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磕法官

⑴ 當官須自問：我經得起「死磕」嗎

畢詩成77天！這是從女企業家畢美娜微博實名舉報，到大連行政執法局長蔡先勃被免職的時間。看背後的驅動力，是畢美娜投資在建的產業園遭遇強拆，心裡氣不過，從蔡局長駕駛不同豪車這個細節入手，拿到了掛假車牌、9輛豪車、3套豪宅的證據，最終通過微博利器，將其拉下了馬。此前沸沸揚揚的上海法官招嫖事件，引爆丑聞的驅動力，同樣是一個自認為被不公正對待的人。 這股勁頭，就叫做「死磕」。你可以說不過是一些人覺得自己被欺負了「氣不過」後的賭氣報復罷了，但是你終究得承認，這種「跟某人或某事沒完、作對到底、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死磕精神」，是具有很強威力與「殺傷力」的。基於近期公民網路舉報搬倒貪官案例的增多，有人放言「中國正進入一個網路扒糞時代」，這種斷言一定有人不以為然，說它以點帶面、以偏概全。但它管用了，所以正在形成某種示範效應。 這對於每一個行使公權力的人，對於那些以往以為自己一舉一動都很隱蔽的官員來說，恐怕成為一個需要仔細掂量的命題。「死磕」的力量是無窮的，一旦做了不義的事兒，被「惦記」上了，一天兩天隱蔽的了，一月兩月、一年兩年，是否還隱蔽得了？是錐子總會露頭，是釘子總會被砸下去，一旦「死磕」這個錘子招呼到自己身上，究竟會意味著什麼？僅僅是檢討道歉，還是灰頭土臉落馬？抑或乾脆餘生要在牢里度過？我不敢斷言「死磕」的示範效應會有多大，也無法評判它應該有多大，但我希望它倒逼出一個良善的結果— 官員可以毫無顧忌、肆無忌憚的日子，最好一去不復返了！有所顧忌、有所敬畏，權力關在籠子里運行，終究才是進步的指向。 請官員們不要煩惱、不要委屈，習以為常，不意味著理當如此。這是任何公職人員本應就有的禁忌，只是一不小心，這些年經常被忘記、甚至上下顛倒本末倒置罷了。我們有些官員，是不是太過於「寬己嚴人」了，對自己一放鬆再放鬆，以至於當外力輕輕一磕，便已然無有免疫之力了。 就當前中國社會而言，大家是應該接受一點「死磕精神」的。嚴是愛，溺是害，這個共識還是不難建立的。而嚴，不能光指望自律，指望內部監督，有公民站出來跟誰「過不去」，千方百計找證據要找誰的麻煩，只要不超越法律底線，不應該被視為仇敵，總想除之而後快。非但不該抵觸，我們的制度也應該順勢起舞，藉助這種捍衛正義之力，精密地編織權力運行的牢籠，只要有任何苗頭，隨時隨處隨你什麼人都絕不輕易放過。一個人的起身，輔之以一套機制的起身，只有形成如此互動應答的合力，最大程度揪出醜惡與黑暗，才能使經得起考驗的官員，擁有更多出頭的機會；才能使經不起考驗的官員，早早地讓出權力，不要再屍位素餐。「死磕」是一種很軸的精神，本沒有善惡之分，引導好了，就能夠大放異彩；引導歪了，也會造就出各種對立。至於官員個體，唯有不忘初心，潔凈自己，才能夠坦盪做人，磊落做官。

⑵ 如何看待「死磕派」律師的職業倫理

1、現在把「維權」看得很窄，似乎只是對弱勢群體才叫做「維權」，其實對任何人回都有維答權的問題，即使是黑社會的一分子，當他落到被告的地位，他也需要律師來維護他應當享有的權利來對抗龐大的公權力。律師作為一個群體理應在中國法治的舞台上、在中國民主的舞台上扮演更為主動的角色。

