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犯罪率

⑴ 法院結案率怎樣計算的

計算公式：

在特定的地區范圍(如全國、各省、市、區、縣)和一定時期內結案數占發案數的比重。其算式是：結案率=報告期內的結案總數/同期發案總數×100%。

結案不同於破案，破案由偵察部門執行，並只要求採取強制措施，而結案由預審部門執行，並要製作偵查終結報告、製作起訴、免訴意見書等。

結案部分依賴於破案，是破案的繼續，而另一部分獨立於破案可自行完成。結案率主要反映公安機關的工作效率和與犯罪分子作斗爭的效果。

(1)法官犯罪率擴展閱讀

最高人民法院曾要求取消不合理的年終結案率考評，當時基層法官幹警拍手稱快，然而好景不長，近年又死灰復燃，一些地方甚至變本加厲，要求結案率達到92%以上。下面筆者就「結案率」這一頑疾之弊略作分析：

其一、結案率要求90%以上違背司法規律。法院收案每個月基本上是均衡的，要求年底很高的結案率，必然導致來年開始幾個月結案率非常低，人為破壞收結案平衡，是典型的用行政思維方式管理司法工作。

其二、人民群眾不滿意。由於高結案率的壓力，基層法院一般從每年的11月開始控制收案，歲末「立案難」現象愈演愈烈；為加快結案速度，法官要求當事人撤訴，找理由駁回起訴；要求快速結案，必然會出現「蘿卜快了不洗泥」的現象，嚴重影響案件質量。

其三、法官幹警不滿意。為了追求高結案率，法官幹警不得不加班加點，在案多人少問題比較突出的法院，法官幹警已經疲憊不堪，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這絕不是聳人聽聞。

其四、錯誤的政績觀。要求高結案率，無非是領導覺得向上級匯報工作、給人大作報告時能顯示成績。其實，法律明確規定了審限，與其匯報年結案率90%以上，還不如匯報審限內結案率99%以上更能讓人滿意。

⑵ 法官的子女們，為什麼都很少願意選擇從事法官這個職業呢

法官的子女們，為什麼都很少願意選擇從事法官這個職業呢？作為一個曾經在法院實習，通過公考上岸的正在值班的最基層公安民警，有幾個方面想給大家介紹一下，

最後說到公安機關，基層警力不足，警情量巨大，維穩控訪、社會面治安、人口及場所信息、執勤安保，優化營商、配合執法等，只有你想不到，沒有公安參與不到的工作。考入難度相對要低，考入警校或者參加地方公務員考試即可。公安代表著維護穩定、打擊犯罪。

不要說某某行業更辛苦，可以交換職業等等酸的掉牙的巨嬰言語，一句話：你行你來！每個職業都有發光和閃光點，可以多看看感動中國，多少是平凡的崗位，成就了不平凡的事業。干一行，愛一行，努力把自己的職業做成自己的事業！法官的子女們，為什麼都很少願意選擇從事法官這個職業呢？

