慣，或根據交易習慣確立，或存在交易習慣的則排除合同法一般條款的適用而優先適用交易習慣等內容。總之，當前在我國，習慣法的作用主要表現在有關少數民族的婚姻、繼承等方面以及某些涉外方面的規定所遵從的國際慣例。
編輯本段條件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 各民族發展自己的語言，保持自己的風俗
1.外部要素：須有繼續不息，反復奉行之習慣存在。此項習慣，為全國人民所遵守者，則形成普遍； 2.內部要素：須為人人確信其有法之效力； 3.須系法規所未規定之事項，與制定法不矛盾； 4.須不違背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 5.須經國家（法院）明示或默示承認。例如，奧地利民法第10條規定，「習慣，須法典定為可以適用時，始可適用」；日本法例第2條規定，「習慣，僅限於為法令之規定所認，及關於法令無規定之事項，為有效」。最高審判機關（最高法院）的判例，常為習慣法之良好淵源。
編輯本段特點
行業性和地域性
民事習慣經常是分散、不統一的，每一個地區的民事習慣不盡相同，同一個地區的民事習慣也不盡一樣， 民族婚姻習慣法講演實錄
所謂「三里不同風，五里不同俗」正是民事習慣地域性的形象反映。因此，某一民事習慣往往只能適應特定地區或地域社會生活的調整需要，從一般意義來說，它不能普遍適應更廣范圍內的人們生產生活的需要，面對跨地區、跨行業的糾紛時，習慣法的狹隘性很容易造成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莫衷一是的情況。
非明示性
習慣法是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逐漸形成的，通常是不成文的，外界不易了解。
穩定性
習慣法是由人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反復實踐，自發漸進形成的，作為歷史的積淀，具有較強的穩定性，有的習慣法的影響是如此的彌久，甚至可以延續上千年。事實上，正如古羅馬法學家赫爾莫傑尼安所認為的那樣，「那些由長期習慣確認了的並且被長年遵守的東西，同寫成文字的法一樣，被作為公民間的默認協議」。 民族婚姻習慣法講演實錄 正是由於某一行為積年累月，世代相傳，行之久遠，化於內心，積淀成為民間習慣，具有穩定性，才具有了法的效力。習慣法是由習慣發展而來的一種法的淵源，其功能主要在於彌補成文法漏洞。眾所周知，由於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立法者無法通過立法窮盡所有事項，成文法國家即使有了完備的民法典，也不可能做到對民事生活的一切關系都有明確規定。更何況社會生活總是不斷發展變化，將不斷產生一些新的關系、新的問題，無法從現行法中找到相應的規定，這就為習慣法留下了生存空間，民事習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豐富和彌補了國家制定法調控機制的不足，成為一種有效的補救手段和協同方式。 習慣法主要依靠民眾的普遍認可，依靠情感、良好的心理認同，價值利益取向的共同性和社會輿論來實施和維持，與國家法相比，不具有「強制性」，體現的是一種「同意權力」。因此，習慣法的實行成本明顯的小於國家法。當前，「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過程中，由於民事糾紛的可調和性、復雜多樣性等特點，從私法自治的角度出發，民事審判在追求公正、效率的同時，應當盡可能地遵從當事人自願原則，充分利用當地的習慣法公正地裁斷案件，這應當被列為審判方式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習慣法作為法源，其適用范圍主要體現在非處罰性的法律領域。在刑法領域，「罪刑法定」原則明確排除了習慣法適用的空間。習慣法最主要的適用領域是在民商法領域，此外，在行政法中亦偶爾有運用。例如，我國台灣地區《水利法》第1條規定：「水利行政之處理及水利事業之興辦，依本法之規定。但地方習慣與本法不相抵觸者，得從習慣。」但在行政處罰方面，台灣不承認習慣法的法源地位。
編輯本段規則
習慣法何以取得法律效力，學術界主要有國家認可說和社會公認說兩種觀點。中國、前蘇聯和大陸法系的國家持「國家認可說」為多，英國、美國的學者則多持社會公認說。規范法學派持國家認可說，社會法學派主社會力量說。但無論采國家認可說還是社會公認說，習慣法都具有上述的行業性、地域性、非明示性的特點，這決定了習慣法適用的困難。但是，「盡管習慣法具有神秘色彩使人不易覺察，但對於習慣法的出現、傳播和得到承認的方 式有所揭示並不是不可能的。」當前，我國司法實踐中經常涉及到習慣法的運用，但由於我國立法尚未確立習慣法適用的規則，各地司法機關在司法實踐中運用習慣法方面還處於比較混亂的狀態。因此，確立習慣法適用的規則顯得極為必要。法院適用習慣法通常應遵守以下規則。 習慣法
規則