2、死磕派律師」自己認為，「死磕」是律師的一種辯護方式，死磕是敬業的表現，如果接受委託人的委託而不竭盡所能的為委託人服務，那麼便違反了職業道德。

3、不可否認，律師「死磕」大部分是因為執業環境不佳，特別是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不當、違法行為。這類「死磕」，如果在法律范圍內活動，保持了一定的剋制和理性，應該得到允許，但要注意維護司法機關的公信力。

4、律師是法治隊伍和法治人才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不應將維權律師污名化，特別是將廣大律師群體和國家政權在政治上對立起來。律師在執業過程中應當尊重法庭和法官等其他法律職業群體。律師要誠實守信，對委託人高度負責，不能將一己之利置於委託人利益之上，也不能為了案件勝訴，犧牲自己人格和職業的獨立性，去採取違法違紀的行為。勤勉盡責是律師職業活動的核心要求。

⑶ 在不久的將來，哪些職業最有可能被機器人取代

最近降溫，隨著寒流而來的，是接連不斷的裁員消息帶來的就業焦慮，8月，美團、拉勾爆出裁員信息；10月， 阿里、京東等企業也不同程度「縮招」。上個月，富士康又被爆出裁掉34萬人。這是多麼震驚的數字，危機來得讓人措不及手。大裁員環境下，永遠不要假設危機不會降臨到自己頭上，每個人都要做好被裁的准備。

有一句話講的很好：打敗你的，永遠是你看不見的對手。現在面臨大面積的裁員就是因為AI的迅速發展，AI帶來的不止是繁榮，同時也伴隨著危機與挑戰，大部分工作將會被機器人替代。從下面這張圖里我們可以了解一下到底哪些會被AI替代的人群，哪些又是AI難以取代的。

不會被AI替代的人群

一想到裁員，我們可能首先想到會先被裁員的是那些快遞小哥、門童、酒店前台類等沒有技術含量的工作，所以一旦裁員，這些人首當其沖。如果這樣想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像這類工作，工資低，有需要一定的溝通互動能力，靈活性很大，所以根本不值得用AI去替代工作。

那AI到底會替代哪些工作？

1.重復性勞動，特別是在相同或非常相似的地方完成的工作，不需與人進行大量面對面交流的工作（如數據輸入、裝配線檢查）

2.有固定台本和對白內容的各種互動（如客戶服務、電話營銷）

3.相對簡單的數據分類，或思考不到一分鍾就可以完成識別的工作（如文件歸檔、作業打分、名片篩選）

4.在某公司一個非常狹小的領域工作（如銀行理財產品的電話推銷員、某部門的會計）

我們明顯可以看出，AI替代的就是一些簡單的，可重復的工作，很多白領以為自己工作穩定，不會被裁，反而去擔心快遞小哥他們會失業，殊不知最先擔心的應該是自己，這些簡單可重復性的工作，機器完全可模擬作業，而這部分白領的工資相對不低，所以替代的可能性極大。

那人工智慧難以取代的工作類型又有哪些？

1.創意性工作（例如，醫學研究員、獲獎劇本作家、公關專家、企業家、藝術家）。 人工智慧不擅長提出新概念，所以創作型的工作AI是無法進行的。

2.同理心/人性化工作（例如，社工、特殊教師、婚姻顧問），人工智慧沒有人類的情商。人們也不願「信任」機器，讓機器來處理人性化任務。

3.復雜性/戰略性工作（例如，首席執行官、談判專家、並購專家），需要了解多個領域並需要進行戰略決策的工作。對於人工智慧來說，即使是理解常識也很困難。

李開復說：」未來人類只剩下兩類工作，創造型和關愛型。」以上言論絕非危言聳聽，發展這些能力是應對未來的重中之重。而我們都知道，藝術類工作從小開始就是需要培養的，我們大部分人無法在短時間內去重新學習掌握的，我們只能在復雜性/戰略性工作上面更進一步。未來人才的核心競爭力只能朝創新能力、合作能力、溝通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維發展。所以像PR、CEO這些職位你說是能被AI所替代的嗎？顯然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不想被AI替代、被這個社會所淘汰，那隻能不斷提升自己，讓自己占據高位，保持旺盛的學習力，並不斷嘗試新鮮事物。接納變化、死磕目標、持續成長，這才是不被AI所淘汰的正確之道。