⑶ 每年的犯罪多是哪個地方

刑事犯罪率最高的10個國家：

(1) 瑞典 ： 13679

(2) 紐西蘭 ： 12053

(3) 芬蘭 ： 11598

(4) 英國 ： 10345

(5) 丹麥 ： 9834

(6) 加拿大 ： 8397

(7) 德國： 8621

(8) 美國 ： 7627

(9) 法國 ： 7419

(10) 挪威 ： 7235

刑事犯罪率最低的10個國家：

(1) 巴基斯坦 ： 7

(2) 印度尼西亞： 71

(3) 巴拉圭 ： 97

(4) 葉門 ： 157

(5) 亞塞拜然 ： 198

(6) 烏干達 ： 261

(7) 巴布亞紐幾內亞： 287

(8) 斯里蘭卡 ： 312

(9) 中國 ： 363

(10) 尚比亞 ： 573

從這個列表可以看到：中國是社會治安最好的國家之一，美國則是最差得國家之一。

公安部刑事偵查局局長何挺在新聞發布會上的「中國刑事犯罪率是世界上最低的幾個國家之一」的說法看來是有數字依據的。中國公安大學犯罪學教授、法學博士王大偉則提供了更具體的數字：「西方國家的犯罪率是萬分之八百，而我國的發案率要遠遠低於西方國家，大約是萬分之三十以下」。但問題就來了，中國社會如此安詳與和諧，犯罪的人這么的少，維持那麼龐大的公安警察隊伍干什麼？還養那麼多的法官做什麼？誰都知道我們的國家現在還很不富裕，需要用錢的地方很多。

去年在美國警察部門立案的刑事案件有2334萬，60多萬美國警察，人均每年辦案35件，平均每個美國警察逮捕20多人次。芬蘭警察則年人均逮捕42人次，紐西蘭警察人均逮捕26人次。

2006年，在中國公安部門立案的刑事案件只有460萬件，10萬人口案發率為354件。被逮捕的人次只有89萬，是美國的十六分之一。除開武警，安全警察等特殊警種，中國普通警察人數已經將近200萬，這還不算數目龐大擁有實際執法權的協警員，治安員。也就是說平均每個中國警察只有2.3個刑事案件可辦，平均每個警察年均逮捕0.5人次。照理來說，這么多的警察，面對這么少的案件，應該能夠提供比美國警察好得多的服務了。

⑷ 中國的定罪率為什麼這么高

中國的定罪率為什麼這么高？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 ，我們必須要先了解什麼是定罪率 ，根據網路或者是其他的網站的相關介紹 我國的定罪率是經過法院法官的審判以後嫌疑人或者數量占被檢束方起訴的數量的佔比 。

第三點 中國的丁真利那麼高，就是為了堅決的打擊犯罪分子和以及黑惡勢力 ，保護人民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營造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 ，建設一個美好的中國 。

中國的定罪率那麼高，有很大部分原因都是因為中國的法律是非常的嚴格的 ，中國公民的權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所以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我們必須要學法，尊法，守法，用法 ，做一個 合格的中國公民 。

⑸ 現在的法官怎樣，容易被收買嗎，

總體來說，法治是進步的，法官的素質越來越高了，但是林子大了，哪個行業都有敗類，能不能遇到公正廉潔的要看運氣了，祝你好運！

⑹ 法官判錯案該怎麼處罰

法官判錯案，需要看是否是故意行為，法官在審判工作中，故意違反法律法規的，或者因重大過失導致裁判錯誤並造成嚴重後果的，依法應當承擔違法審判責任。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

第三十七條規定：對應當追究違法審判責任的相關責任人，根據其應負責任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等有關規定處理：

（1）應當給予停職、延期晉升、退出法官員額或者免職、責令辭職、辭退等處理的，由組織人事部門按照幹部管理許可權和程序依法辦理；

（2）應當給予紀律處分的，由紀檢監察部門依照有關規定和程序依法辦理；

（3）涉嫌犯罪的，由紀檢監察部門將違法線索移送有關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免除法官職務，必須按法定程序由人民代表大會罷免或者提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

(6)法官犯罪率擴展閱讀：

法官承擔違法審判責任主要有兩種類型：

1、審判活動中故意違反法律法規的行為。

「故意」在刑法和民法理論中均有詳細而專業的解讀，在此主要強調法官在審判活動中「明知違法而有意為之」。法官作為精通法律的專業人士，在裁判過程中應當嚴格遵守法律的規定。如果法官在履行審判職責的過程中故意違反程序法和實體法的規定，均應當承擔相應的違法審判責任。

2、審判活動中因重大過失導致裁判錯誤並造成嚴重後果的行為。

「過失」是與「故意」相對應的一種主觀過錯，指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後果而因疏忽大意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的心理狀態。

