賓州法官

❶ 美國被免職的法官是誰

馬克·恰瓦雷拉來和邁克爾·科納源漢是賓州路澤恩縣法院的主審法官和高級法官，2003至2008年間，二人與私人少管中心勾結，濫用審判權，輕罪重判，源源不斷地把少年送到私人少管中心，從中賺取回扣260多萬美元，涉及5000多起案件，改變了2500多名少年的命運。
是不是這兩個？

❷ 美國大選已經落幕，為什麼特朗普的律師卻聲稱還沒結束呢

前不久，特朗普身邊的一名律師放出狂言，宣稱特朗普競選團隊很可能會依賴於通過一項極為復雜的，甚至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手段來破壞即將走馬上任的新任總統拜登在賓州和其他州的選票勝利。

此外，他們還需要賓州的選舉證明，然後讓該州議會同意將特朗普的選舉人送入選舉團，這一切的一切都使美國總統大選蒙上了一層陰影。

當然，值得注意的是，賓州的法官發布了一則新命令，那就是禁止賓州進一步採取行動證明自己的選舉結果。因為賓州在11月27號的聽證會以後，行動前提要素是需要有進一步行動來完善自己的大選結果認證，該州州務卿這段時間也正式官宣拜登在賓州以80555張選票的極大優勢獲得了自己的勝利。在這種情況下，特朗普的行為無異於對他的挑釁，即便之前拜登已與特朗普達成和解，但和解不代表不會破裂，特朗普的舉動無異於自掘墳墓。

❸ 關於美國的全部資料！

美利堅合眾國（英語：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United States，簡稱「美國」），是由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51個州和關島等眾多海外領土組成的聯邦共和立憲制國家。

其主體部分位於北美洲中部，美國中央情報局《世界概況》1989年至1996年初始版美國總面積是937.3萬平方公里，人口3.33億，通用英語，是一個移民國家。

美國是一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和其他盟國取得勝利，經歷數十年的冷戰，在蘇聯解體後，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在經濟、文化、工業等領域都處於全世界的領先地位。美國的白宮、矽谷、華爾街、好萊塢、百老匯等等在全球范圍內都享有聲譽。

2020年1月13日，獲2020胡潤至尚優品·最青睞的留學目的地稱號。

美國的首都、政治和宗教：

首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Washington D.C.）。

政治：美國是聯邦制國家，政權組織形式為總統制，實行三權分立與制衡相結合的政治制度和兩黨制的政黨制度。

宗教：美國是一個沒有國教的多宗教國家，宗教信仰極為普遍。57%的居民信奉基督教新教，28%信奉天主教，2%信奉猶太教，信奉其他宗教的佔4%，不屬於任何教派的佔9%。

以上內容參考：網路——美國

❹ 美國大選塵埃落定，特朗普還想做什麼

據美聯社12月20日報道稱，特朗普競選團隊仍在尋求推翻大選結果的可能，他們近期也准備了一場全新的訴訟大戲，試圖推翻早前賓州最高法院所作出的關於郵寄選票的三項裁決，希望能在得到法院的允許時，讓賓州議會重新選擇自己的選舉人團。

其實即便特朗普能獲得法律支持，他也沒辦法給人們上演一處逆轉乾坤的好戲，只能夠為自己的論調找到一點支持罷了，因為賓夕法尼亞州的這次選票在拜登的勝選中不過是冰山一角，拜登在這次的選舉人團投票中可是大票數領先特朗普，即便這些選票被作廢，仔細看一下所有選票還是會發現拜登還是穩操勝券的，從這方面看，特朗普的掙扎在拜登的眼中只是笑話。

❺ 美國法庭的設施布局是什麼

法官的位置最高，且居於法庭正中，其高度大致使得法官坐著的時候，也比站著的律師和檢察官高出一頭。法官座位背後的牆上不像聯邦法庭，有一塊刻著「我們信仰上帝」的牌子，而是賓州的徽標，邊上是美國國旗和賓州州旗，法庭後面還有一道門，打開就是法官自己的辦公室。

在很少的情況下，法官會把辯護律師和檢察官同時叫進辦公室，要麼商量不便向旁聽者和陪審團公開的問題，要麼責備檢察官或律師。有些法庭有陪審員席位，那是在被告人不認罪並要求由陪審團審判的時候才會使用。

(5)賓州法官擴展閱讀

美國的法庭跟中國的很不一樣：首先它是法官個人的法庭，美國憲法規定，法官任職是終身的，除非瀆職或辭職，不受退休和政黨更替的限制。因此每個法庭都會有一些法官個人的風格體現出來，比如有的法官會掛一幅自己的肖像。

法庭里除了檢察官、辯護律師和當事人外，所有的人員都為法官工作，包括速記員、書記員和法官助理。著名中國法專家柯恩教授，年輕時就曾經擔任過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倫先生的助理。

中美法庭最大的不同，還是被告人的位置。全美國的法庭，都不像中國那樣，將被告人單獨置於一種包圍的環境中，而是讓被告人跟自己的律師坐在一起（律師和檢察官百分之九十的時間是站著的，尤其是跟法官說話的時候），與檢察官並排面對法官。這種設計，當是基於普通法根深蒂固的無罪推定的法律傳統。

❻ 台灣藝人之子揚言"掃射校園"當庭認罪判罰多少年

中國台灣藝人孫鵬、狄鶯之子孫安佐今年3月在美國賓州揚言要掃射校園被捕，之後被以「在美非法持有彈葯」罪名起訴，該罪名屬於美國聯邦重罪，最重可處10年徒刑，罰款25萬美元(約人民幣170萬)。當地時間8月28日美國賓州聯邦法院開庭，孫安佐當庭認罪，具體量刑將在當地時間12月11日決定。不過，孫安佐的律師在庭審後表示，希望法官將判刑日期提前，盡快讓孫安佐返台。

在美國聯邦機關接管此案後，孫安佐隨即遭指控「以非移民簽證在美國非法持有彈葯」，檢方兩度申請延長起訴期限後正式起訴。以孫安佐案件來說，「持非移民簽證在美國持有彈葯」屬於美國聯邦重罪，最重可處10年徒刑、罰款25萬美元及3年獄後監督。