⑷ 民事訴訟勝了，到了執行庭，執行法官老是推，今拖明明拖後的，怎麼辦

要有死磕精神

⑸ 律師為什麼不能和法官「死磕」

他可能對你映像不好，就可能偏向對方

⑹ 法官會不會不按法律判案子亂來

法官是要根據事實和法律來判決的，但不排除一些法官，水平能力，沒有生活經驗，死磕著法律，不符合事實來處理。不服判決可以上訴處理。

⑺ 你怎麼看《我不是潘金蓮》這部電影

11月18號，也就是昨天，馮小剛的最新作品《我不是潘金蓮》上映。小格期待已久，開心地買了早場票，幫你們先鑒定了一把。

在140分鍾觀影結束後，小格想說，雖然並不贊同「《我不是潘金蓮》是馮小剛最好的電影」這種粗暴的說法，但是電影絕對值得一看。包括前期宣傳中反復提到的圓形畫幅和范冰冰的演技爭議，看完都能找到自己的答案。

張嘉譯、於和偉、李宗翰、劉樺、高明、還有李晨（壞笑），裡面能說的男演員太多了！！！你們自己去認臉吧TT-TT（噗通一聲跪下了）

⑻ 死磕派律師的爭議死磕

死磕派律師中比較年輕的王興律師並不贊成使用「死磕派」這樣的說法，「往往因為概念界定不清，導致誤會和矛盾」。
這種擔心已經成為現實。根據楊學林的三分法，非死磕派律師好像被歸為道義上存在問題的群體。這引起不少律師的不滿。
王立峰律師用充滿諷刺的筆調寫了一篇《正常律師轉向死磕派律師之秘笈》，描繪了一幅從接案、會見、庭審一直到結案過程的死磕派規劃路線圖，言語間頗有指責死磕派律師喜歡炒作、煽情和不顧當事人利益的意味。
黃雲中律師則直指死磕派律師為撒嬌派，他批評死磕派沒有傳遞正能量，「置己身於體制對立面，以演藝手法娛樂社會。利慾之心高過公義之心，熱鬧之中對正常法制構成破壞，也將律師業導向不歸之途，十分惡俗」。
死磕派律師受到的非議不光來自業界。頻繁發生的死磕案例也吸引了最高人民法院高層的注意。在法庭上抗議、發微博、被逐出法庭……這些死磕表現被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軍在一次法官培訓會上歸納成律師「鬧庭」，並要求法官加強庭審的掌控能力。
或許死磕派律師最危險的爭議來自內部。遲夙生說，死磕派之間有時候也會死磕。盡管陳有西和斯偉江兩位成名於「李庄案」的律師都不承認自己是死磕派，但他們在一系列大的死磕案例中幾乎沒有缺席。
沖突首先發生在陳有西和楊金柱之間，兩位曾並肩作戰的律師在「北海案」後突然決裂，雙方各自寫了多篇文章相互指責、「揭露」。此後先後代理過「李庄案」的陳有西和斯偉江之間又發生了論爭。許多律師不願談論誰是誰非，事實上這些論爭已經演變成了羅生門，在不同人那裡將構建出不同的「真相」。一些人認為主要是理念之爭，另外一些人則將論爭解讀為爭功。
死磕派律師們也在努力消除誤解和爭議，他們做出的第一步努力就是為死磕正名。楊學林認為「很多人對死磕派有誤解，好像就是瞎鬧、瞎搞，我們全是從刑事訴訟法上抄的，一個字都不差，要求法院按照刑事訴訟法來做。如果法院做了，死磕也磕不起來」。
王甫律師自「北海案」開始加入死磕團隊，他認為造成誤解的關鍵在於死磕的方式太單一，無非是申請迴避、被逐出法庭、死磕程序等等，而法庭上的辯護詞、辯護策略這些技術性的內容公眾沒有看到，因此容易形成死磕派沒有技術的印象。
被楊學林稱為「傳奇人物」的朱明勇律師雖然有許多「死磕」的輝煌歷史，但也不願意自稱為死磕派律師，因為這個概念「無法從字面意義理解真正的內涵是什麼」。在他看來，死磕在某種意義上來講，就是「對司法機關的違法進行堅決的抗爭」，而律師最大的武器就是法律。
死磕派律師雖然都不再是體制內律師，但他們也在尋求與體制共存之道。楊金柱在他今年新年獻詞中寫道：新年的夢想之一是「讓執政黨對死磕派律師們越來越包容和尊重」。在死磕派律師之前，涌現過一些維權律師或人權律師，以公益維權為主，通過個案推動社會進步。在朱明勇看來，他們與死磕派律師的不同之處在於，死磕派律師追求的是個案公正，而維權律師可能出於理想而傷害到當事人。
即使是死磕派律師中表現最為高調的楊金柱，在楊學林看來，也是頗為務實的。他舉例說，楊金柱在近期一個案子中，「前期大力死磕，網路揭露，後期庭審和諧，網路消聲。為何？因當事人告知有司已讓步，要求給面子。律師及時改變策略，以最大限度維護當事人利益」。死磕派律師本質上仍然是追求業績的職業律師。