⑺ 求世界各國犯罪率排名。

中國警察數量世界第一，中國法官數量世界之冠。本來很好理解，因為中國人口最多。可是，中國的犯罪率全球最低，每10萬人口只犯罪363件。這個數值只有美國5%，是丹麥的3.8%，是芬蘭的3.5%，紐西蘭的3.25%，瑞典的3%。比中國還要低的國家只有巴基斯坦，印尼，巴拉圭，葉門,亞塞拜然，巴布新幾內亞，烏干達和斯里蘭卡等幾個國家。下面我將犯罪率最高和最低的國家羅列在下： （來源為聯合國「國際犯罪防範中心」的各國政府上報的統計數據;數值為2000年每10萬人口中所發生的刑事犯罪案件;數據鏈接：http://www.uncjin.org/Statistics/WCTS/wcts.html) 刑事犯罪率最高的10個國家： (1) 瑞典 ： 13679 (2) 紐西蘭 ： 12053 (3) 芬蘭 ： 11598 (4) 英國 ： 10345 (5) 丹麥 ： 9834 (6) 加拿大 ： 8397 (7) 德國： 8621 (8) 美國 ： 7627 (9) 法國 ： 7419 (10) 挪威 ： 7235 刑事犯罪率最低的10個國家： (1) 巴基斯坦 ： 7 (2) 印度尼西亞： 71 (3) 巴拉圭 ： 97 (4) 葉門 ： 157 (5) 亞塞拜然 ： 198 (6) 烏干達 ： 261 (7) 巴布亞紐幾內亞： 287 (8) 斯里蘭卡 ： 312 (9) 中國 ： 363 (10) 尚比亞 ： 573

⑻ 新加坡如何降低犯罪率

新加坡是個典型的法治社會。在這里，法律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人們普遍具有強烈的法律意識和遵紀守法的習慣，這與新加坡政府大力推進法制建設是分不開的。具體表現為：
一、新加波的立法工作。新加坡非常重視立法工作，建立有嚴格的立法程序。法律草案首先由政府部門提出，經內閣討論決定後，提交國會審議。法律、法規、條例多達400多種。大到政治體制、經濟管理、商業往來、公民的權力和義務。小到停車規則、公共衛生、貨幣管理，都有相應而詳細的法律規定。
二、新加坡的執法特點。新加坡政府不僅重視立法，更重視執法。新加坡法律是成文法與判例法並用。法官判案一個重要的原則是依法判決。如果沒有法律條文可依，則依據判例處理。如果兩者都沒有，則由法官根據經驗判決。新加坡法律的一大特點是詳細、具體，可操作性強，何種違法行為該受何種處罰，都規定得十分明確，依照事實處理。既方便了法官嚴格執法，也提高了法律的效益。如法律規定只要擁有15克海洛因或30克嗎啡，一經查獲，即視為販毒，判處絞刑；作案時開槍的案犯一律判出絞刑；非法持有槍支者，判出監禁5到10年，或至少處以6下鞭刑。新加坡衛生規章規定，發現誰家有蚊子，第一次即可罰款50新元，最高罰款達1000新元或處三個月徒刑。此外，嚴格執法還體現在用重罰和重刑上。罰款是新加坡廣泛使用的懲處違法的方式，公共場所隨處可見「禁止」的告示牌，並標明罰款數額。如亂丟垃圾，罰款1000新元；隨地吐痰，最高罰款1000新元；酒後開車罰款10000新元，並監禁1年。因此新加坡被人們一語雙關地稱為「A.fine,place」意思是「一個美好之地」，又是「一個罰款之地」。
三、新加坡的法律監督。在新加坡，任何人違反法律，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新加坡政府尤其重視用法律手段對執政黨和官員進行監督，要求人民行動黨的黨員和各級官員保持廉潔。新加坡政府建立了嚴密的法律監督體系和高素質的執法隊伍。全國只有400萬人口，有1萬多名警察，9個警署和近百個派出所，近萬個居民委員會，實行警民聯防。全國還設有200多個預防犯罪委員會。
四、新加坡對於法官的培養。新加坡還注意提高法官和法庭的威信和權威。法官一旦被任命，就是終身職務，除非失職，不得隨意將其調離或免職，法庭神聖不可侵犯，法庭的判決，任何人都必須執行，決不允許變通。正因為新加坡這種對待犯罪的強硬立場和態度，使新加坡的社會治安聞名於世，成為犯罪率最低的國家。