❼ 美國威士忌酒事件

聯邦政府首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負責整頓聯邦的財政工作。1790年1月他提出了《關於公共信貸的報告》，建議按照債券的面值進行一切債務清償，「以昭示對所有權的尊重」。2月，國會通過了報告。同年6月，國會又通過《債務承擔法令》，決定由聯邦政府承擔各州在戰時所欠的全部債務。
為了增加預算收入，國會於1791年3月通過《國產酒稅法案》（有時也被稱為威士忌法案），規定對用小麥釀造的酒類徵收消費稅。這是第一個由聯邦政府對國內產品征稅的稅種。盡管稅收在政治上是極不受歡迎的，但漢密爾頓認為威士忌酒消費稅應該是政府征稅中最能被接受的稅。同時社會上也有一些改革者支持漢密爾頓，他們希望藉助這項所謂的「罪孽罪」來喚起公眾對酒精危害的認識。1791年11月，喬治·華盛頓劃分了稅區，任命了監察官和稽查員並設定了他們的薪俸。
威士忌酒消費稅立刻引起了爭議，西部農民認為這項稅收是對他們的不公。對那些從事半自然經濟的農民來說，威士忌酒乃是一種收入項目，他們通過小型蒸餾爐釀造威士忌酒來補貼家用。西部地區的農民，特別是賓夕法尼亞州、弗吉尼亞州和北卡羅來納州一帶的農民，由於路途遙遠，道路失修，在把小麥供應到東部城市的市場中經歷過不少困難。於是他們把小麥釀成威士忌酒來解決這一困難，同時還有利可圖。威士忌酒稅一出，使得西部農民不如東部糧農有競爭力了。另外，在邊境上由於現金短缺，威士忌酒通常是作為一種交換媒介的。多數人根本沒有足夠的現金來交納稅款。威士忌酒消費稅對於西部貧農來說本質上是一種東部富人不須支付的所得稅。
對於威士忌酒稅的最大異議就是制定該項稅法時並無當地代表的參與，而這正是他們參加革命所要竭力阻止的。許多抗稅者都是退伍老兵。在西部人民眼中，這些人為了自由而戰，為了抵禦新興的中部州而戰。此外，異議還在於他們為什麼要為他人的債務買單？徵收這種消費稅來清償國債，歸根到底也就是為了塞滿投機商的腰包，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情了。
同時小農們也抗議漢密爾頓對於大型釀酒廠的稅收減免，而這些大型釀酒廠基本都在東部地區。威士忌酒消費稅的支付方式主要兩種：按固定稅費支付、按加侖數支付。大型釀酒廠能夠量產，而且運輸成本低，又不會壞，因而負擔得起固定稅費。他們的生產效率越高，每加侖支付的消費稅越少（根據漢密爾頓的數據最低的可到6
美分）。而小農不能整年滿負荷生產，同時生產出的穀物運輸成本也高，在儲運過程中還常常發生霉爛，最終他們以每加侖9
美分來支付消費稅，這就是使得他們缺乏了競爭力。不論是否是漢密爾頓有意為之，大型釀酒廠看到了征稅對他們的好處，自然他們是支持這項稅收的。
除了威士忌酒稅外，西部人還認為政府的稅收不會用來為他們辦多少實事。其中最主要的是聯邦政府並沒有竭盡全力保衛西部邊疆地區。另外，西班牙（那時擁有路易斯安那）禁止西部人利用密西西比河進行商業航運。既然政府既未能阻止印第安人的襲擊，又未能迫使西班牙開放密西西比河：西部人問道，他們幹嘛還要白白交稅呢？
最後，漢密爾頓決定只對威士忌徵收銷售稅，表現出對西部邊民的文化欠考慮。在西部，威士忌成了人們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東西。那裡人們時常感受到失望和恐懼，幾乎人人喝酒，老黑麥威士忌往往是惟一的選擇。教堂牧師為教友效勞，教友是用威士忌給牧師酬勞。地主若是沒有威士忌供應農場工人，就留不住工人給他幹活。許多人的威士忌都是自產自銷。如此重要的一種產品要交稅，西部人都怒恨難消。
許多西部邊疆的定居者以請願的形式反對威士忌酒消費稅。請願失敗以後，賓夕法尼亞州西部的人民建立了法律之外的組織來主張廢除這一法令。抗稅地區主要集中在西南的四個縣：費耶特、阿利根尼、華盛頓和威斯特摩蘭。1791年7
月21
日在費耶特縣的紅石舊堡召開了一個預備會議。該會議呼籲選舉代表去參加9月上旬匹茲堡的一個更加正式的集會。匹茲堡集會是由布雷肯里奇為代表的溫和派召集的，旨在阻止抗議活動的暴力化。集會向賓夕法尼亞州議會和美國眾議院（此時在費城）遞交了請願書。迫於壓力，消費稅法於1792年5月修改。修改的內容包括由來自賓夕法尼亞州西部的國會議員威廉·芬德利所倡導的將稅收削減1美分，但新稅法仍然未能消除西部人民的不滿。
"賓夕法尼亞州著名的威士忌暴亂",
被塗上柏油、插上羽毛的收稅者遊街（1880年繪）
阻止抗議活動暴力化的努力是不成功的。1791年9月11日，新上任的稅官羅伯特·約翰遜被16名身著女士裝束的男子塗上了油污，頭上插上了羽毛。但是約翰遜沒有罷休，他說服了法官給那伙人發出拘捕令。負責遞送拘捕令的法官助手自然害怕，就讓一個不識字的放牛娃替他送文書。倒霉的放牛娃挨了鞭打，也被塗抹油污和插上羽毛，還被捆在一棵樹上。由於暴力事件不斷，1791年和1792年上半年的稅並未能徵收上來。而消費稅的支持者則辯稱，這和殖民地時期沒有代表的情況下征稅是不同的，因為這些稅法是由全國人民選出的代表通過的。
威士忌暴亂傳統意義上僅限於賓夕法尼亞州的西部，但阿巴拉契亞地區各州（馬里蘭州，弗吉尼亞州，北卡羅來納州，南卡羅來納州和喬治亞州）的西部縣均出現了抗稅。在肯塔基州的邊境地區，威士忌酒稅同樣未能被徵收，因為沒人能被說服去執行法律或者起訴逃稅者。總之，南起喬治亞，北至新英格蘭西部，都有人反對威士忌酒銷售稅，抗稅現象很普遍。在許多地方，財政當局甚至連一個稅官都找不到。漢密爾頓主張軍事鎮壓北卡羅來納州西部的暴力抗議活動，但司法部長埃德蒙·倫道夫認為並沒有足夠的合法證據來證明必須採取如此的行動。
1792年8月在匹茲堡舉行了第二次抗議威士忌酒稅的集會。此次集會較之第一次更為激進：布雷肯里奇、芬德利等溫和派並沒有參加。一個叫做明戈溪協會的軍事組織主導了此次集會並提出了激進的要求。該協會的一些成員曾參加過獨立戰爭，他們豎起了自由之竿，組織了通訊委員會，並控制了當地民兵。他們成立了法律之外的法院，阻礙關於債務收集和取消抵押品贖回權的訴訟。
漢密爾頓認為此次集會是對聯邦政府運作的一個極大威脅。1792年9月，漢密爾頓派遣賓夕法尼亞的稅官喬治·克萊默到該州西部進行調查。克萊默易裝調查以及恐嚇當地官員等一系列愚蠢的行為加劇了緊張的局勢。他誇大其詞的報告對華盛頓政府的最終決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華盛頓和漢密爾頓視賓夕法尼亞州對聯邦政府法律的反抗為奇恥大辱，因為當時的首都就位於賓夕法尼亞州。漢密爾頓草擬了一份總統公告來譴責抗稅行為，並把交付給司法部長倫道夫。倫道夫對公告中一些尖銳的措辭進行了修改。1792年9月15日，華盛頓簽署了這份公告。公告被四處散發並刊登在多份報紙上。
賓夕法尼亞州西部的聯邦稅務稽查員約翰·內維爾將軍決意執行稅法。內維爾將軍是一個傑出的政治家，也是一個富有的農場主，更是擁有一個大型的釀酒廠。他起初是反對消費稅的，但旋即改變了主意，這引起了眾多賓夕法尼亞州西部一些人的不滿。1792
年8月，內維爾在匹茲堡租了一間房屋作為他的征稅辦公室。房東在明戈溪協會的暴力威脅下出賣了內維爾。從此，賓夕法尼亞人不僅將目標集中在稅官身上，同時與這些稅官合作的人也面臨騷擾。署名「Tom
the
Tinker」的匿名文章威脅那些企圖遵守威士忌酒稅法的人，比如他們的谷倉會被焚毀或者蒸餾裝置會被搗毀。
1793年，抗稅行為在阿巴拉契亞的西部邊疆地區持續了整整一年，賓夕法尼亞州西部尤甚。6月，在華盛頓縣大約有100人焚燒了內維爾的畫像。9月22日晚，人們沖進了費耶特縣稅官本傑明·威爾斯的家中，威脅說如果他不交出他的委任狀，就馬上將他處死。華盛頓總統懸賞這些行凶者，但是沒有成功。
1794年抗議運動達到了高潮。5月，漢密爾頓也許是存心挑起事端，派了美國執法官戴維·倫諾克斯到賓州西部給60家釀酒商發傳票，要他們到法庭候審。[44]根據隨後生效的法律，收到這些傳票的釀酒商須前往費城的聯邦法院。對於西部邊疆地區的農民，這樣的旅程是昂貴的，也是費時的，會讓他們入不敷出。在威廉·芬德利的要求下，國會於6月5日修改了法律，允許審判在當地法院進行。而在此之前，戴維·倫諾克斯元帥已被派遣去傳喚拖欠稅款的釀酒商前往費城。司法部長威廉·布拉德福德之後堅持認為法令並不意味著要強制服從法律，同時聯邦政府也非有意讓審判在費城進行。
這些事件的時機後來被證明是有爭議的。作為漢密爾頓的政治苦敵，芬德利在他關於這次叛亂的書中堅持認為漢密爾頓通過發送傳票來蓄意煽動暴亂。1963年，哈密爾頓文集的編輯者、歷史學家雅庫布·庫克認為這一控訴是「荒謬的」，稱之為「陰謀論觀點」，誇大了漢密爾頓對於聯邦政府的控制。1986年，歷史學家托馬斯·斯洛特爭辯道，在那時暴亂的突然爆發歸咎於「一連串諷刺意味的巧合」，盡管「對於動機的質疑必須始終保持」。2006年，威廉·侯蘭德認為，漢密爾頓、布拉德福德和洛里有意識地追求一系列的行動，來煽動「為聯邦的軍事壓制辯護的暴力」。根據侯蘭德的研究，漢密爾頓從1783年紐堡危機開始就已經朝著這一方向努力。在那次危機中，他設想了用軍事力量鎮壓民眾的抗稅行為。而直接稅的目的在於促進國家團結，以犧牲普通納稅人的利益來滿足債權人的利益。歷史學家S·E·莫里森相信，漢密爾頓大體上希望通過實施稅收法「更多的作為一種社會規范的方式，而不是稅收的來源」。
涼亭山之戰