2013年7月24日，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長吳慶寶在《環球時報》上發表了《死磕派律師更要維護法治社會》一文，肯定了死磕派律師的作用，提出「政府應主動團結這些律師群體，讓他們成為決策的參謀之一」，但同時也提醒「切忌私下小范圍形成與政府對立的意見和行動，將自己劃到政府的對立面」。
不少死磕派律師都提到私下場合來自官員的認可和贊賞，或是官員改變了以往對律師的偏見。楊學林在代理「李庄案」之後就明顯感覺到了差別，以往他代理一些比較敏感的案件時，有關部門都會找他談話，自那以後好像變得信任他了，不再有類似的談話。
從掀起業界漣漪到撬動中國法治進程，死磕派律師無論毀譽幾何，都將是中國法治史上的重要一筆。著名刑法學家陳興良教授覺得死磕派律師「不像律師」，但是「律師不像律師首先是因為法官不像法官」，他認為「不可否認死磕派律師以一種自我犧牲的方式推動法治進步」。
2014年4月9日，求是理論網轉載新浪博客博主千鈞客博文《解讀「死磕派」律師》一文，文章認為，法律人是十分聖潔的稱呼，全國25萬律師，絕大部分兢兢業業，為中國法制建設和公平正義作出了積極貢獻。但在少數所謂「死磕派」糟踐下，法律人這個詞已經毀譽參半。他們以網路為平台，以宣揚「憲政」思潮、炒作負面輿論、插手熱點個案為共同目標，以師生、朋友、同事等人脈關系為紐帶，以操控輿論、簽名造勢、煽動圍觀、聚集施壓為手段，結成了形式鬆散、聯系緊密、行動抱團的「聯盟」。這個「聯盟」不守法律倫理、不講公平正義，只有壟斷司法叫板政治的野心，把小事搞大、大事搞炸，唆訟、架訟、霸訟等現象愈演愈烈，庭審中想當法官，遇事後爭做無賴，動輒扣以「政治迫害」的帽子，儼然法律界黑社會，嚴重阻滯中國法治進程。
2014年5月8日，環球時報刊登單仁平評論文章《「死磕派」律師不可政治上自我高估》，評論稱，「死磕派」律師大體都是針對「公民維權」開展活動的。整體看，他們對推動社會更加公正、對發展公民維護正當權益的能力做出了一份貢獻。通過唐慧案、任建宇案等，社會的法治思維獲得了新的角度。與此同時，「死磕派」律師的行為方式不時突破律師行業的規范。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經常表現出激烈的政治傾向，他們的維權活動並非專注於法律手段，而是傾向於「社會化」，如動員網上輿論，支持甚至參與非法的現場活動等。律師通常都應是法律條文主義者，嚴格在現有法律體系內行事，以這個體系為唯一藍本開展業務。但一些「死磕派」律師以質疑、修正現有法律體系為使命，他們更像是「社會活動家」和「政治積極分子」。這使得「死磕派」律師的角色讓人一言難盡，他們當中一些人對社會進步的積極作用和政治破壞力錯綜交織，一方面推動司法的程序正義，一方面又為實現具體訴求不擇手段。他們一方面喚醒了部分人的維權意識，一方面又與民粹主義力量合流，導致輿論對司法的過度干預。從這幾年的情況看，維權律師表現自我價值觀的空間很大，盡管一些人公開展現反對現有權力體系的姿態，但只要他們以合法方式活動，他們的存在就實際被接受了。這當中有的「死磕派」律師自我炒作，謀取名利，整體環境也未做干預。
.......在這個社會上，所有人都應當對法律有敬畏感。一些官員喪失這種敬畏，結果不斷有人身陷囹圄。有的「死磕派」律師也從另一個方向失去對法律的敬畏，以為自己的價值觀就是法，順他們的要求行事就是法治建設，否則就是「維護專制」、「反人民」。他們在政治上有些幼稚，個人性格中還有些傲慢，這使得他們對時代潮流的看法出現偏差。「死磕派」律師成為「異見人士」中較為活躍的群體，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社會的反思，但他們自己卻喪失了反思的能力。這是危險的。他們必須承認自己的局限性，他們切不可以為，自己才是中國民主與法治建設的突破和決定性力量，這樣的自我政治高估會導致行為的很多錯誤。
死磕派律師面臨著諸多無奈，無奈之下難免有無奈之舉！但是，如果律師群體希望獲得廣泛的社會認同，就要走一條有別於傳統的死磕道路——依靠嚴謹的邏輯贏得時代的掌聲，經受歷史的檢驗；用律師的經驗活躍法律的生命，而不能無理取鬧。