⑼ 找一些 刑罰的輕重對犯罪率高低的影響 的資料

【內容提要】罪刑相當性是刑罰公正性的基礎，貫穿於刑罰正義實現的始終。但是，能否因此就認為「適度化」是刑罰輕重問題上的最佳抉擇？答案應該是否定的，這不僅在於「適度」本身是一個不具有特別確定性的概念，更重要的還在於罪刑相當性原則本身，推導不出「適度化說」的當然結論。

【關鍵詞】刑法原則 罪刑相當 輕刑化 重刑化

罪刑相當性對刑罰功能的發揮、刑罰目的的實現無疑都具有重大的意義。一方面，無論是刑罰必然性，還是刑罰的及時性，都必須以罪刑相當性為基礎，脫離了這一基礎，便有濫施刑罰的危險，背離了罪刑關系的內在規律。缺乏相當性，即使是必然的刑罰，再及時地加以適用，也不可能收到實效；另一方面，刑罰的公正性實際上是罪刑相當性原則在價值目標上的實現。換言之，相當性是刑罰公正性實現的基礎，刑罰公正源於人類社會早期的報應觀念，而報應觀的基礎就是「惡有惡報」、「有罪必罰」，強調罪從刑生，刑當其罪。也就是說，報應以罪刑的相當性為前提，脫離了罪刑的相當，報應便失去了正義的光環，刑罰適用便成為一種新的「惡行」。因此，罪刑相當性貫穿於刑罰正義實現的始終。但是，能否因此就認為「適度化」是刑罰輕重問題上的最佳抉擇呢？我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這不僅在於「適度」本身是一個不具有確定性的概念，更重要的是，我們從罪刑相當性原則本身，推導不出「適度化說」的當然結論。

一、罪刑相當性之「相當」

刑罰的輕重應與已發生的犯罪行為的嚴重性相適應，這是刑罰配置問題上的一條重要原則，但是，如果撇開了同種類罪這樣一個參照物，僅就具體犯罪的角度而言，這一原則並不具有實際的可操作性。比如以傳授犯罪方法罪為例，該罪的法定刑包括管制、拘役、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雖然這些法定刑被劃分為三個檔次，即基本罪、情節嚴重罪和情節特別嚴重罪。應該說也注意了罪與刑之間的配置關系問題，但人們普遍認為該罪的法定刑設置過重。這個結論是人們把它與共同犯罪和教唆犯罪的比較中得出的。如果僅從傳授方法本身來看，有什麼理由認為法定刑的這種配置不合理？顯然無法做出回答。

實際上，罪刑相當性的「相當」在刑罰上的配置與確定，是通過與其他罪的比較來確定的。首先是通過同種類罪的比較，因為同一種類罪中，犯罪的客體是相同的，侵犯相同客體的兩個犯罪行為的危害性的大小之間就具有了可比性，通過這種比較我們才能確定對該犯罪行為配置怎樣的刑罰才是相當的。如侵犯財產罪這一類行為中，除了搶劫罪外，盜竊、搶奪、詐騙三種犯罪行為在同一量刑檔次上配置的法定刑基本相同，這只是針對這一類犯罪行為來說，我們認為罪刑配置是相當的。另外，還必須通過類罪之間的比較，雖然類罪間的犯罪客體不同，但理論上一般認為不同客體間的重要程度是按下列順序排列的：生命、身體、自由財產等。正基於此，殺人罪的法定起始刑高於傷害罪的法定起始刑。當然，這只是從橫的角度比較而言，實際上，「相當」還包含縱的角度所進行的比較，即現行刑法與舊刑法的比較。