倫諾克斯元帥順利地傳達了大部分傳票。然而在1794年7月15日，當倫諾克斯在內維爾的陪同下來到農場主威廉·米勒的家時，出現了問題。米勒氣得要死，拒絕接受傳票。倫諾克斯跟米勒爭吵，這時內維爾看見三四十個人朝米勒家走過來。他們原先在附近田野幹活，聽說兩個聯邦官員要抓米勒，就扛著乾草叉和火槍過來了，邊走邊喝威士忌。當他們得知這兩個官員並不是來逮捕米勒以後，倒是平靜下來了。但是，在倫諾克斯和內維爾騎馬離去時，有人在他們背後開了一槍。這一槍是朝天放的，還是朝人放的，誰也說不清。
倫諾克斯此行的使命，很快在當地傳開了。至少30名明戈溪協會的民兵，這時集合起來，決定向內維爾的府第——涼亭山——進發，他們以為倫諾克斯是在那裡想把他抓起來。1794年7月16日上午，他們包圍了內維爾的房屋。內維爾從屋裡開槍，打死了造反派之一的奧利弗·米勒。那伙人朝裡屋裡開火，內維爾的奴隸則朝外射擊，雙方交火。不久，那伙人撤退到附近的沙發堡等待增援。
1794年7月17日下午，大約600名民兵在參加過獨立戰爭的詹姆斯·麥克法蘭少校的帶領下包圍了涼亭山。內維爾將軍則從匹茲堡請來了10名士兵保護他。這10名士兵是奉內維爾妻子的妹夫亞伯拉罕·帕特里克少校之命前來的。這些士兵趕緊把內維爾悄悄轉移到安全的地方。此時戴維·倫諾克斯和內維爾將軍的兒子普雷斯利·內維爾回到了這里，隨後被造反派所抓。在幾輪徒勞的談判以後，婦女兒童被允許離開，然後雙方開始火並。雙方激戰了一個鍾頭後，麥克法蘭下令停火，因為有人看到屋內豎起了白旗。當麥克法蘭走近時，突然被屋內射出的子彈擊中，重傷致死。憤怒的民兵們把內維爾的府第燒個精光。帕特里克少校投降。涼亭山之戰的具體傷亡人數不是很清楚：麥克法蘭和另外一個或兩個民兵身亡；一個士兵可能因傷致死。造反派遣散了剩下的士兵，但把帕特里克、倫諾克斯和普雷斯利扣押，隨後他們成功逃脫。
匹茲堡遊行

1794年7月18日，麥克法蘭被授予了一個英雄般的葬禮。他的被謀殺——按照造反派的說法——激化了局勢。布雷肯里奇這樣的溫和派極力要求限制民眾的行為。戴維·布拉德福德這樣的激進派則督促暴力抗議。1794年7月26日，布拉德福德帶領一夥人洗劫了正要離開匹茲堡的美國郵政署，因為他們想要知道是誰在反對他們。在發現一些指控造反派的信件後，布拉德福德和他的同夥要求在位於匹茲堡以東13公里的布拉多克戰場進行軍事集會。
8月1日，大約有7000人在布拉多克戰場集會。這是整個抗議開始以來最大規模的集會。人群中最多的是無地的貧苦大眾。絕對大多數並沒有威士忌蒸餾器。對威士忌酒消費稅的不滿最終激起了其它行業對政府的不滿。而這時暴力的主要受害者是那些和威士忌酒稅並沒有關聯的有錢人。一些最為激進的份子想要在被他們稱為罪惡之城（所多瑪）的匹茲堡遊行，洗劫富人的房屋，然後將整個城鎮燒毀。其他人想要攻打費耶特堡壘——這是受到了法國大革命的鼓舞，想要把斷頭台引入美國。據說，戴維·布拉德福德自比為法國恐怖統治的領導者羅伯斯庇爾。在布拉多克戰場，有一個演說宣稱要從美國獨立出去，加入西班牙或者英國。激進派升起了一面專門設計的旗幟來昭示他們的獨立。旗幟上繪有六個條紋，分別代表參加集會的六個縣：五個來自賓夕法尼亞（阿利根尼、貝德福、費耶特、華盛頓和威斯特摩蘭）；一個來自弗吉尼亞（俄亥俄縣）。
匹茲堡的市民擴散了威脅。他們驅逐了三個人，正是這三個人被攔截的信中給造反派定了罪。同時匹茲堡市民還通過派遣代表到布拉多克戰場來表示他們對集會的支持。最終，溫和派布雷肯里奇成功地將民眾的行為限制在遊行上。在匹茲堡，只有帕特里克少校的谷倉被燒。
1794年8月14日，六縣代表大會在帕金遜渡口召開，即如今的莫農加西拉。代表大會達成了由布雷肯里奇、加勒廷、戴維·布拉德福德和赫爾曼·赫斯本德（貝德福縣代表）起草的決議。赫斯本德是當地的知名人士，是一個激進的民主擁護者。大會還任命了一個委員會來和由華盛頓總統派至西部的和平特使會談。
聯邦的反應