1．法律對適用習慣法有明文規定的，從其規定。例如，在國際貿易場合，按照我國現行《民法通則》及《海商法》的規定，國際慣例、國際條約和國內法的適用順序是：我國締結或參加的國際條約、國內立法、國際慣例。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我國法律中的上述規定，與國際貿易法中的規定並不一致。例如，1964年的《國際貨物買賣統一法》第9條第2款規定：「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凡本法與國際慣例有抵觸時，優先適用慣例」。 2．法律對適用習慣法無明文規定的，「當一般法與地區性、職業性等習慣發生沖突時，顯然是前者占優勢」即一般情況下制定法應優先於習慣法適用。法制統一原則是現代法治國家所奉行的一項基本原則，也是建設法治社會的一項基本要求，其目的在於維護法律的位階，避免法律適用的紊亂，保障法律的尊嚴。為保證法制的統一，瑞士民法典以及我國台灣地區民法典均規定了制定法優先適用的原則。制定法優先意味著如果法律已設明文規定，即無適用習慣法的餘地，只有法律無明文規定才可適用習慣法，「習慣僅有補充法律的效力，故習慣成立的時間，無論在法律制定之前或其後，凡與成文法相抵觸時，均不能認為有法的效力。」因此，按照其要求，在我國任何地方執法部門不得以照顧民族關系等為借口，以習慣法代替刑法，不得對民族地區存在的溺殺女嬰和拐賣婦女等刑事犯罪行為網開一面。 3．習慣法通常屬於不成文法范疇，但也有通過成文法予以規定的情況。例如，歷史上的《薩克森法典》或格阿提阿尼教會法匯編最初常常是對遺傳下來的習慣法規范的「私人」記錄。現代國家的法律中偶爾也會出現通過成文法認可習慣法的情況，如果成文立法中有習慣法的規定，則優先於不成文的習慣法予以適用。 4．當事人之間可以通過協議決定習慣法的適用。杜摩蘭在《巴黎習慣法評述》中，主張在契約關系中應該適用當事人自主選擇的那一習慣法。南非《習慣法適用法》（草案）中規定，「在決定是否適用習慣法時，法院可以給予當事人之間明示或默示的適用習慣法的協議以效力，除非法院確信這樣做是不適當的」。在當事人之間沒有關於決定習慣法適用方面的協議時，「法院可以適用與當事人或案件有最密切聯系的習慣法」，「在這種情況下，法院一般應考慮以下因素：當事人之間任何交易的性質、形式和目的；訴訟原因發生地；當事人各自的生活方式；為決定對於土地的利益的目的，該土地的所在地等等」。 5．習慣法查明是習慣法適用的前提，習慣法查明一般應遵守以下規則。 民族婚姻習慣法講演實錄 首先，習慣法查明奉行「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例如，我國台灣地區1924年上字第1432號判決，「習慣法則之成立，以習慣事實為基礎，故主張習慣法則，以為攻擊防禦方法者，自應依主張事實之通例，就此項多年慣行，為地方之人均認其有拘束其行為之效力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如不能舉出確切可信之憑證，以為證明，自不能認為有此習慣之存在。」為查明習慣法規則的存在或內容，法院可以參考以下材料:案例、教材以及其他權威性材料；通過口頭或書面形式接受專家意見等。一般而言，如果無相反的證據，推定在有許可權的機關和團體的正式匯編中公布的慣例為已經存在的慣例。對此，《義大利民法典》第9條予以了明文規定。
不與法律沖突
其次，習慣法不得與強制性法律規范相沖突，同時，亦不違反公序良俗。古羅馬法學家傑爾蘇認為，「那 民族婚姻習慣法講演實錄
些不是由理性引進的，而是先因錯誤後因習慣而形成的做法，不再適用於其他類似案件」。《日本民法典》九十二條規定，「有與法令中無關公共秩序的規定相異的習慣，如果可以認定法律行為當事人有依該習慣的意思時，則從其習慣。」我國台灣地區民法典第2條則直接規定了，「民事所適用之習慣，以不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為限。」台灣地區曾有不動產所有人變賣不動產時其親屬有優先購買權的習慣，法院認定這種風俗不利於財產的流轉和社會資源配置利益的最優化原則，故其有背於公序良俗原則，此種習慣不能約束有關當事人，即該習慣無效。 再次，必須區別習慣法與偶爾的習慣。所謂習慣，是指經過長期的社會實踐而形成的一種為人們自覺遵守的行為模式，即「多數人對同一事項，經過長時間，反復而為同一行為」，「習慣是一種事實上的慣例。其通行於全國者，謂之一般習慣。通行於一地方者，謂之地方習慣。至一般人所信行者，謂之普通習慣。適用於特種身份或職業及地位者，謂之特別習慣」。「與習慣法應嚴予區別的，系事實上的習慣，此僅屬一種慣行，尚欠缺法的確信。易言之，即一般人尚未具有此種慣行必須遵從，倘不遵從其共同生活勢將不能維持的確信。此種事實上習慣不具法源性，無補充法律的效力。」 最後，新習慣法優於舊習慣法。習慣法不能脫離社會而獨立存在，受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習慣法在內容、形式、實施方式等方面都會進行著緩慢的變化，所謂的「一代有一代之約例」,「有立新之約」，正是形象地反映了習慣法的這種變化。根據「後法優於前法」的法理，應當優先適用新的習慣法。

『捌』 如何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