從這里來看，罪刑相當性的「相當」是一個比較的概念，其本身並不具有確定性，只能根據與其它罪的比較，才能對某一犯罪行為配置相當的刑罰。但是，比較本身要具有確定性，必須相比的類中有一個是確定的，只有這樣，罪刑相當性的「相當」才具有可操作性。而要最先確定的那個罪法定刑的評判，實際上是依特定時期的社會現實、倫理道德觀念來界定的，因此，從最終的意義上來說，其法定刑的確定也還是相對而言的。這樣看來，罪刑相當性的「相當」也是相對的。還是以侵犯財產性犯罪為例，我們首先必須確定盜竊、搶奪、詐騙罪中某一個罪的最低法定刑量刑檔次中法定刑的上限，這樣才能確定其他罪同一檔次法定刑的上限，而且這一確定必將影響到所有財產法定刑的配置。我國刑法規定盜竊罪、搶奪罪、詐騙罪最低量刑檔次法定刑的上限為3年有期徒刑，為何規定為3年？難道規定1年有期徒刑就不合理嗎？罪刑相當性原則中的「相當」並不能解決這個在刑罰配置上最關鍵的問題。在這一點上，刑罰功利主義者也未能劃到真正的答案，如貝卡利亞和邊沁並沒有給我們太多有益的啟示，他們只是認為，如果人們終歸要犯罪，就寧讓其犯輕罪，也不應讓其犯重罪。為了使刑罰的這一威嚇目的得以實現，他們按罪行嚴重性的大小設計了由高到低五個檔次的刑罰等級表，認為這樣能使罪犯寧犯小偷而不犯夜盜，寧犯夜盜而不實施暴力犯罪。而這種強調刑罰威懾功能的刑罰觀潛藏著走向重刑的危險。

二、「相當」與重刑化、輕刑化

因為罪刑相當性原則中的「相當」只是一個比較的概念，具有相對性，最終它還必須通過對某一具體個罪法定刑的確定，才有可操作意義。這里勢必出現這么一個問題：當對這一「具體的個罪」最低檔次的法定刑的上限規定的較高時，那麼與之同一類的其他罪的刑罰配置也必然隨之而較高，其他檔次的法定刑也會因此而較高；另外，由於類罪之間在刑罰上也應保持相當的平衡性，如一般重婚罪法定最高刑為2年有期徒刑，破壞軍婚罪的法定最高刑則為3年有期徒刑，人們一般覺得這還是符合罪刑相當性原則要求的；但是，假如一般重婚罪的法定最高刑為1年有期徒刑，破壞軍婚罪的法定最高刑仍配置為3年有期徒刑的話，人們就會覺得它肯定是不符合罪刑相當性原則精神的。因此，最終會導致刑法典刑罰結構在整體上趨重。與之相反，假如對這個「具體的個罪」最低檔次的法定刑的上限規定的較低時，那麼，不但相應的同一類罪的各檔次的法定刑配置都較輕，而且其他類罪法定刑的配置也能保持相應的程度，這樣刑法典刑罰結構在整體上就顯得趨輕。但是，這兩種情況，罪刑方面都不能它不相當。因為，刑罰量的配置本身就受法律文化傳統、倫理道德觀念的影響，而法律文化傳統、倫理道德觀念不同的國家是不同的，而倫理道德觀念在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又存在極大的變動性，而它們在罪刑的具體配置方面又具基礎地位。因此，不同的國家或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對罪刑相當的評價標準是不同的，因此，堅持罪刑相當性原則並不一定就能排斥重刑化或輕刑化，重刑化或輕刑化與罪刑相當性原則並不絕對沖突，因它們本身是從不同角度對刑罰權衡的結果。