華盛頓總統面對著賓夕法尼亞州西部可能的武裝叛亂，處理得十分謹慎。盡管他決意要維護聯邦政府的權威，但他也不想和民眾的意見走得太疏遠。他認為保住西部邊疆才能維持全國的團結，使北方和南方聯結成一體。可是他控制不了西部邊疆。他要求內閣遞交如何處理此次危機的書面意見。內閣一致認為應當採取強硬措施，除了此時已是國務卿的埃德蒙·倫道夫，他認為應當採取和平對話的方式。華盛頓做了兩手准備：他既派遣了和平特使，又著手招募民兵軍隊。華盛頓懷疑和平特使並不能解決問題，而軍隊有必要應付將來可能的鎮壓。同時，漢密爾頓開始以「Tully」在賓夕法尼亞州的報紙撰寫文章，譴責賓夕法尼亞州西部的群眾暴動並鼓吹軍事鎮壓。華盛頓和漢密爾頓均認為新成立的民主共和黨是此次民眾騷亂的根源。在軍隊招募前，需要有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確認1792年民兵法案的在當地已經失去執行力。1794年8月4日，詹姆斯·威爾遜大法官遞交了他的意見。意見認為，賓夕法尼亞州西部已經進入了叛亂狀態。
華盛頓為了創建獨立的合眾國而歷盡艱辛，長期戰斗。在戰勝了英國以後，新的國家有可能陷於無政府狀態，這時華盛頓又是堅決主張制定新憲法的領導人之一。他全心全意致力於創建和鞏固一個團結的新國家。可是如今的政黨活動、地區矛盾和敵國陰謀使他的全部心血都有可能付諸東流。是時候該發出信息，表明政府將認真執法，國家將保衛自己的領土，由憲法提出並由13個州批準的共和實驗將要堅持，決不能一遇挑戰就放棄。華盛頓決心用聯邦軍隊鎮壓賓州西部的動亂。8月7日，華盛頓懷著「最深沉的遺憾心情」發布總統公告，軍隊將會介入鎮壓叛亂。他要求叛亂分子在9月1日前解散。
和平談判

1794年8月上旬，華盛頓派遣了三個特使前往西部，這三個人均是賓夕法尼亞人：威廉·布拉德福德將軍、賓夕法尼亞州最高法院大法官賈斯珀·耶茨、參議員詹姆斯·羅斯。從8月21日開始，特使會見了由布雷肯里奇和加勒廷等西部人組成的委員會。政府特使提出委員會必須一致同意放棄暴力行為、遵守聯邦法律，然後舉行公投來讓當地人民決定是否同意上述條款。同意這些條款的人將在未來的起訴中予以特赦。
由溫和派和激進派組成的委員會勉強達成一致意見。1794年9月11日舉行的公投同樣表現出復雜的結果。一些小鎮壓倒性地支持遵守聯邦法律，而在窮苦的和無地的農民占據多數的地區則表示反對政府。特使的最終報告建議採取軍事措施來保證法律的執行。盡管局勢是趨向緩和的，於是西部派遣了兩名代表——威廉·芬德利和戴維·雷迪克去見華盛頓，要求停止進軍，但華盛頓和漢密爾頓拒絕了這一要求，稱如果撤軍只會使暴力再現。
聯邦軍隊遠征

民兵從新澤西州、馬里蘭州、弗吉尼亞州和賓夕法尼亞州東部徵召。由12950名士兵組成的軍隊以當時美國的標準是相當龐大的：獨立戰爭時期華盛頓領導的軍隊規模都比這要小。可是誰來統帥這支軍隊呢?要問誰曾經領導這年輕的國家度過最嚴重的考驗，那答案只能有一個。在8月底9月初，總統決定親自掛帥。在職總統親自統領軍隊出征，這是頭一回，也是唯一的一回。華盛頓自己為什麼決定這樣做，旁人不得而知。但他親自掌握軍隊，起碼可以達到兩個目的。第一，總統希望對軍隊的行動起一種節制的作用。倘若軍隊對待賓州西部的公民嚴厲得過分，人民對政府的支持就會很快減弱。一位觀察家指出過，華盛頓帶兵時一向是「不知疲倦」地教育官兵「小心尊重同胞公民的權利」。第二，他親自出馬，會比任何其他的舉措都更有效地證明政府要維護法律尊嚴的決心。
由於自願參軍人數不多，只能採用徵兵的形式來填充隊伍。因此逃兵是相當廣泛的。在東部地區，強制徵兵甚至導致了抗議和騷亂。弗吉尼亞州東部的
三個縣出現了武裝抗議徵兵。在馬里蘭州，托馬斯·李州長派遣800
人去鎮壓騷亂，大概有150人被捕。
令聯邦官員擔憂的是，在徵兵的同時許多地方都豎起了自由之竿。1794年9月11日，賓夕法尼亞的卡萊爾豎起了自由之竿。當聯邦軍隊在9月下旬到達卡萊爾時，豎起旗幟的嫌疑人被圍捕。整個行動中兩名平民被殺。1794年9月29日，一個手無寸鐵的男孩死於一名官員的手槍走火。2天後，一名男子由於拒捕而被刺殺。華盛頓總統下令逮捕這兩名士兵，然後將他們交予當局處理。州法院法官確定以上均是誤殺，因而釋放了這兩名士兵。
10月初，這支聯邦軍隊集結於賓州的卡萊爾。華盛頓離開費城去卡萊爾時，一定回想起他率軍征戰的日子。他最初統帥大陸軍隊與英軍交戰，已是將近20年前了。而此時他要指揮的這支軍隊，卻是要對付自己的同胞，同胞中的許多人准會覺得他和他領導的政府是像英國國王一樣壓迫老百姓。暴亂分子當中很可能還有些人當年曾經跟隨他一起鬧革命，如今卻成了對立面。這決非他所願看到的局面。
1794年10月9日，在前往馬里蘭州坎伯蘭堡壘檢閱軍隊的南翼前，華盛頓在賓夕法尼亞州的貝特福會見了西部代表。確信聯邦軍隊會受到很小的抵抗，華盛頓將軍隊指揮權交給了弗吉尼亞州長、獨立戰爭的英雄亨利·李三世。華盛頓隨後回到了費城，而漢密爾頓仍然保有軍隊顧問的職務。
結果證明，聯邦政府是過高估計了暴亂分子的抵抗決心。賓州西部的動亂從來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8—9月間，西部各縣代表開會時，只有很少的人主張脫離聯邦或抗擊聯邦軍隊。當西部人們得知華盛頓親自統率聯邦軍隊向西邊進發時，暴亂的頭頭們有的屈服了，比如戴維·布拉德福德躲進了荒野之中。軍隊繼續西進，但抵達鬧事的那些地方後，發現已沒有什麼事情要做了。經過兩個月的調查，有20名嫌疑人被送到費城受審。最終，聯邦大陪審團以叛國罪起訴了24人。許多被告逃脫了逮捕，因此最後只有10人接受了聯邦法院的審判。只有菲利普·威戈和約翰·米歇爾被判有罪。威戈動手毆打了一名稅官並燒毀了他的房子；米歇爾則是被戴維·布拉德福德指認搶劫了美國郵政。他們都被判處絞刑，但華盛頓總統特赦了他們。傑斐遜就此嘲諷說：「一場叛亂被宣布和公告於世，被派兵討伐，卻始終未被找到。」