1、理念先行：完善人權保障 堅持嚴格司法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不僅僅是制度設計的問題，更為重要的是理念的創新，只有理念創新，制度和程序的改革才能實現，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制度創新、理念先行」。誠如《意見》所指出的那樣，改革過程中要處理好「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等關系，摒棄傳統的「重打擊、輕保護」、「重實體、輕程序」等落後的司法觀念，從而確保改革穩步推進。
《意見》還指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是堅持嚴格司法的必然要求。所謂嚴格司法就是要嚴格貫徹、落實憲法和法律的規定。1996年刑事訴訟法正式確立了「疑罪從無」原則，現行刑訴法第一百九十五條對疑罪從無原則再次作出了確認。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曾指出，要想推進嚴格司法，「必須確立庭審在刑事訴訟中的『中心地位』，由過去的以偵查為中心向以審判為中心轉變，切實發揮法庭審判應有的終局裁斷功能及其對審前程序的制約引導功能」。易言之，以審判為中心是實現嚴格司法的重要路徑。而實際上，嚴格司法與以審判為中心是互相影響的關系，以審判為中心是實現嚴格司法的重要保障，與此同時，只有嚴格貫徹刑訴法中關於公檢法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規定，避免「重配合、輕制約」的錯誤認知，才有可能實現以審判為中心。
2、夯實基礎：打好庭前基礎 抓好庭審關鍵
法庭審判是整個審判程序的中心。因為定罪權是刑事審判權的核心，相對於庭前准備等程序而言，法庭審判是決定被告人罪之有無、罪之輕重的關鍵環節，但這絕不意味著庭前程序不重要。庭審實質化的實現離不開庭前工作的夯實，要想將庭審資源集中於核心爭議問題的解決，避免將庭審時間浪費在細枝末節的問題之上，就需要充分發揮庭前會議的重要作用。
《意見》指出，要規范庭前准備程序，確保法庭集中審理。因為法庭集中審理意義非凡，自由心證和直接言詞原則的實現就離不開法庭集中審理的保障。只有證據調查和辯論一舉完成，才能保證法院是以庭審審理結果所獲得的新鮮心證作為裁判的基礎。相反，如果審判程序拖延過久或頻繁中斷，法官難以就直接審理過程中對證據調查產生的印象形成心證，轉而依賴書面筆錄。簡言之，只有在庭前做了充分的准備，才有可能實現法庭的集中審理。《意見》指出了庭前會議可以處理排除非法證據，簡化庭審舉證、質證,處理管轄、迴避、程序爭議等一系列問題，通過對這些問題的預處理，可以規避庭審程序被頻頻打斷的現象，提高庭審效率與質量。2012年刑訴法及有關司法解釋初步構建了庭前會議的基本程序，但由於規定過於原則，沒有就庭前會議的效力等問題進行細致的規定，導致實踐中出現庭前會議適用率低、庭前會議與庭審相割裂、庭前會議效力不明的現象。針對於此，《意見》強調在法庭調查開始前法庭應當宣布庭前會議報告的主要內容，實現庭前會議與庭審的銜接。因為如果庭前會議不能與庭審程序相銜接，並對此後的訴訟程序產生法律約束力，那庭前會議就不僅不能為庭審節省資源，還會徒增時間、精力上的耗費。《意見》還明確了庭前會議對控辯雙方的效力，如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可以決定撤回有關證據；撤回的證據，沒有新的理由，不得在庭審中出示」，有助於嚴肅、規范庭前會議的開展。、
3、證據裁判：貫徹法治原則 防止冤假錯案
《意見》為證據裁判原則提出了五點具體要求。第一，要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審查證據能力。庭審中審查認定證據應審查證據的兩個方面，一是審查證據能力，確認其是否具有證據資格，能否進入訴訟的大門。二是要審查證明效力，即審查證據是否具有充分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明力。但我國在證據審查中卻一直存在忽視審查證明能力的問題，這就造成一種非常尷尬的局面，一方面，法律明令禁止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手段，另一方面，通過這種手段獲取的證據卻大行其道，成為法庭定罪量刑的依據，等於變相縱容了非法取證行為。《意見》重申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通過否定非法證據的法律效力，遏制刑訊逼供行為的發生。第二，完善證據合法性調查程序。《意見》中關於偵查終結前訊問合法性核查制度的規定將核查制度與庭審階段證據合法性調查制度有機結合，有助於配合檢察機關依法落實核查制度，充分發揮核查制度在減少和解決證據合法性爭議方面的積極功能。第三，細化有關證據採納規則，如瑕疵證據的排除規則，為偵查取證、法庭審判提供必要的指引。第四，明確證明標準的具體要求。《意見》重申疑罪從無原則，同時對量刑證據存疑的情況作出規定，回應了實踐中的困惑。第五，強調了當庭舉證、質證、認證的重要意義，如「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鑒定人在輔助審查證據、查明案件事實方面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督促鑒定人出庭作證有利於貫徹直接言詞原則和證據裁判規則，凸顯審判在證據審查、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和定罪量刑方面的終局性作用，克服庭審虛化、走向庭審實質化。