⑼ 法官不公平我該怎麼辦

首先要說明的是在抄讀完後，我有兩個感覺，一是法官沒有明顯錯誤，二是看不出你的損失要不回來，現在一一分析給你：
一、關於賠償：按照法律規定，錢賠肯定是要賠的，包括醫療費、住院伙食補助費、護理費、營養費、交通費、傷殘補助費等等；
二、關於協議：首先糾正你一個認識，就是無論是新法舊法對私人協議都是認可的，合同法對協議的要求就是協議雙方自願。但這里有一個問題要注意，合同法規定了合同無效的一個情形，就是惡意串通。當然，合同目前還是有效的，只有等你有證據證明他們惡意串通且向法院提請，經法院判決後，協議才會無效。證明惡意串通是很復雜的，因為這個東西是主觀上的，很難取證，建議你找一個律師；
三、關於得到賠償：你的賠償實際上和那輛車沒有關系，而和該賠你車的人們（車主、車主所在公司和保險公司）有關系。法官的做法在法律上還是有據可查的，沒有硬傷。至於他轉移財產你也不用害怕，法院強制執行是和銀行賬戶以及房產掛鉤的，他總不能把所有的錢和房子全轉了吧，就算全轉了，他們總不能一輩子再也不和銀行發生任何關系吧。
四、補充：建議你提財產保全，把所有被告的財產凍結，免得你執行起來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