威士忌酒反抗 - 評價

華盛頓政府對威士忌酒暴亂的鎮壓得到了廣泛的認同。[華盛頓以堅決行動消除威脅，就證明了聯邦政府是維護法律的。許多人仍然擔心政府會摧毀他們所珍惜的自由。但正如華盛頓總統在他的告別演說中所指出的，一個強有力的而不是軟弱的政府正是「你們在家時的寧靜、你們在外時的和平、你們的安全、你們的繁榮以及你們如此高度珍視的自由的主要支柱」。
然而華盛頓政府及其支持者通常不會提到，威士忌酒消費稅仍然很難徵收，許多西部人民依舊拒絕納稅。這一事件促進了政黨在美國的形成。反對華盛頓和漢密爾頓為代表的聯邦黨的共和黨人傑斐遜在1801年就任總統後，就和國會一起迅速將該稅取消了。
這場暴亂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什麼樣的抗議是憲法允許的？法制史學家克里斯蒂安·G·弗里茨認為，即使在憲法批准之後，關於合眾國主權的認識仍然沒有達成一致。聯邦主義者認為聯邦擁有主權，因為聯邦「政府直接產生於合眾國人民，並以合眾國人民的名義『確認和建立』」。因此在獨立戰爭中允許的激進的抗議行為就不再合法了。但是威士忌酒暴亂的參與者和他們的辯護者認為，革命帶來了集體主權，因此人民擁有集體的權利以憲法之外的方式改變或者挑戰政府。
歷史學家史蒂芬·博伊德認為，對威士忌酒暴亂的鎮壓最終促進了西部反聯邦主義者對憲法的接受，通過投票支持共和黨人的形式而非直接向政府抗議來尋求變革。而聯邦黨方面則接受了民眾在治理中能夠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盡管聯邦黨試圖通過1798
年敵視和煽動叛亂法案限制批評政府的言論自由，但聯邦黨再也沒有挑戰集會自由和請願的權利。

❽ 羅伊判例是怎麼回事

羅伊判例:關於司法和政治分界的爭辯（上）
st代表多數意見陳述了判決理由：

（1）密蘇里州1596號法令序言聲稱：「人類每一成員的生命始於受孕」：「未出生兒童的生命、健康和財產利益應受保護」：「未出生兒童與其他人權利同等的精神，應當貫穿於全部密蘇里州法律的解釋。」原告認為，政府採納生命起始的某一理論而限制墮胎，違反羅伊判例；法律序言是指導法律解釋的操作規范，因此，原告具有挑戰序言的訴訟基礎（Legal standing）。

多數意見認為，羅伊判決並不限制州政府表達它自身的價值判斷，1596號法令序言只是一種價值判斷。在本案，沒有證據表明：有關1596號序言的解釋限制了上訴人的特定行為，因此，法院不必回答序言是否合憲的問題。

（2）1596號法令第188.210節規定：「除非為挽救母親生命而有墮胎必要，任何公共雇員在受雇事業范圍內從事墮胎或者幫助墮胎為違法」；188.215節規定：「除非為挽救母體生命而有墮胎必要，使用任何公共設備從事墮胎或者幫助墮胎為違法。」原告認為，對墮胎者關閉公共設施，顯然遠遠超出了政府鼓勵生育所必需的范圍，這是一種限制、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斷絕墮胎途徑，將那些沒有錢到私立醫院求醫的婦女推入困境。

多數意見認為，政府沒有義務對墮胎提供任何幫助，政府利用公共設施和公共雇員鼓勵生育並不構成對墮胎的限制。密蘇里州法令禁止公共雇員在公立醫院幫助墮胎，不過是讓孕婦在相當於政府不建立任何公立醫院的情況下進行選擇。最高法院早先的判決確認：「第14修正案並不承認個人有權得到政府的任何優惠性幫助，即使這種幫助對於維護不受政府剝奪的生命、自由和財產是必不可少的。」憲法既沒有要求政府從事或者幫助墮胎業務，私立醫院醫生和他們的病人也沒有憲法權利去利用公共設施進行墮胎。因此，188.210和188.215節規定沒有違反憲法。

（3）1596號法令第188.205、188.210和188.215節規定：除非為挽救母親生命，禁止使用公共資金為墮胎提供咨詢，禁止公職人員為墮胎提供咨詢，禁止在公共場所為墮胎提供咨詢。但是，原告承認，他們並沒有因此而直接蒙受不利，故188.205節規定是否合憲不屬於本案爭議問題，法院沒有必要對之進行審查。

（4）1596號法令第188.029節規定：如果醫生有理由確信，妊娠期已達20周或超過20周，他必須首先以同業人員在相同或者類似情況下應有的謹慎、技巧和熟練程度檢查胎兒是否存活-通過必要的醫療檢測，確定圍產期、胎兒體重、肺活量，據此作出胎兒是否存活的判斷。原告認為，根據羅伊判例，胎兒存活性當在妊娠24周之後，法令要求醫生在妊娠20周做胎兒存活性檢查，增加了墮胎困難和風險。

多數意見認為：羅伊判例關於胎兒存活性三階段的劃分是一個應當糾正的錯誤。

首先，胎兒存活性三階段是一個僵化的劃分，它使美國憲法成為希臘神話中的Procrustean床。「遵循前例固然是我們法制的基石，但是，在憲法領域，前例的約束力低於其他領域，除了憲法修正案之外，本法院是唯一可以進行變更的機構。當前例被證明在『原理上不可靠，在實踐中不可行』的時候，本法院從來沒有約束自己重審前例。羅伊判例確定的三階段就屬於應當重審的情形。」憲法解釋通常是闡述一般性概念、確立一般性規則，而羅伊判例與此背道而馳：作為羅伊判例核心的三階段結構，既不能從憲法文本，也不能從其他可以發現憲法原理的場域中找到根據。三階段缺乏清晰的界限，如果要遵循這一前例，結果必定導致一個錯綜復雜和不斷擴張的法律規則的網路，這不是憲法原理的集合，而是成文規則的法典化。

其次，羅伊判例將州政府規制墮胎的時間限定在胎兒具有存活性之後，「我們不得其解：為什麼只有等到胎兒具有存活性之後，才出現保護潛在生命的國家利益？為什麼要有一條僵化的界限，禁止國家在胎兒具有存活性之前干預，允許國家在胎兒具有存活性之後干預？」密蘇里州法令第188.209節要求醫生作墮胎手術之前，進行胎兒存活檢查，這正是以存活性作為起始，實現保護潛在生命的國家利益，與羅伊判例並無抵觸。實施這一法令固然增加了墮胎的成本，限制了醫生自由決定范圍，但是，並不違反憲法。

多數意見批判了羅伊判例關於墮胎自由屬於隱私權的觀點。多數意見指出：羅伊判例試圖憑借隱私權形成一個憲法架構，試圖裁判各州規制墮胎的法令，試圖將歷來受州法管制的醫療業務納入法院違憲審查的范圍，試圖通過一張日歷表一勞永逸地平衡州政府保護潛在生命的利益和婦女決定是否終止妊娠的權利。