4、簡繁分流：程序寬嚴相濟 優化資源配置
目前我國刑事訴訟中主要有普通程序、簡易程序、刑事和解程序、速裁程序。強調訴訟以審判為中心、審判以庭審為中心，並非要求所有案件都必須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誠如波斯納法官所說：「對公平正義的追求，不得不考慮成本」，司法資源具有稀缺性，必須思考如何有效地配置有限的司法資源。根據《中國法律年鑒》統計顯示，2006年至2015年，全國各地法院一審刑事案件收案數、積案數都大幅增長。在此背景下，要想更好地推行「以審判為中心」的制度改革，更要集中資源解決疑難案件，簡繁分流，輕其所輕，重其所重。《意見》對司法實踐有兩點非常切合當下的啟發：第一，繼續推進速裁程序改革。各試點地區司法實踐數據證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能極大地加快訴訟進程，提高訴訟效率。第二，推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無論是速裁程序、簡易程序還是普通程序，如果被告人認罪認罰具有自願性，又符合相關法律規定，就有可能獲得程序上的從簡和實體上的從寬。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以被告人自願認罪認罰為前提，簡化審判的程序與步驟，有助於減輕訟累、提高訴訟效率，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分流案件、解決積案難題、緩解司法機關壓力，節省更多的司法資源來處理疑難案件。

『玖』 如何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

如何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
一、理念先行：完善人權保障 堅持嚴格司法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不僅僅是制度設計的問題，更為重要的是理念的創新，只有理念創新，制度和程序的改革才能實現，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制度創新、理念先行」。誠如《關於全面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所指出的那樣，改革過程中要處理好「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等關系，摒棄傳統的「重打擊、輕保護」、「重實體、輕程序」等落後的司法觀念，從而確保改革穩步推進。
《意見》還指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是堅持嚴格司法的必然要求。所謂嚴格司法就是要嚴格貫徹、落實憲法和法律的規定。1996年刑事訴訟法正式確立了「疑罪從無」原則，現行刑訴法第一百九十五條對疑罪從無原則再次作出了確認。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曾指出，要想推進嚴格司法，「必須確立庭審在刑事訴訟中的『中心地位』，由過去的以偵查為中心向以審判為中心轉變，切實發揮法庭審判應有的終局裁斷功能及其對審前程序的制約引導功能」。易言之，以審判為中心是實現嚴格司法的重要路徑。而實際上，嚴格司法與以審判為中心是互相影響的關系，以審判為中心是實現嚴格司法的重要保障，與此同時，只有嚴格貫徹刑訴法中關於公檢法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規定，避免「重配合、輕制約」的錯誤認知，才有可能實現以審判為中心。
二、夯實基礎：打好庭前基礎 抓好庭審關鍵
法庭審判是整個審判程序的中心。因為定罪權是刑事審判權的核心，相對於庭前准備等程序而言，法庭審判是決定被告人罪之有無、罪之輕重的關鍵環節，但這絕不意味著庭前程序不重要。庭審實質化的實現離不開庭前工作的夯實，要想將庭審資源集中於核心爭議問題的解決，避免將庭審時間浪費在細枝末節的問題之上，就需要充分發揮庭前會議的重要作用。