以前蘇聯時期的刑法為例，蘇俄刑法典及其各加盟共和國的刑法典對同一性質行為法定刑的配置情況就能很好地說明這一點。例如，對蓄意殺人罪，判處剝奪自由刑的年限，蘇俄刑法典（第103條）規定3－10年，吉爾吉斯刑法典（第95條）和摩爾達維亞刑法典（第88條）規定5－12年，烏克蘭刑法典規定為7－15年。對蓄意重傷人體罪，蘇俄刑法典（第108條第1款）規定剝奪自由年，立陶宛刑法典（第111條第1款）規定2－7年，吉爾吉斯刑法典（第101條第1款）規定3－8年，而塔吉克刑法典（第111條第1款）規定3－10年。[1]在這里，行為的性質是相同的，即都是對人身嚴重後果的罪行，但配置的法定刑卻差別很大，這說明法律文化傳統，倫理道德觀念的影響在罪刑配置問題上是巨大的。同時也說明了罪刑相當性原則在具體標准上的相對性。

三、「相當性」標準的不確定性

首先，犯罪的惡性程度難以計量。罪刑相當性的第一層含義是指刑罰應按照犯罪行為危害程度的大小確定刑罰幅度的上下限。問題在於「危害程度」本身但是一種模糊的標准。因為，犯罪具有變動性、復雜性，而刑罰一經制定便呈現靜態性、穩定性。立法者在確定刑罰的輕重時，不但無法周全地考慮影響犯罪嚴重性程度的所有因素，更無法預料以後可能出現的新的變化情況，企圖在變動的犯罪與刑罰之間尋劃一種明確的對應關系，那隻不過是人的幻想，是徒勞無功的。為了求得罪與刑之間的比例關系的相稱，美國聯邦判決指南試圖用不同的數量級別反映犯罪的嚴重性，但迄今為止，還不能說已完全成功。[2]我國也有學者用數學公式或數字模型對犯罪進行量化，提出了「罪行量表」和「罪刑折算表」，然而這些嘗試都還處於探索之初，且步履維艱。[3]因此，立法者或司法者在確定刑罰幅度的上下限時，只能根據掌握的影響罪行程度嚴重性的資料，在刑罰的幅度內確定一個相當的量。

其次，刑罰的威懾力的大小難以確定。在審判階段，對具體犯罪的司法裁量中，除了要考慮報應的因素外，還必須考慮功利性的因素，因為，如果發動的刑罰人們認為其不具有阻止不受歡迎的行為的功能，刑罰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據。而刑罰之所以能為人這樣期待，來源於刑罰的威嚇功能。在量刑時，必須考慮施以多重的刑罰才能對罪犯產生這種威懾力。如果刑罰輕了，達不到這種效果；如果刑罰重了，雖然可達到這種效果，但也可能因此而造成更大的負面影響。因此，我們必須在刑罰所能帶來的利與弊之間進行權衡。正如美國學者赫希所說：「量刑問題不在於是否給以懲罰，而在於給以多重的懲罰。」[4]然而，我們不具有確定以預防為根據的刑罰所造成的損害小於還是大於所避免的損害的能力。現在對刑罰的遏制力的研究最典型的是，衡量特定司法區在特定種類犯罪上的刑罰的變化，考察犯罪率的相應變化，然後再就兩者的關聯性進行統計。在這一方法上，存在許多難以確定的因素。第一，造成犯罪率高低的原因相當復雜，我們不可能對這此原因作周密的考慮，隱藏因素是必須存在的。這些隱藏的因素對犯罪率高低變化影響多大？我們無法確知。第二，即使我們能窮盡犯罪率高低的原因，也無法確定刑罰的輕重與犯罪率高低之間有多大的聯系。我們只是根據習慣經驗認為人們對嚴重的懲罰比對輕微的懲罰更易作出反應，但這一經驗對刑罰量的確定並無多大的用處。因為，「常識只告訴我們，火爐不可碰，但並未告訴我們300度的火爐的威脅比200度的大多少。」[5]因此，「究竟是輕刑導致犯罪增加，還是犯罪過多，超過了刑事系統有限的人力物力所能負擔的程度，因而不得不採用輕刑？原因何在仍然不得而知。」[6]