對於密蘇里州政府和聯邦政府要求最高法院徹底推翻羅伊判例的主張，多數意見的回答是：本案和羅伊案涉及的事實顯然不同-在本案，密蘇里州政府強調，存活性是國家保護潛在生命的時間起點；在羅伊案，除了挽救母親生命的墮胎之外，一切墮胎都被認為是刑事犯罪。鑒於案件事實和爭點沒有給法院提供全面推翻羅伊判例的機會，因此，法院所做的只能是修正、限定羅伊判例。

3.南賓州計劃生育診所訴凱瑟（1992）〔12〕

在凱瑟案，1982年頒布、1988和1989年修正的賓州墮胎控製法的合憲性受到挑戰。該案原告是賓州5家提供墮胎服務的診所和一名代表本人和其他人提起集團訴訟的醫生。原告認為：賓州墮胎法與羅伊判決明顯抵觸，請求法院宣告該法違憲，發布禁令禁止該法實施。該案被告是賓州政府，美國聯邦政府作為支持賓州政府的「法庭之友」參加訴訟。巡迴法院宣布引起爭議的法律條款全部違憲，發布永久性禁令；上訴法院推翻了巡迴法院判決的主要部分；最高法院以5∶4作出判決，基本維持上訴法院判決。

在凱瑟案，O『Connor法官代表3名大法官形成聯合意見，Blackmun和Stevens兩名法官對聯合意見部分附合、部分反對，以首席法官Rehnquist為首的4名大法官表示異議。因此，只有部分聯合意見成為多數意見。

聯合意見一方面重申羅伊判決主文的正當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又通過界定羅伊判決主文而限縮羅伊規則。

凱瑟聯合意見形成規則如下：

（1）在胎兒具有存活性之前，婦女有選擇墮胎的自由，但是，國家為了保護潛在生命，可以限制墮胎，只是不能以禁止墮胎的方法進行限制；在胎兒具有存活性之後，除了繼續妊娠危及母親生命和健康的例外情況外，國家可以採用包括禁止在內的方法限制墮胎。聯合意見並沒有象羅伊判決那樣把墮胎自由稱為憲法保護的「基本權利」或者「隱私權」，從而沒有採取羅伊判決對限制墮胎法進行「嚴格審查」的規則。

（2）羅伊判決的三階段劃分既不符合該判決主文所承認的、保護潛在生命的國家利益，也不是確保婦女選擇不受政府幹預而必不可少的措施，因此，廢除羅伊判決的三階段標准。政府以保護潛在生命或者鼓勵婦女生育為目的之法律可以覆蓋整個妊娠過程，只要法律措施沒有給婦女的權利造成實質性的不當負擔。在羅伊判決之後，最高法院以三階段劃分為依據而作出的判決，應當部分推翻。

（3）在廢除三階段標准之後，法院審查限制墮胎法是否合憲的標準是「不當負擔」：如果法律目的或效果對胎兒具有存活性之前的墮胎造成實質性障礙，則為不當負擔條款，得被廢除。但是，「不當負擔標准」本身並沒有成為多數法官接受的規則-主張推翻三階段標準的是7名法官（持聯合意見的3名法官和持異議的4名法官），反對凱瑟判決「不當負擔」標準的是6名法官（持異議的4名法官和持附合意見的2名法官），支持「不當負擔」標準的只有聯合意見的3名法官。其結果是，凱瑟判決重申了韋伯斯特判決推翻三階段標準的裁定，但是，沒有任何標准代替三階段標准。

凱瑟判決的聯合意見與羅伊判決多數意見至少存在三個差別：其一，允許法律干預墮胎的范圍實質性擴大，允許法律干預墮胎的時間實質性提前。根據羅伊判決，在妊娠過程中，保護孕婦健康和潛在生命的兩種國家利益在內容上是分別存在、在時間上是先後形成，在一種國家利益形成之前，以實現該利益為目的而限制墮胎完全缺乏正當性。根據凱瑟判例，保護潛在生命和孕婦健康的國家利益始終與婦女的墮胎權同時存在，政府限制墮胎的措施可以覆蓋全部妊娠期；其二，羅伊判決和凱瑟判決在價值判斷方面的一個重大差別是關於潛在生命的認識。根據羅伊判決，潛在生命隨著胎兒具有存活性而出現；根據凱瑟判決，潛在生命隨懷孕而出現，而在胎兒具有存活性之後，潛在生命轉化為一個「可以（脫離母體）獨立存在的第二生命」；其三，違憲審查標准不同。根據羅伊判決，婦女墮胎選擇是憲法保護的隱私權，屬於個人「基本權利」范疇，除非存在「不可抗拒的國家利益」，法律限制基本權利是違反憲法的。根據凱瑟判例，婦女墮胎選擇是受潛在生命限制的「自由」，違憲審查的標準是「不當負擔」，這是一種較為寬松的司法審查標准。

在當事人爭議的具體問題上，聯合意見形成了基本維持賓州法律的判決：

（1）豁免條款審查。「病情危急」是賓州法律規定的唯一的、可以豁免法律限制的理由。巡迴法院認為，「病情危急」至少沒有包含妊娠綜合症、不可避免的流產和子宮內膜移位等需要立即流產的情形，而上訴法院則認為，「病情危急」顯然包含這三種情況，聯合意見認為，最高法院的傳統是尊重下級法院對州法律的解釋，因為，它們更接近法律實施的區域，因此，上訴法院認為「病情危急」條款合乎憲法的結論，應當維持。

（2）告知條款和等候條款審查。賓州法律規定，醫生在墮胎手術之前，必須告知孕婦墮胎的危險、胎兒圍產期、政府對生育的醫療幫助、男方對子女的撫養義務、收養兒童的信息，在告知有關信息之後的24小時之內，不得進行墮胎手術。巡迴法院認為，該條款增加了婦女的心理壓力，是說服婦女放棄墮胎，而不是提供中性的信息，因此，與最高法院早先的判例-AkronⅠ案相抵觸。聯合意見則認為， AkronⅠ案適用的羅伊三階段規則已被推翻，故政府可以說服婦女放棄墮胎。巡迴法院還認為，24小時等待給婦女增加了墮胎的困難-她們至少要兩次往返診所，可能受到在診所外示威人的騷擾，可能因為24小時之內兩次外出而暴露墮胎意圖，可能因為路途遙遠而產生種種不便。聯合意見則認為，這些規定固然給婦女造成麻煩，但是，並沒有構成實質性障礙，因此，不屬於不當負擔。

（3）配偶通知條款審查。賓州法律規定，已婚婦女墮胎，必須向醫生提交書面聲明，表明已經將墮胎決定通知丈夫，或者簽署另一份顯示下列事實之一的書面聲明：a.丈夫不是導致她懷孕的男人；b.丈夫下落不明；c.懷孕是因為她本人已經舉報的婚內強奸；d.通知將導致丈夫或者其他男人對她的身體傷害。

巡迴法院認為該條款違憲，上訴法院推翻了巡迴法院的裁定。

聯合意見認為，配偶通知義務給墮胎造成實質性障礙，屬於不當負擔。一些研究報告表明：美國，200萬家庭存在家庭暴力；另一些研究報告則表明：家庭暴力更為廣泛，大約有一半已婚婦在婚姻期間遭受毆打；在夫妻關系不和的家庭中，妻子對丈夫披露懷孕，常常引發家庭暴力。丈常常以妻子婚外懷孕為借口而實施暴力，如果妻子為了逃避家庭暴力而居住在婦女收容所，通知務將使她暴露住所而處於不安全境地。考慮到家庭暴力廣泛存在的事實，配偶通知義務會使婦擔心自身和子女安全而放棄墮胎。