《意見》指出，要規范庭前准備程序，確保法庭集中審理。因為法庭集中審理意義非凡，自由心證和直接言詞原則的實現就離不開法庭集中審理的保障。只有證據調查和辯論一舉完成，才能保證法院是以庭審審理結果所獲得的新鮮心證作為裁判的基礎。相反，如果審判程序拖延過久或頻繁中斷，法官難以就直接審理過程中對證據調查產生的印象形成心證，轉而依賴書面筆錄。簡言之，只有在庭前做了充分的准備，才有可能實現法庭的集中審理。《意見》指出了庭前會議可以處理排除非法證據，簡化庭審舉證、質證,處理管轄、迴避、程序爭議等一系列問題，通過對這些問題的預處理，可以規避庭審程序被頻頻打斷的現象，提高庭審效率與質量。2012年刑訴法及有關司法解釋初步構建了庭前會議的基本程序，但由於規定過於原則，沒有就庭前會議的效力等問題進行細致的規定，導致實踐中出現庭前會議適用率低、庭前會議與庭審相割裂、庭前會議效力不明的現象。針對於此，《意見》強調在法庭調查開始前法庭應當宣布庭前會議報告的主要內容，實現庭前會議與庭審的銜接。因為如果庭前會議不能與庭審程序相銜接，並對此後的訴訟程序產生法律約束力，那庭前會議就不僅不能為庭審節省資源，還會徒增時間、精力上的耗費。《意見》還明確了庭前會議對控辯雙方的效力，如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可以決定撤回有關證據；撤回的證據，沒有新的理由，不得在庭審中出示」，有助於嚴肅、規范庭前會議的開展。
三、證據裁判：貫徹法治原則 防止冤假錯案
《意見》為證據裁判原則提出了五點具體要求。第一，要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審查證據能力。庭審中審查認定證據應審查證據的兩個方面，一是審查證據能力，確認其是否具有證據資格，能否進入訴訟的大門。二是要審查證明效力，即審查證據是否具有充分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明力。但我國在證據審查中卻一直存在忽視審查證明能力的問題，這就造成一種非常尷尬的局面，一方面，法律明令禁止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手段，另一方面，通過這種手段獲取的證據卻大行其道，成為法庭定罪量刑的依據，等於變相縱容了非法取證行為。《意見》重申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通過否定非法證據的法律效力，遏制刑訊逼供行為的發生。第二，完善證據合法性調查程序。《意見》中關於偵查終結前訊問合法性核查制度的規定將核查制度與庭審階段證據合法性調查制度有機結合，有助於配合檢察機關依法落實核查制度，充分發揮核查制度在減少和解決證據合法性爭議方面的積極功能。第三，細化有關證據採納規則，如瑕疵證據的排除規則，為偵查取證、法庭審判提供必要的指引。第四，明確證明標準的具體要求。《意見》重申疑罪從無原則，同時對量刑證據存疑的情況作出規定，回應了實踐中的困惑。第五，強調了當庭舉證、質證、認證的重要意義，如「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鑒定人在輔助審查證據、查明案件事實方面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督促鑒定人出庭作證有利於貫徹直接言詞原則和證據裁判規則，凸顯審判在證據審查、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和定罪量刑方面的終局性作用，克服庭審虛化、走向庭審實質化。
四、簡繁分流：程序寬嚴相濟 優化資源配置
目前我國刑事訴訟中主要有普通程序、簡易程序、刑事和解程序、速裁程序。強調訴訟以審判為中心、審判以庭審為中心，並非要求所有案件都必須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誠如波斯納法官所說：「對公平正義的追求，不得不考慮成本」，司法資源具有稀缺性，必須思考如何有效地配置有限的司法資源。根據《中國法律年鑒》統計顯示，2006年至2015年，全國各地法院一審刑事案件收案數、積案數都大幅增長。在此背景下，要想更好地推行「以審判為中心」的制度改革，更要集中資源解決疑難案件，簡繁分流，輕其所輕，重其所重。《意見》對司法實踐有兩點非常切合當下的啟發：第一，繼續推進速裁程序改革。各試點地區司法實踐數據證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能極大地加快訴訟進程，提高訴訟效率。第二，推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無論是速裁程序、簡易程序還是普通程序，如果被告人認罪認罰具有自願性，又符合相關法律規定，就有可能獲得程序上的從簡和實體上的從寬。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以被告人自願認罪認罰為前提，簡化審判的程序與步驟，有助於減輕訟累、提高訴訟效率，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分流案件、解決積案難題、緩解司法機關壓力，節省更多的司法資源來處理疑難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