再次，法官自由裁量的依據不確定。立法中的罪刑規定必須經由動態的司法裁量才能得到具體的落實，這種轉變離不開法官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也就是說，法官在刑罰的具體確認上具有自由裁量權，容忍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存在，是為更好地實現個別公正的需要，也是刑罰個別化的要求。罪刑相當性原則雖然要求刑罰的輕重、犯罪行為的危害程度及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大小相一致。然而，由於不同的法官由於個人經歷、宗教信仰，專業素養、首先水平等方面的差異，對同一或類似的犯罪行為的嚴重程度及罪犯的人身危險性大小的理解、判斷存在較大的差異。美國刑法學者格魯克博士對新澤西州六名法官在九年多期間所宣告的7000多件刑事案件進行調查，結果發現：不同法官對類似情況下所犯的重罪案件的刑罰裁量是驚人的不同，甲法官對其所審理的案件36%宣告徒刑，乙法官對其所審理案件的34%宣告徒刑，丙、丁、戊、己各法官對其審理案件的53%、58%、43%及50%宣告徒刑。[7]1950年，在海牙舉行的國際刑法及監獄會議上，世界各國代表提出了「為助法官選擇合乎個個犯罪人所需要的適當處遇方法，對於犯罪人做判決前的調查是否適宜」[8]的問題。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存在，使罪刑相當性的「相當」更帶有不確定的因素，然而，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是使靜態的罪刑相當轉化為動態的罪刑相當不可缺少的階段，「罪」的變動性使得「刑」的實現永遠與自由裁量相伴。

概而言之，雖然罪刑相當性要求刑罰的輕重應與犯罪行為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的大小相一致，但對「相當」的判斷孤立地依據個罪並不能確定，它是綜合權衡同種類罪與類罪之間的比例關系，再結合個罪具體情況後的結果，它是一個比較的、相對的概念。因此，在堅持罪刑相當性原則的前提下，法典罪刑關系配置既可能向重刑化的方向發展，亦可能向輕刑化的方向發展。但主要更易向重刑化發展。事實上，只要在罪行的「危害性」仍予以量化的情況下，刑罰的設置及施行必然會向重刑靠攏，因為對邪惡的憎恨是人類的普遍感情，當這種邪惡針對具體的美好事物時，它不僅傷害了直接的被害人，更傷害了人們追求美好的共同感情，這樣人們對邪惡的憎恨便會無形中加劇。因此，在感情張揚的時候，必須有理性加以適用的調控，無理性的追求一般來說是偏離公正的。以罪刑相當性原則為基礎的「適度化說」對罪刑關系的配置並不具多大的實際可操作性，但是，這里要說明的是，說「適度化」不具現實性和罪刑相當性原則的現實困惑並不是否定罪刑相當性原則的價值意義。說堅持罪刑相當性原則也可能傾向重刑化或輕刑化，這也是通過比較得出的結論，是通過與世界刑罰發展趨勢及當代各國刑罰輕重狀況比較後得出的結論。在各國交往頻繁的當今世界，孤立地談一部刑法典的刑罰結構在整體上是重刑化還是輕刑化或適度化都是缺乏標準的。但是，即使是重刑化或輕刑化的法典，只要其罪刑配置上堅持了罪刑相當性原則，其刑罰功能的發揮要比罪刑配置不均衡的法典的要有效的多，因為它符合一般公正觀念的要求。從這一點上來說，罪刑相當性原則應該作為確定刑罰輕重時的一種目標追求，一種實現刑罰公正的追求。