州政府爭辯說，社會調查表明：在墮胎婦女中，已婚婦女只佔20%，在尋求墮胎的已婚婦女中，95%的人願意事先通知丈夫；因此，對配偶通知義務感到不便的人，只佔墮胎婦女總數1%.聯合意見則認為，受限制人數多少無關緊要，因為，法律本身就是限制可能實施某一行為的人，而不是限制其他人。州政府的另一個抗辯理由是，丈夫有權關注潛在的生命；聯合意見回答說，一個生理上的事實是，懷孕的是妻子，而不是丈夫，墮胎法是限制妻子，而不是丈夫的自由。

（4）未成年人徵得父母同意條款審查。聯合意見認為，未成年人有必要在作出墮胎決定之前征詢父母意見，此外，法律允許不願徵求父母意見的未成年人得到司法豁免，因此，不構成不當負擔。

（5）報告條款審查。賓州法律要求醫院和診所向政府報告每一例墮胎病案，報告內容包括：醫療機構名稱；墮胎手術的方法、時間、地點；胎兒圍產期、重量；孕婦年齡、生育史和墮胎記錄。根據政府的信息公開法令，公眾有權知曉政府取得的醫療報告。但是，聯合意見認為，這些信息並不足以暴露婦女身份，因此，沒有構成不當負擔。

最後結果是，除了配偶告知條款之外，其他引起爭議的賓州法律均合乎憲法。

二、 民主政治和司法裁判的分野之一：法院能否從羅伊案找到自己的合法角色？

（一） 關於法院入侵民主政治的指責

羅伊法庭擅斷僭越，侵入了一個本來不屬於法院管轄的政治問題，這是對羅伊判例的主要批評之一。

在羅伊案不同意見中，White大法官認為：羅伊案爭議的問題，「本來應該留給公眾和公眾為解決自身事務而設計的政治程序去解決」：「羅伊判決不必要地和過分地行使了違憲審查權」；其結果是，「50個州的公眾和立法機構因為最高法院的憲法解釋而喪失了權衡兩種對立利益的權利-一方面是胎兒發育成長和繼續生存的權利，另一方面是因為繼續懷孕而可能受到影響的母親的權利。」

在韋伯斯特案多數意見，首席大法官Rehnquist指出：我們今天的判決將允許州政府對墮胎問題進行規制，這種規制按照羅伊判例可能是被禁止的。但是，維憲審判絕對不是越俎代庖，不是解決立法過程中互不兩立的政治分歧，政治問題應當由民選代表去解決。「憲法將一些事務設置在民主程序之內，將另一些事務設置在民主程序之外，維憲審判就是維持兩者之間的平衡。」

在韋伯斯特案附合意見，Scalia大法官強調：羅伊案是最高法院本來不應當介入的政治問題，法官試圖作為國務活動家解決政治問題是不必要的冒險。「一旦陷入政治問題，法院就會面對公眾壓力而陷入兩難境地：一方面，解決政治問題應當順應多數民意；另一方面，最高法院法官是任命的，而不是民選的，最高法院法官任期是終身的，能否得到民眾多數支持與能否繼續任職無關；法官的角色是遵循法律，而不是順從民意，法院決不應該超出案件事實本身去回答任何憲法問題-只要不必涉及憲法問題，法院就沒有必要牽扯憲法問題；只要可以根據前例解決當前爭議，法院就沒有必要創制新的憲法規則。在任何情況下，法院都不應該製造一個寬度超出案件事實需要的憲法規則。」羅伊判例的錯誤正是制定了一個寬度超出案件事實需要的憲法規則，從而使最高法院陷入了政治紛爭。在凱瑟案不同意見， Scalia大法官重申：允許還是禁止墮胎，應當象其他重要問題一樣，通過民主途徑解決-公眾互相說服，然後進行表決，換言之，是否限制墮胎，是全面限制、還是從特定時間開始限制，採取何種方式限制，應當由各州政府通過反映當地多數意見的法律決定，而不是由最高法院代替州政府進行立法。

在Scalia看來，既然法院不能充當回應公眾反映的角色，捲入政治問題極為不明智。Scalia的質疑重復了一個古老的問題：法院通過解釋法律而回答一個政治問題，是否越界入侵？如果這根本不是一個法律解釋問題，法院憑什麼就此作出決定？

Bork法官和Scalia觀點相似（當然，僅僅相似而已）。Bork認為，羅伊判例是本世紀司法入侵民主政治的最壞的實例，一旦司法捲入政治，必定導致法院的毀滅，羅伊判例應當徹底推翻。Bork和Scalia都認為，司法應當和政治隔離，但是，Bork比Scalia更為激烈。Bork進一步提出質疑：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違憲審查權是否正當和必要？歐洲國家的最高法院並不擁有類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違憲審查權，但是，歐洲人民享有的自由未必在美國人民之下。〔13〕Bork爭辯說，如果最高法院有權通過憲法解釋而裁判政治問題，那麼，立法、行政當局也應當有同樣的權力；一個當事人對最高法院的裁定不滿，完全可以就同一問題向其他權力機構請求裁斷。〔14〕

Ely教授同樣激烈批評羅伊判例，但是，他的看法和Bork、Scalia有明顯區別。Ely並不反對法院捲入政治，他認為：如果司法干預能夠推動以選民參與和代表機制為基礎的民主政治，干預就是正當的，相反，就是不正當的。羅伊判例的非法性不是因為法院捲入了政治問題，而是法院剝奪了已經得到立法保護的少數利益。Ely爭辯說，與無數未出生就被處置的生命相比，婦女是多數胎兒是少數。〔15〕Ely的核心觀點是，如果一個社會聽任少數法律精英人物擺布，民主政治的基礎就會被動搖。

（二） 權利制衡：司法被動干預政治的正當理由

在美國，司法入侵政治不足以單獨動搖羅伊判例合法性，因為，違憲審查權本身就是一個不能完全脫離政治的司法職能。司法干預政治的指責只是一個質疑，一個迫使最高法院進行辯解的質疑。自從1803年的馬布里訴麥迪遜案〔16〕開創違憲審查先例之後，最高法院反復闡述了行使違憲審查權的三個正當理由：

1.法院的職責是在具體個案中應用法律。只有解釋法律，才能應用法律，因此，法律是什麼，只能由法院通過針對具體個案的法律解釋決定。如果憲法不能通過司法解釋而應用於個案，其存在就毫無意義，而法院解釋憲法又無法迴避一個基本問題-法律是否和憲法抵觸？〔17〕

2.在多數民主下，宗教、種族和政治少數的利益可能被剝奪或者得不到平等保護。如果少數人在一個社會處於分散和孤立無援的狀態，他們只能聽任多數人專斷和任意的擺布。法院審查多數人決定的法律是否合乎憲法，正是對民主政治的必要補充。〔18〕民主多數可以修改憲法，但是，不能通過法律剝奪或者不當限制憲法保護的基本個人權利。羅伊判例的反對者也承認：法院為少數利益而審查民主多數決定的法律是一個正當理由。正是基於這一共識，L.Tribe教授才有理由爭辯：一個國家關於基本權利的法律應當一致，而不能象禁酒、交通規則那樣由各州根據「地方性知識」自行決定；蓄奴州和廢奴州劃界而治的歷史教訓告訴美國人民，關於基本權利問題只能服從聯邦憲法。當公眾就個人基本權利發生重大分歧時，法院在憲法的名義下尋求解決方案是順理成章的。〔19〕