因此，為了避免使法典刑罰配置往重刑化的方向演進，有必要對罪刑相當性原則在指導思想上加以適當的調控，在刑事政策上應明確規定刑罰結構整體上往輕緩化發展的思想，因刑罰結構在整體上往輕緩化發展不但歷史的必然趨勢，而且也是當代世界各國刑罰結構發展的走向。更重要的是符合刑罰人道化的要求，也是對人的權利自由尊重的表現。自由是法律，包括刑法，刑罰所追求的最高價值目標，刑罰懲罰、預防目的的設定必須以之為宗旨。因為，強調報應是使刑罰的設定具有正當依據。強調預防是使刑罰的發動具有正當仿製，但它們最終的目的都必須服務於促使罪犯回歸社會的目的，背離了這一目的，刑罰就易淪為一種純粹的工具，而「如果法律淪為工具，那麼法律的威信就無法建立；法律沒有威信，自然就無法產生法律的規范功能。」[9]因此，「在一個自由社會，法律包括刑法，必須最終根據其在促進人的自由方面的成功以及個人成長和發展方面的能力來評價。如果自由要生成，預防犯罪便是所要求的環境保護的一個基本方面。但是，它是一個否定的方面，而且是以忠誠的熱情追求但可能予以產生這樣一種環境而告終的一個方面，在其中，所有人都安全但誰也不自由。」[10]正因為刑罰既有促成自由的一面，又有剝奪自由的一面，因此，在整體的目標確定上確立輕緩化發展是必然的選擇。

刑罰結構整體趨輕發展，但具體配置中，對所有種類的犯罪是否都配置或判處輕刑？答案也是否定的。因為，對所有犯罪，刑罰設置片面求輕本身是與罪刑相當性原則相沖突的。強調罪刑相當，如上所述，其追求的最終目的是實現自由，但刑罰設置、判處一味追求輕刑，必然導致重罪輕罰現象，那樣會造成刑罰功能的缺損，從而影響其有效發揮，使自由無法實現。因此，根據罪刑相當性原則，在刑罰輕重問題上的理想選擇應該是：對輕微犯罪和一些中等程度犯罪刑罰配置向輕刑化（包括非犯罪化、非刑罰化）發展；對嚴重惡性犯罪，特別是暴力性犯罪刑罰配置向重刑傾向，施用嚴厲的刑罰。從原因上來說，面對現代社會犯罪量猛增的現實，刑罰這種資源由於其本身的昂貴，使人們不能迴避刑罰節儉性問題，刑事政策思想也要求刑法必須主要針對嚴重惡性犯罪施用重刑，其餘罪盡量考慮適用監禁刑的替代措施。另外，隨著犯罪學研究的深入，對犯罪發生的原因必將掌握的更深刻，預防犯罪的措施將更有針對性、多樣性，刑罰因其本身潛藏著損害性，從而在預防犯罪中的作用將越來越減弱。從目的上來看，對輕微、中等程度犯罪實行輕刑，並不與刑罰的公眾報應觀念要求相沖突，反而有利於罪犯回歸社會目標的實現，還可節約昂貴的刑罰資源。對嚴重惡性，特別是那些暴力犯罪實行嚴厲的刑罰處罰，可以增強打擊的力度，這既是有效防衛社會的需要，也是保障社會公眾自由、權利的需要。因此，從理論的層面上看，刑罰結構整體趨輕，具體配置向「兩極化」發展是罪刑相當性原則的內在要求。

（作者系本院副院長 責任編輯 唐震）

⑽ 中國的定罪率為什麼會這么高

前言：了解中國法律的人都知道在中國判定死刑的概率並不多，但是一旦發生民事或者是刑事訴訟被定刑的概率是非常大的。為什麼在中國定罪率這么高呢？

從某一個方面來說，當地法院或者檢察院他們都追求高定罪率，法律是社會里所有人約定的一種契約，如果有人違反了或者大部分認為你違反了，那麼就將對你進行定罪，檢察院作為刑事案件的公訴部門，一旦對你提起了公訴，那麼就意味著你在很大的可能上就是有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