3.聯邦黨人關於司法制約立法和行政的職能，是最高法院進行辯解時反復引用的正當理由「法院既無武力，也無金錢，為三權中最不具有危險性的部門」，「法院為人民和立法機關之間的中間機構，以監督後者局限於其范圍內行事。」〔20〕

盡管司法和民主之間存在傳統邊界，但是，傳統邊界並不是封閉的和不可改變的。在傳統邊界模糊的接壤地帶重新劃分邊界和無視傳統邊界的大舉入侵是有區別的，前者會被容忍，後者會受到抵制。因此，關於羅伊判例的合法性疑問不是法院是否越界干預民主程序，而是法院是否偏離傳統角色，以大舉入侵的方式進行了干預？法院是否改變了司法克制的立場，而過分地、不必要地介入政治沖突？

（三） 司法克制和司法主動的界限：關於Scalia將羅伊案和司考特案〔21〕相提並論的質疑

1.違憲審查畢竟不是法定權力。最高法院通過違憲審查而干預政治，與其說是來自憲法本身的權力，不如說是來自民主多數的容忍。最高法院之所以能在一個崇尚多數民主的社會保持這種權力，不是因為它有權勢，而是因為它在主動出擊的時候，始終沒有忘記保護自己的軟下腹。每當最高法院干預政治的時候，總是採取說服民主多數的低姿態：法院是維護民主多數已經接受的憲法，只要可以避免憲法問題，法官就不會涉及憲法問題；法官尊重民主多數的選擇，不管他是否同意這種選擇；法院干預具有重要價值而值得容忍；法院沒有涉及政治問題，只是遵循先例等等。在馬布里訴麥迪遜案，最高法院一面打開司法入侵政治的門戶，一面重申政治性質的問題不屬於法院管轄，法院只是在行使解釋憲法的權利；從1905-30年，最高法院一面宣布200多個規制經濟的法律違憲，一面謙虛地說：自己只是遵循前例，並非反對政府的經濟政策；在巴克案，最高法院一面突入以前從來沒有過問的議員席位分配問題，一面仔細斟酌司法和政治的界限，表白自己並未越界。〔22〕這不是虛偽，而是明智：最高法院需要以謙虛的姿態和尊重民主多數的立場，交換民主多數的容忍。如果最高法院理直氣壯地聲稱自己有權干預政治，那就構成對多數民主的挑戰，這種挑戰是不可容忍和無望取勝的。因此，最高法院的傳統是，對政治問題採取司法克制立場。

（1）羅伊判例受到的批評是，最高法院放棄了司法克制立場，對政治問題採取主動、逼人的態度。

Scalia認為，羅伊判例是司考特案的翻版。〔23〕在司考特案，當事人向最高法院提出的問題是：黑人是不是憲法保護的「公民」？最高法院冷酷地回答：「不是。」

首席大法官Taney代表多數法官宣讀了判決意見。Taney大法官認為：（1）在憲法創制者的意圖中，黑人並不是憲法保護的「主權人民」或者「公民」，相反，黑人在當時被認為是「劣等民族（a subordinate and inferior class of beings）」，他們不能主張憲法規定由公民享有的「特權和豁免」。「至於法律政策或者隱含政策是否公正，這不是法院可以裁定的問題，而是應當由政治權力、立法機構、締造國家和創制憲法的人決定的問題……法院只是按照他們的意圖和意願解釋他們下達的指令……」；（2）按照美國憲法，國會不得制定法案「未經正當程序而剝奪公民財產」，司考特是被告的財產，國會制定的「密蘇里折中法案」侵犯了被告的財產權，應屬無效；司考特不得根據該法案主張任何權利。

這一判決在美國掀起軒然大波，作為對Taney法院的挑戰，林肯在一次演說中問聽眾：「司考特案是否解決了奴隸問題？是不是給我們帶來了和平？」聽眾的回答：「沒有。」林肯說：「一個判決只能解決一個案件，不能解決一個法律，更不能解決國家未來。」在1868年，憲法第14修正案推翻了司考特判決。

在司考特案141年之後的凱瑟案，Scalia挖苦羅伊判例多數意見的代表Blackmun，將他比做Taney首席大法官。〔24〕，Scalia聲稱，凱瑟案判決使他想起了懸掛在哈佛法學院的Taney首席法官的畫像，「已經82歲高齡的Taney身著黑裝，端坐在陰影遮蔽的紅色扶椅里，左手擱在腰間的一摞文檔上，右手擱在扶手邊，無力地垂盪，似乎是毫無生氣。Taney直視觀瞻者，他的表情、他深陷的眼睛流露出無可名狀的哀傷和黯然。也許，他的神情總是這樣，即便在感受思考的最大樂趣時也是如此。但是，如果我們知道他作為首席大法官的生涯因為司考特案而蒙上的陰影，我們不能不認為：司考特案在他腦海里燃燒，他在思考這一案件對法院的影響，對整個國家曇花一現的影響。大約兩年前，他也認為自己是『呼籲在全國性分歧中對立的雙方結束爭議，接受植根於憲法的共識。』」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Scalia將Taney和Blackmun相提並論的時候，他忘記了自己一直重復Taney在司考特一案的核心觀點：法院不應當干預政治。Taney正是以法院對政治問題無可奈何為借口，回答了當時最為尖銳的政治問題：黑人不是可以主張憲法權利的公民，而是奴隸主的私人財產。，Scalia的一貫主張是，法院應當對憲法問題採取被動態度，法院嘗試平息全國性的政治紛爭，結果總是使自己陷入無法擺脫的困境，因此，始終和Taney站在同一立場的，不是Blackmun，而是，Sca

❾ 中國留學生找韓國槍手替考是否獲刑

據韓聯社消息，韓國大邱地方法院26日依法判處請人代考韓國語能力考試（TOPIK）的一名中國留學生有期徒刑四個月，緩刑一年。替考人和居間介紹人也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個月，緩刑一年。

法院認為，代考會給其他應考者造成不利影響，雖然犯罪情節並不輕微，但被告人承認大部分犯罪事實並進行反省，且最終未能達成犯罪目的，因此做出上述判決。

(9)賓州法官擴展閱讀

中國女留學生找「槍手」替考托福被捕：

英媒稱，使用學生簽證進入賓州州立大學的中國女留學生黃樂怡（音）2018年4月2日在波士頓聯邦法院對於在美國大學入學考試中作弊表示認罪，成為美國調查國際學生找人代考事件中最新認錯者。

據路透社4月2日報道，檢控官們表示，該名女留學生在以前的考試中未能達到賓州大學最低錄取分數線，之後於2016年3月花錢安排「槍手」替考托福。

根據法庭文件，黃樂怡承認她支付3000美元找人替她靠托福，並根據中間人的要求，將她的中國護照寄到馬薩諸塞州某個地址。

檢控官們說，那些學生都是因為被大學錄取而獲得簽證的。他們說，由於這一行為，黃樂怡涉嫌欺詐美國政府，妨礙美國國土安全部對國際學生獲得簽證標準的管理。

報道稱，盡管21歲的黃樂怡面臨5年監禁，但在她同意被遣返之後，美國地區法官丹尼斯·賽勒判決她的刑期為已被監禁的日子，她的律師沒有立即回應置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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